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约合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毁约合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徽州；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约束力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人习惯于用合同的方式来解决各种财产纠纷和社会矛盾。通过研究存留下来的合同文书，可以帮助我们较为深入认识古代中国社会。但合同适用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要透过合同研究古代社会，必须先认识合同文书的类型。只有较准确地把握了合同文书的类型，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合同关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关系。从已公布的古代各地合同文书来看，只有徽州合同文书覆盖的时代广泛、数量众多、类型较全，以这一地区的合同文书为典型研究对象，可以基本说明中国古代合同文书的概貌。

本文研究的禁约合同，是古代合同类型之一种，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其多规范家庭、房份或者宗族之间的公共事务。传统的禁约合同从文本形态看，有所禁事项、罚则等，大多数有条文规范，且立约人数众多。有学者认为，禁约合同约束范围不仅能约束立合同内部组织成员及其家庭成员，还能在一定范围内约束合同外违犯合同之人。据刘道胜研究：“禁约合同约定的范围相对较广，其约束力往往超出直接参与签订者范围，小到一房、大到一族，甚或影响到特定区域人群。”（参见：刘道胜.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J].安徽大学学报，2009，（1）：121-128. ）如此看来，禁约合同应该属于乡规民约的一部分，规范的多是公共事务，虽是立约人所立，但约束对象广至整个乡里。若就现代法理而言，合同仅约束合同当事人，一个没有参与立约之人，因为他人之间的约定而受到惩罚，是难以理解的。而很多禁约合同，又由于请求官府的支持，而转化成禁约告示、禁约碑，约束范围扩大、效力上升，已可视为乡规民约。可见，古人在合同观念上有着其独特的内在价值。本文通过对禁约合同概念的梳理与辨析，以及禁约合同类型研究，将析清禁约合同的内在价值，言明禁约合同约束力与约束力来源。

一、清代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的公布情况与研究概述

对清代禁约合同的研究，离不开对禁约告示与禁约碑内容和研究概况的分析。因此，笔者先将清代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的公布情况与研究进行梳理，以便后文全面分析禁约合同在古代基层社会的作用与约束力。

（一）禁约合同

从现在整理的契约文书来看，禁约合同的数量并不多。《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奉官示禁”之“告示”居多，禁约合同仅4份[1]。《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中，也有几份禁约类型的文书[2]。《徽州文书类目》在“社会关系文书（乡规民约）”编中，共有10份文书，其中9份是禁约合同[3]。《徽州文书》全四辑（40册）中有禁约合同35份，多是宗族抑或私人之间协商禁养山林禁约合文[4]。《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411份，其中有1份禁约合同[5]。其他禁约合同，散见于一些研究论文之中。

笔者所在的徽州合同文书整理小组，共有约1160份散件合同文书（不含簿册类会书和归户档中的合同文书），其中分家合同含阄书和分单约在600件左右，占到全部合同散件文书的一半以上。其他各类合同散件文书560余件，所见禁约合同15份，其中还有一份是禁约合同样本。

仅从数量上而言，禁约合同可谓是合同类型中的“小户”，但笔者在整理禁约合同文书的过程中发现，禁约合同数量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禁约合同的立约方多是以房、族等为单位，禁约合同尾部一般是“立合同五（八）纸”等，签名的很多，但是保存合同多是房长或者族支的管理人；二是，禁约合同多是公共事务为由立禁，较私人事务而言，在事务关系上有概括性。

（二）禁约告示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禁约告示，约20份。《田藏契约文书粹编》中有少量的禁约告示，如“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婺源县批俞士清等所请禁止盗砍坟山林木告示”[6]。《徽州文书》中禁约告示有14份。其他有关榜文告示的出版物有禁约告示，数量不多，少量散见其中，并未统计。

禁约告示由于其是禁止或约束不特定人，同时是官府所立，张贴于繁华路口，广而告之是其必要，所以纸质文书流传至今的数量有限。

（三）禁约碑

立碑示禁，应该是公布乡规民约的普遍形式。对于“在某一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一定组织、人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一共同地域组织或人群在一定时间内共同遵守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共同规则。”[7]因为其禁止或约束的是不特定人，通常应该以成文公布的形式让一定区域内的人得以知晓。

各地的碑刻资料中，乡规民约较常见，而禁约确是这些乡规民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禁约的乡规民约，例如“公约”等，也多带有禁约的部分性质，以禁止性规范为主。

在碑刻资料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山西碑刻，数量多，保存完整。《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等书[8-10]中收录了大量的禁约碑，其中有些乡规民约虽没有用“禁”字表达，但内容中不乏有禁约的性质，以禁止性规范为主，同时附有惩罚规定。当然，其他地方的一些碑刻资料中也收录了一些禁约碑刻[11-12]。这也说明立碑示禁在传统中国较普遍。

值得一提的是《碑刻法律史料考》，其对历代碑刻法律史料进行了梳理，言名了碑刻法律史料的界定、形式特征及地域分布，并将碑刻法律史料予以分类。同时，通过对相关碑刻的规范内容和形式予以分析，认为这些规范是国家法的补充，其精神与国家法精神一致[13]。以上研究对于研究禁约较有价值，但由于其对碑刻的分类标准不同，在示禁碑、公约碑刻中，我们可看到禁约碑的身影，族规碑与乡规民约碑中也有一些禁约碑。

（四）研究概述

有关禁约合同的研究，学界并不多，如卞利对乡规民约类型的界定，从制定的主体、名称、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划分，虽提及禁约合同，但并未析清禁约合同的内在逻辑。刘道胜则认为，从性质上可将徽州合同划分为“议约合同”和“禁约合同”两种主要类型。“议约合同”主要是在相互合意、利益均等、平等参与、彼此制衡的特殊场境下，由事主各方共同签订。“禁约合同”多为具有身份、地位者（如族长等）针对一定范围的群体所的带有约束性的禁令，具有村规民约性质[14]。此是较有突破的认识，但这些只是对合同类型作了界定与区分，并没有从法规范的角度去分析每种合同的关系、形成、内涵以及作为民间规范效用与价值，更不会去分析传统民间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冲突所在。

对于禁约碑有一些专门性研究，但多是介绍性的文章。王琳在其文中言及海南禁约历史以及对今天影响的延续，认为法律可以是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可以是国家认可的习俗或乡约。同时，将禁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二是保护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三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四是管束伤风败俗的行为，五是倡导民族团结、和平共处[15]。郭春梅也重点介绍了禁约，并认为，乡规民约是清代山西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民间法，其中，它的核心规则是“约”与“罚”。这种“约”与“罚”相结合的民间自治特性，对国家律例既是补充，也对民众心理和地方文化产生了至深影响[16]。

总之，对于禁约合同的专门研究颇少，甚至有关禁约碑、禁约告示的专文研究也不多见。关于禁约合同文书的形式、内容、立约方、约束力的来源等并未得到重视，如何去看待禁约合同在古代基层社会的功能与作用，尚须进一步研究。

二、禁约合同的辨析

何谓禁约合同？以往学界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仅有少数学者在论文中提及，且这些界定都是从文本描述入手，将其加以概括。此种归纳式的定义法有其可取之处，但若收集的文本有限，未进行概念辨析，势必会混淆禁约合同与其他文书的关系，进而忽视禁约合同在清代合同类型有的内在价值。

（一）禁约合同的概念

禁约合同，是徽州合同文书中的大类，文书中多用“禁约”、“禁墨”、“禁约合墨”、“禁约议墨”、“禁约合同”表示。其所订立的目的，多是乡族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如《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高敦叙堂禁约》《咸丰六年正月高敦叙堂禁约》，俞江教授藏。 ：

立禁约人高敦叙堂，缘因始祖佛善公自绩迁歙，承旧岭地方居住，业已开支，以成土据，兴造气象，祠屋公置。有来龙水口并塘坝之基业，前人兴养年久，业内松杂木竹，俱以成林。养成荫庇，皆祖荫支丁之护福也。将来日后，恐有不肖之支丁贪利之背，朝夕侵害，瞒人魆砍业树木柴薪、攀桠、伐竹、扒柴侵害等情。是以公同合议兴养荫庇禁止，毋许窃害盗砍等情。如有违理不遵，不法之徒，倚强凌人，横凶侵害，有人撞知报公者，案例公罚。倘有愚蠢悖理之支丁，听唆不遵罚者，照例停族，无情卖法，恕不姑宽。故此，同心合议，鸣锣严禁，立据存公，粘贴通知。故立有凭，立此禁约。永远存公为据。

一议，斧头砍伐者，公罚大钱壹千五百文。报知者，赏钱五百文。凌耆不遵，停族拾五年；

一议，锄头挖根者，公罚大钱壹千贰百文。报知者，赏钱肆百文。凌耆不遵，停族拾贰年；

一议，柴刀砍伐者，公罚大钱壹千文。报知者，赏钱叁百文，凌耆不遵，停族拾年；

一议，攀桠者，公罚大钱柒百文。报知者，赏钱贰百卅文。凌耆不遵，停族柒年；

一议，扒柴者，公罚大钱叁百文。报知者，赏钱壹百文。凌耆不遵，停族叁年；

一议，放牛者过芒种放牛者，公罚大钱贰百文。报知者，赏钱陆拾六文。凌耆不遵，停族两年；

一议，唆讼不遵者，公议一弍同罚。闻知者，照数公赏。凌耆不遵， 照弍停族。

咸丰陆年正月日 立禁约人 高敦叙堂

族长 高冬有（押）

房长 高增林（花押）等9人此处人名省略。

头首 高福贵（押）等4人此处人名省略。

若通过内容或格式辨别禁约合同文书，大致可以遵循以下顺序：

首先，合同文书的题头。题头多以“立议禁墨人”、“立禁约合同”、“立禁约议墨”、“立禁约人”等开头。题头中多包含古人对文书的基本定性。合同、合墨、合约、禁约、议墨等性质，均表明有两人或两人以上参加，且缔约者的地位大致相同，至少在这一具体关系上，没有区分当事人之间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的必要。故题头格式是辨识合同的重要依据之一。在“合同”、“合墨”等名称前加一个“禁”字，或直接写成“禁约”、“禁墨”等来表示题为禁约合同。当然也有例外，部分禁约合同在题头并没有“禁约”的字样，直接写为“立合同人”、“立议墨人”，内容部分与禁约合同相同。

其次，内容。在内容方面，禁约合同先言明所禁事项之缘由。如，因无视族规而重立禁约之事，“承祖原有各项规约，向来世守无异。迩来子侄繁衍，多有违反，甚为吞坏”[17]；有损害来龙水口，盗砍荫木而申禁之事，“近有邻村觊觎来龙过脉要害之地，陡来侵占，势在鲸吞”《光绪十六年祖德公、德润公两支下人等禁约》，俞江教授藏。 。再是言明所禁事项，立禁约合同之人，通过商议，将所禁事项逐条列出，规约明白。如，“一，违禁盗砍树木者，每根干罚壹仟文；一，违禁盗害茶叶者，每斤干罚钱伍佰文。”一般来说，所禁事项后面还会写明处罚罚则。亦有仅写明所禁事项，不含罚则的禁约条款，只在禁约合同尾部标明总体处罚办法，“不得遵依条规，公同究治，断不容情”《咸丰七年正月思义社内人等禁约合同》，俞江教授藏。 ，或“如有违者，即为不肖子孙，神人共殛”《光绪十六年祖德公、德润公两支下人等禁约》，俞江教授藏。 。

再次，合同的尾部套语。一般来说，合同（含合墨、合约等）的尾部套语，往往是“立此合同，一样两纸（帋），各执一纸（帋）”等语。一旦见到这一套语，即使没有半书或当事人署名，也可断定为合同文书。在禁约合同中，尾部套语一般是“立此合同禁约，一样五纸，各执一约为据”，“立此禁约，永远存公为据”。当然，也有只写明“立此合同，一样八纸”等语，这说明，禁约合同是合同的一种，是用合同形式来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

最后，署名。禁约合同一般是部分族众，或是族长、房长等具有身份、地位者邀集族众，针对一定范围的群体、针对需禁事项而订立，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禁止性社会行为规范。从署名上看，一般是某某房、某某堂、某某公支下人等，多则几十人，少则十来人，亦有四、五人。且由于古代签名画押者多是家庭代表、房份代表等，禁约合同所约束的人员远远超出合同上署名之人。

总结以上规律，我们可以归纳出四项辨别禁约合同的要件：一是外观要件，半书与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署名；二是内容要件，即在合同中须写明所禁之事项；三是格式要件之一，即题头出现“禁约合同”、“禁约”、“禁约合墨”、“禁墨”等词语；四是格式要件之二，即尾部出现“一样（几）帋，各执一帋”等用语。以上要件并不是需要全部出现在同一份禁约合同之中，简言之，禁约合同之前提首先应是合同，加上所禁之事项与罚则后，便是禁约合同。

（二）类似概念的辨析

1.禁约告示

中国古代在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榜文、告示成为官府向民众公布政令、法令和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告示的称谓有多种，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也有变化。明代中叶以后，大概是出于“上下有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君主和朝廷六部的布告称榜文，地方各级政府和长官的布告则称为告示。榜文、告示都是官府针对时弊或某种具体事项向百姓公开的文书，二者虽叫法相异，实际是同一性质的官方布告。

各级地方政府和长官用以公布法令、法规的榜文、告示，不是官员随意可以的，它的制定和公布有一定的审核、批准程序。其程序以制定权限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下级针对某种事项拟定榜文、告示文本，经呈报上级批准后，以下级长官名义。另一种是由上级针对某种事项制作榜文、告示文本发给下级，以上级长官名义，或授权以下级长官名义。还有一些属于劝农、观风、丧葬、育婴、禁赌、防盗、风俗等方面的榜文、告示，均因有规可循，各级地方政府可依照朝廷授权或上级的有关政令、法令的精神制定[18]。

具有法律效力的告示，以规范民间事务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法令、法规为主，其内容涉及到吏治、安民、钱粮、学政、约束兵丁、盐禁、救荒、庶务、关防、狱政、词讼、乡约、保甲、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告示所及事项，既有诸如防火、防盗、息讼、禁赌、禁杀牛、禁胥吏勒索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地域、人文环境、习俗各异和天灾、战乱出现的特殊性问题。

禁约告示，是告示的一种，即地方官府针对地方治理的特定情况而颁布政令。这些禁约告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府因为治理需要而主动颁布；一种是因为民间有禁约合同之类的情形，由于其所禁事项比较重要，需官府权力作为支撑并广而告之，请求官府颁令禁止。如同治十年（1871年），祁门县倪、胡、汪三姓联合立约，禁止放火烧山，官府应其之请严禁烧山告示，三姓原定有防火、防盗的禁约合同，但由于约束能力有限，于是以监生胡惟成为首肯请县衙给示严禁。告示的内容与禁约合同区别不大，无非是在前加上“钦加同知衔特授祁门县正堂随带加一级世袭云骑尉周，为给示严禁事”，结尾写上“倘有不法棍徒擅敢砍伐，许业主同约保指名，据实赴县具禀，以凭严拿，大法重究，断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19]如此，惩罚纵火烧山就具有了行政执法的效力。

2.禁约碑

禁约碑形式多样，但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由官府颁布的具有约束性的法律文件，或者是针对个别地方、人或事的命令，碑题和碑文中多出现谕、示、禁令字样；一类是为了维护乡村治安、社会风尚的好坏，乡里的族众共同商议制定禁约等刻之于碑。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五月初十婺源合村山场禁示》[20]。从禁约碑可知，之前四户人等立有禁约，但并未能起到长养山林的作用，屡被无知小民入山侵害。四户人等不得不请求官府示禁，给予保护。同时，从碑文可以看出，民间请求官府所立的禁约碑，需要经历公议、公立并经禀官府批准、备案，最终以刻碑的形式宣示于众等过程。

3.公约

公约的性质与禁约相近，是指在家族、乡里、行业内部议定某些行为规范，类似行为准则，但是抽象性的约定，一般缺乏具体的条款和罚则。如《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方光圣公支下人等公约》《咸丰元年十月方光圣公支下人等公约》，俞江教授藏。 ：

立合同聚谊墨据方光圣公支下人等，迩因习俗浇漓，人心不古，家人视同吴越，争吵不啻仇雠，以致强者凌弱，势者欺孤。累年以来，纷争不断，兄弟等五房人等，不忍容此妄人，是以和同聚谊，公立规墨据。后如有恃强欺弱，倚势凌孤，以及窃诈奸究等情，公同处究，断不姑宽。庶几风俗归淳，人心返朴，世承忠厚，不忝前人。兹恐口血寒盟，故立合同聚谊墨据，壹样五纸，各执壹纸，公同存照。

咸丰元年拾月日 立合同墨据 （署名与花押略）

上引文书既称“合同”，又称“聚谊墨据”。一般来说，在徽州契书称谓中，“墨据”与“合墨”是有区别的，“墨据”多为单契形式，“合墨”多为合同形式。但这份文书将两种称谓合并，本身说明了立约当事人对契约关系的性质没有一致认识，采用了模糊处理。从尾部套语来看，写明“壹样五纸，各执壹纸”，可断定是合同。总体而言，公约合同与禁约合同一样，是认识和研究徽州社会秩序的重要文书。

4.乡规民约

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主要表现为乡里组织。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乡规民约的出现，应该是在乡里组织确立之后。根据学者的研究，乡里制度初步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于秦汉时期[21]。春秋战国时期，乡、里已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一级单位。秦代，乡里制度确立为乡、亭、里三级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22]。汉代大体上因袭秦制， 不过在里社之外，又普遍出现了“私社”，即按行业或门第结合起来的民间组织。由此推知，作为基层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的乡规民约，其出现应在春秋战国与秦汉之间。

汉代《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可能是已知最早的一份乡规民约原件。券文讲述的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六月，侍廷里的25位居民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父老僤的团体，敛钱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并规定，这些田归僤中的25名成员集体所有（其后是25位成员的具体名单），其中如有成员按家产数量当轮充里父老的，即借与此田，以其收获供充任里父老的用度。如果将来家产不足以充任里父老，则将此田退还，转给僤中继充里父老的成员。如果僤中所有成员的家产数量都不足以充任里父老，即将此田假赁给僤中的成员经营[23]。僤中成员的这些权利，死后可由其后代继承。为使大家共同遵守，立此约束石券。从券文内容来看，这是一个名为“父老僤的‘私社’”组织所订立的一份协定。它符合乡规民约的基本特征，是一份典型的乡规民约[24]。

乡规民约是一种民间自治性规范。道光十七年（1837年）云南大理云龙县长新乡《乡规民约碑记》明确表示：“从来朝庭之立法，所以惩不善而警无良；乡之议规，正以从古风而敦习尚。”[25]国法在全国各地是统一的，而乡规民约却显示出各自为政的特点，即各地多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针对不同的需要订立相应的乡规民约。其篇幅不等，多则上千字，少则十来字。

通过对禁约合同概念的梳理，以及禁约告示、禁约碑、公约、乡规民约等概念的辨析，可知这几组概念有联系，亦有其内在区别。

联系上，禁约合同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禁止盗窃、禁止砍伐树木、保护荫木来龙水口等事务，共同立约承诺并议定罚则的合同文书。其核心在于强调民众之间自行订立、自行管理公共事务的合意；禁约告示是各级衙门针对时弊或某种具体事项，向不特定或特定的社会群体公开的文书。其中有一部分来自民间请示官府所颁布，因民间先有禁约合同之情形，由于所禁事项比较重要，需官府权力作为支撑并广而告之，请求官府颁令禁止；禁约碑亦有一部分是民间请示官府所立，在请示之前，也有乡里的族众共同商议制定禁约等，有禁约合意的存在。可以说，禁约合同是“奉官示禁”中禁约告示与禁约碑的前提。当然，禁约告示和禁约碑之间也有相关联系，有些禁约告示为了保存长久，即将禁约告示的内容，请示官府后，刻立于碑中。关于乡规民约，其是基层社会组织（同族、同村人等）制定出来供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是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公约的上位概念。

区别上，禁约合同多是同族、同村人等为管理公共事务的合意，有强制性的禁止规范，一般有禁止某些具体行为的条款，并有明确的罚则。这方面首先区别于公约，公约类似行为准则，是抽象性的约定，一般缺乏具体的条款和罚则。禁约告示与禁约碑则是具有官府权力性的禁令，虽其有部分是“奉官示禁”，但有官方权力作为支持后，禁约就上升为地方行政类的法律。乡规民约较好理解，它是基层社会组织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在效力范围上，一般遍布一定范围（同族、同村等）的基层社会组织；在规范订立主体上，可以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也可是基层社会组织中有权力的尊、长者（族长、房长等）等订立，还可是基层社会组织拟定，请求官方颁布等；在规约的形式上，可以是公约、禁约，还有部分是族规等；在约束力上，违反乡规民约，会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宗族）等的相应处罚。可以说，乡规民约的概念范围较广，其概念的核心在于突出民间社会的自我规范。

三、清代禁约合同的类型

为了便于研究禁约合同的类型，笔者将《徽州文书》全四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以及俞江教授收藏的禁约合同文书共54份，按照所禁事项、立约主体、对内约束力、对外约束力等条件逐一分析。从这54件禁约合同的“所禁事项”可知，禁约合同主要集中在“山场禁养”、“坟山、荫木、来龙、水口的保护”、“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等方面。其中“山场禁养”29份，保护“坟山、荫木、来龙、水口”15份，保护祀产和祠产各1份，其余包括“长养河鱼”、“谨防盗窃”、“禁赌博”、“偷水倒缺”等有关社会治安的公共事务。

（一）山场禁养

“山场禁养”是徽州禁约合同中的大类，许多禁约合同的开头便是“立禁养青山”、“立禁山头”等语，其作为一大类是有原因的。徽州地区山地众多，林业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可在大量的分家文书中得以证实。分家文书的财产类型主要是屋宇、田地、山场等，一般分家文书都会将这些财产按照“诸子均分”的基本原则一一列明。而在徽州的分家文书中，“山场”的分配都可得见，是家庭财产的大类。

缘何产生山场禁养的禁约合同，则是由所保护的财产特性和财产的权利主体决定的。就财产特性而言，徽州地区的山场多栽种松杉、苗竹、杂木、柴薪等，以树木为主，这些树木类的财产一般成材时间长，需要年限，只有用时“蓄养”，成材之日才能有收益；而在财产的权利主体方面，这些须禁养的山场，多归属于几姓、几房或者整个宗族，每户可能仅有里面的一些股份，要保证山场的长期禁养，则需要大家一起遵守约定。当然，此也是山地类型决定的，由于山地的大小不一，过大的山会被多个权利主体所享有，多个权利主体要想在一个财产上达成一致，则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地遵守约定。

（二）保护坟山、荫木、来龙、水口

《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古人的观念中，死者不过是在另一个地方存在，享受子孙的祭祀。因此，作为死后安葬的坟山和作为祭资的坟产，对于子孙和祖先都很重要。坟山不保，荫木被伐，毁坏风水，祖宗不得安宁，在世的子孙也不会兴旺，死后也难以面对“列祖列宗”。由于祖宗支下“枝繁叶茂”，坟山多半是族人、房份或几家共有，也因共有关系的存在，势必会产生公共领域，欲共同保护产业被侵害，须共有人齐心协同。一要保证共有人之间能够遵守规约，二要一致抵御外来侵犯，这也就决定了禁约合同这种关系的产生。由于坟产是古人财产中的大类，所以保护坟山与荫木等坟产禁约合同最为普遍。如前引《咸丰六年正月高敦叙堂禁约合同》。

同时，在保护来龙、水口方面，也有部分禁约合同。徽州人笃信堪舆风水，尤重水口和龙山的保护。水口是一个村庄的水进、水出的重要场所，关系到村庄的兴衰和人丁的兴旺发达与否。因此，聚居的宗族大都重水口的营造，在周边广植林木，涵养水源。李坑水口的文昌阁，延川水口的关帝庙，都是经过堪舆风水专家精心选择与营造的村落水口典型代表。在俞氏宗族的聚居村“汪口”，江湾水与段莘水在村南汇合，形成了枕向山、面流水的格局[26]。于是，俞氏族人在向山上精心培植林木，“掌养树木，垂荫森森”《龙溪俞氏家谱》卷首《附旧跋》，乾隆二十七年修订本。 ，形成了青山叠翠、河流清澈的村庄水口环境。水口树木严禁乱砍滥伐，更“不许入该村水口林内搬枝摘叶”《清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婺源延村弭赌杜窃告示》，原碑现铺于江西省婺源县思口镇延村汪松林宅地面上。转引自：卞利.明清以来婺源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J].鄱阳湖学刊，2009，（3）：38-43. 。为保护村庄的周边环境，立禁约合同也很常见，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正月吴上鼎、吴上良等禁约合同》《嘉庆十九年正月吴上鼎、吴上良等禁约合同》，俞江教授藏。 ，此禁约合同是吴氏四大房为保护屋前水口所立，水口涉及“人丁兴旺，财源聚蓄，盖非一己之私”，四房人等应该共同保护居住地区周边环境，水口树木严禁乱砍滥伐，如此才能一村人丁兴旺，财源聚蓄。

将保护坟产、荫木、来龙、水口的禁约合同归为一类，是因为此些财产类型既有物质的财产收益性，如林木等，也有精神层面的期待价值，如家庭的兴旺、生活环境的保护等，它们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其主体范围不甚明确，价值载体也较多样。但这些财产却又是古代徽州人尽皆知的，深入民众内心。

（三）维护社会治安与风尚

从细处看，清代徽州的民间纠纷和诉讼，所涉及的内容和关系颇为复杂，这些都可从“徽州地方志”，以及一些民间讼师教人打官司的“投状珥语”中得以展现，如《两便刀》、《轰天雷》、《萧曹遗笔》等讼师秘本中，都有各种类型纠纷投状的书写格式。还有一些清代民间投状原件，也可反映当时的纠纷类型[27]。但加以概括，会发现主要集中在户婚、田土、钱债等方面，恰与清代律例中常提到的属于州县“自行审理”的案件范围相重合，也称“细故”或“细事”，《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越诉”律下的条例规定：“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不得于原告所在之州、县呈告。”[28]而按照清代条例的规定，这些案件在每年的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不得受理，正值农忙，“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28]479。也就是说，一年之中，有四个月官府不受理这类案件。若发生此类案件，惟有调处，向保甲、宗族等投鸣，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且这些“细故”之事从明代以来，就有宗族、乡约、保甲等调处的习惯。明初《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只有老人、里甲不能解决纠纷时，才能向官府呈递。这样，在明代，向里甲、老人投鸣作为法定诉讼程序，已在全国普及。清代虽没有类似规定，但解决民间纠纷的习惯仍然在延续。 州县官为了更好的控制宗族，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当地宗族势力，对于不涉及刑事的案件，以宗族内部调处为常态。

因而，为维护当地社会治安与风尚，弥补社会领域的规范缺失或不明晰地带，宗族等基层社会组织会制定家法族规，对国家法在当地的实施予以细化和补充，以达到社会秩序稳定。

就家法族规而言，以综合性规范为主。进入清代，随着宗族的扩大，宗族产业的增多，宗族活动的多样性，综合性规范难以对某些特定事务作详细规定。于是，很多宗族为适应变化，陆续订立调整族内某一方面关系的单一规范。如会稽孙氏订立的单一性规范就达十多种。《会稽孙氏族谱》卷首，光绪二十年本。 然而，由于家法族规的制定和刊行并非随时皆可，所以在规范一些特定事物时，仍有其滞后性。同时，由于不同宗族的内部控制力有别，控制力弱化的宗族订立规约之时，需要族人广泛参与，合议约定，签名画押，恐口无凭。于是，针对某些需要及时解决的特定事项，需要共同申禁。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正月十八会、兴仁堂支丁等禁约合同》《道光十二年正月十八会、兴仁堂支丁等禁约合同》，俞江教授藏。 ，此份禁约合同，是十八会、兴仁堂等支丁为严禁山场、田地、杂粮、菜蔬“被匪遭害偷窃”等项，众支丁公议立合同，各房执事带管，并约定对抓到“偷盗者”惩罚，希望支丁能够共同遵守，齐心协力，才能“上供国课，下及民生”。

四、禁约合同的约束力及其来源

通过禁约合同概念的梳理与辨析，以及禁约合同类型研究，要析清禁约合同的内在价值，须对禁约合同约束力与约束力来源进行考察。前已提及，禁约合同从文本形态看，有所禁事项、罚则等，大多数有条文规范，且立约人数众多。其约束范围不仅能约束立禁约合同内部组织成员及其家庭成员，还能在一定范围内约束合同外违犯合同之人。这种“内部约束力”与“外部约束力”是如何形成，或者说有无“外部约束力”，需要回答。

（一）禁约合同的内部约束力

关于禁约合同的内部约束力，不言而喻，立有禁约合同之人，对于所禁事项有共同维护遵守的义务，如若违反，则会受到禁约规定的处罚。这种内部约束力的来源，存在于古人对于契约与合同关于契约与合同的“信用”价值，俞江认为：在中国古代，“契约”和“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其概念核心在于“承诺”和“信用”，其中“信用”是最根本的价值。（参见：俞江.“契约”与“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约文书为出发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6）：134-148.）的“信用”价值和伦理中。

《周礼·地官司徒·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此表达了西周时期人们对契约的认识。这一契约的目的，应该是长期的契约活动经验上抽象出来的结果。事实上，“信”的价值评判功能并不限于在商业贸易，而是及于各种社会交往甚至政治关系的“约”。一旦形成“约”的关系，除非极端情况，“信”这一判断立时排除了其他价值介入的可能，成了一种独立的评判标准。所谓：“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于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周礼·秋官·司约》对“不信”者态度之严厉可见一斑。春秋时期，“信”的意义继续得到了原始儒家的阐释。随着儒家学说的阐释与宣传，“信”成为普通人解释社会中交际行为包括契约活动的共识，当此共识最终成为自觉，就是具体的契约关系中强调“信”的价值取向的开始。这个经验到抽象，再用以解释经验的过程，大致始于西周，经过春秋时期的提升，到汉代已初步完成。这一伦理准则一直延至明清，根植于中国古人的传统价值之中。

信用而非自由或平等，为中国传统契约的实践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与这一价值几乎同时建立起来的，是所谓的“官有政法，民从私契”的观念，即将契约的内容和效力视为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观念。

就禁约合同而言，立约禁止的范围多是公共领域的事务，一户或者两三户是难以完成的。此即要求所有涉及事务之人能够齐心协力，共同遵守维护。公共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释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如何在制度上安排和解决个体与共同体的利益冲突问题。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基本上存在三种状态：无政府主义、强制和契约化。契约的目标是解决社会困境、解决无政府主义和不公平社会所导致的社会疾苦和分配正义。公共领域的契约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合作中的个人之间的共存问题。同时，乡土社会因地缘关系而形成，邻里之间、同村之间每天都会“低头不见，抬头见”，背“信”即无“义”，会受到谴责，一来二去，在地缘关系的社会中自我的生存压力就会增加，迫于这种舆论，合同与契约中的承诺往往有较强的约束力。

因此，禁约合同虽区别于其他交换类型的合同，存在于公共领域，但其内部约束力并不因此而减弱，这种内部约束力是中国传统社会“信”的完全表达。

（二）禁约合同有无外部约束

外部约束力，即禁约合同不仅可以约束立合同人，还可以约束外部违犯禁约合同的人员。此种“外部约束力”是否为禁约合同所特有，或者说禁约合同有无“外部约束力”则须辨析言明。

判定禁约合同有无“外部约束力”，需从禁约合同文本和违犯禁约合同之人入手。

从禁约合同文本看，笔者就已公布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徽州文书》四辑中所有禁约合同挑出进行统计，加上本收藏单位已有的15份禁约合同文书，共54件。其中，规定了内部约束力和外部约束力的共31份，占整个禁约合同的近60%，而仔细甄别对禁约合同的立约主体间的处罚和对外部人员的处罚，发现是有区别的。对内的处罚一般较严，以罚金、停胙、逐出宗族等为主，对外的处罚一般是“公同究治”、“公同议定”、“公同送官究治”，并未言明如何处罚，只有极少数合同中会涉及“如有外人侵犯，亦同上议” [29]，即同内部处罚一致，但这种处罚也是以罚金为主。因此，从文本可以推出，禁约合同本身是没有外部约束力的，如若是外部人员犯禁，轻的是犯禁之人由于偷盗而理亏，自己甘愿受罚钱财，重的则是“送官究治”。这种处罚形式不是禁约赋予的，而是立禁约的主体因为财产权利而享有的“自力救济”。

另一方面，从违犯禁约合同之人看，有“内部人员违犯”和“外部人员违犯”之分，内部人员违犯也即立禁约合同之人违犯，他们按照禁约合同处罚规定处罚不言而喻。外部人员违犯，是否能够处罚？还可以用一些其他文书证明。《徽州文书》中有一份共出钱告理的文书——《清嘉庆九年（1804年）三月吴佛生公祠秩下经手学章等立合同文约》，因倪姓等人“阻种，控身合村例禁，呈控在官”，而“费用好大”，大家照“土名”出钱共同告理[30]。可见，外部人员若违犯了禁约，若事情闹大，还是需要到官府解决的，禁约合同对外部人员并没有约束力。

（三）禁约合同之外部保证

禁约合同虽没有“外部约束力”，但其有外部保证。此种外部保证是禁约合同得以订立和执行的根本依据。订立禁约合同之人会认为立约是为应当，违犯禁约合同之立约人受到处罚无敢不“伏法”，外部人员也会因此理亏，官府也常常给予支持，将所禁事项上升为行政法令。深入分析，这种外部保证的根源来自族规家法与国法。

1.族规家法

部分禁约合同的立约人是同一宗族内部的成员，或者是宗族的支众、房份等，由于族规家法的长期约束，诸如“孝悌”、“宗族和睦”、“息争讼”、“重农桑”、“厚风俗”、“务本业”、“禁非为”、“弭盗贼”等伦理价值费成康就中国的家法族规进行了研究，其认为，家法族规中有关家事的内容有：（1）孝悌；（2）职业；（3）修身；（4）门户；（5）上下；（6）婚姻；（7）立继；（8）丧葬等。有关族事的内容有：（1）机构；（2）宗祠；（3）族产；（4）族谱；（5）祖墓；（6）族学；（7）尊卑；（8）族谊；（9）其他，包含家庭与宗族，宗族与他族，宗族与地方官府以及国家的关系。具体而言：第一，和睦乡邻；第二，规避词讼；第三，不损他人；第四，防止冲突；第五，捍卫宗族；第六，严惩盗贼；第七，保护环境；第八，及时纳税；第九，禁入会党等。（参见：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和“祠产”、“祀产”、“坟产”等族产类财产的不断强化，共同维护和遵守是“必要义务”，违反则是“不肖”。族规家法等规范教谕式规范的长期约束，使生活在宗族社会的民众内心有着自己的生活法则，这种生活法则是在宗族社会自身与他人、自身与社会群体交往的基本准则，也是存在于宗族社会中的最高行为规范。但由于它的抽象性，不尽能对某些特有事项有明确规定，于是需要宗族内部人员就某些特有事项明确说明，以“令行禁止”。前来立约之人也会认为这是符合族规家法的。违反之人在被抓之后，也会理亏认罚。

2.国法

前文已述，《大清律例》对于“户婚、田土、钱债”的案件与纠纷，认为是“细故”或“杂事”，重点放在民间自我调处，而宗族、保甲等在调处的过程中，多依据族规家法。

但若纠纷升级，或者是经常侵犯，立禁约合同之人则会“报官”，此该是州县“自行审理”，立约之人也会请求将禁约合同升格成地方行政性的命令——告示，以告知众人，若再犯则触犯了“国法”。当然，也有抓到侵犯之人，“送官究治”的。

此种外部保证，因禁约合同的类型则有所区别。一是，对于禁养山场、保护坟产、荫木、来龙、水口等涉及财产类的禁约合同，因为其是财产权利的保证，禁约合同的外部人员侵犯之时，等同于私人之间对于财产的侵犯，财产权利人因为其对所禁止之财产有产权，所以能够采取“自力救济”，当然这种“自力救济”应该是在官府允许的处罚范围之内的，如若不是在范围之内，则需要“送官究治”。二是，触犯族规类的禁约合同，这种对外部侵犯人的处罚，依据的是乡里间认同的规范，也就是每个宗族都有可能规定这种禁止性规范，然而，这种对外部人的处罚并不常见。

余 论

禁约合同，是徽州合同文书中重要的一类。一般认为其重要性表现在：一，合同所规范的内容在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发生变化，约定的内容多是公共事务；二，合同的约束力有时能够突破立约人范围。但本文通过对禁约合同的类型和约束力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禁约合同仍然是一种私人间形成的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的形成是以“财产的共有或公有”与“地缘或血缘的关系”为前提的。

从山场禁养的禁约合同看，这些所要禁养的山场，多属于几户或几个房份，他们共有整个山场，为了能够得到若干年后的期待利益——树木成材，一是需要共同约束自身，不去提前获取利益；二是需要共同齐心抵御外来的侵犯。而就坟产、祠产、祀产、荫木、水口类的禁约合同而言，则是因为此类财产是整个家族或房份等公有，虽不具体到每户，但每户都享有此种“权利观念”，如若保护不好，人心将不安。当然这类财产难以用来分配到每户，可若坟产、祠产、祀产的山场被侵损，祭祀之时各家各户仍需拿出一定量的财物，间接上这些公有的财产是关系到每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私人间由于财产的共有或公有会产生一种调和权利纠纷的自发秩序。

同时，这些自发的秩序也会因为地缘或血缘的关系而产生。有些关乎整个乡村的社会治安的禁约合同，他们因为生活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宗族，为了维护本地生活安宁，需要将一些破坏和谐秩序的陋习予以禁止，共同约束自身和抵御外来侵犯。

然而，从禁约合同、禁约告示、禁约碑等的整个体系来看，禁约产生和运行是需要外部保证的，这种外部保证就是国家法或官方的支持，如果禁约合同没有国家法作为外部保证，违犯禁约合同的人，无论是外部人员还是内部人员，则是不会遵守禁约的。只有国家法支持这种自我约束的效力，禁约合同才能发挥基层社会调和权利纠纷的作用。JS

参考文献：

[1]王钰欣，周绍泉，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2]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书类目[M].合肥：黄山书社，2000.

[4]刘伯山.徽州文书.全四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周向华.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6]田涛，宋格文，郑秦，等.田藏契约文书粹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卞利.明清徽州乡（村）规民约论纲[J].中国农史，2004，（4）：97-104.

[8]张正明，王勇红，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9]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一[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10]张正明，科大卫，王勇红，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续二[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

[11]李灿煌.晋江碑刻选[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12]王树新.高平金石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李雪梅.碑刻法律史料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4]刘道胜.明清徽州合同契约与民间合约关系[J].安徽大学学报，2009，（1）：121-128.

[15]王琳.乡村法治何以实现——以海南禁约文化为视角[J].法治论坛，2008，（1）：213-223.

[16]郭春梅.清代山西碑刻中乡规民约的“约”与“罚” [J].文物世界，2010，（6）：38-40.

[17]嘉靖三十年族众会议人洪护等禁约合同[G]∥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075.

[18]杨一凡，王旭，等.古代榜文告示汇编序言[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9]同治十年祁门县告示[G]∥王钰欣，周绍泉，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59.

[20]卞利.明清徽州社会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179.

[2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2]班固.百官公卿表卷七上·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3]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J].文物，1982，（12）：21-27.

[24]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J].厦门大学学报，2006，（2）：51-58.

[25]段金录，张锡禄，等.大理历代名碑[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537.

[26]卞利.明清以来婺源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J].鄱阳湖学刊，2009，（3）：38-43.

[27]俞江.清代徽州投状文书的初步研究[C]∥“明清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2011：137.

[28]田涛，郑秦，等，点校.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76.

篇2

一路上，和风拂面，就像慈祥的母亲伸出温柔的手抚摸着我们的脸。来到郊外的石桥上，眼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河水“哗哗”地唱着歌儿欢快地跑向远方。河两岸金黄的油菜花盛开了，在春风的吹拂下，涌起金色的波浪，散发着阵阵清香。一群群勤劳的蜜蜂，提着花篮，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忙着采花蜜。田野里，农民伯伯正在辛勤地劳动，播撒着希望的种子。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小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大形态石，上面写着“金通·浅水湾”五个大字。一株郁郁葱葱的迎客松伫立在门口，它好像一位“礼仪生”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

大门左侧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草坪上的树木都已抽出嫩绿的新芽。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绿意盎然。沿着小路往前走，一个美丽的大花坛呈现在我们面前，花坛里栽种着许多奇花异草，它们争奇斗艳，竞相开放。看，那雪白的梨花，一簇簇，一枝枝，一串串，洁白无瑕，使人见了有一种出尘脱凡的感觉。月季花也开了，满树花朵开得火红火红，红的耀眼，一朵朵，一团团，像孩子们的笑脸。最漂亮的要数那桃花了，姹紫嫣红，远远望去，好像从天上落下来的一片片朝霞，散发着清香，沁人心脾。我大口大口地吸着香气，好像总也闻不够。走近一看，有的桃花半开半合，只绽开两三瓣，像一位害羞的小姑娘；有的桃花全开了，露出黄色的花蕊，在枝头怒放着；有的含苞欲放，好像一个等待出世的婴儿。一阵春风吹来，朵朵桃花就像一只只花蝴蝶，拍打着翅膀，翩翩起舞，叫人意醉神迷。眼前面对着这一大片粉红的桃花，我不禁想起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美丽景色，也让人想到了“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绝妙姿容。

走过花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椭圆形的喷泉池，每当喷泉开放时，一朵朵晶莹的小花就会开满整个地面，时而喷涌而上，时而回散旋转。再走几步，是一块视野开阔的空地，我们就在这儿席地而坐，各自拿出自己的零食，与大家一起分享，尽情地玩耍。

篇3

注意：

1、新生核对姓名、身份证号码，如有错误请务必于1月4日——6日来自考办登记更改信息，否则影响成绩有效性。

2、请准确记录考试时间、课程、考点名称、考场号、座位号。

3、携带身份证（或临时身份证）、准考证参加考试（合肥没有考试通知单）。

篇4

实践中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中，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这主要是因为人不但有其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属性，既有独立的自我，同时也是社会大家庭的一份子。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建立在人与社会和谐基础之上。中国的传统音乐讲究以“和”制乐，一方面是乐器的和谐，声色之美要讲究“和”，另一方面是生理之“和”、精神之“和”、社会之“和”，逐渐形成以“中和”之乐治世的思想，在《乐记》中著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可见“中和”之乐能够推动社会和谐。

在古代社会，统治者认为要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礼、乐、政治、经济、刑法共同发展，其中乐最具有亲民性，能够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们礼让、谦和，使社会朝着礼让、和谐的轨道发展。中国古代人在音乐审美功能上主张“仁”、“礼乐”的观点，认为“礼乐”的思想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功能，正如《孝经》中的论著，“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不仅可以通过心理作用对人的性情起到规范作用，还有本身的审美愉悦性，可以影响社会的风俗、增进社会的交流、改进社会的面貌，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中国的传统音乐中，最能够和合人心、凝聚人力、烘托喜庆祥和的就是民间音乐，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创作的音乐，由于古时候的生产力落后，人们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更好的生存发展，必须集结拢和起来承担一些艰巨的劳动，所以就产生了各种民歌，比较熟悉的有：劳动号子、渔歌、采茶歌、牧歌、樵歌等，通过劳作歌曲可以将分散的劳动力集结起来，共同劳作。在节庆活动中，民歌更能够衬托这种和谐、安宁、快乐的气氛，比如每逢元宵节、端午节等重大节日，民间都会自发的举行丰富多彩的音乐表演活动，极具感染性，充分体现了音乐的美感，同时衬托了和谐喜庆的氛围。除了民间音乐，构成中国传统音乐的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也都体现出推动社会和谐的功能。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的结晶，人们对音乐的认识和追求不能仅仅局限于素质和修养方面，而应当将音乐的作用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建设上来。音乐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著名作曲家瓦格纳曾言：“音乐用理想的纽带将人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托尔斯泰也曾经说过：“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它可以消除个人的离群与孤独感，就在于它可以使个人和其他的人能够融合在一起”。

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与价值，主要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审美，而审美自身的超然性，使音乐超越了时代、民族以及阶级界限，使之具有非常广泛的普遍性。音乐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体现了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统一，是人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所以音乐对人的思想情感自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中和”思想是指音乐可以愉悦人的心情，调整人的思想意识，端正人的品格，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在《庄子•天道》中有这样的论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就会达到“人乐”的理想境界，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都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教化作用，利用音乐的美感，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人和”理想境界，在我国传统音乐中这种“人和”的观点非常多见，为了促进人与人的理解和沟通，以达到人们和谐相处的目的，将“和”的理念运用音乐的形式渗透进人们的意识中。

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国传统的音乐美学思想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礼记•乐记》中论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表现了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古代音乐美学从心里学的视角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自然、平和、恬静的传统音乐审美情感。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具体体现，天生指自然，认为人和自然从本质上说是相通的，世间万物的生存发展都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追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境界，道家学派的鼻祖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中是共通的，主张人与自然不能孤立的看待，而是要彼此渗透，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传统音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展现音乐整体的美感。大自然包罗万象，是万物的集合体，音乐是人对自然的感悟，是人的思想与自然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音乐注重用情感性呈现自然，富含文人内涵，比如孟子的“心性论”就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学思想，所以中国的传统音乐大都体现出对自然的模仿，比如《渔舟唱晚》、《高山流水》等，《高山流水》展现了自然界山水的特点，通过音乐能够体会到自然的秀美，从而感受到人高远的志向抱负和坦荡的胸怀。老子追求平和、自然朴素，孔子认为在音乐的审美中应注重“和”的态度，在这些古代思想家的重要主张中，可见他们都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传统音乐《月儿高》、《春江花月夜》、《关山月》等曲目，都诠释了大自然的美，使人们感受到大自然与音乐的内在联系。

结语

篇5

借款方：_____(以下简称甲方);

贷款方：中国银行___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其项目已经有关部门批准，特向乙方申请____万美元(或其它外币)外汇贷款。按照贷款办法和有关规定，业经乙方审查同意，为明确经济责任，特签订本借款合同。

第一条借款金额甲方确认向乙方借得现汇___万美元(或其它外币)，买方信贷___万美元(或其它外币)。

第二条借款期限现汇___年__月。(从第一次用汇之日起到还清本息止)买方信贷____年__月。按本合同所附的用款计划(略)，乙方保证及时提供。如因甲方未按计划用款而造成乙方组织外汇资金的利息损失，甲方按乙方规定支付外汇承担费。

第三条贷款利息率为年息，现汇为___%(或按中国银行总行公布的浮动利息计息)，按__月浮动;买方信贷为___%，按___天计算。在借款期间，每半年计息期应计的利息，如甲方未能支付，由乙方直接借记甲方借款帐户内，实行复息计算。由于计息增加的贷款额，不占用贷款额度。

第四条借款使用：在引进的技术设备成交后，应将合同副本送交乙方，甲方委托乙方全权办理进口开证，审单付款等事务。甲方保证本合同项下的外汇，不挪作他用，如果发生挪用，其挪用部分，乙方加倍加收利息。

第五条借款偿还：甲方在借款期终止日，全部清偿贷款本息。甲方因故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归还借款时，由担保单位负责按期归还借款本息的外汇额度和相应等值的人民币(包括延期偿还的罚息)。对逾期未还的贷款部分，甲方同意加付___%的罚息。

第六条本合同所附的《用汇、还汇计划》和《还汇(款)保证书》及甲方担保单位出具的保函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在法律上具有与本合同同等的效力。

第七条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借款使用的有关情况、报表、资料，为乙方检查信贷工作提供方便。双方应积极合作，努力促成项目的早日建成投产。

第八条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到期结清本项债权债务时终止。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副本__份，送__(有关单位)备案。

甲方：____(公章)乙方：中国银行______行(公章)

篇6

20__年9月份工地例会汇报材料

哈铁建设集团阳平高速公路No.2合同段项目经理部

20__年09月29日

20__年9月份工地例会汇报材料

一、上次例会议定事项的落实情况

1、蒙村互通中桥梁场问题已得到落实，最终选定在该桥3号台后主线路基顶进行先张梁预制工作，已开始进行制梁有关设备的筹备工作，预制梁工作将在近期得到快速开展。

2、设计图纸中三标需调入我标8.7万m3的土石方，此问题已在本月9月12日在建设办召开的土石方调配会议上得到解决。会上议定：由于三标本身土石方数量也短缺，特将设计图中需自三标调至二标的8.7万m3的土石方，变更为借方；二标的填缺问题自K80取土场及新增加的AK0 480～AK0 830处取土场进行解决。

二、本月工程进度，计划未完成原因分析

20__年9月份计划完成产值171.05万元（20__.08.16～20__.09.15），实际完成152.47万元（20__.08.16～20__.09.15），实际完成占当月计划89.13，截止20__年9月15日累计完成产值2877.03万元，占根据业主最新批复单价调整后总价4518万元的63.68。具体完成工程数量及产值情况详见附表《阳平高速公路NO.2合同段20__年9月份完成及20__年10月份计划情况》。

计划未完成原因分析：

1、20__年8月下旬，施工现场降雨较频繁，导致施工现场无法正常进行施工，制约施工进度。

2、K80处取土场便道通行困难问题，一直制约路基填方施工进度，直接影响本月的产值。

本月累完产值不等于上月累完产值加上月完成产值的原因分析：

20__年8月26日，施工现场对全线填方总量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后，对填方累计完成工程量及产值进行了调整。

三、20__年10月份计划安排情况

我合同段下月施工计划产值为438.05万元（20__.09.16～20__.10.15），占调整后总价4518万元的9.7。具体计划工程数量及产值情况详见附表《阳平高速公路NO.2合同段20__年9月份完成及20__年10月份计划情况》。

20__年10月份我部将进一步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加快施工进度。

四、工程质量状况及技术事宜

20__年8月24日，南宁交通厅到我合同段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施工中的K75 200～K75 400段填石路基部分石方粒径及层厚超限，交通厅领导现场口头要求该段路基超限部位要返工，返工后将过程照片上报总监办。

根据此要求，我标于20__年8月28日上午，在现场监理的监督下，组织机械及人员对K75 200～K75 400段填石路基石方粒径及层厚超限的部位进行了返工处理，并已将返工过程照片10张上报了两级监理。

自此之后，施工现场在此项及其他工程中都更加重视施工质量的过程控制，本月其他工程项目质量情况均处于受控状态。

五、施工管理、安全事项、管理及技术人员在场情况

本月期间，各级领导多次到工地进行安全内、外业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我标的施工安全工作均处于受控状态，个别内业上及隐患演练上的不足已在专家的指导下得到了整改和落实。

施工现场技术及管理人员充足，满足施工需求。

六、施工环境、地方问题等目前有待于业主方面解决的问题

篇7

1914年9月，世界上最后一只旅鸽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孤零零地死去。这只老旅鸽的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记载，16世纪时旅鸽在北美多达50亿只。欧洲移民来到这里后，用各种办法捕杀这种鸟，终于使曾铺天盖地的旅鸽消失殆尽了。

自地球上出现生命以来，已经历了约35亿年漫长的进化过程。大约形成过1O亿个物种，但大多都已灭绝了。物种周而复始地形成、灭绝本是自然规律，但这一规律却迅速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被无情地摧毁着。据科学家考证：在远古时期，无脊椎动物大约每3000年形成一个新的物种，每3000年灭绝一个物种。鸟类在3500万年-100万年前，平均每300年灭绝1种；100万年前一现在，平均每50年灭绝1种；最近300年间，平均每2年灭绝五种；20世纪后，约每年灭绝1种。哺乳类在更新世（350万年前），平均每个世纪灭绝0．01种；在晚更新世（10万年前）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平均每个世纪灭绝0．08种；门世纪以来，平均每个世纪灭绝间种。就连农作物多样性的丧失都是触目惊心的：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美国的玉米品种丧失91％，著茄品种丧失81％；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国的小麦品种从1万种锐减到1000种。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的物种破坏速度是自然状态下的1000倍。海洋生物资源的破坏来自于海洋环境的污染和人类对海洋生物的过量捕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捕鱼量为2000万吨，1994年，世界海洋渔业捕捞量已达9041万吨，其中中国海渔业捕捞量达30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1／3。1995年，仅世界渔业贸易纷争的次数就超过上个世纪总和。

由于地球上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密切关联，任何一个物种的丧失都会通过食物链作用于其他生物。地球上每消失一种植物，往往就会有10-30种依附于这种植物的动物和微生物随之消失。物种的大量快速消失会破坏生态平衡，使自然界中的“天敌”和“猎物”之间失去动态的平衡，使地球环境控制系统紊乱，失去完整性。

篇8

十八报告中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湖南作为湘湖文化的发源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中伴有重要角色[3]。岳麓书院作为湖南文化的代表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培养了一代代杰出的人物，孕育了湖南特色的文化，激励着一代代湖南人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氛围下，一些教育工作者对“科教新国”的认识产生了偏颇，导致教育越来越走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造成了现今社会一方面理科知识明显过剩，一方面人文素养严重不足。当代大学生迫切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增强民族自信意识和精神力量[4]。

二、充分发挥岳麓书院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阵地作用，加强德育工作，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培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必然要求[5]。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方面注重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内涵，继承和发扬“传道济民、爱国务实、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注意将“博学、睿思、勤勉、致知”的湖大精神融入团员青年的思想和意识当中，通过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的开展，使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传统转化为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和价值观念，塑造出更加适应时代需求的先进青年文化，让传统文化在育人方面发挥了新的积极作用。

1.融入课堂教学。

通过文化传承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培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弘扬岳麓书院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做到让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润物细无声，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学生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开设专门的课程，鼓励引导大家积极参加相关课程的学习，通过课程让学生感受岳麓书院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生涯规划，让大家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此外，还可以推出课外国学课堂、国学讲座、经典诵读等相关教学活动。随着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被社会关注，以及新课程的推进演化，学校在相关课程的建设与开发上应投入更多的力量，让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新形势背景下的育人工程。

2.融入社会实践。

挖掘传统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积极支持、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包括论坛、讲座、征文比赛、校史知识竞赛等多个项目；打造三下乡、文化考察调研、志愿服务活动等品牌活动。使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化，不局限于原有种类，实现在活动策划上的创新；更有利于活动效果的最大化，同时扩大了参与性，增强活动可持续性。其中岳麓书院义务导游活动是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一直以来坚持的传统活动，节假期间，游客成千上万，岳麓书院的专职导游并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次类活动既能缓解书院的紧张局面，方便了游客，又能让同学们提升社会实践能力，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岳麓书院这个千年学府的许多典故和底蕴。

3.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围绕“继承”与“弘扬”之间的关系，以青年志愿者与团队力量为整体支撑，着力构建校园文化建设常态化机制。发挥学生组织、团队的创造力，鼓励他们努力将自己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书法比赛、知识竞赛等活动以实际成果展示青年学子的才华。千年湖湘文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是传统文化育人项目的直接精神动力；通过活动的开展，积极培养大学生树立“自我奉献，自我实现”的思想观念；促进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着力打造项目文化品牌[6]。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广大党员、学生干部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4.融入理论研究。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岳麓书院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高校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深入挖掘岳麓书院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通过课题申报、思政研究等形式提升高校本校的理论研究水平，为高校做好德育教育做出贡献。

5.融入网络思政教育。

网络作为新时代人们交际交往的又一种方式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生活中，特别是大学生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新形式，广泛利用BBS、微博、微信、专兼职团干博客、QQ群、电子杂志等新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此外，充分利用网上媒体的优势，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中来，从而达到了相互交流，扩大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目的。相信借助网络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能够跟得上时代的要求，更好的服务大学生，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好的为社会提供更好的人才，促进社会更好的发展。

三、总结

篇9

导游证考试网权威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2018年1月31日开通】，更多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相关信息请访问导游证考试网。

【导语】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什么时候开通？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在哪里？很多考生在考完试后对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十分关心。为了方便广大安徽考生的查询成绩，小编整理了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的相关信息，希望对考生查分有所帮助。

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将于2018年1月31日9:00起开通。

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考生可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查询到导游证成绩。

点击进入>>>2017年安徽导游证成绩查询入口

篇10

今年年初，我在本市拟购买一套三房二厅的房子，挂牌五百多万元。当时中介公司的一位业务员向我具体介绍了这套房的情况，房东当时正在美国，无法及时签订购房合同，是委托中介挂牌的，中介也拿出了书面的委托书。因为那套房确实不错，我就与中介签订了意向书，并当天付定金5万元。意向书中明确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房屋地点、单价、面积、总房款、签正式合同的日期等内容，约定待房东从美国回来再签正式购房合同。现在在约好的签合同期内，房东表示要加价20万元。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可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戴先生

A1：戴先生，您好！

购房意向书的法律效力以及法律的性质，需要依据意向书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如果意向书中明确了所购房子的具体房号并且标明了价格、房屋交付等具体的约定内容，这些约定基本符合了买卖合同成立的构成要件，可以看成是一个附条件附期限的预约合同。在本案例中，意向书中已明确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房屋地点、单价、面积、总房款、签约日期等内容，故应将该意向书视为成立并有效的预约合同。

那么，购房意向书存在合法的法律效力，如房东单方面提高价格，就涉嫌违约，一旦违约，买受人可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相应赔偿。故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若意向书中规定了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相关事宜，则您可以主张房东赔偿违约金；若意向书中未作出相关规定，则您可以主张房东双倍返还定金。

另外，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故您在主张赔偿时，可在双倍返还定金及违约金（若事先有约定则可适用）中选择其一进行索赔。

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若意向书中写明交付的5万元是“订金”，一方违约，另一方无权要求其双倍返还，只能得到原额偿还5万元。就订金而言，没有约定其作为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根据以往判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无法双倍返还。

中介与房东之间构成居间合同双方当事人，中介系居间人，房东系委托人。二手房买卖中，中介的活动能否最后促成签约具有不确定性，并非完全由中介的意志决定。中介与买卖双方签订的是居间合同，根据居间合同的规定，在中介方无过错的情况下，无须对买卖双方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中介的义务在于提供真实的信息，为双方达成交易提供服务。故若您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同时以中介和房东为被告。但具体而言，关于中介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则须进一步看其是否违反作为居间方的忠实义务，才能判断其是否有过错。若其有过错，则需承担相应责任。

当前，因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类似纠纷数量呈上升趋势。很多房主在签订买卖合同后，看到房价涨幅巨大或因为其他各种主客观因素，便在交付房屋或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前反悔，并寻找各种理由拒绝交房或干脆对买房人置之不理。遇到这种情况，守约一方在向人民法院提讼时，建议选择让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而不要选择合同的继续履行。

为了防止业主在房价上涨时毁约或买家在房价下跌时退房，建议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约定较高的定金（但不可超过房屋交易价格的20%）或违约金，增加违约成本，违约成本大于或等于房价上涨或下跌的价值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方违约情况的发生。

Q2：王律师，你好！

两个月前，我在一家中介机构看中了一套房屋，该房屋位于上海市闸北区。当时业务员介绍这套房子系房东委托中介挂牌出售的，房东当时在外地。由于这套房屋地段较好，价格也较为合理，当天我就在中介处签下了一份购房协议，交付了定金3万元，也约定了签正式的购房合同的日期。但是，两个星期前房东表示要加价数十万元，否则不签正式的购房合同，这份意向书无效。我去找中介机构交涉，但中介机构说当时的购房协议是以业务员私人名义签下的，表示不愿负责，同时出具了与房东之间的委托书，让我找房东和业务员做交涉。请问，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可以，我该怎么做？

杨女士

AZ：杨女士，您好！

购房协议的法律效力需要依据该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若能够构成预约合同，则可以按照合同相关规定判断合同双方及中介方是否违约（在下文会具体进行分析）；若不能构成预约合同，合同自始无效，则不可主张当事方的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主张定金的返还，若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则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理由，主张当事方返还3万元。

如果购房协议能够视为成立并有效的预约合同，则预约合同中一切不违法的约定就是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守的义务，具有法律效力。购房协议存在合法的法律效力，如房东单方面提高价格，就涉嫌违约，一旦违约，买受人可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相应赔偿，故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我国法律明确作出了表见的相关规定，其意义在于维护制度的诚信基础，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民事流转秩序。在本案例中，若中介未与房东办妥相关委托手续，即以房东的名义出卖房屋，属无权。但若中介公司能够提供相关信息材料，足以使不知情第三人相信其有权代表房屋产权人出卖房屋，可能构成表见。且从中介与您所作出的关于购房的相关约定等情节综合考虑，可以排除中介与您恶意串通的可能，应当认定您系善意第三人。中介以房东的名义向您出卖房屋的行为符合表见的构成要件，买卖协议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由房东承担。至于中介方是否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则属于房东与中介方的纠纷问题。

而至于业务员以个人名义与买受方签订购房协议的问题，若中介能够出具与房东之间的书面委托书，证明该委托合法有效，并且该业务员确实是中介公司的正式员工，则业务员系以公司职员身份行使职权之内的行为，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只要业务员在行为过程中，未违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等，则其自身并无过错，相关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若意向书中规定了违约责任及违约金相关事宜，则您可以主张房东赔偿违约金；若意向书中未作出相关规定，则您可以主张房东双倍返还定金。

另外，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故您在主张赔偿时，可在双倍返还定金及违约金（若有事先约定则可适用）中选择其一进行索赔。

综上，若该购房协议不能够认定为成立并有效的预约合同，合同自始无效，则您只可能以不当得利为理由主张当事方返还3万元的不当得利，若要提讼，则应以定金的收受方作为被告；若该购房协议能够认定为预约合同，可以向法院提讼，以违约为理由主张当事方双倍返还定金或赔偿协议约定的相应违约金，可同时以房东及中介方作为被告，其中中介方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则需具体分析其是否违反忠实义务。

在二手房买卖纠纷中，常见的是买受方、中介方与出售方三方为当事人。在此之中，中介与卖家双方在委托房屋买卖交易时，必须要有书面委托协议和正规授权证明才能代签字。同时，中介在与买家签订卖房合同时，也必须出具卖家签字的委托手续，在没有任何委托手续的前提条件下，仅口头同意是无效的，中介也是无权的，中介与客户签订的这份协议是无效的。若出现以上情况，如签合同时，对方不是房主本人，也没有房主的委托书和身份证，要保留好该事实的证据材料，以此作为中介方未按照居间合同约定导致签字主体错误的证据。

【法律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