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委托理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作者将针对当前资本结构在我国特殊重要的地位，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希望通过对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涵义的介绍，对委托问题与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分析，针对我国企业的现状，对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优化资本结构，降低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的结论。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委托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对资本结构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但大多数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因此本文作者将针对当前资本结构在我国特殊重要的地位，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希望通过对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涵义的介绍，对委托问题与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分析，针对我国企业的现状，对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达到优化资本结构，降低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向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经济首当其冲，国有企业的转制，以及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的减持，同时又要防止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一些问题，都涉及到国家这个委托人与企业受托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深层次讲必将影响到企业资本结构以及产权结构的改变。国家在探索优良的改制途径，企业力求取得优良的绩效，这两方面都与本文的主题有莫大的联系。

而一向作为中国经济生力军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没落。追根求源，关键在于企业经营体制的陈旧，以及政府机制过多干预，家族制企业的管理体制的局限。这种种情况无不涉及产权机制的不够明了，关系的疏落，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二、委托问题

（一）委托关系

1．委托关系的涵义。当我们开始认识委托问题，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得从委托关系说起。委托问题实质就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而理论则分析了委托人－人关系。利益关系人对公司的求偿权可描述为委托人－人关系，其中人是代表委托人行为的。其实，现实社会中包含着很多的委托人－人关系。从短期资本经理、律师以及在不动产、旅游、保险等等方面的人这些情形，最容易看出来明确的委托人－人关系。许多其他环境也可用委托人－人关系来描述，即使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人，也可把双方看成好像是委托人和人。实际上，几乎任何环境，只要其中的一个人或集团的决策权能影响到他人，都可用委托人－人关系来描述。例如，虽然大多数雇员并不能被明确地划归为雇主的人，但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是作为人而行为的。总而言之，在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产权各项权能通过系列分解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其一，全体股东通过公司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其二，企业内部经营的委托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只涉及经营者内部的管理控制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如下图所示。

2．委托问题存在的原因：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冲突。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究其本质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1）从委托人方面来看，第一，股东或者因为缺乏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没有能力来监控经营者；或者因为其主要从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精力来监控经营者。第二，对于众多中小股东来说，由股东监控带来的经营业绩改善是一种公共物品。对致力于公司监控的任何一个股东来说，他要独自承担监控经营者所带来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说服其他股东、重组企业所花费的成本，而监控公司所带来的收益却由全部股东享受，监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额享受收益。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得不偿失，因此股东们都想坐享其成，免费“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监控有利于公司绩效和总剩余的增加，即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但只要每个股东在进行私人决策的时候，发现其行为的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他就不会有动力实施这种行为。

（2）从人方面来看，第一，人有着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同。第二，人对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拥有私人信息，人会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委托－关系的产生，会造成一种危险：公司经理可能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目标。经理们可能会给他们自己支付过多的报酬，享受更高的在职消费，可能实施没有收益但可以增强自身权力的投资，还可能寻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标，他们会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适的人选，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二）成本

1．成本的涵义。存在委托－关系，就存在成本。对成本的理论解释是：假设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人的努力程度可以观察到，那么，即使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委托人也能在保证人得到其保留效用和努力激励的约束下，找到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对于人的支付方案。如果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人的努力程度观察不到，那么，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于工作绩效不仅取决于人的努力，而且取决于表示环境条件的不同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求解支付方案便遇到了最优风险分担和最优激励之间的两难选择。要使经理有动力采取合乎股东心意的行动，则报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而业绩又不完全取决于经理的努力，所以股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而通常都认为，股东对待风险是采取回避态度的，因此，这在风险分担的安排上就不是最优的。反之，如果要满足最优风险安排，把风险留给风险中性的经理，即在合同中最能承担风险的一方，同时也将风险收入给予经理人员，委托人的效益就不能最大化，通常这种情况下的支付方案被称为次优方案。次优方案与最优方案的偏离，就构成了所谓的成本。成本是让作为人的他人替代自己工作所产生的净增成本。在一个完善的世界里，支付给人的报酬是完全公平的，没有任何浪费。在我们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成本是制度中固有的一种浪费。

2．成本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直接的合约成本，包括订立合约的交易成本，例如销售佣金和发行债券的法律费用；各种制约因素强制产生的机会成本。这些制约因素使本来会是最理想的决策被排除在外。如因为存在一项限制性的债券契约条款而不能进行某项正净现值投资；激励费用，例如雇员的奖金。向人支付此类费用，为了鼓励他们采取与委托人目标一致的行为。第二，委托人监督人的成本，如审计费用。第三，尽管存在监督，人仍会有不当行为，如雇员用途不明的过量开支，此时，委托人的财富会遭到损失。

找到能使委托－关系的总成本最小的决策，是主要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周期性的行为不当所产生的成本，比进行监督所需成本要小。但在多数情况下，最理想的解决办法需要对三种组成成本中每一种都加以注意。

（三）产生利益冲突的环境

在我们做出最优化决策的过程中，找出那些自然产生利益冲突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当然，消除所有的潜在冲突是不可能的。下面分析几种易于产生这类冲突的重要关系及环境。

1．股东－经理冲突

上文中已具体阐述了股东－经理关系产生的原因，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在企业中，一般情况下，具体的财务行为表现为：

（1）在筹资行为中，经营者对增资持积极的态度，因为雄厚的资本可以使经营者更为充分地行使其经营决策权，同时许多非货币收益也随之实现，而所有者对增资则持慎重态度，因为产权融资涉及“稀释效用”，债券融资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增大，两者的权衡和妥协促成了以杠杆利益为核心的筹资决策技术的形成和应用，以寻求筹资成本、风险、收益三者的均衡点。（2）在投资行为中，委托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投资收益率必须高于社会平均的或预期的资本报酬率，而人除了考虑这一条件外，还要综合其他目标，如扩大市场份额、形成集约化规模优势、经营者任期内的绩效等。因此，投资者在将投资权授予经营者行使的同时，会在委托过程中设置一些决策流程、分权监控制度或利益挂钩约束体系来制约经营者的投资行为。（3）在收益分配行为中，为了在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既定的委托关系在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公司所有者除了要求支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外，还得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利润留存在公司以备扩大再生产和其他用途。董事会会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对股东现实利益与未来预期收益权衡的基础上，决定支取红利和留存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另外，委托人往往会让渡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给经营者，以促使经营者从长远的角度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4）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干扰委托关系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人掌握着企业内部大部分的财务信息，委托人的信息需求全部来自人的披露和报告，这容易导致人隐匿实情、虚报陈报，诱发道德危机。因此，必须实行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有关财务信息的披露政策与质量约束机制，以实现委托双方在财务信息了解方面的均衡。

从具体原因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现问题的所在。

（1）股东和经理两者目标的分离。财务理论认为股东的目标在于使自己投资的现值最大。同样根据自利行为原则，财务理论允许经理的目标不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2）雇员职务待遇。道德风险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雇员做出的会影响个人利益即职务待遇的决策。职务待遇包括直接好处和间接好处，前者如使用公司的轿车或办私事时用公费开支，后者如过分花哨的办公室装饰品。在这类事上花费过多的钱，对股东来说就是损失。

（3）雇员的努力。一些雇员希望不做出任何努力就得到报酬。据说，20%的人能干80%的工作。这种不使出全部劲儿的难题被称为规避义务。

（4）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个人独有的能力和专长被称为人力资本。通常，人力资本受雇佣约束，雇员只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一家公司。因此，雇员不容易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分散化。他们在自己所服务的公司里和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专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它直接影响到资本投资的选择。大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在金融投资组合里，通常持有多种不同股票。因此，对于某家公司价值的偶然波动，他们并不过分在意。原因在于多种不同股票间价值的偶然波动会相互抵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价值的一次偶然波动，足可将其经理“消灭”。

因此，投资时股东和经理的激励因素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是，通常做出公司投资决策的人当然是经理。激励因素的背离导致投资决策中存在偏见。因为雇员在非常坏的结果中失去的更多，所以他们对公司进行高风险投资会产生偏见。而且由于这种偏见是基于风险（而不是报酬），因此，即使投资会带来很大的正净现值，仍然会存在这种偏见。

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对成本的另一个影响，牵涉到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如果产品和服务是专用的（相对于普遍的），那么雇员人力资本的分散化程度甚至会低于一般水平。高度专业化的雇员可能只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因为在这一行业中并不存在其他公司。这种情况下，股东不得不向雇员支付额外报酬，以对雇员在工作上缺乏选择性进行补偿。毕竟，能够做更常见的工作的雇员能选择其他公司工作。

总之，资本选择权问题和资产的专用性问题从不同方面产生强制成本。与资本投资选择有关的成本是放弃正净现值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是对新投资的选择产生影响。与专用资产相关的成本是为了使雇员为公司工作而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是对现存投资产生影响。

2．债权人－股东冲突

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中，股东的角色由股东和经理关系中的委托人转变成人，而债权人则是这一关系中的委托人。债权人希望自己不受人（股东）行为的侵害，而股东又是通过公司经理来制定决策的。

(1)资产替换难题。

在债权人和股东关系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资产替换难题。资产替换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用现金购买设备或原料。实际上，在每项投资中都是以一些资产替换另一些资产。谨慎的经理会权衡投资的风险和报酬。我们知道，如果一项投资的风险越高，那么投资者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就越高，这样该项投资的现值就会越小。所以当存在风险性负债时，会促使股东用风险更高的资产来替换公司现存资产。当用风险更高的资产来替换公司现存资产，以此从债权人手中谋取价值时，就出现了资产替换难题。资产替换难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股东可选择违约，而这种选择权是有价值的。要实现资产替换，可以通过进行新投资或通过售出某些现存资产并购入新资产。虽然公司的总价值可能不变、上升或减小，但由于违约可能性增大，债权人求偿权的价值会减小。因为在求偿的两方之间存在零和博弈的情况，所以债权人价值的下降会引起股东价值有一个刚好相抵的增加额。

(2)投资不足难题。

投资不足在本质上是资产替换难题的相反面。当存在未清偿的风险性负债时，若公司进行低风险投资，那么股东会损失价值。而且，即使该投资净现值为正，股东还是会受到损失。所以投资不足的情况是，股东会拒绝从事一项效益好（净现值为正）但风险低的投资，使财富不会从自己这里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当然，虽然风险变化会带来损失，股东还是可以从一项投资中获利——只要该投资的正净现值足够大。然而，如果由于降低资产风险导致的股东价值的减少额，超过了该投资的正净现值，股东就会拒绝从事该项投资。

(3)通过股利政策进行求偿稀释。

支付大量现金股利会稀释现有债权人的求偿权。支付股利同时减少公司的现金额和股东权益总量。权益总量的减少，会使公司的负债融资比例提高，从而增加了负债的风险并降低了负债求偿的价值。这不过是不同形式的一种资产替换。替换后，公司除了现金额减少之外，其余方面是相同的。因为现金是无风险资产，减少部分现金（支付给了股东）会提高剩余资产的平均风险。现在你可以知道，由此提高的风险会降低公司未清负债的价值。

(4)通过发行新债进行求偿稀释。

负债的大规模增加也会稀释现有债权人对公司资产的求偿权。如

果新债使不能向现有债权人偿还承诺金额的可能性增大，那么就存在求偿稀释。同资产替换的情况一样，风险的增加降低了公司未清负债的价值。再一次，因为是零和博弈，而且股东有或有求偿权，所以股东会在债权人价值损失时得到收益。

(5)资产的专用性。

一般来说，若公司资产用途是专用的，指其适用于特定的经营领域，当必须进行处理时，处理这些资产的风险会更大。因此，这类资产提供给债权人的担保价值较低。虽然这类资产由于其专用性会受到青睐，他们同时也可能由于专用性变得一文不值（或者甚至要花巨资去处理）。当然，实质还是风险－报酬权衡。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专用资产的公司必须付出较高的利息成本，以补偿债权人增加的风险。

三、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即以债务、优先股和普通股权益为代表的企业的永久性长期融资方式组合。我们研究资本结构，就是要优化资本结构，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使企业资金达到良性循环，降低资金成本，减少财务风险，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和经济效益。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我们知道有传统的资本结构的理论、理想状态的M-M理论以及存在所得税和市场缺陷条件下的M-M理论。在本文中我们不再对这部分进行详细的阐述，我们考察资本结构并不是就其本身理论进行详细的研究，而是要探讨资本结构对研究委托问题、研究资本结构与委托问题的关系的重大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导致了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结构与问题交叉的部分，也即资本结构中涉及理论的部分。下面简要回顾一下几种资本结构理论。

（一）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和估价的传统方法认为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而且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适当的使用财务杠杆来增加企业的总价值。该方法认为企业在开始时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杠杆降低它的资本成本并提高总价值。

（二）M－M理论

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简称为M－M理论。M－M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证券持有人的总风险不会随企业的资本结构的改变而变化。因此，不论企业的融资组合怎样，企业的总价值必然相同。简单来说，M－M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无论你将企业的资本结构在债务、权益和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如何划分，总是存在一个恒定的投资价格。也就是说，由于公司的总投资价值取决于它的基本的获利能力和风险，对于资本结构的改变，企业的价值保持不变。因此，如果不存在税收和其他市场缺陷，企业的价值在被分成债务、权益、和其他证券时不会发生改变。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是根据这样一个想法，即投资者能够用个人的财务杠杆来替代公司的财务杠杆。因此，投资者通过借款能够达到企业可能采用的任何资本结构。由于企业不能够为它的股东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指利用财务杠杆），在M－M所假定的完全资本市场世界中，资本结构的改变没有价值。因此，仅在资本结构方面有差别而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家企业必然具有相同的价值。否则，套利就成为可能，而套利的发生又会使这两家企业最终在市场上按相同的总价值出售。换句话说，套利使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东西不可能在同一市场上按不同价格出售。

（三）存在公司所得税条件的M－M理论

M－M理论突破理想环境，考虑缴纳公司所得税条件下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归纳为：

1.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税蔽的现值。

2.负债公司的普通股权益资本成本等于无负债公司的权益资本加上财务风险增益。而财务风险增益等于负债权益比率、1减去税率和无负债公司的资本成本与负债利率之差三因式的乘积。

而当我们考虑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将债务和股票收入的公司税与个人税结合起来考虑，上述结论中税蔽现值可能会降低。最终的避税利益的数量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论的经验性问题。但是，一般都同意个人税只会减少，但不会消除与债务有关的公司税的好处。结果是最优的杠杆策略仍要求公司持有很大比例的负债。这一结论是考虑到了在极端的财务杠杆下，避税利益的不确定性可能减少税的“净”影响这一事实。由于总的来说公司的财务杠杆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在公司改变它的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时会影响公司估价的其他因素。

（四）市场缺陷对M－M理论的影响

对于完全资本市场来说，套利作为论据可以证明M－M理论的观点，即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总的估价和它的资本结构无关。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市场存在缺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1．破产成本。如果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并且与破产有关的处理及其他成本很重大，使用财务杠杆的企业可能就不如没有财务杠杆的企业那么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我们是假定破产成本为零的。如果企业破产，它的资产就可按经济价值出售，而不会发生清算费用或法律费用。然后按照对资产的请求权的优先顺序进行分配。但如果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存在处理成本，而资产就可能不得不按照低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进行清算。在债务和权益持有人看来，这些处理成本和清算价值相对于经济价值的短缺就代表整个系统的流出。

2．成本。对资本结构和价值产生影响与破产成本密切相关的是成本。在下文中将着重阐述问题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也就是企业的财务关系。

3．机构性的限制。对投资行为的限制可能会阻止套利过程的进行。许多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机构投资者需求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就可能对该公司的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4．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会限制套利过程。套利只有在交易成本所施加的限制之下才会进行，在此之后套利就不再有利可图。因此，使用财务杠杆的企业的总价值就会比理论上稍微高或低一些。这种缺陷的净效果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四、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的关系及解决

以上我们明确了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的理论，下面我们切入本文的关键点，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到底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即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来降低成本，或者通过降低成本来优化资本结构，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的控制权约束机制。同时资本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这就是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的关系。而解决该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公司不同权益要求者之间的冲突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可能的话，可以通过签订协议来解决这些冲突。比如，可通过限制性协议（如对杠杆比率的限制）来避免潜在冲突。当不能通过签订协议来解决某一冲突时，投资者们便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通过降低他们所愿支付给债务的价格来避免未来财富损失的风险。当公司发行证券时，证券的成本是所有特殊协议（如债券限制性协议。这种协议成本极高，因为他们限制了公司选择的余地。）的成本之和再加上其他潜在冲突导致的降价。

（二）公司资本结构也会影响与公司劳工协议有关的成本。请回想人力资本的不可多样化问题。为一个行将破产的公司工作的雇员为了找到新工作更可能发生寻找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各公司不尽相同。雇员找工作的预期成本取决于公司产品和劳务是否具有专用性。执行大众化工作的雇员相对于从事专用性工作的雇员，前者的预期寻找成本较低。人力资本反映了这种差别。因此，当其他条件一样时，与人力相关的成本对于提供相对专用化产品和劳务的公司而言更高。由于较高的杠杆比率会产生较高的成本，所以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司产品和劳务的专用化程度将影响公司对资本结构的选择。

（三）债务筹资也可能会减少公司的成本，如债权人监督股东的成本和股东监督经理的成本。只要公司发行新债，潜在债权人就会仔细分析公司情况以确定该债务的公平价格。于是每发行一次新债，现有债权人和股东就免费享受了一次对公司的外部“审计”。这种外部审计降低了为确保人（公司经理）尽职尽责而花费的监督成本。

（四）另一种通过利用债务来执行监督功能的办法是利用偿债基金条款。通过偿债基金，公司可以满足每期除付息之外支付的需要。如果难于建立偿债基金，则它可能是一个较早的信号，预示着公司可能陷入了财务困境。如果无法按要求建立偿债基金则意味着公司可能到期无法偿付。显然，这种监督功能有益于债权人，也有利于股东对公司经理的进一步监督。

（五）在降低债务成本时，利用有形资产抵押来确保还款也可扮演着重要角色。带抵押的债务减少了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的潜在损失，因而也就限制了股东侵占债务人财富的数额。用于抵押偿债的资产在未得到债权人或破产法庭许可前不得出售。

（六）解决问题，达到优化资本结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财务监督和会计监督，以及其他监督手段，其实财务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均可作为监督手段，在常规的经营程序中，人们公开地提供并寻求信息，他们还通过自身地行为传递信息，政府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会披露信息，甚至公司的声誉和结构也会传递信息。常见的监督手段有：

1．财务报表。经过审计的会计报表是对股东－经理关系、债权人－股东关系的监督手段。财务报表提供了一个预警系统。

2．现金股利。现金股利可以从两方面充当监督手段。首先，公司未能宣布期望金额的现金股利会产生警报。虽然这也许是或也许不是负面信息，但会促使投资者进一步探究。他们必须弄清未能发放预计金额的股利意味着什么。其次，发放现金股利会迫使公司更频繁地寻求外部筹资，上面已经提到外部筹资地监督作用。

3．债券评级。由穆迪或标准－普尔公司之类结构进行地的债券评级在债券发行时提供了监督，而且在债券的整个偿还期里也提供了程度略低的监督。

4．债券条款。债券条款提供了一种预警系统。

5．政府法规。政府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监督手段在不断发展。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都可对公司进行监督，防范种种违法行为。

6．整个法律制度。盗窃、诈骗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人不当行为都是非法的。法律制度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种种监督形式。

7．声誉。声誉及其所含的一般信息是一种监督形式。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声誉是有价值的，这会促进提供准确信息的动力，而准确的信息又便利了监督。

8．多级别组织。一个公司中，如果考察和评价各个决策需要通过众多权限级别，那么也提供了一种结构上的监督形式。当你的不当行为需要许多人配合才能做到时，就会困难得多。在这样的公司里，一项计划要取得批准，必须经过广泛的讨论。大群体中可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保守秘密。

五、结论

从委托关系的角度而言，资本结构的重要性，表现为债务相对于股权融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相反，债务也会增加委托成本。这种成本增加效应主要地表现为债务会导致经理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资本结构对经理的经营激励也具有影响。而同时债务也导致由于从声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公司或经理倾向于选择相对安全、能保证还清债务的项目，而不是真正价值最大化的项目。资本结构对于公司的清算或产业退出和收缩具有影响。同时，债务融资还会产生另一种成本，即在公司近期可能破产时，即便有好的可以导致价值增加的项目，股东也不会有激励去投资。因此从整体上看，资本结构对于解决委托问题是一个双向的作用。

总之，将资本结构和委托理论交叉起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公司经营和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用。随着该项研究的深入，一定会实现本文再三强调地目的：降低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更好地指导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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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今年新增委托理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如何进行风险控制受到高度重视。据统计，在进行委托理财的上市公司中，有半数上市公司称，委托理财的投资方向将是国债，包括购买国债、国债回购等。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认为，相对于股市二级市场来说，国债投资的风险明显较低。同时，今年的国债市场趋于火爆，有望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如一家上海公司在3月底决定，将2亿元的资金进行国债投资，公司称“要获取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收益”。另外，对委托资金的风险管理更加细化，例如沪昌特钢明确要视首笔资金委托的具体情况，再来决定是否要延续或加大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入。

另一个特点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过去，大多数的委托理财是通过券商和各类投资公司进行的，现在进行这一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在不断拓宽，例如日前沪昌特钢选择信托公司进行委托理财，而据了解，基金公司也在积极如何帮助进行资产管理等委托理财事宜。

同时，保底收益的做法依然普遍存在。如外高桥决定委托上海富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投资国债，受托方承诺上述资金的年收益率为9.5％，如实际收益率不足将予以补足。即使没有保底收益，不少公司对委托理财的收益率仍然有较高期望，最低的也达到了8％。如首创股份拟将1.5亿元委托北京巨鹏投资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双方约定，委托资产的年收益率小于或等于8％时，不计提业绩报酬；年收益率大于8％时才开始计提报酬。这种完成预定收益率才收取报酬的做法目前已被多家上市公司所采用。

引人关注的是，除新增委托理财外，不少上市公司在以前的委托理财无法按期收回，从而不得不延期。西部的一家上市公司在1月初称，一笔4000万元的委托理财只收回400多万元，余额延期6个月。同时，该公司还有一笔3000万元的委托理财更是将延期1年。初步统计，上市公司目前延期的委托理财约占到了去年委托理财总额的三成左右。

既然委托理财在上市公司中如此广泛，如火如荼，形式多样，那么委托理财及其投资收益如何核算呢？这似乎并不成为，但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委托理财行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

企业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委托理财，一般而言，期限不会超过一年。根据《企业制度》的有关规定，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持有时间准备超过1年（不含1年）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不能变现或不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长期债权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因此，委托理财属于短期投资。

当委托理财到期，对于不得不延期的委托理财，或是自愿延期的委托理财，即使前后期累计投资时间已超过一年，延期部分亦均可视为一次新的理财行为，即为短期投资。

二、委托理财投资的运作形式

在实际操作中，委托理财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受双方就资金流向及其余额定期（如按月）或随时沟通，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2、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封闭运行，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3、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而是将资金交付受托方后进行专项委托，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4、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与受托方自有或其他资金混合使用，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三、委托理财投资的核算

（一）委托理财投资核算的一般原则：

委托理财投资，属短期投资，一般应当按照以下原则核算：

1、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短期投资取得时的投资成本按以下确定：

委托理财均为现金方式。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短期投资的现金，先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待实际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短期投资的成本。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借记“其他货币资金”，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购入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作为短期投资的，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核算，企业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应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等，借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

2、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应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已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除外。

企业取得的作为短期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应于收到被投资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息等收益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

企业持有股票期间所获得的股票股利，不作账务处理，但应在备查账簿中登记所增加的股份。

3、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在期末时按短期投资的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贷记“投资收益”。

4、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按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的成本，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贷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时，其结转的短期投资成本，可以按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等方法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某项短期投资时，应按该项投资的总平均成本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出售短期投资成本的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需变更，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篇3

【关键词】委托理论 公立高校 会计信息

一、高校会计信息及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

高校的财务部门每天都吸收并生产出大量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涵盖了与高校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等各方面，具体包括会计核算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财务管理过程中经过各种加工生产的各类汇总数据和各类报告、以及财务会计人员向各级管理部门、债权人或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反映单位财务状况相关的信息等。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满足真实性、相关性、及时性、可比性这四方面的要求，其中真实性是最根本的要求，是用来衡量会计信息是否能客观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会计信息失真，是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主观或客观原因，造成会计信息不能真实地反映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

二、公立高校的委托关系

我国现阶段公立高校的行政领导机构主要是教育部和教育厅，而全国的公立高校有2500所左右，这远远超过了教育部和教育厅的管理能力，因而教育部和教育厅不能事必躬亲，高校也就逐渐获得了部分的办学自以及经营管理权。众所周知公立高校是由政府出资主办，高校资产是属于国有资产的，而国有资产属于国家人民，政府作为国家人民的代表，对国有资产的进行经营管理。公立高校的领导正如国有企业的领导，只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使用者、人，并不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因此，政府与公立高校之间存在“委托一”关系。政府代表国家人民向公立高校进行财政拨款出资，委托学校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公立高校既是政府公办的高等学校，所有权在于国家人民，又有一定的办学自以及经营管理权，他向国家人民提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社会服务。这里所涉及的公立高校、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主要有四个层面：

第一，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教育资源作为特殊的生产资料是归属于我国全体公民所有的，而全体公民将其所有的教育资源委托政府―人民的代表进行经营管理，这就构成第一层的委托关系。个人作为“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经营管理，政府就成为公众提供所需要的教育服务的“中间人”。

第二，政府与公立高校领导层之间的委托关系。政府是通过高校来为公众提供其所需要的教育服务的，因此政府与公立学校领导层之间构成委托关系。政府作为“中间委托人”，委托公立高校为社会提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服务，学校领导层就成为向公众提供教育服务的人。

第三，委托关系存在于公立高校内部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例如校领导层和院系、部门负责人之间，校领导委托院系领导对各院系的教育资源进行运营管理。学校内部的委托关系还存在于校领导与教职员工之间，院系管理层与各教研室之间，各科室管理层与各科员之间等。

第四，委托关系存在于学校教育服务消费着与提供者之间。例如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家长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校之间，这可归为“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人”的关系。

本文研究的主要从政府与高校领导层、学校内部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度，分析高校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三、基于委托理论的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分析

（一）政府――学校领导层的委托关系

在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的公立高等学校中，高校所有者的代表（即政府）作为委托人授权学校领导层（即人）管理高校。在该层“委托一”关系中，政府与学校领导层的存在委托矛盾如下：

1.委托方和方的目标效用存在偏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委托方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的都是各自的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委托方，追求的是实现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而高校领导层作为政府的人不具有对高校资产的所有权，这就决定了他的目标利益是多元的，除了提高本校的办学效益、促进本校的教育事业的发展等这些目标之外，还有对金钱、名誉、权力、社会地位的追求。因而委托方和方的目标效用存在偏差，这也使得两者之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出现，即方可能会牺牲、损害委托方的利益来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学校领导层掌握着高校的经营管理权，很可能利用职位之便篡改舞弊会计信息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由此会直接导致高校的会计信息失真。

2.委托方和方的会计信息不对称。所谓会计信息不对称是指“委托一”关系的双方拥有的会计信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不对等。在多数情况下，政府没有直接参与高校的经营管理，因而政府在获悉高校的会计信息方面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而高校领导层直接参与了高校的经营管理，因此双方能获取的会计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不对称。若高校的领导层只注重本校的办学效益、教育事业的发展或者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通常会把握信息不对称这一契机，例如为了不违反经费使用相关规定，会去粉饰财务信息、隐瞒经费真实的使用情况等。信息不对称为高校的领导层提供失真的会计信息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二）学校领导层――会计人员的委托关系

反映和监督高校的经济业务活动并向外披露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是高校的会计人员的工作职责。但是高校的领导层作为会计人员的领导，可以直接影响到会计人员的职位升迁以及奖金的发放，会计的监督职能会因此受限。当高校领导层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损害高校所有者的利益时，就可以选利用其职位之便对会计人员施加压力，而会计人员由于自身权利有限往往选择妥协退让，成为会计信息舞弊的同谋者，由此形成“内部人操控”会计信息的局面，会计信息质量将不尽人意。

（三）学校领导层――院系、部门负责人的委托关系

学校领导层基于学校的自身发展，调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希望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高校的领导层是将各院系、部门的管理权委托给各单位负责人，而院系、单位负责人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注重的是其所在院系、部门的发展、提高院系的经费预算、个人的福利等等，这样学校领导层和院系、部门负责人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最显著的冲突在于学校预算的使用上。

预算分配机制使得多数院系、部门负责人误认为，当年的预算应当全部用完，否则会影响下一年的预算拨款数。因此在当年的预算不能使用完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地自造名目、收集发票将其花掉。有的院系为了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鼓励让教师收集各式各样的票据进行公务报销，以此作为教师的工作补贴。而对于这些原始凭证和公务活动，会计人员很难判断其真实性和相关性，如果将这些非真实的或者和教学不相关的经济活动记录于会计凭证、账簿中，就会虚增会计的支出类科目金额，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高校的领导层基于失真的会计信息来调配教育资源，很难达到学校有限的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基于委托理论的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一）进一步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

政府与高校领导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高校的领导层会干预会计信息的形成，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因此，政府不得不委托外部中介机构对高校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所以产生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虽然注册会计师是独立于公立高校的第三者，但也面临着立场选择：既要保持独立性进行客观公正的审计，又要争取审计业务，从客户处取得报酬。在这种情形下，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难以保证其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因此，进一步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能够保证有效的外部监督，进而防范高校会计信息的失真。

如何提高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由政府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高校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让注册会计师不用面临立场的选择。第二，进行审计轮换，对高校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会计事务所每隔几次要轮换，防止注册会计师与高校关系过于密切而丧失独立性。最后，建立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赔偿制度，注册会计师因串通舞弊或重大过失而不能发现高校的会计造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充分利用经济处罚强化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提高执业水平和责任心。

（二）完善并推广会计委派制

高校领导层和会计人员同时作为高校的内部人，容易形成“内部人操控”会计信息的局面。在利益的驱动下，高校领导层过对会计核算的过程进行多的干预，甚至是指使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会计信息被异化为掩饰内部人败德行为的工具，完全丧失其真实性。因此，要保证高校会计的监督职能，就必须使会计人员不受高校领导层的制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法就是建立会计委派制。

会计委派制是指政府对占有国有资产的企、事业单位委派会计人员的一种制度。会计委派制下的会计人员将不再受高校领导层的制约，没有利益威胁，从根本上摆脱“内部人操控”的局面，高校会计能够客观公正地行使会计的监督职能。此外，由政府直接委派会计人员对高校的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和监督，高校的会计人员可以直接将会计信息反馈给政府，这样也减少了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等的可能性。

（三）加强对院系、部门负责人的经济责任考核

为了避免院系部门领导一味地追求增加预算、滥用预算，应当加强对院系、部门负责人的经济责任考核。高校的年终绩效考核一般都是从德、勤、绩、廉等方面来考核，但这些指标并不能反映院系、部门负责人是否严格按照财务规章制度来签字审批经济业务的报销，是否按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开支范围严格执行预算。各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是经济业务报账的第一道关口，把好第一关就能减少一些原始凭证失真现象。

五、结语

会计信息涉及到高校的管理活动、经济活动等各个领域，因而影响其真实性的因素很多，解决高校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以及会计信息的外部监督机制，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打击会计造假舞弊等违规违法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而保障基于会计信息质量进行的管理决策的有效性。随着会计环境的改变和相关制度的变迁，也还会出现许多新的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因素，所以解决高校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在以后的财务工作实践中分析总结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样才能更好的为高校会计信息真实性的研究提供可以借鉴的数据和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克俭.我国公立高校委托关系的问题及对策[D].湖南大学2008.

[2]李建奇.我国政府与公立高校关系研究――基于委托理论视野[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1.

篇4

杨先生在会计、审计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了数十载，留给后人的无疑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藏。先生离开我们已是寒暑十易，每每读到先生著作，总能从其深邃的智慧、精辟的见解、严谨的思辩、犀利的笔锋中得到些许启示和感悟。作为初出茅庐的后辈，完整把握和理解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可能尚需时日，但受托责任理论仍直接影响了我博士论文的构思和写作，并成为整篇论文的理论基础。值此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谈谈我在写作论文时如何从先生的思想宝库中吸取养料，并简要回顾受托责任理论研究的一些新进展，以表怀念。

一、受托责任概念

受托责任概念是杨时展先生分析会计、审计问题的基点，关于受托责任的灵感闪现于先生对“会计的本质”、“国家审计体制”、“中国会计的现代化”、“企业经济效益”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受托责任学说体系。尽管有时先生提出的只是纲领性论断，但经过后来者的努力探索以及实践的不断证明，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涵的丰富性、思想的前瞻性。

（一）受托责任：“报告责任”和“行为责任”缺一不可

有人将“受托责任”理解为一种“报告责任”，也有人理解为“受委托的责任”。杨时展先生（1994）指出，“作为一个财务或一个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员，最主要的就在于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为此，就要求他负起两种责任来：第一、把账目交代清楚。第二、按照委托人的愿望，保证受托财物的安全与增值。这两种责任，就构成了会计所称的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意思是一个善良的受托人为受托财物向托付人应负的责任”。Gray等（1996）在《会计与受托责任》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受托责任包括两种责任或义务：（1）采取某种行动（或克制不采取行动）的责任；（2）对行动提供解释和报告的责任。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罗列出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履行的四种组合，以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受托责任履行过程。将受托人的行为分为“利益一致的行为”（C）和“利益不一致的行为”（I），将报告行为分为“真实报告行为”（T）和“不真实报告行为”（F），四种组合即为：1.（C，T）：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2.（C，F）：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却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3.（I，T）：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4.（I，F）：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也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如何真实反映受托人的行为，是财务会计的职责，确保报告行为与行为责任的一致，是审计的职责。显然，这种分类是将杨时展先生所界定的两种责任履行的进一步细化。

（二）受托责任的要素

杨时展先生（1990）指出，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意图，最大善意地完成任务；用最经济、有效、严密的方法保管和使用由于完成托付的任务而获得的资源；2.建立必要的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将完成的任务和因此而发生的资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结果据实向委托人报告；3.为了便于提出报告，接受审查，平常应对任务完成的情况、资金、资源收支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4.为了证明这些记录是实在的，要保存一切足以证明完成受托责任情况的各种证据。在先生所界定的受托责任概念中，至少隐含以下几个要素：委托受托关系；包括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内的控制机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记录及证据。

Sherer和Kent、James Cutt、Pavlock等、Laughlin等学者都探讨过受托责任的要素问题。王光远教授（1996）对会计审计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认为受托责任包括委托受托关系、衡量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标准、受托责任的内容、受托责任的报告等要素。此外，一些会计审计学者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对受托责任要素问题的研究：Roberts和Scapens借鉴了社会学家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Munro借鉴社会学理论考虑了参与者的行为，Gray等引入了社会场景的概念，Roberts关注了受托责任过程对客观结果和主体本身产生的影响，Frink和Klimoski引入角色理论来构建受托责任概念框架等等。

以杨时展先生的观点为基础，借鉴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受托责任系统的概念，认为其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社会与组织场景，即与委托受托关系相联系的环境，它会影响委托受托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委托受托关系也会对场景发生作用；2.参与者，具体又可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固定，会随着不同情形发生变化，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还可能相互转化；3.受托责任的内容，它通过各种形式的契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来确定，包括行为责任、报告责任、评价受托人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等几个方面；4.受托责任行为，包括委托人行为和受托人行为；5.受托责任的控制机制，即确保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各种机制。受托责任系统五个要素的提出，也只是为从受托责任理论角度分析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三）受托责任的普遍性和动态发展观

受托责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杨时展，1992）。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受托责任发展时，先生指出（1990）：“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断因阶级势力的消长而发生的更替，反映为托付人从寡头而逐步大众化；反映为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愈来愈严密的监督；反映为受托责任愈来愈充实的内容”。总之，“社会越进步，民智越开发，民主愈发扬，对受托人的要求就越严格，托付的内容就越丰富”（杨时展，1992）。

王光远教授（1996）进一步指出，受托责任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含有丰富内容的动态概念。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公司受托责任时才格外强调要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受托责任系统包括受托责任关系，也包括受托责任过程；受托责任可作为一种关系来理解，也可以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这应视具体分析的角度而定；每个时点上，受托责任关系都是特定的，从时期的维度看，每个受托责任关系都是一个过程，各种受托责任关系组成的受托责任系统也是一个过程。

二、受托责任与审计

杨时展先生在受托责任与审计的关系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我历来认为：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有受托责任，才有审计，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用其审计；理解受托责任，才能理解审计，不理解受托责任，就不能理解审计。”“审计这个概念和会计责任性（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不可分。没有会计责任，就无所谓审计，而审计之所以必要，也还是为了监督和验证会计责任贯彻的结果和贯彻的过程”。“受托责任是一切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杨时展，1990）。在文硕的《世界审计史》序言中，先生指出，全书“以受托责任为指归”，“一部审计史，也就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部受托责任的发展史”（杨时展，1990）。

后续的审计不同分支领域的研究者也反复证明了受托责任和审计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王光远教授（1996）在《管理审计理论》中指出，“受托责任不仅是一个内含丰富的动态概念，而且是一种思想，一种支配着会计审计发生和发展的思想”。教授系统考察了管理审计发展的历史后得出结论：“管理审计就是受托责任发展到受托管理责任阶段的产物”，“管理审计就是为了加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互信而建立的，受托责任观点，是现代管理审计的基本”，“受托管理责任与管理审计的关系再一次说明：没有受托责任就没有审计，而没有受托责任的演进就没有现代审计的发展”。

严晖博士（2004）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中认为：“内部审计的本质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机制”，“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演进体现了受托责任的发展过程，即由受托财务责任转向受托管理责任，由内部受托责任转向外部与内部受托责任，由低层受托责任转向高层受托责任，由关注合法性的受托责任转向关注效率、效果、经济性等内容的受托责任”。瞿曲（2006）也追溯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所界定的内部审计性质的变化过程，通过分析大企业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受托责任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受托责任系统的变化（包括受托责任环境、受托责任关系结构、受托责任内容、受托责任行为等的变化）对内部审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论仍然是，受托责任的发展主导了内部审计性质的变迁。

刘秋明博士（2006）同样以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政府绩效审计的问题。他回顾了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控制观、报告观、理性观和战略观四个角度进行了归纳，并提炼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公共权力、绩效评价、提供和验证信息。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绩效审计的演变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共受托责任经历了受托财务责任、受托管理责任和受托责任社会责任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政府审计也经历了以财务审计为主，到以管理绩效审计为主，并向综合绩效审计发展的过程”。此外，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还推动了政府审计中内部控制、绩效评价标准等概念和实践的发展。

三、受托责任与控制

杨时展先生一直认为，受托责任与控制密不可分。“如果说，在会计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所面对的是一场控制和反映的论争，则在会计的终极目的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又面临了一场决策论和受托责任的论争”（杨时展，1992）。“40年来，马克思的下面这句话在我们的论文中被广泛称引：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只有把这句话和受托责任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意义”（1989）。先生认为，会计是解除受托责任的一个控制系统。进一步，“商品经济……使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能自脱地生活在经济上的受托和委托的关系之中”，那么，在如此广泛和繁复受托责任关系中，还存在着哪些控制机制？他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研究空间。

王光远教授（1996）在考察了“控制（control）”概念的起源后指出，“关于控制与受托责任的关系，可以说自‘控制’概念产生就已存在”，“本质上讲，控制是受托责任的需要，控制是对受托责任的控制，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控制”。王光远教授还探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多样化所导致的受托责任过程控制的不确定性问题。Glynn和Perkins（1997）认为，为了确保受托责任，必须有适当的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受托责任应是包括受托责任关系和一系列反应控制过程在内的一个整合结构。刘秋明（2006）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控制、政府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内部控制由会计导向向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的演变。其他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对受托责任控制机制的研究，“现代组织已经建立了各种促使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机制：正式的报告关系、业绩评价、雇佣契约、行为监控、报酬制度（包括赔偿）、规范程序、管理层领导能力训练、员工手册等等。除了正式机制外，还有许多的非正式机制：群体规范、公司文化规范、对上级及同事的忠诚、强调对客户的尊重等等”（Frink和Klimoski，2004）。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期待的研究领域！

杨时展先生也为我们探讨受托责任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他人所有的资金、资源，在接受委托之后，光享运用之权，不负交待之责的情况，理上是不存在的”，“国家、政府、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如此，一切形式的合营、私营实体，也莫不如此”，这就涉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不少学者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我们也在博士论文中从公司治理理论及实践的角度出发，说明公司治理是受托责任系统中一种控制机制，其最终目的是确保受托责任系统的运行。公共治理中公共受托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会计、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当然，在此方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学者们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四、“有志于道”的杨时展先生

如果仅从学术贡献的角度去解读杨时展先生，那是远远不够的。孔子曰：“士志于道”。“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许纪霖，2004）。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是理想的普通人格，追求的是社会性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内圣外王之道”，“认定其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钱穆，2001）。杨时展先生正是一位坦荡而执着的践行者。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先生始终是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来思考会计审计问题。他说，“会计这门科学和技术……确也有个‘所用之异的问题’。或以致富强，或止于青菜、萝卜”（杨时展，1986）。谈及会计的现代化问题，更是“对这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作为一个会计学的教师，实在感到无法向人民交代”。他曾感叹，“40年来，如果我们大多数公仆对他们手中经管的资金能稍稍有点受托意识、有点责任感，我们今天的经济效益和会计工作，就不致糟到这个程度”。他呼吁，只有社会资源掌握在“受托责任意识强的、能力强的、经济效益高的受托人手中，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才会优化，产业结构才会合理，经济效益才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今天，不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受托责任展开会计审计问题的研究，实务界的许多政府部门、工商企业，也都开始推行“问责制”。或许，这还只是受托责任思想影响我们的一个序曲。

杨时展先生说：“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他自称“（会计）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多年的卒子”，却“实在不能不深感到责任的重大”。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关于建立我国政府受托责任制的意见》、《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等等关乎社会、民生之作。“尽管我教书教到白头了，每次上课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总怕讲不好，就这样，还经常感到课没讲好。孔夫子说：‘执事敬’，又说‘事思敬’。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正是自己应‘敬’的事。感到紧张，感到战战兢兢，也许合于‘夫子之道’”（杨时展，1986）。对于自己的职责，这位老者是何等的苛刻！

杨时展先生文化功底深厚，论证时旁征博引，分析时层层递进，摒弃华而不实，直击问题要害。论述国家审计和政府受托责任体制时，他从朱元璋惩治腐败谈到林则徐的《禁烟疏》；讨论受托人时，他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谈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为说明受托责任的重要性，他甚至比较《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老板与《聊斋志异》中接受刘夫人资助的书生在记账方面的差异。国学功底之深，信手拈来之娴熟，实在为我们后辈所望尘莫及。先生行文流畅、语言精炼，阅读时有着极强的节奏感。行文中，先生认为重要的观点或字句，还往往会用圆点特别突出，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也许很漫长，但对于求索不息的人，一生又是何其短促！德鲁克（Drucker）说，“在时间之中，在社会领域里，没有人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展开生命、随着时间的终结而结束生命，每一个人都从前面的人接受历代留下的遗产，持有短暂片刻，再把它交给后来的人”。杨时展先生，这位唯恐“奉献不抵享受”的学者，不只是做了一个“传递者”。他用睿智的眼光和对知识的热情，发现着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的“暗物质”，又用质朴而形象、简短而有力的语言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用一身的傲骨和对真理的崇敬，以婴孩般纯净的心灵抗击着污秽和流俗，感染我们的是不屈的责任感和炙热的爱国心。他用短促的一生谱写了瑰丽的篇章，用生命和智慧在长空中留下了永远印证历史的痕迹，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1] 杨时展. 杨时展论文集[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2] 杨时展. 我这几年[ J ] . 武汉：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86， （2）： 104-109.

[3] 王光远.管理审计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4] 严晖.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篇5

关键词：合资铁路公司 价值管理 价值驱动因素 管理方法

一、合资铁路企业委托管理模式

目前为止，我国合资铁路运输管理模式的选择，主要有包括自主管理和委托管理，其中大部分合资铁路采用的是委托管理模式。

1.自主管理

自主管理，是指合资铁路企业自主决策，自由经营，以自己的意志管理合资铁路，并自主承担经营后果。合资铁路投资建成后，合资铁路公司即可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为实现合资铁路建设投资目标而开展运营。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公司具有自主经营决策权，自己核算，自负盈亏，可以更方便的进行财务核算。由于公司管理权、经营权和决策权一体化控制，便于对公司的发展方向进行掌控。不足之处在于：受合资铁路规模限制，管理成本过高。有的合资铁路线路较短，难以形成直接的运输效果；并且同其他铁路接口较多，联合运输效率较低，协调难度大；管理成本相对较高。

2.委托管理

委托管理，是指合资铁路公司将铁路委托他人管理，按委托合同取得收益。委托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资产全委托管理，即将公司的全部铁路线路资产委托受托方管理，受托方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并经营线路资产，合资铁路公司收取相应收益（固定或者浮动收益）；另一种方式是运输管理委托，如图2所示，即合资铁路公司仍然保留独立的经营架构，只将铁路运输管理权委托给受托方，合资铁路公司按委托协议支付受托方相应的铁路运输管理报酬，运输经营收益是合资铁路公司的收益。

从法律层面分析，此两种委托方式并不相同。在全委托管理模式下，受托方以自有资产的名义管理并经营合资铁路资产。从客户角度，受托方是一个铁路运输企业，受托方要承担对客户的运输责任；委受托双方是经济合作关系，受托方要支付委托方约定的收益回报。在运输管理委托模式下，受托方是人，以受托管理资产名义经营合资铁路资产。从客户角度，应由委托方承担运输责任；委受托双方之间是劳务合作关系，委托方应当支付受托方相应报酬。选择何种方式，重点要考虑的是合资铁路状况和投资者意愿。（如图1所示）

图1 合资铁路委托管理模式

委托管理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合理配置和最大限度的利用铁路运输资源。该模式改变了自管自营的合资铁路资源得不到路网的有效利用和优化的不足，可以较好的理顺合资铁路与国铁的分流、过轨、车辆运用、分界接等关系，通过科学的安排客货运量、编制列车开行方案和运行计划，充分发挥合资铁路和路网的资源，以实现合资铁路和相关铁路局双赢。

不足之处在于：一是运营成本核定比较复杂；二是清算环节增加，有可能形成重复纳税，增加合资铁路的税负；三是责任界定较为复杂；四是委托收益计算的协调难度大。

目前，运输管理委托是大部分合资铁路公司选择的运营管理模式，受托方只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经营管理铁路运输业务。

二、合资铁路委托管理双方收入成本分析

在委托管理方式下存在两种委托方式：资产全委托管理和运输管理委托。在资产全委托管理方式下，双方财务清算仅仅是委托方支付委托管理费，受托方支付固定或浮动收益。这种方式的权责划分简单清晰，且这种模式不是我国合资铁路公司常用的委托管理模式，故不再赘述。在采取运输管理委托的方式下，委托双方的清算比较繁琐，由铁道部资金清算中心负责完成。归属于委托方合资铁路公司的收入有运输业务产生的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运输业务产生的收入主要包括旅客票票价收入和线路使用费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主要包括车站旅客服务收入、售票服务收入和广告收入等。归属于委托方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铁路及相关资产的折旧费用、利息支出、相关管理费用、委托管理费和年终超额完成利润目标支付的奖金等。归属于受托方的收入包括委托方支付的委托管理费和年终超额完成利润目标支付的奖金，以及一些广告收入等。归属于受托方的成本费用主要包括：未完成利润目标而支付的违约金、为完成委托管理认为而产生的动力费、人工费、相关管理费用等。委托管理双方收入成本如下表所示。

在计算单个因素敏感度时可以注意到，为了对不同价值驱动因素的单个因素敏感度进行横向对比，我们在计算时需要将不同价值驱动因素的变动比例设定为相同变动幅度，比如1%。然后按照单个因素敏感度E的值对价值驱动从大到小排序。

表5-2 合资铁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排序

现在我们试图对影响企业价值的因素进行分类。根据合资铁路企业目前的管理模式和财务体制，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对这些价值构成因素中每个因素的可控制程度是不同的。按照企业对这些因素进行管理和控制的难度，我们将合资铁路企业价值构成因素的控制难度分为企业内部层面、行业层面和政府行为层面三种不同的层面。

将企业价值驱动因素的单个因素敏感度和可控程度结合起来，我们建立如图的价值驱动因素分析模型。将某价值驱动因素单个因素敏感度的计算出来的结果和其可控制程度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合资铁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理论模型中得到一个点，并将该点在模型中标注出来。在逐一对这些合资铁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后，可以确定每个价值驱动因素在合资铁路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分析理论模型中的位置。

五、结论与展望

文章通过对合资铁路公司价值驱动因素的调研，对合资铁路公司的价值驱动因素进行了层次分解。文章将不同价值驱动因素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差异用“价值单个因素敏感度”来表示，并定义了其计算公式，并对企业对价值驱动因素的可控程度进行了划分，从而建立了合资铁路企业价值驱动分析模型。通过该模型，合资铁路公司可以根据价值驱动因素在模型中的位置来确定其有无管理价值和可能性，进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

文章通过上述内容的写作，希望可以给合资铁路公司的管理带来新的管理方法，从而对合资铁路企业价值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

参考文献：

[1]迟国华，张先冶.企业价值评估[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2]陈良华，李艳南，沈红. 价值管理：会计的一场革命[J].东南大学学报.2002；第4期

[3]储珊珊.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价值评估问题探析[J].会计之友，2012；第36期

[4]傅伟强.关于加强合资铁路管理的思考[J].铁路运输与经济.2006；第28卷第2期：39-41

[5]倪悦.合资铁路公司股权制衡机制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6]潘小苏.不同类型合资铁路投融资模式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7]史立新，虞浩.合资铁路发展回顾与思考.铁道经济研究.2005；第4期

[8]汪平. 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J].会计研究.2005；第8期

[9]王骁鹏.合资铁路公司股权结构优化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10]巫毅.基于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的成长型企业价值评估[J].时代经贸，2012；第4期

[11]许驰.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2]杨景芝，吴聪.企业价值评估中折现率的确定方法的理论探讨[J].商业会计，2013；第2期

[13]阳成虎，卢沁瑶，胡培.不同运营模式下合资铁路的成本比较分析[J].铁路运输与经济，2006；第5期

篇6

论文关键词：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创新策略,毕业论文,论文开题报告

选题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推动创新、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家族企业的传承、治理与发展等问题引起学术界甚至是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政府出资培训家族企业主及“富二代”的新闻屡见报端。这既反映出家族企业主及接班人素质有待提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家族企业之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家族企业的发展，已不只是一个家族、一个企业的事情，甚至关系到一地、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速度和盈利能力引人关注，在《福布斯》中文版首度的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50强中，浙江占据12席，而绍兴新和成胡柏藩家族高居第二。另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治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产权模糊，股权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企业融资和决策；企业治理组织机构职能有名无实，家族决策意识浓厚，管理不规范；企业内部制约机制虚化，职业经理人产生信用危机；用人机制不公平，缺乏激励机制；企业家族利益至上，忽视企业相关群体利益等，甚至有人认为家族治理影响了家族企业发展，提出放弃家族企业。

现实中很多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治理方面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差异，各自的实践结果也不相同。目前，家族企业治理及其质量问题己经成为浙江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进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以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选题的意义：

家族企业治理，是伴随家族企业诞生之日起即存在的一个难题。随着家族企业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外部生态的变化，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也迫切需要随之发生变迁，这是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选择新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和建立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是困扰浙江家族企业主及其接班人的现实难题。本选题意在分析浙江家族企业治理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浙江家族企业发展实际状况和外部生态，为确立适合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提供建议，以期提升浙江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和质量，从而推进浙江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含论文提纲）

研究目标：

本文将在界定家族企业概念、特征及企业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明晰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分析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总体现状和治理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为浙江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主要内容：

一、家族企业及其治理的相关理论

（一）家族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二）企业治理的内涵

（三）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

1.委托-理论

2.现代产权理论

3.交易费用理论

4.利益相关者理论

5.激励理论

二、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现状及其治理困境

（一）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总体现状

（二）浙江家族企业的治理困境

1.产权归属模糊

2.委托-机制不健全

3.组织结构不合理

4.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5.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6.家族利益至上，忽视企业相关者利益

三、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与机制创新

（一）浙江家族企业治理的模式选择

（二）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创新

1.明晰家族企业内部产权并适度公开化

2.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委托-制

3.优化组织机制

4.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

5.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6.建立“新‘家’文化”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技术路线、实验方案等

研究方法：

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来完成。

研究手段：

本文在检索国内外特别是浙江家族企业发展及其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在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确立文章提纲。在实际写作中，将在准确界定家族企业、企业治理等核心概念及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分析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现状，尤其是其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可操作的治理机制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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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1-0100-01

委托―的激励研究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激励理论中牵涉到人的利益冲突和不对称的信息问题所决定的。为解决问题，经济学提供了三种激励措施：（1）是委托人对人的直接监督。这种做法一方面因客观存在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直接监督尽管能减少人行为上的偏差，但不能消除人思想上的消极因素，从而不可能完全消除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因监督的成本太大而损害了委托人监督的绩效。通常这种激励措施只能应用于人行为结果易于判断的情况。（2）是让人承担全部风险，并享有全部剩余索取权，委托人的利益为零。在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存在，除非资本的利润率为负。（3）是在委托人与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进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来看，关于企业内部的激励与约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关系上。在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合约不完整，为降低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给予人一部分剩余索取权（Grossman，S．and Hart．O．1983； Alchian，A，and Demsetz，H．1972）。这种激励机制的设计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所分析的委托关系是最优博弈，人一定会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但是，由于委托人与人的行为目标不一样，且委托人无法充分地掌握人的信息，人不仅不情愿地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那样采取行动，而且还会产生侵蚀委托人利益的动机。在这种条件下，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会大量增加。这就是霍尔姆斯特姆（Holmstrom，B．1982）所建立的在一次性关系中，无论采用什么规则都难以克服“搭便车”行为的模型。下面，将从理论予以证明。

令e∈A表示人的可选择集合e可以有很多选择，为简单起见，令e=(H,L)，H表示人高效率工作，L表示人低效工作，令θ是不受人（和委托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H是θ的取值范围，θ在H上的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分别为G(θ)和g(θ)，在人选择行为e后，e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测结果x(e, θ)，其中R(e, θ)所有权属于委托人，假定：

人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分配合同，根据观测到的委托人效用函数对委托人分配。假定委托人和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v(π-s(x))和u(s(π))-C(e)，其中V′＞0,V″＜0;u′＞0,u″≤0;C′＞0,C″＞0,V与u分别代表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C为人的努力成本函数，即委托人和人都是风险规避者或者风险中性者，努力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

人的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将其问题简化，令x=π,f(π,e)为产出 和努力程度的联合密度函数，则有：

（1）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合同。

此时人的行为e或自然状态θ是可观测的，激励兼容变成多余条件。

命题1：在建立激励系统（7）与（8）的条件下，当e给定时，此时委托――最优风险分担问题为：

其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是

证明：构造拉格朗日函数。

参考文献

［1］Grossman S, O Hart.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Econometrica,l983,5l: 7-45.

［2］Alchian. Armen,and H．Demsetz．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777-950.

［3］Holmstrom B．Moral Hazard In team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13：32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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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风险规避，风险中性，供应商，零售商，供应链

 

在供应链的管理与协调中，既要考虑整个供应链的资源配置，实现供应链效益的最大化，又要考虑使各成员企业获得自己满意的收益。如何在保证供应链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使其所获收益在成员企业之间得到合理分配，成为保证供应链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供应链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问题

（一） 供应链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对策中,各局中人所掌握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即某些局中人拥有另外一些局中人所不拥有的信息。供应链中的企业之间也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这些成员企业都以最终用户的满意为目标,协同组织生产,但是供应链上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实体,都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为了在供应链的谈判中获得优势,通常会保留某些私有信息,如原料或产品的成本、产品质量、营销费用的情况等，这就会产生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1] 供应链企业间的供应商和零售商因占有的信息不对称,也必然导致委托-问题的产生。

（二） 供应链企业收益分配

企业通过供应链战略合作实现双赢以后,就存在着一个成员企业利益分配的问题,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供应链管理成功的关键。一个供应链能否协调运作,取决于供应链中所有企业是否能够从供应链中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利益。为此,在供应链联盟中设计一个合理的、令各方满意的利润分配机制变得尤为重要。

当前对供应链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一般假定成员均为风险中性。然而在供应链实践中,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往往使合作企业的收益具有风险性,这就使供应链成员企业对待风险的态度并不都是中性的，很多时候都是风险规避型的。所以在研究供应链利益分配的时候考虑成员企业不同的风险偏好是非常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供应链利益的合理分配可以实现供应链各成员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供应链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本文主要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研究当供应链成员企业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合理设计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使之即达到供应链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使供应链的利益在供应链企业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

二．供应链收益分配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好的说明在成员企业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供应商，供应链成员不同的风险偏好是如何影响供应链收入的，本文利用委托-理论的相关方法建立的这个数学模型，由于所有的经济数学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上的。而且考虑到委托--理论只涉及到委托方和方，而且由于要考虑到每个成员不同的风险偏好，考虑到计算量比较大，为了方便计算，该数学模型主要做以下的假设。

（一） 假设条件

1． 假设由1个供应商和1个零售商组成的二层供应链中零售商销售的产品A具有随机市场需求，产品A的供应商S作为市场的主导者设计有效的激励契约，激励零售商产生协作愿望，零售商R作为市场的追随者，只有选择接受契约或者离开。

2．在供应链的合作过程中，供应商根据零售商的努力和销售结果支付给零售商相应的报酬。根据其业绩提供合约报酬=[4]。n为零售商得到固定收入，为供应商决定零售商的提成比例, 供应商决定零售商的固定收入n与提成比例β，零售商决定其工作的努力程度a 。

3． 零售商的销售结果为，每个零售商的销售结果除了与其努力相关外，还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变化、恐怖袭击等)，而且对双方来说，随机变量的值服从先验分布 。表示市场随机因素对零售商产出的影响系数。则零售商的销售结果[①] 。其中k为单位努力程度的产出系数。

4．零售商的努力成本C与努力程度a（0≤a≤100%）有关，并且C′(a)>0,C'（a）>0。即C(x）是a的严格增函数，并且随着零售商努力程度a的增加，其努力程度增加更快。该函数可以写成C(a)=[②] ,其中c为常数。

（二） 供应链企业的不同风险偏好

人们通过大量的研究，通常将供应链企业对于风险的态度分为三类:风险爱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

在现实中,一般供应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有着独立的企业,他们总是在考虑着尽量减少自己的投入成本以期获得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所以企业常常是风险中性或风险规避的,因而本文不考虑参与人风险爱好这一特殊情况。[8]所以本论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如表1 所示的常见情况上论文格式。在二层供应链中，考虑参与企业的风险态度组合下表所示：

表1 供应链企业的风险态度组合表

 

供 零 售 商

应 商

零售商风险偏好

风险中性

风险规避

供应商风险

态度

风险中性

√

√

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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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投资，契约理论，契约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罗纳得·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到了委托—关系。后经由 Stiglitz（1974）和 Mirrless（1976）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在风险投资当中，投资者可以委托他人投资，这就形成了风险投资契约理论，在此基础上萨尔曼（Sahlman，1990）和伯瑞（Barry，1994）对风险资本契约理论研究，形成了契约理论的深入发展。再后来，有几经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契约理论。基于此，笔者对风险投资契约理论综述如下。

视角一：基于风险契约主体的研究。

对风险资本契约理论的最经典的理论研究始于萨尔曼（Sahlman，1990）和伯瑞（Barry，1994）。根据委托—理论，外部人（outsider）在投资一个企业时通常会产生两个问题，即分类问题（sorting problem）和激励问题（incentive problem）。因此，他们将风险资本契约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风险资本家和投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风险资本家和他们投资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

在风险投资者和创业者风险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Scherler（1990）对近期风险投资契约理论文献进行综述。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 Kaplan and Stromberg（1997）系统研究了美国风险投资实践中的契约设计问题，并对几种主要的契约理论做了实践检验分析。

对于风险投资者与基金出资人之间契约关系的研究主要有Sahlman（1994）和Gompers and Lerner Sahlman（1998）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在有限合伙制组织中投资者和风险管理者之间的契约技术以及他们之间的成本等问题 。Gompers and Lerner（2004）通过对419个有限合伙制基金报酬关系的研究表明：在激励报酬和基金经营业绩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证实了风险投资领域学习效应。

视角二：基于契约性质的研究 ——完全契约和非完全契约

风险资本契约设计，一般都是在“委托—”分析框架内进行的。根据莫里斯—霍姆斯特姆条件证明：由于风险投资存在信息不对称，要使人在投资过程中选择有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就必须在契约中注明让人也承担相应的风险，并根据风险的大小程度得到相应的补偿。

完全契约方面：Townsend（1979）最早运用完全契约理论的CSV分析框架，得出了存在监督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最优契约为负债契约。在Townsend（1979）之后，Diamond（1984）、Bolton and Scharfstein （1990） 等遵从Townsend的分析框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负债契约的激励特征。

不完全契约方面：该理论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财产权或（剩余）控制权1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它必须解决不完全契约中没有注明的状态发生时，哪方拥有决策权的问题。

视角三：风险投资契约关系两个不同阶段—— 融资阶段契约和投资阶段契约

1、融资阶段契约方面，DalCinm Partizia Elena（1994）认为，风险资本融资市场的效率受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有学者认为，只要信息不对称现象被克服，市场就能恢复效率。Sahlman，WillialnA（1990）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风险投资机构的典型组织形式主要采用有限合伙制可以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

2、投资阶段契约方面，对投资阶段的风险投资契约的研究非常多，主要集中在风险项目评价及决策、控制权安排、契约金融工具的选择等方面。

2.1风险项目评价及决策

对风险项日的评价是风险投资家选择和签订投资契约的前提。Brun（1984）在定性阐述评价的基础上将评估指标划分为五个范畴：市场吸引力、产品差异度、管理能力，然后根据专家赋值法得出风险项目的风险大小。而RDss，aretLeeHamel（1987）的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家在评估业务计划时，重要程度从大到小排名为管理、营销、研究与开发、财务与生产。

2.2控制权安排

Chan，siegel和Thakor（1990）指出，“控制权意味着控制方需要花费成本以便取得决策的权力。如果创业企业家保留控制权，其所获得的支付取决于他的经营水平。这样的契约设计会导致较高技能的创业企业家将发挥更多的努力”。Marx（1998）认为，风险投资家有巨大的激励不去干预。如果使用股权契约，那么风险投资家干预的程度及其有效性就取决于其持有的股权的大小。

2.3契约金融工具的研究

从理论上对风险投资契约工具的研究非常多，比较成熟的有NeherDanVinctor（1994）；JeeyJ.Ttester（1998）； Lifesmann（2000）；Ziyou，Yu（200l）等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表明，可转换优先股是最优的风险投资契约形式。Yuk-SheeChan（l990）提出了一个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的“两期模型”。而matta（l999）则指出，如果风险投资家的货币投资较少他将容易得到普通股，创业企业家得到优先股，这种设计可以更好地激励风险投资家。

参考文献：

[1]刘明辉. 契约理论视角下的风险投资治理机制研究[d]. 四川大学博士论文， 2009.

[2]陈学华. 风险投融资金融契约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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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委托理论风险投资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着,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Gompers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另外,萨尔曼、勒纳、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黄美龙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具体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轻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张帏和姜彦福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经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非凡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田增瑞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南立新和倪正东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非凡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