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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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实施障碍法律措施

一、我国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实施障碍

中国公用企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已经启动，然而，实施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反垄断法律实施的障碍：

（一）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不完善

反垄断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和政策。首先，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时，都有与时俱进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作为行为依据。如前所述，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其他专门性立法也很不成气候，可谓无法可依。反垄断依然停留在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不见得有价值的“价值理念”中，难以制度化。若非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两个未中垄断要害的条款，中国的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根本无从谈起。其次，在对公用企业垄断性环节实施反垄断控制，建立管制制度（如市场准入、价格确定以及普遍服务等）时，还必须在竞争性环节充分引入竞争。在反垄断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制度还具有过渡性质的反垄断功能，如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但按照现代管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独立性原则，我国的公用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对管制制度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管制的功能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国企产权管理的功能混杂一体。如独立性、专业化的管制机构至今没有落实，管制体系的不健全，可能造成引入竞争后的市场秩序的混乱。

（二）缺乏充分的反垄断预警系统

在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中，应当有发达的信息系统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立法者和执法者理智决策。这样的信息系统是由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构成的。决策层及其决策支持系统在制定和执行公用企业竞争政策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听取诸如消费者、企业、其他相关行业甚至专家学者的声音。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政府部门或刚愎自用，或另有他谋，总是不愿意广开言路，决策程序过于封闭，难免出现决策错误，或将好事办成了坏事，或让少数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受到损害。

（三）市民社会发育不良，消费者运动发展不充分

市民社会是指一种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整合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生活相联系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自治领域。相对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具有人格独立性、民间自治性、契约普泛性。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大系统，它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其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立意识、不存在人身依附（包括行政性依附），彼此间的行为以契约方式规范出来。[2]这种社会秩序体系和自主意识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抑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对社会整体秩序和个体权利的侵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朝着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方向迈进，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主体的现代意识和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都有所增强。但是，在以市场失灵为前提的自然垄断面前，围绕着“市场”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权利意识只得畏步不前。况且，中国的消费者向来饱受“顺民”情结的熏陶，面对强大的垄断企业和其所依附的行政力量，哪里还能意识到自己正出于垄断剥削之下，哪里还能想起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战呢？

消费者运动是消费者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的旨在保护自身权益，改善自身地位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于二十世纪中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轰轰烈烈的消费者运动迅速推动了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进程，也震慑了滥用市场支配力量盘剥消费者利益的垄断经营者。[1]我国消费者组织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目前，消费者运动已经作为一种时代浪潮蓬勃兴起。但是，我国消费者运动起步较晚，消费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各级消费者组织的维权活动经验不足，并未充分发挥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代言人的作用，也还没有显示出对于垄断经济力量的威慑力。

二、法律对策

（一）法律规制的原则

其一，垄断经营与自由竞争并举

对于公用企业的垄断经营，并不是完全消除，而是重新界定。要做好对公用企业不同环节的区分，把自然垄断性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分离出去，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管制。为了照顾特定行业发展规模经济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需要，法律应当允许甚至要求政府出台一定的地方政策进行市场准入限制，并出台《反垄断法》等竞争法来规范公用企业的市场行为，防止其滥用优势地位，必要时可以授权一定机构对过于庞大的公用企业进行纵向或横向分割。而且，由于不同行业的自然垄断程度有所差异，运用一般规则进行一般控制也是不明智的，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的垄断方式和程度，进行不同的法律调整。但是，为了防止垄断经者滥用垄断经营权，可以尝试对垄断业务的经营权之授予采取特许权形式，并且应当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方式来授予特许权，即通过招标方式进行概括竞争，择优选择条件最好的企业来负责经。在特许权经营期间，主管部门负责全面考察，已经发现特许经营者由严重违规即可解除特许权在特许权经营期限届满后，再度进行招标，重新选定经营者；而对于竞争性业务，应保障甚至促使多家企业进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依法规范企业市场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垄断、依法征税等管理足矣。经营活动完全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家政策自行安排。根据不同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区分实行不同的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就能在公用企业行业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兼顾规模经济效益，实现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兼容的有效竞争，提高行业经营效率。

其实，区分强自然垄断环节、弱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对公用企业进行垂直分割的改革已在我国推行，但是实施力度稍嫌欠缺。2000年9月2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把电信业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前者是指提供公众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后者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电力行业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试点工作正在酝酿之中。对于依赖管道或网络提供服务的其他行业，如天然气供应，虽然有学者提出区分垄断环节和竞争环节，输配管网从供方分离的建议，但尚未付诸实践。

其二，行业立法与专门立法并举

一方面，针对公用企业各领域的特征，通过制定电信法、公路法、修改完善电力法、铁路法、民航法等行业法规，明确政府监管机构的职能，对市场准入条件、定价、服务质量等作出法律规定，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不恰当的垄断及地方保护主义当然要打破，但是对于属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还是要保留垄断。这样有利于针对各行业的特点有重点地制定措施，以立法形式明确公用企业与相应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有利于确定相应的行业目标，规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对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制定《公用企业法》之类的专门性法律，确立公用企业范围、运作机制、监督程序、定价程序等事项。

其三，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并举

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和工作的状况。然而，公用企业行业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产业，仅仅依靠反垄断机构无法解决这些领域的竞争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行业行政监管。行政监管与法律监督两种独立的力量共同介入相同的市场领域和企业经营活动，必然会引起管辖权冲突，甚至会出现两个机构对同一个市场行为得出性质相反结论的情况，使经营者的决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为此，从制度安排上避免或者减少冲突，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行使关系，降低经营风险和社会成本，是公用企业法律规制的重要原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或者组合，它们各有长处和不足。采用何种模式或者组合来配置两者的权力并保证其效果的发挥，各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般的处理原则或方式，往往是因个案而异。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不同的领域或者不同的问题需要适用不同的权力配置结构，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充分发挥整个制度资源的作用。检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行政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各自的制度建设，还是两者相互关系的处理，都与现代监管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一方面，从目前监管机构的设置情况看，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明显，监管职能被分散在多个政府机构，协调难度大、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监管权力的配置、执法程序、管制手段等方面均未以重建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为出发点和目标，准入管制、财务状况监管、安全监管、争议处理、收费管理等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反垄断的执法权没有一个机关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负责反垄断法起草的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都有作为备选机关的理由，而国家计委价格法实施者的身份也使其成为候选人之一。但实际上，目前行使反垄断职能最多的可能要数计划管理部门，它比工商部门的反垄断职能更为充实。工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多数并不是典型的反垄断问题。这就结果造成了政府机关间的角色错位，无法形成反垄断的制度结构，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各种形式的阻碍竞争行为大量存在。因而，在配置监管机构的权力与反垄断机构的权力时，必须用法律求得监管和反垄断的平衡，不能偏废任何一种权力的作用。

（二）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在我国，出于行政部门维护公有制经济权威的权力惯性，规范公用企业的立法机构繁多、重叠，从人大到主管部门，甚至某些公用企业自身也制定所谓的行业规范。电信、民航、电力，几个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都公布了，这三个行业的改革最初都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但最后主导权都转到了综合性部委手中，主要是国家计委，当然国务院体改办也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改革主导权易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些垄断企业过去都是由行业部门直接管理的，长期以来形成了政企同盟，有固化既得利益的内在冲动，继续由行业主管部门来主持改革，政企不分的惯性会促使他们出台有利于垄断企业的政策。因而，就公用企业发展的整体性而言，真正确立其发展规划规范其运营状况的只能是人大或其授权的国务院制定的法律，相关主管部门可以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为了行事的方便自行颁布在本区域或领域有效的办法、命令等，但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意图。这样才能保证立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削弱部门立法带来的垄断色彩。这样，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应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包括价格法等在内的竞争立法；规范各公用企业行业竞争活动的行业立法；各主管部门颁布的规章。

（三）法律规制制度的重建

其一、规制的重点在于禁止垄断地位的滥用而非禁止垄断地位本身

由于缺乏市场自由竞争过程，我国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并没有多少由于企业积累、集聚、集中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企业。公用企业的垄断也并非由于经济规模过大所致，真正的原因在于不少公用企业在行政力量的庇护和纵容下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而，对我国公用企业进行反垄断法律规制更重要的是规范垄断企业的行为，而不是过分挑剔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根据实践中存在的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表现形式，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一般应当包括：（1）禁止交叉补贴。禁止在垄断环节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进行反竞争的活动，以弥补其在竞争性环节的利润损失。（2）禁止拒绝交易。应当基于公用企业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服务上的特殊性对公用企业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公用企业无法定理由不得拒绝为特定的消费者提品或服务。（3）禁止强迫交易或搭售。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强迫交易和搭售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后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列举的公用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中，也提到了这一行为。鉴于强迫交易或搭售行为在我国公用企业中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消费者和市场竞争的危害，在立法中强化对其的禁止意义十分重大。（4）禁止歧视或区别对待。法律应明确规定，垄断企业不仅要承担向其他经营者开放管网的义务，还必须保证以同一条件开放管网，不得歧视。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分开之后，新的竞争者要在非垄断环节进行有效运营，必须依赖原垄断企业所控制的管网，垄断企业向竞争企业收取的费用、要求的入网条件和提供的服务直接关系到后者的经济效益甚至生死存亡。要真正做到“厂网分离、竞价上网”，除了切断垄断企业与竞争性行业经营者的利益联系外，禁止歧视和区别待遇，是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然之举。

其二、政企分开

我国的公用企业的政企关系经过一系列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四种形态：一是有政无企，政府既是政权机关，又是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二是政企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三是有企无政企业同时行使政府职能；四是政企分离，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削弱或者消除行政力量支持下的不合理垄断经营，就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努力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先建立公司，把国有资产管理权和经营权交给公司；对于第二种情况，要把人员分开，政府和企业，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对于第三种情况，要把政府职能还给政府，企业只履行企业职能；第四种情况比较理想，但隔断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在产权、人事权等方面割断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取消政府对所属企业的各种亏损补贴，确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供需合同关系。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规定，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出资人代表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行使所有制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将独立的财产权交由企业自己来行使，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法人，以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在各项民事活动中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其三、产权和投资多元化

从产权制度上看，在我国，公用企业的垄断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别无分号；二是国家独资经营，不许其他资本进入。我们现在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拆分打破第一种形式的垄断，但拆分后的企业仍然都是国有。打破第二种形式的垄断，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在我国东部沿海已经出现，如私人投资修建机场，外资进入通信设备制造业，合资组建航空公司等，但这只是个别地区的尝试，还存在准入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其实，国家行政力量退出公用企业经营固然重要，国有资本退出公用企业垄断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通过多元的产权制度引入竞争，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我国加入WTO后，吸引外资进入这些领域，将给我国公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动力。在垄断行业和环节要“重新洗牌、重新摸牌”，形成分散化的产权结构。[3]在这方面，财产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还可以是上市公司；就引进外资来讲，可以是合资的，也可以是独资的。其中，国有资本既可以是绝对控股，也可以是相对控股或参股，还可以是完全退出的。对自然垄断很强、对国家安全特别重要的领域，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由国家独资。

在改革产权制度的同时，必须改革投资体制。一是资金来源多元化，面前我国公用企业的资本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国有资本、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国资本和东部地区资本参与，要将这种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引导到公用企业的各个领域。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彻底改变政府作为公用企业主要投资主体的状况，由企业来投资，减少风险，提高效益。政府投资只能限制在特定的领域。

其四、改进公用企业的价格管制

（1）改进价格确定的方法。我国电力、煤气等公用企业的价格确定主要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润”法，如我国《电力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制定电价，应当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依法计如税金，坚持公平负担，促进电力建设”，这种方法兼顾了企业的赢利性和消费者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在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缺乏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因为在独家垄断的市场格局下，企业成本即为该产品的社会成本，降低成本就意味着降低价格，因而企业难以产生降低经营成本的冲动，我国公用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制度不无关联；其次，政府制定合理管制价格如果在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于对企业经营信息的充分掌握，但由于这事关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出于对自身利益之维护，作为信息拥有者的企业向政府提供的价格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不充分的信息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仅根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管制价格难免会损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2）进一步发挥价格听证会的作用。我国《价格法》规定，公用企业定价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是一种由消费者、生产厂商以及管制者共同商讨公用企业产品定价的正式程序。公用企业生产成本和定价规则缺乏公开性，公众无法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构成情况，价格听证制度有利于保证管制价格的公正性，增加价格的透明度，提高公用企业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国价格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由于内容简略，且听证会没有价格的最终决定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严格的公共定价制度还包括：公用企业的成本核算应交由公众讨论、审议；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应包括各消费者组织代表、财政部门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应建立代表审查与推选制度。

（四）构建现代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执法平衡协调的机制

首先，改变政策部门和产业监管机构代行反垄断执法权的现状，尽快建立真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我国部分行政部门在行使反不正当竞争权力的过程中也对一些滥用市场地位排斥竞争的做法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它们所处理的这些反竞争的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垄断行为，这些部门的反不正当竞争职能不同于典型的反垄断职能，它们甚至不能被看着具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雏形。有学者在分析现阶段中国产业监管机构面临的尴尬处境时指出，"在基础设施产业不但未能形成有序的竞争，反而使行政性垄断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使产业监管机构成为众多批评的对象"，产业监管机构已经失去了继续单独行使反垄断执法权力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同，必须对这种权力配置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发育专门的反垄断机构与反垄断机制。

其次，建立现代监管制度

（1）监管的目标定位。现代公用企业监管的目标应当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必须兼顾消费者、投资者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监管的核心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效。

（2）监管权的安排。总的来说，监管权应当包括市场准入、定价政策、竞争政策以及普遍服务政策四个方面。但是，鉴于公用企业不同行业或环节经济特征的差异，对于不同的行业或环节应当实施不同的监管，如对垄断性环节（如电网）在成本透明的基础上加强价格监管，对竞争性环节（如上网电价）实行市场定价；加强对垄断环节公平接入的监管（如电信网的互联互通、电网的公平接入等）；加强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防止市场垄断、价格共谋、欺诈等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监管权的设置还涉及到监管机构与政府有关部委的职能划分问题。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权的集中性要求必然冲击现有的行政权力体系。比如，目前，电力监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是电监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两项权力都掌握在国家计委手中，“原先存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在这次改革中是否有献身精神，能否将权力向新的体制下的电监会移交，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刘纪鹏说，电监会体制的定位和政府体制的交接是一个难点。[4]尽管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政府行政权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和弱化，但我国加入WTO之后，新环境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已经改变，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更有待深入。国家计委的权力现在是越来越模糊，按规划，它是一个超然的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综合性部门，但是现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投资、价格，它的职能越来越多。而这些职能行使的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电力、电信的价格管制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国家计委价格司目前的人员配置和和知识储备不能完全适应这项工作的要求。但是，尽管电监会在这方面具有较多的优势，完全剥离计委的价格管制权也是非常不现实的。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在保留和完善计委对于价格的总体调控的前提下，赋予电监会根据国家的价格政策对电力行业的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力。也就是说，政府政策部门确定定价机制后，由监管委员会负责实施。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来确定。

（3）监管机构的设立和监管人员的选任。首先，监管机构既不能是政府机关，也不能是公共机构，而应是独立的、集中的、法定的、专业化的监管组织。这个机构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像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一样，享有对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和裁决权，其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其行使职权。如当事人不服，可以限期向人民法院。新成立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对引入竞争后的电力行业进行监管，是这方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突破，现在的监管委员会跟过去的电力部、能源部有很大区别。它采用证监会的模式，是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而不是管理电力行业的政府部门。突破编制的限制之后，建立一支技术、会计、统计、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结构比较完善的队伍就成为可能。其次，监管人员的选任上也应充分体现独立性和超脱性。监管人员不宜大量从现有公用企业管理人员中遴选，而应公开招聘。此外，基于对我国行政权力滥用的法律文化传统的考虑和顺应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民主发展潮流的需要，应当在公用企业行业建立相应的自律性组织——行业公会，由其分担部分行政经济管理的职能，组织内部实行委员会制，采取多数决定原则，这样既有利于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便于决策的有效执行。

（4）监管方法的法制化和科学化。监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监管职责，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法律对其他手段的保障作用。提高监管手段的科学性和效率，节约监管成本。

（5）对监管者的监管。必须完善和加强对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监督和规制，保证他们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正廉明，依法行事。

最后，用法律求得监管与反垄断的平衡

在建立反垄断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上，对于不正当定价和瓜分市场协议之类的垄断行为，应该由反垄断机构处理；而对于发放许可，确立主导运营商应该收取的价格或者保证普遍服务等问题，应该由监管机构负责。同时，在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还应该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在制定反垄断法，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机构的同时，必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相关部门法律，如铁路法、民航法、电信法和电力法等进行制定或者修改，明确产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主编：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4页

[2]仁：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中国民商法网2001年7月28日

篇2

【关键词】灸法腧穴免疫调节综述

灸法具有温经散寒，行气通络，扶阳固脱，升阳举陷，拔毒泄热及保健强身，预防疾病等作用。作为祖国医学传统外治法之一，其重要性很早就为古人所认识，如《灵枢·官能》曰：“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医学入门》则强调：“凡病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由于灸法操作方便、疗效肯定的特点和优势，临床上广为患者所接受，也深受医生所重视。

随着现代针灸学的发展，灸法的作用机制研究也逐步深入。灸法对免疫调节影响的研究是指应用针灸学、现代免疫学和多学科方法及技术，研究灸法作用于腧穴后对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及机理。该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逐步成为针灸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又一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年灸法对免疫调节影响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灸法对免疫调节的临床研究

灸法可调整机体各系统脏器的机能，增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提高机体整体免疫能力，有利于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恢复，其临床疗效可靠，无不良反应，且简便经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呼吸系统疾病谢奕彬采用生物陶瓷灸疗球加热隔姜温灸肾俞、命门和直接冷灸心俞、膈俞、厥阴俞，辨证加减取肺俞、膏肓俞，达到“泻南补北”效应，治疗阴虚火旺型咳嗽67例，总有效率82.1%，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明显(P<0.05)，表明泻南补北灸法具有补虚泻实双重效应。逄金岐将100例痰菌阳性肺结核患者采用随机分组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50例，治疗组加用隔蒜灸3个月。治疗1月、3月、6月时，治疗组和对照组痰菌阴转率和病灶吸收率的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1)，与同期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表明隔蒜灸对结核病患者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可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隔蒜灸可作为结核病患者的长期免疫调节的辅助治疗手段。化脓灸能降低机体过敏状态，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治疗哮喘具有效果持久、不易复发、远期疗效显著的特点。洪建云选用大椎、肺俞、脾俞和定喘、膻中、肾俞两组穴位，于初伏天对96例缓解期支气管哮喘患者行化脓灸，观察化脓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疗效，总有效率为96%，表明化脓灸对支气管哮喘缓解期，尤其是肺虚型与脾虚型疗效良好。

循环系统疾病廖运新等将120名老年患者随机分为足三里组、气海组、命门组、非保健穴组，每人每穴连续施灸二壮，足三里对侧交替施灸，14天为一疗程，共施灸2个疗程。结果附子饼灸足三里、气海、命门穴后，老年人红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明显加强，各指标比灸前有显著差异(P<0.01)。姜小英观察了艾灸足三里、关元穴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的影响。结果，灸后其全血比黏度、血浆比黏度、红细胞聚集指数等指标均有明显改善(P<0.01)，提示艾灸疗法可有效改善血液流变性，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有较好的预防治疗作用。路雪婧等用电热隔药法灸神阙穴。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增强老年人红细胞的免疫功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强身健体，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的目的。

消化系统疾病王文莉等观察以麦粒灸为主治疗脾虚泄泻患者，结果表明，该法可提高脾虚泄泻患者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CD4值，降低红细胞免疫复合物(1C)花环率、CD8值和血清SIgA含量，且疗效与中药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说明麦粒灸有显著改善脾虚泄泻患者免疫功能的作用。王晓燕将虚寒胃痛18例、脾虚泄泻12例，以隔药饼灸进行观察。结果表明，虚寒胃痛者淋巴细胞转化率较治疗前增加14.16%。脾虚泄泻者较治疗前增加10.94%，两者治疗前后差异均有极显著意义(P<0.001)，CD3、CD4、CD4/CD8，治疗前后差异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意义(P<0.05，P<0.01)，隔药饼灸使中药、灸疗、腧穴作用于一体，对虚寒胃痛和脾虚泄泻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改善效果明显，初步揭示临床疗效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神经系统疾病张彤等将青少年面瘫患者64例分为重灸翳风穴治疗组33例和常规针刺对照组31例，观察其临床疗效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达90.9%，明显优于对照组;灸治1个月后，机体T淋巴细胞CD3及T辅助细胞CD4明显上升，CD4/CD8比值明显改善，表明重灸翳风穴治疗青少年面瘫的疗效可能与CD3、CD4、CD4/CD8的比值升高有关。孙宁等治疗心胆气虚型失眠病例36例，选取双侧神门、双侧太冲、右侧冲阳穴位一次发泡，4周后结果显示，总有效率75%，有效病例均在48h内起效，提示天灸疗法治疗心胆气虚型失眠有很好的近期疗效，部分患者还可以改善睡眠节律。

其他疾病叶玲等以隔药饼灸为主治疗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82例，药物组作对照，结果显示，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6.39%，对照组为80.12%，组间差异有显著性(P<0.05)，隔药饼灸为主能改善血黏度，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提示隔药饼灸为主治疗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具有较好疗效，其机理可能与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和调节机体免疫机能、减少复发有关。喻志冲等将68例宫颈癌患者分为灸疗组和对照组，观察治疗前后两组IL-2、IL-6、IL-8、肿瘤坏死因子、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T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等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灸疗组治疗后各项检测指标均好于对照组，提示灸疗可以调节、提高宫颈癌放疗患者免疫功能，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由上可见，灸法具有双向的、温和的、良性积极的调节作用，对某些疾病疗效确切，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在临床上的不足之处：一是临床应用范围较窄，病种有限;二是灸法作用于腧穴位置不明，即便教科书中论及腧穴时，绝大多数穴位只是写明可灸，少数穴位禁灸，部分穴位则莫衷一是;三是关于艾灸的灸时、灸量、灸温、灸质等影响艾灸作用效果的众多因素不明确;四是灸法往往配合其他疗法，如针刺、推拿等一并使用，作为单独治疗手段的不多。其原因关键在于对灸法的认识仅停留于临床应用，对其具体作用机制不甚明了，临床作用机制不明，故很难恰当、正确地发挥其治疗作用，限制了灸法在临床上的推广应用。采用现代针灸学、免疫学和多学科方法及技术，加强灸法的作用机制研究，明确其作用机理，是灸法保持特色，并发扬光大的必经之路。

二、灸法对免疫调节的实验研究

FukazawaY艾灸小鼠足三里和肾俞，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以观察其对体液免疫的调节机制，分析表明，连续灸刺激导致穴位局部皮肤淋巴结IgG生成细胞增加，从而使血清IgG水平上升。陈礼勤等通过天灸疗法配合玉屏风散防治儿童呼吸道感染，患者感染次数明显减少，症状明显减轻，病程明显缩短，检测血清中IgG、IgA、IgM及补体C3含量均有提高。方向明探讨雀啄灸(肺俞、大椎、定喘穴)对支气管哮喘患者RCD及IgG、IgE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前RBC-IF、IgG、IgE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治疗后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下降，其中IgG、IgE接近正常水平。

红细胞免疫系统是1981年Siegel等提出的概念，它使人们认识到红细胞不仅具有携带运输氧气的作用，还可像白细胞一样具有多种免疫功能。靳聪妮等将以熟地、山药、山茱萸等为主方的药物制成药饼置于健康人神阙、关元、足三里等穴施灸。结果发现，隔药饼灸后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红细胞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丙二醛含量与灸前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抑制因子变化不明显，说明隔药饼灸能使红细胞免疫功能得到改善，有利于机体正常状态的红细胞免疫功能的稳定，并可加强超氧化物歧化酶清除体内氧自由基的能力，增强机体红细胞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田岳凤等用同样方法观察隔药饼灸对机体红细胞抗免疫黏附活性的影响，发现隔药灸后RBC-C3b花环形成率明显升高，IC花环率有下降趋势，提示隔药饼灸能改变红细胞免疫调控状态，增强机体红细胞的特异性免疫功能。

黄迪君等观察麦粒灸对实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影响，发现造模后实验动物Caspase-3表达增强(P<0.01)，经艾灸后足跖肿胀度降低(P<0.01)，Caspase-3较模型组增加(P<0.01)。提示艾灸可能通过促进局部组织炎性细胞的凋亡，抑制局部组织的增生，以减轻局部组织的炎症、水肿等症状。王松等[20]观察艾灸疗法对兔膝骨性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的影响，于造模后6周艾灸后三里(相当于人足三里)、阴陵泉、阳陵泉、血海四穴，4周为一个疗程。结果显示，艾灸治疗组关节软骨细胞凋亡阳性表达比骨关节炎模型组明显降低，软骨细胞凋亡率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比模型组明显降低，认为艾灸疗法能减少关节液一氧化氮的含量，抑制软骨细胞的凋亡。

骆文郁等在传统灸法的基础上，将艾绒进行特殊加工，并配以人参、附子、干姜、苍术等制成无烟灸条，对实验性小鼠的神阙穴施灸，观察其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法能明显提高小鼠吞噬细胞的吞噬率和红细胞C3b受体花环形成转换率。裴建等观察艾灸调节肿瘤免疫抑制效应与IL-2受体-Jak-Stat信号转导通路的关系，探讨艾灸调节免疫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艾灸治疗能够提高荷瘤小鼠低下的中亲和力IL-2R数量，显著提高荷瘤小鼠脾淋巴细胞的IL-2Rα和IL-2RβmRNA表达水平，而对IL-2RγmRNA表达无明显影响;能有效提高Jak1mRNA及Stat5a、Stat5mRNA表达水平，而对Jak3mRNA表达没有影响。推测艾灸大椎穴调节免疫抑制效应与上调IL-2R-Jak-Stat信号通路有关，其中IL-2Rβ-Jak1-stat5信号分子可能是介导艾灸调节免疫抑制效应作用的靶分子。

刘慧荣等取天枢、气海穴分别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进行隔药灸、温和灸治疗，治疗后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大鼠成纤维细胞上清液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转化生长因子β1含量，认为艾灸大鼠天枢、气海穴能抑制大鼠结肠成纤维细胞分泌促细胞外基质细胞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转化生长因子β1，减少细胞外基质的积聚，达到防治肠纤维化的作用。认为，艾灸在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的同时，可使CD3、CD4的含量明显升高。张英应用阳虚小鼠模型观察不同灸治时程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艾灸15分钟可显著提高阳虚小鼠的T淋巴细胞酯酶阳性率，艾灸5分钟和25分钟则无显著作用，但艾灸5分钟、15分钟和25分钟均可显著提高阳虚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率。

从以上实验研究来看，灸法对提高机体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功能有着显著的效果，对免疫应答的调节已涉及到神经内分泌系统，灸法的作用机理探讨已经从细胞水平逐步深入到分子生化、基因水平，灸法的实验研究已日趋深化。:

三、问题与思考

尽管灸法的临床应用与实验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灸法刺激量的研究是针灸由临床经验积累向现代医学转化的重要步骤。目前，这方面工作开展不多，导致经验性的成分较多。可见，要加强中医文献整理工作，全面掌握古今医家对灸法机理的认识，从中寻找线索，使灸法的治疗更加规范，针对性更强。希望对灸法刺激量问题的研究成为今后灸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灸法可治疗多种疾病，但取效的关键在其补泻方法上，所以对其研究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非常欠缺，尤其是从比较医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对灸法补泻的研究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内存在调节网络。随着“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的研究进展，人们已认识到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在机理研究方面，除继续从免疫系统调控网络上进行探讨外，应着重研究灸法与免疫作用的神经内分泌机制。我们应该从循证医学角度出发，采用随机对照、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方法，为探讨灸法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提供新的思路，更好地指导临床。随着生化、免疫、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艾灸治病的机理研究将日益深入，灸法的临床应用前景也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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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神经源性；膀胱；康复；治疗

神经源性膀胱是指控制膀胱的中枢或周围神经发生病变后引起的排尿功能障碍，包括尿潴留、尿失禁，可导致患者泌尿系感染、结石、肾积水，严重者可造成肾功能不全甚至死亡，此原因造成截瘫患者死亡位居首位。

SCI患者由于神经环路(脑桥排尿与骶髓排尿中枢间的神经通路.额叶皮质运动区与神经核间的感觉及运动束)遭受损伤，导致其发生逼尿肌反射亢进、逼尿肌无力、逼尿-括约肌不协同等异常，形成神经源性膀胱［1］。

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脊柱损伤发病率为每年25~35/10万人，其中1/7~1/6伴有脊髓损伤，故我国每年将递增5万名以上新的截瘫病例［2］。如此不断增加的脊髓损伤患者给国家及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重建脊髓损伤后患者的膀胱功能对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死亡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经源性膀胱在急性脊髓损伤后早期，一般表现为完全尿潴留，适合于留置导尿，但当进入脊髓休克恢复期时，应该采用各种康复治疗方案进行积极干预，常用的康复治疗方案包括：膀胱功能训练、电刺激、磁刺激、针灸治疗等。

1 膀胱功能训练，也称为膀胱控制训练，是一个系统的训练康复治疗,包括：建立饮水排尿规律，结合无菌间歇导尿建立膀胱的充盈、排泄规律；寻找触发点建立低级反射，促进患者自主排尿；通过手法增加腹压以及膀胱内压，帮助排尿更加彻底，使患者排尿顺畅、残余尿量减少，从而降低泌尿系统感染复发的频率［3］。

1.1 规律的饮水计划 要求患者晨起至20:00每隔2 h饮水200~250 ml，若饮入流质，如粥、汤、果汁等，需要减去相应分量的饮水。20∶00后不再饮水［4］。患者平均每天总入液量限制在2000 ml左右。

1.2 无菌间歇导尿 间歇性导尿是由Guttmann于1974年提出［5］。一般情况每6 h导尿一次，每次尿量不超过400~500 ml，而且膀胱内压不得超过40 cm H2O，残余尿量

1.3 寻找触发点 利用刺激逼尿肌排尿反射的触发点来促使排尿，如叩击耻骨上区，挤捏，牵拉摩擦，牵拉括约肌，以促使出现自发排尿反射，激发膀胱逼尿肌反射性收缩和外括约肌松弛。

1.4 手法运用 ①Valsalva屏气法：患者取坐位，腹部放松，身体前倾，屏气增加腹压，可同时双手抱住膝部或大腿，防止腹部膨出而使腹压下降。此法慎用于心脏病患者。②Crede手压法：双手拇指置髂嵴部，其余手指在耻骨上用力挤压下腹部，也可凹握拳挤压，将膀胱内尿液压出。此法不可与Valsalva屏气法合用。

学者［6-7］采用间歇导尿观察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膀胱容量、残余尿和实验室检查指标，发现应用间歇导尿可使神经源性膀胱近似于生理状态，减少尿路感染机会。

2 电刺激

电刺激对膀胱功能的调节主要是通过调节支配膀胱尿道的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的兴奋性与抑制性实现的，目前人们所形成的共识是通过电刺激调节骶神经可导致骶反射和协调的恢复，然后改善症状［8-9］。目前有学者采用尿失禁治疗器［10］或电刺激骶神经结合视觉反馈［11］治疗治疗神经源性膀胱患者，治疗后患者24 h平均排尿次数、平均漏尿次数及残余尿量均随治疗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其中以漏尿次数的减少变化明显,或者能在缩短治疗时间上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3 针灸疗法

中医辨证认为，脊髓损伤后尿潴留属于中医的“癃闭”范畴，跌仆损伤，瘀血阻滞，督脉受损致阳气不足，膀胱气化失利，故排尿障碍［12］。采用针法或灸法能振奋阳气，培肾固元，行瘀化滞，从而达到气化膀胱。常用的有电针疗法、单纯灸法或针灸结合等。

3.1 电针疗法 电针直接刺激骶神经根所传出神经，被动引起逼尿肌及膀胱内括约肌肌肉节律的收缩和舒张运动，有利于排尿反射的形成［13］,使排尿中枢发放冲动下行至膀胱，支配逼尿肌及括约肌，促进二者协调运动完成排尿反射［14］。学者采用腰骶部穴位［14］或小腹部穴位［15］，如八、会阴、或关元、气海等，术者手下有沉紧感时，通以电针仪，波形为连续波，疗程结束后观察患者的膀胱容积、压力，及膀胱残余尿，治疗后膀胱平均残余尿量，较治疗前显著减少。

3.2 灸法 艾灸具有温阳补气、温经通络、消瘀散结、补中益气的作用。应用艾灸疗法，借艾火的纯阳热力和药力给人体以温热性刺激，使温热之气由肌表透达经络，有效地改善膀胱逼尿肌功能，缓解尿道外括约肌痉挛，使内外括约肌功能协同，从而逐步达到自主排尿。学者［16］采用艾灸小腹部上的穴位如气海、关元穴为主，或者以中极、曲骨穴［17］热敏灸治疗。

3.3 针灸结合 针灸治疗可有效地改善膀胱逼尿肌功能，缓解尿道外括约肌痉挛，使内外括约肌功能协同，从而逐步达到自主排尿。学者［18］采用针灸结合方法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取穴百会、关元、中极、三阴交(双)、八(双)、足三里(双)针刺，再对关元、中极穴施以雀啄灸，37例患者经针灸治疗后，临床治愈25例，有效8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89.19％。

4 小结

脊髓损伤患者的排尿功能障碍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焦点课题［19-20］。一旦脊髓损伤后任何方法都不能使其引起的神经源性膀胱重新变成正常的膀胱，对于神经源性膀胱治疗的目的，只是希望改善其功能状态，变成容易控制或可以控制的反射性膀胱。因此泌尿系统的管理直接影响到患者生命的维持［21］。

SCI后神经源性膀胱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综合治疗效果较好。针对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治疗，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应以“低压储尿一控尿一低压排尿”为治疗原则，达到低感染率，较低的早期和晚期并发症，并能维持代谢的平衡和防止肿瘤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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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 针灸疗法;急症;发展策略

历代医家在针灸治疗急症的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当今针灸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回顾针灸治疗急症的发展历程，对当前的现状作初步分析，冀望能对针灸治疗急症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1 历史回顾

1.1 适应症

《内经》所载病症中，针灸治疗急症达30多种。明代，《神应经》所载针灸治疗的病症中，急症约占2/3。杨继洲在总结临证经验的基础上立针灸治证89种[1]，基本上概括了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清代医家对一些急性温热病证逐步采用针灸治疗，并获得较好的效果，如瘟疫“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薰，目如金色，口燥而热结，砭刺曲池出恶血，或用锋针刺肘中曲泽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出，极效”[2]。一些历代记载多属不治的凶险重症逐渐使之成为可治，如疔疮走黄“毒气内攻，走黄不住，疮必塌陷，按经寻之，有一芒刺直竖，乃是疔苗，急用针刺出恶血。即在刺处，用艾灸三壮，以宣余毒”[2]。杜氏等[3]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对《中国生物医学光盘数据库》1978-2005年的针灸临床疗效观察类论文报道的病症按系统进行分析，归纳出16类针灸病谱461种，其中急症占26%，病种涉及内、外、儿、妇、五官各科。

1.2 用具

生产力发展自然而然推动了针灸器具的革新，针灸治疗急症的方式也随之多样化。针具由粗到细，由砭石、竹针、骨针到金属制作的九针，再到目前普遍运用的不锈钢针，逐步精巧细微。灸材则从单纯用艾叶到掺入硫磺、雄黄、麝香等材料，继而衍生出硫磺灸、桑枝灸、药锭灸等灸法。相应地，针灸技术方法也由简到繁，以便适应临床的发展。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是我国论述危重急症治疗的较早专著，其中隔蒜、隔盐等隔物灸法治疗痈疽、犬咬伤等病症很受后世医家推崇。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记载产后小便不通、腹胀如鼓，用隔盐灸。明代出现的艾卷灸如太乙神针、雷火神针等常用于急症治疗，因其热力和施灸时间可以调节，一直沿用至今。近现代为了适应急症的救治特点，临床工作者结合现代科技成果对传统针灸技术进行改革和创新，丰富了传统针灸方法，如李氏等[4]运用红外温针配合超微粉碎麻术散治疗痛风;边氏[5]采用针刺配合微波治疗仪治疗急性乳腺炎初期;孙氏等[6]采用电针加水针和耳针治疗急性卡他性中耳炎等。

1.3 手法

《内经》、《难经》中有大量论述针刺手法和操作技术的篇幅，奠定了针刺手法的基础，为后世进行手法变革提供了依据。金元明时期是针刺手法的昌盛阶段。窦汉卿提倡寒热补泻、手指补泻以及十四字手法;泉石心《金针赋》倡“治病八法”和“飞经走气”四法，这些对提高急症针刺疗效极具意义。杨继洲《针灸大成》中的“十二字针法”和“下手八法”是对单式手法的归纳总结。杨氏对针刺轻重和补泻手法的关系也颇有研究，他分析针刺人中等穴对中风不省人事无效的情况后认为：“针力不到，补泻不明，气血错乱，或去针速，故不效也。”在急症应用中，针灸手法多为泻法，或以泻法为主兼用补法，如透天凉适用于“风痰壅盛、中风、癫狂、疟疾等一切热症”，龙虎交腾法能“治损逆赤眼，痈肿初起”等。清代医家对刺灸之法也有所发挥，如用刺血法治疗急痧将死。

灸治急症方面，则出现了适宜于急性痈毒的黄蜡灸、豆豉饼灸、鸡子灸等法[1]。张景岳在灸治急症的壮数上也提出“灸者必令火气直达毒处，不可拘定壮数”，如能“前后相催，其效尤速”。当代针灸学家石学敏院士率先在针灸界提出了“针刺手法量学”。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提出将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间隔时间作为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使针刺疗法更具有规范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

1.4 理论研究

宋代窦材提出灸可扶阳保本，认为人以阳气为本，灸治可资生阳气，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灸法防急症的机制。金元时期，各派医家在运用刺血疗法治疗急症的同时对其机理也进行了探讨。李东垣和朱丹溪主张“刺血祛瘀”;刘河间主张“刺血清热”;张从正主张“刺血解表”。另外，这一时期灸治热证的提出和运用也打破了张仲景“三阴宜灸”的传统理法。刘完素以灸百会、大椎治疗发热;刘河间亦明确主张灸能泻热，可治疗急性发热病症等。明代李梴首先对灸治机理作出较全面概括，而张景岳说得更为明确：“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火力若到，功非浅鲜”，假如“痈疽为患，无非血气壅滞，留结不行之所致，凡大结大滞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籍火力不能速也”。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前人对针灸治疗急症机理的探讨终究比较笼统。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科研工作者们借助现代技术手段，通过实验研究，从生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角度对针灸治疗急症的机理进行探索，使其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大样本、多中心对照观察成为现代针灸治疗急症证实疗效的主要手段。王氏等[7]对来自3个中心共276例产妇进行临床观察，结果在静脉滴注催产素的基础上加电针合谷对子宫收缩乏力的总有效率为97.1%;蔡氏等[8]通过对200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进行了临床观察，发现针刺“清喘”穴能显著改善支气管哮喘患者的喘息症状，且起效快;许氏等[9]观察了80例房颤及房扑患者复律情况及安全性，结果表明，针刺是一种快速转复阵发性房颤、房扑的安全、有效疗法。

2 发展策略

2.1 构建新的急症针灸理论体系

由于针灸学一直未能突破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以致有关急症针灸的主要理论研究还停留在传统针灸经络理论层面。虽然近年来关于针灸治疗急症的机理研究迅速增加，但总体上看却过细、过杂，对宏观的、关键问题的理论研究较少。尽管历代医家经验是宝贵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临床现象不能用已有的理论解释时，就需要广大研究者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以适应现代针灸治疗急症的发展。

2.2 推动针灸治疗急症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

大量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已肯定了针灸对多种急性病症的有效性、安全性。但为何针灸至今还未被列入急症的常规治疗措施呢?根结就在于其治疗缺乏相关标准和规范。针灸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特殊的人文背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施术者的技术水平和流派等因素，导致针灸治疗急症的规范化研究面临一系列特殊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取穴标准和诊断标准(包括西医诊断标准和中医诊断及辨证分型标准);制定基本固定的针灸处方(含相对稳定的加减);采用相对固定的针灸方法。

2.3 合理、大胆地推广针灸治疗急症的临床运用

随着国家对公民医疗投入的加大和行业内部的整治，选择最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方法是大势所趋。针灸在治疗急症中表现出的简、便、效、廉等也成为其未来得到推广应用的优势。为此，医疗系统应加大相关从业者急症针灸的培训，培养具有针灸科研、临床能力的综合性中医急诊人才，及时地将科研成果反馈到临床上，采用高新技术开发新一代的针灸器械。

2.4 积极寻求针灸治疗急症临床研究新方法

近年来，针灸治疗急症的临床试验逐渐采用国际公认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RCT)方法。但中医辨证论治，因人、因时、因地综合治疗，常使研究结果难以重复。数据统计亦是针灸治疗急症研究的一大挑战。这些都成为针灸治疗急症研究运用RCT原则的阻碍因素。我们应在发挥中医治疗优势的同时，提高中医诊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探索新的可被接受的对照方案，针对中医的复杂性发展新的统计模型。为此，有必要组织包括针灸/中医与西医专家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团队，建立一种准备充分、设计严谨、循序渐进的临床研究体系。

2.5 增进针灸治疗急症的国际学术交流

各国对针灸的相关投入很多，但中西方研究的侧重点却不同[10-11]。差异就意味着优劣共存，而有效地交流才能使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培养掌握双语甚至多语、熟悉中西方文化背景的综合型针灸人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语言冲突[12]等问题带来的交流障碍，进而有效促进急症针灸的传播，增强国际间急症针灸的学术交流。

在新的时期，只有针灸工作者和各学科(特别是临床学科)工作者紧密合作，坚持实践，开阔思路，多寻途径，才能推动现代急症针灸的发展。在日益崇尚自然疗法的今天，我们期待着针灸疗法在急症治疗中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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