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19:21: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跨国投资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篇2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所以应明确一下跨国公司是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样更便于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1跨国公司的概念
什么是跨国公司，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定义。起初，人们把跨国公司称为“多国公司、全球企业、多国企业”等等。1983年，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在拟订《跨国公司行为守则》时所下的定义为大多数国家接受，其为：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3]
1.2跨国公司的特征
1.2.1跨国性
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4]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母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也称东道国）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子公司。
1.2.2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因为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分设于不同国家，所以跨国公司制定战略时，不再从某个分公司、某个地区着眼，而是从整个公司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发展政策和策略，以取得最大限度和最长远的高额利润。例如：在中国，国外跨国公司都十分重视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竞争优势，并以此为手段抢占世界市场的制高点。特别是随着跨国公司采取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技术—专利—标准”战略，以及策略性技术联盟的出现，跨国公司利用知识产权优势谋求市场竞争更大优势和更大利润的特征更加明显和突出。[5]
1.2.3公司内部一体化
跨国公司的法律人格问题，应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母公司以及组成跨国公司的诸实体的法律人格问题；另一方面是跨国公司能否作为国际法主体的问题。[6]从中央控制和内部一体化的活动等方面看，可以说，跨国公司具有企业的特征，是一个经济实体；但不是一个法律实体。
2、跨国公司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哲学认为凡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跨国公司也不例外，既然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就要从它的发展过程说起。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且加快全球一体化的脚步。
2.1跨国公司的历史起源
跨国公司并非“古已有之”，而是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和集中过程进一步加强，在许多生产部门，特别是新兴工业部门形成少数大企业的统治。由于寡头统治，竞争对手旗鼓相当，垄断组织只有利用其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谋求出路，而那些具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以及有着广大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垄断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7]此外，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在通讯、交通、运输、生产等部门的广泛应用，国际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越来越提高，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再加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规模经济的需要以及大企业加速向多种经营发展，跨国的生产活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2.2跨国公司的作用
据统计，现在约4万家跨国公司及其2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组成的跨国生产与服务网
络日益扩大，正在形成一个由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行为的核心组织者，并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跨国公司是技术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常常将资本、技术、培训项目、贸易和环境保护等结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有形和无形的综合资产，这些综合资产刺激了经济增长。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综合利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织管理能力使其成为潜在的、效率很高的生产组织者。因此，就经济影响来说，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提高母国与东道国竞争力并且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跨国公司集诸种经济活动于一身还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需要相应地在广泛的范围内对这些公司可能作出的潜在贡献和作出敏感反应。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跨国公司生产的区域战略加快了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一旦某些国家被纳入了这种区域生产网络，政策上更深地卷人一体化的压力也就由此产生了。这意味着邻近地区国家间更大程度上的政策协调与政策趋同。跨国公司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有许多联系的一体化组织结构内的机构，作为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8]
3、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责任及其法律依据
回想一下上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等12起跨国公司弱化责任的事件，我们不得不关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
对跨国公司母公司的责任问题，目前各国有以下不同的做法和观点：（1）严守有限责任原则说。这种观点认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一般是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根据法人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内部上，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而公司则以全部资产承担责任。换言之，母公司与子公司，两个公司相对独立。母公司不应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2）整体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应把跨国公司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该实体中任一组成部分所造成的损害均可归咎于该实体的整体。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子公司，只要违法，其责任都由设立其的母公司负责。（3）单一企业说。该说认为，母公司虽然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如果从有关因素看，子公司不具有经营自，母子公司构成了单一企业，母公司就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负责。即承认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支配和控制，已不具有独立性时，法院可以认为子公司仅仅是母公司的“化身”，从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否定公司人格独立，由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对此，我国《公司法》做了这样的规定：“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具体的债务清偿时，先以其拨付给分支机构的运营资金清偿，不足部分再由母公司清偿。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在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的同时，在特殊情况下“揭开公司面纱”。
3.1对跨国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一国，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利于鼓励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如果一国法律规定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适用无限责任原则，这样就会让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不利于一国引进外资。（2）有利于鼓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的合作，因为采用有限原则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风险，同时也可以保护东道国的投资者，合营企业的方法可以使东道国的合营者学到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所以这种方式更是发展中国家所乐意接受的。有限责任原则有时可能对债权人的保护有失公正，但现阶段其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其他制度所无法代替的，利大于弊。（3）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律制度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目前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即跨国公司在投资方面享有与东道国的投资者相互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甚至对外国投资者实行较本国投资者更优惠的待遇。如果一国对本国的投资者实行有限责任，对跨国公司却实行其他更严厉的制度，如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等，势必阻碍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总体上实行有限责任原则仍然是权宜之策。
3.2“揭开公司面纱”的特定情况
目前各国在运用“揭开公司面纱”来处理母公司对子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问题时，是基于衡平、正义的考虑。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对公司独立人格制度作出规定，但我们在实践中完全可以根据民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适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特定情况”：（1）母公司滥用对子公司的控制权，造成子公司徒有其表，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利益；这种情况下，子公司的活动完全是代替母公司，母公司理应承担责任。（2）子公司资本不足，即子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其所经营的性质及隐含的风险明显不对称或不成比例；（3）母公司操纵子公司实施有损子公司利益的行为。如果跨国公司存在上述情况，一旦子公司的债务超过其本身的清偿能力，必定会使其债权难以实现，母公司就应该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3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法律适用
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住所或注册地经常位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应使用何国法律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此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和解决：一是直接适用东道国的法律来解决子公司的独立人格问题；二是子公司人格被否定以后，原子公司因合同或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应根据合同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来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9]
在我国现阶段，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欢迎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我们应该提起高度重视，在我们的立法中要考虑到这一点。
4、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国际管制
首先看一则报道，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抽样调查则显示，1／3的亏损外企属于经营不善，而60%以上的外企存在非正常亏损，40%是虚亏实盈；30%在华跨国公司从未交过所得税，80%的跨国公司逃漏税，跨国公司年“避税”300亿。[10]目前，各国及国际社会没有针对跨国公司法律规避行为的专门法律规定。跨国公司的法律规避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其他具体问题中，如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问题、避税问题等等。
4.1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宏观分析
4.1.1对跨国公司管制的种类
（1）法律管制。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跨国公司行为所作的反应又常常导致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并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法律管制。
（2）国家管制。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同时限制和避免跨国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各国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这些法律法规涉及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等。这种管制我们称为国家管制。
（3）国际管制。国家管制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组成跨国公司的各个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一致。因此，单靠一国的法律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进行区域管制和国际管制。[11]
4.1.2制定国际统一的行动守则
早在1977年联合国跨国公司专门委员会就开始拟订《跨国公司行动守则》，由于各国对守则的内容、法律地位、与一般国际法的关系等问题存在严重分歧，使守则搁浅，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制定行动守则是解决跨国公司管制问题的最佳方法。因为，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可以对跨国公司的消极活动予以管制，促使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确立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国际规范，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2对跨国公司国际管制的微观分析
通过分析诸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违法行为，多以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和国际避税为主，下面就这两种行为加以分析。
4.2.1对跨国公司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定价的管制
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管制更多是在国内法措施上，许多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管制都实行正常交易的原则，即将关联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相互间的关系，当作独立竞争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来处理。许多国家在确定正常交易价格时都规定按以下方法进行：比较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以及其他合理方法.国际上，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拟定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其中涉及转移定价的管制。《守则》草案的大部分条文已经确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跨国公司的待遇、国有化和补偿、国际法的适用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仍未通过。
4.2.2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管制
随着跨国公司避税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各国单方面措施难以有效地管制，为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综合运用国内国际措施。目前，各国采取双边或多边合作的形式，通过签订有关条约和协定达到防止国际避税的目的。主要有：建立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制度，使各国税务机关了解掌握纳税人在对方国家境内的营业活动和财产收入情况；在双重征税协定中增设反滥用协定条款；在税款征收方面相互协助。通过国际合作共同管制跨国公司避税行为。[12]
5、对在华投资跨国公司的管制的必要性
几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中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新动向。伴随跨国公司的进入，将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科学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新型的经营策略引进我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期间会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前面提到的哈根达斯“脏厨房”事件、卡夫饼干含转基因成分风波以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华逃税等案例，这就说明对在华跨国公司管制的研究是必要的。具体如下所述。
5.1是维护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需要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市场和获得利润。为此，在设立合营企业时，跨国公司总是利用其资本优势尽可能地实行控股。通过控股掌握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支配权、原材料采购权，从而能逐步控制东道国的市场，以便为进一步改变东道国的市场结构，为实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东道国吸引海外投资除为获得本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营外，最终目的是发展民族工业，实现本国经济腾飞。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目标与东道国引资意图是存在着矛盾的。
我国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容动摇。因而，为避免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形成操纵，为保证国家对经济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为维护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障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受侵害，有必要对跨国公司行为进行管制。
5.2是我国有序进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企业刚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尚未完全适应竞争规律和市场的要求，尤其是国有企业，正处在转换经营机制的紧要关头。我们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目的是将企业培育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竞争主体，而不是盲目地将积累多年的国有企业拱手让与外方，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中策现象”已经对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引导跨国公司的收购行为有选择地转让一部分企业的产权给跨国公司，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任意选择收购国有企业，已成为急待解决的课题。这也是防止我们利用外资却被外资所用的必要措施。
5.3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产业结构不平衡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工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品种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状况尤为突出。为此，我国进行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而忽视了利用外资的结构，使得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局面未能根本扭转。目前，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使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应该把利用外资同国内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指定明确的、具体的产业政策规划，有目的地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的产业，引向需要重点发展的农业、交通业、能源和原材料、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避免跨国公司利用我国企业市场经验不足、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突破我国的行业准入限制，排挤民族工业。
5.4是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需要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部分产业虽已形成规模，部分产业却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十分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如果任由跨国公司来华与之竞争，必然会对其产生强烈冲击，甚至会扼杀这些幼稚产业，造成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损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发展初期均对民族工业进行保护。二战以后，日本发现与欧美各国的产业差距，也采取了对本国产业的有效保护措施，使日本能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因此，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我们必须将国际竞争限制在中国的民族工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有步骤、有区别地将民族工业推向国际市场。[13]
6、我国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政策及法律原则
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法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法是党的政策规范化、具体化。是贯彻党的政策的工具。坚持改革开放不仅是我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政策，同时又是完善和建立我国外资立法的指导原则被写入宪法。法和政策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扩大，现行外资立法的缺陷也就越来越明显。为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使跨国公司的投资能在最大程度上与我国引进外资的价值目标协调发展，我们应充分利用政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的特征，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内容，同时也更好地弥补我国现行外资立法上的不足。
根据上面对跨国公司责任管制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认为，应对跨国公司来华所制定和应用的政策及法律原则应包括以下内容：（1）积极引进的政策及其法律原则。（2）加强引导的政策及法律原则。（3）合理限制的政策及法律原则。（4）严密监督的政策及法律原则。[14]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事业要取得成功，缺一不可，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我国对外商投资、对外国跨国公司政策的内容、手段和具体措施都会相应调整和变动，进行不同的组合，但是上述四项政策及法律原则是我国始终坚持的。忽视或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将损害我国引进外国跨国公司的事业。
7、结论
总而言之，跨国公司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可以起积极作用，因为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只要发展中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和技术，就能够弥补本国资金不足，提高本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达到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具有消极作用，它们通过直接投资和技术垄断等手段，可以攫取高额利润，控制当地重要行业部门，排挤民族工业，恶化国际收支，阻碍经济发展。[15]然而我们不能怀着狭隘的民族情绪把跨国公司看作“洪水猛兽”，一方面我们应给予其国民待遇，甚至一些优惠待遇，把跨国公司请进国门；另一方面，需要对跨国公司的不法行为加以管制。同时制订国际统一的行动纲领，这样就会更多的维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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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泉：《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法律规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P528.
[15]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P31.
摘要：近几十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追求高额利润，这就会在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与与母国间、东道国与母国间，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跨国公司的活动会给有关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就会产生对其管制的法律问题。
我国面对全球化趋势，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如修订相关法律，实施有关政策，来解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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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是指依赖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及完善的管理体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销售活动的大型企业。
2、全球战略概念
全球战略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可以有多种战略模式。按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划分有本国中心战略、多中心战略、地区中心战略和全球中心战略4种类型；按国际经营一体化程度区分：为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和综合一体化战略3种类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从本质意义上来理解，是以全球的长期目标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协调统一企业的内外资源，合理安排企业的投资、生产、销售、服务等一系列的技术开发活动，让有限的资源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能有效地运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否定了原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国际性生产模式，通过对各项资源的跨国界配置、管理与协调来实现采购一体化、生产一体化、研发一体化、营销一体化、财务一体化，生产专业化，并将资源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发挥到最强，最大化。
3、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现状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华进行的以R&D为目的的投资行为。经分析发现，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发展速度快，但规模较小。从1994北邮－北电R&D中心开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逐年增多，增加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R&D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
2、行业分布分散，其中以信息行业为主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涉及计算机、软件、通讯、化工、汽车、生物制药等领域，其中，计算机、软件、通讯等信息行业是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最多的行业，占总比例的一半以上。
3、投资方式多样，但主要以独资方式为主一般说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机构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华独资设立R&D机构；二是在合资企业内设立R&D机构；三是与我国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设立R&D机构。从目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情况来看，跨国公司更趋向于以独资的方式设立R&D机构，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价值取向和技术控制两个方面的考虑。
4、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投资的主因：
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六点因素的综合考虑：
1、市场因素。立足于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面对迅速扩大的现实市场，跨国公司纷纷选择在华设立R&D机构，一是希望能够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和技术条件，实现科技成果的本土化，支撑其在华的生产和销售；二是希望通过R&D投资，直接了解我国市场需求的新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开发相关产品，以支持其产品的先进性和在技术行业的垄断地位，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2、战略竞争因素。获得竞争优势。随着我国不断地引入外资，跨国公司之间以及跨国公司和我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应对其竞争对手在华设立R&D机构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国内企业研发力量的提高，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在华设立R&D机构的步伐，希望通过在华设立R&D机构将产业内优秀的科技资源集中起来，实行对产业技术的控制和国内企业研发能力的抑制。3、人才因素。获得高素质、低成本的人才。我国拥有着大量高素质的，而且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可以进行从基础研究到新产品开发的各个层次的研发工作，这对于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R&D机构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以上诸多分析，不难判断，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保持其长远的投资并不断扩大，这也与中国本身的条件及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战略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由始以来，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960万km土地与13亿人口；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不断完善与稳定，经济实力又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意识不断增强等，这一系列的大小因素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与巨大潜力便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进行投资。另外，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增加，同时也是出于其全球战略性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完全纳入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来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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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投资；理论；现状；建议
中图分类号：F426；F83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28-02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日渐加快。一些企业通过并购、新建、独资、合资等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在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对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一、跨国投资理论简介
（一）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在196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 后在70年代由C·P·金德贝格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具有不完全性：产品市场不完全；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规模经济引起的市场不完全；由于政府的有关税收、关税、利率和汇率等政策原因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二是垄断优势：市场垄断优势；生产垄断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国家的市场进入或退出障碍，导致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利用其垄断优势；信息与网络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为后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无法解释不具有技术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也日益增多地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二）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由英国学者巴克利、卡森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于1976年共同提出。其主要观点是：企业内部建立市场，协调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跨国公司是内部化经营跨越国界的产物。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主要从企业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忽略了国际客观的经济环境。
（三）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迈克尔波特提出，波特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型（又称钻石模型）包括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和两种外部力量。四种本国的决定因素包括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公司的战略、组织以及竞争。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跨国投资企业要具备以下三种优势：所有权优势即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与货币优势；内部化优势即将企业的资源内部化，以保证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区位优势即东道国在投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比较全面与综合的角度研究企业跨国投资，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但它仍是一种静态的、微观的理论。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是近年来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其核心思想是任何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直接诱发要素与间接诱发要素产生的。直接诱发要素是指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间接诱发要素是指生产要素之外的政策和环境要素。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避免了单纯研究发达国家的实践而得出结论的弊端，但是此理论仍然是局限于静态上的研究，缺少从动态上对跨国投资的发展进行分析。
二、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现状
（一）跨国投资快速增长。自2002年以来，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并呈现出不断加速趋势，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8.5%，年同比增长率平均达到43.1%。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该类投资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多，达到559.1亿美元，2012年更是猛增到772.2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一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能够反映该国对外投资相对其经济的发展水平。2011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与GDP之比，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到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2，在金砖四国中也是最低的。
（二）跨国投资目标市场日益广阔。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由上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2008年成为一个分水岭，对亚洲的投资流量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而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2008年后，对欧洲的投资增加也比较明显。
（三）跨国投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我国企业在各个行业均有投资。从具体产业看，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2011年末这三类产业企业数量分别占30.8%、25.3%和12.5%，合计占境外企业总数的68.6%。我国对外投资已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服务业等国家鼓励的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各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购并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最重要力量。
（四）跨国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已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投资主体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丰富国家投资渠道，探索特色海外投资类型。
（五）跨国投资形式日益丰富。我国对外投资从建点、开办窗口等简单方式，发展到投资办厂、资源开发，并开始采用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等国际通行的跨国投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跨国并购投资明显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2007年增长了379.4%，随后除2009年略低于200亿美元外，其他三年均超过250亿美元，显著高于2007年之前的水平。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中国跨境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占全球并购交易案数的份额2008年为1.0%，2011年提高到2.5%。
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跨国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属于起步阶段，管理模式还在摸索。管理体制还不稳定，不完善。大部分企业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对境外企业或管得过严、干预过多，或放任自流、管理失控。高素质、具有跨国管理经验的国际化人才更是匮乏。
（二）东道国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中国跨国公司形成挑战。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要求日益苛刻，要求企业打破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把对人的关注作为重要尺度，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当今的跨国公司需要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我国过去长期粗放增长模式下形成的“三高一低”不良形象已成为开展跨国运营的隐形障碍。部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够强，对当地政治、社会、环境关注不够，也亟须改变。
（三）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跨国企业资金规模小，投资领域、行业比较落后，投资模式比较单一，研究与开发能力较弱，投资结构较差。
四、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策略
（一）政府应加大力度，健全和完善跨国投资的制度。政府的大力支持是跨国投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府应高度重视跨国公司的发展，为其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同时与国际市场接轨，调节各类投资主体跨国投资行为、促进跨国投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健全跨国投资制度，保护投资主体的利益。督促跨国公司建立内部经营体制，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培养国际化跨国投资专业人才。在中国进行跨国投资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且人才的稳定性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通过内部培训，外部锻炼，建立多样化的人才队伍。设立国际化人才培训专项基金，汇聚整合政府、高校、培训机构和企业传播力量，合理分工、有机配合，加强国际化人才培育。
（三）实施发挥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经营战略。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全球一体化经营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要特点，但全球化应该是各国各地区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降低成本的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加重视实施本地化经营战略。要寻找合适的当地人、律师，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商务习俗，注重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培养本地管理人员。要进行本地研发，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节约运作成本，研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保持技术优势。要与本地政府建立双赢合作关系，与本地企业建立长期诚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让产品满足当地人的需求，经营方式符合当地的法规习俗，经营目标符合东道国的发展战略。通过本地化策略，很好地利用东道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并强化自身整体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拓展经营领域，更好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参考文献：
[1] 蓝庆新、张雅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及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09，（03）.
[2] 杨正、梁纬.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职业时空，2007，（17）.
[3] 高嵩友.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并购[J]经济问题探索，2003， （09） .
[4] 卢进勇.关于加快发展跨国公司的几个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06，（02） .
篇5
关键词：跨国公司；本土化；中国；策略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各大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必选之地，众多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充分说明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外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最开始的时期，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之后，外资企业便开始纷纷将“本土化”视为应对中国市场特殊性的法宝或者说是对策。
不同的外企对本土化的理解也不同，因此选择的本土化策略也不同。总的来说，跨国公司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本土化策略：
一、生产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本土化实质上包括了整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可分为采购本土化和生产制造本土化。
（1）采购本土化
采购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在当地国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活动。该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采购比例越高，说明其采购方面的当地化比率越高。提高在东道国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当地采购比例，可以大幅降低跨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增强经营效率。
（2）生产制造本土化
跨国公司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了生产本土化进程，中国加入WTO以后，引发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又一轮热潮。这些跨国公司的到来，雇佣中国的员工，使用中国生产的装备，基本上完成了生产本土化的过程。
二、产品本土化
中国的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这个问题是值得每个外企深思的问题。为此外企需要了解他们在中国的目标消费者的特点、偏好、需求等。
跨国公司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特征、消费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以保持强势国际品牌形象的原有特色为前提，把洋品牌做“土”，采取亲情营销，以克服消费文化的隔阂，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三、人力资源本土化
经济学中把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要素统称资源（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而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的第一资源。它具有流动性、时效性、再生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企业的跨国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经营，它体现在企业必须能够引导、协调和组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员工，使多元的人在企业内部能够聚合成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这种跨国企业内聚力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共同的企业文化平台，而且依赖于企业在共同文化平台基础上全面整合内部员工关系。
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有助于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经营管理上的矛盾和低效率；其次，利用当地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再次，人才本土化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信任感，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形象，而且有助于保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
四、营销本土化
营销本土化其目的和宗旨是满足本地顾客需求，培养顾客忠诚度。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跨国文化顾客需求的过程，文化始终是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时最难以捉摸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销售、人力资源等领域，传统文化与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充分调查和研究本地消费者的特点，并根据这种需求推出对应的产品，制定符合当地购买力的价格，同时根据当地文化风格和消费者偏好进行促销和宣传，是对跨国经营销的最基本要求。
五、研发本土化
随着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升温，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了研发本土化的竞争，为了巩固其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跨国公司把研发活动定位于满足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从而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研发中心是企业的核心部分，将企业核心本土化，有针对性地开发技术产品，无疑是在为它们大规模地进军本地市场研制强有力的进攻武器。
六、企业文化本土化
企业文化本土化的过程是公司原有文化与东道国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将文化差异最小化的过程。
首先要进行文化差别识别，通过各种workshop活动，使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加强沟通，增加认同感，从而增强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员工之间的凝聚力。其次，就是组织一系列的跨文化培训活动，旨在有效地打破每个人心中的文化障碍和角色束缚，更好地找出不同文化的共同之处。最后，在此基础上，根据环境要求和战略需要，建立起共同的企业文化，最终实现文化的融合。同时，我认为在企业文化本土化实施的过程中，要保留原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与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司所在地的文化环境，创造新的企业文化。
小结：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入中国，首先实施的是生产本土化和人力资源本土化，然后是营销和研发的本土化，企业文化的本土化是本土化诸多要素中最顶级的活动，它需要整合前面所有的要素。当然，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时间界限，存在交叉进行、相会推动的情况。其中，人力资源的本土化是本土化战略的核心，所有本土化管理思想的贯彻都离不了人。另外跨国公司所处的行业不同，本土化战略有不同的方法和着重点。成功实施本土化战略的跨国公司总是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行业发展步伐一致，当宏观经济形式、国家政策、行业发展出现重大变革时，它们也会及时的对本土化战略做出调整。
参考文献：
[1]郭毅.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
[2]谭军华.我国跨国公司本土化经营战略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
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协调；选择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同类型的企业纷纷涌现。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日渐频繁和世界市场的逐渐开放，跨国公司这种新的企业类型得以出现，其主要功能是对外销售产品，是本国产品对外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1]。最近，金融危机频频出现，世界经济市场之中的竞争日渐激烈，跨国公司因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与挑战。如今跨国公司的营销主要采用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两种手段。世界的经济市场早已整合成为了一体，但是其中的区域、人员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任何一点细微的差异都有可能对跨国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各跨国公司一定要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提起重视，并对其进行协调，确保公司的稳定发展。
一、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
跨国公司指的就是在两个及两个以上国家拥有控制和管理部分，并能产生经济资产的企业。跨国公司主要投身于国际生产，也就是对外直接投资、集资从而进行跨国生产。因此，跨国公司从根本上说是由多个存在密切联系的经营企业构成的，这些企业共同制定发展计划，开展营销活动，以达到制定的战略目标，即跨国公司本质上是一个经营一体化的企业体系。
跨国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是离不开国际投资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过程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成长过程。一家公司在国外建立的分企业，本身就是母公司整体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母公司的部分金融业务。跨国公司形成的主要形式就是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形式的主体主要部分也是跨国公司。从理论上讲，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跨国公司有效配置资源的合理解释。站在跨国公司的立场来看，公司内部个人或者企业整体的愿望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而处于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公司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形式之一，与国际贸易并无不同。实际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互相补充，它们共同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解释跨国投资发生的原因、机制和结果的理论。19世纪6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在英国产生，20世纪初，在英、法、德、美等国的推动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并对国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以说，如果战前国际直接投资还是从属于国际贸易的话，战后到今天它已经成为联系世界经济的主要纽带。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涉足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是纳克斯（R.Nurkse）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题为《资本流动的原因和效应》，书中提出了利率元理论。早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较有影响的还有新古典利率理论、债务周期理论、国际收支平衡理论及外汇汇率理论等。其共同特点一是以市场完全竞争为前提；二是对间接投资进行专门研究，涉及到直接投资；三是以宏观经济为主。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独立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海默（S.Hymer）在其1960年博士论文《厂商的国际化经营：直接投资的一项研究》中提出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或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努力在跨国公司国际一体化生产中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有机的联系起业，以寻求一种基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协调和选择的解释[2]。
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中具有的优势
（一）技术优势
跨国公司能够在本国意外投资，其最关键的优势之一就是具有某些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公司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到的具体技术，也包含知识、信息、技巧等无形资源，例如跨国公司经过开发与研究所掌握的新生产工艺和新兴产品、产品的异化能力以及与产品相关的市场销售技能以及跨国公司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优秀组织与管理技能。这些技能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等是企业内的公共产品，这也常常会成为人们解释跨国公司为何选择国际生产而不是出口或许可证的理由。
（二）产业组织形式的寡占性
人们通常认为，寡占市场结构和行为是跨国公司优势的另一主要来源，其同上述的技术优势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规模经济对于通过研究和开发形成的发明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扩大规模对于自身秘密技术的流出和国际保护都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在此相关学者特别强调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特征。因为其是大企业市场力量产生的主要来源。最开始时，人们认为规模经济对生产集中十分有利，可以通过出口贸易而非国际直接投资来参与国际市场。但是，随着海外市场贸易壁垒的出现，规模经济达到上限，当地的市场就会收到反垄断条款的制约，国际直接投资就会提上日程。
篇7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通信行业，模式，投资成本
一、跨国公司在华R&D的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从原本强烈的传统的国内指向型战略，转变为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发展策略。在整个产品生产链上，研发-生产-销售，跨国公司意识到，要想开辟新的市场，在市场份额上争取更大份额，从而取得更多利润，研发的投资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注意到全球范围内，人才，科技实力与科研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开始在海外投资研究与开发部门，促使了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日益趋向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2010年3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介绍说，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而且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的基础型、创新型本地化研究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作为其亚太区研发总部，甚至升级为全球技术研发中心。据统计，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19.7%上升至27.2%（年均增长21.2%），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占全国的29%，新产品的开发经费、销售收入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1%、41%和60%。
近日，2010年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出炉。这一排名是按市值顺序排列，对全球最大公司进行的一次年度“快照”。其中，通信设备制造行业，有五家跨国公司，三星电子、高通、诺基亚、爱立信及摩托罗拉进入五百强。
2010年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数据来自2010年美国《财富》杂志）
二、跨国公司在华经营投资R&D的动机
跨国公司对海外设立R&D机构，一般从“双赢”原则出发，因为只有此种模式，设立的机构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对海外的R&D投资主要有以下投资动机：降低成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利用研发资源与良好的R&D环境并建立全球研究与开发网络，获取先进的技术，占领海外市场，实现跨国公司投资与发展的全球战略部署等。
跨国公司来华投资R&D动机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利用中国廉价的优秀的高科技科研人才，大大降低人力成本支出。
2、实现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当地化，针对中国市场确定研究与开发课题
3、确立在中国的知识产权、知识领域的垄断地位
4、实现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产业化经营的部署
可以判断出，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保持其长远的投资并不断扩大，这也与中国本身的条件及跨国公司自身的经营战略是分不开的。因为中国由始以来，都是一个泱泱大国，拥有960万千米土地与13亿人口；特别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局不断完善与稳定，经济实力又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消费意识不断增强等，这一系列的大小因素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市场。中国市场的高速成长与巨大潜力便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纷来我国进行投资。另外，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增加，同时也是出于其全球战略性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将中国完全纳入全球经济的生产体系，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市场的全球性价值来实现跨国公司全球竞争和战略目标。
三、跨国公司在华R&D现有的投资模式分析
前文描述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R&D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降低研发成本，满足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战略的需要，增强产品适应当地市场的能力。目前，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独资研究中心或技术开发中心。第二种形式是在具体业务部门或合资企业内部设立研发部门。第三种形式是与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合作成立研究中心。第二第三种投资形式可合称为合资模式，即可概括为两大投资模式：合资R&D和独资R&D。
一般来说，技术密集型行业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主动性，需要不断地研发创新才能使企业保证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本章节通过以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为背景，对两大跨国巨头爱立信的独资模式R&D和北电网络合资模式R&D为案例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公司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爱立信及北电网络在独资，合资模式上都极具代表性，以及爱立信收购北电网络案，转合资为独资。在接下来都会对其进行分析。
（一）外资独资在华R&D的模式
在华设立独立R&D机构的一般为大型跨国公司。作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高级形式，独立R&D机构一方面是跨国公司R&D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接受跨国公司总部的直接管理；另一方面，作为在华的一个分支机构，独立的R&D机构在华的运作又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性公司的扶持。因此，与其它形式的R&D投资只注重开发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应用型技术不同，独立R&D机构的R&D活动不只是与跨国公司在华生产活动紧密相连，仅服务于开发中国市场的需要，而是关注R&D投资的各种类型，甚至注重基础性的研究。即从事超前性技术研究工作，进行知识储备，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
(二)中外合资在华R&D的模式
中外合资在华设立R&D是指在合资企业或业务部门内部设立R&D机构，从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内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通常经过两个阶段:一是将国外成熟技术或产品根据中国市场需求的特点进行技术改进，从事适合于中国市场需求的具体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二是在国外提供的设备、技术基础上研究开发新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主要是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中国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跨国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需要合作伙伴。于是跨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在技术上面的合作也逐步必起。
（三）中国加入WTO对外资投资不同模式成本的影响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政策变化，对很多领域的投资限制放宽甚至取消，强烈刺激了中国进口的需求，减少了外商出口的成本。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使中国完全融入国际经济中，外资对在华投资的信心大增。并且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容量迅速膨胀。外资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进一步吸引在华投资R&D。
本文关注的通讯设备制造行业，亦收中国加入WTO深刻影响。首先，设备销售的必须要有技术转让这个限制的解除，让外资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方式具备了十分充足的灵活性；再有电信设备进口关税的取消，大大缩减了设备进口的成本。这必然促使外资公司重新考虑其在华投资的方式，将投资向研发倾斜从而触发独资化。
四、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模式的成本分析
研发的投资占一家企业的总投资份额是巨大的，企业为了创新，开发新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必须得投资建立及运营研发中心。姚战琪(2001)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对跨国公司对研发投资的成本巨大而导致的危害进行了简要分析。可见，研发成本的控制对跨国公司的利润尤其重要，与如何选择R&D的投资模式密切相关。
因此企业必须控制研发成本，从而增加企业利润。外企在华开设研发中心，其主要目的是追求相对于当地国更低的成本。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争夺大量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降低研发成本；中国的投资环境与关税也与外企投资R&D的成本息息相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加入WTO，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在某些领域明显放松了限制，大大降低了税收。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模式由此引起的研发成本也是不一样的；贴近市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争夺市场占用率；这点表面上的市场相关的目的，实质上也是出于成本考虑；假设不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企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需求，继而导致产品开发周期变长，从而增加研发费用。所以说，研发贴近市场，归根到底是为了降低成本。另外，在贴近市场的研发行为中，研发中心的成熟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发的质量并在产品维护过程中反映为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影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成本因素有四个：
（一）固定人力及设施开销
在中国，企业在人力及设施的成本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l固定资产按年提取折旧费
l雇员的薪金
l设备的修理维护费用
l场地，水电等与人员设备数量成线性正比的费用
在所列四项成本中，主要是场地费用和雇员的薪金由于我国是新兴市场国家，高素质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国外发达资本注意国家；其余两项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太大差别。
以2009年为例，薪资在全国排名前列的北京IT从业人员平均年薪为81312元人民币，同年，美国华盛顿IT从业人员平均年薪8.9万美元，美国加州硅谷技术人员平均年薪更高达9.6万美元。即使对一个只有1000人以下的中小心研发机构，人力薪资上的成本国内外差异巨大。
根据高力国际发表的环球写字楼市场2009年中期报告，北京写字楼租金是260.92元人民币/月/平方米，纽约写字楼租金为575.9美元/月/平方米（53.5美元/年/平方英尺）。对比之下，国内外成本差异也是十分巨大。中国在这方面无疑具有优势。
（二）由于中国投资环境、税收引起的固定成本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设备行业基本上处于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出于对国内厂商的保护与扶持，国家对外资在销售及税收方面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外资通讯设备制造商为取得向中国销售设备的许可证以及快速获得客户关系，必须在国内合资设立研发中心。企业所得税方面，外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在投资国内后，享有特殊优惠的待遇，即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加入WTO，外资获得的税收优惠逐步回归25%的正常水平，但随之而来设备销售的限制被解除，并且产品进口关税从13.5%下降为零，彻底试外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发生根本转变，从之前的享受税收优惠但承受高关税和贸易壁垒，到后来的不享受优惠但获得和本土企业平等竞争的机会。
这样就带来一个转变，前期依赖合资方获取市场资源的需求，随着经营年限的增长以及营商环境的成熟，此项需求已经不再明显，随着这种模式税收优势的丧失，必然引发外资对是否继续合资，是撤资还是转变为独资的考虑。
（三）产品开发周期
现代通讯设备制造过程，即需求收集、需求定义、功能定义、总体概要设计、详细设计、测设以及这些过程，无不集中着大量人员及资源。研发的每一天都是金钱的堆砌。在需求被定义到产品，也是市场被竞争对手挤占的机会逐步增大的过程，所以，研发周期越长，其产生的机会成本就越大。
长期以来，各大通讯设备制造商无不致力于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已期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例如，北电CDMA部门（后被爱立信收购并持续经营），从2001年时1.5年一个主要版本，发展到2006年1年一个主要版本，再到2009年，将主要版本分解为4个较小版本，每季度一个新版本。此项演进，使得北电CDMA部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爆破时期，仍然得以为北电补贴数以亿美元计的利润，并且在爱立信收购北电CDMA部门后第一年就盈利超过爱立信用于收购的投入。缩短研发周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四）研发中心能力成熟度
一个产品在后，所付的研发成本投入并不是就此终结，尤其在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研发团队往往还要负责产品给用户后的维护工作，同样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及设备成本。一般说来如果某产品版本开发周期是n年，则此产品从到生命周期终结，要持续2n年，该产品在2n年内的维护成本就和起缺陷率成正比。而某一产品的缺陷率，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开发该产品时的质量控制体系，但是即使这个体系再严密，如果其中的执行人的研发能力及对流程的执行度不成熟，这个体系也不能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例如，广东北电研发中心，2005年刚从北美北电研发中心接手基站软件开发时，虽然用的质量控制体系与北美无异，但是每千行代码缺陷率是每千行代码0.34缺陷，明显弱于北美的每千行代码0.07缺陷；经历几年的发展，还是在同一质量控制体系下，在2009年每千行代码缺陷率达到了每千行代码0.09缺陷。这充分说明了作为质量控制系统关键构成部分的人员素质的成熟，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其成熟度与其运作这个质量控制体系的时间成正比。
另外，研发中心的成熟度也与其独立在开发流程中的独立程度有关。如果一个研发中心掌握了端到端的研发话语权，并且拥有相应关键技术岗位，则产品质量会比依赖于母公司提供关键技术力量的研发中心要高。
五、合资与独资投资模式成本比较
投资模式的成本模型可如下设计：
设研发成本为C，固定人力及设施开销为L，由于投资环境、税收引起的固定成本为T，开发周期为i，能力成熟度为m，则总体成本为
C=L+T+f1(i)+f2(m)
f1为开发周期长短转换成本，i越大则f1越大
f2为开发能力成熟度转换成本，m越大则f2越小。
假设外资企业在华投资R&D，影响其模式选择的因素有且只有四个：L，T，i和m。
国外独资，国内合资，国内独资，由于营商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不一，可以预期各项成本也不一致，用1~5作评价，三者之间比较如下（注：所用数字仅作同项目不同模式之比较，表示他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反映具体真实数据）
模式
L
T(入世前)
T’（入世后）
I
m
1国外研发中心
5
7
5
2国内合资
2
3
2
3
1
3国内独资
3
6
2
2
3
可以看出，
国外研发中心的固定成本是最大的，由于起步早，人员一般较为稳定，其研发成熟度最高；
国内合资研发中心，由于有合资方，固定成本较低；但是研发周期成本会较高，这是由合资公司的性质决定的，每个研发项目经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公司之间的结算，另外合资公司必须向股东盈利负责，必然会存在较大研发项目开销，但有本地快速反应优势；另外，由于合资公司员工福利在合资双方博弈之下，会被最小化（既外方要缩减成本，中方要盈利，必然导致合资公司员工待遇不及外部的独资公司或民营强势企业），导致人员不稳，成熟度不能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外方不投放研发链上的关键部门，即使经过长期成长，其成熟度亦不能达到独资水平；因此，合资公司成熟度成本会持续偏高。
国内独资，固定成本会比合资略有增加；开发周期成本可以达到和国外独资一个水平，并在本土市场开发中占有优势；成熟度亦会快速接近国外独资研发中心。
中国投资环境、税收成本T。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税收、环境成本普遍处于高水平，在华独资研发比在华合资研发成本要高；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政策调整，在中国投资的税收、环境成本整体下降，并且外资在华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所要付出的税收、环境成本相近。对于独资来说，中国入世后，此类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引起R&D独资模式的增多以及合资R&D“独资化”的趋势；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此类成本为零。
总结如下图：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专门针对通信行业为研究背景与案例，分析跨国公司在华R&D的现有模式，跨国公司在华建立R&D的成本以及影响成本的因素。
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成本，这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选择，而是个动态的活动，根据自身、当地投资环境，政策的发展情况不同而不同。从投资总成本来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上，选择独资模式的长期总成本低于合资模式，“独资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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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眼关键词]本土化；影响因素；中国跨国公司
[眼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4-0016-05
尽管本土化在企业跨国经营中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但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足，我国学者对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的跨国公司如何更好地融入东道国的环境，如何处理与当地各种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全球生产体系，成为我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能否建立竞争优势和构建起自主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本文将在对本土化的层次、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本土化问题。
一、本土化的三个层次
根据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当地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和对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嵌入程度的不同，本文把本土化分为行为空间的本土化、行为主体的本土化和社会文化的本土化。
第一，行为空间的本土化。行为空间的本土化指企业根据东道国资源特点将各价值链环节由母国搬至东道国，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新建工厂进行生产制造以及为更好地迎合东道国消费需求，进行适当的产品外观、质量、销售方式和品牌等的调整。在这种本土化中，企业与当地产业网络、政府、科研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联系很少，经济和社会关系主要局限于一些原有关系网络中。
如我国很多企业虽在海外设立了研发机构或者建立了子公司，但这些研发机构和子公司与当地经济主体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紧密，基本上是在一个封闭的内部网络中运行。这种情况在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中也较普遍。台资企业在中国表现出明显的复制式跨界迁移特点，台商把中国台湾地区在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网络和人脉网络整体移植到了大陆。因为行为空间的本土化缺乏与当地经济主体间的联系，只是一种较低程度的本土化，在这种本土化中，企业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融入程度较低。仅依靠行为空间本土化，企业从东道国获得资源是有限的。
第二，行为主体的本土化。行为主体的本土化指企业通过各种关系纽带，建立起与当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与东道国政府、本地客户、供应商、大学和科研机构、各种中介组织，甚至竞争对手等的关系，使它们成为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节点，更多依靠东道国的经济主体来开展经营活动。并在彼此间长期合作中，逐渐融入到当地的经济体系中，与各经济主体形成互动互赖的关系，进而由最初的经济行为主体发展出社会连接关系，实现对东道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融入，从而达到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构筑本地竞争力的目的。
通过将当地各利益主体纳入自己的生产网络，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各种效益，包括建立竞争优势、获得互补资源、提高学习效益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张家铭和吴翰有（2002）对富士康与昆山本土企业同心电镀厂的案例研究发现，双方最初建立在质量、价格、交货期等合同交易之上的关系，随着长期合作和彼此了解的不断加深，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基于默契和信任的生产协力网络，而这种生产协力网络大大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富士康通过这种关系使得当地的生产过程更加顺畅，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第三，社会文化的本土化。社会文化的本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行为空间或行为主体本土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人际关系的本土化和对东道国文化的包容、适应和影响，在社会关系、企业文化上更进一步地融入东道国。
社会文化的本土化已经成为影响企业跨国投资效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企业通过更多的行为空间和行为主体的本土化来了解和适应东道国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本土化又反过来促进其他本土化活动的开展，达到更好的整合当地资源和实现全球生产网络构建的战略目标。随着跨国投资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而更多是对东道国各种资源的整合和利用，随着个性化产品和差异性竞争越来越成为企业胜出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的适应和协调在跨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冲突成为并购失败的主要杀手之一。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的本土化不仅是一个对东道国文化的被动适应过程，也是两种文化相互交融、彼此接受的过程。跨国企业也可以主动地以自己母国的文化影响东道国文化。丰田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就在努力使丰田文化适应美国文化环境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使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国员工理解并接受丰田文化中的一致精神，使得进入美国丰田的美国人逐渐理解和接受了丰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中，一方面在适应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化。日产自动株式会社在与我国东风公司的合资合作中，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同时，实施多元文化战略，创造了中外合资企业党建工作的范例。通过这样一些有别于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新型跨国企业网络文化的创造，企业在更好地适应当地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作为整体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沟通和协调。
二、影响企业本土化行为的主要因素
对企业来说，不管进行哪种层次的本土化，都是希望通过对东道国经济、社会的融入达到更好的利用和整合当地资源，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根本目的。影响企业本土化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东道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及企业自身能力等。
第一，东道国政治环境。企业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首先面对就是政府和各种机构、组织的规章制度的限制、约束，为了满足各种要求、达到进入东道国和顺利进行经营活动的目的，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本土化的策略。一些国家政府规定了跨国公司在某些行业的投资中只能采取某种方式，这些制度和规定决定了企业若想在这些国家开展相应活动就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行为主体的本土化。如印度政府就对不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设定了不同持股比例，加拿大的法律则规定不容许外国投资的企业雇佣外国工人，只有极少量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来自投资方。这些制度和规定决定了企业若想在这些国家开展相应活动就必须采取一定程度的行为主体的本土化。
此外，在一些政局不很稳定、政治形势较复杂、腐败较严重，或者种族冲突较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为了降低经营活动的风险，企业往往选择更多利用当地合作者开展各种活动和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
第二，东道国经济环境。东道国经济环境对本土化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本土化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各国经济要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拥有状况、市场规模、市场发展潜力、竞争状态、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当地供应商及其他合作者的能力等等都直接影响到企业如何在该地区布局价值链，如何处理母公司、东道国子公司及当地合作者的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市场潜力巨大，同时聚集了较多竞争者，企业通常需要更多地针对当地市场开发差异化产品应对竞争，此时企业也会选择更加全面的本土化，通过更多的行为空间本土化，实行产品改良；进行行为主体本土化，依靠熟悉当地消费特点的本土经济主体参与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利用当地原料供应商、产品制造商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更好地服务当地市场；并且依靠文化本土化来支持上述活动。当然，推行全面本土化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当地供应商的能力、相关配套产业发展状况等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是否可以在当地布局较完整的生产体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全球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和中国市场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市场在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凸显，逐渐成为各国企业争夺的主战场，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这些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加大在华研发机构的投资，增加在中国各项投资活动，力求更大限度地迎合中国市场的需求。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由1997年之前不足20家增加到2007的1，2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有340多家。
因此，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土化水平需要综合当地经济环境，对开展本土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全面评估再做出正确选择。
第三，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企业本土化策略的选择也有重要影响。对企业来说，跨国投资需要根据当地社会文化特征做出具体的本土化行为的安排。比如，在一些消费者较保守，对本地品牌有相当高的忠诚度的地区，如日本、德国等，企业一方面需要进行品牌的调整增加当地消费者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则更多需要在当地寻找合作者，利用它们的渠道资源和品牌打开市场。当企业为了获得重要的战略资源，需要进入自己不熟悉的地区时，母国与东道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会影响企业在这些地区经营活动效率，这时也需要更多依靠当地的合作伙伴来帮助自己开展活动。为了顺利进入日本，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零售品牌，沃尔玛在进入日本时选择了参股日本第三大零售企业——西友百货的方式。
第四，企业自身能力。因为从企业全球生产网络构建和全球资源整合的角度来说，本土化已经成为其整合和利用东道国资源的一部分，成为企业补充自身能力不足的一种方式，也是企业利用自身专有能力在东道国与当地合作者进行能力互补和合作的过程，因此，企业自身的专有能力自然影响到跨国经营的本土化战略。
企业能力的专有水平越高，它在东道国就越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合作者，它们之间也更容易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甚至可能形成当地合作者对跨国企业更多的依赖，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合作网络的能力，降低合作成本，提高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网络关系本土化的能力和收益，从而促使企业可以更多选择利用本地经济主体开展活动。如，秦川机械成功获得世界顶级机床制造企业——美国UAI公司60%的股权，后者成为秦川集团1/3产品进入北美的重要通道，凭借的就是秦川在国内足够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控制力，UAI愿意与秦川合作是因为通过秦川UAI同样可以开拓其在中国的销售市场。这样的双赢的合作已经成为各跨国公司利用东道国合作伙伴力量发展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为后发国家，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能力和经验都不足，特别是本土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弱，这已经影响到了我国企业跨国资源整合和全球生产网络构建效率。除了应根据上述本土化的影响因素合理制定本土化战略外，对我国企业来说，跨国投资的本土化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树立本土化的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那些最善于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作为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后来者，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生存空间，为了联合更多的力量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在东道国我们更应该以一个学习者、服务者和合作者的身份出现。不光要让当地的消费者接受自己的产品，更要适应它们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产品；不但想着进入一个国家，更要想着如何利用东道国经济主体的专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如何将它们变为自己全球生产网络的一部分；不但要了解和接受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也要在相互融合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总之，只有当细胞真正被植入体内，成为肌体的一部分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企业只有真正融入东道国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其资源，才能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全球企业。
其次，坚持资源共享、互利双赢。本土化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东道国寻求合适的合作伙伴，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按照网络组织理论的观点，网络组织通过成员间的紧密联系、互利合作、资源共享来共同创造超越单个主体价值创造力的网络租金，而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者则可以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利合作中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从而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对我国的跨国企业来说，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也必须有一种与本土合作者共建网络的思想，善于寻求彼此的互利合作点，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这不仅有助于企业在东道国立足，也有助于通过合作双方的协同实现竞争优势的增强。
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富士康在与同心电镀厂的合作中注入了自己对产品品质、技术和公司管理上的理念和方法，在提高后者在生产、管理上的能力的同时，也因伙伴生产力的增强实现了自身对各全球顶级客户贴牌能力的提高，并凭借与大客户的这种稳定的渠道关系，进一步增强与同心电镀厂的互赖关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借力升级”。我国一些企业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跨国投资中构建互利合作的网络关系非常重要。海尔美国在南卡州建厂，解决了当地大量就业问题，因此获得了“社区贡献奖”、“创造就业奖”，得到当地政府各种支持，提升了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声誉和竞争力。随着产品品质和社会贡献逐渐得到当地认可和称赞，海尔也赢得了更多与当地经营者的合作。
第三，树立社会形象，学会推销自己。企业要在东道国立足，融入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如果善于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善于让东道国的公众了解自己和接受自己将极大提高自己在东道国的影响力，对经营活动的开展和竞争优势的建立都有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企业产品品牌和跨国企业的知名度在全球市场上都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东道国树立企业形象，加强自身宣传就更有必要。
正如澳大利亚珀斯的公共事务顾问Paul Everhingham所说，“政治家和决策者要顾及公众的感受，而在公众眼中，中国是受一个‘中央委员会’掌控的国家。”“为了让澳大利亚民众满意，中国企业应该表现得更加开放透明，让民众了解它们是谁，企业的决策者又是谁，它们为何要进行投资。我们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中国企业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并以高于市场价格的资金买入资产，这让许多澳大利亚民众心生疑惑，不知道它们为何如此急切地要获得这些资产，收购交易如何安排，完成投资后将如何对企业进行管理，购得资产的长期发展计划又是怎样。澳大利亚民众想要在这些方面获得中国企业的保证。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们对此知之甚少。”在这方面，海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海尔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的代表NBA的合作，运用NBA的平台，使海尔品牌迅速聚拢了人气。经过4年的活动，海尔美国官网的页面访问量增涨了2，128%，在美国的品牌知名度提升到了37%。同时，海尔还赞助美国的国家公园保护联盟，向美国的消费者提倡绿色，节能的生活方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海尔美国又赞助了美国馆。这一系列社会、文化的本土化融入使得海尔真正地进入了美国商业网络，为它树立国际品牌，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保持本土化的动态适应性。本土化是企业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而东道国各种环境因素是不断变化的，这使得跨国企业的本土化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改善了，政府提供更加优惠的引资政策、本土供应商能力提高、上下游配套能力增强等等都能使企业通过更多活动空间本土化和交易关系的本土化来提高对东道国的资源整合水平。而竞争对手在东道国经营策略的改变也会使东道国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企业不及时进行相应的本土化调整，就有可能失去原有的竞争优势。
德国大众曾经较早进入中国，并与上汽等组建了上海大众，在1997年以前，它在中国市场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这使得大众很少尝试了解和适应中国市场，也没有花大力气去适应和磨合中德双方的社会文化差异，长期以来仅生产普通桑塔纳一种车型，且直接从国外市场搬过来，并没有针对中国市场进行改进。1997年以后，随着通用等一批竞争对手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大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抢占，母公司这才做出相应调整，可就是这样的延缓，使得迟来的对手获得了站稳脚步的机会。因此，密切关注东道国环境的变化，并进行本土化战略的调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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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最早由Mundell1957年提出，他建立了一个标准的2X2X2的贸易模型，该模型假定其中一国具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该国对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设置贸易障碍，从而使该国资本的边际产量上升，引起外国资本流入。根据Rybczynski定理，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资本要素的增加将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该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减少，从而资本流入替代了贸易出口。此后20世纪80年代Markuson和Svenson在标准的2X2X2模型中假设两国存在技术差异，导致要素价格不同，引起要素的国际流动，每个国家都将获得其出口产品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根据Rybczynski定理，两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会促使其出口部门的扩张，从而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是建立在商品贸易基础上的，而服务贸易存在某些与商品贸易不同的特征，第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劳动与货币的交换，而不是物与货币的交换；第二，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大多同时同地发生，服务不可储藏；第三，统计方式不同，国际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统计，而货物贸易由各国海关统计。尽管服务贸易存在这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目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国际服务贸易是有效的。论文百事通Sapir在1981年进行了一系列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其主要结论是：“传统贸易理论适用于服务贸易，要素禀赋在服务贸易模式的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Deardorf1985年在标准的H-O模型框架下，通过改变个别的约束条件成功地解释了国际服务贸易如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目前国际经济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服务贸易领域同样存在比较优势的合理内核”。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时，我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纯理论方法。
我们分析的起点是假设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在国际市场上每个国家都是小国，每个国家产品产量的变化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产品价格的变化，而且假设一国由两个经济部门组成，M是制造业或农业部门，S是服务业部门，两部门都以资本K和劳动L作为要素投入，体现消费者效用的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
外资的流入增加了一国的资本要素禀赋，通常情况下都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流入后可以在各生产部门间自由配置，但是本文中我们认为跨国投资是与具体的行业相关联的，也就是说，FDI不会在本国的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资本流入之后就锁定在特定的行业中，这样的假定对各国生产函数的影响与通常的情况不同。当FDI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时，对两部门的生产能力都造成了影响，而当FDI与具体行业相关联时，只改变该行业的生产能力。
在对跨国投资的特性作出规定之后，我们首先分析外国资本流入发达国家的情形，发达国家一般都具有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可以用图1的产品空间来表示该国的生产、消费和贸易的情况。在图1中，坐标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该国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品产量，M[,1]S[,1]是其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是相对价格曲线，在不存在要素变化的情况下，可知该国在A[,1]点生产，在C[,1]点消费，该国的净出口量是B[,1]A[,1]。考虑FDI流入该国，由于其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流入的FDI中相当大比例的部分投资于服务业，于是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到M[,2]S[,2]，其中，服务业增产的比例高于制造业。因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不变，价格曲线的斜率也保持不变，平行外移到P[,2]P[,2]′，此时，该国将在A[,2]点生产，社会无差异曲线是位似的，所以在C[,2]点消费，服务净出口是B[,2]A[,2]，可以看出，该国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都增加了，但是可以证明在此服务生产的增加大于服务消费的增加，所以，服务净出口增加了。也就是说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净服务出口，增加了该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1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达国家）
其次，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对而言其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或初级产品产业，此时可以用图2的产品空间来表示其生产、消费和贸易。在FID流入前，该国的生产和消费点是A[,1]′和C[,1]′，是服务净进口国，服务净进口量是B[,1]′C[,1]′，FDI流入后，因为该国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所以流入的FDI大部分投向制造业，这样，生产可能性曲线从M[,1]′S[,1]′向外移到M[,2]′S[,2]′，而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不变，FDI流入后生产和消费点分别是A[,2]′和C[,2]′，净进口量变为B[,2]′C[,2]′，我们发现该国的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均增加了，可以证明服务消费的增加要大于服务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服务的净进口增加了，FDI的流入增加了该国的服务净进口量，降低了该国的服务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附图
图2FDI流入导致的生产、消费和贸易变化（发展中国家）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在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促进了净服务出口，扩大了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FDI流入增加了净服务进口，扩大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除了模型中所分析的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改变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量和比较优势外，还有别的作用途径。外资企业的建立必然派生出对服务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有明显的国别倾向。由于东道国对外汇的管制、利润税收制度等原因，跨国公司希望将利润转移到其母公司，因此倾向于选择母公司所在国的服务提供者；与东道国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别也促使跨国公司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母国的服务供给。但是，这种选择外国的服务供给的倾向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显著的程度差别，发达国家的服务厂商的国际化水平较高，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用较好。因此，在发达国有境内的跨国公司选择其母国服务供给的倾向性相对较小；而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水平低，服务质量不理想，而且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更大一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跨国公司更愿意使用外国特别是其母国的服务。由此我们认为，虽然跨国公司在对服务供给选择上的国别倾向均导致了东道国服务进口的增加，但是，这种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程度很不相同，在发达国家较弱，而在发展中国家较强，因此可以认为对发达国家的跨国投资仍然增加了其净服务出口，增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发展中国有，跨国投资增加净服务进口的效应更强了，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更小了。
二、计量检验
1.数据和基本模型
从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的服务贸易存在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极不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多数拥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外资流入的很大比例投入其服务行业，促进了服务出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顺差，增强了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服务业不是其比较优势，流入的外资投向服务业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增加了其服务进口，扩大了服务贸易逆差，降低了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我们希望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来检验上述结论。
当然，存在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作为控制变量，以准确地估计FDI对服务贸易的作用。
在计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各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度量某一行业比较优势的方法较多，本文选用服务业净出口与服务业进出口总额的比值SeRNX作为该被解释变量，各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值均来自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附图
其中Xs是服务贸易出口值，Ms是服务贸易进口值。
对外资流入用各国的FDI与其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比值rFDI来度量，FDI数量来自各国国际收支平衡表，GDP数据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对服务的需求在其支出中所占的份额也相应提高，较高的服务需求会带动服务业较快发展，从而建立起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另一方面较高的服务需求也意味着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降低以贸易流通度量的比较优势。这两方面的作用轻重如何，需要用数据来估计，用各国人均GDP值rGDP及rGDP的对数值lnGDP度量，数据也来自历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
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政策显然也是对服务贸易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部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服务行业中的金融、电信、邮政、运输、教育和研究与开发等部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多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均采取谨慎态度，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在服务行业不具有优势，担心在服务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对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作出了严格的管制，管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管制程度是影响服务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变量。Hoekmon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协定评估》（注：转引自杨圣明主编：《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1999年。）中提出了一种度量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方法，他将服务业开放分为三类：完全自由化、不开放、其他。每一类分别计数为：1;0;0.5。然后，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服务业的155项部门的每一项分为4种不同的提供方式：跨境提供、国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每个国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中对这155个部门的每一种提供方式作出不同的减让承诺，这样总计有620项承诺，根据对每一项减让承诺的程度按三类计分方式打分，然后把620项分数累计加总，得到一国的总分数，这个总分数即为该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度量。我们选用该文中对各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估计分数作为变量SeOPEN的数据，这些估计分数是在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我们用它度量了每个国家1990年至1999年的开放程度。
一国的人口素质，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对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显然也有重要的作用，人口素质高，接受的教育程度高，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就相对较好，有利于建立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但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高，对服务的需求也就增大，也可能会导致对服务进口需求的增加，可见人口素质的高低对服务业优势也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孰轻孰重，需要实证检验。本文用各国15岁以上成年人中非文盲人口的比例HR来度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教育和识字统计数据库。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较高，文盲比例非常低，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再公布文盲人口比例数据，我们用100%来表示这些国家的非文盲人口比例。lnHR是HR的对数值。
另外还有一些变量如文化习俗、自然条件和对研发的投资等也会影响一国的服务业比较优势。但是这些因素大多难以定量，所以在我们计量回归方程中不包含这些控制变量。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SeRNX[,it]=α[,i]+β[,1]RFDI[,it]+β[,2]RGDP[,it]+β[,3]SeOPEN[,it]+β[,4]HR[,it]+ε[,it](2)
其中i是国别下标，t是时间下标，[,i]表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在这个效应中包含了一些回归方程中不考虑的因素，如各国的文化差异，自然资源等，[,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用12个发达国家和11个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至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回归。12个发达国家是：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和新加坡；11个发展中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埃及、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墨西哥。
2.回归结果
这是一个跨国的时间系列模型，这类模型对αi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固定效应(Fixed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RandomEffects)方法把α[,i]视为一组随机变量，当α[,i]与回归变量存在相关性时，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应用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LSDV)（注：LSDV(LeastSquaresDummyVariable)是用于估计跨地区（跨部门）时间系列数据(PanelData)的回归方法，在此类模型中假定不同地区（部门）的差别由回归方程的常数项表示，这样相当于对每一个地区（部门）设定了一个变量(DummyVariable)，N个地区就有N个变量，在估计解释变量系数值的同时，也要估计变量的系数值，具体的估计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一致有效的。我们用Hausman-test检验了模型，发现α[,i]与回归变量SeRNX具有相关性，所以决定用LSDV方法进行回归。为了消除扰动项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我们选用了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GeneralizedLeast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体算法参见参考文献[9]。）。
表123个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212个发达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我们用23个国家的数据做了一次总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较稳定，也比较显著；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也是正的，但不显著；服务业开放程度SeOPEN对SeRNX的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也比较稳定；人口素质HR对SeRNX的影响是负的，比较显著和稳定。所有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不足0.3，拟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来说，FDI流入对一个国家的服务业的比较优势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人均GDP的影响不是很确定，这与人均GDP水平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存在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有关；服务业的开放促进其比较优势的效应非常显著；而人口素质对服务业的优势却有很显著的负作用，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与所用的数据有关，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质没有能够更细致地刻划各国间劳动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识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关注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因此不再对人口素质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论分析已经说明，跨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断定，对这两类国家，揭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有不同的结构，也就是说方程3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系数。我们用Chow-test检验检查了方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确实存在结构变化。因此把这两类国家分开进行回归。
表2是对发达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rFDI的系数估计值都是正号，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比较稳定；而人均GDP对SeRNX的影响同所有样本回归结果一样，也不显著，但是为正号；SeOPEN对SeRNX作用为正的，比较显著；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而且拟合优度比所有23个国家回归时有明显的提高。
表311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表4不包含埃及的10个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
附图
注：*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5%的T检验。#表示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系数估计值下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
对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确实如我们理论分析中所预测的，跨国投资进入发达国家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开放也对其服务业比较优势有正向的影响。
表3是对11个发展中国家数据回归的结果，我们看出，rFDI对SeRNX的作用变成了负的影响，而且不显著了；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成了负的影响，也不显著；而SeOPEN的影响仍然很显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拟合优度也有所提高。
观察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埃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的服务贸易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显示出很强的服务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将埃及的数据从中删除，对余下的1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回归，而且回归方程中rFDI变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结果在表4中显示。
从表4中我们发现，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为解释变量后，FDI流入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性有明显提高，T统计量的数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这种作用仍然是负的影响，与我们理论分析中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一致；人均GDP对SeRNX的作用也变得显著了，表现出负的作用，表明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的提高，对服务进口的需求增加较多，而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不是很重要，这样反而导致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下降；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优势的建立与对发达国家一样有促进作用，而且是很显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归都通过了显著程度为1%的F检验。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和计量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跨国投资对一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确实有迥然不同的表现。
发达国家一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服务业资本要素的相对增加更加增强了发达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相反，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多数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较优势的初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投入到服务业的比例很小，在初级产业和制造业中资本要素的增加增强了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相对来说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的比较优势。
跨国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的表现，被我们的实证检验所证实。而这一结论也启发我们，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会对服务业的发展造成重要影响，在发达国家，外资流入自然地就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对在服务业没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政策干预，大量的外资流入对该国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不利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制定一定的产业政策，引导一定量的外资投向该国的服务行业，以保证在这个重要性日益增强的行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这个结论也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并非越多越好，外资的进入会对某些经济因素造成反面的影响，适当的利用外资水平和正确的外资引导政策是必需的。
各国在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对建立其在服务行业的优势有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研究表明，各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中作出的各项服务行业的减让承诺，增强了其在服务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所以一国服务业的开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会使该国的服务业被国外的服务提供者占领，相反，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开放国内服务市场对发展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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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圣明、潘悦：“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参见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主编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篇10
论文关键词：外资并购 跨国公司 产业政策
一、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现状
自2005年以来，跨国企业开始在中国消费品生产、基础材料业、重化工业等领域大手笔收购。2006年外国资本更是对中国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频频出手，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人股华菱管线、摩根斯坦利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收购水泥行业龙头海螺水泥、私人资本PAG收购国内最大的婴儿用品公司“好孩子”等。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外资对华的并购金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8亿美元。外资并购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外资并购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加快资产重组，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并购并不～定构成行业垄断，也不会危及行业和经济安全；反对者则认为外资并购可能带来诸如排挤民族产业、形成金融风险，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
从近年的外资并购大型案例看，外资并购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能源生产和供应领域；二是基础材料工业领域；三是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四是具有巨大市场规模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消费品生产领域；五是新技术服务和正在逐步兑现“人世”承诺走向开放的商业、金融服务业领域。对于单纯的外资企业合并，则有以下特点：外资企业合并现象目前并不多见；合并多存在于外资企业之间，鲜见内外资合并现象；同一控制下的外资企业合并较多；合并大多是为了解决当初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瓶颈，特别是经营范围的限制等，随着逐步放开，有必要整合资源和企业管理。
二、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
外资并购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因此，大量国有企业的改革迫切需要外资，特别是拥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跨国公司参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外资与国有企业的产权交易，这种交易将导致国有企业产权结构的调整，从而最终带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
跨国并购不仅会给被并购企业带来大量现金流量，而且有助于企业更新装备，提高技术水平。外商并购国内企业，不仅使被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外商原有的先进技术，而且还可通过跨国公司的R&D投资获得持续的先进技术，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外资并购可以使国内企业更快地融入国际生产体系。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框架，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被并购参与到跨国公司全球性的产业链中。被并购后，企业就能够按照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分工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营销网络、技术等资源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
三、当前外资并购领域存在的问题
1、外资并购的法律建设明显滞后。目前外资并购主要依据《外资企业法》、《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中的零散规定，而业务操作主要依据《夕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2)、《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2002)、《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2)、《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2003)、《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2004)等。存在外资并购法律依据层次低、不全面、法规零散又操作不便的问题。面对形式多样的外资并购，尚不能解决市场垄断、资本外逃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对该相关政策还存在不熟悉的情况，对内对外宣传都少，客观上造成了合并的难度。
2、国有资产价值被低估和流失问题。尽管从理论上讲，外资并购与国有资产流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外资并购的实际操作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确实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许多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没有经过规范化的核定和评估，不少是按账面价值而不是重置价值出让，导致无形资产的流失。另外，从目前的形势看，我国的并购市场是一个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外资作为买方往往占有明显优势。交易地位的不平等，加上国际资本运作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外方在交易谈判中寸利必争、寸权不让，而中方常常被动接受相对不利的条件，从而导致国有资产价值低估。有的外商利用中方渴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产品科技含量的心理，以及对国际市场行情缺乏了解和技术标准上的知识缺陷，乘机以质量低劣的实物资产和陈旧过时的无形资产作价投资，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也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3、对国内一些企业和相关产业产生了挤出效应。目前，国内已经具备了一批有竞争力且成长前景看好的优势企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使这些正在迅速成长的优势企业面临实力更为强大的跨国公司的竞争。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后，有可能打断国内运行已久的供应链，而转向跨国公司母国或跨国公司在国内的配套生产企业，从而对国内相关行业造成冲击。另外，外资集中购并某一行业的企业时，还往往会使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受到外国公司行业垄断的威胁。资料显示，几乎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4、技术层面的问题。外资企业并购存在的问题包括：相关配套政策不完善，操作存在困难；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服务意识差，造成并购成本提高；并购范围的延伸存在政策上的空白点，并购带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效应无法全部显现；国内中介机构提供的并购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多停留在跑行政审批阶段，缺乏对并购对象事先战略分析等高技术含量服务。
四、外资并购的对策研究
1、制定针对性法律法规。我国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虽然有反垄断审查的规定，但相对还比较粗放。而西方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等。我国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对于外商并购投资的监管还缺少法律依据。因此，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将外资并购纳入外资管理的范畴，填补反垄断法、跨国并购审查法和证券交易法的立法空白，以确立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有关部门应加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制定外商收购和兼并国有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的可操作性政策和扶持措施；推动BOT、特许权转让投资方式、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股票等各项规定的制定与完善；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组改造、允许外商收购和兼并竞争性行业的国内企业。大部分竞争性的工业行业，应放开对跨国并购的各种限制，包括股权比例、并购方式等：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的工业行业，主要是重工业产业(汽车、重化工业等)，应有步骤地放开对跨国并购的限制=对服务业的跨国并购应该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外资的殴权比重进行限制，同时在审批环节从严把关。
2、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序规范。要强化对外资并购的规制，关键环节之一就是要建构科学、合理、高效的外资并购审批制麦，以防范和消除外资并购实践中所产生的诸多弊端。综观世界各国，实行外资并购审批制度都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抑制外资并购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地发展：我国外资立法应对外资审批制度做出统一规定，统一适用外资企业创建和外资并购，而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的特殊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具体内容包括外资并购审批机构、审批标准、审批种类、审批程序等。
同时，应建立部门间外资并购监管协调机制。商务、工商、外汇局、税务等部门应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并购行为在审批、资金到位、登记变更等环节的规范管理。建议商务部门在核准外资并购项目时，应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有所区别，须验证境外收购方的身份，同时重点审核作价依据，在批准文件上注明转让价格和付款时限，在源头上杜绝虚假外资并购。外汇局主要通过外汇资金的汇兑环节实施监督和管理。工商管理部门切实行使督促并购方履行支付协议的权力，对转股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变更应要求其重新验资，以外汇局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文件为依据，以重视外汇局出具登记证明的权威性。
3、强化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政府为保证本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在允许和鼓励外资并购的前提下，应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有损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外资并购行为。产业政策是直接体现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经济政策，政府应运用产业政策对外资并购进行引导，以促进其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