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1 23: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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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美国，担保法属于州法，各州有关担保的立法差别很大，在司法实践当中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很多，由此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为了统一法律的适用，1972年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与美国法学会颁布了修正后的《统一商法典》（UCC）第9章，后来逐渐为多数州所采用。UCC第9章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简化和统一众多的担保形式，从而使担保程序的成本更低、稳定性更强。实践证明UCC第9章的这种目的实现了。[2]但是该法仅仅调整在不动产以外的财产上设定的担保，在不动产上设定的担保则适用有关抵押（mortgage）的法律规定。本文内容由于是对美国担保法的概括介绍，所以内容就不局限于《统一商法典》第9章的规定。
一、担保物
（一）担保物的范围
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担保物可以是任何财产。担保物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既可以是有形财产，又可以是无形财产。然而，不同类型的担保可能对充当担保物的财产有不同的要求，例如UCC第9章就要求担保物只限于动产、半无形财产或者无形财产，而判决担保的担保物通常就是不动产。虽然担保物的典型形式是债务人的财产，但是现金、有价证券等财产权益作为担保物的实例已经越来越多。大部分担保是建立在一个或一部分财产之上的，但是也有一些担保是建立在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之上的。例如，联邦税收担保就是以债务人的所有财产作为担保的。但以债务人的所有财产提供担保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担保形式。
UCC第9章规定的担保物可以分为三类：货物、半无形物和无形物。货物一般指有形动产，可以分为消费品（consumergoods）、农产品（farmproducts）、库存（inventory）和设备（equipment）四类。这种分法穷尽了货物的所有种类，凡是不属于消费品、农产品和库存的货物，统统都属于设备的范畴。半无形物（semi-intangiblecollateral）主要是指向第三人行使的财产请求权。第9章规定了三类：物权凭证（documentsoftitle）、债权证书（chattelpaper）和票据（instruments）。物权凭证主要是指货物的保管人、承运人出具的证明收到、持有财产的证明文件，例如提单、仓储收据等。债权证书主要指对特定财产所享有的债权或者担保权益的证明文书。例如承租人的承租权可以作为担保物，设定担保权益，那么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约就是一种债权证书；后面讲到的价款担保权益当中当事人双方的买卖合同也属于一种债权证书。票据包括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其它可以转让的证明付款请求权的书面文件（租约和担保协议除外）。无形物包括两类：账款和一般无形财产。账款指除票据和债权证书以外对出售货物或者提供服务享有请求付款的权利，主要是指
普通的开口应收账款（ordinaryopenaccountreceivable）。一般无形财产指除货物、物权证书、债权证书、票据、账款、现金之外的任何动产，主要包括商标权、专利权、版权、商誉、特别许可权等。一般无形财产是一种拾遗性的财产分类，上述诸种财产分类中没有包括在内的财产都可以归入其中。[3]
如果担保是通过签定担保合同设立的，那么双方当事人首先应当在担保物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充当担保物的财产通常在设立担保的合同中进行描述，所以担保物一般是明确的、具体的；如果担保是根据法律或者司法程序设立的，那么法律规则就决定了哪些财产应当作为担保物，当事人一般是没有选择权的。
（二）预期财产可以作为担保物
一般来说，担保物应当是特定的、具体的财产，在抽象的财产上设定担保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一项或一类财产实际存在之前或者在债务人取得所有权之前，该财产也是可以设定担保的。创设这样的担保要求：（1）债务人虽然没有取得财产的所有权，但是此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应当是确定的，对债权的担保是具有现实性的；（2）债务人已经完成了设立担保的所有法律程序；（3）在债务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之前，担保的效力不可能延伸至该财产。但是，一旦债务人取得了财产的所有权，担保就会自动在该财产上生效。当然，在担保设立时，必须对作为担保物的财产有明确的说明和界定，不至于在债务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后对属于担保物的财产范围出现争议。
（三）价款担保权益
人们举债的一般目的在于获得具体财产的所有权，即人们往往因为经济的原因不可能一次完全支付财产的全部对价，所以不得不向他人举债。而借款人为了担保自己的债权能够正常实现，常常要求债务人提供相应的担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发现提供担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不动产和大件商品交易之中犹甚。这时，价款担保权益（purchasemoneysecurityinterest，简称为P.M.S.I）就应运而生。价款担保权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4]价款担保权益包括两种形式：（1）在财产交易中，买方当事人不能足额支付对价，卖方可以用交易的财产作为收回对价的担保，一旦买方当事人不能清偿债务，担保债权人就可以以该财产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债权。（2）在财产交易中，买方当事人通过向银行或者其它实体贷款来支付财产的对价，银行或者其它实体以该财产作为贷款的担保，在买方当事人不能还款时，银行或者其它实体可以以该财产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样当事人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这也是商品社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必然要求。例如，房产或汽车的购买人仅仅支付一小部分价款，剩余的对价由卖方提供信用或者银行提供贷款来解决，卖方可以以房产或汽车作为债权的担保。
价款担保权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优先于任何先前设立的担保权益。一般说来，存在竞争性的多个担保权益之间的优先顺位是以它们设立的时间先后顺序为依据的，先设立的担保权益优先于后设立的担保权益。但是，价款担保权益优先于任何先前设立的担保权益。所以，价款担保权益被称为是“超级担保权益”。[5]价款担保权益中的担保物与债务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债务人以债权人所转让的财产作为担保物，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因此，大宗交易中经常采用这种形式，有时法律对此也会做出很大的让步。例如，UCC第9章在价款担保权益的完善上规定了更大的灵活性，并且在一些情况下享有更大的优先权。不过，虽然价款担保权益要比其它种类的担保权益受到较多的保护，但这种区别不应被夸大，毕竟它仅仅是一种经过当事人双方许可的担保，要受众多担保规则的制约。
二、担保设立的时间
任何一项担保债权的存在都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债权和担保物，这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仅有债权的存在而没有担保物，那么债权的实现就得不到保证，这种债权仅属于一般债权；同理，担保物的存在是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担保物担保的仅仅是抽象的权利，而不是实际的债权，那么这种担保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因此，从传统理论上说，只有首先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才能在此关系上设立担保。随着担保理论的发展，当事人之间也可能先设立担保，随后才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但是这并非担保的典型形态。债权和担保可能产生于同一时间，依据同一法律在同一合同中规定；债权和担保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时间，并且为不同的合同和法律所创设。不同的债权种类对担保设立的时间有不同的要求，并且不同时间设立的担保会对债权的实现带来不同的影响。
1.债权和担保可以同时设立。当事人在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时就可能同时设立担保，特别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履约能力没有把握时。这种情况下的债权和担保甚至可能是存在于同一个合同之中，往往担保就是合同成立的一个条件，债权人的债权从设立之日起就是担保债权。这对于债权人来说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债权人无需担心债权的实现问题。
2.一个未担保的债权可以随时被担保。债权在设立之时可能是无担保的，但是在债权被设立后获得清偿前，它可以随时转化为担保债权。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完全可以签订一个担保合同为先期存在的债权设立担保。另外，通过相应的法律规定或司法程序也可以产生一个未经双方合意的担保债权。只要在执行前担保被创立，那么债权就是担保债权，担保物就是可以被执行的。然而，如果在债权的设立和担保设立的期间内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取得了担保物的所有权，那么此所有权就优先于担保债权。另外，担保设立的迟延会在破产法上引起一系列后果，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论述。
3.预期债权也可以设立担保。按照一般理论，当事人只能为既存债权设立担保，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也可以为预期债权设立担保。例如，一个预期的债权人和一个预期的债务人可能设计这样一种关系：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资金，特别是当这一关系是长期、持续进行的时候，预期的债务人可能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担保，这样对当事人双方都是极为麻烦的。债权人可以在提供资金之前就要求债务人为今后所有可能发生的交易设定担保。当然担保并非一经创设就是可执行的，而必须等到债务不予清偿时才能发挥作用。但是，担保的存在对债务的履行提供了保障。如果债权人提供了一系列的资金，那么设定的担保可以为将来每一笔交易的进行提供担保，这就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避免了在每一笔资金提供时都要设定担保的麻烦。
三、担保的设立和完善
担保可能基于当事人双方的合同约定产生，也可能基于各种法律规定产生。但是，每一个担保的设立要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遵守纷繁复杂的制定法规则、普通法规则或衡平法原则。不同担保的设立需要不同的方式，每一种担保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方案来规范担保的设立、运作和执行，但是不同的担保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则。这些共同规则实际上是所有担保建立的基础，同时，对这些共同规则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不同种类的担保。
对于一个完全有效的担保来说，它不仅应当对当事人是有效的，而且对当事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应当是有效的，这样才能使担保物起到对债权实现的保证作用。对债务人设立有效担保的程序被称为“担保的设立”（attachment），使担保对第三人生效的程序被称为“担保的完善”（perfection）。有时，一个单一的程序中就可能既包括担保的设立程序，也包括担保的完善程序；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要求担保的设立程序与完善程序应当被分别完成。担保在当事人之间有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还应当特别强调担保对第三人有效的重要性。如果债权人对担保财产的权利仅对债务人有效，那么一旦第三人取得了财产的所有权，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就失去了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就可以自由取得财产的所有权，而不受担保存在的制约，这样设立担保的目的就落空了。然而，一旦财产上的担保经过了完善程序的完善，担保就取得了对任何第三人的效力，财产的转让就要受担保的制约，并且担保权益一般不会因为财产的转让而消灭。
1.担保的设立
担保的设立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预先存在某种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多为借款、买卖等合同关系。但是也不绝对，这种关系的存在是担保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债权人不可能仅仅因为其债权的存在就当然地获得担保权益。担保的产生必须经过相应的设立程序。担保的设立可能是因为合同担保条款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衡平法认可这种担保，还可能是因为特别的审判程序判决产生了此担保，因此不同种类担保的产生应当符合不同法律的规定。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担保为例，担保的设立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债权的存在；（2）债务人对担保物拥有相应的权利；（3）约定担保的协议。假设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一个贷款合同：首先，只有债权人贷款给债务人才能主张设立担保。如果没有债权的存在，担保的设立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次，债务人必须对提供的担保物享有相应的权利。债务人的这种权利并不要求必然是所有权，但是债务人享有的权利应该足以保证其把该财产设立为担保物。例如，债务人得到出租人的授权可以把自己的承租权设立为担保利益；最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必须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担保协议才是担保权产生的效力渊源，并且担保协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要求。UCC第9章就规定担保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担保协议上可以没有债权人的签字，但债务人的签字是必不可少的；担保协议必须对担保物进行明确说明且须达到足以确定担保物的程度。因此，在设立担保时一些程序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担保物的选择，担保合同的制定，行使相应的通知程序等，这些程序的完成就标志着担保设立的完成。每一种类的担保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设立程序，不经过设立程序，担保是不可能存在的。
2.担保的完善
担保经过设立程序后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不能对抗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第三人主要包括：（1）债务人的债权人。即设立担保权益的债权人以外的其它债权人，包括享有法定担保权益的实体；（2）从债务人处购买担保物的实体；（3）在同一担保物上主张担保权益的其它当事人。如果担保没有经过完善，那么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很难知道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或者类似文件的内容，因此，一旦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在债权到期之前取得了担保物的所有权，债权人在担保物上存在的权利就不能延伸至第三人，这样债权人设立担保的目的就会落空。如果担保经过了完善程序，那么第三人即使取得了担保物的所有权也是不能对抗债权人的担保权益的。不同的担保种类有不同的完善规则。对于有些担保来说，只要担保是有效设立的，那么担保就自动得到了完善，无需额外的完善程序。然而，绝大多数担保都是需要经过完善程序的，只有采取了一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措施，担保才能对第三人生效。UCC中规定的担保完善方式有两种：（1）占有。债权人通过对担保物的占有从而使担保权益得以完善。实际上就是质权，也是最为简单、最为古老的担保方式。绝大多数担保物都可以通过占有来完善，对于金钱和流通票据而言，占有是唯一的完善方式。[6]担保物既可以由担保权人亲自占有，也可以由其人代为占有；（2）登记。一般说来，凡是不能通过占有获得完善的担保都需要通过登记进行完善。绝大多数担保都可以采取占有和登记两种完善形式。一些只能采取特定完善形式的担保，UCC第9章都作出了相应规定。例如，一般的货物、可转让的物权凭证来说，占有和登记都可以作为完善的方式；但是对于账款、一般无形物来说，由于债权人不能占有，所以登记就是债权人获得完善的唯一方式。[7]担保一经完善就会产生针对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即使第三人是善意合理地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也不能抗辩债权人在担保物上的权利。
综上可知，担保设立的日期是担保对债务人生效的日期，担保完善的日期是担保对第三人生效的日期。这就意味着，在担保完善之前，债权人是不能被完全有效保护的，尽管担保已经对对债务人生效，但是尚未转变为一种普遍生效的权利，无论担保是自愿产生的还是法律强制产生的，它都不能够有效对抗取得财产的第三人。所以，一项完全有效的担保债权必须经过设立和完善程序，这样才能在破产分配中取得相应的优先权。没有完善的担保债权在破产分配中的情况将在后文叙述。
四、担保的实行
担保程序的实行（foreclosure），即取消担保物的回赎权。它是指在债务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取消债务人对担保物的回赎权，以担保物的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债权。担保的种类不同其实现程序也是有较大差异的。例如，一些担保的实现需要取得法院的裁决，其余担保的实现则无需法院的裁决，只要有违约行为的出现即可。但是，如果债务人或者其它利害关系人对担保的实现提出质疑，担保权人就需要得到法院的裁决。担保的实现一般包括两步：一是对担保物的占有；二是用担保物清偿债务。
1.对担保物的占有
一些担保，例如普通法中手艺人的担保，是以占有作为担保完善的方式，所以对这些担保来说，尽管可能会要求某种形式的通知，但是专门的占有行为就是不必要的。如果债务人违约时担保权人没有占有担保物，那么，作为担保实现的前提条件首先要求担保权人占有该担保物。在一些担保中，担保物的占有无需法院的协助，担保权人依靠自己的行为即可完成，即self—help；而在其它的担保中或者债务人有阻碍占有企图的情况下，就需要得到法院的帮助。
2.用担保物清偿债务
一旦担保物处于担保权人控制之中，实现程序就不可避免。用担保物清偿债务有两种方法：变卖（通过出售取消担保物的回赎权）和抵债（严格的取消担保物的回赎权）。抵债的方式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用担保物清偿债务的典型方式是变卖。
（1）变卖
用担保物清偿债务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变卖担保物。通常担保权人可以自己变卖担保物，有时候则由司法行政官员或法院人员进行变卖。变卖一般应当通过公开拍卖进行，但是有些担保权人被授权可以自行出售担保物。[8]无论由谁变卖担保物，也无论采用何种变卖方式，担保物的变卖都应当遵守特定的形式和一系列规则，以保证变卖行为是诚实的、正常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提供的价格是尽可能合理的。这些规则通常包括变卖广告、给予债务人的通知、实际变卖行为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担保权人可以从变卖中得到丰厚的回报，法律设计的变卖程序使担保物很少能以理想的价格出售，相反常常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因此，除非法律提供了保护措施或者法院确信在出售程序中存在不正常的现象，担保物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是不可避免的。
一旦担保物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出售，出售所得价款就被用来偿还债务。如果出售所得不足以偿还债务，除非债权人弃权，债务人仍须偿还差额部分，当然，差额部分一般是作为无担保债务进行清偿的；如果担保物的出售所得价款超过了债务额，超过的部分用于清偿在担保权实现中处于次位优先权的债权人；如果仍有剩余或者没有这样的债权人，那么剩余的部分将返还给债务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公开进行的变卖中担保权人也有权投标或竞买该财产。担保权人往往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购得该财产，并且可以对不足清偿部分继续追偿，这样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如果担保权人从变卖中获利太多，法院就可能以滥用权利为由把担保物的变卖行为归于无效，也可能裁定担保权人所购得的财产已清偿全部债务，债务人不必再就未清偿的部分作出清偿。
（2）抵债
篇2
【关键词】 独立担保；欺诈例外；禁令
1 独立担保制度的缺陷
独立担保是指担保人应申请人委托（或申请），为保证申请人对基础合同债务的履行对受益人所作的，只凭受益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的书面索赔或符合规定要求的单据就向其支付约定的金额或约定金额以内的款项的独立于基础合同关系的一种新型信用担保（承诺）。独立担保具有独立性即独立于基础交易而存在，担保人依保函所应承担的付款责任是第一性的，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保函规定的索赔文件，担保人就应向受益人支付保函规定的金额。这种制度也为受益人的欺诈索赔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机会，使受益人可以很容易通过伪造单据来满足独立保函的付款条件，实现其欺诈索款的目的。一旦受益人欺诈性索付，由独立担保、反担保、委托合同构成的支付链（chain of payment）就会发生连环索付，最终遭受损失的将是申请人。而申请人要想追回独立担保下的款项，只能援用基础交易下的违约救济。由于申请人和主债务人双方通常分处两国，即使申请人经历耗时费力的诉讼得到了法院的有利判决，最终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可见，正是独立担保的独立性、无条件性和单据化这些特征，为受益人留下了进行欺诈索赔的制度空间。
从独立担保制度构建的初衷看，其付款责任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特征，使受益人得以在提交与保函规定相一致的单据后即可立即得到担保人的付款，无须等待担保人对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调查和对申请人是否违约进行核实。这种制度的设计当然对促进交易的效率是大有帮助的。然而，欺诈索赔的现实存在，对独立担保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 行使欺诈例外抗辩权的依据
现在，各国尤其是担保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的法律都承认“欺诈例外原则”，只是在实践中的做法不尽相同。根据各国法律、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关于独立担保欺诈例外的规定，在独立担保的国际实践中，独立担保人或担保申请人通常可基于以下理由对受益人的付款请求行使欺诈例外抗辩权。
2.1 基础合同无效或被解除。根据合同法原理，基础合同当事人可以合同的订立存在错误、欺诈或胁迫为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该合同或认定该合同无效。因此，如果申请人能够证明导致该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是由受益人的欺诈、胁迫等行为所引起的，则可认定受益人的索赔具有欺诈性。此外，如果基础合同是一项违法交易，如走私、贩毒等，则担保人可根据“违法合同自始无效”原则拒绝向受益人付款，即使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及申请人违约的事实都是真实的。
2.2 索赔要求与基础合同无关。虽然独立担保合同与基础合同相互分离，不受基础合同或其他合同的影响，但其独立性只是就担保人与受益人的关系而言，并不意味着独立担保可以像票据一样，与原因关系彻底分离。因此，如果受益人所提出的索赔要求是与担保合同所依据的基础合同完全无关的其他损失，则可认定受益人的索赔存在欺诈。
2.3 提示的索赔单据不实或系伪造。独立担保下，当受益人提交了与保函规定相符的索赔单据时，担保人就应向受益人支付保函规定的金额。但是，如果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伪造的，则担保人可径直拒绝付款，或在付款后申请法院命令阻止受益人取得该款项（冻结该款项）。即使受益人提交的单据与保函表面相符，担保人难以行使拒付抗辩权，但如果申请人能够明确地证明该单据所描述或所要证明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或完全虚假，则也可以受益人的索赔存在欺诈为理由申请法院止付令，阻止担保人向受益人付款。
2.4 受益人的故意不当行为。此种情况是指由于受益人的故意不当行为致使申请人未能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当受益人以申请人违约为理由，要求担保人付款时，法院一般会接受申请人的申请，止付令，阻止受益人获得款项。
3 有效的反欺诈索赔措施
在独立担保制度中，受益人欺诈或滥用权利进行不当索赔的危害最大。理论上一般认为不当索赔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欺诈，指受益人明知申请人没有违约仍然提出恶意索赔；另一种是滥用权利，指在没有确知申请人违约，或因自己的原因导致申请人违约的情况下即向担保人提出索赔。
欺诈例外打破了独立担保的独立性，阻碍了交易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就欺诈索赔进行防范。反欺诈索赔的有效措施主要是司法救济，这里指法院禁令（Injunction or Restraining Orders）。 所谓禁令，是法院命令某人为某一特定行为或者不为某一特定行为的裁定。根据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第19条的规定，当受益人实施欺诈性索赔时，申请人有权向法院申请止付令（临时禁令），以阻止担保人向受益人付款。法院对救济的申请一般会有严格限制，禁令的发出非常地谨慎，通常法院在发出禁令前会考虑：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受益人存在欺诈的证据、申请法院禁令的必要性、申请人损失的不可弥补性、便利的或公共利益的权衡及诉因等各方面因素。临时禁令的主要形式有：
3.1 对受益人的临时禁令。在独立担保中，申请人往往申请对受益人的禁令，以请求法院禁止受益人接受支付或在受益人尚未请求前，禁止其提示请求。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受益人尚未请求付款，颁布禁令不致影响担保银行的信誉，因而法院也更容易接受申请人的申请。同时，法院为了避免因错误发出禁令而给受益人造成损失，法院在发出命令之前，可要求申请者提供适当的担保，同时向担保人和受益人送达申请书副本，是受益人有机会提出必要地申辩，以确保临时禁令的发不具有程序上的公正性。
3.2 对担保银行的临时禁令。由于对受益人的禁令在执行上存在诸多困难，申请人也可申请对担保银行的禁令，禁止其对受益人付款。这其实是阻止欺诈最有效的办法，但由于银行在国际交易中的特殊地位，法院在颁布此种禁令时也存在着种种顾虑。无论是申请法院阻止担保人付款，还是申请法院阻止受益人取得该项付款，申请人都必须成功地证实受益人的索赔存在欺诈。在独立保函的履行过程中，担保人通常并不承担对受益人的索赔是否存在欺诈作出判断并据此作出是否拒付的决定的责任，而只承担适当的注意将受益人的索赔单据传递给申请人的责任。至于受益人的索赔是否存在欺诈，则有申请人作出判断，并据此作出是否向法院申请止付令的决定。
4 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6 年1 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信用证规定》）对我国的担保实务和相应的审判实践必将起到统一思想的作用。如前所述，独立担保是独立于基础合同而存在的，担保人付款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受益人提交了与保函规定相一致的单据，而不是基础合同债务人实际违约事实的确实存在。鉴此，最高法院的《信用证规定》规定，付款请求人提交的单据与独立担保的规定在表面上严格相符时，被请求人必须接受单据并承担付款责任，人民法院不应以基础合同发生纠纷为由干预独立保函的支付（第5条）。
在存在信用证欺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我国法律中没有“禁令”或“止付令”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前或者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申请，通过法院裁决中止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获得适当救济。一方面，由于《信用证规定》不但适用于一般的商业信用证，也适用于独立担保的典型代表――备用信用证，因此，当发生备用信用证的欺诈索赔时，依法也可以适用此规定。另一方面，在新近的银行独立担保实践中，几乎所有的银行贷款担保合同都规定“担保人不享有债务人基于基础合同的抗辩权”；“担保人应对基础合同无效所引起的债权人损失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承担绝对、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付款责任”等。因此，《信用证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独立担保。
由上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信用证规定》已认可国际上通行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担保合同在我国国内和涉外但保中的适用。
5 结语
欺诈索赔的现实存在，对独立担保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欺诈的存在从而完全否定它的产生的合理性和带来得高效性。我们所要做的是如何对这种担保方式进行规制，以弥补其缺陷与不足来更好的为贸易与融资服务。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还比较滞后，要使我国的担保制度完全与国际独立担保实践接轨，以适用快速发展的国际经济交往的广泛需，还有待于观念的更新和反欺诈制度得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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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费安玲：《担保的独立合同之初探》，省略/sub2-68.htm,2004年8月20 日
[3] 周辉斌：《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法律事务》，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335页
[4] 恺笪：《国际贸易中的银行担保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284－288页
[5] G. A. Pem,A. M. Shea ＆ A. Arora,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Sweet＆Maxwell, London, 1987, p.271
篇3
内容提要: 现代买卖法对出卖人买卖标的无瑕疵担保义务的认定采“履行说”，即课加出卖人以无瑕疵给付的义务，也就是出卖人必须使所交付的标的物不存在任何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以此实现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综合于合同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转变。货物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以及货物减价虽然表现为外在的独立化，但这并不妨碍统合的实质，因为这些制度的适用都以标的物存在瑕疵为前提条件。我国合同法在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上已经实现统合，其法律技术连接点为按照合同要求给付(与合同相符)以及在违约责任的承担上采取法律效果进路。
在买卖合同的框架下，出卖人应当履行自己的给付义务，即将买卖标的交付于买受人，并使买受人取得标的的所有权而且不存在任何负担。也就是说，出卖人不仅应当使买受人取得标的的“经济”所有权，而且还要使买受人取得标的的“法律”所有权。从另外角度观之，这构成买受人的正当期待：自己之所以要支付一定的价款为代价来获得买卖标的就是因为买卖标的具有自己所看重的价值或者适合于自己之特定用途和目的。在买卖标的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时，买受人的正当期待将会落空，至少将会受到妨碍。于此种情形，买受人应当能够解除买卖合同，减少支付价款，或者请求相应的损害赔偿。在买卖标的不符合合同要求时，也就是在买卖标的具有瑕疵的情形下，无论其所涉及的是何种瑕疵，期待落空的买受人都将因此拥有一定的权利。从对方当事人的角度讲，出卖人都将因此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1]这种规制模式在理论上以“瑕疵担保责任说”为依据。而对于上述情形，出卖人在交付的买卖标的有瑕疵时，同时也是一种对给付义务的不适当履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种规制模式的理论依据为“履行说”。而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处理这两种竞合的规制模式，颇值得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与一般给付障碍法的关系
瑕疵权利[2]与给付障碍法中一般性规定的关系特别是与双务合同规则的关系，是整个买卖法中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性质和定位，更为具体地讲，涉及出卖人交付瑕疵标的物是否构成出卖人给付义务的部分不履行从而决定双务合同规则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不构成出卖人给付义务的不履行，那么就涉及在此义务之外的出卖人责任与义务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学说见解虽然存在歧异，但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下述两种学说：一是“瑕疵担保责任说”。持该种见解的学者认为，出卖人的给付义务不及于物之瑕疵，即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义务不是作为不履行给付义务的制裁，而是构成出卖人的一种附加义务。该项见解为德国民法学家拉伦茨(larenz)教授所极力倡导。[3]二是“不履行说”，亦被称为“履行说”，为德国民法学者布罗克斯(brox)教授所极力主张。[4]持该种见解的学者认为，买卖标的物无瑕疵构成出卖人的给付义务，由此决定买受人因标的物瑕疵———被视作出卖人部分不履行———而享有的请求权内容。
这种学说争执并非仅具有理论意义，而是亦具有实际意义。[5]因为如果将保证买卖标的无物之瑕疵认定为出卖人的履行义务，那么在出卖人交付瑕疵标的物时，买受人即享有拒绝受领和拒绝支付合同价款的权利，理由是作为双务合同不履行的后果，买受人享有合同不履行的抗辩权。而按照“瑕疵担保责任说”，出卖人交付瑕疵标的物非构成不履行，而仅系适用相应的瑕疵担保责任规则。进而言之，对出卖人所交付的瑕疵物，买受人不能够拒绝接受；对出卖人的付款请求权，买受人不能够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
二、传统规制模式：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独立性
(一)特定买卖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
在传统买卖法的规制模式之下，在特定买卖中，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那么买受人原则上可以在两种权利之间作出选择：可以因瑕疵而主张解除合同，即溯及地消灭合同；或者主张减价，即相应的减少合同价款；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亦可以请求损害赔偿。[6]在此种规制框架下，买受人无权请求除去瑕疵，也无权将所出卖的瑕疵之物调换成为另外一个同一种类的无瑕疵之物，因为出卖人所应交付之标的物系“此”物而非“彼”物。纵然在诉讼中，买受人也只能要求出卖人向自己交付此物，并且向自己转移此物的所有权；假如此物并不具有其所应具有的性质(应然性质)，买受人也不能够要求出卖人交付具有应然性质之标的物，而是应当行使此种规制模式之下所享有的诸项特殊性质的权利。按照拉伦茨教授的想法，如此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在特定买卖的情形下，使买受人取得具有应然性质之物并不构成出卖人原给付义务的内容，出卖人所应完成者仅为依物之实际状态而向买受人给付。[7]这进一步意味着，在特定买卖中，出卖人交付瑕疵物并非构成给付义务的部分不履行，而是构成瑕疵担保义务的违反，由此应当适用“瑕疵担保责任说”。
适用此种学说的正当理由在于，买受人因合同所怀有的正当期待落空。买卖合同之所以作为典型的双务合同乃系基于主观等价关系，而在主观等价关系的框架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认为双方所完成的给付具有同等价值性。如此，在标的物之性质不符合买受人的期待时，当事人所认定的、存在于标的物与所约定价款之间的同等价值关系将不复存在。在此种情况下，本着合同正义原则的要求，买受人要么可以依据现存的价值关系来调整价款，即进行减价；要么可以解除买卖合同，因为此时的买卖合同因存在物之瑕疵而不再能够符合当事人所认定的价值关系。也就是说，出卖人承担责任的理由并非在于其违反了给付义务，而系在于买受人于合同订立之时所形成之买卖标的物性质方面期待的落空。对于这一点，拉伦茨教授表述得至为形象而又清楚：“给付义务的不履行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是两个事情。”[8]前者的制裁表现为再行完成给付，而后者的制裁则表现为减少价款或者溯及地消灭买卖合同。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制裁措施和手段。
(二)种类买卖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
在种类买卖中，出卖人不给付特定之物，而系依种类给付一定数量之物。当事人通过约定标的物的特定性质，或者通过约定标的物适合于特定的用途，即可以决定所应给付的种类，并由此决定出卖人给付义务的内容。假如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不具有所约定的性质，或者不适合于所约定的用途，那么标的物不仅存在瑕疵，而且不适合于清偿。[9]在此种情形下，出卖人尚未完成自己为给付所应当完成的必要行为，因此尚未使种类债务发生特定化，也就是还没有完成种类债务向特定债务的转变。如此，若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不适合于清偿的瑕疵标的物，则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而使债务关系继续停留在履行阶段。
在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瑕疵时，买受人也可以将所交付的瑕疵物视作为买卖标的物而予以接受，[10]从而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债务关系由原本的履行阶段走向下一个的瑕疵担保阶段。[11]这具体意味着， 买受人不仅可以像在特定买卖中那样因瑕疵而主张解除合同或者减价，而且还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一个不存在瑕疵的标的物，以此作为履行合同的修正性继续。当然，在买受人请求交付一个无瑕疵之物的情形下，买受人有义务将自己所受领的瑕疵标的物返还于出卖人。[12]
(三)权利瑕疵情形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
在传统买卖法架构之下，如果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具有权利瑕疵，并且出卖人的权利瑕疵责任并没有被排除，那么买受人首先享有履行的请求权：其可以请求移交所有权，并且是无负担地移交所有权。但是，如果出卖人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如不能够除去权利瑕疵，或者在除去权利瑕疵方面陷于迟延，则买受人的权利原则上又由债法总则中关于双务合同不履行的一般性规则决定：[13]在出卖人不能够履行其权利取得义务的情形，原则上适用给付不能规则；在出卖人迟延履行其权利取得义务的情形，原则上适用债务人迟延规则。也就是说，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意味着出卖人不履行给付义务，也就是存在权利瑕疵的给付被认定为债务之不履行。换言之，在传统买卖法框架下，在发生权利瑕疵时，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不具有独立性；从现代债法的角度看，瑕疵担保责任已经被统合到债法总则的一般给付障碍法之中了。
三、现代规制模式：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统合
在传统买卖法框架下，为正确适用买卖法规则，一方面需要区分物之瑕疵与权利瑕疵两个范畴，另一方面还需要区分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两个范畴。债法总则一般法律救济体系中的解除制度与买卖法规则中的瑕疵解除制度在适用要件上也存在着不同：前者要求存在归责事由；后者则可以径行解除，而不要求义务违反能够归责于出卖人。由此决定了将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也就是彻底消除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传统买卖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是一个国家债法现代化以及买卖法现代化的首要要求。
(一)统合的法律技术连接点
在现代买卖法架构中，为实现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合同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必须引入一种无瑕疵给付的义务，或者称给付无瑕疵之物的义务，并且必须将其提升为出卖人的给付义务，也就是出卖人应当使买受人取得一个不存在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的标的物。[14]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具有瑕疵，那么就会构成对无瑕疵给付义务的违反，其原则上将引起与一般给付障碍法同样的法律后果：即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且在义务的违反可以归责于出卖人时还可以向出卖人要求损害赔偿。为满足买卖法中的特殊情况和需要，有必要对债法总则中的一般性法律救济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这特别表现在对合同解除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所作出的修正方面。[15]例如，除债法总则关于合同解除权和替代性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不再指定宽限期间外，在买卖法领域，如果出卖人拒绝执行这两种再履行方式或者以失败而告终，又或者再履行已经对出卖人构成一种苛求，那么亦不需要指定宽限期间；又依照标的物或者瑕疵的性质或者依照其他情况不能够得出其他结论的，则在再履行方式尝试未果后，这种修复形态的再履行即视为失败。作为统合的必然结果，传统买卖法上关于不履行之损害赔偿的特别规定，具体讲就是关于恶意不告知瑕疵情形之损害赔偿的特别规定以及关于欠缺保证品质情形之损害赔偿的特别规定，不复存在。[16]这意味着，在传统买卖法框架下存在的理论争执，即“瑕疵担保责任说”与“履行说”之间的争执，以“履行说”得以最终实现而告终结。
另外，在传统债法框架下，一般性的解除权要求具备出卖人应当归责的要件，而买卖法中因标的瑕疵而产生的解除权(瑕疵解除)则不要求满足应当归责的这一要件，这使得瑕疵解除成为传统买卖法架构下的一种特殊制度。现代买卖法的发展要求通过取消一般性合同解除制度中的应当归责要件，实现瑕疵解除统合于一般性合同解除制度。这意味着，传统买卖法中关于瑕疵解除的特殊规定已经不再存在。在合同解除问题上放弃应当归责之要件，是由合同解除制度的功能决定的：[17]如果债权人的请求权没有得到履行，那么债权人应当得到的利益就不能实现。而通过解除合同，债权人不仅可以免除对待给付之义务，而且还可以不再受领给付。由此可见，解除合同制度的功能在于使债权人重新获得处分的自由，也就是说， 并非单纯在于对债务人实施制裁。虽然合同解除有悖于契约神圣原则，但解除合同的诱因非在于债权人，而系因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良履行合同义务所致，即完全是由功能性牵连关系所决定的。至于说在义务违反不可以归责于债务人时，缘何准许债权人解除合同?其是否构成苛求?回答是否定的。其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可以通过指定期间的做法再为债务人提供一个挽救合同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可以设置利益丧失的界限，以此使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得到调和。
(二)统合的法律技术表现
在法律技术上，应当在买卖法总则中设置一个“便条性质”的法律原因引用条文，以此彰示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在这一方面，德国新债法和欧洲私法示范法具有范式作用。[18]除引用再履行等买卖法特殊制度之外，该法律原因引用条文主要引用债法总则中的有关规定，如引用解除方面的规定、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以及无谓费用偿还方面的规定。这同时意味着，相较于传统买卖法框架下的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优遇，即仅系对恶意隐瞒瑕疵负责任以及对欠缺保证品质负责任，在现代买卖法框架下，出卖人应当依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规定负责任，亦即应当对任何的过失负责任。[19]《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分则之内的买卖法中不存在如此高度的法律原因引用条文。
(三)统合的体系要求
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一般给付障碍法，在规制体系上要求采取法律效果进路(救济进路)，即需要一个诸如“义务违反”或者是“不履行”这样具有充分涵盖力的范畴，以此将在传统体系架构之下必不可少的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和积极侵害债权等诸种履行障碍形态一并涵盖进去，然后在该体系建构的法律效果层面再行区分诸种不同的障碍形态，以实现合同之作为债务关系的正当性内涵。[20]在这一体系建构之下，如果将出卖人无瑕疵给付的义务提升为出卖人的履行义务，也就是提升为出卖人的给付义务，那么在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瑕疵标的物时，出卖人的瑕疵给付行为即构成一般给付障碍法中所称的义务违反或者不履行，以此实现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转向。[21]
(四)统合的附属效果
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后会带来诸多附属效果。
首先，这种附属效果表现在债务关系的履行阶段与瑕疵担保责任阶段的区分意义上。[22]在传统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对债务关系的履行阶段，适用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规则；而在债务关系的瑕疵担保责任阶段，则适用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方面的特殊规则。在现代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架构下，由于权利瑕疵和物之瑕疵方面的责任原则上已经被统合到一般给付障碍法之内，故债务关系两个阶段之间的区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至少在程度上已经得到缓和与减弱。然而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无论如何，在现代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债务关系履行阶段与瑕疵担保责任阶段的区分意义并没有完全丧失，也不可能完全丧失。因为相较于一般给付障碍法而言，在买卖法中尚有一些特殊规则存在，如再履行规则的引入、短期时效期间的适用、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规定的修正等。除此之外，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的意义，还特别表现在可以放弃原本具有体系支撑性质之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因为在特定买卖领域，同样引入了无瑕疵给付的义务，即同样适用“履行说”。在现代买卖法的框架下，原本于不可以消除瑕疵的情形才适用“不履行”理论所遭遇的理论困难，[23]如将镀金戒指作为真金戒指出卖、将一幅赝品油画作为真品油画出卖、将一辆事故车辆作为无事故车辆出卖等处理上的困难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以给付不能为内容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出卖人的给付义务仅系被排除而已。此时，由于合同基础继续存在，故买受人之合同权解除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法律救济不受任何妨碍。事实上，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已经被转移到法律规范的涵盖层面：[24]特别是在认定是否分担风险以及在认定是否存在再履行的可能性和可苛求性的问题上，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仍然具有意义。[25]假如在订立买卖合同时买卖标的物尚没有以个性化方式确定，那么发生种类债务，由此适用关于种类债务的规则；出卖人应当由合同所确定的该种类债务向买受人交付一个“平均品质” 之物，仅在出卖人已经实施为完成给付自己所必须执行的行为时，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始得以特定化于该种类的一个物。
其次，这种附属效果在于，在传统买卖法架构下常常为必要且常常滋生问题和困难的物之瑕疵与权利瑕疵的区分，特别是公法建筑限制和用益限制的界定问题，不再具有意义。因为在现代买卖法架构下，无论物之瑕疵责任还是权利瑕疵责任，都应当统一地适用债法总则的一般规则。在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权利瑕疵之所以能够适用减价规则，说到底是由物之瑕疵与权利瑕疵的同等化处理要求所决定的。
再次，这种附属效果在于，减少了买卖合同与承揽合同作为不同合同类型之间的差别。因为在现代债法乃至合同法框架下，无论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均要求债务人(出卖人和承揽人)负担无瑕疵给付义务，而在债务人给付存在瑕疵时，债权人(买受人和定作人)都可以要求再履行，并且在再履行不能够完成的情况下转而采取债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中的诸种法律救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瑕疵给付的界定方面，困难将会显著减少。
最后，这种附属效果在于，相较于传统瑕疵担保责任制度而言，风险移转作为时间关联点已经失去根本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传统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之所以有必要将风险移转规定作为准据时点，是因为无瑕疵给付并不构成出卖人给付义务的组成内容，为避免出现准据时点无从确定的情况，就必须规定准据时点。而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采“履行说”，即将无瑕疵给付规定为出卖人履行义务的内容，故已经没有必要再规定准据时点。[26]这一是因为在引入无瑕疵给付义务的情况下，无论在危险移转之前还是在危险移转之后，买受人都将享有无瑕疵给付的请求权；[27]二是因为在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框架下，买受人因标的物瑕疵所生之权利的时效规定亦不以风险移转为准据时点，而以标的物的交付为判断的连接点。[28]
(五)现代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体系“回归”
将无瑕疵给付义务提升为出卖人的给付义务，是实现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一般给付障碍法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认识这一被统合到一般给付障碍法之内的现代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在德国有著名学者提出，任何存在物之瑕疵或者权利瑕疵的给付在结构上均构成无瑕疵给付的延迟情形，或者构成无瑕疵给付的不能情形。[29]也就是说，出卖人的瑕疵给付要么构成给付延迟，要么构成给付不能。
在出卖人将一事故车辆作为无事故车辆出卖的情形时，出卖人虽然能够向买受人转移车辆的占用和所有权，但却不能够完成无瑕疵给付的义务，就此而论，构成给付不能，更进一步讲，构成部分给付不能。考虑到这里的瑕疵不可以消除，故为质的不能，或者称质的部分不能。无论这种给付不能系自始发生，抑或是嗣后发生，甚或是再履行阶段始行发生，原则上都应当发生给付不能的法律效果。[30]
在瑕疵给付的情形下，即使瑕疵可以消除，出卖人也不会从无瑕疵给付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买受人继续享有依约给付的履行请求权。此种瑕疵给付构成给付延迟，或者称给付的部分延迟，由此应当适用给付延迟法的规定。在买卖法上，买受人的这种履行请求权表现为再履行请求权，相较于解除、减价和替代给付之损害赔偿等法律救济具有优先地位。就此而论，出卖人的瑕疵给付构成质的给付延迟。[31]
我们应当认识到，给付不能作为给付障碍的一种表现形态，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被高度肯定的繁荣时期，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二是被极力否定甚至被唾弃的衰落时期，大致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三是受到中肯评价的时期，也就是当前被正确认识的时期，确切地讲，应当是在德国2001年债法改革前后一段时期。[32]而上述思考方法似可以被认定为旨在“复兴”给付不能，又或者可以被认为是给付不能的“回归”，如果再加上给付延迟的范畴，这种做法似可以被认为是传统给付障碍范畴重新到来的体现。在现代给付障碍法系以法律效果进路(救济进路)为体系思考的架构之下，那些经典的给付障碍形态已经不具有初始的意义。因为义务违反或不履行的认定纯系客观性质的，仅在法律救济的次级层面上，始以给付障碍的具体形态为适用的连接点。如此一来，再一般性地突出给付不能和给付延迟的体系地位，就不再是妥当的。从比较法和国际统一法的角度看，这种一般性侧重给付障碍范畴的思考方法，同样不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33]
四、《合同法》的规制模式：独立抑或统合
在我国合同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定位的问题上，我国民法学者的意见十分歧异：有学者持统合说，认为《合同法》已经将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的一般给付障碍法之内；[34]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合同法》并没有将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之内。[35]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一理论争执?笔者试作如下分析。
(一)统合的法律技术连接点及其表现
认定统合不统合的法律技术连接点或者称法律技术杠杆只有一个，采用德国新债法的表述，就是一个物的出卖人除因买卖合同而有义务向买受人交付该物并使买受人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之外，尚应在无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的情况下使买受人取得该物；采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表述，就是出卖人交付的货物必须与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质量和规格相符，并须按照合同所定的方式装箱或者包装；采用《欧洲联盟消费品买卖指令》的表述，就是销售者必须向消费者交付符合买卖合同约定的商品；采用《欧洲私法共同基准框架草案》的表述，就是出卖人必须保证货物与合同相符合，等等。[36]在法律技术连接点的问题上，我国合同立法未采传统之瑕疵概念范畴，而是秉承《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做法，采用了较为现代的“与合同相符”或者“合约性”等表述。[37]《合同法》第111、153、155条的规定都表明，《合同法》非以瑕疵(物之瑕疵和权利瑕疵)而系以合约性为法律技术的连接点。有了这个连接点，再配上贯穿《合同法》的法律效果之体系进路安排，也就是再附以《合同法》所实现的救济性体系进路，就在学理、法律技术、体系乃至结构上决定了《合同法》中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应统合于债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
为方便法律理解和适用，我国合同立法还应当在法律技术上将统合的连接点清楚地表现出来。德国新债法和《欧洲私法共同基准框架草案》通过采用法律原因引用条文实现了这一点。[38]德国新债法采瑕疵担保责任说，其主要内容可以表达如下：物有瑕疵的，以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并且无其他规定为限，买受人可以依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439条请求再履行，或者依第440、323、326条第5款解除合同，或者依第441条减少价金；或者依第440、280、281、283、311a条请求损害赔偿或者依第284条请求偿还无谓费用。如果去除所引用的条文，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物有瑕疵的，以无其他规定为限，买受人可以请求再履行、解除合同、减少价金、请求损害赔偿或者偿还无谓费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德国法上的这一条文并非表现为单纯的列举，而是同时包涵买卖法上所进行的必要修正和补充，如关于再履行的规定以及关于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特别规定等。这一方面体现出债法分则与债法总则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则表明债法分则对债法总则所具有的补充和修正功能。《合同法》第155条虽然在形式上与之相当，但在所蕴涵的体系思考和学理方面以及在细致和精微方面，则远为不及。
(二)外在独立化不妨碍统合实质
制度的外在独立化表现或者说外在独立化存在，如买受人所负担的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39]不应当妨害对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的认识。买受人在出卖人交付货物之后应当不迟延地对货物进行检验并且通知所发现的瑕疵。这虽然不构成买受人所负担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义务，而系一种所谓的对己义务，即买受人在不及时履行这种义务时将会丧失所享有的全部关于物的瑕疵的权利。然而不应当忽略的是，买受人的这种对己义务无论如何都是以买卖标的物存在瑕疵作为关联点的，[40]即以标的物存在瑕疵作为适用的前提条件。故其同样应当而且必须构成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内容，而非独立地存在于该项制度之外。[41]如此，买受人的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虽然在体系上强化了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对于一般给付障碍法的特殊地位，但随着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的统合，这种特殊地位仅具有附属性的意义，而非具有创设性质的意义。[42]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货物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与买卖法上存在的特别时效期间之间尚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关联：[43]从功能角度看，货物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构成买卖法特别时效的辅和支撑性规定。两者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前者以知情为要件，即适用主观体系；后者以交付为要件，即适用客观体系。[44]从目的论角度看，无论货物瑕疵检验和通知义务还是买卖法的短期特别时效，均以加强保护出卖人为其意旨，由此决定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45]
外在独立化的买卖法上的减价制度，[46]并不妨碍买卖法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因为在现代买卖法的架构下，买受人可以对合同解除代之以主张减少合同价款，这就将减价置于与解除合同相同的条件之下。这具体意味着，为进行减价，买受人首先必须通过指定宽限期间为出卖人提供一个最后机会，仅在该期间届满后始得直接主张减价。这表明，外在独立化的买卖法上的减价制度已同样统合于债法总则中的一般给付障碍法了。
(三)统合应当依客观性认定
在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统合的认定方面，应当区分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前者指义务违反或者称不履行，应当作为单纯的客观构成加以认定；后者则指义务违反或者称不履行的主观可责性，也就是指过错问题。[47]买卖法瑕疵担保责任统合于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转向，仅应当从客观方面加以认定，即出卖人交付瑕疵标的物构成义务违反或者称不履行，由此决定债法总则一般给付障碍法规则的适用，至于主观非难性质的问题应当在下一个层面始行考虑，即在法律效果(法律救济)方面始予以考虑。非归责性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为再履行(修复和再交付)、解除以及减价，归责性的法律效果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和费用偿还。一言以蔽之，瑕疵担保责任被统合到一般给付障碍法的认定系属客观性质的判断，仅在适用法律效果方面始存在主观可责性(过错)的考量空间。编辑
注释:
[1]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不构成买卖法中独立的法律制度，其同样可以存在于其他法律制度之中，如存在于承揽合同法、租赁合同法、赠与合同法、借用合同法、遗产买卖法、遗赠法、代物清偿法以及共同共有分割法，等等。
[2]在传统买卖法框架下，买受人因出卖物存在瑕疵而享有瑕疵“请求权”，这是因为解除和减价都表现为请求权；而在现代买卖法架构下，解除和减价都被设计成为形成权性质的权利，不再为请求权性质的权利。参见杜景林：《买卖法中瑕疵权利的规制问题》，《法学》2009年第5期。
[3][7][8][9][11][13]vgl.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i/1， besonderer teil， 13.auflage， 1986， s.66， fn.103； s.67； s.68；s.77； s.78； s.30.
[4]vgl. brox， besonderes schuldrecht， 24.auflage， 1999， s.32.
[5][16][24][28]vgl. lorenz/riehm， lehrbuch zum neuen schuldrecht， 2002， s.249； s.255； s.244； s.266.
[6][10]参见1896年《德国民法典》第462-463条，第480条第1款。
[12]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传统买卖法的架构下，虽然买受人被赋予了再交付的请求权，但出卖人并未因而被赋予再交付的权利和修复的权利。也就是说，若买受人因瑕疵而请求解除买卖合同或者请求减少价款，则出卖人不能够以自己愿意再交付或者修复为由而抵御买受人的这种请求。在现代买卖法的规制框架下，出卖人的这种权利被称作为二次提供服务权，并受买受人指定的再履行期间而得到保障。
[14]参见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第1款、《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5条、《欧洲私法共同基准框架草案》第iv.a.-2：101(d)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53条。
[15]这不仅体现出债法分则与债法总则之间的关系，而且体现出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关系。
[17][47]vgl. lorenz， in： jaymer/mansel/pfeiffer (hrsg.)， aktuelle entwicklungen im europ? ischen verfassungs-， wirtschafts- und schuldrecht， 2009， s.53f.； s.50.
[18]参见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437条第2款、第3款和《欧洲私法共同基准框架草案》第iv.a.-4：201条。
[19][22][23]vgl. canaris， karlsruher forum 2002： 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 2003， s.54； s.70； s.56.
[20]参见杜景林、卢谌：《债权总则给付障碍法的体系建构》，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卢谌、杜景林：《论债权总则给付障碍法的体系进路》，《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
[21]参见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280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5条和第61条、《欧洲私法共同基准框架草案》第iii.-3：10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
[25]在范畴学和类型学上，乃至在社会生活中，特定买卖与种类买卖的区分更加不会因此而失去任何意义。
[26]vgl. begr. bt-drucks. 14/6040 s.213.
[27]从2002年《德国民法典》第434条第1款的规制情况看，立法者并没有消除准据时点的规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规定仅具有“清楚化”的意义，或者说仅具有“彰示”性质的意义，而并不表明这是一种具有充分信服力的规制做法。这与欧盟指令的规制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后者在第3条第1款明确将消费品交付时间作为评价与合同不相符的准据时点，也就是将之作为评价出卖人瑕疵责任的准据时点。参见《欧盟债法条例与指令全集》，吴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29]vgl. lorenz， karlsruher forum 2005： 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 2006， s.65.
[30][31]vgl.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18.auflage， 2008， s.161； s.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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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抵押权 质权 竞合 位序关系
一、抵押权与质权竞合
同一动产,是否允许发生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各国民法理论与立法也莫衷一是:(1)否定说。法国、德国和瑞士的民法理论及立法均不承认有动产抵押权;(2)肯定说。我国现行《物权法》和《担保法》没有规定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及其位序关系问题。从立法上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对抵押权与质权的竞合问题未做规定,但解释上多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79条第1款规定“同一财产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可见,我国司法实践承认同一财产之上抵押权与质权是可以竞合的。(3)折衷说。折衷说中又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应承认先押后质的竞合而禁止先质后押的竞合,有的认为则相反,还有的认为应允许善意的竞合和以担保物的不同价值部分分别押、质情况下发生的竞合,而不能承认非善意的竞合和重复押、质的竞合。对于抵押权与质权之间得否竞合,笔者持肯定说。
二、抵押权与质权竞合时的位序关系
关于抵押权与质权的位序关系,学界有多种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抵押权优先说。此说认为抵押权若进行了公示,则应取得优先于质权的效力。因为,若将动产质权和抵押权同等对待,则存在滥用动产质权损害动产抵押权的巨大风险。第二种观点为质权优先说。即在同一动产上抵押权与质权同时存在并发生竞合的情况下,质权优先于抵押权。第三种观点为抵押权与质权效力相同说。许明月认为:“抵押权与质权同为担保物权,因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在两者竞合时,应根据二者设立先后来决定,设立在先者权利优先;抵押权与质权同时设立的,两者效力相同,抵押权人与质权人就其债权比例对标的物变价进行分配”。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应当采取第一种观点,使登记的抵押权具有优先的效力,不过要有限制条件。
《物权法》颁布以后,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的适用问题产生了质疑,由于我国《物权法》对《担保法》中同时采取动产抵押权登记生效主义与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主义的做法作了重大修正,对动产抵押权统一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登记仅为动产抵押权的一种公示方法,作为动产抵押权的对抗要件,“不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中所称“法定登记的抵押权”就动产而言即不存在,上述条文在我国《物权法》施行后,即失去其意义。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认为此司法解释仍有“用武之地”,理由如下:
(一)相对于质权需要以移转占有为成立要件,抵押权能更好的做到物尽其用,避免资源闲置浪费,有效发挥其经济价值该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和规范登记的公示效力,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维护抵押权人的利益;促进抵押权能够更好的发挥融资的作用。尽管学界对此司法解释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物权法》没有相关条文对质权与抵押权竞合进行规制,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此司法解释的适用效力以及该解释的目的至少没有持否定的态度,理应仍有适用之余地。这也是为了给将来的立法预留空间的一种体现。
(二)“法定登记的抵押权”是根据《担保法》第41条的规定,在学理上所作的分类,是相对于该法第43条所述的自愿登记的抵押权的对称对《担保法》第42条规定的动产设定抵押权的,必须办理抵押登记,否则不生抵押权效力,更谈不上对抗第三人。因为该司法解释的目的是对于特定的动产和不动产设置法定的强制登记,对于未登记的抵押权其不生效力,也就不可能优先于质权。因此,对《担保法解释》第79条第1款可以依循法理及该司法解释的目的可将其解释为:“在同一财产上已办理登记的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已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权受偿。”但是由于现行《物权法》对动产及特殊动产设立抵押权均采登记对抗主义,没有“法定登记”,均采自愿登记。即只有登记的抵押权方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那么,在现阶段,在均采自愿登记的立法背景下,我们可以客观解释原则将“法定登记的抵押权”解释为“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登记的抵押权”。也就是说可以将《担保法解释》第79条第1款相应的解释为:“在同一财产上已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权受偿。”而不能对“法定登记的抵押权”作较为封闭的字面解释,刻意地去追求立法原意,从而使得灵活、开放的法律条文变得十分僵硬,封闭。应该根据生活事实的不断变化,以公平、正义的理念来适时地解释法律。
(三)对动产抵押权与质权竞合的位序关系适用《担保法解释》第79条第1款并相应解释为“在同一财产上已登记的抵押权与质权并存时,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权受偿。”即主张登记的抵押权优先于质权,是基于转型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利益衡量的产物,是完全符合时代需求和基本符合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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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担保程序 被担保人的范围 担保的实现
一、担保的程序
(一)合伙人是否可以约定由个别合伙人对外提供担保《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需要经过全体合伙的一致同意,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也就是说,以合伙企业名义原则上应当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同意,除非在合伙协议中另有约定。笔者认为,由于对外提供担保往往涉及到合伙企业和全体合伙人的重大利益,在合伙企业不能履行担保债务时,合伙人是要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因此,合伙人的同意应该通过表决的方式或者书面形式作出为宜,除非有证据证明担保的决定确系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同意的。
但是《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情形下,以合伙企业对外担保可以不经过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同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伙人可以在合伙协议中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结合这两条的规定,合伙人自然可以约定合伙企业的担保事务由其中的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来执行,但此种约定必须明确地规定于合伙协议中,同时,其他合伙人对执行担保事务的合伙人有监督的权利。
(二)个别合伙人擅自以合伙企业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效力如何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此种情况,即个别合伙人在合伙协议没有约定而且没有获得其它合伙人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以合伙人的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这种行为是否应该认定为无效呢?
《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七规定:“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九十七条规定:“合伙人对本法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必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始得执行的事务擅自处理,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九十八规定:“不具有事务执行权的合伙人擅自执行合伙事务,给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结合这三条的规定,个别合伙人在没有担保事务执行权或者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情况下,而擅自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他人担保的行为,应当区分其对外和对内的效力。对外而言,如果该第三人是善意的,担保行为是有效的,合伙企业及其他合伙人亦应对此承担法律责任。而对内而言,这种行为则是无效的,其他合伙人可以要求擅自提供担保的人对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其他合伙人在承担了相应的担保责任后,还可以依法向其进行追偿。
(三)担保合同的成立根据《担保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定金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可以是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可以归纳出担保合同成立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在主合同中订立担保条款。
2.在主合同之外单独订立书面的担保合同。
3.担保人向债权人发出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债权人接受的。
4.担保人在主合同中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
二、被担保人的范围
被担保人的范围,也可称为债务人的范围,即合伙企业可以依法对哪些人提供担保。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合伙企业可以对“他人”进行担保。此处的“他人”应作何理解呢?是否只包括自然人?是否只包括合伙企业以外的人,而不包括合伙人?
首先,《担保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因而,此处的“他人”应作广义之理解,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应包含在内,而不应有所限制。
其次,合伙企业是否可以对合伙人的债务进行担保呢?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此处的“他人”是相对于合伙企业而言的,而不论其是否是合伙企业的组成成员。合伙企业对外进行担保是建立在合伙企业的担保能力之上的,同时,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法也并没有限制公司对本公司的股东进行担保,只是在决策程序上与对股东以外的人进行担保有所不同。
笔者认为,合伙企业对合伙人进行担保应当参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由于《合伙企业法》已经规定以合伙企业对他人进行担保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或者在合伙协议中约定由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负责执行,因此,在原则上,对合伙人进行担保原则上应该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但是,在被担保人为合伙协议中所约定的合伙担保事务的负责执行人时,不能由他独自作出决定,而应经全体合伙人共同作出决定。
三、担保的类型
担保的类型,是指合伙企业可以依法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的种类。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的类型有人保、物保和金钱担保,其中,人保主要指保证,物保则包括抵押权、质押权和留置权,金钱担保在《担保法》则指定金。根据合伙企业的担保能力和所要担保的债务类型,加上上文已经论证过的合伙企业亦可以为自己的债务进行担保,因此,担保法所规定的几种担保形式均可适用于合伙企业的担保之中。
值得探讨的是,合伙企业是否可以设立《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所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如果可以,该种担保方式与其它担保方式又有何独特之处?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此条规定并没有将合伙企业排除在外,因此,合伙企业也应当可以采用此种担保方式进行担保。根据笔者的理解,合伙企业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时具有以下特征:
1.抵押的财产包括合伙企业现有的以及将来拥有的动产,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 半成品和产品,此处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抵押物限于动产,不包括不动产和其它财产。
2.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合伙企业设立动产浮动抵押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抵押权自合同生效时设立,并且应当向抵押人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但是未经登记的,不影响抵押权的设立,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3.抵押权人在实现抵押权时,应以合伙企业在抵押权实现时的所有动产为对象。但是不得对抗在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四、担保的实现
担保的实现,是指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依法实现保证债权或担保物权等,而由作为担保人的合伙企业承担担保的法律责任。在此部分中,笔者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一般保证中的双重先诉抗辩权;二是合伙企业资不抵债,无法履行担保债务时而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
(一)一般保证中的双重先诉抗辩权根据《担保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般保证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方式。而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保证人有权拒绝。这被称为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
合伙企业担当一般保证人中存在的双重先诉抗辩权是指,合伙企业在债权人未债务人或者仲裁,并强制执行债务人的财产而仍不能实现债权前,享有拒绝承担保证债务的权利。而普通合伙人在债权人未作为保证人的合伙企业或者仲裁,并申请强制执行合伙企业的财产而仍不能实现债权前,享有拒绝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合伙企业和合伙人的这种权利,虽然学者未曾明确为其命名,笔者暂拟将其称为“双重先诉抗辩权”,似无不可。
其中,合伙企业的先诉抗辩权是基于其一般保证人的身份而来的,根据自己责任自己承担的原理,一般保证人只有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其债务时,方才承担自己的保证责任。而普通合伙人的先诉抗辩权则来源于合伙企业的独立法律主体地位。
(二)合伙企业无法履行担保债务而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乃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合伙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理应不例外地接受这一规律的调整。《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破产清算参照适用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而《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则更明确地规定了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
合伙企业破产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笔者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论述。一是合伙企业破产的启动;二是合伙企业的破产财产范围。
首先是合伙企业破产的启动问题。《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从这条规定看,好像只有债权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合伙企业的破产申请。但是,如果在合伙企业资不抵债,丧失清偿债务能力的情况下,债权人若提出破产申请,则意味着其债权肯定不能得到全部的清偿,所以大多数债权人都不愿意申请合伙企业破产,而宁愿想尽千方百计,让合伙企业对自己进行全部的清偿。笔者认为,为了体现市场规律的要求,让没有存在价值的企业尽早退出市场,同时也为了维护多数债权人的利益,应该允许债务人,即合伙企业也可以提出破产的申请。合伙企业提出破产申请,原则上应该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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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科技型中小企业一般都是依托某个知识产权建立起来的,一般有无形资产但缺少有形资产?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以无形资产做担保在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基本是行不通的?因此,积极探讨将知识产权质押引入信贷实践,为企业融资开辟新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概念
现代《民法通则》认为,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财产移交由债权人占有,以其作为债权担保的担保方式?质押的本质特征在于转移占有,这是区分质押与抵押的根本标准?在1995年的《担保法》中, 质押被确立为一种担保方式,并规定了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个质押种类?
权利质押是指以特定权利作为担保物的质押形式?作为权利质押标的的只能是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知识产权质押是权利质押的一种形式,我国《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知识产权质押作为担保物权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知识产权自身价值的体现,同时,从整个担保与融资市场上来看,它还具有担保价值与融资价值?
二?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现状及制约因素
多年以来,为加快经济发展,扶持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知识产权项目,促进先进技术的实施转化,一些地方纷纷出台了知识产权质押管理办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操作办法,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着作权质押合同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专门调整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管理,增强《担保法》规定的知识产权质押的可操作性?但由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受其本身的特点和现行法律?政策和体制的制约,还远未能成为一种重要融资手段?
(一)知识产权质押立法体系不完善
一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尚不完善,存在知识产权的权属争议和权利的不稳定性?同时,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登记制度原因,存在知识产权实际权利人的权益不确定性?
二是我国知识产权质押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仅仅有《担保法》及三部主要知识产权分支部门法,而关于专利权质押?着作权中的财产权质押?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质押的具体操作规则,主要是一些部门规章或地方的管理办法?这些管理办法大都仅具有操作的程序性规定,对于知识产权质押如何进行法律保护则少有涉及?
三是《担保法》对知识产权质押特征的界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担保实践的发展?《担保法》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以质押,但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并无允许使用权转让的明确规定,也不可能在同一知识产权上设置多个质押?这个重大限制使得一些颇有价值的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无法借此获得多个融资渠道?
(二)知识产权登记制度不完善
知识产权质押设定方面规定了几个不同的登记机关,如商标专用权出质的登记机关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专利权出质的登记机关为中国知识产权局,着作权出质的登记机关为国家版权局,商号权出质的登记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等?各登记机关所的登记程序内容不相一致,其登记期限和费用也各不相同?如果出质人以两项以上的知识产权共同出质,其登记机关更为复杂?从成本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这种登记制度会加重质权设立的成本,降低质权设立的效率?
(三)知识产权质押评估难,不利于信贷操作
知识产权质押最重要的环节是价值评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产权评估在我国逐渐活跃,通过资产评估确认知识产权的财产价值,从而促进知识产权交易,保障知识产权所有人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但目前我国还缺乏完善的知识产权评估制度,我国虽然制定了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但其可操作性较弱,特别是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商标及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也没有各自具体的评估准则?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评估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经过市场调查?市场分析?市场预测等程序,才有可能使得知识产权评估趋于大致准确?此外,我国在无形资产评估方面,还存在着评估人才缺乏?执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权威评估机构不多?评估市场混乱等缺陷?因此,如何建立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评估体系,显然已经成为知识产权质押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银行对出质的知识产权不易控制,导致风险防范难
传统的银行贷款要求借款方提供第三方担保或有形资产担保,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只能以未来预期现金流作为担保,不确定性较强,银行明显感到贷款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此外,在具体的知识产权质押运用中,出质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有偿?无偿转让,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着作权,势必导致知识产权价值下降,质权价值的下降必然损害贷款银行的利益,不利于担保债权的实现?而且,贷款银行也很难了解质权人的包括转让?许可在内的大量日常经营行为?
(五)用于质押的知识产权处置难,影响银行信贷的积极性
银行发放不动产质押贷款积极性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其所对应的债权逾期时,能够通过拍卖等形式较便利地获得及时足额的补偿?与不动产抵押相比,知识产权的流动性相对较差,质押物处置起来相当困难?目前,国内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薄弱,知识产权转让市场不大,评估和转让程序复杂严格,都会耗费银行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处置成本过高?
三?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法规和知识产权质押信贷制度
一是健全知识产权相关制度?重点是要建设有利于科技型企业成长的大环境,严格知识产权评定,提高知识产权的质量,切实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简化登记手续,允许质押双方当事人在知识产权部门的地方分支机构办理质押手续?二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会同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部门牵头制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信贷指引或操作规程及实施细则?建议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等部门加强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研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试点推进?
(二)完善知识产权的评估?交易?公示等配套服务
一是知识产权局应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向商业银行推荐专利产业化项目,协助商业银行完成专利评估?专利质押合同登记等专利质押贷款流程中的程序,做好专利维权方面的服务?鸦二是通过建立高效率的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建立知识产权成果交易新机制,完善技术转移所需相应配套的服务?鸦三是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登记机关及规范的质押登记查询系统,统一登记公示程序,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可以研究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增加相关质押物权证编号及评估价值等信息的可行性,为商业银行开展专利质押贷款业务提供良好的环境?鸦四是建立专门或专业的仲裁机构,以便解决相关各当事方出现的纠纷,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关各方的利益?
(三)多方联动,构建多样化的(下转第35页)(上接第28页)风险防范机制
一是金融机构要建立符合无形资产质押贷款的信贷管理机制,准确评估风险,选好项目以及对贷后质押品的动态监测?二是政府有关部门要依托科技发展基金,建立企业自主创新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和担保基金,按市场化运作,为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提供贷款贴息,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企业作前期启动补助资金?三是鼓励民间设立投资风险基金,让民间资金更多地流入技术创新领域,提高整个社会创造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意识及能力?四是尽早成立专门服务于无形资产的信用担保机构,既可以由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共同出资创立科技企业贷款担保基金,还可以鼓励由企业联合投资成立会员担保机构,发挥联保作用,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信贷支持,以引导和带动金融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五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密切关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发放情况及贷款潜在的风险,积极跟踪?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提示和窗口指导?
(四)大力推动金融工具创新
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综合运用票据贴现?税款返还担保?保单?债券等有价证券抵押,进出口押汇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相结合的多种融资手段形式,进一步强化金融服务工具创新,同时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从结算到开户?签证等多方面的优质服务?
篇7
[关键词]：仓单质押，标的物，性质，设立，效力
一、仓单质押的标的物
仓单质押是以仓单为标的物而成立的一种质权。所谓仓单，是指保管人在收到仓储物时向存货人签发的表示收到一定数量的仓储物的有价证券。
从立法上看，关于仓单有三种立法例：一是两单主义（又称为复单主义），即同时填发两张仓单，一为存入仓单，另一张为出质仓单，设定质权担保。法国、意大利等采取两单主义；二是一单主义，即保管人只填发存入仓单，该仓单既可用以转让，也可用于出质。西班牙、我国台湾等采取一单主义；三是并用主义，即依存货人的请求填发两单或一单。日本、俄罗斯采取并用主义。我国《合同法》第385 条规定：“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仓单。”可见，我国法律所采取的是一单主义。
仓单是保管人签发的一种有价证券。在我国法上，仓单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具有如下性质：
第一，仓单是要式证券。要式证券是具备法定格式才能有效的证券，即法律对证券的格式有严格的要求。各国法对仓单的记载事项均有规定。我国《合同法》对仓单的格式和记载事项也有严格规定，即仓单必须有保管人签字或盖章，并记载规定的事项。所以，仓单是要式证券。
法律规定的仓单应记载事项是否均为绝对应记载事项，即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是否使仓单无效？对此问题，学者间存有争议。日本旧时判例及部分学者认为，如果仓单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就足以使仓单无效。后来的判例和学说则认为，只要仓单记载了寄托物的个性及数量即为已足，其他事项的欠缺不影响仓单的效力。判例认为，如果认为缺少其中任何一项记载事项，均使仓单无效的话，则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认为，除有关保管期间和有关寄托物保险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均为绝对记载事项，欠缺其一，仓单无效。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中没有关于欠缺应记载事项应使仓单为无效的明文规定，应认为除仓库营业人的署名及足以表示仓储物的性质和交付场所的事项为绝对记载事项之外，其他均为可记载事项。关于法定记载以外的事项的记载，只要不违背仓单的本质，应认为有效力。（注：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 ）我国学者对《合同法》规定的仓单的应记载事项的理解也不完全相同。有人认为，《合同法》所规定的仓单记载事项应为指导性事项而非法定必要事项。所以，只要仓单缺乏的事项不足以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和仓储物的一致性，就应认定为无效，反之，应认定为有效。我们认为，我国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仓单的记载事项中，有的应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有的则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对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若欠缺记载，则仓单不发生效力；对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若欠缺记载，则可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仓单是背书证券。背书证券是可以通过背书方式加以转让的证券。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可见，仓单可以通过背书加以转让，为背书证券。
第三，仓单是物权证券。物权证券是以物权为证券权利内容的证券。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取得仓单后，即意味着取得了仓储物的所有权。仓单发生转移，仓储物的所有权也发生转移。因而，仓单是物权证券。对此，《合同法》第387 条规定：“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
第四，仓单是文义证券。文义证券是证券上的权利义务仅依证券上记载的文义而确定的证券。仓单所创设的权利义务是依仓单记载的文义予以确定的，不能以仓单记载以外的其他因素加以认定或变更。因此，仓单是文义证券。例如，《日本商法典》第602 条规定：寄存证券及质入证券制成后，仓库营业人及证券持有人间有关寄托事项，以其证券记载为准。
第五，仓单是记名证券。记名证券是在证券上记载权利人姓名或名称的证券。仓单可否为无记名证券，各国规定不一，学者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规定仓单是记名证券，而瑞士则规定仓单可以是无记名证券。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仓单上应当载明存货人的名称或姓名和住所。可见，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仓单属于记名证券。
第六，仓单是无因证券。无因证券是证券权利的存在和行使不以作成证券的原因为要件，证券的效力与作成证券的原因完全分离的证券。仓单是否为要因证券，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者主张仓单为无因证券，其理出是，既然仓单为文义证券，就应当以理解为无因证券为妥，因为文义证券不宜为要因证券。也有学者主张，仓单为要因证券，其理由是，仓单上的权利不因证券的发行行为而发生，为其存在须有为发行行为基础之原因关系。我国多数学者认为，仓单为无因证券。在仓储合同中，保管人签发仓单后，仓单持有人对保管人即可行使权利，而对取得仓单的原因，不负证明责任。就是说，仓单持有人无论是否为存货人，都可以行使仓单所代表的权利。因此，仓单是无因证券。
二、合单质押的性质
关于仓单质押的性质，即仓单质押为动产质押还是权利质押，学说上有不同的看法。日本通说认为，仓单系表彰其所代表物品的物权证券，占有仓单与占有物品有同一的效力，因而仓单质押属于动产质权。《日本商法典》第575条规定：交付提单于有受领运送物权利之人时， 其将就运送物所得行使的权利，与运送物之交付，有同一效力。这里明确规定的提单的交付与运送物的交付有同一效力，系泛指就运送物所得行使的权利，所以除运送物所有权转移外，自可包括动产质权之设定。而《日本商法典》第604条规定，关于仓单准用于第575条的规定，因而，可解释为仓单质押为动产质权。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仓单质押的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仓单质入应解释为动产质，因为仓单系物权证券，而占有证券，即与占有物品有同一效力。（注：参见倪江表：《民法物权论》，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360页。）有人认为， 民法所规定交付物品与交付物品证券有同一之效力，乃“仅就物品所有权转移之关系而为规定”，并不及于动产质权的设定，且因物品证券所表彰之物品仅得依其证券行使权利，故仅得依其证券设定权利质权，此外当无从由以该物品设定动产质权，因此，以仓单所设定之质权在性质上为权利质权。（注：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819页。）
我们认为，我国法上的仓单质押在性质上应为权利质押。首先，从我国《担保法》的规定看，仓单质押是规定在权利质押中的。我国《担保法》第75条规定：下列权利可以质押：（1）汇票、支票、本票、 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2）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3）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4 ）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由此可见，仓单质押应为权利质押之一种。其次，如果认定仓单质押为动产质押，则说明仓单质押的标的物为动产。但是，仓单是一种特殊的物，并不是动产，而是设定并证明持券人有权取得一定财产权利的书面凭证，是代表仓储物所有权的有价证券。仓单质押的标的物为仓单，仓单是物权证券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合法拥有仓单即意味着拥有仓储物的所有权。也正因如此，转移仓单也就意味着转移了仓储物的所有权。同时，由于仓单为文义证券，仓单上所记载的权利义务与仓单是合为一体的。从最纯粹的意义上讲，仓单本身只不过为一张纸而已，无论对谁来讲均无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记载其上的财产权利，因而仓单质押在性质上不能认定为动产质押。再次，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两种，此二种质押担保方式的区分标准在于标的物的不同。仓单质押作为一种质押担保方式，我们认为其在性质上为权利质押，最为关键的是仓单作为仓单质押的标的物，其本身隐含着一项权利-仓单持有人对于仓储物的返还请求权，由此，仓单设质可以“使商品之担保利用及标的物本身之利用得以并行。”（注：郑玉波：《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2页。）由是观之，可以说，仓单质押的标的物为仓单， 但实际上该仓单质押存在于对仓储物的返还请求权上。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则在质权人实行质权时便无权向仓储物的保管人提示仓单请求提取仓储物，而只能将仓单返还给出质人，由出质人从保管人处提取仓储物，然后为债务的清偿。这样一来，设定仓单质押也就形同虚设，无任何意义而言。最后，根据我国《合同法》第387条的规定， 出质人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字或盖章，可以转让提取仓储物的权利。由此可知，在仓单质押中，提取仓储物的权利是仓单质押的标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仓单质押在性质上应为权利质押而不能为动产质押。
三、仓单质押的设立
仓单质押的设立须依照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但我国《担保法》对仓单设立的方式并没有做出单独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精神，设定仓单质押，出质人应当与质权人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并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仓单。仓单质押合同自仓单交付之日起生效。可见，仓单质押与动产质押一样，也以仓单的交付为成立要件，没有仓单的交付，质权就不能成立。在一般情况下，仓单应交付给质权人，当事人也可以协商交付给第三人占有，但不得以占有改定的方式，由出质人仍占有仓单。出质人仍占有仓单的，设质无效。（注：参见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由于仓单属于记名证券，因此，以仓单设质的，法律要求出质人在仓单上为仓单设质背书。对此，国外法律中均有明文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92条规定：“对票据或其他得以背书转让的证券设定质权的，只需债权人和质权人之间的协议并移交有背书的证券即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8条规定：“质权人以无记名证券为标的物者， 因交付其证券于质权人而生设定质权之效力；以其他有价证券为标的物者，并应依背书方式为之。”日本、意大利等国民法也有上述类似的规定。我国《担保法》对以仓单设质是否需要背书，没有明文确定，但《票据法》第35条对汇票设质有所规定，即“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通说认为，票据设质的规定，适用于仓单、提单等证券设质。因此，以仓单设质时，出质人也应当在仓单上为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此来证明该仓单是用于设质，而不是用于转移仓储物的所有权。那么，如果背书中没有“质押”等文句记载的，仓单质押是否成立呢？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德国、日本民法等均认为，以仓单等证券设定质权的，无论背书中是否记载设质的文句，质权均可成立，只是背书中未记载设质文句而成立的质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注：参见史尚宽：《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以记名证券设质的， 背书中是否记载设质之意旨，并不影响证券质权的成立。只是出质人未记载设质之意旨的，无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注：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5页。）但也有学者认为，既然以记名证券设质的背书为设质背书，与让与背书不同，就应记明设质之意旨，否则，证券质权无效。（注：参见郑玉波：《论有价证券质权》，载《司法专刊》第26卷第2期，第13页。 ）我国现有法律中没有规定证券设质是否记载“质押”文句的效力问题，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99条规定：“以公司债券出质的，出质人和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债券出质对抗公司和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是说，以票据和公司债券设质的，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质权仍可成立，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然而以仓单设质时，出质人和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的，仓单质押的效力如何，上述解释没有说明。我们认为，以仓单出质时，出质人和质权人背书中未记载“质押”字样的，质权同样可以成立，只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质权人为质权目的以外的行为时，对第三人可发生效力。例如，质权人背书转让仓单的，善意受让人可取得证券上的权利；质权人以仓单持有人向保管人主张权利的，保管人不得以其仅有质权而为抗辩，并得因其向仓单持有人履行义务而免责。（注：参见郭明瑞：《担保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关于仓单的设立，还有一问题值得讨论，即仓单设质是否以保管人的签名或盖章为必要条件呢？对此，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仓单设质，除应依交付与背书为之外，还应有仓单营业人签名。（注：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6页。）我们认为， 从《担保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来看，仓单持有人以仓单质押的，无须经过保管人的签名或盖章，只需与质权人签订质押合同，并将仓单背书并交付给质权人即可成立。
四、仓单质押的效力
关于仓单质押的效力，主要包括仓单质押担保的效力范围、仓单质押对质权人的效力、仓单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及仓单质押对仓储物保管人的效力。
（一）仓单质押担保的效力范围
仓单质押担保的效力范围包括其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和仓单质押标的物范围。关于仓单质押所担保的债权范围，我国现行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但《担保法》第81条规定：“权利质押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规定。”而该法第67条规定：“质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物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质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因此，仓单质押自应当准用该条之规定。据此，仓单质押所担保的债权范围，除仓单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应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质物保管费用和实现质权的费用。这里有疑问的是，质物的保管费用是否属于仓单质押担保的范围？在动产质押中，质物的保管费用是质权人在占有质物期间，为保管质物所花去的必要费用。但在仓单质押中，由于转移占有的并不是仓储物，而只是仓单。而一般地说，保管仓单无须支出费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仓单质押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并不包括质物的保管费用。当然，如果质权人将仓单委托他人（如委托银行等）保管而需要支出一定费用的，该费用的支出只要是合理的，也应属于仓单质押所担保的债权范围。
仓单质押标的物的范围即为仓单，当无疑义。唯须说明者，如前所述，仓单本身并无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记载其上的财产权利。因为仓单与记载其上的财产权利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故而仓单设质之后质押担保标的物范围限于仓单并无不妥。另外，依《合同法》第390 条的规定，仓储物的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其他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的，除催告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做出必要的处置外，在紧急情况下，保管人可以做出必要的处置。保管人对仓储物的处置多为将其变价，从而保管仓储物的代位物。由此若该仓单已经设质，则该权利质权仍存在于该代位物上；如果仓储期间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没有提取仓储物，则保管人有权将仓储物依法提存，于此情况下，仓单质押的效力仍存在于该提存物上。质言之，如果仓储物有代位物或者提存物的，则仓单质押的效力仍及于该代位物或者提存物。同时，如果仓储物生有孳息的，则仓单质押的效力也及于该孳息。
（二）仓单质押对质权人的效力
仓单质押对质权人的效力，表现在因仓单设质而发生并由出质权人所享有和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1.仓单留置权。仓单设质后，出质人应将仓单背书并交付给质权人占有。债务人未为全部清偿以前，质权人有权留置仓单而拒绝返还之。依质权一般法理，质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乃质权的成立要件，而质权人以其对标的物的占有在债务人未为全部清偿之前，得留置该标的物，其目的在于迫使债务人从速清偿到期债务。这种留置在动产质权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动产质押的质权人直接占有设质动产，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质权人当然首先留置其所占有的动产，从而才能将该动产变价并优先受偿。而在仓单质押中，质权人占有的是出质人交付的仓单而并不是直接占有仓储物。但是，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因此仓单质押的质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留置仓单，就可以凭其所占有的仓单向保管人请求提取仓储物而进行变价并优先受偿届期债权。
2.质权保全权。仓单设质后，如果因出质人的原因而使仓储物有所损失时，会危及质权人质权的实现，于此情形下，质权人有保全质权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388 条规定：“保管人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应当同意其检验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第389 条规定：“保管人对入库仓储物发现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从这两条规定并结合我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仓单设质后，因质权人依法占有仓单，因此质权人有权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向仓储物的保管人请求检验仓储物或者提取仓储物的样品，保管人不得拒绝，并且无须征得出质人的同意。质权人在检验仓储物或者提取仓储物的样品后，发现仓储物有毁损或者灭失之虞而将害及质权的，质权人得与出质人协商由出质人另行提供足额担保，或者由质权人提前实现质权，以此来保全自己的质权。
3.质权实行权。设定质权的目的在于担保特定债权能够顺利获得清偿，因此在担保债权到期而未能获得清偿时，质权人自有实现质权的权利，以此为到期债权不能获如期清偿的救济，从而实现质押担保的目的。这在仓单质押亦同，且为仓单质押担保权利人的最主要权能。仓单质押的质权实行权包括两项：一为仓储物的变价权，二为优先受偿权。
4.质权人的义务。质权人的义务主要包括保管仓单和返还仓单。在前者，因为仓单设质后，出质人要将仓单背书后交付给质权人占有，但质权人对仓单的占有，因有出质背书而取得的仅为质权，而非为仓储物的所有权。故而因质权人原因而致仓单丢失或者为其他第三人善意取得，就会使出质人受到损害，因此，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仓单的义务。至于后者，乃为债务人履行了到期债务之后，质权担保的目的既已实现，仓单质押自无继续存在的必要和理出，质权人自当负有返还仓单的义务。
（三）仓单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
仓单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主要表现为其对仓储物处分权受有限制。仓单作为一种物权证券，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取得仓单意味着取得了仓储物的所有权。但仓单一经出质，质权人即占有出质人交付的仓单，此时质权人取得的并不是仓储物的所有权而仅为质权；对于出质人，因其暂时丧失了对仓单的占有，尽管其对仓储物依然享有所有权，但若想处分该仓储物，则势必会受到限制。出质人若想对仓储物进行处分，应当向质权人另行提供相应的担保，或者经质权人同意而取回仓单，从而实现自己对仓储物的处分权。在前者，表现为仓单质押消灭；在后者，表明质权人对债务人的信用持信任态度而自愿放弃自己债权的担保，法律自无强制的必要。如果此项处分权不受任何限制，则质权人势必陷入无从对质押担保标的物的交换价值进行支配的境地，从而该项权利质权的担保机能便因此而丧失殆尽。
（四）仓单质押对仓储物的保管人的效力
仓单质押对仓储物的保管人是否发生效力，因现行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不无疑义。质押对人的效力一般仅限于质押合同的当事人，但在仓单质押似有不同。我们认为，仓单质押对仓储物的保管人亦发生效力，只是不如其对质权人和出质人那么强而已。仓单质押对保管人的效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保管人负有见单即交付仓储物的义务。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仓单持有人可以凭借所持有的仓单向保管人请求交付仓储物，而保管人负有交付仓储物的义务。因而，在仓单质押中，当质权人的债权到期不能获清偿时，质权人便可以向保管人提示仓单请求提取仓储物从而实现仓单质押担保。从此意义上讲，仓单质押的效力及于保管人。
第二，保管人享有救济权。依合同法原理，仓单持有人提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人不减收仓储费。因此，质权人在实现质权时，尽管仓储期间尚未届满，保管人也不得拒绝交付仓储物。但是，如果出于质权人提前提取仓储物而尚有未支付的仓储费的，保管人得请求质权人支付未支付的仓储费。当然，质权人因此而为的支出应当在仓储物的变价之中扣除，由债务人最后负责。若质权实行时，仓储期间业已届满，保管人亦享有同样的救济权，由质权人先支付逾期仓储费，债务人最后予以补偿。
五、仓单质押的实行
仓单质押的实行，也就是质权人在主债权已届清偿期而债务人未为履行时，依法对质押标的进行处分并优先受偿自己到期债权的行为。仓单质押担保的最终目的和最主要的功能即在于以此种担保来确保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如期获得清偿，因而，在债权人的债权到期不能获得清偿时，质权人有必要实行质权以实现仓单质押担保的目的和功能。也正因如此，在仓单质押中，质权人所享有的质权实行权应当是仓单质押的最主要的效力。仓单质押的实行应当依法进行。依据我国《担保法》第71条的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芮宄サ模梢杂氤鲋嗜诵橐灾饰镎奂郏部梢砸婪ㄅ穆簟⒈渎糁饰铮恢饰镎奂刍蛘吲穆簟⒈渎艉螅浼劭畛ㄊ畹牟糠止槌鲋嗜怂校蛔悴糠钟烧袢饲宄ァ？杉值ブ恃旱氖敌蟹椒ㄒ舶ㄕ奂邸⑴穆簟⒈渎羧址绞健Ⅻbr>
仓单作为提货凭证，一般会有仓储期间记载其上。仓单设质后，仓单质押所担保的债权会有一个清偿期，从而，两个期间的届至会有先后，当然也不排除同时届至的可能性。因此，在仓单质押实行时会因仓单上所记载的提货日期先于、后于或者同时与仓单质押担保的债权的清偿期届至而有所不同。因此，在仓单质押中，质权人实行质权时须区分以下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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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在全流通的前提下从法律层面、银行政策层面、证券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了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的可行性，提出了解决企业融资担保的新设想。
现代商业银行经营传统信贷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有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如果商业银行对于客户的诚信体系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则往往需要客户提供额外的保证来提升银行的信心。目前，在我国，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的时候，很少发放纯信用的贷款，一般均需要企业提供一定的融资保证，如抵押、质押、担保等。因此研究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保证体系，探索更多的保证途径一直是银行和企业追求的共同目标。2005年开始，我国证券市场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的股权全流通终于由一种设想成为现实，这次改革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不仅在证券市场上，而且在银行融资层面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全流通使得拥有上市公司法人股的企业股权按市值质押成为可能，股权质押将成为企业到银行融资的新途径。
一、当前银行信贷保证体系的缺陷
当前，我国银行的融资体系是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形成，由于信贷管理机制的不健全和诚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我国的银行业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此背景下，银行系统为了提高资产质量，减少损失，对企业的信贷门槛不断增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保证措施。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磨合以后，目前，我国的信贷保证体系基本上是以担保为主、抵押为辅，信用融资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讲，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从实际操作中反映的情况来看，这种常用融资保证存在着以下几个明显的缺陷：
1.企业可抵押资产偏少。目前企业在抵押形式的融资中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可抵押资产偏少，这一现象在一些三产企业、高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尤其显得明显。三产企业的特点就是固定资产偏少，流动资产较多；高科技企业往往是无形资产较多，固定资产则专业性很强，抵押率很低；许多中小企业往往以租赁厂房设备等办法起家，几无可抵押资产。对于银行的抵押政策来讲，往往是占地面积越大、厂房或营业用房越大者较容易获得信贷支持，这一政策无论是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还是我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初衷（低投入多产出）是不相符的。就无锡市来讲，至2006年末，无锡市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仅为1617亿元，按对折计算，在正态分布的情况下，理论上仅能为810亿元银行信贷提供抵押。由于企业的不平衡性，最终可用于抵押的560亿也不到，这对于近3200亿银行融资规模的无锡市来讲，依靠固定资产的抵押来解决的信贷融资的保证是不现实的。
2.内部关联担保的政策壁垒。在抵押不足的情况下，担保是解决银行信贷融资的无奈之举，由于担保作为一种或有负债随时会转变为真实债务，因此外部企业一般均不愿意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这种情况下，企业集团或家族内部的关联担保成为许多企业的首选，这种手续方便的担保在一定时期曾得到企业和部分银行的一致“欢迎”。但由于目前社会财务监督机制并不健全，这种内部关联担保往往只能起到形式上的担保，对降低信贷风险的作用并不大。因此，银监会在2005年联合证监会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禁止银行向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信贷融资，同时，银监会对于非上市公司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并要求各商业银行限期清理。这一政策基本上堵住了企业通过关联担保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途径。
3.外部相互担保的风险。在内部关联担保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单个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在内部关联担保被禁止之后，集团企业、家族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比重也在逐步增加。从单笔业务来看，外部担保的风险比内部关联担保要小一些，但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一旦某个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如果仅仅是内部关联担保，那么问题往往会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如果是外部相互担保，通过担保链的传导，象多米诺骨牌一样，财务危机会迅速扩大，由点到面，影响更多的企业，对于整个银行系统来讲，受到的损失往往还大于内部关联担保，对于地方经济而言，更是不言而喻。2005年以来，江阴市少数集团企业因突发财务危机而引发的担保企业倒闭破产风波就是最好的例证。
4.金融创新杯水车薪。在抵押和担保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创新开发出新的金融信贷产品则成为新的途径，如近几年各银行推出的保理业务、仓单质押、担保公司等。但这些业务的开展也由于受到各种情况的制约，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总的业务量占全部信贷业务比重的10%还不到，所起的补充作用有限。保理业务受制于债务人的资质，银行的选择面并不多；仓单质押受制于质押物的品种、公共仓库和第三方监管等，不仅选择面不多，而且企业成本增加；而担保公司模式仅仅是银行风险和收益的同步转移，担保公司对被担保企业风险把控条件和费率的高要求也是很多中小企业难以满足的。在对融资企业风险产生与发展潜质的衡量上，担保公司更多地看重风险的产生，而非企业的潜在生命力，这是与我国担保公司现有的整体素质不高和整个市场发育不成熟有密切关系的。
由此，现有的银行信贷保证体系所面临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开辟新的融资保证途径已经成为各银行和企业新的共同的愿望，而全流通背景下的股权质押则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
二、股权质押的定义及作用表现
股权从经济意义上讲是一个统称，既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也包括股份公司的股权或者股票。而股权质押，简单而言，是指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股权质押属于权力质押的一种，从法律上讲，因设立股权质押而使债权人取得对质押股权的担保物权，为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或者反收购时得到了充分运用，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企业的控股地位，通过向金融机构质押所拥有企业股权的方法来购进股权，这种模式在西方创造了大量总经理变成董事长的成功案例。在我国，股权质押几乎同时出现于企业的生产经营领域和企业的MBO领域，但做成这些案例的往往是一些有着外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国内银行参与的比例非常低。受政策限制，这些股权质押绝大部分是以股权对应企业的净资产为基数，按一定比例给予融资额度，其发挥的作用有限。
在香港，股权质押曾经创造了许多经典的经营案例，如荣智健收购中信泰富、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等，这些收购过程中，收购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均通过股权质押的办法得到了银行的大力支持，但与目前大陆实行的以净资产为基础的融资方式不同，这些股权质押额度却是以企业的股价为基础来进行测算的，其融资额远远大于前者。
三、可流通法人股权质押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推出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于广大上市公司的股东企业来讲，是一个全新的机会，但在全流通条件下这些股权是否可以质押，法律和政策层面是否存在障碍，银行是否接受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1.相关法律规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或者地区对于股权质押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法国的《商事公司法》，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日本的《有限公司法》和《商法》均对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的股权质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股权质押的定义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并不影响股权质押业务的开展。我国《担保法》第75条第2项规定“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可以质押，第78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出质的，适用公司法股份转让的规定。质押合同自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从这两个条款可以看出，《担保法》没有明确股份或股票出质的主体，但结合我国其他相关法律的习惯表述，我们可以确认，只有涉及到股份有限公司才会使用“股份和股票”的概念。所以，虽然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担保法》并没有对股份公司的股权质押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银行、证券公司或者企业均已把《担保法》的条款认可为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从法律上讲，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并不存在法律障碍。
2.银行的相关政策规定。对于商业银行是否允许开办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相关规定目前已经比较清晰。《商业银行法》第42条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押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二年内予以处分”，以此可以确认，《商业银行法》虽然没有具体规定股权质押贷款，但在42条对股权质押进行了认可。
而《贷款通则》第9条第5款规定“质押贷款，系按《担保法》规定的质押方式以借款人或第三人的动产或者权利作为质物发放的贷款”，由此，结合《担保法》可以确定，商业银行是可以开办股权质押融资业务的。银监会公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10章仅仅对开办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业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没有涉及其他类型企业的股权或股票质押贷款，由此基本可以确认商业银行开办其他类型企业的股权或股票质押贷款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并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
3.证券管理部门的政策规定。目前，我国证券管理机构对股权质押的规定只要集中在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专门出台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对其他企业的股权质押融资规定不是很明确，目前仅仅依靠《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但相关规定中均没有明确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非证券公司企业是否允许或者不允许质押其所持有的股票。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八节第3项第13款规定较明确“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的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或者设定信托”为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需要对外披露。
由此可以认定，对于上市公司的股权被质押，证券管理层面持认可态度。
由此可以确认，虽然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条文对股权质押进行明确的规定，但从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文中可以确认，持有上市公司股权的企业，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质押从银行获取融资这一行为，在法律或者业务管理上并不存在障碍。
四、可流通法人股权质押的优缺点
对于拥有上市公司的母公司而言，股权质押相对传统的抵押而言有着较强的优势。即便在全流通之前，虽然只能按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进行抵押，但由于目前我国企业的资产中往往流动资产大于固定资产。所以企业即便按股权对应的净资产抵押得到的融资额度，也远大于按固定资产抵押获得的融资额度。但由于当时的法人股无法在市场上流通，转让也很困难，银行即便取得上市公司的法人股也无法迅速变现，因此，银行对于股权质押融资的兴趣不是很大。在全流通以后，上市公司母公司持有的股票逐步取消了限售限制，这一最大的障碍解除后，银行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证券市场把质押的法人股迅速变现，因此，全流通为企业融资保证创造出了全新的途径，其优点是很明显的：
对银行来讲，该担保方式最大的优点是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强。相对于固定资产抵押和外部担保，可流通的法人股权质押一旦需要，企业或者银行均可通过在证券市场上出售一定的股票来获得现金流，虽然涉及到需要通过证券交易所的登记和对外披露，但相对处置固定资产或者向外部担保主张权利来讲，这种方式要容易很多。
对企业来讲，该担保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放大了融资额度。相对于原来按净资产计算的质押方式，按股价计算的质押融资方式能较大地放大融资额度，按2007年前上证A股中报平均市净率5.85倍计算，假设原来按净资产计算时融资额为净资产的70%，按股价计算时融资额为股价的30%-50%，融资额也能放大为原来的2.5倍—4倍，如与固定资产抵押的融资额度相比，则将放大7-15倍，按现在企业融资中固定资产抵押不到30%计算，股权质押融资基本可以替代原有的外部担保融资方式。以无锡辖内的江阴板块为例，仅仅A股市场14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所持有的股票，按其市值计算达600多亿，如果被用来作为股权质押，即便按30%计算，200亿的保证额度基本可以解决这些股东公司的全部银行融资，其作用将相当明显。
对金融稳定来讲，该融资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切断了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链，有效防范了企业财务风险引发的相互担保危机，避免了一个企业出问题而引发一堆企业出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而且，在证券市场的外部市场监督下，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不仅有利于银行加强对企业监控，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责任心，即便出了问题，单一企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起来比多个企业方便的多。
当然，股权质押也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作为质押物，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市场等多种因素而不断变化的。即便在质押融资时按30%—50%计算，一旦遇到股市的巨变其质押的股票价格迅速贬值带来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股市的价格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各种外部因素甚至简单的谣传也能导致股价的异动，届时，企业要么增加更多的抵质押物，要么降低融资额度，而一旦到了需要抛售股票来归还银行融资的地步，很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如果要推行股票质押，无论是对银行来讲还是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来讲，都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五、股权质押融资实现的基本条件
对于股东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进行融资的流程，目前各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综合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股东向股东大会提出申请——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向银行提出股权质押申请——银行通过审批——引入证券公司作为第三方监管——在证券交易所登记——对外股权质押公告。当然在上述流程框架内，银行在许多地方还可以进行创新，例如股权质押期内融资品种、额度和次数的设计等，整个流程的核心是股东大会的批准、银行的审批以及质押融资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无法实现股权在资本市场的迅速变现和流通，很难实现股权质押，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不是没有可能。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首先具备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和会计监督体系，能确保对企业的股权及其对应的净资产进行真实性评估，其次是拥有较为完善的第三方股权登记和交易机构，一个有形的产权登记和交易市场。在上述几个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银行根据企业股权的净资产情况，接受其股权质押是有可能的。而在当前的条件下，非上市公司实现股权质押的可能途径是以其股权质押给担保公司或者其他企业，以此来获得对方的融资担保，但担保公司对质押股权的再融资效能必须具备足够的评估能力，并能在相关法律框架内有效处分所质押的股权。因此，加快我国股权融资立法和建立股权融资的多元化平台是很重要的，也是大势所趋。
全流通条件下的股权（股票）质押，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是一种常规的融资方式，而在我国还是一项在探索中的全新的融资保证方式，它对于我们国家有效化解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无疑是一条新的有效途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各方共同努力，这种新的融资保证方式必将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特有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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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信用担保体系建议
【论文摘要】：担保作为信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联系着融资与保证，增强了信用，有效分流了银行的风险，便利了资金的流动，起到了促进信用链条流畅、优化信贷分配的作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国内的担保业似乎并没有在信用链条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既有缺乏责权明确的监管主体和法律制度建设滞后的先天不足，又有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普遍存在质量不高的发展现状，使得担保机构这种只有依附银行才能发展的业务模式离开了政府和银行的大力支持就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促进担保业健康发展，政府要完善监管体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发展以商业担保机构为主的多层次担保体系。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并不均衡，从中国的金融结构看，最为发达的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企业重组融资等方面则缺乏相应配套的金融服务。从企业的生命周期看，中国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主要服务于已经开始有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成熟阶段企业，但在企业生命周期的创业、成长、重组等阶段却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做形式更为市场化的手段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填补金融服务空白。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成为了业界的讨论焦点，担保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融资体制、信用环境、企业自身及融资机构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等诸多因素，需要综合协调、配套解决。而担保作为信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联系着融资与保证，增强了信用，有效分流了银行的风险，便利了资金的流动，起到了促进信用链条流畅、优化信贷分配的作用，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何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值得思考。
一、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这两年发展迅速，有的担保企业资金实力较强，风险管理比较审慎，风险控制较好，代偿率较低；大多数的担保企业规模较小，自身发展艰难。由于中国担保行业存在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因此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发展也同样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责权明确的监管主体
商业性中小企业担保机构虽然名义上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管理，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担保机构并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办法来规范担保机构和担保行为。一是担保机构的设立没有统一的依据；二是没有市场准入制度，如规定最低的资本金，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等；三是对业务经营范围没有硬约束，相当部分信用担保机构既从事担保业务又从事投资业务，担保业务实际上成了一些信用担保机构的副业。
2、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制约了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
目前中国信用担保行业的法律法规，如信用担保机构的市场准入、监督管理、会计制度、风险处置、市场退出等方面法律规范均是空白。目前主要适用的担保法律法规都是早些年制定的，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该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不是规范担保机构。1998年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了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主要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适用范围比较窄。另外，《合同法》、《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对担保业务尚有规定不明确、甚至不适用的地方。
3、注册资本不实，削弱实际担保能力
存在有的信用担保机构在注册成立后，抽逃或挪用资本金；有的信用担保机构资本构成中现金资产偏少，而其他固定资产偏多等问题，严重削弱了其实际担保能力，不仅使银行贷款潜伏着巨大风险，也不利于信用担保体系健康发展。
4、担保机构与银行合作的总体质量不高
大部分银行不愿意与担保机构分担风险比例，只有个别担保机构争取到银行10%-20%的风险分担比例；大部分担保机构与银行的协议放大倍数最高只有5倍。担保机构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资金实力越弱、资产规模越小的企业寻求担保机构帮助的愿望越迫切，而市场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引导或推动，资金的赢利要求决定担保机构只会“锦上添花”，而不可能“雪中送炭”，不会对市场竞争中最迫切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青睐。
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政策建议
1、全面认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中小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环境
目前，占中国企业总数99.6%的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58.7%的GDP，提供了75%以上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完成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广东是成长型中小企业最多的省份之一，2001-2004年广东中小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从业人员等6项指标的增长率均远高于全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增长率。目前，广东中小企业有近50万家，占企业总数99%，占就业人口75%以上，中小企业在吸纳就业、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发展中小企业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但是广东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其中，资金紧张、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一盘棋皆活”，因此，政府支出一定的必要成本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是一种收益良好的政府“公共投资”，其中，着力构建适合本土需要的信用担保体系即是一种良好的选择。“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由小到大的过程，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引起共同关注，为国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就是为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应当提供有效监管和风险补偿机制
首先，建立符合需要的多级担保机构监管体制。信用担保机构实际上是联结商业银行和企业的中介机构，是通过经营信用来生存和发展的，可以说是一个准金融机构，其日常经营实际形成的是“或有金融风险”，但其毕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因此，在确定担保行业的监管主体问题上有较大的争议。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鉴于担保企业不属于真正的金融机构，同时其运营情况对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关系重大，因此，宜采取将担保机构的监管职责交由省级政府承担，行政主导的单一监管模式。建议由省政府牵头成立担保企业监管委员会，由省府经贸委、财政厅、金融服务办和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派员参加，负责拟订有关担保业监管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和监管规章，协调处理重大监管问题。同时组建担保企业监管局，挂靠省府经贸委或金融服务办，承担日常具体监管职责。此外，还应促进担保行业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政府应当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第一，成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专为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风险补偿。第二，创新保险业务，建立再保险业务体系。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将再保险与担保行业结合，担保机构在承担担保责任的同时，将已承担风险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再保险，然后由再保险机构承担部分风险。这样对保险公司来说是可以创新业务品种，担保机构又可以解除其后顾之忧，规避风险，控制损失。第三，建立财政弥补机制。在财政支出中，专门设立一块风险有限补偿基金，用以弥补担保机构的代偿损失。
3、建立多层次的担保体系
目前广东信用担保体系采取的是以商业性担保机构为主的发展模式，虽然对中小企业融资解困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难以真正承担为中小企业融资解困这一任务。鉴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广东同时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和最落后的地区。广东省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广东21个地市中，仅占全省面积23%的珠三角7市，集中了全省78%的经济总量和85%的财税，而粤北山区7市和东西两翼7市各自的人均GDP，仅是珠三角的1/5和1/7。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广东省不能一刀切地采用单一的信用担保模式。在中小企业较发达的、市场竞争较激烈的乡镇，应大力发展社区互担保，以互担保作为担保模式的主体；经济不发达地区发挥政策性担保的作用，由政府主导建立信用担保机构，扶持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经过市场培育之后，引入企业资金，发展互担保；同时，应鼓励商业性担保机构金融创新的功能，补充金融体系的缺陷，促进资金的配置效率，寻找市场中的机会。因此，应当建立起在有效的监管和适当的风险补偿机制下，以互担保为主体，发挥政策性担保的作用，同时以商业性创新担保为补充的多层次的担保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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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合同法》第286条第一次为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取得价款规定了一项新的权利。这无疑是立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与这一权利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却引起了法学界的极大争议。200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法释[2002]第16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批复，暂时改变了实践中无法可依的局面，但对很多问题仍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本文试从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入手，具体分析了该权利的成立要件、效力等问题。
一、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性质
学者一般认为这种优先受偿权是一种担保物权，具有对抗一般债权的效力。但对于属于何种担保物权则不无争议。对此，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属于留置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抵押权；第三种观点认为，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属于优先权。
此项权利究竟为法定抵押权还是留置权，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法例。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虽未直接规定此项权利的性质为优先权，但从其第四条的规定中可以推断出，最高院认定此项权利为优先权；笔者认为，将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为宜。
1．将其规定为优先权有利于保持法律的一贯性。首先，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应被视为留置权。因为，留置权的标的应为动产，而承包人完成的工程为不动产；留置权以债权人占有标的物为成立和存续条件，而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不以占有标的物为要件。其次，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也不应被视为法定抵押权。因为，《担保法》规定的抵押权为约定抵押权，不动产抵押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若针对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规定不须登记的法定抵押权，则否定了抵押权的登记生效制度。况且，我国已存在优先权制度。
2．将其规定为优先权有利于确定并存的担保物权的顺位，保护承包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将其规定为法定抵押权，当建设工程上同时存在约定抵押权时，关于顺位问题将产生冲突。对此，我国台湾地区主要有以下学说：一是法定抵押权优先说；二是意定抵押权优先说；三是同一顺序说；四是设定先后说。如果将承包人的此项优先受偿权定性为优先权，则承包人可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人(特别是设定在先的担保物权人)优先受偿。
3．从权利的实现方式来看，优先权有利于对承包人利益的保护。《担保法》第53条规定的抵押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协议折价或拍卖、变卖；二是向人民法院提讼。而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式也有两种：一是协议折价；二是申请人民法院将工程拍卖。
二、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成立要件
1．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标的物须是建设工程。所谓建设工程，是指承包人依建设工程合同为发包人所建筑的建筑物和其他地上工作物。这里的建设工程应符合以下条件：(1)建设工程必须为发包人所有，非发包人所有的建设工程，不能成为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标的。这也是建设工程优先权区别于抵押权的一个重要特点，抵押权的标的既可以为债务人所有也可以为第三人所有。(2)建设工程应当适宜折价、拍卖。笔者认为，不宜折价、拍卖的建设工程应从建设工程的性质上而言，具体包括三类：一是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益设施；二是公有公共设施；三是保密工程。将以上三种建设工程折价、拍卖，或者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影响到国家利益，因此不应作为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标的。(3)建设工程应作广义的理解，既可以是新建工程，也可以是对旧工程的重大修缮。
2．建设工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须是基于建设工程合同所产生的价款。由于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标的为建设工程，因此只有基于建设工程合同产生的价款才能是建设工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这里需要注意：此处的建设工程合同应做狭义的理解，其仅指施工合同，而不包括勘察合同和设计合同。关于何人可以作为该权利的请求主体，国外一般指“承揽人”，只有《日本民法典》规定“工程师”也可以作为请求权的主体。笔者认为，勘察人、设计人虽然都对建设工程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其中包含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但由于他们的债权额相对较少，容易实现；而且《合同法》专设一条规定此项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长期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使建设企业从困境中走出来，因此对于建设工程合同不宜做扩大解释。
三、建设工程优先权的效力
1．建设工程优先权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关于标的物的范围，《合同法》没有规定，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1)关于建设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房产、地产在交易中必须共同作为交易的标的，但并未将建筑物视为土地的一部分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建设工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不应属于担保物的范围。但是，在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优先权而拍卖建设工程时，应当将建设工程与土地使用权一并拍卖，但就土地使用权的价值部分承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2)关于建设工程的从物，如组装或固定于该建设工程上的动产。笔者认为，根据从物随主物的原则，从物应为优先权的标的物所及。(3)关于建设工程的附合物，如因装潢而增值的部分。按照所有权取得的一般原理，附合物得由担保物的所有人(发包人)取得所有权。因附合物与建设工程成为一体不可分，若分离会降低物之价值。但同时，建设工程因装潢而增值的部分并不是建设工程承包人所创造。
2．建设工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范围。关于债权的范围，台湾学者认为包括三部分，即报酬、垫款和损害赔偿。对此，《批复》第3条规定债权的范围包括工人的报酬和材料款等，不包括违约损害赔偿。第一，关于报酬，由于其中包含了职工的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因此属于债权的范围当无疑问。第二，关于损害赔偿，《批复》第3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第三，关于垫款，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于1996年6月4日了《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因此，对在招标投标过程中的垫资部分，由于其违反了《通知》的规定，承包人无权要求对于这部分垫资主张建设工程优先权。但对于在施工过程中垫付的材料费等实际支出的费用，根据《批复》第3条的规定，承包人有权主张建设工程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