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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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作品是一个矛盾逻辑的产物，追求的是真实的虚构和冷漠的抒情。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矛盾对撞中产生，在矛盾中发展，故意以麻木冷漠的态度，裸地向阅读者昭示小说作品纯属虚构。而在后现代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采用反讽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含蓄化地表达，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对读者形成了明显的感觉冲击力。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就是通过矛盾对立的统一结合，打破有形与无形的传统界限，将其糅合在一起，在矛盾碰撞与火花激荡中将作者的感情加以宣泄，并将这种感觉和思维模式借助文学的途径传递给读者，传递给世界大众。他们大声地向世界宣示，这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不用文学手段表达的，文学并非清高地独立于世，而应该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真真切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学表达的认识，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和范畴，创作的形式也有了较大的突破。美国作家冯尼格在其小说作品《绝佳的早餐》中，直接采用图画这一画面感最强的方式，将作品中难以言表的思想内容进行表述，拓展了读者的思维空间，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小说家库夫在《临时保姆》中，将小说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和打乱，108个独立的片段单元使得小说的内容更为抽象，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片段进行欣赏等等。这就是后现代文学艺术家们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在他们心中，艺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将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阐述和发展。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冷漠孤独的法国新小说和充满嘲讽意味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

二、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消费趋势分析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社会的现代性影响，主要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产物。其鼎盛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这一思潮影响，在西方当代文学中又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在内的不同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最早兴起于法国，其后扩展到整个欧美；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最早也是始于法国，继而漫延到整个西方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源于美国；魔幻现实主义则由拉丁美洲开始，继而影响到整个世界文学；具体诗产生于德语国家和拉美国家，而语言诗则兴于美国；元小说的兴起地域要广得多，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阿根廷等欧美国家。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这些形成于欧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很快就影响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并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形成了相互碰撞、影响和渗透。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将消费对象逐渐锁定于文学的附加值上面。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的使用价值，但却经过包装加工，大大改变了其内在的价值。人们就是借着此种消费方式，来提升自我的存在感和认同感，强调自我或社会地位的确认和证明。当今社会，所有的社会消费或者说经济消费，特别是文学的消费，都有一种欲望性消费的趋势，追求的是没有内涵的，肤浅的快餐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暂时性的获得和压力释放。

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费现状的反思

文学对于人类自身来讲何以如此重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文学所具有的基本意识形态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无法被抹杀的。文学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属于文学共生与发展的产物。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是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产生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转性。首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多元性，使世界文学呈现出各个流派多元发展的态势，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其次，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必定是利大于弊。虽然网络文学是对精英文学的化解，但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娱乐性可以加快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速度，在当代人快速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网络文学对后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电子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虽然是对纸质图书市场和印刷业的极大冲击，但是，图像式和网络式的文学作品对于人们的视觉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并以更加快捷的传递方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因此，以图像和网络形式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新颖的表现形式无疑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消费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唯有消费才有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二定理。消费将原本高处不胜寒的，只属于贵族阶层欣赏的文化，向社会底层的文化素养不高的民众展开了双臂。在这里，无论高深还是肤浅，无论庸俗还是高雅，所有的文化、文学内容都被打碎打乱，并重新柔和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所有阶层都欣赏和喜欢的文化形式。同时，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的消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需要浓厚的文化积累和创作灵感的碰撞，同样，文学的修养也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累加和积淀。但是随着消费趋势的大行其道，直接就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程式化生产，追求的是快速，以满足消费者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以迎合大众，追求庸俗肤浅的商业化过程，对于文学的价值提炼和积淀是非常不利的，偏离了健康、积极的方向。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对于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读者来讲，进行了消费至上，甚至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输出，从而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四、结语

篇2

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中立性的知识，所谓的知识都是一个个“个体知识”的相互结合，以至于更有可能接近人们所谓“真实”的知识。后现代主义知识观认为认识活动过程中，“认识对象”的属性深受主体及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客体不再是纯粹的自在之物，主体也是特定情境下受客体影响的主体，不再是“我自身”。另外，在认识活动过程中，事物的被选择是由主体的兴趣所决定的主动选择，而主体的兴趣则与个人的利益、价值观、知识、意识形态等等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的获得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特色”，知识是个体创造的、发明的，而非发现的。

二、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对科学教育的启示

（一）拒绝知识为上，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能力

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强调了知识的不确定性，认为真理不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是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因此在科学教学时，在向学生介绍前人的发现和总结的规律时，要客观要理性，不能将其神化，要在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上仔细斟酌，让学生明白任何的规律定理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情境，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要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敢于反思和批判，学会证伪的方法。这样学到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讲才是灵活的有意义的。但是要注意，对现有定论的质疑和批判并不是否定主义。否定主义的否定是绝对的排斥，简单地说“不”，而后现代主义中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它是对“夜郎自大”的排斥和对开放性思维的倡导。

（二）引入科学史，强调人文关怀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知识具有文化性，任何的知识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背后蕴含着与社会与历史与人物与事件息息相关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传授科学知识时，要适当的引入科学史，让学生能够体会到知识的生命性。

（三）关注本土资源，讲学生身边的科学

后现代主义强调知识具有境域性，这一点对我们科学教学的启示就在于讲授知识时应该尽量以当地的风俗习惯为背景，考虑到当地的特色。这就要求教师平时要细心观察，多关注新闻事实，善于将当地的风土人情、城市建设、改造变化、热点事件转变成教育资源运用于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感觉科学知识就在身边。

（四）注重分析学情，尊重学生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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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之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的原则。希通过此文，为中国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中国哲学；现代价值；创新与发展

一、后现代主义的英文是postmodernism。前缀“后”（post）一词在英语中有双关性：一是指“不”（not），表“否定”；二是指“高于”（hyper）, 表“超越”。基于对“后”的含义的不同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主要可以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Derrida）、 福柯（Foucault）、利奥塔（Lyotard）、德鲁兹（Deleuze）, 美国的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反现代主义”，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二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Rorty）、霍伊(Hoy)、格里芬(Griffin)等，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超越现代主义”，主要特征在于建设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其本质在于“重释”、批判“现代性”，即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及继承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现代性（modernity）以及现代性导致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和批判的主要对象。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格里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其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1．反对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建基于基础主义之上。所谓基础主义，是指一切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必须有某种可靠的理论基础的学说。这种基础是由一些不证自明、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构成。后现代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反对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现代哲学反对前现代哲学是用“理性”取代了“信仰”，用“人”取代了“上帝”，但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并没有改变。后现代哲学家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第一原理”，也没有先验的假设。另一个层面是反对传统的哲学理论框架和等级体系。后现代哲学家认为，传统的哲学框架和体系是“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它所带来的是“权威话语”(discourse)和“现化性神话”。而实际上，每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因而对世界的解释是无限的，意义是多元的；知识和真理不是以表象为基础，而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用小型叙事（mininarrative）来取代宏大叙事。

2．解构（deconstruct）本质主义。所谓“解构”（消解），是指对于理论体系及其根据、矛盾等的分析和批判。后现代哲学家对本质主义的解构主要集中于对中心主义的消解。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它认为存在着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而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其实质就是假定存在着一个静态的封闭体，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它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理念、实体、上帝等等。这种思想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主流并封闭着人们的思想，它是“理性的霸权”，使人们在把握世界时以牺牲事物的丰富性为代价。德里达主张用“分延”和“异质”来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

现代哲学认为，“言语”优于“书写”，而“书写”是低一层次的。因为“言语”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而“书写”则在我们和我们想理解的意义之间塞入了“文字”这样一个附加符号层。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声音中心主义”。他反对说，“言语”不过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书写”则比言语更能反映符号“不在场”的本质，因而“书写”比“言语”更具有优越性。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与“书写”的等级关系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从而也就进一步颠覆了建筑在原有语言结构上的传统形而上学。

3.反对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以来关于普遍理性和历史进步的理念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恶果所粉碎，人们开始对理性主义本身产生了质疑：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技快速发展，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伴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度膨胀而蓬勃兴起，它反对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认为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

后现代主义承继了这股思潮，但，同时后现代主义认为，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或本能、或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也就是说，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在反理性问题上还不够彻底。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因而是更彻底的反理性主义。

4.反对主体性。西方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确立了理性的优先权。之后，“主体”逐渐堂而皇之地成为“人”这个概念的基础，进而主体成为客体世界的中心，人成为历史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每种生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存在”的邻居，而不是“存在”的中心，不应把人放在万物之上；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导致了人类中心论，人与自然万物不再是和平相处的关系，而变成了“主仆”关系。主体性在给人类带来丰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后现代哲学家高扬起反主体性的大旗，主张人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应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福柯说，尼采说“上帝死了”，宣布了权威和迷信时代的结束，“我说‘人死了’”，来宣告人类中心论的结束。后现代主义消解了那种高视阔步的具有神圣性的绝对主体，而将主体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凡人、“他者”，即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而又被遗忘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通过他们的“话语”去对这个属人的世界做出自己独特的陈述。现代人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

5．反对“权威话语”（authoritative discourse）。根据后现代“话语理论”，“话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纯形式的，而话语则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体现在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text），“文本即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现代性为权威尤其是“知识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专家的“知识权力”和“话语阐释权”的世界。专家具有阐释世界的权力；他们对世界的阐释就是“权威话语”，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认为，“权威话语”是以独断论和中心论为基础的，因而是僵化的，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遮蔽了普通人的智慧。后现代主义向一切究竟至极的东西挑战，反对传统的把个别的当作一般的、把历史的当作永恒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观念,它坚持对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拒斥“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反对“一解压百解”。后现代主义主张用“解释”概念来替代传统的“理论”概念，因为“解释”概念更具有开放性。

二、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发达国家（developed world）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后哲学家们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惊奇地发现，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小型叙事”的溢美，在中国历史上古圣先王曾有过智慧的洞见。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哲学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和将来也仍具有价值。挖掘并发扬之，把它贡献给全人类，在完善我们现代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补偏救弊，使能实现全世界、全人类的价值。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哲学是外在的人文主义，它以二元论为特征，且“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它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因而，肯定人的价值就要牺牲与人不同的价值，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充分体现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与此不同，后现代精神则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和“有机主义”（organism），认为人与他人和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constitutive）的，主张重建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

无独有偶，在中国哲学中，自然始终就被认定为内在于人的存在，而人亦被认定为内在于自然的存在。“宇宙、与生活于其间之个人，雍容洽化，可视为一大完整立体式之统一结构。”自然与超自然、人与天、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之间，不仅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而且是和谐统合的。无论是儒家的“圣人”、道家的“真人”，还是中国佛学中的“佛”，均以“天人合一”为其内在的崇高品质。“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以看出，中国哲学这种人与外在自然相和谐的观念是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

2．伦理的中心主义。现代社会是一种“世俗社会”，它抛弃了超自然主义，因而否认了世界上有客观的道德准则。这种观念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给人类社会已经带来了而且还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个人主义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伦理危机以至生存危机，后现代哲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主张通过“主体间性”来重建一种道德社会。他们倡导对世界的关爱，主张“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和“尊重他人”等美德。由此不难看出，后现代哲学家对人类道德危机的思索受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启迪。

在世界各国文化当中，希腊古典文化是哲学文化，印度是宗教文化，日本是精巧的艺术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伦理文化。中国哲学有一个特殊的向度，就是它始终朝向现实的伦理：哲学同道德论互相渗透，密不可分，无论是本体论，还是认识论。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的维系。中国哲学的这种伦理传统，在后现代社会找到了回应。从一定角度来讲，后现代哲学家所设想的“后现代社会”即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著作中不乏对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溢美。

3．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湮没了人文主义，主体性湮没了个体性。个体、尤其是普通人成为“他者”，被社会抛弃或遗忘。人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而变成了纯粹理性的工具；人不得不畸形成长，全面解放成为一句空话。

但中国哲学则始终“关怀”个人的“成长”，主张透过修养来实现自己、完善自己。在儒家的理论中，以世界和谐为其终极目的，形成了自我修养的八重步骤[7]。前两个步骤是“格物”、“致知”，其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其次的三个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其目的在于使自己变得完满，以使自己能肩负起社会的和政治的责任。最后三个步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目的为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德行，即在一种关系的实在性中来实现一个人的潜能和价值。此历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个人的修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以世界和谐为终极目的，所以这种修养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第二，将人内在的成就与外在的效果统合起来。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个人修养的程度和范围，体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是中国哲学极具特色的内容。

4．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其极端形态或状态的批判，不管是基础主义、理性主义，还是主体性或“权威话语”。中国哲学是反对极端的，因为“物极则反”。为避免“物极则反”，需要“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执两用中”之说，即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于“一”（绝对、整体）或“多”（相对、万殊）而系时中准则之哲理。这是一种深刻而伟大的人生智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一种生存智慧，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潜层结构的要素之一；中庸之道是一种方法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人一般都不赞成走极端，而要求适可而止、恰如其分；都不赞成强制、专断，而容许“同归而殊途”。正因为如此，历经无数次的入侵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依然能传世悠久。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科学与中国对世界之影响”文中写道：中国文化之善能自我调节，甚似一种有生命之机体，随环境之变化而维系均衡，并与一“温度自动调节器”相类似。笔者认为，这一“温度平衡器”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贡献于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它不仅具有现代价值，而且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

三、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属于“他者”话语和“小型叙事”，与后现代哲学家的主张有某种契合之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沾沾自喜，从此沉湎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旧纸堆中，做一个“古已有之”论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溢美并未遮蔽中国传统哲学面临的严重危机。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多年来，仁、智互见，许多学人在不同的语境下提出不同的见解。以后现代主义为语境，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这是后现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之二。

1．现代主义是必经阶段。在回首现代化历程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提出了猛烈的批判。这对于正在追寻现代化梦想的第三世界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我们的现代化梦想错了？但经过冷静地分析，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有偏激之处，但后现代主义要否定的并不是现代主义的存在，而是它的霸权；不是它的优点，而是它的局限。后现代哲学家欣赏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明，同时又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这是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形态。

另外，回顾哲学史，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形态、近代形态、现代形态，现在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形态的重大转向。相对照而言，中国哲学只有古代形态发展得比较充分，近代形态由于“营养”不良未“发育”成熟，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才刚刚起步。

由此观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能逆转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中国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现代化，实现其现代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应更完善、更合理。因为，后现代主义如同前行者的一座航标，把暗礁险滩已为我们指明。格里芬说：“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

2.现实主义是跨步的基石。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是哲学家对于西方现实的一种反思。在反思的历程中，他们发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核武器”和“环境”是两个“足以毁灭世界的难题”。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出现今日之不幸，现代性难辞其咎。因此，挑战、批判现代性便成为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任务。“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中国哲学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关怀中国的现实与当今的世界，反思中国的精神。这是中国哲学跨出“传统沼泽地”的基石。我们不能总是研究历史，而回避现实；总是去注疏已有的东西，而不去创造没有的东西；眼睛总是朝向过去，而不注视当前；甘愿放弃哲学在现代化历程中的“领地”，而听任科学和经济学恣意地“表演”。

概而言之，就中国来讲，中西文化的碰撞，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是摆在中国哲学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就全人类来讲，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环境问题；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犯罪问题；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问题；心灵的冲突，即精神问题；文明的冲突，即价值冲突等也是中国哲学所不应回避的重要课题。能否研究并回答上述课题将决定着中国哲学有否实质性的发展和创新。

3.历史主义是创新的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连续的时间观，认为人类历史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段连续谱写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它要求人类要立足于将来的持续发展来看待当前的利益和历史的传统。历史主义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且也使我们从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上看清我们传统哲学中的不足与缺陷。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有些内容已失去价值，它不仅是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也是现代主义所批判的。

这些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哲学思想，二是与这种哲学思想相适应的思维范式。如，封建的专制思想，特别是被奉为名教纲常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这些东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如，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忽视、甚至抹杀“个体”，窒息了个人首创精神，忽视了个人某些最基本的、不可让渡的权利。此外，整体主义还容易使人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彻底革命、大破大立，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激进态度，而忽视零敲碎打的改进和点点滴滴的进步。总之，对于这些已失去价值的东西，应果断舍弃，并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人类未来以“重写”中国哲学的“文本”。

4.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哲学智慧。众人皆知，国人对待中西哲学之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一种是“西体中用”，一种是“中体西用”。近现代史上，这两种观点相继出现，此起彼伏，但均未解决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原因就在于它们均持一种绝对的观点。本人认为，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发展，在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取中庸之道乃一种合理的态度。

从时间阶段上来讲，中国哲学属于古代哲学，它建基于前工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后现代主义属于后现代哲学，它建基于后工业社会，以电脑文明为基石和思考对象。从形态上来讲，中国哲学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古老的东方文明的浓缩；后现代主义代表着新发生的西方文化，是“现实关怀”的崭新哲学思考。从特征上来讲，中国哲学是历史的，趋于保守；后现代主义是超前的，难免偏激。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之中，我们应“执其两端用其中”：弘扬中国哲学之意义，剔除其糟粕；汲取后现代主义之价值，克服其偏颇，在“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间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四、我们已经了解，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改写或“重写”。但，重要的是，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吁求，它贯穿于现代化的始终。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当代西方思想家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或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亦即进行着“重写现代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去从马克思哲学中汲取营养或寻找理论依据。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显示出其后现代的意蕴。

马克思哲学更具有反封建的精神。上世纪初叶，马克思哲学传入中国。之后迅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且还为我们的反封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近一个世纪来，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中，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开始形成。

马克思哲学不仅使后现代哲学无法回避，而且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它更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因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重写现代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承担着消解封建性、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要完成如此重任，马克思哲学、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是一个重要的语境。这是后现代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三。这也是本文的结论和逻辑终点。

【参考文献】

[1]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1-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3] 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21-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刘小枫：《中国文化的特质》，第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

[5] 邓球柏：《白话易经》，第499页，岳麓书社1993年版。

[6] 金昌泰：《世纪大转折时期与政治哲学有关联的神学、哲学体系的转变》，《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7] 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第4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 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9] 田晓娜：《四库全书精编•经部》，第68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10] 何兆武 柳卸林：《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 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篇4

关键词:后现代;不确定性;支离破碎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54-02

萨缪尔・贝克特是爱尔兰小说家，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等待戈多》奠定了贝克特在文坛上的大师级地位，也为他赢得了久远的声誉。《等待戈多》于1953年在巴黎]出时引起轰动，上]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本文将从该剧中的不确定性及语言的支离破碎等两个方面着手，分析该剧是如何表达后现代社会中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

二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它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作为一种新世界的历史时期，一个新世界的思维范式，一种新风格，后现代主义孕育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起，七八十年代在欧美达到了巅峰。[1]

荒诞派戏剧是后现代文学流派中一个重要派别，这一戏剧流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产生于法国，随后流行于整个西方文艺界。荒诞派戏剧具有后现代文学的共有属性。后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 “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和“不可化约”。荒诞派戏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加缪(Camus) ､萨特(Sartre) 和海德格尔(Heidegger) 的存在主义哲学。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 1960 年发表的论文和次年出版的专著均以“荒诞派戏剧”为题，从而在理论上为这一戏剧流派正式命名。他在贝克特､法国剧作家亚瑟・阿达莫夫和尤金・尤奈斯库的戏剧中找到了“荒诞”的本质:“终极的确定性”已经消亡，世界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地域，一个“梦境”。

三

“不确定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以其“不可界定性”来自我界定的。鲍德里亚在谈到“不确定性”时指出:所谓不确定性，具有多方面的含义。首先指的是“不能预知的不确定性质”;其次是指“不能确定地实现，因而引起怀疑的那些事物”;再次是指“不可见的事物”;最后是指“个人所做出的不确定状态”。总之，“不确定性”本来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倒真正成为本社会中唯一最确定的事物。 ”不确定”也是《等待戈多》一大特点。

《等待戈多》剧情非常简单，第一幕开始时正值黄昏时分，在一条荒凉的乡间小路旁有一颗光秃秃的树，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正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一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语，一边做着机械无聊的动作。等了多时，戈多没有来，却来了陌生人波卓和他的仆人幸运儿。波卓在他们面前大吃大喝，大发议论，肆意嘲弄和折磨幸运儿，然后用绳子牵着幸运儿要到奴隶市场去卖掉。两个流浪汉又在继续等待，戈多还是没有来，但来了一个小男孩，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此时，夜幕降临，第一幕结束。第二幕开始时是次日黄昏，场景与第一幕相同，只是光秃秃的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两个流浪汉在等着戈多的到来。他们等来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只是波卓变成了瞎子，幸运儿变成了哑巴。主仆两人走了以后，小男孩又来了，他告诉他们说:戈多今天晚上不来了，明天晚上准来。两个流浪汉扯下裤带子又打算上吊自杀，不料裤带子断了，自杀未成，他们呆呆地站着不动，全剧终止。

虽然名为《等待戈多》，但中心人物“戈多”始终没出现。剧中人物对戈多是否存在，是否会如约到来始终不确定，但戈多却是整出剧的中心，是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存在着的理由。Maria Minch Brewer指出:“在该剧中，贝克特设置的中心人物是戈多，因为戈多是占据了舞台上表]空间以外的所有位置。他在遥远的地方，通过他的主人般的，神灵般的话语控制着一切。”④同样，Yuan yuan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中心人物的消失(戈多的消失)，而不是舞台上人物(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活动，构建了整出剧的中心。”因为存在的不确定性，戈多变得深不可测。对戈多的等待实际上就是对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消失的重要元素的表达和寻找，而这一重要元素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等待戈多的无意义。James L. Calderwood在文章“Ways of Waiting for Godot”中指出:“等待其实是一种无效的活动，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消亡。”

该剧中心人物戈多所代表的意义至今仍不确定。戈多到底是谁?西多评论家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戈多”(Godot)由上帝一词]变而来，暗指上帝;有人认为他象征着死亡;有人认为波卓就是戈多，各种解说不一而足。在一次采访中贝克特被问到“戈多”到底是谁，他坦言:“我要是知道，早就在戏里说出来了。”有的学者认为戈多是一种象征，是“虚无”，“死亡”是被追求的超验，是现世以外的东西。“戈多”所代表的意义的不确定性，也是该剧拥有持久魅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后现代艺术所追求的反形式的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无规则，无主体和无目的的游戏活动，是为了创建人类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艺术。后现代文化的游戏性质又可以集中地体现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 的概念由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他认为语言与游戏一样没有本质，它虽有规则，但不完全受规则限制。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打破了传统的人的主体地位，变得支离破碎的语言揭示了程式化语言的空洞，因此这种语言并不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性，而退化成了人类交际的标记和意义与感情的面具。

在《等待戈多》中，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对话杂乱无章，虽然他们在对话，但对话的内容却是各说各的，毫无相关性;语言对他们而言已不具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而只是消磨时间的工具。

剧中最著名的是幸运儿那段没有标点和停顿的独白:

如彭奇和瓦特曼的公共事业所证实的那样有一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他像神圣的密兰达一样和人们一起忍受着痛苦这班人不知什么原因但时间将会揭示生活在痛苦中生活在烈火中--[2]

荒诞派戏剧突破了传统语言的陈调滥调，强调语言无意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戏剧大胆地张扬语言的游戏性质，语言的支离破碎使得语言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功能。

五

可以说《等待戈多》这出两幕剧是两位主人公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可能一直在等待戈多的到来，今后或许还将继续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无望地等待。这种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因为没人知道戈多是谁。这里的“等待”在法语里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它不是本义上的等待，而是一种生存状态，意味着人类永远在等待，却不知道到底在等待什么，而且永远不可能等来什么。戈多的不确定性，剧中人物语言的支离破碎更加深化了人类存在的荒诞，虚无和无意义这一主题。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论，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上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开辟了新路径。后现代教育思想在平等教学思想、对话教学方式、阐释教学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对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挑战，其独特之处为教师改革和创新汉语言文学教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基于此，探讨了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如何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 

一、后现代教育思想概述 

在当代众多的教育理念中，后现代教学思想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较为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教育模式，同时也开辟了崭新的教育发展思路。 

1.“去中心”平等教学思想 

后现代教育思想在课程和教师的认识上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着力强调“去中心”的平等教学理念，即反对教师控制与教学控制，反对以教师、学科知识为中心思想，提倡教学中构建师生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后现代教育思想重新定义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融入了平等民主的教学理念，正如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小威廉姆•e•多尔指出，教师不是外在的专制者，而应是内在教学情景的领导者。 

2.“对话”教学方式 

“对话”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以对教学过程的认识为根本出发点，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师生之间开放、平等、创造性、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学指出：“学习的实践就是对话的实践。”倡导“对话”的教学方式，就是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教学氛围，鼓励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法是后现代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教学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促进式教学法和传授式教学法，而是强调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带着乐观、开心的心态不断拓展学习路径，引导学生进入真理的情景中。阐释教学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4.自传式教学评价法 

后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习者均存在个体差异性，教师不能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每位学生的学习水平。教学评价应强调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模糊性，将学生看做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反对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方法。正如派纳所指出的，教学评价应以家长、社区领导、教师以及其他学生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价。 

二、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制定教师、学生、课本三者之间合作性的教学计划。这种教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教学计划应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可以在行动中随时调整；其次，教学计划应具有可变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地利用意外事件临时构建教学内容；再次，由于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所以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这就需要汉语言教师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教师应放弃占有式权威的姿态，将自身置于平等教学的氛围中，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其二，教师应充分信任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教师倾诉，真正形成多维的互动式课堂。 

3.实施开放性教学 

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 

4.运用探究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学课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汉语言演化规律的认识和文学素养的熏陶，这就需要教师应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将探究演变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提高探究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重视与学生之间交流与沟通，不固守于自己对事物的观念，而应以相互激励、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心态构建师生活力课堂，使汉语言文学教学在师生交往中迸发出新的意义。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现阶段，传统的教学思想已经不适应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和时代感，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兴趣不高、缺乏主观能动性，甚至是厌学的现状。而后现代教育思想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值得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韩自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5). 

篇6

    “谁解其中味?”是曹雪芹发出的非常感慨。这千古之问,上接人类原初,后启无限深远。其中,既有创作者呼唤知音的殷殷渴求,更包含思想者难被理解的万般无奈。懂与不懂,理解与不理解,不仅在中国是问题。俄罗斯小说家、剧作家果戈理,在他创作的《钦差大臣》最初上演时,因为讽刺剧被剧团、观众当作闹剧来处理,产生了被人误解的痛苦,以致绝望地喊道: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理解!!![6]209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在诗歌《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中,悲怆地苦吟:“海洋啊,阴郁沉闷的海洋,有谁能洞悉你的种种奥密?谁能向人们道尽我的思绪?是我,是上帝,还是谁都无能为力!”[7]32显然,“我”(莱蒙托夫)因为自己被看作是另一个诗人拜伦,感到没有被恰当理解,引起内心深深的苦。这也涉及谁能够懂得作家的问题。令人吃惊的是,连“上帝”都无能为力!可以说把理解的难度提到了顶点。理解问题实在是非常有必要提出来。在现实(还有许多历史上的当时),常常有读者(包括批评家这些特殊读者)对于文学作品提出“不懂”的评价,也有作家认为读者对于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的评价是“不懂”。“懂”与“不懂”,常常影响作品与读者、作家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不懂”,可能限制了作品的传播,也鼓舞了一些有兴趣者不知疲倦、不惧艰辛的苦苦探索。不懂,对于自己,可能是一句轻松的无奈;对于他人,也经常成为没有经过分析、论证的某些“文学批评”的杀手锏,不经过宣判的致命的利器。以至于常常以一句“不懂”,就轻易地成为评判他人对于作品没有“正确理解”的最终判词,或者是判定是他人作品很“差”(难懂)的一种标准。

    当今,作家对于批评家的普遍不满,抱怨说批评家越来越不懂文学了。使得不少作家正在逐渐失去对于批评家的敬意[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不少作家的共同感受。事实上,文学欣赏与批评的“懂”与“不懂”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关于“朦胧诗”的激烈论争,就是由一些读者、批评家的“不懂”一种新的诗歌作品的文流所引发的。可以说,“不懂”的问题有时仅仅限于读者的难以理解,有时还可能爆发为文学史上的“事件”。就文学论争来说,关注的是“懂”与“不懂”引起的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批评方法之论,而对于文学批评理论,则注意文学批评的理解现象与理论原则。批评史上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发展的现实不断提出问题由文学批评理论予以解决。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诗歌是不好懂、难懂的。不仅是他的诗歌作品,还包括卞之琳、李金发等人的部分诗歌。这不仅是普通读者的印象,还是有很大影响和成就的诗人艾青的意见[9]225。可见,“不懂”可以出在千千万万普通读者身上,也可以是出自名家、专门家的真切感受。“不懂”的提出,常常有三个角度。第一,出于作家,他认为读者(本文中广义的读者通常包括批评家)表达的评论自己作品的意见,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作品。第二,出于读者,他对于所阅读的作品不理解,不知道作家表达的是什么。第三,读者认为,其他读者表达的文学评论意见与自己的理解不一致,没有真正的理解。可能判断为他人的理解错误。

    这就构成三种关系:读者-作品:读者认为作品不能懂得,难解其意(这是单向的)。作家读者:作家认为读者的理解不符合自己创作的目的、效果,作品不能被读者真正懂得;或者读者以为作品难懂,而不能理解(这是双向的)。读者读者:这些读者认为那些读者的理解不合于自己的理解,没有能懂得作品,即不符合作品本意(这也是双向的)。这三种关系基本的核心是作家、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与思考。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是因为在理解上出现了比较大的差异。而实质上则是人与人之间在文学方面的相互理解与沟通,遇到阻碍。认为对方“不懂”,实质上是以作品的认知为基础的理解差异。这可以概括为以作品为中心,理解了什么,理解了多少,理解的正误等诸多问题。其中,理解得“少”,也可能是被认为没有完整理解的“错误”。高玉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进行理论反思的时候,提出“懂”在文学理论的认识中,前辈作家、理论家概括了“懂”两个层面:感觉的“懂”、理性的“懂”。理性的“懂”,偏重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欣赏与批评。感觉的“懂”,偏重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欣赏与批评[4]。这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提出了“懂”本身的两个层面,又提示了不同创作方法之间的异同问题。在讨论文学批评的理解(“懂”)时,我们还有必要区分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的“不懂”是相关而又相异。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都需要理解(“懂”)作品,感受作品的内容及形式。欣赏,可以不必把感受(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介绍给别人,也就不用以理性的方式进行转换。批评,则必须形成确定性的感受与评价,并把它向他人介绍。欣赏,不论是否“懂”,“懂”多少,只要有阅读的感受就可以了。批评,则必须在“懂”的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理性的讨论和表达。

    文学批评理解的复杂性

    对于文学作品及其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在简单的“懂”与“不懂”的内里,包含着复杂的关系。不是“一言而定之”就可能解决的。

    (一)理解作品

    对作品的理解,是文学批评的基础和中心。作品是什么?王安忆说:“小说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自己创造的心灵景象、心灵世界。”[10]10如果承认,小说是小说家创造的心灵景象、心灵世界。那么,谁能够真正理解这个心灵景象、心灵世界?如果说,作家理解作品本身,甚至包括作品没有写出来的隐秘的部分,那么,作品在社会中的意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此作品与其他作品的差异,也都由他来说了算吗?实际上,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文学批评理解的复杂性,使得有时评论家(包括创作者以外的其他作家)比作家本人对于作品的认识可能更复杂、更深刻。孙玉石在《一曲爱情与人生的美丽交响———穆旦〈诗八首〉解读》中,对于穆旦《诗八首》的解读,就涉及关于“理解”的许多问题。他对穆旦《诗八首》的解读,包括了作品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其中有,复杂的渊源:外国现代派诗人叶芝、艾略特、奥登与中国“无题”诗的多元影响;复杂的内容:爱情的启示录、生命的赞美诗,人类恋爱的整体过程;复杂的情感:欢笑、痛苦、绝望、孤独、狂想、惊喜等等;复杂的形式:意辞奇涩、词语变异等现象形成的多元关系与错综复杂的艺术情境[11]375-386。而这些,不仅普通读者难以说明白,即便作者本人也未必有兴趣把它阐释出来。更何况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阐释结果。

    (二)理解主体

    文学批评的理解,不仅在于作品的复杂,还在于理解主体的多种情况。“只有训练有素的读者,才能理解作品深层次所埋藏与隐蔽的意义”[12]。在欣赏和评论中,单纯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欣赏与批评方法,去欣赏与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就非常可能会遇到全然的“不懂”。这就不能简单地责怪作品的晦涩和作家的怪异,而应当具体地分析与特别地对待。借鉴有成就的学者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可以为读者对于一些复杂、难以理解现代文学作品,提供非常有效的启示和帮助。孙玉石在评论中国现代的“象征派诗”时,概括了象征派诗人经常使用的五种方法:象征法、意象法、暗示法、通感法、省略法。其中的省略法,“一方面给象征派诗增加了晦涩难懂的毛病,造成读者理解和鉴赏的困难,另一方面也促进人们提高理解和鉴赏多种方法和风格作品的艺术能力”[13]375-386。而如果不懂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和鉴赏的方法,是难以进行恰当的文学批评的。对于理解主体来说,既要主动地理解他人,又要被他人所理解。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自以为懂得,他人却认为自己不懂得;或者认为自己懂得,他人不懂得。或者认为个人懂得,群体不懂得;或者认为此群体懂得,其他群体不懂得。由于理解主体的各自不同,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对于同一对象的理解很可能是不同的。人们熟识而且被很多人认可的鲁迅评说《红楼梦》:不同的读者,会看出不同的命意,“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14]145当代学者谭学纯、朱玲在《广义修辞学》中指出:接受者对于表达者的修辞结果的认知,是复杂的社会活动与精神活动。修辞结果,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认知,可能是符合表达者的(大体)本意。阐释,也可能使接受者掉进陷阱,离表达者的本意及客观事实非常遥远[15]287。修辞表达与修辞接受对等的可能性绝对地小于不对等的可能性。施受对位、错位的情况同时存在[15]106。文学作品是广义的修辞成果,文学欣赏是广义的修辞接受,文学批评的成果又成为广义的修辞成果。表达———接受的不一致,是文学欣赏、批评的常见现象。这使得批评的歧义必然产生。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常常使得作品的呈现与作家的主观意旨并不一致。作家的主旨在此,而表现出来的却常常在彼。作品的形象越丰厚,寓意越复合,就越来越多地包含丰富的超越作家构想的更多可能。要求读者的理解与作家的构思一致,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明智的。这是给文学想象建筑起篱笆,也是对于读者的思想限制,是对于文学的根本否定。读者理解的多角度、多方法,不仅是自由的权力,更是文学的福音。只有对于文学的丰富理解,才能尊重文学的创造达到对于文学创造力的有效发掘。以单一的角度、方法理解文学,不仅是戕害文学,而且是扼杀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三)理解偏差

    理解的偏差,与理解的同一相互补充。同一,是指理解的结论与理解对象基本统一。偏差,则是指理解的结论与理解对象基本不一致。理解的偏差,几乎是必然的存在。它显示了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的复杂,表明人类精神生活的极其丰富与充满变化。在文学批评中,偏差有两个向度。由于误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洞见,真知;一是误解,错误的理解。并非一切误读都是洞见,真理和谬误有时仅仅一步之遥,却是不能混淆的[16]629。正确方向的误读,尽管在后果上,阅读者的理解与作家的本意有一定偏差,却可能是违背作家意图取得了突破原意的真知和创见。这并非是歪打正着或者误打乱撞,而是充分显示文学形象的丰富内涵的多向延展,表明文学评论主体的智力良性发挥。偏见是偏差的根源之一。偏见会使偏差向错误方向加深和固化[17]217-222。如果是以偏见为基础的理解,错误的偏差就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就会影响对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评价。正确的批评方法、态度,应该是“偏爱而不偏颇”[18]143,扫除偏见、避免偏激和偏颇,努力获得积极的理解和良好的效果。

    文学批评中理解的确定

    认识文学批评中的理解,需要分析“理解”的基础、标准的确定和确定者。

篇7

关键词：文学终结；消费社会；文学性扩张；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3）.

篇8

关键词：布克奖；新文学；作用；影响

中图分类号：11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2-0104-06

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转眼间，俄罗斯文学已走过了20余年的历史。与之相巧合的是，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也创办于1991年，同样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今天来回望20世纪90年代至2l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的心态可能更为平静和客观，拉开时间距离的关照也可以显得更为冷静和超脱。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首个非官方主办的文学奖，最初由英国布克奖基金会建立，于1992年开始颁奖，不久便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俄罗斯文学年度奖项。1997年，布克奖摆脱了英国方面的控制，改由俄罗斯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业公司担任赞助商。从2002年起，由俄罗斯富豪米哈伊・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尤科斯”股东会建立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垄断了该奖项的经营，奖项一度更名为“布克一开放的俄罗斯奖”。自2006年起，该奖项恢复了1991年创立时的名称，即“俄罗斯布克文学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俄罗斯文坛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便是各类文学奖项的兴起。据统计，在鼎盛时期，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总共有600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奖项有“国家奖”、“总统奖”、“普希金奖”、“索尔仁尼琴奖”、“莫斯科-彭内奖”、“别雷奖”和“凯旋奖”等。在所有这些大奖中，最引人瞩目、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奖项当属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这首先得益于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评奖体系，它成功地借鉴了英语布克奖210多年的举办经验，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提名、入围名单和最终获奖名单的操作上都具备相当的透明度。其次，布克奖杜绝了双黄蛋现象，最终获奖者只有一名，保证了最终获奖者的独一无二性及获奖作品的权威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重点关注文学生活本身，关注文学作品的纯洁性。第四，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具备很强的包容性，它的获奖作品涵盖了苏联解体之后新俄罗斯文学中各种重要的文学流派与创作思潮，它的每次评奖“都构成了对当代文学一种独特的大检阅，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强大存在”。

在当今的俄罗斯，布克奖已取代原有的国家奖，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布克奖的获奖作品大都被译成了英语、法语等外语，受到西方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在我国，《俄罗斯文艺》、《中国俄语教学》等期刊，以及《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文艺报刊，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研究论文和报道，在张捷编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坛扫描》中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也作了一些简述。由刘文飞担任主编的“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获奖小说丛书”，已将大部分获奖作品译成中文出版，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布克文学奖对俄罗斯20年新文学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未得到深入研究。

在苏联解体后的20年里，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共推出了20位才华横溢、风格各异、分属不同流派与创作风格的作家，这些作家和其获奖的作品分别是：1992年马・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3年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又译《审讯桌》），1994年布・奥古贾瓦的《被取消的演出》，1995年格・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6年安・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7年阿・阿佐尔斯基的《兽笼》，1998年亚・莫罗佐夫的《他人的书信》，1999年米哈伊尔・布多夫的《自由》，2000年米・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2001年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2002年奥列格・巴甫洛夫的《卡拉干达九日记》，2003年鲁班・大卫・贡萨列斯・加利戈的《黑中之白》，2004年瓦西里・阿克谢诺夫的《伏尔泰者》，2005年吉尼斯・古茨科的《无路可寻》，2006年奥莉加・斯拉夫尼科娃的《2017》，2007年亚历山大・伊利切夫斯基的《马蒂斯》，2008年米哈伊尔・叶利扎洛夫的《图书馆员》，2009年叶莲娜・奇若娃的《女人们的时代》，2010年叶莲娜・科利亚金娜的《鲜花十字架》，2011年亚历山大・丘达科夫的《暗雾笼罩着古老的阶梯》。

透过这份长长的获奖名单，可以管窥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布克奖与新俄罗斯文学同步发展，真实地记录了当代文学进程的风雨和足迹。通过对俄罗斯布克文学奖20年历史的追溯与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的趋势与走向，了解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的困惑与反思。

下面从五个方面具体谈谈布克文学奖对俄罗斯20年新文学的作用和影响。

一、布克奖极好地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

俄罗斯文学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19世纪末至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杰作与黄金时代的巨擘们获得了世界声誉，同时先锋浪潮、现代主义探索、白银时代的各种流派纷纷粉墨登场，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其成就获得了学界与大众的一致认可。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发展图景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此时俄罗斯文学正处于一个美学、思想、道德模式都经历了变化的特殊时期，宛如所有的文化领域都被深耕了一遍。世纪之交最后10年的俄罗斯文坛注定成为多种潮流的聚焦点：不仅涌现出多种多样的艺术流派、创作方法和美学思潮，而且文学符号也进行了全面替换。正如评论家纳・伊万诺娃所言：“文学本身、作家的作用、读者的类型都完全改变了。”

放弃苏联时期文学所承载的教育功能，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艺术领域内的自由与平等，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开始迫不及待地行使艰难获得的权力。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内部，诞生或者说恢复了各种各样的文流，诸如先锋主义和后先锋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新感伤主义、元现实主义、观念主义、社会艺术小说等等。在当代俄罗斯文坛，呈现出现实主义作家与后现代主义作家比邻为伍、同台创作的未曾预料到的奇观。

在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的同时，文学自觉地卸下了先前所承担的社会舆论的喉舌和人类灵魂的教育者的重任，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那些标兵式的正面人物，取而代之的是流浪汉、酗酒成癖者甚至杀人犯这些社会边缘人。

一言以蔽之，多元化与去意识形态化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两大重要特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随着被称为“俄罗斯文学教主”的索尔仁尼琴的去世，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坛，已经没有了一言九鼎、让人不敢质疑的人物，创作个性已然成为文学进程的中心。诚如评论家丘普宁所言：“所谓的创作学派、流派、方法已经过时了。无论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概念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都已分化成作家的创作个性。紧随政治无党派而来的，是美学无党派。局部高于整体……文本比流派更重要、更有趣。独创性、独一无二的艺术实验重新受到珍视，而非忠于原则，即忠于某一学派的准则。”

多元、多样、多变已然成为当下俄罗斯文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面对如此绚丽多姿、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每一位文学研究者都得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俄罗斯布克文学奖为读者和研究者迅速、准确地了解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与有效的途径，可以使研究者少走弯路，有效地把握住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回顾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近20年来的得奖作家与作品，其内容与形式非常丰富多样，既有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也有现实主义的力作；既有精英文学的典范之作，也有大众文学的新兴之作。它们真实地反映出20年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折射出解体之后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学空前多元、多样与多变的特点，表现了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的痛苦与焦虑、困惑与反思。同时，不以风格取舍，让各种类型的作品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体现了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力求“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让文学回归文学”的评奖宗旨。

二、布克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合法化地位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90年代以弄潮儿的姿态迅速席卷整个文坛，在文学出版界、评论界、创作界及各类文学评奖活动中抢夺话语权。米・爱普施坦这位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干将获得了1991年的安德烈・别雷奖，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和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分别获得了1992年和1993年的俄语布克小说奖，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和德米特里・普利戈夫分别获得了1992年和1994年的普希金奖。索罗金、佩列文等公认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追捧。在新世纪初，则出现了一批经过潜心研究与思考后获得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专著：如斯科罗潘诺娃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爱普斯坦的《俄罗斯文学中的后现代》、库里岑的《俄罗斯文学的后现代主义》等。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占据了俄罗斯文坛主要话语权的一个文学流派，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文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维・佩列文、弗・索罗金这类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创作之所以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作品占据畅销书的前几名，一方面是由于俄罗斯文学需要借助于截然相反的后现代主义来获取文学复活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后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世纪末文化领域的后花园：“深受苏联学派影响的二三十岁的作家们，一直在寻找虚空和涅。他们不能轻易摆脱长期播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唱片中的夏伯阳、母亲和青年近卫军。出路只有一条。把唱片反一面放，让文本吞食文本，最终在头脑中形成梦寐以求的虚空。”诚如匈牙利著名文论家卢卡契所言：“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所造成的，除非在有关国家同时存在着一个极为类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影响。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的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繁荣，正是由于在俄罗斯本土具备了适合后现代主义急剧发展的前提与契机。

后现代主义作家维・叶罗菲耶夫的话则进一步表明了对俄罗斯文学教育意义的嘲讽：“新俄罗斯文学绝对地怀疑一切：怀疑爱情，怀疑儿童，怀疑信仰，怀疑宗教，怀疑文化，怀疑美好，怀疑崇高，怀疑母性，怀疑民间智慧。这种怀疑是对当今俄罗斯现实和俄罗斯文化的过度道德说教的双重反映。”毋庸置疑，在当今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些病态的、完全的暴力直至蛮横残暴。只要看看后现代作品的题名，就能了解世纪末俄罗斯文坛的健康状况，如维・叶罗菲耶夫的《与痴呆者一起生活》、《傻瓜学校》等。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界对新的写作倾向和叙述策略的认同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形态从苏联向当代俄罗斯的转化，确认了新的文学叙述策略。它敏锐地捕捉到了9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热点，积极促进了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合法化，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如1992年的获奖作品――马・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或者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3年的获奖作品――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1996年的获奖作品――安德列・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7年的获奖作品――阿・阿佐利斯基的《兽笼》、2000年的获奖作品――米・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等小说，普遍呈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互文、戏仿、反讽以及拼贴等后现代主义特色。在弗・马卡宁的《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中，作者把“桌子”（审讯桌）放在小说题目最显眼的位置，目的是为了揭示“桌子”表征“政权”的语义，“桌子”一词本身就是政权的隐喻形式。在书中作者深刻探讨了苏联时期普通公民与“同志审判会”的关系。“同志审判会”是金帐汗国实行的保甲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它不仅深刻异化着大量的被审判者，也深深异化着审判者。面对本体论般存在的审讯桌，任何人都无处可逃。

三、布克奖关注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在俄罗斯的强势回归

在世纪之交同样不能忽视现实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与作用。现实主义在上世纪末90年代的俄罗斯遭受了严峻考验，它的统治地位与绝对权威不复存在。但是即便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上世纪末的俄罗斯，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一批现实主义的老作家，如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别洛夫、邦达列夫等人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并且屡有创新，成就不凡。当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很少关注俄罗斯传统艺术的崇高命题：诸如战争的教训、俄罗斯历史观、处于时代断裂处的人。时至今日只有现实主义作家还在继续提出并试图回答《谁之罪》及《怎么办》这类传统问题。在贝科夫的中篇小说、阿斯塔菲耶夫的《该诅咒的与处死的》（1994年）和《真想活啊》以及马卡宁的《高加索俘虏》和《一天的战争》中可以观察到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发生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文学从19世纪以来就具备的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并没有随着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的剧烈震荡、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变迁而消失殆尽，人性的善恶、道德的高下历来是俄罗斯文学和文学家关注的重大命题。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是俄罗斯文学现代性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在继承深化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它吸收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逐步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文学新潮的涌起刺激和促进了现实主义的蜕变，在如今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表现出与经典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很大不同的艺术范式，出现了弗拉基莫夫的新“史诗性现实主义”（《将军和他的军队》），叶尔马科夫的“隐喻式现实主义”（《野兽的标记》），邦达列夫的“新启蒙式现实主义”（《百慕大三角》），瓦尔拉莫夫的“象征式现实主义”（《沉默的方舟》），扎哈尔・普里列平的“愤怒叙事的现实主义”（《萨尼吉雅》）等。无怪乎评论家涅法金娜指出：现实主义文学依旧是“最为发达和最有生命力的艺术体系”①。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关注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在俄罗斯的强势回归，早在1994年布克奖就颁给了布・奥古贾瓦的《被取消的演出》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1995年又颁给了格・弗拉基莫夫的现实主义力作《将军和他的部队》。在《将军和他的部队》中，作者以苏联历史上伟大的卫国战争为题材，坚持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表现出俄罗斯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和广阔深入的人民战争。有评论指出：“弗拉基莫夫的这部长篇小说有力地证明了，当代文学的真正成就都同深入地把握和反思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相联系，作家要获得成功，他的修辞艺术必须能给读者展示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复杂。”

四、布克奖促进了俄罗斯女性文学地位的确立

在俄罗斯，上世纪末女性作家创作的繁荣是客观事实，并且意义重大。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罗斯文学，在最近20余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当属当代最为出色的女性作家。她们具有很强的创作能量及美学创新，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属于某个流派。例如，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托尔斯泰娅出身文学世家，其祖父是阿・托尔斯泰。她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文学系任教的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乌利茨卡娅善于利用生物学专业的特点，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均被译成了中文，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了不错的反响。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非常重视20年来女性作家的成长与女性小说的形成。在男性作家占绝对优势的俄罗斯传统的文学创作史上，俄罗斯布克文学奖通过对不同流派、不同性别作家的发掘，成功地把“女性文学”作为一门独特的文类融入到文学史，由此改写了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如2001年、2009年与2010年这三年的布克奖分别授予了三位女性作家的作品，它们分别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叶莲娜・奇若娃的《女人们的时代》和叶莲娜・科利亚金娜的《鲜花十字架》。

五、布克奖促进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融合

白银时代美学思潮的复兴填补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空白，其主题和形式的影响及模仿在当代艺术中占了很大比重。随着90年代的结束，人们不再因俄罗斯文学而忧伤，而致力于文学发展进程的系统化。虽然新的体裁形式尚未具备完备的美学描述，因此还不能揭示出世纪末文学体裁变革的类型规律。不过90年代体裁图景中风格与主题的丰富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大众文学的崛起尤其令人回味，低俗的大众文学似乎并未损害高尚的精英文学，并且两者之间还存在趋同的倾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布克奖获奖作家的作品更体现出俄罗斯文学兼收并蓄、多元发展的创作风格。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作为新的艺术文本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手段，逐渐被主流文学认可。2010年布克奖甚至破天荒地授予了一部网络小说《鲜花十字架》，该小说以描写17世纪沃洛格达人民群众烧死女巫的故事为题材，曾因被指为“历史春宫”小说而引起众多非议。由此可见，一向被称为保守的布克奖也转向了开放。

俄罗斯布克文学奖近20年来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俄罗斯作家和读者继续关注俄罗斯当下文学的发展和变迁，关注文学生态的嬗变与调整。在促进当代俄罗斯文学走向世界、让外国读者了解俄罗斯当代作家与作品方面，俄罗斯布克文学奖更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篇9

回顾文学从最初产生发展到现在，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首先是口传文学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口耳相传的途径造成了文学自身发展的显著特点。当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那就是文学样式单一，并不利于广泛流传，影响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但它的意义却不能超越自身的份量而成为决定性的本质。在文学的第二次转型期印刷时代也是如此。书写印刷术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从创作精神到创作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不能否认这时媒介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文学的存在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却不是人类情感表现的惟一方式，所以文学与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一起构成了人类艺术的殿堂，并凭借各自独特的审美特性而和谐地发展。

到了当下电子图像文化时代，媒介的作用更加凸显，这是对印刷文学的一种挑战，媒介不仅会改变文学的存在方式，甚至还出现了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说媒介就是一个异己的、任何主观意志都无法改变的存在物，“媒介就是本质”的话，那相比之下人类是什么？如果人类真的已经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媒介所吞没的话，那人类也就该灭亡了。当然，文学是否会终结也就是一个伪命题而没有探讨的必要了。所以，我认为“文学终结论”者立论的依据，也就是“媒介决定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有时这种变化貌似文学本身的断裂。原始文学与现在的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可这并不说明文学曾经终结过，只能说这是文学随着时展而发生着变迁甚至是飞跃，是文学在不断地完善。同样，按照历史时间而划分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也存在着这样的变化问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即使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新时期的小说也在西方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着自我转型与重塑。从先锋小说激进的文本实验到新写实小说回归日常、平民；原生态的冷静叙述，从王朔向消费原则、市场规律趋同的市民小说到90年代后所谓“新生代”小说家寻找“无意义感觉”的写作，文学无论在创作实践上还是理论评述中都在消解着以往传统的规则与价值。在当时的文坛也曾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是存在的危机。但时值现在，新时期小说已经跻身于文学的合法殿堂而成为文学史教材中研究的重要文本。也许有一天，与精英文学相对的大众文学或是当下看似非文学的存在也会成为文学的经典。

所以说，文学的涵义是发展的、开放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观念去框定尤其是当下多元的文学现状。

2004年米勒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在一次题为《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的演讲中给予了文学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文学最使他感兴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魔术一样，将他引领到一个想象的世界中来，而且这个想象的世界带给了他巨大的愉悦。那么我不禁想问，这个让米勒先生心向往之而又不得不无奈地宣告终结的文学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答案同样在这篇文章中，米勒先生说：“文学──在西方界定的意义上──指的是一种相对而言属于近期的、并且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行为方式。它开始于文艺复兴。我们往往以为《贝奥武甫》就是文学,但它更接近于一个神话或者是一种帮助建立起民族观念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对于一个特定的宗教的支持,而文学是和印刷出的文字有关联的。”可见，米勒先生所说的必将终结的“文学”，是一种符合传统价值观的狭义层面上的概念，甚至局限于“印刷出的文字”。当然这算是一种通行普遍的理解，可我们知道文学概念的涵义并非绝对地或机械地确定不移和一成不变。所以，米勒先生以及他的大多数的支持者所断言的文学终结只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终结，而文学的涵义却不是也不应该是如此的单一、单薄。

耐人寻味的是米勒先生自从在2001年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论文之后，口气似乎有些松动，渐渐地又好像放弃了此前的极端论断，他在接受文艺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出了“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这样的话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前后矛盾。原因何在呢？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也混淆了文学终结与文学转型这两个概念。所以我反对米勒先生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中的观点，却赞同他对于文学未来转型的预测。无疑，现阶段的文学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转弯处，不太明朗也好，出人意料也罢，我相信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塑型功能自会让它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只希望我们不要一味地坚守着传统的观念不放，否则这也只能是螳臂当车而已。

篇10

关键词：文学教学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主体性教学

外国文学课担负着传播引介民族文化，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由于它源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异质文化性质，在精神心理、价值建构、审美追求等方面均显示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特点，学生在理解上往往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同时，外国文学涉及的范围广，作品多，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文学思潮和现象纷繁复杂，同一思潮在不同的国家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国家里，不同的作品也同时存在相同点和独特性。因此教学难度相对较大。

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一般依循文学史发展脉络，做史选结合的综合描述：内容上厚古薄今，详远略近”;方式上基本以教材教师为中心，进行课堂讲授。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无疑难以实现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多向度的研究，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大视野的教学任务。因此，对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调整教学内容体系

目前，大多文学教材采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节选”的三段式套路，因其“史”和“编”的特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理念上形成了误区：教材定位的非学术化，文学史知识的纯客观化，操作方式上的集体化。于是，教材忽视了文学自身规律和特性，重点不够突出，缺乏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实践证明，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反映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性：

第一，从纵向上，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调整课程内容体系。整个西方文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18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以及20世纪中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教材及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19世纪及以前的经典文学，对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现代主义文学则无暇顾及或只是匆匆带过。于是便形成了这样的弊端：知识陈旧，即时性差，信息获取滞后于当代重要研究成果及前沿动态。因此，在教学中对课堂教学内容应做适当调整，“本着详近略远原则，把重点从古代移到现代”，尤其是20世纪后的现代主义文学，体现文明成果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转换，使学生了解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文学思潮、批评方法。

第二，从横向上，压缩文学史教学，开展专题教学。在以往的文学教学中，我们多采用“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分段式教学模式。这种文学史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宽，作家作品多，文学现象纷繁复杂，面面俱到，给教学增加了不少困难，容易影响教学效果。此外，基础课程占用的时间过长，既不利于教师的科研探索和学生的自学研讨，也影响课程体系的建设。所以，在保留外国文学史教学中必要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可对其大力压缩，并推出一系列专题选修课，比如：英美文学经典、西方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西方小说叙事研究、西方诗歌艺术研究、西方悲剧艺术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西方文化概论等。这样改革，极大丰富了本学科的教学内容，使课程体系趋于完善，尤其是为我们的研讨式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钻研和思考，完成文学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

第三，重视文学理论在教材中的作用。文学理论是用于诠释文本的普遍理论，原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但反过来又影响和指导创作。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文学理论学派包括有：新批评、形式主义、、心理分析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生掌握了不同的文学理论，便有可能采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新的角度和层面对作品进行分析和阐释。现代文学教育正是要形成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阅读。

总之，在编订外国文学教材时，我们应坚持“以史为经，以论为纬，以作品研究为中心”的原则，编写出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具有大学特点的外国文学教材。

二.采用主体性研讨式教学模式

大学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为了替学生解惑答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传授给学生基本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外国文学课堂应采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阅读和阐释能力。

第一，更新观念，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主体性教学模式。依据当代诗学阐释学思想，“作品包括文本和读者理解两部分，那么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才是文本自身意义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文学教学应当彻底改变以往以老师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研讨式教学方式。

在主体性教学模式中，教师由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教师在学生主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引导”主体的作用，使教学活动具有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功能。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坚持“精讲、少讲、不讲”的原则，即重点、难点的地方精讲;参考资料多的内容少讲;简单易解的部分不讲，尽量把时间留给学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一教学模式使学生从单一的专业知识学习中解脱出来，达到“一课多能”的教学目标。学生既能掌握专业知识，提高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能力，又能在思维方法、学习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得到综合训练。

第二，提倡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的“沙龙式”研讨。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教学多采用单一的社会学历史学批评方法，以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作为衡量作家成败、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然而一部经典作品，无论在文化容量还是美学内涵上，都是博大精深的，因此我们应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多方法的阐释，构建多元化的阐释格局。“在教学中将语言的输入和文化的导入”，就可以使学生体会和接受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的空缺和不同，在沙龙式的研讨中更好的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为此，我们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大胆探索、勇于创造。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不给标准答案;对于不同的观点，也不作统一结论。学生依据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和个人经验可以读出不同的意义。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小说《邱园记事》，有人说它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隔膜;有人说它反映了一战给人们带来的悲观和彷徨;也有人说它表现了人们对生死的不同看法;更有人分析了其中的生态主义思想。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讨模式容易营造自由活泼的课堂气氛，培养学生活跃敏捷的主动思维。于是，学生在各抒己见中得出了不同而又深刻的个人感受，甚至不放过作品中的一个词一句话，文中出现的一些细节场景（花、蜗牛、机器轰鸣等），都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和推敲。

第三，论文写作是课堂讨论的结果。经过阅读准备、教师引导、全员参与和互动的课堂讨论，每一位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把握都达到了比较全面的程度，能够确定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提倡学生深入探索、大胆创新，启发和引导学生查找资料，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新的解读。通过论文写作，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锻炼，成就感和满足感自然而来，学习的积极性也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当然，这种主体性教学模式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专业知识，及时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深谙教材的同时还要熟悉学生，在讨论时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有备而来。

三.结语

雅斯贝尔斯曾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我们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培养和输送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合格人才，而教育所担当的重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更为重要的是涵养丰富健全的人格，塑造完美高尚的灵魂，使人的潜能得到极大的挖掘和拓展，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和张扬。由此可见，教是为了不教，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才能使学生终生受益。这便是我们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任务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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