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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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经济法、法理学、理论多元、中国学术

国际经济法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年轻的法律领域，也是一个存在着概念争议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繁荣的学术景观和多元的理论争鸣。这大概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制度实践在当时不够活跃、不够成熟或不够发达有关，也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不够自觉、不够开放和不够沉潜有关。国际经济法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因缘各种契机（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实践）而开始形成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上的争鸣、走出总体理论上的幼稚和贫困并进而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各种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一、全球变革——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和话语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制度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英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拉美严重的债务危机、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起飞、苏联解体和巨变，促成了自由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越来越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经济越来越结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统一网络体系。这种全球大转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表现为各国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正经历着自由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变革，在国际层面，WTO、IMF和世界银行这战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经济领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变革也带动着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即生态系统的失衡，以及这种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复杂化导致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及其法律体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走向复杂、多样，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契机和因素。

语境变迁促动了国际经济法学术话语的转型。全球化既促成了传统的一般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越来越自觉的把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也促使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和学术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术终于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初级的议题和论争，例如，国际经济法是否存在？国际经济法是否有效？国际经济法如何定义？等等。如今，国际经济法学术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门类定位和定义之争，广泛深入

到国际经济法的更加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和更加专门性的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国际经济法学术也越来越具有法理自觉和理论意识，甚至越来越回归到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开始努力尝试走出传统上没有理论和不成体系的状况。这种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话语转型可以概括为“从概念之争到理论之争”。

二、法理思考——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多元和复杂进路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几年来，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热潮和学术争鸣现象。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夸尔希（Asif。Querish）在其199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之中首先意识到并强调了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及其多元进路。夸尔希指出，“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洞察国际经济秩序：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境的，哲学的（例如分配正义），目标导向的（例如比较优势模型），国家中心论的，个人的（例如人权），机构的，南/北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的，或者历史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仅仅从一个单一视角来理解，同样清楚的是，它需要从每个单独视角来更好的理解。”[①]随后，夸尔希教授推动了200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大学国际经济法多元视角的研讨会，并主编了《国际经济法诸视角》的研讨会文集，旨在荟萃国际经济法诸多视角各自的优点和旨趣，这些视角包括法律分析的综合视角、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国际机构冲突与协调视角、民族国家及其国民身份的视角、争端解决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人权视角、女性主义视角、新葛兰西政治经济学视角、弗兰克国际法正义论视角、伊斯兰文明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经济分析视角、历史分析视角等等，被划分为9大类16种视角。[②]不过，正如夸尔希所指出的，这些视角并没有穷尽国际经济法的所有视角，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观察国际经济法的模糊的大纲，而且，即使这些视角本身也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仅仅是考察的起点。[③]除了以上这些视角之外，国际经济法的法理视角还广泛包括民主视角、视角、科学视角、视角、非政府组织视角、规制竞争视角、机制冲突视角、公共健康视角、经济制裁视角、域外管辖视角、国际伦理视角以及其他各种不断涌现的理论视角，等等。

在各种视角之中，Thompson阐释了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认为所谓全球化和国家自治空间的消失是夸大其辞的，国际体系的治理机制不应该被塑造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治理机构，也不应该像全球激进抗议者所主张的那样被激进的加以彻底摧毁，欧美日三边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必被过分夸大，民族国家、国家治理及其适当的国际协调仍然是最重要治理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虑各种可能的区域一体化治理机制甚至可以考虑适当的各种私人市场治理机制和公民社会治理机制。Kwakwa指出，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扩展出现了职能、权限和管辖的冲突与重叠的现象和问题，认为需要保持既有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发挥不同国际组织各自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比较优势，加强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加强不同国际组织的程序和过程方面的有效治理，并且需要创建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总体战略协调。Carty强调“国民”（TheNational）应该是国际经济法的元概念，他认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拜物教，政治与市场的简单二元划分及其隐含的政府消极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实践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在认识论上则存在着巨大的困境，“国民”概念提供了一种相对更好（尽管其力量很微弱）避免消费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在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内实施，只能在国家或区域机构的层面实施，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民”概念而在国际经济法的全球联邦框架之中适当界定“国际”的概念地位，进而，达致必要的全球政治均衡。Sornarajah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了当代国际经济法争端解决机制，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战略来质疑目前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诉诸国家豁免原则和国家行为学说，在涉及环境、腐败、文化保护和世界遗产保护等全球公益问题的情况下，要考虑地方共同体乃至国际共同体的政策和价值，最好由国际法院来解决这样的案件，贸易和投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只能用来解决比较单纯的贸易和投资争端。Page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这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之中可以结成新型的灵活利益联盟，多边贸易谈判的程序尤其是僵化的非正式程序缺乏合法性，应该作出调整，以便更多的更灵活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Pomfret考察多边贸易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几次浪潮，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对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认为目前的第三次区域一体化浪潮本身对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大的负面冲击，却又一定的积极效果，而且，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Addo认为，人是国际经济法的价值所在和存在理由，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国际经济法中的国家应该遵守它们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同样影响到人权，争端解决机制如果限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提讼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必须把人权与国际经济法相互结合起来，必须认识到，所有国际法的基础都在于人，国际经济法必须兼容人权价值，必须具有人性化的面孔。

Childs与Beveridge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具有性别属性，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妇女的地位、价值、利益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更是“被排除的”，必须反思国际经济法的机构、规则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Wilkinson将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运用到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法领域，指出，国际经济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跨国统治精英和全球资本主义借以行使霸权的媒介，为此，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中，应该在新的霸权秩序尚未形成之前，寻求各种替代的可能性。Rehman阐释了伊斯兰宗教法律传统对于当代法律文明和国际经济法的贡献，指出了当代伊斯兰国家面临的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的挑战以及走向伊斯兰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前景。Subedi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环境法、人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历史与实践，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整合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环境法，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国际共同体目标。Cass把规范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实证经济学的效果分析、博弈论合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理解、解释乃至预测。Botchway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和发展，认为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Cryer运用弗兰克的国际法正义论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合法性和正义话语问题，尤其强调了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罗尔斯正义论的“最大最小”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的运用。[④]

三、管中窥豹——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选择与学术采撷

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法理视角之中，我们选取三种基本视角加以概括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宪法理论与制度分析

杰克逊教授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视角和理论风格都颇为独特，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

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研究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法的规则导向、政策考量和便利功能。首先，杰克逊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界定体现出了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杰克逊一方面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阔的领域，既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交易法”，又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规制法”，还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同时又强调避免把许多不同的主题堆在一起的“大杂烩”（smorgasbord）方式。杰克逊屏弃了传统的概念主义的法律分科模式，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跨国法方法。其次，杰克逊对GATT/WTO研究在总体风格和具体内容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政策导向。正如DavidKennedy指出的，杰克逊教授的研究风格超越了传统上简单的公法与私法、经济与法律、法律与政治、外交与贸易、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尽管仍然可以看出经济更胜于法律、法律更胜于政治、私法更胜于公法、国际更胜于国内，但比之于传统上国际公法学者而言，杰克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自如，能够信手拈来的把各种理论、材料和历史融合在一起。杰克逊没有抽象的探讨国际法的存在、性质和效力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哲理问题，而是把国际法的存在和效力、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法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直接作为一种事实、一种历史和一种背景。杰克逊强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强调自由贸易和人类福利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又并不急于倡导建立一种严格的、明确的、肯定的、刚性的国际公法秩序和机制，他对各种宏大的理论和计划一般都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怀疑。杰克逊强调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分散化的、多元性的互惠、交易、协调、界面、调适的机制和过程来说服各国决策者支持自由贸易及其法律规则。这是一种管理相互依赖的政策过程和治理技术。第三，关于GATT/WTO法，杰克逊不仅强调一般的规则导向和各种具体的规则和程序，更强调GATT/WTO乃至一般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体制（system）即宪法问题。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宪法视角既体现了一般的精神，即强调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强调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来筛选出各国的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削减跨国自由的国内障碍特别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对自由贸易的扭曲作用。但是，他却并不赞成过于理想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GATT/WTO法的“自动执行”或“直接效力”并不可行，因为这会违背国内民主代议制，会限制政府的灵活选择乃至轻微违反国际协定的空间，各国一般不会支持这种直接适用的制度安排。第五，关于问题。杰克逊的理论也明显体现出了实用主义政策导向的风格。杰克逊也否弃传统绝对主义的神话和鬼迷心窍的观念，甚至也赞成废弃这个词汇，不过，他还是认为可以保留这个词汇而重新理解其含义，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特定事务的治理权力究竟应该配置在国家还是国际、民间还是政府这样一个权力资源的配置及其决策问题，在这里，就成为一种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及政策过程。[⑤]

（二）彼德斯曼的自由主义理想视角、理论和人权分析

彼德斯曼是德国人，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他开创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彼德斯曼结合国际经济法尤其是GATT/WTO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指出，个人是知识和价值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个人在国内市场以及跨国市场上自由行使财产权利，才能够实现国际范围的有效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最终促进各国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的长久繁荣，这就需要各国国内的民主法律规则。但是，在国际经济交往层面，各国历来都深受形形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进而在对外（经济）事务领域公共权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国家全权主义问题，结果，往往都是维护国内特定产业部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了国民总体财富和利益。

为此，需要借助于国际法律规则机制予以帮助解决国内层面自由贸易和体制的失灵和失效问题。WBG、IMF尤其是GATT/WTO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起到了限制和约束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领域的公共权力从而使之不被任意滥用的作用。彼德斯曼认为，WTO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展、法律规则的不断明确、监督机制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强化，表明国际经济法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来保障跨国私人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能够有效约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权力滥用。但是，彼德斯曼也同时指出，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约束各国公共权力滥用和保障跨国经济自由客观上存在许多局限，为此，需要把直接约束政府权力行为而间接保护私人权利利益的自由国际经济规则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上针对政府权力的私人权利，并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机制直接予以保护。这样，就可以把个人的跨国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提升到一项基本人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国际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抵制国内法层面上固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减少国家间谈判和交易层面上的公共权力滥用现象，克服国际谈判过程之中的权力、利益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生产商利益偏向的问题。

彼德斯曼指出，在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语境中，国际组织的数量扩展和职能扩张在民主的授权、权力和责任链条上拉得过长，确实引起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为此，

国际组织本身必须同样遵循和良治的一般原则。同时，这种危机也表现为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等等其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各国国内立法的民主，或者可以设立一个多边议会监督机制参与国际贸易谈判过程，需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公开和透明，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决策和行为之中遵守或尊重国际人权义务，尤其是需要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之中比较灵活的解释国际经济条约，从而，真正实现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需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及发展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仍然要立足于国内的民主机制。

彼德斯曼运用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秩序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与调节原则、民主与经济学乃至国际、政府规制与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古典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展，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述了从国内民主秩序到国际自发经济秩序，从对外事务失灵到需要自由国际经济规则，从各国分散实施失灵到国际组织实施机制，从国际法律机制的困境到国内秩序的回归的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原理。[⑥]

（三）夸尔希的综合折衷视角、全球视野和复杂进路

夸尔希是著名的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他特别具有国际经济法的学术自觉和理论意识，提出了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独特的多元综合折衷视角（aproactiveeclecticapproach），这种方法或者视角能激活现有的研究，使其深化或提高其水平。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视角可以指称某种追求的理念、观察的角度或者努力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视角”必须具有规范品格和分析意义。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内容纷繁复杂、图景极其广阔且论述多种多样的法律领域，因此，需要采取一种全球的、开放的、复杂的、折衷的过程和进路来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而不适合追求一种单一的、独特的、清晰的特定或唯一视角。这是因为，对于国际经济法来说，各种视角与其说是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国际经济法的照明灯（illuminators），还不如说是经常成为教条主义的蒙眼罩（blinkers）。

夸尔希认为，利益驱动了不同的视角。为了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法理视角，必须思考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及其承载主体。国家、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分别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要求，它们分别具有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利益，例如出口利益、生产利益、发展利益、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等等。为此，需要寻找各种方法、途径、进路来识别、认定和澄清各种利益。这可能包括从各国国内的善治和民主过程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过程来分析和思考。这样，不同的利益及其识别过程就提供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法理视角。法律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可以包括便利基本宪法框架的确立、促成立法的变化和提供行动守则以及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在国际经济法的不同领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包括国际经济法制度）本身存在的差异，由于国际经济法之中公正话语的差异，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分析本身存在各种不同视角，通过采取一种综合折衷的灵活视角，可以包容和审视各种法律视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事务。例如，有的强调国家管辖权，有的强调跨国私人经济人权，有的强调实证主义法学，有的强调自然法，有的将国际经济法仅仅理解为一套规则，有的则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一种过程。有的强调国际经济法就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有的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几乎无所不包，有的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但有的则认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是具有不同理论假定因而是不同并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两个领域。这些都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视角。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正话语（fairnessdiscourse）也体现出法律视角的差异。这里的正义既包括实体维度即分配正义，也包括程序维度即正当程序，这意味着，国际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其影响的配置标准必须是公正的，而且，实施和执行这种配置标准的形式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正义话语的法理分析要求具有一种共同体感，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都是我们这个共同追求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参加者。正义话语也要求区分集中总和意义上国家间公正，也要考察分散个体意义上的国家内部以及代语境之中个人之间的公正。国际经济法公正话语的核心在于遵循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最大最小”原则（“maximin”principle），即只有当处于分配水平最底部的每个其他国家都得到适当的或者不只是适当的利益和好处之时，不平等才可以说是正当的。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夸尔希认为，国际法院具有一种独特的、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和首要的宪法性的地位。这种地位既保障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又包容和便利了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即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从事（engaging）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分析性的，因为，这种多元综合视角更多的集中于如何从事国际经济法而非集中于国际经济法的实体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保证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话语不走向某种极端的主张。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首先有助于识别和澄清国际经济法各种可能的视角渊源，包括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利益以及表达这种利益的各种人格者；它提供了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和各种理解向度；它既考察了国际经济法的各种利益驱动，同时也分析了各种理论和哲学基础；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最大程度上包容和汇合各种国内和国际经济“意识”（consciousness）的必要过程和思路；它也提供了从各种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路。总之，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作为一种从事国际经济法的方法论，在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必须是明晰的和深入的，在实体内容层面，则必须是一种既能够反映人类状况，又能够以一种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式来实施的包容性的进路。

四、中国学术——国际经济法学术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

中国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和体系及其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乃至国际商法之间的边界关系问题，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论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之争问题。[⑦]这既与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自身定位存在模糊之处有关，与国外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主题、内容和范围的争论有关，也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之中所需解决的各种不同但紧密相连的法律问题有关。此外，这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自身的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这里首先涉及到中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乃至国际商法学相互之间的学术论争和资源配置有关。[⑧]同时，中国之所以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长期论争且迄今尚未取得基本共识，也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学基础理论（理论法学、法理学）受到苏联法学的深刻影响有关，法律部门的概念、划分及其标准是从苏联学界学习过来的，法律部门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国学界（以及苏联学界）对于法律部门的论争本身却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要求。这与其他西方学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西方学界探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问题但却并不争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独占调整对象的问题。[⑨]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目前需要深化，进而超越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和概念之争，走向多元视角和理论之争。晚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秩序变迁及其对于国际经济法学术的影响，开始自觉关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和理论发展，[⑩]开始调动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11]进而拓展国际经济法问题视域，加强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12]。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大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术多元视角的语境之中，中国学界应该加强译介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术热点和学术前沿，发现和思考国际经济法的中国问题，开启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和学术繁荣之路，进而，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既具中国问题意识又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贡献。

可以预期，随着国际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成熟，国际经济法的观察视角必然越来越多，而且，每一种观察视角也必将走向纵深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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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AsifH.Qureshi,InternationalEconomicLaw,London:Sweet&Maxwell,1999,pp.3-4.

[②]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③]Ibid.p.vii.

[④]这些视角的综述均依据夸尔希编著的论文集。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⑤]关于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JohnH.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titutionandJurisprudence,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2ded.Cambridge:MITPress,1997;Jackson,JohnH.,TheGreat1994SovereigntyDebate:UnitedStatesAcceptanceandImplementationoftheUruguayRoundResults,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Issue1-2,Vol.36,1997;DavidKennedy,TheInternationalStyleinPostwarLawandPolicy:JohnJacksonandTheField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Am.U.J.Int’lL.&Pol’y,Issue2,Vol.10,1995.

[⑥]关于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Ernst-UlrichPetersmann,ConstitutionalFunctionsandConstitution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UniversityPressFribourgSwitzerland,1991;Ernst-UlrichPetersmann,TheWTO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momicLaw,Issue1,Vol.3,2000;Ernst-UlrichPetersmann,TheoriesofJustice,HumanRights,andtheConstitutionofInternationalMarket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Issue2,Vol.37,2003;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的进路》，《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⑦]其中关于国际经济法性质、范围及其与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比较集中的讨论至少有3次，参见王铁崖、陈体强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9-397页；王铁崖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39页；沈四宝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7页。值得指出的是，晚近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及其定位已经开始了深入反思，并且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徐崇利：《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⑧]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的成立（2005年7月6日）过程也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位以及对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学术认知视角的矛盾和学术治理体制的问题。

[⑨]这种强调或者争论法律部门的独特对象和独立地位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存在于中国其他所有部门法学界，不过，在中国国际法学界这种争论更加突出而且迄今未能有效解决，这种现象似乎也可以说是中国法学包括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苏联传统和中国特色。

[⑩]See,YangYi&LuZhian,BookReview,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Manchester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2004,pp.76-81.

篇2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 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 年的51610 亿美元增长到了2004 年的91240 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 %。其中只有1998 年和2001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 %以上的年度有4 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2003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2002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21 %。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 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 %。自2000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从32 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 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 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 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 亿美元，1999 年猛增到1086715 亿美元，比1998 年增长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 % ，达到了1387915 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 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 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欧盟成员国从15 个增加到25 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 个国家、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2007 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 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 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 协定和NAFTA 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 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 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 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 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 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 B 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 体制之内。 (三)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某一国家(地区) 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 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 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 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

再比如，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 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 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 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 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 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 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

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 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个国家中设立了153 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

尽管IASO 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 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 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 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联合国《2005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 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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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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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老师方面分析

目前，在经济法教学内容方面，老师在相关内容的选择上会选择覆盖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两个方面，但这两者都会关系到法学基础、商法学、行政法、民法学、诉讼法学等内容，包含了纵向经济管理关系，也包含了横向经济调整关系，也有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外部的经济关系。

2.从学生方面分析

在经济法课程学习中，对于一些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的学生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对于很多高校来看，在开设经济法课程之前，都并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基础课程，这些课程对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来看，学习相对容易；对于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经济法学习时就会感到非常吃力，即使一些学生天赋较高，非常认真和刻苦学习，可是在实际中的学习的效果却并非良好；从对一些高校中的学生调查来看，将经济法设定成考查课的高校，有些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学习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加之一些学生的课外兼职活动，加之上课出勤率降低，只是单纯的想拿到学分。

二、我国经济法教学发展的问题

1.教学内容系统性缺乏

目前的高校经济法教学内容加大了关注力度，但是并没有构成合理的理论体系，无法将总论与分论内容进行相互协调，具有一定的脱节现象，当然，在经济法学科当中，由于相关各类法较多，无法构成统一整体，一些内容还不够完善，面对实践的指导力度还不够充分。

2.教材使用不甚科学和合理

目前的图书市场中，经济法教材种类繁多，但一些规章的不甚完善，加之高校老师评职称需求，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具质量良好、实用性教材不多，一些国家级或者省级教材在内容和形式都值得推敲，但是相对课堂教学中的深入研究，通常并非符合学生的实情，就一些非法学专业学生，不需要深奥知识，但是否实际效用值得推敲。

3.单一化课堂教学易脱离实践

在传统的教学中，大多老师对经济法教的学通常是通过课堂教学为引导，以应试教育方式，仅仅注重说理，虽有利于协助学生构建较完整的框架，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学生会缺乏理论和社会现实结合，无法深入理解法律本身价值，一旦学生在实践过程里遇到问题时，就不能使用理论融入到实践中，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不能做到学以致用。

三、经济法教学中的案例法教学应用

案例教学是案例教学与教学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哈佛大学兰代尔1870年提出教学方法，由获取案例、展示案例和探讨案例结合，以模拟或再现方式将场景引入，培养和融合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与分析能力，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

1.发展学生个性

首先要精心选取和展示教学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结合经济法的专业性和实践性，激发学生学习经济法积极性，使学生正确认识发展前景和职业前途，对于教师需要有意识地结合案例教学模式，融入学生个性和发展，选取符合学生学习的经济法教学案例和实际生活中判例，切实关系到学生利益，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能力，让学生主动分析、研究案例中实质，探究解决问题途径和方法。

2.实行案例教学

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在经济法教学中，积极实行案例教学模式，利用案例教学与多媒体，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改变传统单一的文字表述，转变为文字、视频、音频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培养、锻炼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和批判意识；老师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加案例辩论，激发学生们的意见和观点，提升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在实践的应用中，锻炼和提升学生法律运用能力，增强学生合作意识，提高经济法教学效率。

3.拓展案例问题

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质疑能力，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能力。当学生获取经济法教学案例问题的解决方法后，需要教师拓展和发展案例问题的知识深度、宽度的延伸性，为学生留置疑问，让学生主动搜索关于延伸性问题的知识和信息资源，充分了解和掌握经济法课程知识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例子，培养、锻炼和提升学生的问题探究能力，发展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思维能力，在案例教学活动中，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法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和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法律知识结构。

四、政策建议

当前，早我国的教育环境下，需要加快改革经济法教学，持续摸索理论和实践更加符合的教学模式，完善经济法学科合理化和完善化，摒弃经济法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因此，应坚持经济法教学原则，构建合理教学体系，完善知识结构，建立高效的课堂教学，不断完善经济法课程。

1.适当增加课堂研讨时间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适当缩小讲解时间，适当增加课堂研讨时间，老师关注有关经济法内容的现实讲解问题和处理问题，较多，注重言辞精讲、精炼，注重教学的重点；此外，老师要合理调整大纲，把知识以及内容进行分类，选取重点问题提出，同步老师和学生思维，鼓励学生积极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让学生置身在教学课堂的讨论之中，提高教学的效果。

2.通过评析案例，深入体会教学内容

在探讨案例之前，学生要学习和真正理解知识；在案例探讨的过程中，老师要合理并积极引导并启迪学生思维，引导学生寻找答案，老师进行点评和总结。当然，这就要求老师需要认真选取典型的案例，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透过案例，学生能够掌握教学内容。

3.对接理论实践，指导提高应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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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震惊地看到：科学家在短短的年代中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上给予了世界一个因特网络，给予了网络经济的运作平台，网络经济如此迅猛地在全球展开，然而经济学家却还没有来得及对其进行那怕是粗浅的研讨！这便是我们选择这一课题的意义与初衷。

令人欣慰的是，在实证调研方面，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从1999年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传播政策研究中心启动“全球互联网项目”(WorldInternetProject)，旨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自1997年起开展互联网调查，迄今已公布了14次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从1999年夏天开始准备加入“全球互联网项目”，于2000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实施了问卷调查并于2001年5月向社会了研究成果。

全文共分一个前言与五部分内容，前言是对本研究成果的一些约定与说明；第一部分“世纪之交：互联网引致网络经济”；第二部分“石破天惊：互联网的革命性昭示”；第三部分“互联共享：认识网络经济新本质”；第四部分“论道经邦：点解网络经济面临的难题与对应措施”；第五部分“传承经典：网络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挑战探微”。

“互联网”、“网络”概念，无疑是世纪之交的第一关键词。迄今为止，互联网的普及率，是以往任何一种事件无法比拟的。它是空间拓展远远超越时间的一个典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为870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630万台，跻身于世界第二网络大国。全世界亿万个终端同在一个互联网上传递交流信息、运作种种事务，刹时间，前所未有的网络企业、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网络教育、电子货币、网上资讯等核爆炸式地在互联网上展现，形成一种基于国际互联网的壮观经济现象，真可谓石破天惊。网络如此快捷地结缘经济，新的网络经济现象如此快捷地在全球开展，新的理念、新的商务模式、新的经济机制如此快捷地被创造出来。在15世纪，全球人均收入年增长仅0.1%，在此后5个世纪中人均收入小有上升，在20世纪下半叶接近3%，而2000年美国在这一年就上升22%。这就是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辉煌，就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辉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行一场计算机网络经济革命，这场革命给予了每个国家、每个区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千载难逢的挑战与机会。尽管经历了世纪之初网络经济的“寒夜”，但如今网络经济的辉煌再次闪耀。

网络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国际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那么它究竟给予我们何等昭示？第一，互联网络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网络国际社会，大体可以从以下9个方面理解网络的神奇：无差别化，数字化，互联实时化，人本化或智本化，资源共享化，虚拟化，高速化，全球一体化，综合化。第二，基于这样的特征，它最终将成为带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引擎，它曾经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而今经历了重新融合后的网络经济正在创造新的奇迹。第三，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国际互联网络及其网络经济，之所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产业革命事件，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透视它震撼全球的影响力：一是它的影响广度，它几乎布线于全世界各个角落；二是它的影响深度，它在微观上改变着人类行为各个方面，在宏观上改变着现行社会体制、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三是它的影响速度；四是它的影响长久度。第四，基于当代计算机、光缆通讯技术之上的网络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为伟大的产业革命，它事实上已经构成第三次产业的科技基础。几乎可以说，正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形成，使得自上个世纪初叶出现的三次产业分化真正完成。可以预料，扎根于新技术基础之上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前程似锦。第五，互联网产生的信息服务社会。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资本社会，那么互联网产生的则是信息服务社会，或者说是信息社会。正是互联网产生的上述革命性意义，它给予了互联网络下的新经济获得新的本质，或者说发生着本质性嬗变。第一，一种崭新的网络企业诞生。所谓网络企业，是互联于因特网络中的各类企业，是由于网络经济拉动起来的企业系统。在网络经济中的企业，已经可以完全实现：“无论你在天涯海角，企业在你掌控之中”。第二，以网络企业为基础迅速形成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由于互联网的特征而有力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革命。大量网络企业的诞生，大量网上经济活动的涌现，从而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网络经济”现象。所谓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即基于互联网基础上发生的经济行为以及网络的上游、下游经济活动。第三，比之传统经济，网络经济具有如下新的本质：它是人本经济，它是和谐经济，它是可持续经济，它是低成本经济，它是互惠经济，它是一体化经济。第四，在这个新兴的经济体系中，智慧资本、知识资本最终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价值的增值因素、倍增因素的重点在于智慧劳动。第五，在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平台上，体现不出人们的社会差别（阶层、民族、区域、地位、性别、身份、年龄等等），它甚至跨越了时空界限，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简化为人们能力的差别，简化为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个平台上创造价值、服务企业的差别。这便为劳动者平等地、自主地展示能力提供了无拘无束的时空，就是说，劳动者迈向自主劳动的路途坦荡。第六，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上打造出新的经济机制，而且最终会形成一整套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机制系统。

基于以上对互联网及其引致的网络经济的探讨，我们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但是，目前网络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很多，处境也是十分困难的。本研究论文中，作者对其中最为紧要的几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或者政策建议。第一，作者告诫，网络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想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带来的损失，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需也必须介入了。必须制定给网络经济基础产业中的每一块均衡发展的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来调节网络经济丰厚利润与赶超利润的分配。第二，针对我国大批网络企业不能赢利的根源，作者强调，网络信息产品的商品化是关键，为此建议：对信息、网络产品要区别对待。软件、专用信息、经过研究加工过的信息，必须将其产品商品化。商品化的惟一出路是给出产品的边界，使其具有排它性、独有性。而对公众信息，不足以商品化的产品，要另起思路，不能勉强打包成品。目前成功的做法是，以公众信息为平台，提高点击率即赢得人气后，再以广告销售、网上产品销售为盈利点。第三，互联网经济决不是一个产业的“专利”，不是技术的副产品，更不是个别产业部门的特权。互联网将引发各行各业的变革，因为必须明确认识到，发展网络经济必须发挥传统产业的作用，只有当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了，网络经济才找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四，虽然网络经济是一种创新经济，但决不能忽视自身的创新，而且网络经济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创新。第五，作者还对新近发表的“第1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若干重要数据进行了解读，并藉此给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比如，加快农村与西部互联网络的发展，政策要倾斜；对.CN域名的开发战略要再认识；要加强对网络安全的关注，加强研究投入；提高对网络信息利用的深度；网络企业要以诚信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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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并加速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因此，笔者在阐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纵观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一直到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和力度都在不断加深，对世界经济的危害日益严重。尤其在目前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也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因此，金融危机很容易由一国传染到另一国，而且还会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涉及金融系统、投资和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是一种多方面的综合效应。总结分析历次金融危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传染机制。

(一)贸易传染机制

贸易传染机制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恶化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贸易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得以实现的，即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造成货币贬值，这既增强了对直接或间接贸易国家市场的价格竞争优势，又使得国内经济(国民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减少了国外的进口。具体可分为“贸易伙伴型传染”与“竞争对手型传染”两种。前者是指货币贬值使得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使得其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情况恶化，产生金融危机。后者是指使得与其有着共同出口市场或共同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国的产品竞争力相对减弱，引发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其贸易竞争国的货币会竞相贬值，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和加剧。

(二)金融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机制是指因一国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缺乏，导致另一个与其有密切金融关系的国家的市场流动性缺乏，从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其传染渠道主要通过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等来实现的。具体可分为直接金融危机传染和间接金融危机传染两种。前者是指一个国家发生投机性冲击导致本国市场流动性不足，通过金融中介清算其在有直接金融联系的另一国的资产，从而使得对方也产生流动性不足的压力。而后者则是通过第三国来实现的。第三国在两个资本市场无联系的国家都有投资，但由于其中一方产生了金融危机，会促使第三国重新估价自己的投资策略并从这两个国家同时撤资，导致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流动性不足。

(三)预期传染机制

预期传染机制是指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由于一个国家发生危机，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实现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这种“类似”范围非常之微妙，或经济基础相似，或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甚至或是文化背景的相似。预期传染机制主要是通过货币投机的示范效应和“羊群行为”来实现的。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货币危机时，投机者获得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与发生危机国家具有相似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国家，在受到冲击时，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因此，投机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加强对另一个环境相似国家的货币的冲击，从而实现危机的国际传染。后者是指市场上存在那些没有形成自己的预期或没有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投资者，他们将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种羊群行为被货币攻击性投机者利用时，将在国际货币危机传染中发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

(四)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

产业联动的传染机制是指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虽不尽相同，但在鼓励本国出口产业发展方面是相似的，其结果是各国的出口产业和全球的生产能力都在急速扩大，出口产业把各国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国出现的金融危机也会沿着产业联动效应的渠道传向其他国家。其传导机制主要是通过“存货的加速原理”和产业的“结构性震荡”两条途径发生作用的。前者是指当出现经济衰退和消费需求下降时，生产企业的库存会大量增加，为了使存货降低到企业所能承受的水平，企业在短期内会大幅度减少生产，解雇工人，减少对供应商的原料采购。对供应商来说，意味着存货超过正常水平，需要缩减生产，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如此循环反复，会把更多的产业和行业卷入危机，并由此引发社会上信贷链条的断裂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后者是指某些国家在产业结构方面与危机发生国十分相似，产业的碰撞使这些国家也出现了结构失衡状态，从而引发国际资本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和货币市场进行类似的投机性冲击和规避性撤离，导致它们也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程度，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市场开放程度、金融体系稳健程度、汇率制度灵活性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随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加深，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通过贸易、金融、预期和产业联动等多种传染机制影响我国，对经济增长、三大需求、工业生产、行业和企业效益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并不断加重。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充裕的居民储蓄、巨大的内需市场、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有利因素，这次金融危机不仅未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分季度看，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0.6%、10.1%、9.0%和6.8%，其中第四季度增速创近六年来新低。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传染机制和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减弱。2008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累计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回落5.7个百分点。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4%，比前三季度下降3.2个百分点。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受贸易传染机制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影响，外贸出口增幅明显回落。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同时，国内需求不旺和预期收入降低等因素超过了价格效应的影响，国内进口也开始下降。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月度进出口总值增速由上个月的增长17.5%逆转为下降9%，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月度进、出口增速则为1998年10月来首次同时呈现下降走势(除春节影响的月份之外)。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2008年9～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23.2%、22%、20.8%和19%，呈逐月下滑态势。汽车和住房等消费热点销售额大幅降低。2008年，国内汽车销量同比增长6.7%，比2007年增幅回落15.1个百分点。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8%，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走低。前三个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分别为94.8、94.1和93.8，10月和11月份又连创新低，分别为92.4和90.2。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受贸易传染机制、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及预期传染机制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2.9%，增速比上年回落5.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工业增速呈阶梯状下降，一至四季度增速分别为16.4%、15.9%、12.9%和6.4%。其中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2007年同期回落11.9个百分点，增速是为1998年公布该指标以来月度增速最低值(剔除春节因素)。从对不同地区的传染程度来看，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个和2.8个百分点。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4.9%。增幅比1～8月回落14.5个百分点，同比回落31.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倍。

(二)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来拉动的，而国内消费比例呈下降趋势。在目前国外需求疲软和国内投资周期步入下行阶段的形势下，这种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使我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转变到投资、消费、出口三者共同拉动，特别是要重点促进国内消费增长，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机遇。随着国内经济环境的日趋严峻，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竞争力弱的问题更加突出，一批产品科技含量低、服务水平弱和管理水平差的企业难以立足。在市场的倒逼机制下，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同时，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面临衰退或衰退的边缘，迫于利润与生存的压力，一些产业将势必向发展中国加速转移以对冲本土经济的不景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为中国相关产业的成长和升级带来机遇。

3.促进企业购并、做大做强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一些国家大幅降低外资进入门槛，一些公司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进行海外投资和收购国外优良资产创造了机会。同样，在国内，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消肿”的过程中，很多行业会出现一大批资产质量尚好，但由于种种原因经营困难，难以生存的企业，从而为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4.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的机遇。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加迫切。由于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衰退，许多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大幅度回落，大大缓解了全球及我国的通胀压力，这为我国加快和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中央出台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会直接推动和深化公共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体制、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

三、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要有效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应当汲取以前“短期波动冲击发展战略”的历史教训，采取标本兼治的措施，既要注重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努力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传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良好态势;又要着眼长远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经济转型，从而为我国经济提高金融危机防范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重点在农林水利、社会事业、基础设施、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等领域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积极开拓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消费热点，完善消费鼓励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努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积极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银行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提高资产质量。按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应与我国实际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有序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积极稳妥的开拓国际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创新时要全面考虑风险因素，确定合理的风险规避方式。加强金融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和系统。

四是转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和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及农轻纺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和稀有战略资源的出口。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在税收和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

五是引导企业和公众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政府和媒体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金融危机，对各种负面报道要正确疏导和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公共恐慌。政府应保持经济金融政策的一贯性，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一定的确定性。加强对国内投资者的心理引导和能力建设，避免其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其能理智判断市场形势。

六是加快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建立健全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继续推进投资体制、公共财税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高辉清，熊亦智，胡少维.世界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8(11):20226.

[2]徐明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我们的对策[J].新金融，2008(11):20226.

[3]林璐，万玉琳.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综述[J].金融经济，2008(10):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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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围绕基本内容和重点内容组织教学

在国际法基本理论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把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法基本原则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引导学生掌握条约在国内法的适用，国家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不使用武力原则的适用条件等具体问题；在国际法律责任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损害责任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并切实掌握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赔偿责任制度；在国际争端解决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际争端解决的现代方法，尤其是掌握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方法，即国际仲裁和国际诉讼；在国际法主体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家的管辖权、国家领土的变更、领土的限制、国家的承认与继承、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职权及选举程序等问题；在关于国际法上的个人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引渡和庇护、外交保护等问题，尤其是掌握外交保护的条件，引渡的主体、条件、对象、原则，庇护的地点、条件等具体问题；在海洋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国家对领海与毗连区的权利、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区别、国际海底区域的地位、各水域的航行制度等问题；在空间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掌握国际民用航空基本制度、国际航空民事责任制度、国际民航安全制度、外空的法律地位、外空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含登记制度、营救制度和赔偿制度）等；在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概念、外交人员的哪些行为享受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人员和领事人员在驻在国的义务，尤其要掌握外交人员在民事、行政案件中的管辖豁免的例外，外交人员在诉讼程序中作证、执行、反诉等特殊情况下的特权与豁免等具体问题；在条约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条约的效力问题，包括条约的时间效力、空间效力、效力冲突的解决、条约保留的效力等具体问题；在战争法的教学中，引导学生重点掌握日内瓦四公约﹑战俘待遇﹑战争犯罪的国际审判等问题。

（二）把握学科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

在法学学科体系当中，国际法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国际法是三国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基础，是三国法的法理和宪法，所以国际法与法理、宪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国际法的各分支部门与国内法的相应部门也是关联密切。即便在国际法与民法之间，也不乏连结点。如我们所知，领土法与物权法、土地法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条约法与合同法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融会贯通地开展教学，注意知识点之间的对照，注意知识点之间的比较，注意知识点之间的交叉，注意知识点之间的统合，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学专业水平，都有着莫大的帮助。比如，在讲授国际法律责任（含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和国际损害责任）时，我们结合法理，用法理的理论框架来“套牢”国际法的知识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一般有责任主体、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等四个方面，那么国际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哪些？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包括惩罚、补偿、强制等三种，那么国际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有哪些？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和方式主要有时效免责、不诉免责、自首免责、立功免责、补救免责、协议免责或意定免责、自助免责、人道主义免责等，那么国际法律责任的免责条件和方式又有哪些呢？[1]通过融会贯通的教学，既引导学生掌握了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又了解了国际法律责任的特殊规定。又如，在讲授国际争端解决法时，系统介绍了现代国际法上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各类方法，包括政治方法（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和解）和法律方法（仲裁、国际司法），尔后便把国际争端解决方法论运用于国际经济法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实践之中。我们主要以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例，探求它们运用了哪些争端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在争端解决方法体系中所处的序列和地位﹑各争端解决机制设计的动因、各争端解决方法运用的优劣等。对于这种融会贯通的教学，广大学生至表认同。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方法的运用

在当前司法考试的背景下，国际法教学方法的运用，有所变有所不变，但多元化的态势相当明朗。讲授法依然是国际法教学的基本方法。通过讲授法的运用，为学生勾画了国际法的知识体系。在国际法总论方面，讲授了国际法概述、国际法律责任、国际争端解决；在国际法主体方面，讲授了国际法上的国家、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国际法上的个人；在国际法客体方面，讲授了国际法上的领土、国际法上的空间、国际法上的海洋、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国际法上的环境保护、国际法上的犯罪与刑罚；在国际交往行为规制方面，讲授了国际条约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战争法等。[3]案例分析法也是国际法教学的基本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在案例的选择上，既要求案例具有真实性与针对性，又要求案例具有复杂性和疑难性，从而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大胆探索，找出答案，得出结论，真正学到东西。如在学习“国家豁免”的内容时，重点探讨限制豁免理论。如何认定国家行为，是限制豁免理论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我们在课堂上全面剖析了美国的“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和新加坡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破产重组案”，使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判断国家行为的“性质标准”较之“目的标准”更具合理性，有助于严格限制国家豁免适用的范围。讨论法作为国际法教学的重要方法，展现了互动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的魅力。教师适当结合时政，科学设定议题，以成绩相对先进的学生为讨论的主力，引导广大学生参与，灵活掌握讨论进程，引导讨论走向深入，最后作总结发言，并为学生解惑。结合我国外空事业近年的进展及远大的前景，笔者提出了“外空活动商业化与私营化实践对现行法律制度的挑战”的议题，广大学生兴趣很大，讨论热烈，经过引导，先后得出法律关系主体增多、民事性质增强、责任制度须完善、争端解决机制须建构等结论。

三、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实践教学的开展

与刑法、民法相比，平实而论，国际法学科的实践性不是太强，所以长期以来，国际法实践教学可谓相当薄弱，甚至显现空白。依笔者看来，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国际法实践教学主要包括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专业性质的辩论赛等。在模拟法庭的实践教学方面，我们由国际法课程的主讲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庭审前的准备、组织学生开庭，由我们学院国际法学科带头人来作点评。庭审完毕，还须组织学生进行庭审总结。至于选题，我们侧重于在国际刑法领域选题，主要模拟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模式，演示国内刑事司法系统是如何依照其国内法来对国际犯罪主体进行审判和处罚的。在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方面，目前还在探索和开拓当中。在人员到位、设施到位、机制到位的情况下，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国际法原理和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涉外刑法、涉外行政法问题，如外国人在华的入境、居留、打工、出境问题。在辩论赛方面，由法律院系的学生会来组织专业性质的辩论赛，可以挑选一些有争点的国际法问题来作为辩题，如国家承认的宣告说与构成说到底是谁对谁错、领土争端解决的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究竟谁优谁劣等。

四、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国际法教学测评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