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风险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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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太平盛世比起来，海外的政治特别是民族宗教环境不太确定，因此对于经济特别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业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环境还算安宁，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冲突、政治党派斗争以及地方的势力斗争都是影响到中方企业的稳定施工和合同等环节，这也会造成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投资者跟进的重要因素，从而会影响到海外的招商环境和经济发展。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1）中方独资经营，虽然这样是由中方企业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国处于外资的环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例如在中国爆发的反对乐天超市这种民族运动，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排外事件时，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分担。所以中国企业通常不适合采用全资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权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为当地进行民族斗争以及排外的牺牲品。推荐阅读>>>如何控制在国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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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

一、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概念。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es，ABS)，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收入的资产组建资产池，并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过程和技术。

2资产证券化的起源。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利率攀升，使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收益率逐渐不能弥补短期负债成本。为了缓解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政府开始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复兴开辟一条资金来源的新途径。1968年美国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1983年针对投资者对金融工具不同的期限要求，又设计发行了抵押保证债券。到1990年，美国3万多亿美元未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中，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当前，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遍及应收账款、版权专利费、信用卡、汽车贷款、消费品分期付款等领域。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也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3资产证券化出现的意义。资产证券化在很多国家都是政府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出现的，这宣告了一种全新融资技术和金融工具的诞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丰富了国际金融市场，并且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能成为未来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的主力军。

作为一种有效的结构融资方式，它通过对流程进行精妙的设计安排，使融资者和投资者等各利益参与方按照它们各自的承诺所确立的各种合约，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牵制，为发起人和投资者各自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渠道，进而达到风险分担、互利共赢的目的。然而，由于收益和风险的伴生性，资产证券化业务在给融资者和投资者带来收益的同时，整个证券化业务过程每一业务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4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狭义的资产证券化。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以下四类：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现金资产证券化。狭义的资产证券化是指信贷资产证券化，即以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账款、企业贷款等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即狭义的资产证券化。

二、我国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1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银行总体盈利水平。资产证券化的初衷就是使缺乏流动性的资产组合起来变现和出售，以尽快收回资金，增大货币的扩张效应。在传统的信贷管理方法下，短期存款负债与长期贷款资产期限的不匹配，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如果将贷款证券化，使长期被占用的银行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给投资者，则整个金融系统就有了一种新的流动性机制，银行就可较快地回收资金，扩大金融资金来源渠道。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增加，而在于释放资本，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把释放的资本用于其他较高边际收益的项目，将增加更多的潜在利润。此外，通过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途径：如利用收取本息与转交托管人的时间差可获得浮利收入、附加收入等。另外，银行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保持对地区和行业的相对优势，扩展其他业务，实现规模经济。

2增进银行资产的安全性。证券化的金融制度不但提供了高度的资产流动性，而且导致了大量替代品和投资机会的产生。通过证券化组合、出售、购入，商业银行的风险被分散给了其他投资机构和单个投资者，加强了银行系统的安全性。资产证券化也为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3改善信贷结构，优化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通过建立资产证券化市场，实现贷款等资产的流通转移，回流资金，获得新的投资机会，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盘活资产和转移信贷风险。同时还能够刺激居民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及耐用消费品贷款，有效地解决消费信贷的资金约束问题。可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金融创新，为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拓展了空间，为商业银行配合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4开拓银行业与证券业合作的新领域。资产证券化的推出，改变了传统银行以“吸存放贷”为主的角色，使其同时具有“资本经营”的职能。首先，资产证券化带来了融资方式的创新，贷款资产组合多样化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要求，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其次，证券化可以使商业银行通过在市场中较好地匹配长期和短期的投资者与融资者，真正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同时也可以拓展证券公司的业务领域，在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已经有许多资产证券化所需的结构化工具被创造出来，如抵押担保债券，高级或附属证书结构及过手证书结构等都是最常用的资产证券化工具。这种多元化、合作化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国际金融业由分业到混业经营的实现。

三、我国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风险问题分析

可以把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简单地分为优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证券化。

1优良资产证券化不存在风险问题。商业银行的资产可分为优良资产和不良资产。优良资产是指资产按照协议使用，已经及时实现了到期的权益，并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保证未来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没有其他可能影响资产信用的情况出现。

优良资产本身意味着较高的信用和可预见的现金流，通过适当的组合和大量的资产，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通过真实出售，可以获得外界高级别的信用支持，实现信用增级。可以认为，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优良资产的证券化能够顺利进行。

2不良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风险问题思考。自1999年4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资产证券化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主要方法之一，标志着国家大规模处理不良资产的决心。但我国商业银行20％左右的不良资产率，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按照人民银行2002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贷款中，次级、可疑和损失可以归于不良资产。损失是指义务主体不复存在或完全没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可疑和次级是指存在或明显将存在违约可能的资产，但未来仍有全部或部分收回权益的可能。次级相对可疑来说，流动性要好，保全的可能性大，违约程度轻。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和优良资产证券化相比较，存在以下目前无法克服的困难：

(1)如何处理损失。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实质是对资产的收益、风险、流动性等的重新组合与分配，不会产生额外的收益，不能用来弥补损失或亏损，因此对于损失，资产证券化是无能为力的，损失必须通过核销或其他方法处理。

对于次级和可疑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处理这两类贷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损失。如果通过账面价值处理，谁将承担这种一定存在的损失?商业银行不会承担损失，因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真实出售，证券对商业银行没有追索权。特设交易载体SPV作为一个特设机构，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空壳”公司，投有能力承担损失。外部担保机构对于这种损失更加没有动力承担。

另一种考虑是根据次级和可疑贷款的期望收益进行折价处理。但一方面，商业银行根本不愿意折价处理，因为次级和可疑贷款以账面价值挂在账上时，不必确认损失；但如果在他们在位时确认损失，他们就可能会承担部分责任，尽管最终总会追究责任，但只要不发生在他们任上就行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有动力掩盖不良资产的资信状况，通过一些处理减少账面上的不良资产，把损失转嫁出去，从一定意义上说存在道德风险。

(2)不良资产的稳定现金流问题。宜于证券化的资产最关键的条件或者最基本的条件，是该资产能够带来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而银行不良资产能否产生未来现金流或者产生多大的现金流就是一个疑问。按照我国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方法，能够按期付息的贷款都是正常贷款，是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自然不会被列入剥离范围。列入剥离范围的不良贷款中，损失贷款由于不可能产生现金流因而不可能证券化，有可能进行证券化的只是次级贷款和可疑贷款，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长期“沉淀”。根本不可能产生现金流。可以说，不良资产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极大的违约风险，现金流是极不稳定的，资产证券化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交易手段而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而不可能消除风险，更不能挽回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损失。

(3)信用担保问题。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必须有信用担保才能使该证券为市场投资者接受。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已存在有明显风险，因此担保主体的寻找将极为困难，虽然国家财政在特定时期必须承担保证责任，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4)道德风险问题。不良资产的处理，需要高超的技巧，但SPV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相应的信息；不良资产和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关联，但真实出售后，变得与它无关，它将不会花精力去处理有关问题，有时甚至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例如商业银行可能要求债务人将用于归还证券化资产的款项转移到非证券化的资产上；商业银行如果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理不良资产，则对放贷质量也更加漠视，反而使不良资产有膨胀的危险；债务人原先可能为了不破坏与银行的信任关系，尽力履行义务，现在权利义务关系转到与之没有关系的SPV上，债务人更有动力赖账；如果投资者预期到这种情况，将不会购买这种证券，存在“逆选择”问题。

(5)商业银行的“旧车市场”效应。再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上同时存在两种证券，一种为优良资产证券，一种为不良资产证券，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的披露也是有限的，投资者不能充分了解证券所依附的资产的资信状况或者了解的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虚假信息。在一个劣质品充斥的市场里，根据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劣质产品将把优质产品赶出市场，但根据上面的分析，只制造劣质产品对商业银行的意义不大，优质产品对商业银行更有意义，因此，商业银行为了树立只生产优质产品的声誉，必须放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想法。

四、我国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控制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可以综合运用催收、转让与出售、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处置接收的不良资产。为了提高回收率，已经开始运作的AMC把接收过来的企业债权大体上分三类处理：一是对既无还款意愿又无还款能力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客户)，采取破产清算进而核销债权的方式一次性处理；二是对于有能力还款但不愿还款的企业，采取提起法律诉讼的方法，通过法律手段追回债权；三是对于愿意还款但目前没有能力还款的企业(大多数为这种企业)，采取债转股、分拆重组、行业重组、资产置换、债务置换等方法处置，其中国家经贸委推荐的技术先进、制度不存在问题、产品有市场，只是财务成本高的该类企业，采取债权转股权的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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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从事国际营销时，需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要了解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险和阻力，主要是东道国政府采用政治干预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分析目标市场有哪些贸易政策及与国际商务活动有关的经济政策，从而正确地选择没有政治风险或政治风险较小的市场作为目标市场，或者预先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开或减少政治风险的发生，使国际商务活动能顺利进行。常见的政治风险有:

一、没收和征用

没收是指东道国政府无偿接管外国企业;征用是指东道国政府以某种补偿形式接管外商企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剥夺外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没收和征用的原因主要是某种产业对东道国国防、国家、国家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为了国家利益，这种产业不能再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东道国政府没收和征用外商企业时是伴有强烈的民族情绪的。

二、国有化

国有化可看作是渐进的征用，它是通过控制和限制逐步削弱外国企业所有权的一个过程。没收和征用中，企业所有权在较短时间内从外商手中转移到东道国手中;通过国有化方式转移外商企业所有权往往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国有化的手段主要有:1、通过股份的扩大把所有权逐步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2、提升大批东道主公民到较高较重要的管理位置上;3、逐步扩大产品国有化的比例，减少进口组装。

从东道主来说，国有化要优于没收和征用，其原因是:1、可以避免因征用而造成在国际上的窘境，有助于保持东道国较好的政治环境气氛;2、与征用不同，国有化不会影响东道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信贷资信等级;3、东国不需要自己去管理被征用的外商企业;4、东道国可以对企业有充分的控制，并可发现外商企业经营中的真实情况，从而采取措施督促他们改进。

三、外汇控制

是一国政府通过法令对外汇买卖实行限制来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价的一种制度。在外汇管制下，出口商必须把他们出口所得到的外汇收人按官定汇率卖给外汇管制机关，进口商也必须在外汇管制机关按官方汇价申请购买外汇，外汇控制在两个方面影响外商企业:一方面，外商企业在东道国所获得的利润和资本不能随意出境，能汇出的部分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百分比内;另一方面，国际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要的原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等物资的进口，由于受外汇控制，有时也会受到限制。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短缺，更加强了外汇管制，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赤字，但长期来看，则对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后果。

四、进口限制

东道国对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实施进口限制，迫使外商更多地购买东道国的供应品，从而为本地工业创造市场，这种进口限制会影响外商企业的商务活动。因为，一般在实施进口限制的初期，东道国当地零部件质量差，这会影响到外商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另外，如果东道国当地的原材料供应短缺，那么外商企业就可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原材料，从而也会影响国际企业的经营活动。

五、市场控制

东道国政府有时也采用控制手段阻止外商企业在某些市场上的竞争。例如，一些国家不允许外商涉足批发、零售业，或规定某些商品不允许在东道国市场上销售。

六、税收控制

东道国政府运用税收手段来控制外商企业的活动。减税或免税会增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而增加税收，则会影响外资的投人，限制外商企业的活动。比如，美国、瑞士和日本进口酒精饮料的消费税都大于本国同类商品;又如，法国曾对引擎5马力的汽车每年征收养路税12.15美元，而对引擎16马力的汽车每年则征收30美元的养路税，当时法国生产的最大型汽车为12马力，可见这种较高的养路税实际是对进口汽车征收的。

七、劳工限制

许多国家政府对外商企业雇佣本国劳工都有法律规定，以维护劳工的权益。而劳工组织在维护劳工自身利益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外商企业在东道国开展商务活动时，也会面临一个不可忽视的劳工问题，例如:外商企业解雇当地劳工受到处罚，等等。

分析国外市场的经济环境要运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方法，既要分析已形成的现存经济状况，从而根据当前市场状况制定近期策略，又要分析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动情况，以制定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构成国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经济制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如果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控制及资源分配的方法上来划分，经济制度又可划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制度对国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市场所呈现的特点不同，企业进人市场所面临的障碍、开展商务活动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都会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屏障较少，企业进人市场比较容易，开展商务活动的自由度较高。但是，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东道国通过计划调节控制着市场，企业要进人这种市场要越过许多屏障，投资领域、经营范围有各种限制，企业的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渠道策略等的制定都必须适应所在国家的计划及政策规定，相应的竟争就不是非常激烈。

二、经济结构类型及其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是从国民经济布局以及资源、生产、消费结构状况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同时，一定的经济结构也表示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环境。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自给自足经济。这种经济结构类型是一种封闭型的经济，农业国是其典型形态。2、原料输出型。属这种经济结构类型的国家拥有一种或数种数量富足的自然资源，国民经济建立在出口原料的基础上。3、新兴工业化经济。这些国家或地区一般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体系也比较完备。4、发达国家经济。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国民经济体系发达完善，科技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以上四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四种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市场成熟、完善，竟争也激烈。在消费品方面，中高档消费品、民族工艺品、优质食品、体育用品具有广阔前途的市场。企业要进人这类国家的市场，制定产品策略要强调产品款式、性能和特色;品质竞争优于价格竞争;渠道策略中要选择良好的中间商帮助把产品引人市场;促销策略中要大量选用广告和营业推广。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市场不完善，但有的潜力很大，而且竞争也不太激烈。商品要突出物美价廉，经久耐用，中低档的家用电器、食品等有广阔的市场。

三、经济基础设施

经济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的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设施。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数量越充分，质量越好，开展国际商务活动就会越顺利。

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对风险的抗拒主要有两大策略。一个是创新，即创造性的经营思想、经营手段、经营方法。另一个是企业要有足够的储备资金作为抵御风险的后盾。比尔·盖茨说过，风险来了怎么办，那就是银行里必须有足够的钱。因此微软每年都保证有60亿美元的储备金。这样，即使主产品出现滞销也有一个喘息转向的机会，不致于马上。另有一些常用的规避策略，分别是:

一、业务调整策略

(一)业务活动的选择

业务活动调整是一种规避国家控制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外商企业在投资区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把业务活动转向那些易于被东道国接受的行业。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秘鲁的子公司被收买后，就转向易被当地政府接受的旅馆业，建造了一座“喜来登”酒店。

投资风险和资本回收率是外国公司选择业务经营方向的主要标准。这些标准引导外国投资流向那些看起来极不易受到当地政府控制或政治风险侵蚀的行业。根据这些标准分析，公共事业部门受东道国征收和控制的风险程度最高，只有中间性生产行业的风险度较低。因为，它既从当地企业购买产品，又向当地企业出售产品，使供应商和买主充当了反对实行控制政策的缓冲器。

(二)经营地点的选择

经营地点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区位设置和无形资产的经营场所。外商企业在实施区位战略时，一方面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竟争的单位，以积蓄对抗母国和东道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生产网络，以增强公司的防御能力。这是因为，前者使分别处于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在国际上直接竞争，在其中任何一个企业遭受东道国控制政策影响后，都会为另一公司的出口带来有利条件，从而有效地限制了国家控制政策的实施。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技术、商标、营销和管理技术等，它们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外商企业通过对这些无形资产的经营可以增强对它们的控制，提高与东道国讨价还价的能力。

(三)营销与市场的控制

利用外来投资的销售渠道扩大本国产品出口是东道国引进外资的一项重要目标。如:外国投资企业能够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或建立无懈可击的市场阵地，则东道国对生产实施控制引起的费用增加，决不会超过营销组织在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收益。再者，跨国公司对主要销售市场的控制，可以缓解和削弱东道国的限制。

二、直接对抗策略

这种策略是外商企业运用法律手段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直接对抗国家控制行为的策略，它通常包括法律防御策略、影响政府决策策略、“鹅蚌相争”策略和拒绝参与策略等等。

(一)法律防御策略

法律防御策略是外商企业利用法律规定对国家控制行为提出质询，以维护本公司在当地的利益。这种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可以是在东道国，也可以在母国进行。

(二)影响政府决策策略

估量外商公司的抗衡力量，必须包括其通过直接行动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官方的可能性。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上，如果经营企业找不到某些依靠力量去施加影响，那将是不正常的。

(三)“鹅蚌相争”策略

如果外国公司经营特征允许选择为数众多的所在地，那么它就可以凭借随行就市的竞争机制，利用这一策略挑起不同国家间的竞争。这样一来，那些竞争最弱的国家将会增加免税期、担保红利汇出和提供其它优惠条件等，以便从别国争来投资。

(四)拒绝参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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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实证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入WTO，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对外承包工程事业也得到瞩目的成就。国际承包工程市场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提供的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事业起步比较慢，是在过去对外援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7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年了。在这过去的30年里，对外承包公司的数量从一开始的4家到2008年2300多家，入选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全球最大的225家中国企业也从没有到2008年51家。截至2008年底，我国累计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2630亿美元,签订合同额434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从1979年的3352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046亿美元和566亿美元。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近十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取得的骄人成绩。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数、新签合同额、完成额、入选225企业、单项合同数额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论文格式，实证分析。。这说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同时，(1)市场范围拓宽。基本形成了“亚洲为主、发展非洲、恢复中东、开拓欧美和南太”的多元化市场格局。(2)业务领域增广。对外承包业务遍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从最初的房间和交通领域到其他技术要求更高的工业、电力、石油化工等领域。（3）承包方式出现多样化。中国企业现在不仅能以施工总承包、施工分包的方式承揽项目，也能以EPC、BOT等的方式承揽项目：不仅可以承揽现汇项目，也可以根据项目情况提供融资服务或带资承包；不仅可以独立承揽项目，也愿意并有能力与外国企业结成联合体，开展合作。1也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重要的特点。

但是，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在合同数、合同额、完成额不断上升的同时，合同额和完成额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但是为什么合同的履约率却不断下降呢?

承包工程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些风险会影响工程的完成。一般而言，对外承包工程通常会遇到以下的几类风险：

1政治风险：东道国政局不稳定、国际关系紧张、与本国的关系、政策的开放程度、权利机构的腐败程度等

2经济风险：通胀危险、外汇风险、延迟付款、分包

3工程技术风险：自然条件新工艺新技术带来挑战、技术规范

4管理风险：公共关系合同管理后勤管理财务管理

为了分析每种风险的影响，我们要一一进行分析。

首先是政治风险，近年来，和平是主要的趋势，不过“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再来是经济因素，1997年7月起，爆发了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还有工程技术风险，近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逐渐向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发展。论文格式，实证分析。。所以技术要求提高了可能是导致工程履约率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管理风险，这和企业本身的实力有关，随着企业竞争力的增强，管理风险的能力应该会逐步的提高。论文格式，实证分析。

为了确切的知道每一个因素对于完成额的影响，我们需要做一个计量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将选取几个变量。X1合同额，X2入选225企业个数，这个可以用来衡量企业的竞争能力，X3新签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个数,X4房建和交通运输所占的比例，这两个变量用来衡量工程完成的难度。因为政治、经济环境对完成额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我们加入虚拟变量，X5金融危机X6战争恐怖袭击，有的年份取1，无则取0。因为金融危机、战争影响有连续性的，所以在危机和战争后，虚拟变量仍要取为1。

建立模型;

Y=a0+a1X1+a2X2+a3X3+a4X4+a5X5+a6X6+U

U是随机误差项

得到数据和模型后，我们再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3.1来对模型进行处理，得到下面回归方程：

Y=242.69-0.29X10.54X2+3.31X3-2.27X4+7.53X5-23.19X6

(2.23)(-1.30)(0.38)(2.61)(-2.30)(0.43)(-1.16)

(108.76)(0.22)(1.40)(1.26)(0.98)(17.26)(19.88)

R=0.98R=0.96DW=1.69F=53.51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X3,X4通过了t检验，标准差也比较正常，也就是说新签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个数,X4房建和交通运输所占的比例，这两个变量用来衡量工程完成的难度，是影响完成额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去掉没通过检验的X1X2X5X6,再用X3X4建立模型：

Y=a0+a3X3+a4X4+U（U是随机误差项）

得到新的回归方程

Y=205.75+1.96X3-1.84X4

(4.76)(8.09)(-3.22)

(43.20)(0.2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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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四)减少能耗，保护环境

随着企业的巨型化和国际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开始转变经营观念，主动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企业应坚持“为环境而设计”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到货后服务、废品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从而使产品实现最高的环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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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海外投资 双边投资协议 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一）海外投资的概念

海外投资是国际投资的次级概念，又称“对外投资”或“国际投资”。海外投资主要是指一国的跨国公司或私人投资主体把其货币资本或产业资本转移至另一国，通过在另一国的经营行为，使其资本升值的经济行为。以投资时间长短为依据，国际投资可分为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以海外投资者有无经营权为依据，可以分为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间接投资。以资本来源及用途为依据，海外投资可分为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国政府为鼓励和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主体向另一国输出资本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经济活动中，总要伴随一定的风险，海外投资不仅要面临来自商业和自身经营的风险，而且还会面临东道国政治风险，而这类风险都是与经营者自身不具有直接联系且不能克服的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一般也不愿意而且无力为此种风险提供保险，因此，只有政府作为后盾，才能切实保护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受到损失后及时得到赔偿。也可以看出，海外投资保险的本质是一种国家保证、政府保证。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性质和官方性质。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内立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业务进行调控，但这些法律法规很少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做出专门性规定，大多都是调整某些特定投资项目的法律，并且主要规范的是海外投资者在我国遇到风险时如何进行保护的问题，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遇到政治风险如何得到保护则鲜有规定，而且这些法律法规相对比较松散，存在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这不利于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进行统一的调整，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制度现状

我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完善，首先，我国目前并没有出台关于调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一部专门法律，调整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规定多以行政法规和条例的形式出现，而这些法规和条例数量繁多，效力层次偏低，规定又不够详细和针对性，很难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实施有效和完整的保护。其次，我国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缺少对私人主体和民营企业的关注，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法制经济，法律法规应该对各个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保护。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民间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我国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再次，我国应该完善立法监督水平，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进行法律监督，以防止国有资本海外投资中的流失。最后，在制定国内立法时，应注意与海外投资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保持一致和衔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利益不受损失。

三、构建我国海外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

目前，关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主要以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为代表。美国主要采取的是双边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对海外投资者损失进行赔偿时，以双边签订的海外投资保险协议为依据，避免了政府之间的正面冲突，巧妙的将政治冲突转化为商业冲突，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日本主要采用的则是单边模式，这与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国的历史有关，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海外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时可选择的余地较大，不以两国之间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协议为依据，缺点在于以外交保护原则为基础，容易使经济问题政治化。德国则主要以双边模式为基础，并以单边模式为辅助。笔者建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应该在充分考量这三种模式利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并本着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原则，选择有利于我国的模式。笔者认为，我国已经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海外投资者利益已经具备了制度基础，另外考虑到我国海外投资地域范围和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建议采用德国模式。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立

笔者认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立应该效仿德国模式。即采取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职能相互独立，各尽所能并且互相制约，避免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一体化所容易滋生的腐败现象。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考虑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审批，这个专门机构应该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官方性质，笔者建议这个机构应该直接隶属于国务院，有国务院相关与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相关的部门共同组成。而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经营机构则应该是“海外投资保险公司”。这个机构在法律性质上应该是国有公司，根据商业规则负责承办具体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三）保险费、保险期限、保险金

保险费率的高低取决于投资所在国的国别分类、投保风险、承诺保险期限、投资形式、投资涉及的产业部门等因素，险别及范围的不同而科学制定。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险费一般应该控制在1%到1.5%左右，保险期限一般为5到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保险金额只赔偿部分损失并且最高保险金额一般为损失的90%到95%。

（四）保险范围

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做法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海外投资保险范围主要应该包括征收险、战乱险和汇兑险。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范围也应该以此为基础，并适当借鉴别国经验，将政府违约险、“迟延支付险”和“货币贬值险”纳入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范围。

（五）承保适格

一是要有合格的投资，首先投资项目要合符合条件，其一，要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其二，投资项目要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批准。其三，只限于新的海外投资，包括旧企业的扩建、改造及现代化的投资。二是要有合格的投资者，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和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应当包括如下主体：（1）中国公民，并在国内有住所。（2）中国法人或不具备法人资格，但是依中国法律规定设立的企业组织，并且这两者的主要资产属于中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有。（3）外国法人或其他组织但其资产的全部或至少95%为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有。三是合格的东道国。由于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建立单双边相结合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模式，所以合格的东道国首先应该是与我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其次，未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也可以成为合格的东道国，但前提是投资当时东道国必须是政治、经济稳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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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62-06

一、前 言

自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振兴国内实体经济，走出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关注制造业发展。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欧盟《欧盟2020》强调恢复工业全球竞争力，并试图引领全球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此时，国内制造业则面临产能过剩与发展空间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将其定位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为2020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实现行业达到世界制造强国中等水平奠定基础，并以此为框架，形成“1+11”的文件支撑体系①。2016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截至2015年12月PPI已连续45个月下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制造业产能过剩已由传统行业向新兴战略行业蔓延。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内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恰好给了中国制造业借助对外投资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

考虑数据统计口径统一性、连续性与可获取性，本文对美国传统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GIT）②2005～2015年6月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项目数据统计基础上，总结中国制造业及其子行业区位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CROIC-IWEP）③提供的原始数据对中国企业制造业及其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地国家进行国家风险的量化测算，以此衡量中国企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家风险，以及风险应对措施。

二、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家风险量化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国家风险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跨境业务，70年展至国际投资领域。研究主体以学者与评级机构为主。前者主要是借用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如Robock（1971）[1]将政治风险划分为独立变量与非独立变量，Simon（1982）与Oetzel（2001）[2]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并运用。Rummel（1978）和Kraar（1980）[3]对政治风险设置子指标，Ting（1988）用渐逝需求模型评估境外投资国家风险，Yavas（1989）[4]通过概化理论提高国家风险评估准确性。后者则设计模型以量化抽象的国家风险概念，以发达国家机构为主，如《欧洲货币》的国家风险指数（Euro Money′s Country Risk Index）、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机构投资者国家风险、经济学家情报单位与环球透视（GI）等。但多数机构未对外公布其计算模型或原始数据。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始于1979年，国内学术界对国家风险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信贷领域，且以介绍或翻译外文文献为主，至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将国际投资纳入国家风险领域，如聂名华（1995）[5]与杜奇华（1995）[6]开始针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家风险进行研究，但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伴随综合决策技术发展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研究人员开始量化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风险，如刘宏等（2010）[7]对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09版）》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后，进行风险测算与排序。吴彤等（2015）[8]对拉美主要国家风险进行量化测算。国内评级机构代表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信用评级，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推出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的国家评级系列报告，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报告。

（二）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

截止2016年1月21日，以“制造业对外投资”与“制造业海外转移”为标题在中国知网上搜索论文分别为24篇和9篇。涉及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所面临风险研究分为两类，一类为定性描述，研究对象又进一步可划分为针对局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或针对全球制造业投资，前者如李星等（2012）[9]对中国制造业在非洲投资所面临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而陈涛涛等（2012）[10]则以巴西为研究对象。后者杨春蕾（2013）[11]对全球“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与主要应对措施进行定性分析，杨海洋（2013）[12]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劣势以东南亚、南亚、非洲、南美洲等5大主要区域为单位进行共性梳理。另一类是尝试量化分析，但文献较少。如宋维佳等（2013）[13]构建HHM-RFRM模型，并对装备制造业进行风险量化，构建风险排列矩阵。

现有文献中，针对制造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整体风险的框架构建或局部风险研究，对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量化分析相对较少。

三、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分布特征

中国制造业PMI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滑，截至2015年12月仍位于“荣枯线”以下。同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针对国内1 782家制造企业调研数据显示，国内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仅67.5%。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使越来越多资本开始寻求国际市场。

（一）投资以亚欧美洲为主，国家集中度较高

对2005～2015年6月间合计249个投资规模大于1亿美元的制造业项目投资统计表明，2005～2014年间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成功投资规模年均增速为35.39%，远超全球FDI4.44%的年均增速。其中投资成功项目为220个，累计金额1 365.57亿美元，多分布于亚（32.84%）、欧（29.93%）、美（25.64%）3大洲。其中对亚洲地区制造业投资中顺向投资明显，以东南亚（14.96%）与西亚（11.33%）为主，对欧美地区逆向投资突出，其中欧洲集中于西欧（8.45%）、中欧（7.38%）与南欧（7.31%）④等发达国家，如西欧中97.47%资本流入英荷法，德国与美国分别占据中欧与北美投资的69.75%与97.18%。

超过70%失败的制造业投资集中于美洲与亚洲。具体到国家层面，则美洲的美国（21.31%）、巴西（11.24%）；欧洲的法国（10.58%）与亚洲的哈萨克斯坦（7.22%）、新加坡（6.83%）与印度（6.56%）制造业失败率较高。

（二）行业国家分布集中度高，投资地域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5～2015年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6大行业集中度高，其中食品制造业与电子电信制造业尤为明显，前5个东道国分别占比93.64%与94.6%。另4大行业中，超过90%以上投资集中于前7～13个国家。由于存量积累原因，金属与非金属冶炼加工业以及化学制造业仍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47.45%的份额，但2010年至今，交通运输设备、电子电信以及专用机械设备的投资增速明显，以其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经过波动性调整后，自2014年起投资占比超过传统制造业。

CGIT数据显示，2005～2015年间，中国制造业对58个国家进行投资，涉及21个发达国家，37个发展中国家⑤。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制造业境外投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占比在2006年时达到峰值78.57%，危机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逆向投资，自2012年起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其中2015年1～6月间80.58%制造业海外投资进入发达国家。

（三）机械设备投资集中于欧洲，电子信息设备集中于北美、西欧

根据中国企业制造业成功投资项目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以设备、机械制造以及电子电信为代表的新型制造业开始成为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热点，2010年其占比达10年来峰值75.09%，后经过4年调整，2015年再度超过传统制造业投资。尽管起步较晚，但新兴制造业投资地域特征明显。54.44%与67.84%的机械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集中于欧洲，其中前者又以德国（32.20%）、挪威（9.13%）与意大利（7.41%）为主，后者70.37%投资集中于欧洲的意大利、瑞典、荷兰、德国、巴西与北美的美国。电子电信制造业业投资地域集中度更为突出，超过82.8%投资集中于美国（59.22%）、荷兰（17.21%）与德国（6.41%）。

对具体投资项目国家分布特征进行梳理后发现，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金属与非金属加工、化学制造投资地理分布多与东道国资源禀赋相关，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开始向发达国家转移。机械设备行业产业链特征明显，其中上游获取品牌或技术投资集中于欧美地区，而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则偏好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地。电子电信制造业中94.08%集中于美、荷、新、德、日、意6大发达国家，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高。中国高端制造业资本流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资本积累，二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推动，改变了传统的全球分工体系，其中制造方式的变革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优势。

四、中国大型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特征

本章对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及其行业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于CROIC-IWEP，将国家风险划分为经济风险与非经济风险两大类，前者进一步划分为经济基础与偿债能力两个二级指标，下各包含10个与8个三级指标；后者包括社会弹性、政治风险与对华关系三个二级指标，下各包含8、8、6个三级指标（CROIC-IWEP提供了基础数据，但并未进行量化测算）。本章对其量化实现同级对比（绝对值在0～10间），按CROIC-IWEP注明的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分别赋权0.2）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经济风险与非经济风险，风险指数满分为10分，越高则风险越小。与目前国外盛行的三大评级机构相比，CROIC-IWEP对华关系这一指标，使其分析更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借组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与可量化性，表1中选择19个国家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成功项目的72.28%与失败金额的76.81%。

（一）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测算中对于定量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式，对定性指标根据其他机构量化结果后进行标准化处理，按照CROIC-IWEP公式的权重予以加权，分数越高，则表明风险越低。8～9分为低风险区；7～8分为风险防范区；6～7分为风险警戒区；低于6分为高风险区。如表1所示，中国大型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整体经济风险明显小于非经济风险，19个国家中新加坡、德国、荷兰与新西兰属于经济低风险区，投资额合计占比10.6%；6个国家属于风险防范区，合计占比33.06%；8个国家属于经济风险警戒区，合计占比22.07%；1国属于高风险区，占比不足1%。19国中8国经济风险评分超过赋权均值7.3627，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经济风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主要投资国家中半数为低风险或防范区，极端风险占比较少，发达国家经济风险低于发展中国家，高风险占比较少。

（二）非经济风险

尽管近年来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制造业新兴投资主体，且成长活跃，但在投资存量中，仍以国有企业为主。鉴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敏感度、东南亚国家存在的排华历史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非经济风险对中国大型制造业影响将更加突出。如表1所示，在主要投资国家中，中国企业对主要国家大型制造业投资非经济风险等级为低风险10.58%、中等风险47.18%、较高风险25.31%与16.94%高风险，其中主要是政治风险以及较低的对华关系评分导致非经济风险较高。二级指标分析指出，除意大利于法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弹性与政治风险均在均值以上，但对华关系评分多在均值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对华关系评分较高，但对应的非经济风险则多低于均值。

（三）主要制造业国家风险

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分布中行业集聚度高，为纠正锚定偏差，本节将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指数第一的瑞士设定为基数100分，比较各子行业主要投资国家间风险的相对强度，以2005～2015年投资成功的大型制造业项目金额为权重，按顺时针排序，分析各行业面临的主要国家风险（各行业主要投资国选取标准为累计投资至少为该行业对外投资额90%以上），如图1所示。

对中国制造业各子行业分布的国家风险来看，行业投资集中国面临国家风险由低变高的的行业为：电子电信设备、专用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食品制造、化学制造、金属与非金属制造。金属与非金属制造业面临风险最大，多属于较高风险区，其中委内瑞拉与几内亚更属于高风险区。化学制造业投资较为集中的13国中，10国位于风险防范或低风险区，3国位于风险警戒区。食品制造业则由于巴西风险较高抬高行业风险水平。其他三大类机械、设备以及电信行业由于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致使行业风险水平相对较低。

五、应对制造业对外投资风险策略

商务部国际产能合作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制造业对外投资同比增加105.9%，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额同比增长154.2%，占制造业对外投资49.1%。“一带一路”战略逐步落实，“国际产能合作”初见成效，国际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的推进以及国内制造业成长空间的结构性矛盾，促使未来中国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对全球制造业的投资。但与主流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投资历史较短，历史存量中国有资本占比较大以及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非经济敏感性，使得中国企业境外制造业投资时难以避免复杂的国家风险。为应对制造业海外投资风险，需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

（一） 政府层面

1.配套发展支持行业，尤以商贸物流为重

“三期叠加”的国内经济使国内制造业转移与升级面临结构性压力，为满足制造业资金、人才与咨询服务的要求，政府需重视金融、技术人才培育以及专业咨询等相关行业的发展。通过提供金融与科研支持，为传统制造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技术人才培育与完善、规范专业咨询服务，满足制造业发展新业态。当务之急便是加速发展商贸物流，尤其是跨区域物流。商务部、财政部以及国家标准委自2014年开始实施商贸物流标准化行动，试点企业反映标准化的推流动大幅提高备货与卸货效率，库存周转成本至少降低29%。降低物力成本，将在短期内直接提高制造业企业竞争力。

2.合理引导资本流出，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与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对欧洲国家打击颇重，但2009年以来德国各项经济指标均位于健康状态[14]，其中制造业较高比重⑥是危机后德国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由于通胀持续、国内实体经济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国内资本表现出“离制造业”趋势。考虑到国内人口数量与社会福利情况，引导或鼓励企业对外进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需同时兼顾国内就业与社会稳定性，避免重蹈后工业时代日本制造业“离本土化”与美国“离制造化”的弊端。

3.加快制造类工业园区建设

全球经济复苏阶段，民营企业开始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主体，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跨国投资实践少，抗风险能力低等局面。而由政府主导或大型国有企业参与的国外制造类工业园的建设，一方面政府借助其政府信用，能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较高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园区内企业聚集，尤其是有龙头企业引领时，能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形成企业规模效应，弥补民营企业或中小型企业投资实践不足。

（二）企业层面

1.加大资本来源，鼓励伙伴资本进入

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国际资本难以被抵押，国际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接纳度较低，促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时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成本压力大制约民营企业选择空间。对外投资实践中，已有不少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合投资，形成“国企资本+资源”与“民企决策灵活+政治低敏感”的资源结合。对外投资实践中，企业通常难以应对投资项目的全部风险，因此可考虑结伴投资，鼓励伙伴资本进入，增强利益共同性，弥补资金短板。

2.选择科学规范的信息来源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早期，由于经验缺乏与资料来源不足，不少企业盲目追随其他企业脚步，或片面轻信华侨华人。但实践正面，一是各企业资源不同，部分核心竞争力难以模仿；二是对外经贸实践中，一直不乏华侨华人针对中国企业的诈骗案件。因此，选择科学规范的信息来源，重视信息真实性，将其与企业实际资源以及能力配对，将有效提高投资成功率，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3.重视东道国产业发展阶段与企业自身投资阶段的互补性

由于对外投资动机不同各企业资源获取或转移的需求将有所差异。同时考虑不同国家所处产业链环节不同以及工业化进程差异，因此不同引资国的政策与产业偏好将不同。对此，企业需明确自身是转移成熟的制造环节、获取当时市场、获取成熟技术或者是品牌等真是的投资需求，将其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进行互补，则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

[注 释]

① 11个文件包括五大工程落实方案：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落实方案；四个专项规划：制造业人才、新材料产业、信息产业、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与发展服务型制造。

② 该数据库只记录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③ 本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范围与CROIC-IWEP一致：仅针对真实商业投资，因此投资数据以CGIT数据库统计口径为主。

④ 如无说明，括号内数值为占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投资比重。

⑤ 经济体划分标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类。

⑥ 201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为23%，高于同期美国（13%）、日本（19%）与欧盟传统15国（15%）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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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星，周骁毅.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2（7）：57-61.

[10] 陈涛涛，陆玉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投资巴西制造业的视角[J].国际经济合作，2012（11）：9-13.

[11] 杨春蕾.全球“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对策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2013（6）：100-105，200.

[12] 杨海洋.中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区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4）：123-138.

[13] 宋维佳，熊宏韬，机遇并购准备阶段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87-94.

[14] 李稻葵，罗兰・贝格.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18.

篇8

论文摘要：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时间短，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不畅，政府扶持有限，抗风险能力很弱，必须通过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谈判、加大对外交涉、推广出口信用保险、建立农产品出口行业预警机制、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等途径，规避出口风险。

农产品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实现了持续增长和全面发展，贸易额由1978年的61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81亿美元，年均增长9.2%。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1—11月，国内农产品出口企业2.02万家，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在新增加的2905家企业中，出口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只有96家。截至2007年底，通过国家认监委注册的水产加工出口企业已达1500多家，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水产品出口企业有400多家。这些业绩的取得，主要依托于我国近2.02万家农产品出口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进入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时间短、经营规模小、信息渠道不畅、政府扶持有限，抗风险能力很弱。商务部对全国100家农产品出口重点企业的问卷调查表明，近半数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出口受阻的情况下，不具备抵御风险的能力。

那么，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到底会面临哪些风险？又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

一、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的风险

1．外方诚信风险。一是外方违约导致货款回收困难；二是外贸不规范运作造成风险；三是外方与个别“货代”内外勾结，骗货骗钱；四是信用证方式下单证不符、单单不符，导致议付行拒绝付汇；五是信用证规定的“软条款”埋下风险隐患，企业一旦放货给了国外买方，买方极可能故意以验货不符，拖延付款，导致钱、货两空；六是使用D／P、D／A远期付款方式或寄售方式结算的风险。

2．汇率变动风险。经国务院批准，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自此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2007年1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大幅走高，2008年1月人民币升值破7.27大关，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10%。人民币升值给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一定冲击：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在国外价格竞争力的下降，而价格优势正是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所在，不利于出口；抑制了农业外资的供给。另外，农产品出口企业还要遭受出口收入转化成人民币时的汇兑损失，以及由于出口量减少造成的损失。从较长的时期看，会降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引起生产总量，特别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产量的减少和生产规模的缩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减少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农产品出口较多的沿海农业所受冲击更大。

3．政治风险。综观当今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及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动，除了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外，其中也隐匿着政治的因素。前里根政府时期的联邦情报局局长曾谈到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为搞垮前苏联而采取的三大战略：一是为扼制前苏联每年通过石油出口而获得巨额硬通货（每年约500亿美元），美国与OPEC组织达成协议，通过扩大原油生产，使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从原来的50－60美元/桶降到15美元/桶，致使前苏联的外汇来源急速下降，外汇收支极为困难；二是为扼制前苏联50％的技术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局面，美国政府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前苏联及其东欧国家，而前苏联外汇紧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通过商业贸易获得先进技术及必要原材料的可能；三是通过制定星球大战计划，从军事上消耗前苏联的财力、物力，扭曲其经济结构，进一步削弱其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不显山不露水地击垮了前苏联后，又把目标瞄准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产品生产大国。它依靠庞大的财政支持对农业以各种补贴，支持农民扩大生产，进而扩大出口（美国的农产品供给占世界市场40％－60％），以此影响世界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的现象，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出口：一是具有明显的价格放大作用，易使国内农产品价格失真，农村政策失去真实的反映；二是使国内农产品价格长期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近10年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由10年前大大低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转而长期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约15％－30％）。同时，国家还要花费巨额补贴来促进农产品出口，财政支持对象发生巨大错位，使国家财政负担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因此丧失殆尽，农民收入严重受损。而这种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政治风险大多是由农产品出口企业来承负。

4．信息风险。2003年11月至2004年4月期间，国际大豆市场价格猛涨，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的中国企业签订了大量进口合同。但从2004年5月开始，国际大豆市场价格暴跌，中国大豆加工业遭受重创，出现全行业亏损。据估计，2003－2004年度中国大豆加工业损失将超过40亿元人民币。造成这一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到目前为止，国内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适时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基本信息，单产、种植面积、库存、压榨等情况都缺乏准确的数据。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做决策时，往往主要参考美国农业部或外商提供的中国与国外市场数据，而这些数据往往不是很准确的，致使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5．壁垒风险。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等措施将成为未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严重威胁。2007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企业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此外，同期我国还遭遇美国337知识产权调查17起。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使企业遭遇技术资金双门槛、欧盟双绿指令等，对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欧盟ROHS指令、REACH法规，直接造成机电、纺织服装、塑料、化纤等产品出口的障碍。

6．市场风险。随着各个领域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风险挑战，防范和化解的难度日益增大。国际农产品市场风险尤为复杂。而且，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程度的加深，国际市场风险通过进口链条向国内市场转移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目前，受美国次级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其负面效应正扩大到消费市场。据有关数据显示，2007年11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月的99.5下跌至90.5，为两年来最低的水平。美国经济增幅持续下滑正引发其对外需求的下降，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将受到牵连。

二、规避农产品出口风险的对策

1．推动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主动防范市场风险。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经济规则的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接轨，政府以往对出口贸易的直接扶持措施被视为违反WTO规则的手段，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出口信用保险作为符合WTO规则规定的、促进本国出口贸易发展的有效工具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发展历史，成为政府扶持的、企业广泛运用的保障应收账款、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欧美发达国家，每年的出口额中约有20%-25%都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在日本，投保的出口额比重甚至达到了30%。

出口信用保险在支持农产品出口、规避市场风险方面有以下主要功能：一是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国家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二是协助企业建立完整的客户信用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信保公司通过海外渠道对企业的买家进行资信调查，可以帮助企业掌握客户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同时将这些信息量化为具体的指标，指导企业与买家之间的贸易是否放账和放账金额的大小。出口企业通过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建立起专业的第三方监督和管理风险的控制机制，有利于出口企业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三是规避企业收汇风险和协助企业追讨应收账款。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和补偿功能，可以将难以预测的收汇风险转化为确定的能计入成本的保险费支出，使企业在遭遇风险时获得理赔；同时，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帮助客户进行应收账款的催收和追讨，大大提高了应收账款的回收率。四是控制和打击国外失信企业。一旦国外买家对中国的出口企业有不诚信的行为，信保公司将通过内部的黑名单机制通知全国分支机构，如有其他国内企业向信保公司咨询该买家的状况，信保公司就会将买家不诚信的行为告知出口企业，有效避免出口企业重蹈覆辙。对有严重不诚信行为的海外买家，信保公司还能够通过国外的法律渠道配合，对其进行诉讼，使之得到相应惩罚。五是投保企业可以依靠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将收汇风险有效转嫁，使得应收账款成为一项低风险资产。通过向银行转让赔款权益，取得银行的出口融资支持，加速了企业资金的周转，也有效地规避了人民币预期升值带来的可能汇率损失。2006年，商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出口信用保险进一步支持农产品出口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出口信保制度。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的规模增长较快，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2005年，中国信保直接支持了15亿美元的农产品出口，是2004年的1.5倍。仅2006年1－10月，承保额就达14.6亿美元，同比增长20%。

2．发挥主观能动性，消解汇率变动风险。要消解汇率制度改革后经常性汇率变动给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的风险，企业、银行、政府都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企业来说，要加强内部管理，整合资源，消化成本增长。如通过开展技术改造挖掘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将成本增长部分消化掉；也可以将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完成成本增长转嫁。对于国内金融业而言，要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和外汇市场上的各种金融产品，创新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向企业提供更多和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同时，政府应尽快开展经济内部减压工作，降低资本流出管制，鼓励加大对外投资；扩大出口，增大美元需求；利用汇率杠杆，减少农产品出口企业不规范、不正当的内耗，提高其对外竞争力。

3．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的谈判，应对政治风险。一是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尽力减少发达国家的巨额补贴，以真实反映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这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二是在国内支农政策中，要充分利用“绿箱”、“蓝箱”、“黄箱”政策，加大对农支持力度，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要注意保护好国内农业生产能力。三是要特别重视各国农产品贸易斗争中各种手段及其对策的研究，如各种贸易壁垒、非贸易性壁垒、倾销与反倾销等等。

4．建立农产品出口行业预警机制，防范出口风险。在农产品出口中，我们不仅需要国外市场的供需信息，同时还需要中国农产品进入这个市场的情况，以避免中国农产品对某个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或者增长速度过快，容易造成目标市场所在国对我们实施反倾销或者保障措施，增加中国农产品出口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或者直接禁止中国农产品继续向该目标市场出口。为建设好完善的出口预警系统，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获得别国进口预警系统的数据和运作模式，通过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购买或者互换农产品主要出口国的进口预警系统数据库以及运作模式，明确中国农产品对其出口达到什么条件时，该国家或地区将启动预警措施。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很明确地知道如何控制和规划中国的农产品出口。②确定预警系统临界指标，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农产品进口预警系统，确定中国农产品出口预警系统的临界指标。在临界指标制定中，以向某个目标市场出口的数量和价格为主要因素，根据不同的进口国家或地区不同的预警系统，在数量上和价格上可以确定“黄线”和“红线”两个档次，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向该目标市场的出口数量和价格变化情况，随时和该目标市场进口预警系统的预警指标进行比较。在做到这些的同时，还需要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对该目标市场的出口情况，做好横向比较。并注意农产品市场强劲时和农产品市场疲软时需要有不同的考虑。

5、加大对外交涉，积极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商务部、质检总局等有关部门利用多双边渠道积极开展对外交涉，为我国出口企业争取更大的国际市场空间。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我国的活牛、活羊恢复对中东出口；苹果、鲜梨等水果先后进入北美、澳大利亚和拉美市场；冰鲜肉进入港澳市场；紫菜进入日本市场。为应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欧盟新食品法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商务部、质检总局组织了大规模企业培训，并会同行业协会首次启动行业预警机制，在全国联合《对日出口农产品风险评估报告》。

6、积极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消减信息风险。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是农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主，组织化程度低，收集信息困难等特点，政府应整合信息资源，丰富公共服务的内容。自2004年以来，商务部投入500多万元，打造农产品出口公共信息平台，连续3年举行出口信息活动，推出公共信息产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最近又推出欧盟、东盟、加拿大、印度、南非、阿联酋6个市场指南，茶叶、大蒜、蘑菇罐头、鸡肉制品等4个产品指南，并将正式启用“农产品贸易专题”的新网址和标识，形成了以商务部政府网站为平台，以政策、市场指南、产品指南、进出口统计数据、行业预警、海外快讯、市场动态为主体，以驻外机构、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科研单位为渠道的农产品出口信息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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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呈现出三走新趋势：经营机构的私有化、政府角色的再定住以度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国际化。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站台当前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国际潮流，探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性盾定位、承保机构、承保方式、政府作用等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出口信用保险自问世100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1：3信用保险传统上属于政策性保险．完全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进行办理，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出：13信用保险出现了许多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私营保险商的出现。面对国际出口信用保险的新潮流．我国的出口信用应如何发展，是否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值得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一国政府为推动本国商品出口，针对本国出口商在收汇方面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它是促进本国商品出口的主要政策之一。出口信用保险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出口信用保险多由政府主办，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双边性。出口信用保险所覆盖的风险大、承保的收益小，涉及的地域广、发挥的作用大，正是基于其高风险、高保障、低收益的性质，国家才积极地参与并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政府充当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盘直接创办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制定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井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第二个特点是业务的双边性，即业务其涉及进口国与出口国两国．不{步及第三个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由本国政府向本国的出口高提供，不向非本国的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出口商而言，出口信用保险为收j[提供了保障。在国际结算中，对于采用非信用证结算的出口商来说，赊销及跟单托收等方式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收汇风险。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使出口商对进口国与进口商的风险认识不够全面与及时，对国际贸易中的欺诈行为更是肪不胜防。出口信用保险将出口商所面临的风险转结了政府，对国家信用取代了商业信用。对进口商而言，在投有出口信用保险的情况下，以商业作用为保证的结算方式是不容易为出口商所接受的。一国政府在给出口商以出口信用保证时，就相当于为进口商进行了信用担保。进口方的信誉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出口国对它的信用担保，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与不断发展。对银行而言，出口信用保险往往是银行进口信贷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国银行在向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时，由于涉及贷款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一般会要求出口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以保证资金的安全。

二、出口信用保险的新发展

(一)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机构私有化

仅仅在十几年前，政府还是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者，而现在，约有25％的短期业务是由私营保险商在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短期业务的私有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仅1996年，私营保险商的保费收入就超过4亿美元，保险金额超过400亿美元。估计再过l0年左右，这些短期业务太部分将由私营保险商掌握。在经营机构私有化的浪潮中．私营保险商提供了更多的新产品，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不但如此，出口商还能更容易得到贸易融资与更多的风险保障，如装船前风险、出口前融资风险、易货贸易风险等特殊风险。对于不适用于伯尔尼协议指导条例的交易，私营保险商也能提供保险服务。出口商是经营机构私有化直接的受益者经营机构私有化不仅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也受到了长期以来承办出口信用保险的政府的欢迎。

【二)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以往，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偏重于对出口商提供保险来推动车国贸易发展和积累外汇．却忽视了对出口信用保险中的风险进行管理与分散，致使政府建立或授权建立的许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连年发生亏损。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对自己在出口信用保险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方案和措施。例如把发展贸易的角色与融资角色相分离、增强内部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对海外客户的了解、提高风险资产管理能力等等。政府角色的再定位还表现在政府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其的关系是一种纯竞争的关系随着私营保险商的发展，政府逐步认识到他们存在的台理性与必要性，开始尽力避免竞争、进行台作：一般而言政治风险与中长期风险仍然由政府机构承担，短期商业风险则由政府授权给私营保险承担。在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出口而需要相互融资时，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也常常成为台作者。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之间的台作范围越来越广，已经发展到了由组织良好的机构来为其进行统一安排的格局。

(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国际化

在贸易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也正实现着国际化。欧盟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8o年代以前几乎完全限制在车国市场，在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后，欧盟委员会单独颁布了一条指令，井把它作为1992年单一市场改革的一部分。该指令允许成员国内注册的信用保险商在欧盟范围内经营业务。现在，欧盟信用保险市场已经成为运作良好的区域保险市场，并且还能够在其他许多国家，如美国经营保险业务。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

1．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人。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是在80年代束发展起来的。1989年，国家责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有了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权力。目前，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机构共同办理。

2．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业务。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分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1992年以前，我国出廿信用保险只开办了以保证出口企业收亍[安全性的短期业务，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办理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现在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短期出口信综台险、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出口卖方信用保险、国外来料加工保险、海外工程承包保险和保函类、海外投资保险在内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3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我国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必须符台三大原则。其一，统保原则。即要求出口商必须将非信用下结算的全部出口业务统一投保。出口企业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区域市场上的所有业务都要一次性办理出口信用保险；其二，买方信用限额原则保险人对出口商所承担的保险是有限额的，买方信用限额是保险人承担的最大保险责任；其三，部分赔偿原则对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赔付多为80％一90％，属部分赔偿。

(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现存问题

l承保机构重叠。目前同时在两家机构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重叠、权责不明’资源浪费，这是不台理的。由非政策性的保险公司承保致策性保险业务不符台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俸制改革的深化，人保转向“国有独资商业保险公司”的角色定位，再由人保继续代表政府办理出口信用保险既不利于人保商业性保险业务的开展．也不利于出口信用保险这一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发展。

2．参保比率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仍然处于较坻的水平，与外贸的大幅增长不相符合。在我国全部出口额中大概只有11％左右的出口贸易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我国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仅占全国出口企业的3％左右．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

3实际费率过高。现行出廿作用保险实行差别费率。根据各国风险状况、资信等级与进口企业的情况分类确定保险费用，大致分为4类。其中，一类费率为0．69％左右，四类费率为383％左右。实行差别费率，符台国际惯例，但我们的差别费率的名义值是合理的、实际值却偏高。这是由于根据出口信用保险的部分赔偿原则，企业要自担10％一20％的风险，出口利润本来就利微，费率偏高导致企业无法承担．不符舍政策性保险的初衷4统保方式收效差。作为政策性保险，实行统保原则主要不是为满足企业最低利润率的需要，而是作为促使企业提高警惕、防范风险的手段之一。当这一原则从根本上影响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一原则就有待改进。如何通过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外贸企业的出口．同时注重提高风险控制是有待解决的一问题。

四、对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出口信用保险性质

出口信用保险是继续以政策性保险的方式运作，还是考虑到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新趋势，走私有化发展的道路．抑或是把二者相结合?在保险市场上．我国的保脸公司数目不多，起步晚，还不具备办理象出口信用保险这样风险大、要求高的保险险种。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往往拥有强大的开发能力，能够在出口信用保险方面开发新险种、不断创新．这一点我们的保险公司就很难做到。即使这样，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在保险市场上，尤其是出口信用保险方面还没有壮大到足够取代政府角色的地步，确切地说，它是通过补充政府信用保险业务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当前需促进国际贸易、加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背景下，出口信用保险需要政府的扶持，这一点不容怀疑。

(二)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机构

为理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有学者建议成立中国进出口保险公司，把出口信用保险交由该政策性保险公司完成。对此，笔者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专门的政策性外贸银行，在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将出口信用保险从中脱离弊大于利。建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全权负责我国的进出口保险业务，出信用保险中的短期业务可借鉴国外的作法，委托给人保公司，这样既明确了二者的权限与责任，又能充分利用人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各自的优执，在机构设置上避免了大调整。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是可行且有效的。

(三)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方式

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我们应努力督促企业投保．减少风险与损失，但这不是说就只能采用统保方式，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求全的方法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实行企业自主选择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金额就会大大地上升。当然风险也会急剧上升．因为企业可以选择投保，那么他所投保的业务必然会是企业自认为风险较大的业务。这就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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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工程；项目管理；挑战；建议

1我国海外工程项目的现状和特点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已成为中国标志性外交政策。至此，中国已与10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约120份共建协议。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我国建筑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海外，开始了海外项目的新时代，有百花齐放之势。全球经济环境日益严峻，海外工程项目不可预见因素多，对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是一个严峻考验。就目前我国海外工程项目的现状和特点来看，首先，我国的海外工程项目形式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以基础建设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水平偏低；其次，融资类海外工程项目一般都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手中，这就造成了海外工程项目的投资结构比较单一，不利于项目管理的提高；最后，我国海外工程项目可参考的管理经验不多，不同国家不可生搬硬套。因此，海外工程项目管理需要更加严谨、科学。

2新时期下海外工程项目管理面临的挑战

2.1政治制度、经济体系、文化理念的挑战

新时期，海外工程项目管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文化理念。尽管互联网汇集全球信息，但虚假、导向性消息混杂，导致海外项目管理面临风险。首先，我国海外项目大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正确理解这些国家的相关制度，就可能引发海外项目管理的政治风险。其次，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很快，易受各类因素影响，对资源单一的非洲国家影响明显，例如，铜矿价格波动就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2019年，赞比亚克瓦查兑美元汇率从11.9∶1贬值至14.6∶1，通货膨胀率达10.8%。如合同不能进行价格调整，企业将产生损失。此外，多数非洲国家外债压力较大，IMF数据显示，莫桑比克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的124%，违约风险较高。最后，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多海外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非洲主要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海外工程项目开展过程中，如果以国内习惯进行管理势必会与当地的文化产生冲突，如一味追求施工效率而阻止穆斯林每天进行的礼拜，轻则进行反抗或罢工，重则引起流血事件[1]。

2.2经营管理方式的欠缺

一些中国企业管理层级多，决策时间长，甚至置当地施工标准于不顾，导致项目经营管理低效化，很难将项目管理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其次，企业海外工程管理人员缺乏适应性，通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非洲国家较为落后，未及时根据现场环境及时定位，做出正确表态，甚至产生歧视的态度。最后，企业对海外的监理制度和业主要求理解不到位，因语言或工作流程问题，缺乏有效沟通，造成项目实施过程中，问题频出。

2.3风险管理能力不足

风险管理能力在海外工程管理中非常重要，一些企业到海外后血本无归，主要原因是对海外项目管理的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工程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建设期间可能出现多种风险，影响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因此，除了需要企业对海外工程项目进行风险管理，还要考虑如何规避风险。

3新时期下海外工程项目管理发展的建议

3.1加强海外工程项目的筛选

基于国内各类项目积攒的丰富施工技术，海外，尤其是非洲工程项目施工难度相对不高，面对不同国家，科学的选取项目显得尤为重要，如忽视不同国家的国情，也会导致企业在海外工程管理中面临困难。部分非洲国家如赞比亚等现汇项目工程款拖延严重，一味投标政府资金项目，必会导致实施中资金链断裂；刚果（金）等国家因种种原因，不可进行融资项目，一意孤行也会失败；PPP或者BOT项目在非洲国家更要谨慎，充分评估政府信誉、政治环境和回收能力后才可进行。因此，企业要加强对海外工程项目的筛选，从业主立场考虑，选择适合国情的项目种类，在签订项目合同之前认真分析条款，采取规避风险的手段，比如与东道国签订相关协议或者引入中信保等机构担保。

3.2建立完善的工程保障制度

首先，投标阶段就要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及询价工作，项目部在施工准备阶段对项目所在地的地材和设备情况进行确认，提前编制项目管理规划和施工组织设计。其次，项目部的每位管理人员都需要肩负起责任，提高海外工程项目管理保障制度的适应性，不能照搬国内项目管理经验。重视合同管理，合同是核心，做好合同交底对各类风险防范有着显著作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变更索赔的材料准备，能较好维护公司利益。最后，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同国家人种、信仰和劳动意识都不一样，有些国家因气候问题，每天工作半天，撒哈拉以南多数非洲国家当地雇员收到工资后便会请假或者辞工等，这些都给海外项目的顺利开展造成了困难，因此，企业需要结合当地的特点，尊重当地雇员生活和宗教习惯，研究相关劳动法，合法合规的同时，提高防范意识，与海外劳工签订合同，对行为进行约束[2]。

3.3企业文化融入当地社会

我国海外工程项目多在非洲国家，为方便管理，工程公司更愿意选择中国技术人员担任主要岗位，其他岗位雇佣当地员工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中国技术人员与当地雇员的交流需日常化、精细化。为了使企业文化和当地文化更好地融合，要从公司和当地员工两方面入手。海外企业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出国人员加强外事培训及礼仪教育，身在海外要服从东道国的规定，融入东道国的风俗，切实为当地发展进行考虑，不可一味牟利；使中方员工融入当地文化，如与业主交流时，是否可以用咖啡代替中式茶水，从细节入手，用当地人的思考方式与之交谈，研究当地语言，定会事半功倍。另一方面，对当地员工进行文化和技能培训，增强其技术能力和归属感，使当地雇员对公司更忠诚，增加管理效率。另外，属地化管理是目前各个企业所推崇的先进模式，以当地雇员管理当地雇员，使管理方式更加亲切自然，目前丰田公司在非洲乃至世界已较好的实施了属地化模式，进入非洲国家丰田4S店，从管理层至一线业务员，均为当地人，极大减少了人员成本，促进所在国就业，获得其政府的支持，值得工程企业学习与思考。

4结语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的新时期下，面对我国海外工程项目管理发展时间比较短，管理经验不丰富，面临诸多问题。我国企业要充分重视海外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性，从项目的选择和实施2方面着手，把握各国国情，了解当地市场行情、文化差异，融入当地文化，推行属地化管理，做到工程管理与所在国法律、文化相切合，制订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提高海外工程项目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孙敦元.海外工程项目施工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探索[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7(1):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