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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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环境刑法共同特征

1.时间尺度特征是指对生态环境资源使用或破坏的时间长短。

在时间尺度上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具有短暂性,但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或短暂的,要确保在时间尺度上对资源利用的持续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兴建了一批化工企业,留下了六百多万吨废料铬渣,因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且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和防渗措施,致癌物经雨水冲淋和渗透,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类似这种能导致持久性污染的违法行为,应从时间尺度上进行刑事处罚而且需从重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时间尺度上影响的持续性和短暂性进行刑罚。

2.空间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或破坏在空间上的面积或体积大小的影响。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空间约束,例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必须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不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尺度上破坏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例如废气排放、水体污染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跨国、跨地区的影响,动植物资源破坏在空间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应确保相互间不为损害或要满足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空间尺度上影响的面积或体积大小进行刑罚。

3.承载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依据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

能够承载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够承载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阳湖的重金属的铜背景值为0.0008-1.118mg/L,上限值为1.118mg/L,若某个企业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铜的含量超过上限值多少倍进行环境刑法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载尺度上进行刑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目标

环境刑法要规范企业、社会和公民的行为,在生产经营程中,既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刑法要保障“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环境刑法要确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循“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环境刑法最终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可持续性发展。

二、环境刑法的现状和缺陷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法典式”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种破环生态环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确保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达到威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科学化。

(一)环境刑法建设现状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经历了近35年,跨越四个发展历程:

1.1979-1988个别条款阶段。

环境犯罪的条款始于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是在个别条款中出现,没有专门为保护生态环境设置章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不够突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为主,刑法处罚为辅。

2.1988-1997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增补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需求旺盛,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日益增加,现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款不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凸显环境刑事立法的滞后。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我国通过制定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以惩罚,如1988年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3.1997-2001设置专节阶段。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对保护生态环境设置专节,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以专节形式设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种罪名,并第一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表明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正式实行双罚制。

4.2001-2013完善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新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不断出现,为快速制止这种行为并在实际司法中有效处理,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环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经过35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但环境刑法在现行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

1.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未从保护生态规律角度修订。

我国所制订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是从某一生态环境因子考虑,没有从生态系统或生态规律角度去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搁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议,就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内在地要求以整个地球生态的均衡发展为目的来设计治理机制”。这种观点体现了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人类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2.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法规没有发挥威慑功能。

环境刑法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体现在两方面:威慑已经环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慑一般人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经常伴随的是生态系统破坏和生态环境背景值改变,例如矿山开采导致植被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到顶级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恢复困难,因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采用刑罚加以威慑。发挥刑法威慑功能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规律,防止环境犯罪行为的扩大。英美法系国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体系不够完善。

除遵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外,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还需要根据环境自身的特点设置。刑罚配置体系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时间、空间、承载尺度特点来设置,因为不同的破坏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科学特性,例如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长久性、科学证明的复杂性等特点。通过刑罚配置量化指标体系建立,则可以依据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数量和严厉程度对其进行刑罚。从量化指标解决刑罚判断标准,防止刑罚过重需要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和刑罚过轻又不足以震慑环境犯罪,导致环境犯罪数量增加。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及难点

环境刑法在实际工作存在较多困难,但面对污染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必须在重点难点方面有所突破。

(一)严惩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犯罪

环境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4]。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环境危险犯已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关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的规定,德国《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即为有关危险犯的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5],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负环境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过失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的有效环境

在不遵守规范的生态经济发展行为过程中,环境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环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进展与执法上的保守执行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终因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不到节制,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突破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环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环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规范是不够的。此外,在环境刑法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环境刑法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影响之外。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都是一个重点难点:环境刑法法规的违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公民。这些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环境诉讼案件中,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环境刑法的制裁。只有当环境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对环境刑法的尊重,环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质量才能显现,生态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保障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刑法的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只有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立法,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生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强化执法的建议。

(一)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因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地受到“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制约,要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即控制经济发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条件下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确立“生态环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满足人对生态环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构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体系

破坏环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针对自然的环境危害,要求必须产生实际的环境危害结果,属于一种事后惩治。这些罪名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实施。应依据生态规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标准,以生态环境为客体的时间、空间和承载量的环境罪名体系。如设定“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罪(生态系统需要恢复的时间尺度)、破坏自然保护区罪(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的空间尺度)、破坏环境背景值罪(生态环境能够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载尺度)”。环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环境犯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生态系统一旦造成损害就很难恢复或者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如果等到有实际危害出现才进行刑罚,则迟了一大步,生态经济发展必然倒退。

(三)强化执法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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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转型，最重要的是产业生态建设和创新，其核心是处理好资源、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资源掠夺型和环境破坏性工业产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型过程，必须以循环经济的产业重组、建设生态产业等有关理论为指导，促进形成产业链的有效循环，变单向流动为环形流动，使物质、能量达到多级利用与高效产出，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正向积累和持续利用，使环境污染的负效益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正效益。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生产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实现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动，容环保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

(二)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是具有较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高效生态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对行业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各环节建设的纵向结合和不同行业生产工艺横向耦合。

二、宝鸡产业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区位优势。宝鸡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在西安、成都、兰州、银川省会城市的交通中心，是连接西北与中原、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陇海、宝成、宝中铁路交会在此，是连接包兰、成昆线的全方位铁路交通枢纽。境内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国道和GZ45为主轴，以西宝南北线及关中环线干线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脉络，形成了“三横五纵一环”公路网络。宝鸡机场也正在规划建设，是西部地区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

(二)资源优势。宝鸡各类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有色金属铅锌和金的储量分别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岩储量居全省之首。煤炭远期储量约61．3亿吨，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浅煤层规模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马坊、郭家河、麟游—陇县煤矿区，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内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条，水资源总量55．45亿立方米，占关中地区的44．8%。电力装机容量210万千瓦，总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35亿千瓦时，是西北电网的重要枢纽。

三、宝鸡产业生态转型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思考

(一)循环经济建设目标。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心，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合理引进项目为方向，促进工业生态化、园区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现代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着力点;建设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人居环境和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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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调整 轮胎行业 县域经济

新昌作为一个以轴承为产业之一的浙江省绍兴地区的县，轴承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这一地方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就是其中之一。本文通过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现状的分析，结合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新昌县及轮胎行业的现状

新昌地处浙江省东部，隶属绍兴市，县域面积1213平方公里，共有人口43.6万，地貌特征“八山半水分半田”，是典型的山区县。八十年代以来，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顺利实现了从全省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城乡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2010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15亿元，财政总收入28.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9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1263元。新昌工业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轴承之乡、全国医药强县、纺机基地、冷配大县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是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县，国家科技兴贸（生物医药）基地、国家火炬计划医药产业基地县。全县现有销售超亿元企业43家，其中超70亿元1家、超50亿元1家，上市企业6家，汽车摩托车轮毂产量全球第一，维生素E占全球总量的45%，药用胶囊产量占全国1/3，小型轴承产量占全国20%，创造了“资源不足科技补、小县构筑大科技”的发展模。

新昌县轮胎行业自2010年以来从20多家相关企业上升到30多家企业，他们的规模从小变大，从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从人工化到机械化转变，从单边化向多极化过度等等。尤其以单一品牌的米其林轮胎和普利司通轮胎为主打的轮胎销售，向更多品牌的销售发展模式。现在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各公司及各部门已向多极化轮胎品牌销售模式发展，比如有米其林轮胎、普利司通轮胎、固特异轮胎、邓禄普轮胎、倍耐力轮胎、马牌轮胎、佳通轮胎、朝阳轮胎、双钱轮胎、正新轮胎、风神轮胎、三角轮胎、玛吉斯轮胎、前进轮胎、樱花轮胎、玲珑轮胎、千里马轮胎等等国际及国内一线品牌的代销和直销、单销的模式运行着。

2、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影响

2.1、经济结构调整对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冲击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影响整个新昌县的主产经济和一些新兴经济的发展壮大。自2008年来受到第一次金融危机以来，新昌县政府经济办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大趋势，主动的、积极的、优先的根据自身发展特色做好了防御措施。同时，经济结构的调整使新昌县的一些家族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比如一些企业产业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些管理模式有重大缺陷的、一些企业的机器设备比较陈旧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国际发展形势的、一些因贷款过多资金短缺的、一些企业没有把握住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等等。企业受到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将导致轮胎行业的不景气现象。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新昌县房地产业也受到重创，使新昌的汽车运输业受到连带影响，新昌县的轮胎销售、轮胎修补、轮胎翻新、旧轮胎回收等等企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

2.2、经济结构调整给新昌县轮胎行业带来的红利

新昌县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加大新领域的开拓、更换新的制造设备、从低能产业向高能产业迈进、对旧轮胎的回收加工等等。这些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新的气息，将原本“一潭死水”的企业聚集地焕发新的活力。为汽车运输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为新昌县的轮胎行业发展带来了福音，汽车运输业及当地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给轮胎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赶鸭子下水式”的水到渠成形势。

3、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3.1、服务需求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县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外地游客或者路经新昌的人，他们来到此地或在新昌暂停休整，都需要寻找当地的汽车服务点或大型汽车修理厂。同时，他们可能会问起这边某些轮胎的销售情况，合适的话就会换了车上旧的轮胎。假如在新昌境内的上三线高速上出现轮胎破损或者汽车出机械故障，都会需求当地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提供的服务。所谓的高速汽车应急小组服务是政府把高速上某一段的汽车修理维修权转租给私人公司或个体提供的服务，并且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应急队伍。他们可以提供车主所需要的基本服务，但是服务的价格比一般的汽车修理厂提供的服务贵上好几倍。高速上的应急服务是一种垄断性质的非个人意愿的轮胎行业消费，但是他们的服务还是很到位的。新昌境内那么多的汽车服务公司或个体店，可以满足各式人们的需求。

3.2、服务供给的多样性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当前主要依赖于为各大本地公司的汽车服务，而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给新昌当地的大型及小型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新昌当地的轴承加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然而，新昌开办的各色轮胎行业都离不开新昌当地的资源和新昌客源。比如新昌大修理厂需要像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为其提供客源，而新昌县旅游客运有限公司需要像新昌大修理厂帮其完成公司里大型客车的维修、保养、更换轮胎等等服务。新昌轮胎行业提供的多样，可以足够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3.3、经营层次的提升有利于新昌轮胎行业应对经济结构调整

新昌轮胎行业可以根据当地实情或国家经济的动向，可以进行企业内部设备的更新换代。企业内部设备的提升，相应的企业经营层次也提升了，有利于更好的服务于汽车业，同时给自身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设备的更新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客源，同时服务质量的提升为企业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有些私企老板买了进口车，且又不想去4S店保养，但又害怕私人轮胎企业的设备差。假如私人轮胎企业更新了设备，车主就不存在这样的忧虑。他们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去4S店，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同等的服务，而轮胎企业增加了客源也增加了收入，这样的情况是达到了两全其美的境地。轮胎行业经营层次的提升，将更加有利于应对国家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3.4、提高轮胎行业员工技能

轮胎行业员工或者服务人员技能的逐步提高，是应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措施之一。以往因为服务水平差，工作能力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而导致轮胎行业遭受损失。随着绍兴地区轮胎行业越来越趋向正规化、现代化、信息化等等，轮胎行业的员工或者服务人员将定期定点到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去参加培训，提升员工或者服务人员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让他们适应新的设备及新的服务观念，同时跟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5、轮胎行业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有利于应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除了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冲击，也给轮胎行业带来了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的机遇。只有以竞争为压力，以竞争致胜为动力，才可能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吸收国际上的先进思想，运用先进理念，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比如，更新企业的设备、提高企业员工的技能、增强服务人员的意识、提供多样性的服务等等，同时增强企业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才能更佳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

4、结语

新昌县轮胎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扶持，同时也离不开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新昌县轮胎行业为了把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调到最小，必须结合新昌县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其他政策手段，使其具有针对性、具体性、时效性，只有这样才能给新昌县轮胎行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实现新昌轮胎行业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自治区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方正.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4.1.

[2]国研室.中国政府门户网站（），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哪些重要进展，201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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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外围；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　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篇5

社会对音乐批评人才的需求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文化逐渐活跃而不断增加的。如各电台、电视台的音乐栏目大都需要音乐评论人才对现存的一些音乐事项、音乐活动等作一些客观公正的报道或评论。另外，一些刊物也专门开辟音乐批评学术领地，如《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期刊每期都有专门的音乐评论板块，为我国音乐批评事业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学术平台，同时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多地需要一种精神的享受，而音乐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载体，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无疑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享受。然而，在面对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物象时，普通民众如何作出有益的选择，使自己的精神得以愉悦、情感得以升华，就需要音乐批评的正确指引。但我国的乐评市场并没有很好地担当起此一重任。

在此情况下，音乐批评学科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学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它首先需要的是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而当今音乐批评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可谓是凤毛麟角，更何谈师资培养。近期，笔者有幸拜读了明言教授的《音乐批评学》一书，感觉如获至宝，此书真可谓是音乐批评学科建设的应时之作。

明言教授长期从事音乐批评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其代表性著作有《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音乐批评学》；代表性论文《应以开放意识关照“谭盾”现象》、《音乐批评学刍议》、《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学科的理论及历史问题》、《“乐评人”现状的思考》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音乐批评学》一书全书立论新颖、结构严谨、论述流畅、例证翔实。可称为中国当代“音乐批评学”的开拓性著作。

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更多的是侧重于“论”，包括绪论、第一至第九章，论述的是音乐批评基础理论的各个基本方面：第二部分则是“史”，包括第十、十一章，勾勒出中西方音乐批评的历史脉络。

一、“论”中出新

在绪论一章中明言教授从“音乐批评学”的学科现状谈到音乐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属性，又到该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作过于深入的探讨，而是列出了全书的一个基本框架，使读者一目了然。然而从其中关于音乐批评和音乐批评学的定义所做的推敲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作者旁征博引，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音乐批评(Musical Criticism)’就是以文化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的理性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理念、活动、音响文本与符号文本等)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是将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机地应用于音乐审美评价、历史评价的实践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而“音乐批评学”，作者则认为：“是关于音乐批评的一般原理、方法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来讲就是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以音乐哲学、音乐形态学理论、音乐音响学基本原理对音乐批评活动进行系统化梳理和理论性总结的一门学科体系”。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准确定位为后文的音乐批评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后面的一到九章中作者分别就音乐批评的本质论、功能论、主体论、对象论、标准论、形态论、方法论、操作论、发展论作了系统而又深入的论述。且论中出新。

第一章就“音乐批评的本质论”展开深入论述。古今中外，旁征博引，立于巨人肩头而又看得更高更远，由“音乐批评谓何”?的“是什么”到“音乐批评何谓?”的“干什么”，阐述生动，论据确凿、论证有力。从学科的基点出发逐渐垒起学术的大厦。第二章“音乐批评的功能论”中，则立足于文化的角度阐述音乐批评的三点文化使命。即通过批评“探讨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为音乐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为繁荣音乐创作作出贡献”。最后得出结论“我们需要音乐批评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需要高屋建瓴、雄视全局、鸟瞰历史的音乐批评。具备了这种文化视域，音乐批评的文化使命才可能完成得更好。”在第三章“音乐批评的主体论”中作者就批评家的社会属性、批评家的思维方式、批评家的学识人格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批评家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真理负责”且明确提出“对真理负责”是三个负责中的根本与核心，以无畏的胆识坚定自己认定的真理，但同时也要勇于改正错误，两种行为都是批评家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后面的经典性总结“音乐批评家的这些素质应当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全面的、立体的互补系统。如果将它们互相分割，或只注重单项发展，对批评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都是不利的。”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学科的建立指明了方向。这又是本书的一大亮点。第四章“音乐批评的对象论”，针对音乐文化这种人类的特殊文化现象，从音乐本体论出发把音乐批评的对象分为“文本”和“泛文本”两种形式，扩大了音乐批评的对象。这一点就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学科的课程设置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音乐批评的标准论”，标准意即“衡量事物的准则”或“本身合于准则，可供同类事物比较核对的事物。”而这一章中对于音乐批评标准设定的问题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者从批评家、专家、社会文化语境三方面对音乐评价的标准作出设定，且提出“三者中的任一方都与它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的精辟论断。如果说前五章作者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音乐批评的话，那么六、七、八、九章则是从实践的角度来阐述音乐批评的，说白了就是怎样去进行音乐评论。第六章列出音乐评论的不同文体、类别、形态等各方面的大体框架。第七章则从方法论的角度使第六章的框架变得有血有肉生动起来。最后还特别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提出“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当根据艺术本体和社会历史的基本准则而制定。依据艺术本体制定的准则，是音乐艺术批评的方法的本质所在；依据艺术的社会历史规律制定的准则是音乐艺术批评的方法的深厚社会基础之所在。在现实的批评实践中，在两者中要做到不偏不倚，不可或缺。”使得音乐批评的方法有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第八章则是音乐批评的具体化，把前几章的理论、观念付诸操作实践。同时，这一环节也是音乐批评成败的关键。作者分别就操作原理、操作程序做了一定的梳理，也对操作的方式做了一定的探讨。为我们以后音乐批评的实践操作指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在第九章中作者就音乐批评的发展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音乐批评的发展受“音乐批评自身性因素，音乐艺术实践性因素，音乐批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只有努力改善这三方面的因素，才能使音乐批评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二、“史”中明鉴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十、十一章)，主要是从“史”的角度来进行阐述的。勾勒出了中西方音乐批评的历史脉络。这一部分的梳理也可谓是填补了一项史学空白。作者从大量的历史尘埃中搜集出这些散金碎玉，且根据批评观念、批评形态的演变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把中国的音乐批评史划分为“音乐批评的萌芽期(远古一先秦)；音乐批评的成熟期(先秦一两汉)；音乐批评的深化期(魏晋一晚清)；音乐批评的转型期(晚清―20世纪)。”把西方的音乐批评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音乐批评与哲学思辨、文化批评、艺术论辩等往往混生在一起)；确立阶段(音乐期刊、报纸出现，有了专门的音乐批评活动，音乐批评学科成为显学)；多元阶段(20世纪传统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的瓦解和多元音乐创作与批评观念的确立)。”“读史可以明鉴”，作者对中西方音乐批评史的梳理与阶段的划分也许会引起一些学者的争议，但他毕竟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划出了一条比较明析的音乐批评历史演变轨迹，不仅挖掘出了这些散金碎玉，而且还把它们用这条线串成美丽的项链献给我们。

三、结语

篇6

【关键词】合伙 婚姻合伙 夫妻共同财产制 人力资本

婚姻合伙是在婚姻契约说和婚姻伦理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有效地将婚姻契约说和婚姻伦理说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模式可以巧妙的解决婚姻语境中的疑难问题，从而合理分配婚姻的利益和负担，最终实现夫妻个人利益与夫妻共同利益的兼顾。

一、婚姻合伙理论产生的背景

合伙具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人类需要合作――共同生产劳动――这一简单事实。早在远古的血缘家庭里，由于人们劳动的必然竞合，人身关系上的互相制约，共有不便分散，家庭就有了共产合伙的一般特征。[1]

合伙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合伙人为了经营共同的事业而结合在一起，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家庭关系，其是否属于共同事业的范畴？解决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婚姻是什么。“从法律的角度讲，婚姻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份；一种契约；一种财产形式一种信托关系；一个法律实体或一个微小的。身份和契约的模式自然已经广为流行并最引人注目”，但是其他模式“在婚姻法律制度中也都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反映。”[2]学术界关于婚姻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学说：婚姻契约说和伦理共同说。

二、婚姻合伙理论的内涵

婚姻合伙理论将婚姻视为一个分工合作、互惠共享的合伙共同体，配偶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在不同程度上对婚姻作出不同的贡献。夫妻二人不再是单独的个体，他们作为合伙人，必需为了共同的幸福作出努力。因此，该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共享性，即承认夫妻各方共同创造了婚姻的利益。该特性建立在平等理念的基础上，因此，也是离婚时平等分割婚姻财产的依据。

（一）婚姻合伙与普通合伙的共同点

1.主体的平等性。平等原则是民法的首要原则，任何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权益得到同等的保护。[3]婚姻的缔结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应受民事法律的调整，把婚姻视为合伙，旨在消除婚姻内的不平等，承认夫妻双方人格身份权利的平等、承认夫妻双方对于婚姻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平等，总之，夫妻间地位的平等是婚姻合伙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

2.意志自由性。意思自治是民事法律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合伙是合伙人之间基于意思自治的联合，合伙人通过达成一致协议得以建立合伙关系。婚姻合伙成立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即男女双方作出结婚的意思表示，且意思表示真实、一致。

3.以相互信赖、忠诚为纽带、以共同事业为经营方向。合伙具有高度人合性，它建立在合伙人之间高度信任基础上，是合伙人相互选择的结果。婚姻的成立与维系离不开夫妻之间的忠诚与信赖，夫妻双方以不同的形式对家庭做出不同的贡献，以便共同经营婚姻家庭的事业。用心“经营婚姻”已成为现代人参悟婚姻的重要表现。[4]

（二）婚姻合伙与普通合伙的区别

爱情是维系婚姻合伙的重要情感纽带，这是其区别普通合伙的显著特征，当维系婚姻的爱情消失，婚姻合伙就面临随时解散的危险。因此，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判决离婚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爱情的无私性又使婚姻合伙具备第二个独有的特征，即互惠的利他主义。普通合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商场如战场的时代，其必被打上利己主义的烙印。婚姻合伙理论强调互惠的利他主义，既能有效地保证婚姻各方的独立利益，又能促进婚姻共同事业的发展。

三、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是确定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婚姻终止时的财产分割等问题的法律制度。

（一）夫妻财产制的基本类型

夫妻财产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学者陈苇在《婚姻家庭立法研究》一书中，详细、精确的介绍了夫妻财产制的基本类型。按照陈苇教授的观点，夫妻财产制的基本类型如下：按照夫妻财产制的发生依据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按照夫妻财产制适用的情况又可以分为法定财产制与非法定财产制；按照夫妻财产制内容可分为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剩余共同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联合财产制；按照夫妻财产制度设计的夫妻财产归属氛围共同财产制与特有财产制。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夫妻财产内容必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但一些制度因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为人们所遗弃，现在为各国所经常采用的主要有：分别财产制、剩余共同财产制和夫妻共同财产制。

（二）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指确立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对外的财产责任、婚姻关系终止时的财产清算、分割等问题的法律制度。夫妻共同财产制承认妇女家庭劳动的价值，承认夫妻双方婚姻的成功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平等的，从而实现了男女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夫妻共同财产制根据财产的范围不同，又分为一般共同制、动产及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等形式。[5]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为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财产制。

四、婚姻合伙与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

婚姻合伙理论的基本原则起源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二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基本原则更为合理的表述应该是，夫妻双方作为平等的法律主体，各方为婚姻合伙事业的完成共同做出了实质的有意义的贡献。

（一）婚姻合伙视野下我国夫妻共同财产的界定

我国目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采用的是婚后所得制度，但是扩大了夫妻特有财产的范围，体现了对夫妻个人财产的保护；同时增加了约定财产制，以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

1.婚姻合伙视野下我国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界定。我国现行《婚姻法》以例示的方式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进行了规定，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资、奖金。这里的工资、奖金应作广义的解释，即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付出劳动所得的一切报酬；第二，生产、经营的收益。生产、经营的收益，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后从事生产、经营所得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如买卖股票、债券或投资于公司、企业的股份分红所得收入）；[6]第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包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第四，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第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以上财产类型中，颇受争议的当属第4项。关于继承、赠与所得的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长久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女婿、儿媳并非法定继承人，但是将一方继承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等于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与继承法的规定相违背；而遗嘱继承体现了个人对其所有财产的处分权，如果将夫妻一方因遗嘱继承而得到的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等于变更了遗嘱，违背了遗嘱人意志，限制了其财产的自由处分权。[7]基于此，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应修改《继承法》。关于此争议，笔者认为运用婚姻合伙理论便迎刃而解。婚姻合伙理论强调婚姻的共同体性质，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互惠共享，在此期间只要没有当事人相反意思表示，因继承或赠与、遗赠取得的财产就是以婚姻共同体名义受领的，理应属于婚姻共同财产。

2.婚姻合伙视野下我国法定夫妻特有财产界定。夫妻特有财产制，指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夫妻约定，婚后由夫妻一方保留部分财产作为各自所有，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夫妻财产制度。夫妻特有财产与共同财产制相并存，是对共同财产制的限制与补充。

我国《婚姻法》第18条明确规定了夫妻特有财产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一方婚前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及婚前取得的权利，在婚后实际取得的财产；第二，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第三，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第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第五，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

本条第一项规定涉及到婚前财产婚后消耗如何处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1月《财产分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毁损、消耗、灭失，离婚时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抵偿的，不予支持。”

该司法解释虽然颁布已久，但是其并未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因此，仍然有效。但其存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北方农村，男女结婚，男方多提供住房，女方则提供如家具、家电类嫁资。女方提供的嫁资多属动产，容易磨损，贬值也非常快，但是，男方置备的房屋往往不贬值反而升值。此种情况下，如果根据《财产分割具体意见》进行处理则显失公平。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可以参考婚姻合伙理论来解决矛盾纠纷，将男女双方各自的婚前个人财产看作对婚姻合伙的投资，根据共同负担、共享收益的原则，将已经消耗掉的婚前个人财产从婚姻共同财产中扣除予以补偿。

此外，2011年8月份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扩大了夫妻特有财产的范围，该解释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从法律角度讲，个人财产收益可分为孳息、投资经营收益、自然增值。孳息分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两种。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本性天然而长，不需要人力作用就能获得，比如鸡生的蛋；法定孳息，是根据法律的规定，由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收益，比如出租房屋的租金等。自然增值，指非人为的增值，是夫妻个人婚前财产在不改变状态的情况下实现的增值，其增值主要受市场价格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房屋价格的增长。投资经营收益，指投入一定的物或者资本，通过经营、管理、交易等行为产生的收益，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生产、经营性收益属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物权法》规定，孳息的归属应跟随原物、一物之上也不能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将原物与其产生的收益相剥离，是否与《物权法》相冲突？笔者认为，运用婚姻合伙说的共享原则能够灵活解决这一问题。

婚姻合伙同普通合伙一样，强调合伙人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以不同的方式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产生的收益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孳息、自然增值附属于原物，但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并不是夫妻共同劳动所得，因此，把孳息、自然增值划分为夫妻特殊财产并无不妥。

（二）婚姻合伙视野下特殊共同财产的界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除了一般的动产、不动产以及既得权利、利益之外，出现了区别于常规的特殊财产，例如，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人的技能、知识和通过对个人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投资获得的或增加的社会阅历，是一种提高未来收入的丰富形式。[8]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家庭财产积累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源泉。[9]

我国审判实践中，要求分割人力资本的案件不在少数，但是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尚未对此涉及，因此，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往往作出不予处理的结果。相比之下，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的奥布润案件中，奥布润在取得医生执照的两个月后，向法院离婚，法院考虑到奥布润夫人在奥布润求学期间，赚钱维持家庭生活，才得以使奥布润完成学业并取得执照，因此，法院判决奥布润支付相当于他医生执照价值的40%的金额给其妻子。

一样的案例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予以分割。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婚姻财产分割不能仅局限于有形财产，毕竟像人力资本这样的无形财产，其投入的成本与得到的利益都是巨大的。笔者认为，婚姻合伙理论很好的解决了人力资本是否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难题。

人力资本具有专属性，夫妻一方取得的文凭、执照或个人职业信誉理应归一方所有，为什么夫妻另一方可以分享这种权利？对此，婚姻合伙理论作了很好的论证。该理论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取得的学位或执照等，应属于夫妻合伙事业的收益。因为，在获取这一成果的过程中，取得文凭或执照的一方，需要亲自参加学习、培训，是直接的贡献者；夫妻另一方，虽然不参加学习和培训，但是其要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外出工作来维持家庭生活，甚至可能用自己的工作收入为对方支付培训费用，这也是对对方取得学位、执照等人力资本的间接贡献。这两种贡献不分大小、应具有同等价值。

婚姻合伙说的核心原则是夫妻共享，夫妻作为合伙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为婚姻事业付出自己的努力，按照合伙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基本原则，夫妻双方还要各自同等地享受合伙成果中的经济利益。因此，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取得的文凭或执照中的经济利益，是公平合理的。[10]

五、结尾

婚姻合伙理论作为解读婚姻关系的新视角，对于解读、审视和建构我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它有效解决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中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同时有助于鼓励夫妻双方团结互助、相亲相爱、同甘共苦，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文的不足与局限：婚姻合伙理论在我国尚属于起步阶段，有关该学说的文献也较少，本文仅局限于对婚姻合伙视野下夫妻共同财产界定相关问题的分析，应该看到，该理论也能较好地解决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分割等问题。笔者希望通过此篇文章，为审判实践中夫妻共同财产相关问题作出绵薄之力，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写出更多有关该学说的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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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威廉・J.欧德纳尔、大卫・艾・琼斯.美国婚姻与婚姻法[M].顾培东、杨遂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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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苷用.婚姻合伙视野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20.

[5]胡苷用.婚姻合伙视野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50.

[6]陈苇.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群众出版社，2005.132.

[7]马原.新婚姻法释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136～137.

[8]Joan M.Krauskopf，“Recompense for Financing Spouse's Education：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Marital Investor in Human Capital"，Kan.L.Rev.Vol.28（1980），pp.379，381.

[9]Joan M.Krauskopf，“Recompense for Financing Spouse's Education：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Marital Investor in Human Capital”，Kan.L.Rev.Vol.28（1980），pp.37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