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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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己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竟争力低下。本文就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首先，论文阐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点，然后，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方式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辅助项目是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崭露头角，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也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简称GATS),服务贸易被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对各国服务贸易,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被定义:过境服务(CrossBorderSupply)，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特点鲜明：第一，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贸易，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第二，服务贸易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一般只在各国的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第六；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入世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履行我国对WTO有关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方面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各种制约因素的限制，整体竞争力较弱。

1.发展速度快，但整体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于1985年开始超过农业，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按可比价计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长的9.3%中，5.8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2.5个百分点来自服务业，1.0个百分点来自农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进口总额为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出口总额373亿美元，增长20%2005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730亿美元，同比增长24.5%。显示出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率仅占1%左右，这与我国的人口、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为10.2%，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远低于货物贸易所占比重，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国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很不合理，我国目前仅能提供40多种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消费，如旅游业、商业、餐饮业等，生产很不发达，许多种类的服务尚难以提供，特别是一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属空白。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居主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们习惯于把服务业就业视作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渠道，其实这是我国服务业行业水平低给人们造成的误解。

3.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国际收支逆差变动较大，并且逆差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3）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

4.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入世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过去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逐步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开放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先后在零售商业、金融保险、旅游和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了国内市场。国外服务业的进入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国际通行做法与观念，为我国服务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实际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政府职能，以及其他方面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优化产业结构

(1)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服务业的总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扩大，尤其是服务出口的扩大，基础在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不断发挥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服务出口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按照《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第三产业倾斜，并明确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服务业门类多，层次高低悬殊，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起上。(2)调整服务业结构，增强竞争优势

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决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可根据服务产业部门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排序，确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的附加值，并不断挖掘其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我们还应注意培养新兴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发展诸如咨询、金融、技术专利和通讯等高层次服务行业。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应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上，最终落实于人力资本要素上的竞争。我们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要注意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给能力，这对于促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是至关重要的。

2.调整政府职能

(1)灵活运用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国已有限制地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规，使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场面。所以，为了促进服务贸易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对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务部门

的立法进度，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准备，也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项措施。此外，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我们应进一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对有关各项服务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予以公开，以便外国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国服务市场，寻求合作机会，同时也防止了有些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3)完善服务贸易体制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于服务业，一方面存在管制过多、过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

另外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有选择的实施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的根本举措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制高点的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1]李杏谢正勤: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江苏商论，2004.9

[2]饶友玲:《国际服务贸易—理论.产业特征.与贸易政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3]王仁曾:产业国际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2,(4)

[4]程大中:《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载《世界经济》，2000(1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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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标准合同示范合同发展中国家意思自治

一、国际标准合同的产生的基础

19世纪初,保险业和铁路运输业等公用事业开始发展,对于这些公用性组织而言,由于相对人的不特定多数性及交易的重复性,为了交易的便捷便开始制定能重复使用的合同约款,标准合同遂开始出现。所以,标准合同是应现代商事交易由双向转向多向、从一次易向连续易的变化而产生。但是谈到合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契约自由和杜摩兰(1500—1566)的意思自治说。如果我们把双方当事人的协商一致认为是赋予契约以生命,并将平等、自由与公平等不言而喻的民法原则当成是契约的健康标准的话,那标准合同的出现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契约杀手”的角色。①但是同时标准合同天生是与传统合同自由、平等的背离,这种背离并不是人为主观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造成的,是客观的,而且这种背离是对形式上的合同自由的修正与发展,它为我们开始通向实质上的合同的自由、正义开启了一扇大门。所以标准合同的出现并非是将全部抹杀现实契约原有的本质,而只是把人们从理想中带回现实中来；相反其还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就如英国的迪普洛面勋爵所指的：“这些合同中的定式条款都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后而固定下来，它们由那些能够代表某一行业的经常从事此类交易的人制作，经验证明，它们能够促进贸易的发展。”

纵观标准合同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标准合同正是在合同自由原则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的。对于那些一方当事人固定,另一方为不特定多数人双方而言,为避免交易的麻烦,制定内容确定化的文本以便可以重复多次使用,这无疑是最简便的方法。同时标准合同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其仅仅是近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交易日益繁盛,特别是公用事业的大量出现，如保险、铁路运输等，使得标准合同得以兴起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目前普通人订立的合同总数中,标准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5%以上。一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标准合同占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数量的99%,称“我们生活在标准合同的世界里”。所以标准合同已经在公用事业中立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运用。传统的契约理论渐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认为“⋯⋯在近代民法中,民法遵循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一切人都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考虑主体间现实经济能力与缔约能力的差别,追求的只是形而上学的平等,至于具体的当事人在现实中处于何种经济环境、相互实力有何悬殊,则非所问⋯⋯”。②对合同自由的追求唤起了人们标准对合同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合同的实质性的自由的深思。

二、国际标准合同的概念及范围

对于标准合同的概念和范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其理解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难发现标准合同具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即标准合同总是采用书面的形式,其条款总是事先准备好的,该合同的格式由缔约方的当事人交给另一方的当事人。但是除上述的情况外人们不能提出一个一般的定义因为在商业实践中“标准合同”这个术语在使用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即示范合同格式和定型化合同。正如国际贸易法的泰斗施米托夫(Schmitthoff)所强调的这两种合同的含义决不是等同的。

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它进行修改和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其就好比一块可供雕琢的木头,在遵循其固有特性基础上可以精雕细琢;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具体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改变。有的称其为“订不订由你”；在英国又被称为格式合同,如同品牌店的待售成品玉佩。而且在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中对标准合同中的弱方当事人予以保护的问题时，对这两种标准合同之间的区别就尤为重要。有关比较如下:

1．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修改,可供商人和律师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对他们运用可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的合同格式。而定型化合同是缔约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具有确定内容的合同格式,除无关紧要的细节外,一般不得加以修改。

2．示范合同格式是可以而且是应该的,加入或完成补充条款或附件，否则合同也没有意义。而定型化合同原则上不可以,其是一方当事人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3．示范合同格式不具有强制性，而定型化合同具有强制性。所以由单独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制定的定型化合同对于剥削弱方当事人的危险性显然比采用示范合同格式要更大些。不过，国际贸易中使用这些定型化合同的场合要少于国内贸易，因为这种合同以垄断或支配性的经济地位作为先决条件，而在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样的条件并不存在。③这样的条件仅在个别行业的贸易中存在,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处于垄断地位,从而把价格强加给各石油加工与批发公司。所以，笔者认为标准合同并不等同于国际标准合同。国际标准合同将更多地倾向于示范合同格式。而在国际贸易中，定型化合同的概念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合同，其具有不同的经济结果。其中一种在经济上是无害的，例如，在国内法上已实施的国际公约，公约中的规定免责条款不得依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取消。如，《海牙公约》、《华沙国际航空运输公约》等。这些公约设法在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公平的平衡关系。另一种则必须予以慎重的考虑。例如，多国公司订立的强加给合同的另一方的合同。如，OPEC。

而在国际贸易中，示范合同文本主要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国际组织的可以反复使用、不具有国家强制执行力的合同文本。如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经常遇见和使用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建设部的《工程建设合同示范文本》、国际咨询工程师协会制订的FIDIC合同条款。在此特别是行业协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与由个别企业拟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一样，也是一种示范性合同。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行业协会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正如梁西教授认为：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应是“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④可见，这里的国际组织指的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那前面提到的一些行业协会组织，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且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或民间机构。

三、国际标准合同的优势

国际示范合同可供律师和商人起草合同时参考并可修改以使之符合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标准合同的制定推行者并非全是贸易双方当事人，所以并不能代替贸易当事人。否则就有悖于“契约自由”的原则；其次在实践中也往往无可能实现，每个交易都是统一的标的，统一的价格。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推行国际标准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代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而是为了帮助完善和规范各种具体的贸易合同，即为交易当事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提供一个范本，而具体的内容和交易条件的变动是由贸易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的，这样才符合实际需要。同时笔者认为不需将国际标准合同的效力过度的神话，而非要强求国际组织制定并推行的国际标准合同具有国际条约的效力。对现有的国际惯例和有关国际条约中的某些条款，笔者认为其实也是由某些示范合同或标准合同的条件演变发展而来的。

对于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论是学术理论、社会舆论，还是交易的当事人,贬多褒少,大家主要是从国内的格式合同的角度来看，认为标准合同的提供者违背了契约自由的原则,使得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意思难以真实表达和实行,侵害了合同双方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市场竞争类似博弈过程。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博弈是市场参与者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所以法学研究者、企业、消费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得出对国际标准合同文本不同的评价也是正常现象，而且合同文本本身就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化描述。但笔者始终坚持国际标准合同是对合同自由的一种追求。但是有的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标准合同文本一般是合同当事人一方事先制定好的文本,对方当事人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有谈判、修改的余地。有学者说国际标准合同的兴起与盛行,无疑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个挑战,美国学者格兰特·吉尔莫甚至认为格式合同是导致契约自由死亡的原因之一。⑤而笔者引用史际春先生的一句话:我们认为,惟有更多地从积极一面看问题,把因为社会和经济的社会化而给契约自由带来的限制,以及合同内容更直接体现社会意志,视为社会经济发展之必然,是一种进步,方能在科学的基础上构造契约自由和不自由的辩证法。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的出现并不是对合同平等与自由的背离,而是一种修正,是民法从抽象概括和假设的分析法向以客观的经济现实为基础的分析法的过渡,是合同自由形式化的剥离以及向开始关注和追求实质合同自由的转折。

但是，客观地讲,合同本身是中性的,而且国际标准合同的优点也说明标准合同提高了效率,从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契约正义。相反在交易中居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上的义务负担和风险作不合理分配,致使利益的天平严重失衡。

四、重视保护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认为国际标准合同天生是阳光的,尽管由于制定者的趋利避害性和经营的垄断性,使得它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利益的倾倒性,但它通过公开大胆地承载着社会对其的评价和监督,刺激着合同制定者向合同另一方利益的重视和条款的改善,“采用仔细而专门拟订的国际标准合同或一般条款,在缔约时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讼”⑥。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要保护的弱方当事人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区别。在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的地方企业。所以保护国际贸易中弱方当事人的需要是结束对他们的物质资源的剥削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义务。目前，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法来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弱方当事人。

第一，弱方当事人的代表自始就参与合同的起草，并在起草的过程中能够发表他们的观点。例如，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商会惯例委员会的历次会议,并参与了该“示范合同”制定工作的全过程。我国选派的专家在广泛听取国内机构和业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分别于1995年1月和1997年1月两次递交书面报告,就“示范合同”草案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国际商会认真研究了中国代表的两份报告,并在最终形成的《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中采纳了我国代表的大部分意见,从而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赢得了利益,且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声誉⑦。

第二，国际标准合同与合同条款的未来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制订统一法和统一规则，而不是制订传统意义上的公约。统一的规则比严格的公约更加灵活、适用。如果其对于每一位当事人都是公平合理的，那它们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适用。第三，要保持警惕，以防单个企业使用的定型化合同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总之,对国际标准合同的控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必须把涉及到的每一个角落都考虑周全,才能使国际标准合同这种既特殊又普遍的合同形式其利得以发挥,其弊得以控制。

注释：

①陈很丽．从标准合同看国际销售示范合同之定性．北方经贸．2005(9)．

②尹继良．标准合同与合同效率、自由、公平．律师世界．2002(4)．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④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⑤柳甄．格式合同的理论及其适用．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0(6)．

⑥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法学研究．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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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报复；301条款；贸易壁垒调查

贸易报复是指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一国为迫使另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性的经济手段。贸易报复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制裁手段，它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目的，以进口抵制的方式迫使被报复国取消贸易保护，打开国内市场。国际间的贸易报复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的，如征收关税、进口配额、许可证制等等。其中加征高额关税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下文将首先对贸易报复做出一般性的阐释，然后对中美欧三国的贸易报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贸易报复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贸易报复的合法性问题

国际社会对贸易报复是否具有合法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贸易报复迫使他国让渡了部分经济，是一种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法律体系中找到贸易报复的合法性依据。贸易报复在某些国家的外贸法律制度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如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该条款就授予了美国总统有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一切不合理、不正当的进口限制进行报复的权力。在国际法制层面，WTO有着“经济联合国”的称谓，它规范着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90％以上的货物贸易活动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根据WTO《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的规定，贸易报复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具有了合法性。

WTO体制下的贸易报复应遵循以下先决条件：(1)违法成员的有关行为仍出于非法状态。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裁定有关成员方未遵守对其适用的协议，因而产生了对另一成员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违法成员在一定的“合理时间”(reasonableperiodoftime)内并未履行DSB的建议或裁决。(2)争端当事方未在“合理时间”到期后的20天内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补偿协议。(3)请求报复成员(申诉方)获得DSU的授权，而报复的方式也要视报复的作用和效果而定，报复的程度也应当等于其利益丧失或减损的程度。另外，贸易报复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在违法措施已被撤销、被诉方对申诉方所受的利益损害提供了解决方法、争端当事方达成了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的情况下，报复措施应当被终止。可见，当WTO的成员间发生争端时，当事方应按照《谅解》的规定寻求争端的妥善解决，任何单边的、未经授权的报复性措施是WTO体制所禁止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谅解》并没有直接使用“报复”一词，而是使用这一术语——“中止对有关成员实施适用协定项下的减让或其他义务”。

尽管WTO为解决成员之间的贸易争端，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以贸易报复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旨在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要赋予本国私人请求本国政府对另一国家进行贸易报复的权利，仍然需要国内立法。因此，美、欧等国，相继在国内法中设计了贸易报复制度，以寻求通过国内救济方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并将国内的贸易报复制度和WTO的争端解决程序较好的衔接起来，建立起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报复制度。

二、中美欧三国贸易报复制度概述

(一)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与法律实践中使用报复手段的典型代表。最初，301条款主要作为实施关贸总协定的权利的手段，但后来《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了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301条款实质上演变为对贸易报复的授权与实施的法律规定。根据一般301条款的规定，美国主要对以下做法采取报复措施：(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unjustifi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所谓不公正的做法是指外国的立法、政策或做法侵犯了美国的国际法律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例如外国有违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政策或作法；(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unreasonablepractices)，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据美国法，如果外国某一特定立法、政策和做法没有侵犯美国的国际法权利或与其不一致，但确属对美国私人不公平或不公正(unfairorunquotable)，即是不合理的。(4)外国歧视性做法(Discriminatorypractice)，包括外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在适当时拒绝给予美国产品、服务或投资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

根据301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可以采取法律明确授权的措施进行报复，除了法律明确授权的制裁措施之外，贸易代表还可以行使总统在其权限范围内指示采取的其他措施。针对不合法或不公正的外国行为，贸易代表应当采取报复措施，又称为“强制性报复”(mandatoryaction)。外国的不合理做法或者是歧视性做法，贸易代表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进行报复。具体的报复措施包括实施数量限制，中止关税减让，取消优惠待遇，与外国签订协定以取消立法、政策和做法或对美国提供补偿等等。

(二)欧盟的《贸易壁垒条例》(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至于美国在其贸易法中引入了301条款，欧盟也成了美国利用301条款打击的主要对象。欧盟虽对此颇有抱怨，但同时也感受到了301条款的威力和作用。1983年，欧委会向理事会提交了关于《新贸易政策工具》(NewCommercialPolicyInstrument，以下简称“NCPI”)的建议，以保护在第三国市场上遭遇贸易壁垒的欧盟出口产品。但在采纳欧委会建议的同时，理事会努力使NCPI与美国的301条款保持距离，要求欧盟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均需与其国际义务保持一致，避免体现过强的单边性和攻击性。NCPI最终于1984年9月17日正式颁布，其目标是在遵守国际义务和程序的前提下，回应第三国的不正当贸易做法，并消除该做法对欧盟利益带来的损害；同时，确保欧盟依据多边规则对第三国的贸易做法充分行使相应的权利。但NCPI的实施并未根本遏制第三国实施或维持的贸易障碍，其规定的行动步骤在实践中也被证明并不完全有效。1984～1989年间，NCPI程序仅被启动3次，而同期美国提起的301条款调查案超过70起。

1994年10月，欧委会欲使NCPI在调查和消除国外贸易壁垒方面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向欧盟部长理事会提交了NCPI的最终修改建议，并欲将其作为欧盟一揽子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框架的一部分。同年12月22日颁布了《贸易壁垒规则》(TradeBarriersRegulation，以下简称“TBR”)，取代了NCPI。根据TBR，欧盟企业、产业以及成员在外国遭遇贸易壁垒，影响其进入第三国市场或欧盟统一大市场时，可以要求欧委会对有关不公平贸易措施开展调查，决定是否存在贸易壁垒。若存在贸易壁垒，则可以采取以下救济方式：(1)启动国际磋商或争端解决程序；(2)接受第三国单边措施；(3)按《欧共体条约》第113条与第三国谈判；(4)采取报复性的商业政策，包括暂停或撤销商业政策谈判达成的减让；提高现行的关税或征收其他新的进口费用等；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工具，TBR实为欧盟保护其产业在进入他国市场时不遭受阻碍，而提供的一种进攻型的法律机制，该机制也确保欧盟充分享有其在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中的权利，尤其是WTO协定赋予它的权利。

(三)我国的《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我国《对外贸易法》第47条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违反条约、协定的规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该条约、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者受损，或者阻碍条约、协定目标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要求有关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并可以根据有关条约、协定中止或者终止履行相关义务”。这可谓是中国的301条款，它是符合WTO《争端解决谅解》要求的贸易报复条款。另外，我国还进一步制定了《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依据《规则》，申请人可向商务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申请贸易壁垒调查；被指控的措施被认定为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应视情况采取以下措施：(1)进行双边磋商；(2)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申请人须是与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产业或企业。《规则》对申请书的内容要求比较宽松，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规定也具有一定弹性。可见，该立法在调查申请方面的指导思想即降低申请要求，方便申请的提出。另外，如果商务部认为确有必要，也可自行立案，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三、中美欧贸易报复制度之比较

综观三国国内法，贸易报复措施均有着一整套完整的规则和程序，具体内容包括对申请人、受理机关的规定、调查的程序性要求和最后的救济手段等等。一国最终决定是否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势必要根据本国的法律规定，严格遵循法定的程序做出决定。但中美欧的贸易报复制度不论是若干实体问题还是调查程序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比之下，我国确实需要取彼之所长，补己之所短。

(一)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实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1．适用范围。中美欧的贸易报复措施都适用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也都适用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这两种贸易形式。下面主要讨论进口贸易的问题。考察美欧的实践，进口救济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打击外国政府的出口限制做法。如外国(地区)政府实施某些措施，限制特定产品(如原材料)向本国的出口，进而影响了本国相关产业的利益，即发起调查，如阿根廷进出口限制案就是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另外就是用于打击外国政府对出口本国产品进行补贴的做法。旦三国对进口贸易的规定也有着不同之处。TBR适用于进口救济时，申请人只能以产业的名义而不能以企业的名义向执委会提起申请，这就相对减少了申请人的数量；而301条款和我国的《规则》对进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与适用于出口贸易时对申请人资格的要求相比较，并不存在特别的限制与不同。也就是说TBR用于进口救济方面只起补充作用，欧共体其他贸易救济工具则起主要作用，而我国和美国的做法则是把救济工具的选择权赋予了申请人。

2．法律依据。在贸易报复制度中，有关机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对外国(地区)的某一做法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构成贸易壁垒，并最终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而如何进行判断，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对贸易壁垒认定的法律依据问题。

美国的301条款对贸易代表采取强制行动的条件及其例外，以及采取任意行动的条件均做出了规定。从“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构成认定的角度考察，美国贸易代表采取行动的要件也就是贸易代表据以认定外国政府的法律，政策或做法的法律依据。如前所述，“不公平贸易”做法可进行如下划分：(1)外国的做法违反国际协定，或否定了美国依据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2)外国不公正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3)外国的不合理的做法，造成美国商业的限制；(4)外国的歧视性做法。

根据TBR第2条第1款规定，“贸易壁垒”必须是国际贸易规则赋予了受影响的成员对其采取行动的权利的做法，而这种行动的权利要么存在于国际贸易规则明确禁止该做法，要么是指上述国际贸易规则赋予受影响的成员寻求消除该做法的权利。可见，依TBR认定某一外国(地区)作法构成贸易壁垒，其法律依据是“国际贸易规则”(internationaltraderule)。根据TBR第2条第2款第2句的规定，国际贸易规则既可以被规定在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贸易关系的任何贸易规定中，也可以被规定在以欧共体为一方的调整欧共体与第三国间的任何非贸易规定中。但是，无论如何，欧共体与第三国之间都存在明确的国际法义务。从美国和欧盟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其都将WTO的各项协议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为争端解决的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衔接提供了基础，有利于本国国民通过国内程序启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而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的第3条，与美欧相比较，我国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贸易壁垒认定依据的角度考察，我国认定贸易壁垒的法律依据既可以是国际法上的依据，即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共同参加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我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也可以是我国国内法，即《规则》第3条第2款所作的规定，即使外国(地区)政府与我国之间不存在上述多边贸易条约或双边贸易协定，只要其做法满足此规定，也视为贸易壁垒。这种立法与301条款相同而异于TBR。第二，将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而非以贸易规则作为壁垒认定依据，这点类似于301条款而不同于TBR。

本文认为，欧盟采取贸易规则，而非贸易条约或贸易协定的做法，有其优越性。因为某些被外国(地区)所违背的国际贸易规则完全有可能被规定在一些非贸易条约或者协定之中。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外国(地区)作法虽然违背了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贸易规则，只要这些规则不是与我国缔结的经济贸易条约或协定，则不能该规则作为认定贸易壁垒的依据，这显然不利于贸易报复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虽然以规则体系作为不公平贸易做法的认定依据，但是有关“不合理”的做法的认定依据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我国若借鉴欧盟的做法可能更为妥当。

3．损害的认定标准。损害主要是指贸易壁垒对调查国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或者是伤害，损害认定标准的科学性、明确性以及与WTO既有损害标准的一致和相悖，都直接影响着整个调查制度的运转，进而影响到最终是否需要采取救济措施，包括贸易报复措施。

美国301条款规定，外国法律政策或做法满足“不公正”、“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标准时，还必须同时考虑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若不满足后者，便不构成不公平贸易做法。根据“限制”标准，申诉人应当证明对美国进口的增加，或者其在外国失去了市场机会。但是301条款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便于美国的私人进入国际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而设计的国内程序。所以，当外国政府法律、政策和做法致使美国依WTO各项协议的享有的权利或利益遭到否定时，301条款并不要求申请人证明外国做法给美国商业造成了限制，此时只需证明外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WTO协议，或者美国依协议享有的利益遭到否定即可。

欧盟的TBR依据不同的申请程序分别采用了两个概念来表述第三国的贸易壁垒对欧盟产业所造成的损害。在以欧盟产业名义提起申请的程序中采用的是“损害”(injury)这一概念，在以欧盟企业名义提起的申请程序中采用的则是“不利贸易影响”(adversetradeeffect)。根据TBR的规定，“损害”是指贸易壁垒在欧盟市场上在货物或者服务方面对欧盟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的任何“重大损害”(materialinjury)。“不利贸易影响”是指，贸易壁垒在任何第三国市场上再货物或者服务领域给欧盟企业造成的不利贸易或者有造成不利影响的威胁，并且对欧盟经济或者欧盟境内区域性经济或者经济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materialimpact)。而且。TBR对如何确定“损害”和“不利贸易影响”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便申请人掌握和执委会操作。具体表现为TBR的第2条第3款、第10条第1-3款(关于“损害”的规定)，和第2条第4款、第10条第4款和第5款(关于“不利贸易影响”的规定)。

我国的《规则》涉及损害标准的条款主要有第3条以及第7条，在不涉及贸易条约或贸易协议时的对损害的界定用语为“造成阻碍或限制”和“负面贸易影响”，但并无细化的规定，我国应当借鉴美欧立法对损害的标准予以细化，并尽量给出定义，使《规则》的可操作性得到加强。

4．国家或地区利益。根据美国的301条款，整个贸易报复制度的运作都必须严格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并不应当以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判断标准。贸易代表决定是否报复和如何报复时，必须衡量是否适当(appropriate)，如果外国已经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或者已经采取行动补偿美国；以及采取301条款的报复措施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将大于报复措施所得的利益时；又或者是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时，均不应进行贸易报复。当然在要求行为国提供补偿时，301条款也会兼顾到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等的利益。TBR第12条第1款则规定如果采取行动不符合欧共体利益，执委会不得采取行动；执委会必须将采取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它对欧共体更加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影响进行权衡掂量。可见，欧共体利益在调查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只是在终止调查程序时规定到，若终止调查程序不符合“公共利益”，则不能终止调查程序。但公共利益并不等于国家利益，我国应借鉴美欧做法，在立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以凸显其重要性。

(二)贸易报复制度前期调查中程序问题的比较分析

1．申请者的范围。我国的《规则》第5条规定：“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企业、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统称申请人)，可以依照本规则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前款所称的“国内企业、国内产业”，是指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产品生产或服务供应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或产业。与此相对应的，美国301条款允许任何利害关系方提起申请；而TBR第2条第5款则将“共同体产业”定义为所有共同体生产者与供应者，包括：生产或供应与被诉贸易壁垒设计的产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生产或供应与前述商品或服务相竞争(competingdirectlywiththatproductorservice)的生产商或服务供应商；消费、加工被诉贸易壁垒涉及产品或消费、使用被诉贸易壁垒涉及的服务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合作生产的生产商、服务供应商，如果其合作生产量已经在该产业的生产总量中占了较大比例。显然欧盟、美国对于提起申请者的定义范围，远远宽于我国规定的“有直接关系者”。为了便于使有关方得到及时、公正的救济，本文认为应在未来的立法中，放宽可提起申请者的范围。

2．有关证据的规定。TBR第3条第2款、第4条和第2款和第6条第2款都要求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交充分的证据(sufficientevidence)，包括贸易壁垒的存在及其对欧盟产业或企业产生“损害”或“不利贸易影响”的解释性清单(illustrativelist)。如果申请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执委会则不予立案。301条款对申请人提交证据的要求则相对较低，只要求满足对请求的支持即可。而我国的《规则》第8条对证据的提交予以了规定，“申请书应当尽可能附具下列证据材料并说明其来源：(一)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存在的证据材料；(二)证明被申请调查的措施或者做法造成的负面贸易影响的证据材料。”但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对“负面贸易影响”予以具体说明，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当事人举证的难度，我国应借鉴欧盟立法对其进行细化规定。

3．申请的撤回。TBR第5条第2款规定，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执委会可以据此终止程序，但终止程序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的除外。我国的《规则》第9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商务部做出立案决定之前撤回申请”，但是，此时当事人撤回申请可能有违我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应当增加相应的规定。

4．调查中的专家咨询程序。依301条款的规定，在调查过程中贸易代表向相关的委员会(如贸易政策与谈判咨询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寻求信息和征求意见是一个必经程序。TBR第7条专门规定了咨询程序(consultationprocedure)，要求设立以执委会代表为主席的，由各欧共体成员国代表所组成的咨询委员会(AdvisoryCommittee)，并就执委会的行动以及该行动对欧共体共同商业政策的影响发表意见，这也是强制性的规定。但我国《规则》第20条对成立专家咨询组的规定是任意性的，咨询内容的范围也仅限于调查中涉及的技术性和法律性问题。但贸易报复等救济措施的采取影响到我国与涉案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事关重大，将必要时的咨询程序规定为强制性的必经程序似乎更为慎重。

5．调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在TBR实践中，由于“共同体利益”的灵活性，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特别是在发动调查后采取救济措施时)，因此，欧盟法院司法审查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我国商务部对贸易壁垒进行调查的行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根据WTO的要求以及我国加人WTO议定书的承诺，应允许对其进行司法审查，进而提供相应的救济。因此，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当考虑建立调查过程中的司法审查机制。

(三)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和贸易报复措施最终作出的不同规定中美欧均在法律中规定，在调查阶段结束后，若涉及双边或多边争端解决程序(如WTO争端解决程序)，应当依据调查的结果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不同的是，TBR规定调查结束后由执委会与成员进行磋商决定是否启动争端解决机制，但并没有规定磋商的期限性质，这无疑造成了效率低下的后果。而美国的301条款则规定如果调查涉及贸易协定，并且在该贸易协定所规定的磋商期结束或者磋商开始后150日之前没有达成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贸易代表应当依贸易协定规定的正式争端解决程序，要求立即开始该程序。@但我国的规则第29条将双边磋商与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作为救济措施，并无先后之分，对于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协调，我国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

对于涉及WTO协议的申请案件，若要对存在贸易壁垒或者实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其他WTO成员方采取报复措施，中美欧都须获得DSB的授权并接受严格监督。从贸易报复的内容来看，中美欧所采取的报复措施都基本相同，包括中止或撤回根据贸易协定所做的贸易减让、对外国的货物或服务施加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等等。但我国《对外贸易法》第37条仅就被报复国是与我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经济贸易条约、协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情况予以规定，这无疑是不全面的，也是应当完善的。

篇4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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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莫里斯•奥博斯特费尔德编著《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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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yueWong:InternationalTradeandinGoodsandFactorMobilityM.I.TPress1997.

篇5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篇6

【论文摘要】：本文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我国及国际医疗器械行业现状，通过计算竞争优势指数，得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总体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特别是高端产品占明显劣势。第二部分针对医疗器械行业现状及问题，提出了五大发展对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提高，医疗器械产业越来越受世人关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已初具规模。我国作为医疗器械产业的新兴市场，潜力大，发展快，吸引着全球医疗器械行业眼球，争先进军中国市场。同时，本土企业规模小、技术弱，缺少发展后劲，存在国内市场占有额低、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应树立民族品牌、构建核心竞争力、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改善产品结构等，才能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及国际医疗器械行业现状

近几年的医疗器械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都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是总体都呈现较大的逆差，且贸易逆差呈波浪形的增长趋势。

就医疗器械行业贸易方式来看，进口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出口则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为主导，输出的是简单加工产品，缺少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所以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出口产品总体来说属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的现状。

我们从竞争优势指数来分析一下医疗器械的行业现状。竞争优势指数是净出口与外贸总额的比值，能够反映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由其他国家供应的一种产品而言，本国生产的同种产品是处于效率的竞争优势还是劣势以及劣势程度。其计算公式为RNXij=（Xij-Mij）/（Xij+Mij）（式中，RNXij——竞争优势指数；Xij——i国j商品的出口额；Mij——i国j商品的进口额）。

我国医疗器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从2001年至2005年均为负值，处于（-1，0）之间，说明我国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弱，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平均水平以下，医疗器械进口产品市场占有率较大。但2005年贸易竞争指数上升为-0.117，接近于0。

再看另外一个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MS）。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或程度。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小，最终将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其计算公式为MSij=Xij/Xwj（式中，MSij表示i国j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j表示i国j产品的出口总额，Xwj表示世界j产品的出口总额）。

MSij值越高，该产品所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则弱。我国医疗器械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很低，不超过5%，从而表明我国医疗器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弱。而从国际上来看，全球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基本由美国、德国公司的产品占据着统治地位，其次是日本，其他欧洲国家只是在一些专业项目上有一定优势。在全球医疗器械市场销售额中,美国占到40%多，欧洲占30%左右，日本占15%——18%，而中国仅占2%。国内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竞争能力始终令人担忧。

国内医疗器械企业竞争力偏弱，主要归结为“六大问题”：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二是产业结构与产品品种结构不合理；三是中国医疗器械市场本土企业占的份额低；四是进出口不平衡，世界市场份额小；五是有自主品牌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不多，品牌知名度不高，无形资产创造的企业竞争能力薄弱。六，是技术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不高，工艺水平落后。

二、我国国际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对策

第一，站稳脚跟——明确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医疗器械企业若想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首先要处在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资源的前提下，进而培养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既可以通过自我发展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又可以通过企业间并购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二，拳头产品——强化企业研发能力。首先要解决资金瓶颈，加大研发资金投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企业的生命线。著名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实力很强的研究开发机构。国内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只有解决资金问题，才能放手搞科研。其次是要实现自主创新模仿创新相结合。对于目前我国的医疗器械企业，先是要以模仿创新为主，进行技术积累、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增强自己的研究开发实力。

第三，建立品牌——提高企业营销水平。目前我国医疗器械行业还没有一个在享誉国际的品牌。因此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必须提高对品牌战略的重视，树立起品牌意识，将产品技术、产品质量等内在指标作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并积极发挥广告与市场营销、品牌设计与策划的作用，打造中国百年品牌，靠核心竞争塑造知名品牌，靠知名品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无形资产。创新营销渠道，建立强大的销售队伍和广泛的销售网络。具体措施可以包括：

（1）提高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工作，增强用户的满意度；

（2）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创名牌企业、名牌产品；

（3）完善医疗器械评估与检测中介组织机构；

（4）加强医疗器械技术监督工作。

第四，优化结构——提升企业出口效益。在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时，要随时保持对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保障医疗卫生需要，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继续开展传统手术器械、卫生材料、小型设备出口的同时，要加大设备类产品出口，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增加出口效益，并使我国的医疗器械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

【参考文献】：

[1]蒙志莹、蔡天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现状与国际化.中国医疗器械信息,2007年04期

篇7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莫里斯•奥博斯特费尔德编著《国际经济学》

AvinashK.DixitandVictorNorman:”ProductDifferenceandIntraindustryTrade”from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

ElhananHelpmanandPaulKrugman:TradePolicyandMarketStructureM.I.TPress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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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PBowen,EdwardE.Leamer,andLeoSveikauskas:”Multicountry,MultifactorTestsoftheFactorAbundance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87pp791-809.

Kai-yueWong:InternationalTradeandinGoodsandFactorMobilityM.I.TPress1997.

篇8

一、中国高等服务要素禀赋状况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2年11月12日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2002-2003年的微观经济竞争力在80个国家中排名为38，比2001年上升了5位。据专家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影响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子指标国家技术水平的排名，中国从第53位下降到第63位，主要因为中国在人均专利数量、人均的信息技术投资、公司购买技术专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并落后于发展中的印度和巴西。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从发展前景看，一国服务贸易能否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充裕的高等要素及其优越的要素生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讯网络、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高等要素的供给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竞争力还较弱，如199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电话主线70条（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数据手册[I].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6.），仅相当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7条）的12%，全世界平均水平（146条）的48%；另外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只有高收入国家的14%，发表于科技刊物的论文只有全世界的1.4%，高技术出口只有全世界的2.8%（详见表1）。

表1中国部分高等要素供给状况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世界银行出版）数据整理。

另外，从表2可见，中国教育投入及接受教育机会的状况虽改革开放后有很大进步，但与高收入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都相差很远。1997年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NP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3.1、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比高收入国家、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53、13个百分点；用于每个大学生的支出占人均GNP的比重比高收入国家高出28.7个百分点，但由于中国人均GNP较低，所以其实际支出水平也是不高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仅占GNP的0.66%，更是低得惊人。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等要素比较贫乏的国家。

表2中国教育水平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二、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与竞争力实证性国际比较分析

2000年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排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多名上升到第14名（世界银行，2001），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然很弱，国家竞争优势不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结构尚待优化与升级

国际服务贸易中形成的出口结构是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服务出口的主要国家，他们都在致力于改善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主要表现为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根据表3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4%、16%、80%，可见，高收入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几乎一统天下。1998年中国商业出口占全世界商业出口的比重仅为1.8%，甚至低于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到，收入不同的国家整体呈现出运输百分比不断下降，旅游特别是其他类百分比迅速增长的结构调整趋势。而在这一整体趋势下，收入不同国家的出口结构又是大相径庭的，低、中收入国家其他类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而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较高。中国作为低收入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超过了一半的比重，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偏低，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结构是相当脆弱和低级的，必须努力进行优化、升级，不断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比重。

表3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的是出口结构，下面我们再考察进口结构。根据表4计算：199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平均比重分别为6.6%、22.8%、70.6%，1998年这一指标分别为6.4%、16.8%、76.8%。结合表3数据，说明低、中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总体处于逆差地位，而高收入国家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顺差地位。1998年中国商业进口占全世界商业进口的比重为2.2%，比出口高出0.4个百分点。从表中还可看出，低、中收入国家的运输进口百分比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而旅游与其他类服务进口百分比相对较低。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从目前看还比较均衡，但随着中国加入WTO，服务贸易将逐步自由化，国际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等服务的进口将大规模增加，原有结构将被打破，如不及时予以调整，整个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将会失衡。

表4中国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国际比较

附图

资源来源：同表1。

2.国际市场占有率有待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衡量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指标，它等于一国一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根据世界银行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约为0.73%，1998年上升到1.8%，这样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是与中国整体的贸易地位不相称的。即使我们自以为不错的国际旅游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也并不高，尽管自1980年以来该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国际旅游收入由1980年的617百万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2,602百万美元，增加了19倍多；国际旅游收入占整个外贸出口的百分比也提高了2.5个百分点。然而直到1998年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也才2.8%，而其他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国际份额更是微乎其微。

三、优化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思路与建议

1.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

我们应把竞争策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优势上，从而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构建国家竞争优势打下基础。中国目前缺乏一种科学、合理的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高科技人才、高校研究机构和领先学科等要素的培育与发展，存在盲目扩张、急于求成的误区，对高等要素质量的检测与监督机制也不健全。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国际服务贸易对扩大社会就业、增加收入成效显著。从短期来看，加入WTO与国内社会经济利益存在一些冲突，譬如社会就业问题。因此，加速健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供给能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长足进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日益提高，政府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力以赴地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尤其是对高新技术项目的投入。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相互配套的科研评估与检测机制，提高开发、研究质量，保证优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充分发挥政府的孵化、激励作用，审慎建立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

政府对构建国家竞争优势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对科技进步的孵化上，还体现在对企业创造力的激励上。国际服务贸易最发达的美国，其政府为了鼓励服务出口，长期以来给予服务企业很多优惠，同时非常重视技术研究、开发与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国政府要加大对国际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辅之以积极的产业政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作为WTO成员已经承诺尽快实现相关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中国在现代物流、金融、保险、计算机数据服务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方面势单力薄，很难与外商抗衡，这对国内相关服务企业将造成直接冲击。这种冲击到底有多大，目前是较难预测的，不过，我们应该尽量多考虑困难，加快建立起国际服务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做到有备无患。当务之急，中国政府要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要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WTO的“保障措施协议”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多方寻求法律、法规的支持，有理、有利、有节地保护中国弱势服务行业。

3.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

在信息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效应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一般商品消费的比重往往较低，而对高档商品及商业服务的消费比重较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尽管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但中国居民对商业服务的消费需求还不是十分强劲，服务消费的比重偏低。任何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往往都以合理、高级的国内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是以商品消费为主，服务消费比重过低，或服务消费的层次过低，那么该国的服务贸易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的服务产业一般是首先在其国内形成竞争优势，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因此，入世后中国企业和政府应依托巨大的市场需求，努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需求结构，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为中国服务贸易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Porter,MichaelE.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M].NewYork:FreePress,1991.

[2]克里斯丁.格朗鲁斯.服务企业的国际化战略[J].南开管理评论，2001,(6).

[3]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篇9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二、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分析

根据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全部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中国出口和进口价格指数可看出中国进口价格指数的上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的影响，并且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下降的趋势，相反，中国进口价格指数下降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程度有上升的趋势。影响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和进口价格指数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突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工贸易增长迅速

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6年的5,103.55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口由15.04亿美元增长到了3,214.72亿美元，占总进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贸易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原料和中间投入品主要靠进口，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其价格往往缺乏弹性，且易受出口国垄断，会使中国进口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同时加工贸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存在制约，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国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间恶性竞争，使出口价格上涨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中，由于中国处于生产的下游或终端，多为简单的加工和组装发展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跨国公司的“装配车间”。增值率不高导致出口价格难以上涨。相反，随着加工贸易进口需求绝对值迅速增加，导致国内加工企业对国际燃料、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鉴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进而使进口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趋于上扬。

(二)国际市场比较集中

中国的进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国。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占中国总出口的68.73％，前3个国家或地区占46.48％，仅向美国和日本的出口就超过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进口最多的前10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总额占中国总进口的63.60％，前5个国家或地区就占将近一半，达到49.22％。中国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受到较大的影响。如美国经济时好时坏，日本经济则长期表现不佳，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出口影响很大。一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引起的需求下降，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场的经济低迷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贸易摩擦，使中国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国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1.74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企业进出口比重由原来比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据国际收入转移的贸易条件效应一般原理，收入转出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恶化，收入转入国的贸易条件将趋于改善，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趋于改善。但FDI的净流入并没有带来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吸收FDI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易造成出口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在国际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低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导向不能维持国际竞争优势，从而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依赖。二是FDI形成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执行“转移价格”，影响了中国进出口价格。目前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产品、原材料、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经营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进口产品的高价位；同时，即使不考虑国家出口退税等支持措施，而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考虑在内，外企的出口价格水平也明显偏低。跨国公司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在FDI企业进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

(四)关税下降使进口需求扩大

加入WTO后，由于关税大幅度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进口需求强劲，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实际进口商品的价格没有明显下降，这一点通过计算进口价格指数能得到很好的验证。一个贸易大国征收关税，能使出口品的相对价格降低，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的进口品，而消费者会消费更多的出口品，这样，出口品的相对供给减少，相对需求增加，从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对价格会上升，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在关税下降时这一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加入WTO后，关税一直下降，而中国又是一个贸易大国，因此，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对策

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变化看，中国近30年参与国际贸易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损失一定的公平获得了更高的效率。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发展成为了贸易大国但并没有成为贸易强国。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获得效率呢?针对上述原因，通过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损失程度，保持收入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效率获得水平。

(一)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产品差异化程度

中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是制成品。通过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差异化程度。加大对高新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识向高新技术的转化，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的研究开发给予财税支持、资助和信息服务，提高研究高新技术方向的市场性；加强企业与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术成果能较快投入到产业中去，拉近技术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距离。

(二)鼓励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

鼓励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通过加工贸易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和税收政策结合起来，消除加工贸易向上游产业延伸的体制约束和政策障碍，引导加工贸易向关联度大的产业和经济的纵深环节拓展。发挥内资企业现有的生产基础和技术基础，积极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调整加工贸易税收政策，鼓励加工贸易企业更多地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贸易通过贸易和投资行为从下游装配业到中间产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业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业水平，延长国内产业链，推动中国上游产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促使加工贸易向纵深拓展。促进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各种财政金融措施，将加工贸易的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政策范畴，实行加工贸易的产业评估制度，提高技术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励加工贸易向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避免出口市场的过度集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如东欧、南美洲、非洲、中亚等)及周边国家(如俄罗斯、韩国、东盟、南亚国家等)的贸易往来，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减缓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状况及政策变化带来的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偏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需求相似说，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不仅出口商品价格不容易下降，还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的出口。根据引力模型，周边国家具有地缘优势，双边贸易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且中国相对而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价格贸易条件改善比较容易。

(四)有选择地继续鼓励引进FDI

大跨国公司和效率寻求型的FDI能带来的溢出效应更显著，能迅速扩大中间贸易品的出口，使中国比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使中国的贸易政策倾向更稳定。建立包括FDI来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内容的FDI引进项目评估体系。通过对FDI投资主体的整体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体系；通过对FDI引进项目性质的评估，说明FDI投资主体来华投资是为了巨大的市场还是为比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通过项目预期结果的评估，说明FDI对出口贸易、技术、管理和劳动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通过与目录相适应的进出口政策和生产税收政策，引导FDI投向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部门，投向国际化生产链条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或加工工序环节，提升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层次。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借鉴浙江一些行业协会在协调同类商品出口方面的经验，在国家层面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出口产品规划，防止国内出口厂商的恶性竞争。由于国内厂商问的恶性竞争，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被压得极低，由此带来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国内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剧了贸易摩擦。国内厂商的单打独斗不但表现在产品的出口上，也表现在对原料的进口上。在国际原料价格大幅提高、际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今天，国内厂商应该联合起来面对国际原料供应商，增加自身的谈判砝码。

(六)明确关税政策的目标

在加WTO之后，关税水平调整的余地不大，但可进行关税结构的调整。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关税水平，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处理好进口关税梯度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适当缩小关税的有效保护率与名义关税率之间的差距，尽量减少关税所造成的扭曲效应。对进口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则征收相对较高的税率。弱化关税在增加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适当考虑关税保护就业的作用。

篇10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