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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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匮乏

队伍残缺农村文化建设人才单一、匮乏，目前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依靠文化专员来完成，但是在许多农村基层组织中仅仅在名义上存在文化专员，但实际上他们因为缺乏相应的专业底蕴却并未发挥带动发展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从事着其他的工作。甚至有些乡镇在设置上就缺失文化专员，这对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活跃发展极为不利。农村文化专员在专业素养上的欠缺等原因致使农村精神文化活动无人组织或组织不力，这就造成了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容匮乏，形式单一，农民不能或不会进行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

2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的缺乏

也是制约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专项资金是展开一系列文化活动的基本保障，但是在基层单位中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资金的管理和应用也缺乏相应的设计及监管。有些甚至没有专项资金，这都大大影响了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

二当前唐山市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问题的对策分析

1解决队伍建设的问题

这是制约农村精神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农村精神文化活动的开展要有专人来组织引导和参与，这就要求必须有文化专业人员来负责推进。要通过各种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和文化底蕴。同时又要引进各种人才，如采取有效措施吸引高校毕业生和志愿者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为其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及各类资源，利用其专业的文化素养和先进的理念来带动当地的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的有利资源，使其加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把当地文化素养高的退休教师、文化专员、老党员及民间艺人、文化能人等组织起来构建一支文化建设的辅助管理队伍，充分利用其特长及典型示范作用，积极培养农民群众中的文化骨干分子，以吸引农民积极关注并主动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

2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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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对文化市场监管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文化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复杂性，难免还存在着一些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全市农村文化市场发展不够平衡。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集镇文化市场比较繁荣(如华宁的盘溪、新平的嘎洒等)，文化经营门类比较齐全。而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如新平的老厂、元江的咪哩、易门的小街等)，尽管乡镇农村人口近万人，但文化市场发展迟缓，有的至今没有一家经批准设立的文化经营场所，文化市场处于空白状态，难以满足群众的文俗肖费需求。

(二)市场经营秩序不够规范。农村文化经营单位普遍存在规模小、分布散，以个体和个人独资经营为主。如盘溪的九家网吧每家就是20几台电脑，且档次低、环境差，经营者素质也参差不齐，一些经营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有的甚至置法律、法规于不顾，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三)无照经营状况较为突出。在县(区)中心城区由于对文化市场执法力度的增强，一些无证照文化经营场所悄悄地向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转移，以逃避监管，继续从事非法文化经营活动(如:黑网吧、地下赌博游戏室和台球赌博)，禁之不绝。无证照非法经营活动的存在，严重扰乱了农村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甚至引发治安问题，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四)文化市场监督管理相对薄弱。各县(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机构不全，人员编制少，全市只有专职的执法人员13名，要对全市3284家文化经营场所进行有效监管，显然是不够的。农村乡镇文化站又处于管理有责、执法无权的境地，管理较为苍白无力。

(五)执法环境有待改善。调查表明，从事农村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大多数是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以及残疾人员、外地流动人口，他们中不少经营者法制意识薄弱，素质较低。在执法过程中容易产生对抗情绪，对抗执法甚至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

一、玉溪市农村文化市场监管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玉溪市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一是健全领导机构。全市建立、健全了各级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由市、县、区主管领导担任负责人，统筹协调农村文化市场各项工作。二是不断加大管理力度。各县区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加强对网络文化市场接纳未成年人、音像市场经营盗版音像制品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严把农村演出团体的进人关，对演出团体进行严格的审核。三是制定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农村开办健康文化事。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思想认识方面。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在个别地方和部分领导的心目中没有适当的位置，对净化社会文化环境认识模糊。认为抓经济才是“硬的”，抓文化是“软的”;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农村，农民的生活虽然有了改善，但还相对落后，他们看重的是家庭的经济收人，同样认为农村文化可有可无。

(二)组织机制不全，乡镇文化站没有处罚权。近年来各县区为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不断强化乡镇文化站的文化市场管理职责，促进文化市场健康繁荣发展，虽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如新平县对乡镇文化站的要求是要配备专职文化市场管理人员，在文化经营项目密集的嘎洒、漠沙等乡镇要建立健全文化市场管理制度、检查制度、查扣制度、统计及举报制度，年初有工作计划，年终有总结。华宁县对文化站的要求是，对涉及到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应迅速上报县文化局稽查队依法处理，对无证的文化经营活动一经发现，必须劝阻其非法经营活动，并立即报县文化局稽查队处理。但由于全市的镇乡文化站无权对违法违规经营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行政处罚，在日常工作中违法经营户不听劝阻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等你报到县文化局，证据已经被抹去。给查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一方面全市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目前是一到二人，主要的工作任务不是在搞文化市场的管理，很多乡镇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是落不到实处的，难以适应农村文化市场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管理力度不大，近些年来大部分乡镇对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往往是采取突击性措施，临时从有关部门抽出人员组成检查组进行检查，这些临时检查人员疏于业务、政策不熟，且人员不稳定，在执法检查中产生短期行为现象。

(三)机构人员编制少、经费不足、监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全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人员数量少、力量薄弱。各县区虽有明确的管理机构和监督职责及行政执法职能，但管理编制人员不足，据统计，全市正式设立稽查队的有7个(含市稽查支队)定编26人，在岗在编的13人，在编不在岗的6人，在岗不在编的26人，峨山、江川、易门4个县没有执法队伍，澄江县虽然有编制有机构但是无专职执法人员，8个县还存在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不分和执法权限混淆的情况。目前乡镇一般没有专门的文化市场管理机构，县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鞭长莫及，导致管理失控。管理人员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及科技素质偏低。乡镇文化站队伍老化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文化市场的监督与管理。随着市场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监督检查任务越来越繁重，管理地域面广线长，管理经费缺乏保障，管理设施设备落后等主客观原因，造成了对农村文化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难以“到位”或远水解不了近渴的现状。

三、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思路

(一)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和长远奋斗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因此要加强宣传，使各级领导和群众都认识到，健全农村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是构建和谐农村文化，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任务。县、乡镇政府应该像抓其他工作一样抓好文化市场的管理与监督工作。

(二)健全乡镇文化管理机制。随着文化市场在农村的形成和发展，在乡镇应建立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由乡镇党委副书记任主任，宣传委员、政府分管的副职为副主任，文化站、公安派出所、工商所等为成员单位，配备1名文化市场专职管理人员(人口密集、文化市场经营项目多的可视情况增编，人员性质参照公务员管理)，具体负责日常管理项目的审批和市场监督、工作协调等事宜。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建立专兼职文化市场稽查队伍，设立文化市场稽查中队，履行农村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工作，发挥乡镇专兼职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在巡查、取证等方面的作用，县级文化部门委托有执法权限的机构进行执法，使行政执法“手臂”向下延伸，起到“补位”作用。从而，促进文化市场规范、有序、健康、繁荣地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农村文化市场社会监管网络体系。在广泛宣传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化从业人员的法制观念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当地公安派出所、工商所、学校、社区、村委会的作用，聘请热心人士组成义务监督员队伍，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村文化市场社会监管网络体系。

(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给予必要的经费、车辆、设备保障，提高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建设必须加强，各级政府要给予必要的经费、车辆、设备保障。同时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在农村文化市场监管工作中必须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坚持依法行政，严厉打击违法经营行为，大力整顿农村文化市场经营秩序。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疏堵并重，以疏为主的原则。同时要帮助扶持一些守法经营户，发挥正面作用，抑制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主导地位，促进新农村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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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部分村民都对自己村里的文化设施不清楚。比如现在大部分村（社区）都建有农家书屋，有一部分村民从未去过村图书室看过书，甚至还有村民不知道村里就有图书室。村民对图书室的知晓率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村干部对于村里文化设施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部分农民文化程度低，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此外，里面的书籍数量较少，内容混杂且少有更新，与群众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农村社会学习氛围的形成及发扬。

二、推进农村基层文化公共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转变职能，承担起农村基层文化的公共管理服

1.强化目标责任，提高农村文化建设重视程度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呈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型体制（即为了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村干部在文化建设中工作的重点并非主要在于提高农民的满意度，而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建成‘农家书屋’×个”，“配备农家图书×册”，“完成送剧下乡×场”等。换言之，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村干部以及基层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因此农村文化建设中往往会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的弊端。要真正把农民对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作为一个重要考核指标，密切干群联系，沉下心去听百姓需求，保障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2.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

积极争取政府资金和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并举，完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需要注意的是，加大建设文化设施力度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已有的陈旧、滞后的文化设施进行整改与更新；要重视对文化设施的维护与修复，延长文化设施的使用年限；要加强管理，提高文化设施利用率；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知道村（社区）提供这样一个地方，对老百姓开放，供他们休闲娱乐使用。

3.加强扶持引导，打造高水平农村文化队伍

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农村文化队伍的推动。要推动大学生村官结合自身特长、当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充分发挥其学历高，理论素养深和知识面广的优势，多措并举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如聘用大学生村官担当书屋宣传员和图书管理员，盘活农家书屋，打造文化生活主阵地。或者依托党员活动室、墙报等载体，以“顺口溜”、“千字文”等形式，开展惠民政策宣讲、致富项目推广。还可以针对村民中存在的学用科技意识不浓的问题，把活动演出内容与村民需求和各村产业特色相结合，在节目编排中普及相关科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二）引入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1.进行文化服务购买

要推进农村基层文化的发展，光靠政府、村（社区）的力量是不够，利用现在社会的资源，农村可以很好的引入公共文化服务购买机制。比如，文化活动较多的村，可以和社会上一些文化工作室签订协议，以每年多少次表演，多少个节目来进行结算。一方面，可以很好的减少村文化工作的压力，只需要加强文化基础建设即可；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整个文化市场的活力，节目越多，越是对一些文化工作室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这样可以有效地繁荣当地文化市场。

2.引入社会文化管理奖励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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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忽视全员参与的重要性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以及细节之中，因此，员工是企业文化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载体。反观当前，新时期下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全体员工参与的重要性，只是由上层建筑进行单方面自上而下的推广，大部分员工只能被动地、消极地接受书面化、程式化的企业文化。这种情况下，全员参与的重要性显然没有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体现出来，必然会增加企业文化培育和推广方面的难度，不利于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设。

（二）缺乏鲜明特色和个性就企业文化的性质和最终用途来看，企业文化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企业自身特点的一种管理模式，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也是如此，它是农村商业银行个性化的表现。企业文化并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也不是标准统一的教条和模式。新时期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移植了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的文化理念，使得企业文化缺乏自身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难以形成适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1]。

（三）行政管理体制色彩浓厚在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大多数由转制成功的农村商业银行，仍然接受上级管理机构的行政管理，因此，企业本身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目前我国整个农村金融系统正面临改革转型期，其行业规范及管理标准都在不断完善中，上级管理机构对基层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未能通过充分的客观分析和评估，对基层农村商业银行提出适合其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指导意见。

（四）长期价值观的培养与短期利益相冲突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中，部分刚起步的农村商银行较为重视短期利益，它们热衷于抓“见效快”的项目，欠缺对长期发展的规划和相应的连续性，没有按照企业文化本质的基本逻辑和机理进行企业自身文化的建设，没有将企业自身的文化塑造成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企业文化在建设与塑造流于形式的现状。由于新旧观念的冲突以及价值观的转换，使得农村商业银行的短期利益与长期的文化建设目标之间发生矛盾，造成企业新价值观念的形成发生了严重的滞后现象。

二、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见

鉴于农村商业银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其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与现存的金融经济环境和传统文化的氛围紧密联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和企业文化框架。首先，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要能反映当地农村金融经济的特色，立足“三农”，服务普罗大从，切实解决农民的借款难问题，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保障；其次，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融会了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人才理念、团队理念、服务理念、风险理念、学习理念、廉洁理念的企业文化体系，进而形成金融服务机构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和谐，使得农村商业银行实现扶持三农、服务社区居民以及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目标。

三、推进新时期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思想认识企业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企业的价值取向，是企业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有力保障，因此，农村商业银行应适应形势，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思想认识，尊重知识和人才，关注员工的个人情感和自我发展的需要，树立“德才兼备，内外兼修”的理念，并将此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中，重视人力资源规划与开发工作，建立以岗位管理为依托的创新人才机制和保障机制，深度挖掘员工的潜能，使其与绩效挂钩，形成权责分明的薪酬制度，鼓励员工积极创新，提高农村商业银行的服务质量[2]。

（二）培养农村商业银行卓越的企业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企业精神是企业全体员工经营信念和纪律道德的体现，往往是通过简洁鲜明的语言表现出来，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鼓动性。有的农村商业银行注重以企业文化推动经营发展，可以以“务实奉献，日新致远”作为其企业精神，并通过各级领导和员工在日常工作中身体力行，培育卓越的企业精神。

（三）塑造农村商业银行良好的企业形象作为社会公众和内部员工对企业的一种信誉评价标准，企业的社会形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未来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形象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经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农村商业银行应从细微处入手，坚持服务第一的理念，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服务流程，恪守信誉，并将其上升到企业精神层面，提升企业的社会美誉度。此外，通过公关和广告宣传工作，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加强与客户、新闻媒介等的联系，推进业务工作的开展，树立农村商业银行良好

的企业形象。

（四）强化内部制度建设，加强风险管理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文化既是企业文化的底线，也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一定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企业价值的取向，因此，新时期的农村商业银行应积极建立以内部控制为中心的管理文化，建立健全的企业内部监督检查机制和岗位责任制度，强化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完善金融防范体系，保证农村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带动区域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落实企业文化的培植与传播，提高自身软实力新时期的农村商业银行，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切实做好企业文化的建设与融合工作，进一步发挥企业文化的引导、规范、凝聚、辐射和激励作用，推陈出新，精炼出符合企业未来需求的企业文化。农村商业银行可根据自身的需要，编辑、制作企业文化画册，凝聚自身的历史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内容，利用新闻媒体的传播作用，更好地把企业文化进行对外宣传。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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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最有利的动机。有一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产生排斥心理，尤其是在农村。农村信息技术不发达，学生很难接触到城市学生很容易接触到的那些英语节目、英语电影、英语动画片之类的信息。这让学生很难感受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学生，包括对英语不感兴趣的学生，都会表现出对跨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例如，从跨文化的角度给学生解释“为什么英语中会有Youarealuckydog.Heworkedlikeadog.而汉语中‘狗’一词一般用于贬义”，学生就非常感兴趣，且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如果教师能在农村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大量跨文化知识，必然会激发绝大多数同学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英语学习效率。

（二）增强学生对语言知识的理解

在初中阶段，有很多语言使用规则，学生不易理解。农村学生更倾向于将语法规则看做是语言运算公式，只会套用，出现例外就无法接受。而对此，农村英语教师常采用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去特殊记忆，不知道怎样解释。对于很多中式表达的不恰当和语用失误的解释更是难中之难。但是，如果充分利用跨文化交际知识加以解释就会事半功倍，例如，从跨文化角度给学生解释为什么与美国人打招呼时说：“Haveyouhadlunch？”是不合适的，学生则更容易理解。再如，英国人喜欢谈论天气，那么学生可能就觉得与英国人见面打招呼就应该说：“It’srainingtoday，isn’tit？”而实际上，英国人在谈论天气时，总是包含人们对天气的评论。所以，打招呼时说“：It’srainingterri-blyhardtoday，isn’tit？”更为合适。这些例子，从语法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必须结合跨文化交际知识来解释，才能增强学生对语言知识的理解，优化课堂教学效果。

（三）为教学改革提供有效途径

成功的教学改革必须从正确的教学目的出发。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交际。从跨文化传递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转变农村英语教师的教学理念，让农村英语教师明确语法教学虽然重要，但它也只是为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打基础。只有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教学目标，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恰当地安排教学活动，增加有趣的教学内容，并以此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开拓学生的视野，实现英语素质教育。

二、农村中学英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功能的缺失

（一）课堂教学

现在的农村英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英语教学的影响，仍习惯将语法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内容，教师没有把外语的教学，看做是一种跨文化的传递。从教学目标来看，记忆语法规则，记忆固定用法一直是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从讲授方法来看，都是教师主讲的倾倒式传授，学生只能是记笔记和背诵；从课堂练习的形式来看，都是仿照课本内容做固定模式的对话练习，没有给学生充足的发挥空间，学生仍然是依靠记忆在对话，而不是考虑交际语境在对话，书面练习几乎都是练习册讲解，完全没有交际的训练。在这样的教学必然导致学生只能将语言看做一系列的符号，不能将学到的语言与交际联系起来。课堂的对话教学内容都是离学生生活较远的，呆板的，学生只会做对话，但不会交际。在现实中，虽然学过几年英语，但学生该说英语的时候却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学生背诵的课文只像背台词，这样的教学完全没有体现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学生很难在课堂上学习到有关英美文化的知识和跨文化知识，这种教学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不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农村学生来说，课堂几乎是他们接触英语的最佳场所。因此，充分利用课堂传递跨文化知识，训练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教师在备课时，应当搜集相关文化信息，融入课堂讲解。抛弃逐字逐句翻译的讲课模式，给学生呈现语境教学和启发式交际教学，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学习语言的使用。教师通过启发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思考对话中的角色在该语境下应当说什么，应当怎样交际，这样的交际与中国文化中的交际有什么区别。这样学生学习的是如何利用所学的语言进行交际，而不是站在语境之外观看语言文字的使用规则。

（二）课后作业

农村中学英语作业基本上是背单词、课文和做练习册，没有给学生提供练习语言的机会，学习语言的目的就是交际，所以练习语言的最佳方式必然也是模拟交际，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一定需要跨文化知识的积累。因此，英语课的作业，不应当只局限于死记硬背的记忆和类似文字游戏的语法练习册。应当采取措施，让学生在课后练习语言的交际和对跨文化交际知识的自主学习与积累。虽然农村学生的学习资料较城市学生少，但学生可以组成学习小组，教师向学生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安排几个学生一起完成一个选题的口语练习，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教师给予点评，这样的开放式作业，能够实现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让学生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体会到文化的差异，体验到语言的实用性。这对农村的中学和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应当尽量为教师提供读书、上网、交流及培训的条件和机会，教师也应当积极主动地钻研如何将英语课堂的跨文化交际功能不断提升。

（三）考核方式

从农村中学英语的考核方式来看，题目过多地关注了语法规则的考查，对文化和交际的考查几乎没有，英语的考核方式决定了学生学习的目标，没有安排在考核范围内的知识，学生不会重视。因此，提高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必须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列为考核内容之一，这样教师才会重视，学生才会重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考核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口语考试和书面考试，在口语考试中，可以设定若干选题，由学生抽签选择。让学生在某设定语境下分别进行与教师会话和学生之间自编对话，以考查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是否顺利。与教师对话考查学生的随机交际能力，学生之间的自编对话考查学生对该语境的理解及在该语境下语言的使用，在书面考试中，可以给出不完整的对话让学生在多个选项中选择最恰当的语句填空，也可以给出交际对话，让学改错或加以评论等。在考试中增加这类考查内容，一定会提高学生对语言跨文化交际的重视，更正学习英语的目的，改进学习英语的方法。

三、农村中学英语教学的改革方向

教学改革必定是从教师做起。无论是教学目标的转变，还是教学内容的调整，亦或是教学方法的改进，都对农村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提高农村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必须先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培养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是实现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功能的前提。只有教师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具有文化敏感性，才能在教学中准确把握文化信息，捕捉文化差异，合理设置交际语境和场景，让学生得到很好的锻炼。

（二）丰富教师的跨文化知识

教师的跨文化知识的储备是课堂跨文化知识讲解的基础保障。因此，农村中学应当尽力解决教学资源缺乏的重大问题，创造条件让教师有充足的资料可以查阅。作为英语教师，跨文化知识的积累是无条件的。教师自身应当积极扩展自己的知识储备，如定期到市区的书店购买图书，经常利用手机、互联网学习英语文化知识等。多看英文原声电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式，英文电影体现英语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师在看英文电影时，只有时刻保持着对异文化的敏感，才能够及时抓住文化差异的讯息。要不断地针对捕捉到的文化差异进行搜集、查阅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解释和理解。经过长期的积累，会有非常大的收获。跨文化知识储备越多，对英语教材中出现的跨文化信号越敏感，越能充分利用教材内容发挥英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保障。只有教师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准确把握和发挥实现英语课堂跨文化交际功能的方法和策略，并不断针对教学现状作出相应调整。提高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有助于教师抓住教材中的跨文化信息，教师能够准确掌握何时应当展开，何时可以安排学生活动以及怎样安排学生活动。教师的熏陶对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师对异国语言的差异与美的展现，会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对于农村英语教师来说，应当多找机会参加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训，多与城市中学英语教师以及外教交流。多读书、多看英语电影、英语节目，为自己提供更多的接触英语的机会，从电影中、文艺作品中体会不同的文化、体会语言的使用。多参加英语角活动，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运用英语口语的机会，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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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是一个学生的人生关键期，尤其是寄宿在学校的学生，他们是这个阶段孩子殊的群体，处于“心理断乳期”，心智与人格都尚不够健全、缺乏基本的自主生活能力，在进入寝室集体生活后，大多数孩子都会出现学校适应问题，尤其是在生活过程中对校园文化的适应问题，在农村寄宿学校中的学生此问题更为突出。所以，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学生校园文化适应与否，对其今后人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学生校园文化适应的类型

寄宿制学校是一个特殊的教育环境，不仅承担着学校教育的职责，也承担着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职责。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来说，由于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阶段，寄宿校园文化的适应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从适应的角度剖析学生的学校文化适应，包括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

(一)积极适应

所谓积极适应是指，在寄宿制学校的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在教育工作者的引导下，依据环境的变化积极主动地去调整自己以达到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状态。积极适应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教育工作者应根据寄宿制学校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教学，促进学生的积极适应，让每一个学生在寄宿制学校中都能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

(二)消极适应

所谓消极适应是指，学生无法自身环境的变化或是适应程度相对消极。消极适应包括两种状态:一是适应不足，即学生始终无法应对这种变化过程及结果;二是适应过度，即个体丧失主体性，毫无主见地全盘接受环境的变化过程及结果。无论是适应不足还是适应过度，都不利于学生的成绩提高和身心的健康发展。在寄宿制学校这个特殊的教育环境里，培养学生的积极适应能力，不仅关乎“现在”，更关乎其“未来”。促进学生的积极适应，使个体在不适应中保持积极进取的过程与状态，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是一种宝贵的人格，更是一种积极的适应生活状态。“教是为了不教”，成功的教育应使师生双方都处于积极适应的状态，学生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教师建构自己的主导性，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师生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导向积极的适应。

三、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校园文化适应的对策

(一)强化校园文化体系的建设

寄宿制学校对学生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圣地，也是学生生活和娱乐的场所，为提高学生的自我适应能力，丰富其课外活动，为其营造一个温馨、平等、和谐、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完善的校园文化体系至关重要。良好温馨的校园文化与学习环境不仅有助于寄宿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其做人、做事、学习等方面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情景、用丰富集体精神生活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学校的建设与管理要充分考虑到学校环境对学生的影响，注重“养成教育”，有利于学生良好品格、高尚情操的形成，强化校园文化体系的建设对于学生文化的养成适应更为关键。

(二)重视生活教师队伍建设

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应极其重视对寄宿制学校教师的岗位训练，提升寄宿制学校教师职业素养。要想有效提高寄宿学生的校园文化适应能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寄宿制学校生活教师的职业素养是大势所趋。生活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学生家长的角色，充分地关心爱护学生，让学生在一个温馨、快乐、积极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是寄宿制学生积极适应校园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因此，寄宿制学校必须配备专业的生活教师，在配备专业教师的同时，更应不断地加强生活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寄宿制学校生活教师的专业素质。给予生活教师与任课教师同等待遇，享受同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发挥生活教师在学生日常管理和学习生活中积极作用，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增强学生的自我适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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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群众文化有利于提高乡土文化的社会认知度，部分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并且将其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承载着历史的文明，并在农村这块净土上继续繁衍，但是却没有形成社会价值，也无法创造经济价值。在农村开展群众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还可以将隐藏于民间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挖掘出来，从而实现继续传承的目的。农村的群众文化活动通常是以娱乐休闲的方式展开的，虽然其中饱含着浓烈的乡土气息，但是作为地方特色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感。农村群众文化在分类上，因其功能性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源于农村生活的艺术、以宣传教育为主题的文化服务、加强农民健身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及促进农村科学化发展的文化科学，其中文学艺术是最具有感染力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各种形象的塑造都源于农村的日常生活，经过了艺术加工后，就形成了本土的特色艺术。丰富多彩的生活、极具真实感染力的故事情节，看似发生在身边，但是经过了艺术升华后，就会让农民产生文化认同感。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民素质，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同时提高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建立卫生室、文化室、老年活动室、购物中心及体育活动场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村风民风明显好转。而且，文化建设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农村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群众文化建设的措施

我国的群众文化基础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初步建立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完善相承的。进入21世纪之后，群众文化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实践，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群众文化的理论宝库。群众文化，是指除了人们的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首先，要提高对农村文化教育的重视。上至各级领导，下至平民百姓，要改变已有观念。加强农村学校教育的管理工作。在群众文化建设上可以组织农民群众自演自唱他们喜爱的地方戏曲，组织农民集体开展他们感兴趣的活动。其次，农村的文化建设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保持发展情况等因素来决定文化建设的形式。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底蕴、地理环境、人口结构开展不同程度的文化建设活动。再次，提高文化工作者的素质、工作待遇和服务意识。目前，文化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农村，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而且，很多工作人员缺乏服务意识。所以，要开展群众文化建设，就要强化文化队伍建设。最后，在管理上要实现管理职责明确，管理方式科学。农村的文化管理还处于盲区，没有规范的管理模式，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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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事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事关整个国家的整体协调发展。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源于农村信贷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引导银行增加涉农贷款。但是，在缺乏利益驱动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政府的政策只是一纸空文，银行不会照章买单。而资产证券化可以让银行将风险资产以打包的形式销售出去，同时又可以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来进行新的投资。同时由于涉农贷款相对于大型基础项目建设来说，金额小、期限短，这就决定了银行在流动性增强的前提下愿意增加涉农贷款，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信贷困难问题。

二、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1、具有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就是找到一组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基础资产，以此现金流作为证券未来收益的保证。对于涉农贷款，虽然没有有效的抵押保证，但是农民天生的朴素性决定了涉农贷款的道德风险较低。同时由于每一笔涉农贷款金额都比较小，一笔涉农贷款的违约对于整个涉农资产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就决定了涉农贷款的现金流整体比较稳定，这就为信贷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可靠的基础资产。

2、资产证券化的有价证券市场需求大

决定资产证券化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将资产重新打包后形成的债券能否成功的销售出去，如果投资者对证券的未来收益的稳定性持悲观态度，就不会购买此证券，那么资产证券化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但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居民储蓄额巨大而股市低迷，中国的债券市场不发达，中国的城乡居民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在此背景下，一些民间资本甚至进入了民间借贷的渠道，而资产证券化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证，有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支撑，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渠道。

3、信托型SPV有效地建立了风险隔离制度

根据我国当前的规定，交易结构仍然为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在银行间市场，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即采取信托型SPV。根据信托法规定，信托资产与委托人的未委托资产相分离，同时与受托人的其他资产相分离，这样就建立了风险隔离制度，即信托资产既实现了与委托人的破产相隔离，也实现了与受托人的破产相隔离。有效地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是证券更容易为广大投资者所接受。

4、国家对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支持

今年6月份，国家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此次重启扩大基础资产的范围，同时要求基础资产的选择要兼顾收益性和导向性，既要有稳定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又要注重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密切配合。具体而言，鼓励金融机构选择符合条件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节能减排贷款、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这说明了国家对于农业的支持，而往往国家重点支持的行业都会有新的发展机遇，这说明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发展外部环境较好，从而降低了涉农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使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增强。

三、农村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农村信贷资产证券法的想法虽然早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是对于应用于我国的实际来说，还是一个新词。任何新事物都会有风险，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其有风险就放弃尝试的机会只会让我们止步不前。为了控制风险，我们就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例如，通过法律对可以证券化的资产等级进行规定，完善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资产转移、信用评级、证券发行与交易环节的法律规范与监管。

2、避免复杂的农业信贷资产证券化

美国的次货危机向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即过度创新会引发新的灾难。我国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还处在起始阶段，为了控制风险，我们要避免过度证券化，即在证券化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层次简单，避免资产的反复打包，这样可以保证所产生的证券还和基础资产有密切的联系，使投资者能够看到自己的收益来源的基础，有效地降低金融风险。

3、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对农村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最根本的还是源于对农村未来发展比较乐观的基础上的，如果农村的发展不尽如人意，那么整个涉农信贷的偿还将成为一个问题，银行一旦在涉农资产上形成比较大的坏账损失，整个信贷资产证券化链条就会中断。所以，只有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适当的用工业贡献的GDP反哺农业，这样才会使整个农村资产证券化良性循环下去。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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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 法律文化 培育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由于发展不均衡，农村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相对缓慢，加上乡土社会固有的封闭性、保守性和相对独立性，农村社区在某种程度上仍徘徊于国家法律控制的边缘，国家主导推进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农村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基层治理法治化仍任重而道远。新时期的农村法治发展应以农村法律文化的培育为切入点，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现代文化，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进而完善农村的法治机制，最终实现乡村的良法善治。

一、法律文化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基础

农村法律文化是指生活在农村社区的农民对于历史法律传统和当代法律现象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情感，包括与法律精神内核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现象，如乡村习俗、生活习惯、伦理传统和社会评价标准等。法律文化具有浓郁的传统沿袭性，是乡土农民从事各种社会交往活动的文化心理基础，是调处基层矛盾、推进乡村有序治理、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前提。

法律文化是农村法治发展的基础。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完备的法律并不代表法治的实现，尤其是在农村，法律所预期的理想秩序与当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并不一致，干部和农民传统观念中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并未去除，权力的滥用、误用时有发生，公正文明的行政执法尚有较大的差距，农民对司法的信任和亲近仍未形成，农村居民的重法守约意识仍然淡薄。究其原因，既有国家普法以及执法司法过程中释法的不足，也有农民对伦理传统恋恋不忘的因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如何才能形成农民的法律信仰？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民对法律产生的是畏惧感，认为其只是的工具，而忽视了其保护人权和关注民生的一面。制度层面的建构并不能解决农民的法律信仰问题，而文化层面的理念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通过农村法律文化的创新，使之与现代主流法治文化相衔接，能使农民认识到法律可以为我所用。李交发先生曾说，法律文化是法治扎根的土壤，是一切法律制度和思想赖以存在、运作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说，法律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使农民认可和接受法律，并使之在农村产生亲和力，从而也有利于培养农民的法律信仰，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法治化。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农村法治建设的影响

重礼轻法的观念影响到农村纠纷的依法调处。传统法律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以“礼”为核心，以宗法为本位，以亲情伦理为基础，礼法相融。受礼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村形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主要依靠伦理规范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民的法律心理和行为，制约着人们的法律态度和对法律的认同感。

由于农村环境闭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亲疏远近有序的伦理关系圈，即“差序格局”。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农民感觉到依靠国家正式制度下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有经济和时间上的不划算，更容易选择通过家族权威或乡村精英来调解纠纷。当政府部门执法不文明或所依据的法律与当地习俗不相符合时，农民很少去考虑法律的权威性和执法的公益性，围观者往往选择“帮亲不帮理”，最终导致严重抗法事件的发生。当农村出现山林、土地等纠纷时，由于没有完善的登记制度，主要依靠长者的印象才能确认权属，很容易发生偏袒，导致家族之间相互庇护甚至出现群殴的情形。尽管做证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但是村民之间的纠纷很难取证，农民由于害怕得罪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而拒绝做证或者做伪证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以发现，尽管法律客观公正，却无法冲破基于血缘联系而存在的伦理关系圈，在法的权威与人际亲情间，情重于法。

重权轻法观念影响了农村民主法治的进程。传统法律文化以权力为本位，尽管有法律，却只是“以法治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浓厚，是典型的“人治”文化。目前一些农村的基层干部权力意识仍然明显，借助政府的权威在农村基层耀武扬威，尽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负有农村管理职能，但从法律角度而言，村级实行的是民主自治，基层政府不能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交办事项和干预治理。但是，实践中，乡镇干部仍通过各种“手段”左右村民委员会的决策和影响村民的行为。比如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行政指导往往就蜕变为行政命令，这与行政指导的非强迫性明显不符。传统伦理化的法律文化以严格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片面强调国家、集体的秩序和利益，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农村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对宗族利益的维护和以封建家长为权威的个人崇拜。尽管当前农村村干部权力来源于民主选举，但是仍然有不少村干部受重权轻法思想的影响，搞“一言堂”，践踏民主。比如，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对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征地补偿问题，不召开村民会议进行民主决策，而是个人拍胸脯，最终导致村民集体上访。又比如，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搞硬性摊派，缺乏劳动力的家庭苦不堪言，名为服务，实则造成新的不稳定。

重刑轻民观念影响了国家法律在农村的亲和力。中国古代法律以刑法为核心，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民法规范只表现为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相对轻视，而代之以刑罚制裁，过分地强调法的惩罚功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泛刑罚主义”和“工具论”， 使农民产生了对法律的畏惧与规避。现代农村社会中，部分村民仍然保留着这种观念，认为法只能被动地遵守，不能为我所用。由此，现代民主法治理念、市场经济观念和契约意识找不到载体，民法所调整的利益和权利得不到重视，公民平等的人身权、财产权被漠视，即使农民偶尔去法院打个官司也只是为了“不输气”或“迫不得已”。重刑轻民意识支配下的农村社会，现代法治理念难以植入，法律保护人权和关注民生的一面被忽视。对农民而言，法只是带强制性的他律性机制，只是被束之高阁的“陈设品”，应疏而远之。

三、培育农村法律文化的几点思考

（一）挖掘传统文化，培育现代法治理念

解决传统与现代法治冲突的重要出路，不仅仅在于嫁接西方法制，还在于更新传统的法律文化观念，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解决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冲突。梁治平先生认为：“归根到底，法的观念是被塑造出来的，它不能够越出它置身其中的文化的界限”。尽管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于皇权制度之下，以人治为基本特征，以宗法伦理为价值取向，为维护阶级统治服务，但传统也不等于彻底的腐朽，其中仍然不乏合理性因素，我们必须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切合于当代农村社会实际的法律文化。由此，农村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应当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新和超越。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合理性资源已被运用到现代法律制度中。例如传统中的“孝”即被《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予以确认，当我们宣扬“赡养”、“扶养”、“相互忠诚”这些现代法的观念时，即可通过传统文化的重申来使农民得以了解。“天人合一”观念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后，转化为了现代法律中的“和谐”理念，运用到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中。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教化制度，与许多行政法律规范中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相一致。

传统法律文化中仍有合理性资源需要挖掘。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农村治理的现实环境下，“无讼”的观念不应作为现代法治的不和谐因素被批判。表面上看，“无讼”是对通过国家公共权威机构裁决纠纷的一种排斥，实则蕴涵了人们对和谐人际生活的追求。“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生活。他们要相互尊重，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里，“无讼”所追求的是通过非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乡下事乡下了”，这是“私了”观念的源头，与现代法治建设主张的法治化的基本治理方式相比较存在偏差，不利于定纷止争，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不利于现代法治的推进。事实上，诉讼并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无讼”理念最核心的价值也不在于抵制诉讼，而在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讼”所体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即使我们从“无讼”的表面形式来诠释，也应将其理解为通过调解而不是司法裁决解决普通民事纠纷，既能节约司法资源，也有利于人际和谐。

（二）扎实普法，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

连续六个五年普法教育尽管被人们指责为流于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国家主导持续地向农村社会灌输现代法律理念，今天的农民将对法律更为陌生。通过政府组织普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农民树立公民权利意识，接受现代法治文明。就当前现状而言，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普法内容的选择上要注意实用性。应注意选择与农民生活和其所参与的经济社会活动紧密相联的内容进行宣传。二是在普法目的的确定上要注意观念性。普法的目的在于促使农民实现法律文化观念的更新，在普法过程中，要把现代法治精神、民主理念、平等观念、权利意识等灌输给农民。正如法学家田成有所说：“我们不一定要每个农民懂得法律的具体规则、规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让农民懂得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后，救济的办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有多高。”[5]三是要重视用法技能的培训。让农民清楚基本的诉讼规则和胜诉的必要条件。

（三）改善执法司法过程，增进农民对法律的信任

农民法律信仰的形成源于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认可，执法司法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容易使农民丧失对法律的信心，改善农村执法司法是培育农村现代法律文化的关键一环。一方面，权力部门要彻底摈弃“权大于法”的观念，树立“权源于法”的理念，严格按照法律授权的目的和范围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要破除基层干部“山高皇帝远”的观念，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对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滥权行为要严肃查处，让法律的利剑在农村高悬，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法的公平与正义。在农村执法、司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学会运用民间规则、传统伦理、乡村习俗等诠释国家法律的精神，培养农民对国家法律的认同感，同时，要关注乡风民俗，注意法律实施过程中适当的灵活性，使农民在看到法律权威性的同时，也感受其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篇10

Abstract： As a folk art prevail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Huaihe River，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has artistic features of rich contents， complex forms and enthusiastic styles of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has a transi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regions and contains cultural viewpoints of free and unfettered Taoist adaptability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Rich in multi-factors in nature， histor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lower Drum Lantern art reflects the local people’s unique lifestyle， morality， mentality，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ich is deeply loved and highly culturally identified there. Therefore，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folk valu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as well as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valu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Key words：Anhui Flower Drum Lantern； regional culture； the Huaihe River basin； artistic value

在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随着人们日益丰富的文化消费和现代高科技媒体的猛烈冲击，花鼓灯艺术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被淹没于滔滔的现代艺术洪流之中，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抢救和保护，虽成学界共识，但其现实境遇却依然面临尴尬；继承传统文化，为当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尤其是地方农村文化建设服务，更是谈不到。只有真正认识到花鼓灯自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价值，才能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去自觉地保护和传承。

一、花鼓灯艺术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3 700多年农耕历史的文明国度，地理辽阔，地貌不同，人们的饮食起居习俗也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特色。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主要播布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地区，同时兼具南北方过渡兼容的文化色彩，花鼓灯艺术的美学精神集中展现出道家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的逍遥人生观与文化观，体现出淮河地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花鼓灯艺术的播布区主要位于淮河中游的广大农村

自然环境往往会决定人的生存形式，影响人的生活形态，从而也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化景观。自古以来，河流区域几乎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全长1 000多公里。在安徽境内的是淮河中游地区，淮河北岸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南岸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这里季风显著，光照充足，但又因冷暖气团交替频繁，常常造成水旱灾害。历史上的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战乱频繁，灾害不断，疆域归属不稳定，既受南下的齐鲁礼乐文明之风熏染，北上的古代楚文化、吴文化也曾在这里积淀，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文化构成对安徽花鼓灯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花鼓灯是人们在单调枯燥的生产劳动之余创造出来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一种地方民间艺术。人们通过沿途卖唱、广场演艺、半路拦歌、对歌抒怀、小戏压场、抵灯竞技等形式，敲锣打鼓，唱歌跳舞，通过优美的动作和民歌小调，缓解疲劳，自娱自乐。“玩灯的共有千千万，都是淮河两岸人”这一花鼓灯灯歌唱词，进一步表明了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性特征。

（二）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地域过渡的兼容并包文化背景

花鼓灯艺术具有南北兼容并包的过渡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分界线的南北交融与过渡。淮河地处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与秦岭一起，是我国划分南北地域的分界线。淮河文化的形成，既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也有长江文化的基因，是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筛选、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兼收南北文化之长；二是历史上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淮河源头桐柏地区是夏商文化的繁衍地，淮河中游地区乃是蔡楚文化的发祥地。据记载公元前493年蔡昭侯从河南上蔡迁都州来国（今凤台县）。加之吴楚大战的反复争夺，淮河流域就有了长江文化的北侵、中原文化的影响。据史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从江南移民14万，以充实中都府（今凤阳以及淮河一带）。这实际上也把江南的经济――文化成分带至淮河两岸；三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东瓯、闽越人至江淮，淮河文化又添吴越文化之影响，淮河下游的北部又与齐鲁文化相交融。另外，北方游牧文化也通过贸易、战争等途径对淮河沿岸有所影响；北方历朝历代的战争与征伐，都让人民生灵涂炭。为求生存，人们只能四处逃避以躲战乱，纷纷迁移于淮河两岸。于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商人、百姓在淮河两岸杂居共存，进行商贸交流，各地文化在淮河地区也得以集结交融，终于形成了如今的兼容并包、开放多元的淮河文化。因此，无论是“北歌南灯”，还是“东伞西鼓”，地处东西南北之“中”的安徽花鼓灯，则是“扇绢”并用、“伞鼓”相映，并行不悖，兼而有之，既有北方刚劲爽朗的特点，又有南方灵巧柔美的风韵，兼容南北风韵，并蓄东西优长，具有独特创造的美感力量。花鼓灯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其热情奔放的旋律节奏，丰富多彩、婀娜多姿的表现手法，集中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其完整的表现形式、丰富的舞蹈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安徽花鼓灯舞蹈成为汉民族舞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民间舞蹈[1]。

（三）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基因与美学精神深受淮河流域古朴道家思想的影响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讲“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的内部又有其特殊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其他别的社会所没有的。”[2]文化具有后得性的特征，花鼓灯文化亦是如此。人们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在这种特定的文化单位中成长，通过他们使得花鼓灯文化世代流传，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运行形态和现象。安徽花鼓灯艺术盛行的区域主要是在水灾频患的淮河中游，高频率、无规律的洪涝灾害，是自古以来淮河两岸具有明显特点的自然现象，生活在这里的祖祖辈辈的人们，一直面临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却又无法摆脱荒年过后的不同寻常的寂寞生活，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贫瘠，带给人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凝结了人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渴求和寄托。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皆诞生于淮河流域，道家思想则成为淮河流域人民理所当然的精神资源和食粮。这种精神信仰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态度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淮南子》一书中就能找到答案。

在安徽花鼓灯播布区，道家这种的逍遥、洒脱与昂扬、欢腾的花鼓灯的即兴性、娱乐性等艺术风貌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关系。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等精神，更是符合农耕文化下汉民族求“中和”的美好愿望和寄意。花鼓灯艺人敬神拜神的传统和灯歌叙事抒情、劝诫说理的价值取向，花鼓灯音乐望风采柳、自由吟唱的表演形式，贴近生活、取法自然的表现手法，都是花鼓灯艺术文化基因中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体现[3]。正是在这种结合了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里反复孕育，催生出花鼓灯艺术悲中涵喜、苦中取乐的美学精神气质。淮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长期的求生存斗争中，既直面严酷现实又以坚韧不拔品格不断实现着精神的超越，最终创造出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又激情迸发的独特的花鼓灯艺术。她是生活困境中的逍遥，是悲剧人生中的憧憬；艺术地展现出苦难中的情趣美，挫折下的理想美。可以这样说，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铿锵的节律和健美的舞姿，其粗犷中的细腻、坚毅里的豪迈，已经悄然融进了淮河人的血液，成为这里民众的生活寄托和精神支柱，熔铸为淮河文化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淮河流域对花鼓灯艺术的文化认同

花鼓灯艺术是安徽沿淮地区民间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发展与传承过程始终是围绕着这条河流，一直传递着沿淮人民的喜怒哀乐，蕴涵着淮河两岸普通百姓的内心精神诉求，花鼓灯原始朴素的灯歌、灵活洒脱的舞蹈、遒劲豪迈的锣鼓，体现出淮河流域浓厚生活气息的文化属性，深受沿淮人民的钟爱，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基础。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花鼓灯是在淮河流域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种古老地方民间艺术，它发源于淮河中游的河湾乡村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草根艺术。所以它一直植根于淮河水，盛行于淮河两岸，扎根于老百姓的心坎上，以艺术形式表现着淮河儿女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生活信念。虽然花鼓灯的流传遍及苏鲁豫皖四省，但却主要盛行于安徽境内的凤台、怀远、颖上等淮河中游地区，并产生过红极一时的影响人物，如凤台陈敬芝，艺名人称“一条线”，他的舞蹈婀娜多姿，酣畅淋漓；怀远冯国佩，艺名人称“小金莲”，他的舞蹈花团锦簇，舒展大方；颍上郑九如，艺名人称“小白鞋”，他的舞蹈潇洒飘逸、优美动人。他们从小就在淮河岸边长大，深受地方文化的濡染影响，痴迷并喜欢上了花鼓灯，发展并呈现出来自身独特的风格。正是由于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相同的文化“次生态系统”， 才使得花鼓灯艺术，能够在淮河流域得到流传，赢得了老百姓的共同喜爱，造就了安徽花鼓灯这样一种长盛不衰的文化生态景观。

从审美内涵层面来看，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演出对象是农民，主要表现农民的耕种收作、婚丧嫁娶、情感及娱乐形式、审美理想等人生内涵，蕴含着淮河文化的精神品格。安徽花鼓灯常将艺术表演生活化，把日常生活的场景如插秧、拾棉花、摇船，端针匾、单挎篮、割麦花、踏车步、推车步等，都纳入表演的内容，非常贴近日常生活，这些大量取材于民间的体裁，让人们在欣赏之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熟悉影子，唤起亲切的历史记忆，找到精神的归宿。

从接受心理层面来看，花鼓灯的“花”，是女性的象征，过去却通常由男人扮演；花鼓灯的“鼓”，是最核心的乐器，男性的象征；花鼓灯的“灯”，是精神的火苗，是淮河儿女心中永不磨灭的希望之光。这是获得收成的民众向上苍感恩和礼拜的象征物，更是民众的审美心理的外化形式。这种心理的形成同样是来自于地域文化，可以说，安徽花鼓灯舞体审美意识的选择乃是花鼓灯艺术传衍的根基，是农民朋友们对土地的深情依恋，对美好爱情、美好生活的热切渴望，是对新时代精神与花鼓灯美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互动与联系在安徽花鼓灯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从发生学上说，花鼓灯的起源或许与早期民间驱除邪僻、祭祀鬼神、祈祷天地的巫术和民俗宗教有关[4]。

三、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又开始实施送书下乡、送电影下乡、文化信息共享等一系列文化工程，希望提升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必须正视的是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还比较滞后，不能适应农民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对村庄集体文化的解构以及通俗流行文化的严重冲击，导致农村现有的传统历史文化民间特色文化日渐消亡，一些传统的民间艺术濒临失传，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花鼓灯作为一种农民自娱自乐、存活在农村的原生态地方民间艺术，它艺术地保留了淮河流域人们的的行为规范、生产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大量文化事象，包含了淮河两岸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所传承下来的特有的传统、习惯、精神、心理、情感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凝聚着淮河流域农民群众的文化认同，这更加有力地显示了花鼓灯艺术在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6]。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艺术可以增强民族文化文化认同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7]。

第一，历史民俗的价值。自华夏民族形成以来，花鼓灯始终伴随着华夏民族的繁衍而传承，是淮河流域千百年积淀的产物，是共同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的投射。花鼓灯的艺术形式较完整的保存了淮河流域人民的劳动、生活、性格、情趣以及民俗风情的记忆，承载着不同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花鼓灯艺术里面包孕着淮河流域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性格，是淮河儿女用艺术来呈现认识世界畅想未来的一种灵活的继承方式，这种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层次的历史人文价值[8]。花鼓灯艺术作为一种地方民间艺术，很接地气，深得农民朋友的喜爱，千百年来，他们通过自我结社的形式，在田间地头、宗庙村庄演出，通过灯歌的演唱，对内具有疏导思想、缓解矛盾的巨大作用，对外具有鞭挞假恶丑社会现象，抨击歪风邪气、树立社会正气，有效避免因为思想差异和冲突而引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花鼓灯艺术通过特定歌舞语汇与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表达着古老中国土地上纯朴民众的诗意人生观与旷达人生哲学，体现着乡村社区以仁义理想筑造而成的德性意识及其伦理道德风尚，以及这两者完美结合所呈现出来的纯朴而潇洒、自尊而爱人的文化精神。这一传统文化精神正与当前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相通，在民间文化艺术复兴的背景下，许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花鼓灯艺术作品正悄然实现着传统文化思想与艺术价值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灯歌唱词中依据地方风俗习惯选材，很多内容宣扬家庭幸福和睦生活，讴歌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也针对社会出现的丑恶现象，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导着农村群众的是非与价值判断。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决定了淮河流域人们对花鼓灯的热爱与迷恋，深受百姓的喜欢，成为农村文明的一种风尚，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露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分别从人类文化学理论建构和日本文化研究角度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对各民族文化的科学研究，归根结底是以民间文化艺术尤其是民风民俗为基石的。由此可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花鼓灯艺术在当前安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

第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安徽花鼓灯艺术是汉民族地方民间艺术，已经被淮河流域世世代代的农民所传唱，深得人们的喜爱。花鼓灯艺术中舞蹈、灯歌、 锣鼓等多种艺术的完美结合，已经把生活变得艺术化起来，让江淮儿女诗意生活。花鼓灯艺术中对情感的细致描绘，对人物性格外貌的动作呈示，泼辣中有细腻、粗犷中有妩媚、嬉笑中含真情，体现出淮河南北文化刚柔相济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俗。安徽花鼓灯在艺术领域沉淀的审美观念也日益鲜明独特，具有凝聚力、生命力、感染力和亲和力，已成淮河文化的艺术符号。花鼓灯艺术要求必须扎根于广漠的农村，接触土地上纯粹的农民，才能延续和继承农村文化建设的优质基因。这些传统文化形式贴近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它淳朴、优美、热情、欢快，富有活力和渗透力，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要的就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原汁原味、接地气的“本土文化”。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价值。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四百多个舞蹈语汇，五十多种基本形态步法，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系统的舞蹈语言体系，标志着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高度。节奏鲜明自成体系的花鼓灯“锣鼓”，抒情优美、幽默俏皮、即兴演唱的花鼓灯“灯歌”，拧倾的舞姿形态、溜刹的步伐动律的花鼓灯“舞蹈”，形成了安徽花鼓灯完整的表演程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时尚文化的强力冲击，安徽花鼓灯这一本土民间原生态艺术瑰宝与其他民间文化艺术一样，正在快速消亡，这一长期活跃在田间地头、农民家门口的民间艺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与当代文化新思维交织碰撞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样态实现“现代性转化”、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已经成为安徽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只有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对花鼓灯艺术进行指导和改造，在花鼓灯艺术的表演套路、服装道具

等进行改造，提高其品质型、观赏性和艺术性，使之成为农民所享用的丰富精神财富。我们更要重视民间传统艺术人才的发掘，他们是淮河流域农村文化事业中最活跃的因子，培养和激励“乡土艺术家”作为活态传承人，保护和传承大量地方民间文化，让灿烂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丰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总之，“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优秀的地方民间文化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社会发展，立足于地方的安徽花鼓灯艺术需要创新传承，它不仅能够使安徽地方民间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还能够极大地丰富农民的的精神生活，使广大农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实质性的丰富和提升。尤其是，作为极具代表性和艺术水准的汉族民间艺术，花鼓灯是淮河流域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基石。离开了传统，特别是脱离了民间文化传统，任何新文化建设都难以避免走向“底气不足”乃至呈现“空中楼阁”态势。参考文献：

[1]赵士军.花鼓灯活态传承中的三维构建[A].谢克林.中国花鼓灯学术论文集[C].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44.

[2]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

[3]喻林.花鼓灯音乐的道家文化阐释[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13（1）：11-16.

[4]潘丽.花鼓灯的现实调查与保护的思考[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学院，2007：17.

[5]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新农村文化[J].建设文化遗产，2010（2）：1-5.

[6]马智敏.对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建议――基于安徽R村的实证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3）：39-42.

[7]周楠.花鼓灯文化生态村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改革与开放，2012（ 1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