个人所得税税率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4 12: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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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个人所得税（Individual Income tax）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税种，近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上调免征额，从2011年9月1日起，免征额上调至3500元。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该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发展得也比较完善，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对中美个人所得税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以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简介
（一）纳税对象
在我国，纳税对象分为两种，一种是居民纳税人，一种是非居民纳税人。居民纳税人是指在我国有固定住所或者没有固定住所但居住满一年以上的纳税人，对其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人是指在我国无固定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是无住所而且在我国居住未满一年的纳税人，仅对其在中国境内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税率
我国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相结合的机制。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后，2011年9月1日起我国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是7级超额累进税率，根据个人应纳税所得额的不同，分别适用于3%，10%，20%，25%，30%，35%，45%的不同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三）计算方法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应依据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详见表1）
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所得额 = 总工资 - 三险一金 - 免征额
表1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税率及速算扣除数
二、美国个人所得税制简介
美国采用的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来源的收入进行加总，扣除免征项目后，再按照总额相适应的累进税率进行计算。
（一）纳税对象
美国将纳税人也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两种，居民纳税人就其在全球所得进行纳税，而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在美国境内的所得进行纳税。
（二）税率
由于美国纳税人是以家庭为单位，并根据家中是否抚养小孩等一系列情况进行减免，因此这里我们以家庭没有小孩为例。
表二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
各州所得税率根据具体情况还有略有差异。例如，根据资料显示，2010年夏威夷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的州，税率最高为11%，同期的纽约州最高税率为8.97% 。
（三）计算方法
①全部所得- 免税项目= 毛所得;
②毛所得- 调整项目= 调整后的毛所得;
③调整后的毛所得-分项扣除额(或标准扣除额)-个人宽免额= 应纳税所得额;
④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初算税负;
⑤初算税负-税收抵免款项= 应缴税款
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在征税的时候会考虑家中成员的具体状况，比如家中如果赡养老人或者是抚养儿童的话，会有一定情况的减免，因此，同样收入的两个家庭，有老人需要赡养或是有儿童的话所缴纳的税收会有很大差距。第二个特点是，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高收入者。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这说明，美国政府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占总人口少数部分的富人，不是占总人口大部分的工薪阶层。
参考文献：
[1]黄勇.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比较及启示[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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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率;工资薪金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模式存在的问题
税率，税制设计的核心要素之一，它是一个国家的直接收入和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大小密切相关的事情。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进一步讨论，个人所得税税率已成为我过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设计的重点之一。在税率改革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是税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多元个税税率的方法进行征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以下方面：
（1）个税劳务所得的税率设计复杂，有碍税收公平
根据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劳动收入按不同的收入段进行区分，进行税率多元化征收，其超额累进税率为3%到45%和5%到35%；其比例税率为20%。而这样的税率设计导致了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的累退效应和税收负担的横向不均。举一个简单例子，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均属于个人所得税中的劳务所得税目，而上述分类所相对应的纳税人受到的税负是不同的。这样的复杂设计会加大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工作量，增加征税成本，同时也会导致税负不均。
（2）个税资本利得的税率差异，有碍税收公平
从90年代至今，居民的收入来源组成越发复杂，人们不仅仅只有工薪劳务收入，利息，股息和红利等资本所得大有增长的趋势，占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源较大比例。然而，利、股、红同样都是资本收益，但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且它们所适用的税率也不同，这样的税制设计缺陷会产生纳税人避税行为，不利于公平税负。此外，如财产继承和股票转让所得，不包括在征税范围，而它们恰好属于资本所得。这样的现状与我们的税收制度设计的目的——实现公平税负——是相悖的。
(3)多元税率设计会导致避税行为增加，不利于国家税收收入
根据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其中包含十一个应税所得项目，而该十一个项目的税率设计又不同，所以，在给定应税所得的条件下，不同税目的税负大小不一。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中，有些个人所得的界定模糊，根据这样的税法界定漏洞，纳税人存在着避税动机，将个人所得在税目之间转移，移花接木。这样的避税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税收缺口的扩大。
(4)累进税率的边际税率高、级次多与税收制度的复杂性
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主要是为了实现量能负担的目的，但我国在税法制度设计的缺点，它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这特别体现在税率累进档次和累进级之间的差距上，我国的档次较多，而级距较小，设计的过于复杂，这样允许了更大的税收筹划空间，所以不利于该组织的财政收入。高边际税率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税收征管级率过高带来了很多麻烦。
二、工资薪金税率设计
（1）费用扣除标准（免征额）
虽然个税税率不设计费用扣除标准，但是我们认为个税的设计必须将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发挥个税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此首先对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讨论。我们将2008年的全国收入的统计数据将其进行分组，可以得到表1结果。
计算结果表明，根据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收入确定的中位数（半分点）相应的每月工资收入为160867元，该数据低于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三分之二的位点相应的收入为每月工资不足2200元，而四分之三对应为2600元。根据陈建东、蒲明的理论，考虑中低层收入的人群，按3500元的生计扣除标准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是确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继续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将不会受到影响，中等偏下的生活类标准。具体来说，一方面，考虑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价格调整的影响，可以直接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另一方面，考虑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帐户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的金额可以是人民的利益比例。
（2）、关于边际税率
为了培育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本文认为应该保留3%的低税率，从而保证“宽税基，低税率”的理念能够实现，而鉴于世界各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对个税税率的最高边际税负调低的经验，目前我国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总比例仅为63%左右，在这一比例是很难发挥个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的。因此，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我们建议最高边际税负参考日本税率降低到37%这一世界中等水平。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崔志坤，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国际比较及中国的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10（4）；
［2］ 徐海鸣，关于改革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1（5）；
［3］ 马骁、陈建东、蒲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及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1年（3）.
［4］ 陈建东、蒲明，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的研究，税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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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个人所得税率不断下降，税制结构相对得到了简化。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综合分类所得税率，综合所得税是将劳务所得（即工薪所得）、利息所得、股息所得、不动产租赁所得、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加总按照累进税率征税。韩国分类所得税制主要对三种税目征税，即：资本收益、退休收入及山林所得。
韩国的综合所得税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的。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另一种是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各国实践证明，仅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而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式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因为它不仅充分地照顾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纳税人数，提高征管效率。制定费用扣除标准的初衷在于维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因此在扣除标准的制定上增加了照顾纳税人特殊情况的生计特别扣除项目。将赡养费、抚养费、教育费等纳入固定扣除部分。特别扣除主要是为保证中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照顾进行的。
（二）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分析
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制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按应税项目分类征收不同，实行的是综合分类征收。综合征收部分要对纳税人全年各项应税所得综合计算征税，可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基本原则，可以对高收入者实施有效调节；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不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相对不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漏洞，强化了个人所得税的调控功能。本论文从纵向方面来论证，从两个方面对韩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情况进行分析，其一是不同收入者纳税比例来分析，以一亿万韩元为标准，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部分，通过分析两部分人群的纳税比例，来论证是不是高收入的人多纳税了，税制是不是体现了公平分配的功能；另一方面主要从工资薪金所得来考证，即相同性质的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是不是公平。
为了进一步分析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按照年纳税收入，分为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和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下的两部分进行分析，一亿元以上的部分作为高收入的人群，一亿元以下的部分作为低收入的人群，看看高收入的人群是不是承担了较高的税收负担，而低收入的人群比较多，是不是承担了较少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就可以认为个人所得税是具有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的。从资料可以看出，收入占一亿万元以上的人数占4%，可是实纳税额却占65%，收入占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下的人数占96%，可是实纳税额却占35%，真正体现了收入多的多纳税，收入少的少纳税。由于韩国社会财富和个人所得分配日趋不均，税收作为矫正收入分配悬殊差距的作用也日趋重要，这些数据表明，韩国的个人所得税发挥了税收的调节纵向公平的作用了。对调节意大利经济学家巴雷特提出的“关键少数（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与次要的无所谓的多数（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的财富分配规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本人根据2003―2006年的韩国个人所得税纳税资料，分析这一时间段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人群实纳税额趋势，以此来判断韩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走向。年收入一亿万元以上的人群的纳税额趋于增长，说明了相对富有的人群趋于多纳税，韩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作用正得到加强。
综上所述，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种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情况。韩国的个人所得税采取的综合征收的方法，这种模式，可以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能够体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
二、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的问题
（一）税制模式落后，税收负担不公平
在改革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中，个人所得税税收政策变化应当是改变初次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环。一直以来，我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的税制方式，对于工薪、劳务报酬、资本利得等分科目分别核定收入额和所得税率进行征收。这种征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其计算简便，在核定单项收入总额及其扣除基数方面不存在太大的难度，减轻了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就是无法考量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结构在必要生活支出上的不同，从而导致在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来源结构存在明显不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无法做到事实上的公平对待。容易造成综合收入高、所得来源多的人通过分计等手段逃税，而收入集中、所得来源少的人反而要多缴税。高收入的富人中，工薪收入占很小的比重；低收入的人中，却靠工资薪金维持生存。我国的个税对非工资薪金收入适用比例税率，却对工资薪金适用累进税率，导致税负不公平。
（二）费用扣除标准低，规定简单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首先，这种扣除方法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也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理论上讲，个人所得税应根据纳税人的赡养人口、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年龄大小等具体情况进行扣除。但现行税制对所有纳税人一律实行定额（定率）扣除弊端很明显，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三、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思路
（一）依据我国国情，选择税制模式
从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选择上看，一般不外乎三种模式：一是分类所得税制。二是综合所得税制。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其中，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是指同一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于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计算纳税。
（二）改革扣除方法，调整扣除标准
对于综合征收的扣除，应该与实际费用负担联系起来，否则就会削弱调节作用。税收的重点应着眼于中高收入者，因此在指定税收政策上应适当照顾社会弱势群体。在扣除项目中，除了基本扣除外，还有其他一些扣除也应考虑，如养老金、医疗保险金、住房保险金。向政府、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的部分可以继续扣除。同时，还要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弹性，扣除额应随物价等因素做适当的调整。
（三）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基本纳税单位的混合所得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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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费用扣除
上个世纪末，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职能逐渐转变为增加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差距。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来，我国外贸出口受到影响，因此国家开始着手出台政策拉动内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现在及将来外贸出口减少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然而，物价上涨、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和人们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消费市场没有出现政府所期望的效果。由此，很多人将这一现状的改变寄托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上。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的现状
我国目前采用分类所得税制，使用分项扣除、分项定率、分项征收的模式，将个人收入项目划分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11类。在现行税制下不同收入种类所得采用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算征税。这种课税模式其立法依据在于，对不同性质或来源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率，达到使其承担不同税赋的目的。但没有考虑纳税人总体的负担能力，不能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在我国的运用实践表明其协调性较差、缺乏弹性、加大了征税成本，导致纳税人不同类别收入的税负不同，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也容易造成纳税人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收入在不同类型收入间进行转换，多次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达到不缴税或少缴税的目的。
1.我国个人所得税总量的变化及占税收收入的比重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量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开始快速增长。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72.67亿元，2008年达则到3722亿元，年平均增幅达到48%，增长了50倍，其增长速度远远大于GDP、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
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1.42%，提高到2007年的6.98%。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各税收入的比重为1.42%。1994年以后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每年增幅均高达30%以上，1999年其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上升至3.87%， 2000年达到5.25%， 2003至2006年连续四年保持在7%以上， 到2007年该比率为6.98%。
2.我国个人所得税各项目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比重
我国个人所得税11个分项目收入中，按工薪所得征收的占首位，且比重逐年提高。1994年根据工资薪金所得计征的税收收入占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42.87%， 2007年该比率提高到54.97%。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的位于第二位，但其所占比重变动较大，最高于2001年达到34.94%， 2007年降至24.94%。按个体工商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第三个主要来源， 1994年达到20.12%，此后该项目收入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到2007年只占12.56%。2007年上述三项个人所得税收入合计占92.47%，其余各项合计不到8%，这是现行中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特色之一。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1. 分类所得税制容易产生制度性的漏洞。纳税人可以通过分解收入、转移收入类型等方式,达到多扣除与减少应税所得或降低税率的目的,形成偷、逃、避税等现象。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将个人所得划分为11个具体项目,对每一种所得按各自独立的计税方法进行计税，目的在于根据相应的纳税能力标准分配应纳税额。如果纳税人有各种来源所得,可将所得分成各个独立的部分,即税基“分割”,不仅难以实现公平的预期目标,反而容易导致新的不公平。
2.费用扣除简单化。采取统一的扣除标准,必然会在相同收入的纳税人之间造成税收负担的不一样,扭曲横向公平原则,“量能负担”成为空谈。以我国的工薪费用扣除额为例,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凡取得工薪者每月固定扣除生计费用3500元。对于一个赡养三口之家的纳税人和一个单身纳税人,同样扣除3500元以后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这种表面上的平等,结果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3．税率结构设置制度缺陷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根据不同的征税项目,对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分别适用9级和5级超额累进税率；对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等适用比例税率；对于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在实行比例税率的基础上,再加成征收或减征。这样,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有3种税率,还有减征和加成征收。这些规定,既不便于纳税人掌握,也不利于税务机关征管,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转移分解所得数额、变换所得形式以适用低税率的动机。如工资、薪金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可以相互转化；发放奖金与分配红利,可以选择确定，这种将不同所得区别对待的做法,容易引起税收歧视和税负不公。
4.工薪收入累进级次多、边际税率过高。我国现行工薪所得的45%税率已明显高于周边国家，9级超额累进税率也使得级距过多，计算复杂。近几年来,由于个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以及税务机关加强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征管等,工薪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收入来源项目,约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50%左右。工薪所得的超额累计税率级次多达9级,一部分税率很少使用。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工薪收入阶层的应纳税所得适用范围主要为5%-25%和30%,30%以上的税率用的很少。另外,45%的高边际税率容易抑制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5.征收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相比,我国采用了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方法。但我国主要是通过源泉扣缴的办法征收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自行申报的范围相对较小： (1)年所得额超过12万元以上的； (2)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3)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4)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6.收入监管体系落后,税款流失现象严重。目前,个人取得的收入呈现多元化、隐性化的趋势,而税务部门、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企业等没有统一的联网制度,而且如果个人取得的收入采用现金结算办法,税务部门很难真正掌握个人的全年收入情况,偷、漏税现象严重。
7.没有全国统一的纳税人税号。我国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税号,实际征管中是由主管税务机关对本辖区内的纳税人自行设计纳税编码。无法对每一纳税人建立个人纳税档案,将会影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几点思考
1.考虑实行混合税制，设定综合征税项目。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8项列为综合征税项目，比如将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3项并入“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通过综合所得统一调节大部分个人收入项目，促进税负公平。
2.增加费用扣除项目。依据费用扣除要确保维持纳税人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基本开支的原则和公平税负原则，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可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做以下调整：
（1）适时调整免征额标准。参考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做法，可规定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一定幅度时，适时调整免征额标准。
（2）增加单项扣除。考虑近年来增加个人支出的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可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以下单项费用扣除项目，如必要的抚养费、赡养费支出，必要的子女教育费支出，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之外的医疗费支出。
3.适当降低边际税率，调整级距，提高偶然所得的税率，主要原则是“力求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收入者,主要调节高收入者”。现行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等进入综合所得的个人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合并为综合所得后，适用同一税率表，可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表为基础，参考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和国际减税趋势，并结合未来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将现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同时，将9级超额累进税率简化为5级或6级。我国现行政策是鼓励发明、技术创新，所以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可维持原来的20%税率不变。随着社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稿酬收益不断提高，稿酬所得减征30%的优惠可以取消，统一执行20%的税率；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为了鼓励私人投资，还应维持原有的20%低税率。
4.调整居民与非居民的居住时间判定标准。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居住时间判定标准与国际接轨。要全面掌控纳税人应纳税所得，应从以下三方面采集信息：1）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收入；2）扣缴单位支付给个人的所得；3）第三方掌握的个人投资、劳动就业、支取收入、经营交易等情况。为确保税务机关通过上述三条渠道及时掌握个人的收入信息，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在修改后的税法中应补充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人相关资料信息的义务。
5.建立纳税人识别号。可考虑依据个人身份证号码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并在涉税事务中强制使用。纳税人识别号后有助于有关部门利用全国税务机关信息网络，归纳汇总某个人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收入，评估其是否足额纳税，促进税收征管规范化和税源监控。
6.采取必要的征管措施。要使现行的混合税制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借助必要的征管措施：（1）建立全国联网的信息化系统，以方便快捷地处理众多纳税人的申报表；建立个人收入、纳税档案；给每个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2）与其他部门建立信息共享系统，以适应市场经济中个人多渠道、多种类收入监控的需要；（3）调整个人所得税收入在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分配办法，以解决综合征税必然面临的补税、退税问题。
7.建立个人纳税情况与享受社会保障挂钩的制度。北欧等国对纳税人上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一定数额标准的给予奖励。我国也可以学习这一做法，调动公民的纳税积极性，提高其纳税意识。例如：在医院看病时享受一定费用折扣的优惠，或者实行纳税多少与个人的养老金挂钩等优惠办法。
参考文献：
浅谈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设想段爱芳 2010年6月第12卷第3期（前言）
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制度完善之研究艾朝霞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缺陷及对策秦晓东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一段）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效应分析付广军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56期（数据）
中国个人所得税功能定位问题探讨 黄国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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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二、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著,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17.
〔2〕金子宏.日本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65.
〔3〕杨秀琴.国家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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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个人所得税征管之难，难在它的纳税人兼负税人直接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短浅的私欲为其挖空心思逃避税负提供着无限动力。面对这庞大的个性化队伍，与其他税种相比，以思想——纳税人意识的提高进而规范为立足点和突破点进行有益的探讨，对个税税收实现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研究目标以纳税人需求为起点，唤醒纳税人意识，保持和提升纳税人意识进而提高税收实现、推动税制完善。
论文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意识唤醒
一、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主动申报现状
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3185.58亿元。但换个角度看，这个数字并不乐观。2007年全国税收总共达45621.97亿元，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收入的6.98%,印度在1992年就达到了7.68%，发达国家平均为30%,199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是400多亿元时，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焦建国曾测算过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总量，认为流失税款在500亿元左右。
二、目前我国个税纳税人意识偏低的主要原因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公民纳税责任意识与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整体水平普遍滞后。主要原因在于：
（一）我国个税费用扣除现状无助于纳税人意识苏醒
费用扣除的设置对纳税人意识的影响可以这样概括：正向不明显，负向强烈。即费用扣除设计得完美无暇，纳税人的基本需要完全得到保障，也不能明显地使纳税人产生交税的愿望。费用扣除设计不当，侵蚀到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随其侵蚀感的加强，纳税人对税之不满情绪渐强，直至转变为逃避税负行为。故个税中的费用扣除是影响纳税人税收环境知觉的最敏感因素之一，考虑不周，对纳税人意识的负作用是根本性的。
（二）税率设计不合理
税率设计不合理具体表现在：第一、高边际税率的存在，让纳税人望而却步。纳税人的直观感受是：既要拿出近半的所得交税，又要自己大量为生计买单。从而易引起纳税人潜意识对税的抵触。第二、税实践中工资薪金的适应税率，大多集中在25％以下，税负本不算高。第三、税率结构的不合理腐蚀着纳税人意识。真正的高收入阶层基于收入来源多样化与我国个税的过多分类，以致工薪阶层成为个税承担的绝对主体。强烈的反差无疑加重了个税的负担感，消减着部分纳税人仅有的交税积极性。
（三）我国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不到位
税收收入透明度较低及政府的税收宣传重在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纳税人权利重视不够。在这样的前提下，个税自行申报无疑将纳税人的责任与权利联系在一起，主动纳税与税收的知情权联系在一起。导致我国许多公民不清楚税收的一些基础知识，更谈不上利用纳税人权利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我为什么要纳税”；继而使纳税人更加关注政府对于税收收入的使用范围及效率与效果。
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意识唤醒的对策与建议
（一）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
增强全民纳税意识，促使纳税人自觉纳税，是搞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仅为唤醒纳税人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提升纳税人意识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在税收实践中，如何分辨出不同纳税人的不同需要和共同需要，怎样创设和改善税收环境，在满足纳税人多层次需要的同时，以“税收价格论”为基础使交税转变为纳税人之需，从而使其由感而及，（自觉）实施交税行为。恰当满足纳税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认为，越是低层次的需要，若是得不到满足，其激发出来的力量越是强大。生理需要是个体的首要需求，如今通常由个体自行解决。现实中，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虽包含了纳税人生理需要层次之物，但因其或惠及大众并不被显著感知，或显著被感知而仅有少数人享有，难以让个体纳税人自愿在这个层次上为其买单。因此，唤醒个税之纳税人意识，首先要体恤民生，保障纳税人最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尤其不能以税之名肆意干扰。只有个税的征收不侵入纳税人生计保障线才能为个税纳税人意识苏醒创造顺境。
（二）创造性满足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
物质性的考虑对纳税人的激励作用固然很大,但是随着低层次需要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激励作用必然会减弱,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则会成为纳税动力的新源泉。这时,应该创造适宜的条件,满足公民作为纳税人的高层次需要,即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当前，纳税人高层次需要在税收中主要为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称诉求。他们希望从税的付出中,体味到自尊和社会与政府对自己的尊重。纳税人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位居影响纳税人不交税的因素之首；纳税是公民行使权利的前提，因此，应对纳税人的高层次需求要多做研究、不断探索。
总之，只有唤醒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纳税人才可能自觉地缴纳税款，否则就逃税，产生“搭便车”行为。相对于个人收入而言公平合理的个税税负是纳税人交税的心理前提。换言之，个税欲取得纳税人心理认同，首先要合理地考虑纳税人的基本需要。个税设置及执行中所体现的对纳税人基本需要的考虑，对纳税人意识的发展十分重要。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个人所得税制应做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以便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作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作。
参考文献：
［1］宋健敏等编著：《中国财政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
［3］郭庆旺、苑新丽、夏文丽编著：《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杨继元等编著：《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与政策选择》，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P220。
［5］翟继光编著：《个人所得税政策解析与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刘剑文主编：《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张正军编著：《个人所得税实务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梁俊娇（2006年），《纳税遵从意识的影响因素》，《税务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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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现实收入能力;潜在收入能力;地下经济;税收流失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关于税收收入能力的理解和测算是税收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事关政府增收与居民减负之间的矛盾。国内外税收学界对税收收入能力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三个角度:第一,从政府对资源占有的绝对量角度。akin(1973)、dethier(2000)、barro(2002)认为税收收入能力是一个区域或政府单位在可用税收资源下,为公共服务融资的能力。刘新利(2000)、钱扬(2000)、谭荣华等(2005)的观点是:税收收入能力是指在既定的税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税收储量,是一个税收潜在能力的概念。第二,从估测税收收入能力的角度。bahl(1971)、chervin(2000),yesim等(2006)主张税收收入能力是一系列有效税率(统一税率或代表性税率)与相应税基相乘计算得到的税收比率。郭庆旺(2002)则主张从标准税制角度出发估测政府可支配的税收收入。第三,立足于征纳双方的角度。richard(1984)论证了税收收入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民众的支付能力和政府的征税能力的观点。杨元伟(1996)、张培森(2002)指出,税收收入能力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中形成的税收总规模。周广仁(2006)认为,税收能力是根据经济规模、经济运行质量以及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等,以法定税率估算的最大口径的税收收入规模,是对应100%征收率计算的。梁季(2007)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提及的14种税收收入能力的定义后,综合经济环境、税制和征管因素,提出了大、中、小三种税收收入能力的标准。刘合斌(2009)从税收供给能力和税收征收能力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两个方面提出了“税收能力利用指数”,来综合反映税收实现程度。笔者认为,研究税收收入能力的实质是反映政府以税形式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程度。为了区分实际控制和潜在控制程度,我们赞成有些学者把税收收入能力区分为“税收潜在收入能力”与“现实收入能力”两个层次。二者之差额,即征税努力(tax effort)。在本文中,“税收潜在收入能力”是指在既定的税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可征税收总量。而“现实收入能力”则是指在征管模式、纳税人特征、治税环境等现实约束条件下,潜在收入能力最终实现的部分。
对于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的测算,王韬等(1999)认为, 1997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规模应当在税收总收入的10%左右,但是实际上只有3. 15%。梁朋(1999)估算我国1995年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努力为43. 7%。焦建国(2001)认为我国1999年应征而未征的税收流失有50%以上,约500亿元。刘黎明(2005)从纳税人个人收人的分布拟合曲线入手,利用税率计算标准,计算出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流失率2002年为57. 88%。贾绍华(2002)对地上经济采取了税基乘以标准税率的办法,计算了2000年地上经济的个人所得税流失额为732亿元;同时,测算2000年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有5111. 89亿元之多,个人所得税流失729. 47亿元。辛浩(2008)等基于一个改良的现金比率法测算出2006年地下经济规模高达40446. 6亿元,税收流失额6676. 8亿元,个人所得税的流失超过400亿元。上述文献的共同点就是认为目前税制下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能力比较可观,但是现实税收流失严重。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能力转化为现实收入能力的比重在30% ~70%之间。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能力及其转化率测算结果之所以差距较大,缘于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不同,主观判断起了很大作用。有的算法忽略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种特点,计算方法混同于其它税种,有的测算方法对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要素考虑得不够周全,造成估算的失真。笔者认为,准确测算我国现行税制下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对于缓解征纳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税种特点出发,首先把个人所得税区分为现实收入能力和潜在收入能力两个层次,在重点研究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时分为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个部分。在地上经济的测算中,改进了现有的测算模式,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税目,对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作出了较为细致的分项估计。对地下经济,在现金比率法的框架内,对统计数据进行了修正。最后得到了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及其流失比例的结论并进行了解释。
二、个人所得税现实收入能力
个人所得税现实收入能力,可以用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和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来描述。按照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平均水平为2.08%,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0. 99%。人均gni处于750美元~1619美元的低中收入国家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为2. 18%,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1. 71%。人均gni在670美元~75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中央税收收入的比重,泰国1992年为9. 90%,匈牙利1990年为5. 54%,墨西哥1989年为13. 72%,罗马尼亚1991年为20. 92%。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以2007年为例,我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和gdp的比重仅为6. 98%和1. 28%,与国际水平相比较明显偏低。
与其它税种的研究不同的是,由于个人收入信息的不对称,个人所得税现实收入能力主要取决于纳税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行为选择。换句话说,由于个人所得税存在突出的个人信息隐秘的问题,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双方关系上,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纳税人遵从而非税务机关管理,税务机关只能通过各种征管模式去引导纳税人遵从。所以个人所得税的现实收入能力问题,也可以转化为纳税人的行为选择问题,而纳税人的行为选择受制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包括征管模式和纳税人自身特征,外部因素则包括财政、法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环境。在潜在收入能力既定的前提下,个人所得税的现实收入能力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决定的。
1981—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现实收入能力变化情况见表1。
三、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
众所周知,经济是税收的最根本决定因素,经济总量决定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总量。根据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机理不同,宏观经济可以分为地上经济和地下经济两个部分,地上经济是指纳入政府监管、计入国民统计的国民总收入(gni);地下经济则是相对于地上经济而言的,是指为逃避税收和其他财政负担,在官方正式登记注册的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由此,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的测算也相应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地上经济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运用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将统计数据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税目细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个人所得税收入进行分类估算,以求得更为准确的结论。二是地下经济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运用现金比率法,对影响现金比率的信用卡等因素进行调整,以求得与现实相一致的结论。本文首先以山东省为例,测算出潜在收入能力与现实收入能力的实现比率,以此为基础推算出全国的个人所得税潜在税收能力及税收流失规模。
(一)地上经济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流失规模测算
以山东省为例,因为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收入基本上处于起征点之下,所以本文以城镇人口为纳税主体进行测算。假设考察期内城镇人口维持基本不变,估算区间为2000—2007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2000年的6521. 6元增长至2007年的15366. 26元,从表2可以看出,应税收入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大类,从年均5819. 4元上涨到12849. 05元。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累进性,人均收入的增加带动了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的成倍增长。税收收入能力在2000年达到435239.87万元, 2007年增长到2686017. 07万元。同时,税收流失也从2000年的84533. 87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1263675. 07万元,流失比率从2000年的19. 42%增加到2007年的47. 05%,其中, 2005年达到峰值56. 21%。
测算说明:
(1)城镇人口以2005年人口普查数34325909人为准。
(2)行2等于行1乘以城镇人口数。
(3)行4(扣除额之上纳税人年收入总额)是指月收入在扣除标准之上符合纳税条件的人口比例乘以行2而得,扣除标准2006年之前是每月880元, 2006年之后是每月1600元。其中人口比例是按收入等级分的工薪收入乘以权重加总而得。
(4)行5(扣除额之上纳税人的年平均收入)是按照按收入等级分的工薪收入乘以权重后,乘以当年人口赡养系数而得。
(5)行6(扣除额之上纳税人月平均收入)是行5除以12(个月)得到。
(6)行7为按照七分法收入等级划分中符合纳税条件的纳税人在每个纳税等级的所纳个人所得税乘以权重之后的加总。
(7)行8是行7乘以12(个月)得到。
(8)行10(经营性净收入年均应缴个人所得税)是行9乘以经营性所得税率而得。
(9)行12(财产性收入年均应缴个人所得税)是行11乘以财产性所得税率而得。
(10)行13(年人均税收负担)是行8、行10、行12乘以权重加总的人均税收总额。
(11)行14(有效税率)是行13除以人均应税所得而得。
(12)行15(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是行14乘以城镇全部人口而得。
(13)行17法定减免自2003年开始有统计数据。
(14)行18(税收流失总额)是行15减去行16和行17而得。
(15)行19(个人所得税实现比例)是行16与行17之和除以行15所得。
由于山东省的个人收入总体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同时省内地区差距较为悬殊,经济百强县与经济贫困县大量并存,所以在个人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上,替代全国水平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用山东省个人所得税的潜在收入能力与现实收入能力的实现比率来计算全国潜在收入能力。
就全国水平而言,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累进性,人均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与收入差距的拉大,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成倍增长。地上经济的潜在收入能力在2000年达到819. 56亿元, 2007年增长到6015. 1亿元。同时税收流失总额也从2000年的159. 1亿元迅速飙升至2007年的2830. 12亿元。
(二)地下经济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流失规模测算
目前各国经济学家对地下经济规模的测估方法主要包括货币法和非货币法两类,其中以现金比率法最为严谨。现金比率法假设公开经济活动中所进行的交易使用现金或活期存款支票转账来进行,而地下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则主要以现金结算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存在一个合理的现金比率,如果现金大大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意味着地下经济的膨胀。本文采用修正后的现金比率法,测算地下经济流失额,进而计算地下经济的个税流失比率。
根据古特曼现金比率法的基本模型(guttman, 1997)假设: c为现金余额, cu为地下经济中的现金余额,co为公开经济中的现金余额。d为实际活期存款余额,du为地下经济活动中的活期存款余额,do为公开经济中的活期存款余额。yo为公开经济的收入规模,yu为地下经济的收入规模。现金比率ko=co/do,ku=cu/du。而vo为公开经济中收入的周转速度,即vo=yo/(co+do),vu为地下经济中收入的周转速度,即vu=yu/(cu+du),β为vo与vu之比,即β=vo/vu。利用模型中c、d和vu的定义式,可以得出地下经济规模yu的表达式为:
yu=1/β×yo×(ku+1)(c-kod) /〔(ko+1) (kud-c)〕如果再给出一些更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则可以得到更为简化的表达式:
yu=yo×(c-kod) /〔(ko+1)d〕这是简化后用于测估地下经济规模yu的现金比率模型。假设条件是:(1)地下经济活动唯一的交易媒介就是现金,地下经济活动中只使用现金来进行交易,绝对不使用支票活期存款支付,因此有ku趋向于无穷大,即du0,ku∞。
(2)在正常的公开经济活动中,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相对需求保持不变。
(3)单位现金的购买力在地下经济和公开经济中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地下经济与公开经济中收入的周转速度相同,即vo=vu,β=1。
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符合这三个严格的假设。有的学者直接将c与d的数据替代为m1和m2,这种方法虽然简便,却容易造成地下经济估计偏高。在正常的公开经济活动中,人们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相对需求已经随着信用卡等电子支付手段的普遍使用而发生了变化,本文对此进行了折算处理,即将信用卡的消费支付除以货币流转速度,相当于因此减少的现金支付,以此调增流通中现金,调减活期存款。这种原框架下的微调方法更为切合现金比率法的前提与内涵。
要测估yu的值,关键是先得到ko、yo、c、d的值。yo、d、c的数据都可以直接从统计年鉴中获得。
对于ko,可以选定某一特定时期为不存在地下经济活动或者是地下经济的规模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黄金时期”来作为基期,那么基期的c=co,d=do,因此可以求出该时期的现金比率(c/d)作为ko。
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于1980年,由逃避税收造成的地下经济可以以1979年为基期,有ko=(c/d)1979=267. 7÷909. 4≈0. 2943。在du0时,有d=do。如表4,我国地下经济的规模从2000年的7542. 9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7178. 22亿元,个人所得税流失从107. 62亿元增加到619. 76亿元。
表4 全国地下经济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
单位:亿元测算说明:(1)按陈宗胜等(2002)的观点,在可测算的范围内,各种地下经济形成的非法非正常收入中,主体是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未申报收入,约占53% ~76%,其次是走私类非法非正常收入,约占13% ~30%,经济犯罪官员的腐败收入占10%左右。在此取中值,未申报经济占未申报经济与非法经济之和的比例是65%。
(2)税款流失总额由计算出的地下经济规模乘以表2测算出的税负率而得。税负率不同于有效税率,有效税率是对税基而言,税负率是对全部收入而言。
(3)由于信用卡等电子货币交易方式逐步普及,影响了流通中的现金与活期存款的比例,因此在mo内部对流通现金与活期存款做了相应调整,使之更符合实际。
四、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流失规模的基本结论及其解释
(一)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流失规模的基本结论
将地上经济与地下经济综合起来,得到我国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的全部。如表5所示。我国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逐年激增,其中地上经济提供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约占9/10,地下经济提供的收入能力约占1/10。但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率也从2000年的28. 77%增加到2007年的52. 0%,其中以2005年60. 82%为流失的峰值。
表5 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能力与税收流失测算表
单位:亿元如图1所示,我国潜在收入能力向现实收入能力的转化率在50%上下波动,其中地上经济的税收能力流失较为突出,地下经济的流失比重维持在10%左右。
值得说明的是:一是本测算有可能偏于保守。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纳税人有隐瞒应税所得的动机,所以不仅税务机关难以查实,就连统计数据也很可能是趋于保守。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统计远低于实际水平,对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的影响更为明显。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 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 7万元,相当于原有数据(不到2. 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2. 7万亿元,而不是8. 3万亿元,占国民总收入69% (但国民总收入也可能需要上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 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这就导致了应税所得水平整体下移。二是限于统计数据只提供了人均化的收入,这就降低了其对应的税率级次。特别是经营净收入一项,人为地降低了应缴税能力。
(二)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的几点解释
个人所得税潜在收入能力巨大,但是转化为现实收入的比例还很不足,税收流失特别是地上经济流失严重,流失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个人所得税流失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公开经济,还是地下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纳税人有实现隐瞒收入的可能性。从博弈的角度看,偷逃税款的税额越大,被发现的概率越小,发现后被处罚的金额越少,越有可能助长纳税人隐瞒真实收入的动机。因此,建议运用社会综合治税、纳税评估、发票控税等征管手段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运用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等方式使纳税人更加注重个人的名声和荣誉,同时注重稽查线索,加大处罚力度,从正反两个方面改变纳税人逃税的支付函数,减少税款流失。特别是地下经济,虽然对于“非法经济”征税与否还有争议,但是地下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破坏力要远远大于税收流失一个方面,对公开经济的冲击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税收萎缩。因此,必须从提高征税的效率和完善金融秩序两个方面形成合力,防止地上经济向地下经济转移。建议加大金融秩序的整顿力度,金融机构可以依法采取控制现金流量、推行银行卡、账户管理等多管齐下,记录资金走向,限制地下经济交易媒介等,有力打击地下经济,配合税务部门治理税收流失。
2.征管权和收入归属权不匹配是导致征管部门激励不足的重要原因
2002年所得税改革后,中央在个人所得税分配中拿走增量的大头,地方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增收的热情与动力骤减。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机关依然设为地税系统,地税部门受当地政府的影响与牵制,必然将征管力量更多地投入到对地方收入影响较大的税种,如营业税、资源税、财产税等,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则动力不足,税收流失比例因此大幅增加。可以设想,如果继续由地税部门而不是国税部门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依然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获得大部分收入,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就会不可避免。因此,个人所得税的现行征管格局不宜再维持下去,只有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分成比例,或改地税征收为国税征收,才能解决由于征管权与收入归属权不匹配造成的征管动力不足的问题。
3.税制不完善引发的纳税人不遵从是税收流失的动机之一以2005年高达60. 82%的税收流失率为例,之所以2005年税收流失达到峰值,可以说与当时的税收制度有莫大的关系。2006年之前,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是800元,地方有上浮10%的权力。这一标准定于1980年,几十年里曾经降低到400元,却不曾根据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增加,更不要说扣除通货膨胀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因素了。扣除标准等一系列税制不完善导致纳税人抵触个人所得税,纳税不遵从普遍存在。这从2006年扣除额增加到1600元,当年税收并未出现大幅下滑也可以得到佐证。因此,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强化税收的公平导向,是堵塞税收流失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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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收流失；经济影响
abstract: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is one of our country financial revenue important sources. however, in our country current taxation, the personal income tax actually by the public was revealed that is the tax revenue drains the most serious categories of taxes. not only the tax outflow is serious causes the financial revenue loss to be huge, moreover also intensified the personal income assignment unfair condition. therefore, further strengthens a tax the management and the collection means that strengthens the tax law propaganda, raises consciousness which the citizen on own initiative pays taxes is improves our country tax outflow condition the efficient path.
key word: personal income tax; tax revenue outflow; economic impact
前 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例迅速提高，目前占到gdp的70%左右。这为征收个人所得税提供了牢固的税源基础。而居民储蓄存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8年来平均增幅高达48%.2001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成为第四大税种。其中，来源于工资、薪金的税收占41%，利息、股利、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为35%.而在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城市，工资薪金税收占总额的比例超过60%.
然而，在我国现行诸税中，个人所得税却被公众认为是税收流失最严重的税种，被税务部门称为征管“第一难”，被老百姓戏称为“征的不如漏的多”。笔者主要针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流失的状况、原因和主要渠道及其巨大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提几点建议。
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十分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得只占50. 5%，集体所有为17 .9%，国家所得为31. 6%；到了1995年居民个人所得上升到了69 .1%，集体和国家所得分别为16 8%和14 .1%.这说明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明显向个人倾斜，倾斜的速度很快，程度也很大，而这些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因此，可以推断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我国不少居民跨入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行列。
2002年我国居民储蓄为8万亿，据一项调查：3%的高收入阶层占居民储蓄的47%，存款的80%为20%的人所有，最富有的人早已是千万富翁。以上这些调查结果和数据，说明我国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应纳税个人所得税的居民群体。
而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的情况看，虽然近几年由于加强了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个税的收入增长很快，但从总体看，个人所得税收入仍偏低，与目前我国已经出现较为庞大的应纳税群体不相称。
近年来每年居民的银行存款余额增加7000亿以上按7000亿元计算，假设劳务报酬估算个人所得税，定率扣除20%，纳税所得额为4480亿元；再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税金，结果约为896亿，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推算。
200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95. 99亿元。但换个角度看，这个数字并不乐观。2001年全国税收总共达15000亿元，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收入的6 .6%.印度在1992年就达到了7 .68%，发达国家平均为30%.而中国如果能达到15%的话就是2250亿元，目前还少一千多个亿。1999年个人所得税还是400多亿元时，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焦建国曾测算过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总量，认为流失税款在500亿元左右，而2001年他认为流失税款应该在1000亿元左右，真正应征税额远远大于实际征收的数额，两者的差额仍在两倍以上。可见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2002年6月，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700余位居民的访问调查，结果显示：调查中除23%的受访居民表明自己不在纳税人范围外，24. 7%的受访居民宣称自己按时按量完全缴纳个人所得税，与此同时分别有33 .4%、18 .2%的受访居民承认只缴纳部分个人所得税或完全未缴纳个人所得税，两者合计51. 6%，是完全缴税者的2 .1倍。由此可见，我国的逃漏税现象严重，人们纳税意识不强。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趋势是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经济部门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迅速上升，但是他们所提供的税收或财政收入比重明显低于经济比重。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1986年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2 32%，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2 76%，纳税比例与工业产值比例较为接近，到1998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 09%和17 11%，相差10个百分点，若扣除必要合理的减负税收，纳税至少少了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相当部分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从事地下经济，有的从事非法经济，大量偷税、漏税和逃税，成为快速致富或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显然，税收流失严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主要原因
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工作实践第一线以及有关实证调查反映，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的主要原因和渠道包括：
（一）居民个人收入隐性化非常严重
在我国目前居民个人的收入中，灰色收入甚至是黑色收入占较大一部分。2002年在我国8万多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有2万亿元左右属于公款私存和各种形式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由于个人在取得这些收入时根本就不进行纳税申报或申报不实，税务部门无法如实掌握居民个人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状况，也就谈不上对其征税。
（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单位没有依法履行代扣代缴的职责
例如，浙江省某市税务部门在进行个税的专项调查中发现，该市电力厂高级技术人员的月工资在一万元到五万元之间，管理人员的月收入也在千元以上，而单位却没有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职责， 使得这些应纳税人员都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导致了税收流失。
（三）单位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未按规定计入工资收入纳税
有的单位给个人买商业保险，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有的单位企业为职工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不是从工资中扣除，而是将代扣代缴的税金又列入成本或奖金支出。这样做，不但违反了有关的财经法规，而且也人为地减少了个人应税收入，少计了个人所得税。
（四）纳税人或代扣代缴人采用化零为整、虚报冒领的手段逃避个税
这主要是利用我国个人所得税对一些应税所得项目的起征点、扣除费用等宽免规定，将收入化整为零，分散成多次收入领取，或者是以多个姓名虚报冒领本属一个人的收入等手段来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
（五）利用各种减免优惠规定，搭靠或钻政策的空子，骗取优惠减免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有关税收优惠和减免的规定确实是太多太滥，这不仅使我国的实际税率和法定名义税率严重背离，直接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容易导致税负不公，破坏税法的严肃性；同时也容易乱开减免税口子，使各种非法越权减免鱼目混珠，造成税收流失，为不法分子逃避税活动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
（六）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
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量不强，征管水平比较低。我国的税收征管手段还相当落后，还没有实行信息化、电脑化管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税收信息化网络，制约了个税的审查和管理。
我国目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诚实信用、依法纳税的环境和氛围。虽然这几年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制建设和道德水平却没有相应跟上。为了追逐利润而践踏法纪、有损社会公德的现象大量出现，而且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和谴责，人们诚实信用、依法纳税的意识十分低下，依法纳税、合法经营者被视为傻子，钻法律漏洞偷逃税者被视为能人，在这种社会环境和氛围下，税收流失日益严重并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的巨大影响
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不仅使我国税收收入损失巨大，而且对我国的宏观调控造成不良影响。个人所得税由于拥有累进税率结构、宽免额和起征点、生计扣除等众多的调解手段，可以随经济的波动而影响、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对经济的波动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被称为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个人所得税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可以起到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然而，由于税收流失量大而普遍地存在，使得个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徒有虚名，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地调节也很难到位。目前我国个税征税的结果，可能不仅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额促进公平分配的初衷，而且还有可能加剧了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
因为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来看，虽然项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工资、薪金所得由于实行比较完善的代扣代缴课征制度管理相对完善之外，其他各项所得有的是国家规定暂不征收，有的则缺乏有效的征管办法而基本上就流失掉了。据我国税务部门的统计，目前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应税项目构成中，对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课征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82%.而据在上海市进行的调查表明，上海市个人所得税征收额中，对工资薪金所得课征的税收额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83%.从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来源构成分析，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于对工资薪金的课征，以工资薪金取得收入者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负税者。然而，通过对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员和收入来源来分析，目前我国的高收入阶层中，以工资薪金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际负担并没有主要落到高收入阶层身上，而主要由中等偏上收入的高工薪收入者负担。根据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初衷，应该是对过高收入进行调节，收入再分配调节的重点应该是对高收入阶层征收个人所得税，然而，实际上高收入阶层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隐蔽性强，加之个人所得税征管不力，高收入阶层税收流失严重，使得我国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很不明显。由此，加剧了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
四、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完善
依法纳税是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基本义务。美国建国初期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曾讲过，人一生下来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纳税，二是死亡。社会公众人物必须懂得他们在从社会获得声誉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的义务，其中“依法纳税”是起码的条件。笔者认为政府需要承担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来改革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
（一）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收办法的改革，为公民纳税提供良好、便捷的税务服务
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包括建立一套严密完善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减少各种优惠减免措施，增强执法的刚性和执法的严肃性，加大对逃税偷税等各种税收流失行为的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立计算机控管网络，实现税收征管工作电脑化，并尽快与银行等计算机系统实现联网。
（二）加大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激励公民依法纳税
不能有效地打击逃税人，鼓励或奖励纳税人，就等于打击正直人，鼓励不正直人。打击逃税最重要的是提高逃税的成本，增加逃税的风险。这就要求首先提高被稽查的概率。其次增加对逃税行为的惩罚成本，一是增加逃税的罚款比例，这一比例应当是被稽查概率的倒数，例如稽查概率是20%，那么这一比例是5倍；二是增加逃税的心理成本和精神代价，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如富豪、明星、名人等）逃税行为应鼓励舆论界给予曝光，使其增加名誉受损的心理代价；三是建立公民个人信用记录体系，凡逃税者应列入黑名单。
（三）全面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
包括对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实名制，在各种支付结算中广泛使用支票、信用卡。虽然目前建立金融资产实名制会面临诸多阻力，但应充分认识到金融资产实名制不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意义重大，而且对抑制地下经济、防治腐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进一步规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服务关系
在和平时期，在现代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公平的强制性的现代税收系统比建立一支现代的军队、警察、政法机构更为重要。但也需要指出地是，必须通过合法的手段汲取应得的社会资源，同时必须放弃以国家名义使用非法手段吸取社会资源，例如屡禁不止的“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采取非法手段向公民强征暴敛，只是政府堕落的表现。为此应重新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三大关系：一是纳税人与收税人关系；二是公共产品消费者与供给者关系；三是公共财政支出与分配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人民政府由人民供养，人民政府理应代表人民、服务人民。
在新形势下，加强税法宣传，推进依法治税和诚信纳税，有利于保持稳定的财政增收，保障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为经济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要通过采取重税、轻税或适度征税等方式，影响和改变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减轻和抑制收入的两极分化，缓解因收入悬殊而带来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从长远来看，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要和金融电子化的发展结合起来，比如实行一个人一个代码，一个人一个账户；在实名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纳税人自行申报收入制度。更为重要的是，税务机关应当建立依据居民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实行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编码制度，这不仅是对高收入者，而且是对每一个纳税人建立的制度，这样才能把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建立在科学可靠基础上。
总之，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和条件对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制约，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所得税流失还需要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他配套措施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收到可观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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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论文摘要】个人所得税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我国现行税制中,个人所得税却被公众认为是税收流失最严重的税种。这不仅使财政收入遭到巨大损失,而且还加剧了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因此,进一步加强个税的征收和管理,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高公民自觉纳税的意识,是改善我国个税流失状况的有效途径。
我国自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逐年增长,它在调节个人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加财政收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从整体情况看,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严重,其调节力度还远远不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制本身不完善以及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乏力所致。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和收入作用,应在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及提高征管水平上下工夫。
一、个人所得税征管现状分析
(一)全社会依法纳税的意识依然淡薄
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所得应纳税时,不论纳税人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均应代扣代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的,由扣缴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以及相应的滞纳金或罚款。这个规定有利于通过税源扣缴个人所得税,从而从源头上控制个人所得税流失。但其负面影响是将个人所得税流失责任更多地归咎为扣缴义务人,导致我国长期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过多地依赖支付单位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工作由支付单位包揽,纳税人无需同税务部门联络、无需办理纳税申报手续,也拿不到税票证明,造成纳税人被动纳税,根本不了解税法和纳税方式,更没有把纳税作为一种应尽义务,不利于纳税意识的提高。
(二)对隐形收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由于我国收入分配渠道不规范,金融系统发展滞后,导致现实生活中个人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较低,现金交易频繁,并产生大量的隐形收入、灰色收入。一个常识是,现在浮在表面的有钱人,比如正被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私营企业主和演艺明星,充其量只是有钱人的冰山一角。2000年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全国10个省市进行高收入群体的调查,结果发现,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占的比例最高。而过去人们对演艺界人士高收入的想象,并没有在调查中得到确认。很多自称有钱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很有钱;很多实际很有钱的人却从来不敢说自己有钱。这使得税务部门重点监控的纳税人监控不在重点上。
(三)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不畅、征管效率低下
由于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性,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时,由于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信息不能实现共享,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出现了大量的漏洞。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在纳税人不主动申报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在征管手段比较落后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失控的状态。
(四)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质量不高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早在1995年就制定并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办法》,对扣缴义务人的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但实际生活中,部分扣缴义务人或迫于领导的压力,或责任心不强、业务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故意纵容、协助纳税人共同偷逃税款,将该扣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不计或少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还有的干脆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改为5%的比例税率。
(五)个人所得税的处罚远远不能到位
个人所得税的处罚是和其违章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其违章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偷逃税问题上。我国个人所得税偷逃税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执行期间就曝露出来,当时对各种“名人”、“权贵”的偷逃税案件处罚不力,其负面的示范效应非常大。同时,90年代初开始暴力抗税事件也在全国范围内屡屡发生,加之法律对其制裁也没有及时、到位,使违法犯罪者更加气焰嚣张。虽然近几年执法环境对个人所得税征管有了一定改善,但整体个人所得税征管还是“富人争相偷逃税、工资薪金万万税”。再加之能够缴得起较高个人所得税的,一般都是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税务部门对他们偷逃税被查住的最多也是补税罚款,有的甚至任其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对策
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美国建国初期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曾讲过,人一生下来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纳税;二是死亡。社会公众人物必须懂得他们在从社会获得声誉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的义务,其中“依法纳税”是起码的条件。笔者认为政府需要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来改革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
(一)实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收办法的改革,为公民纳税提供良好、便捷的税务服务
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包括建立一套严密完善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减少各种优惠减免措施,增强执法的刚性和执法的严肃性,加大对逃税偷税等各种税收流失行为的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加强税收征管队伍建设,提高税务征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立计算机控管网络,实现税收征管工作电算化,并尽快与银行等计算机系统实现联网。
(二)全面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
我国现在已经对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实行了实名制,在各种支付结算中广泛使用支票、信用卡。虽然目前建立金融资产实名制会面临诸多阻力,但应充分认识到金融资产实名制不仅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意义重大,而且对抑制地下经济、防治腐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信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推行税务制度
由于纳税过程比较繁琐,而纳税义务人的税法知识普遍较低,以致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纳税额、履行申报手续和办理交纳税事宜方面均存在较大的难度,致使征收工作存在一定的风险。推行税务制度,一方面有利于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消除或降低纳税人的纳税风险;另一方面,它在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架起了桥梁,发挥沟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联系的纽带作用,把税收政策和税收常识及时传递给纳税人,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同时税务部门也可以通过税务了解个人所得税征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征管方式。
(四)实现数据资料一定范围内的共享
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协税护税作用,形成治税合力,才能收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良好效果。地税部门一方面要和工商、银行、海关、司法、房地产、证券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建立经常联系制度,互通信息,以全面掌握个人有关收入、财产的资料信息。如向金融部门了解个人储蓄存款及利息收入和资金往来情况;向工商部门了解工商登记和变更登记有关资料;向证券部门了解各类有价证券的转让及股息、红利支付情况等。另一方面地税部门内部也要在制度上确定协调与沟通的具体办法,真正实现信息共享,避免各自为战的不良倾向。
(五)尽快建立并积极推行个人信用制度
首先,切实实施储蓄存款实名制,建立个人账户体制,这项举措在2000年开始实行,每个人建立一个实名账户,将个人工资、薪金、福利、社会保障、纳税等内容都纳入该账户,这需要税务、银行、司法部门密切配合和强大的计算机网络支持。其次,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做到“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第三,国家要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配套法规,用法律的形式对个人账户体系、个人信用记录与移交、个人信用档案管理、个人信用级别的评定、披露和使用,个人信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行为规范作出明确的规定,用法律制度保证个人信用制度的健康发展。
(六)建立和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制定纳税人编码制度,建立纳税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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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