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监管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收监管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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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基本做法研究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从内部职能部门的管理策略出发，推动财政税收的综合性管理，为财政税收职责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基本做法需要和监督内部体系紧密联系，确保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创新，为财政税收的监督体系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从监督职责角度看，需要对各种监督模式进行系统性分析，按照财政税收的优化模式积极稳妥的推进各项策略不断实现。比如澳大利亚通过对内部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积极稳妥的进行行政管理模式创新，从多方面提高财政税收的监督效率。通过对财政税收的监督效率分析，保证各个监督管理模式能够融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模式，为财政税收监督控制优化营造良好的氛围。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从监督专员、公共会计、财政监督模式等方面出发，确保各个财政监督管理机构能够符合创新管理的要求，积极稳妥的推进创新模式建设，为创新指导和监督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管理的过程中要从企事业单位的实际运行情况出发，积极稳妥的进行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确保监督创新与指导模式能够优化，积极稳妥的实现财政税收的再监督，通过有效的监督模式优化，推动财政税收的综合性管理，为财政税收的创新型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经验模式研究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立法程序，通过有效的财政税收监督机制优化，提高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水平，为财政税收的监督模式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优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财政监督模式创新，通过有效的监督管理完善立法程序，通过对财政监督的管理方法优化，积极稳妥的实现经验模式创新，提高财政税收的财政监督法律规范化水平。比如美国在财政税收立法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非常完善，需要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实现对财政税收的全方位管理。财政税收监督优化管理的过程中要从预算编制管理的思路出发，通过有效的专项监督、日常监督、个案监督实现对财政税收的全方位管理，保证财政税收能够在日常经济管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财政税收监督权力要在综合管理的过程中进行创新优化，实现对财政税收的专项监督管理，提高财政税收的综合创新管理水平。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措施保证财政监督权力的有效平衡，保证财政税收在监督权力实施的过程中形成完善的程序，积极稳妥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确保财政税收资源配置能够符合综合性财政管理的要求。

二、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

（一）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提高到立法层次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优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从立法层次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财政税收的立法性管理，为财政税收的综合性模式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财政税收监督管理属于行为范畴，必须要从行为管理的总体战略出发，积极稳妥的推进立法机制建设，为财政税收综合性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的立法管理必须要从内部监督色彩控制出发，确保财政税收资金预算能够符合资源配置管理的要求，推动财政税收的全面性控制管理，为财政税收的创新型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要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入手，积极稳妥的实现财政税收的有效性监督，保证财政税收的预算管理与执行管理能够符合监督机制的要求，确保财政税收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创新。财政税收实施的过程中要加强政府的监督管理作用，通过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可以科学合理的编制财政税收预算。通过对财政税收的立法层次分析，实现对财政税收的内部有效性监督管理，为财政税收监督模式创新营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立法预算管理的过程中要从执行模式出发，对各种制约模式进行综合性分析，确保各种监督平衡机制能够全面的实现，通过有效的财政税收控制管理确保各种模式能够得到优化，提高财政税收的优化监督管理水平。财政税收内部控制模式优化的过程中要把各种监督模式结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财政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机制，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要从效率模式建设出发，确保各种监督效率能够顺利实现。财政税收事前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要对问题进行分析和修正，通过有效的事后监督管理模式优化，确保各种监督主体和客体能够符合经济活动管理的要求。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要从多层次控制管理思路出发，确保财政、税收、审计等工作能够符合财政税收控制管理的要求。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要实现有效的信息资源共享，确保各种监督能够全面协作协调处理，健全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可以有效的推动财政税收管理，确保财政税收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为财政税收相互促进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在健全各项机制的过程中，需要从制度模式管理的总体思路出发，推动各项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模式创新，实现财政税收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促进，为财政税收的优化模式管理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财政税收监督机制要明确各个主体职责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管理的过程中要对各个主体进行分析，保证各个职责能够有效的运行，推动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模式创新，为财政税收的有效性管理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要对各种监督网络活动进行分析，保证各种职责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提高财政税收的综合性管理水平。为财政税收的优化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主体职责管理的过程中要对各种主体责任进行分析，确保财政税收能够有效的管理控制，提高财政税收的监督控制管理效率。财政税收监督管理机制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从不同的预算模式出发，实现对财政税收的管理模式优化，财政税收管理必须要从财政管理的战略思路出发，实现对财政税收多方位管理，为财政税收综合管理问题解决创造良好的条件。财政税收预算监督管理必须要从政府综合职责出发，推动财政税收创新型管理，为财政税收综合模式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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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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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加强社会福利企业枕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残疾人就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税务机关必须明确税收管理的范围和重点，着重加强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枕务检查等环节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认真把好税款退还的审批关。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对社会福利企业实行增值税的“即征即退”、“服务业”(广告业除外)营业税的免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减征或免征等优惠政策。这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执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残疾人就业保障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笔者就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福利企业的税收管理，结合实践中一些同志存在的不同认识或做法，作如下思考:

    思考之一:社会福利企业设立的审批，税务机关有无必要介人?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民政福利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55号)规定，“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以后举办的民政福利企业，必须经过省级民政部门和主管税务机关的严格审查批准”，这就是说，凡申办社会福利企业的，除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社会福利企业应具备的条件、按要求提供有关证明文件及资料外，还必须经过省级民政部门和主管税务机关(一般认为是县级税务机关)的审批，才能设立。这项规定明确了“主管税务机关”应直接参与社会福利企业设立的审批。我们知道，一般企业的设立是由工商机关审批登记，特殊企业除了工商机关审批登记外，还必须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比如设立米粉生产企业，必须经过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取得“经营卫生许可证”;设立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样，设立社会福利企业也需要经过民政部门的审批，取得“社会福利企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生产经营。但是否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批，的确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众所周知，税务机关是税收执法机关，它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力。税务机关管理的内容是企业设立之后的涉税事务，对企业设立程序本身的管理，严格说来不属于税务机关的职责。换句话说，企业办理税务登记手续之前的企业设立审批事项，税务机关一般不应介人。税务机关的职责是对与税收有关的企业事务进行管理;米粉生产企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都涉及税收政策的执行，这些企业的设立审批均不需要税务机关介人，为什么社会福利企业的设立审批就非要税务机关介人呢?况且，即使税务机关参与社会福利企业设立的审批，并不等于税务机关就可以或一定要根据“设立审批”的决定给予退税;社会福利企业的退税条件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究竟是否符合退税的条件，需主管税务机关根据日常税收管理情况进行判定。“设立审批”不能代替日常税收管理，更不能代替退税审批。因此，笔者认为，税务机关没有必要介人社会福利企业设立的审批事项。从社会福利企业设立并办理税务登记起，税务机关才开始行使税务管理的职能。

    至于是由县级民政部门审批还是由市(州)级或省级民政部门审批，主要看管理的需要。在《行政许可法》实施的今天，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社会氛围里，社会福利企业的审批最好也放在县级民政部门，不要集中到省级审批，以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有的省对社会福利企业的设立是由县、市(州)、省三级的民政、国税、地税审批，一共要盖九个公章，才能批准一户社会福利企业的设立;有的省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经由主管税务机关和省级民政部门审批，盖五个公章就可以设立福利企业。笔者认为，税务机关把福利企业的设立环节纳人税收管理是不适当的，为此，建议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修改现行社会福利企业设立审批的有关规定，将社会福利企业的设立审批权授予县级民政部门即可，税务机关不介人设立审批。

    思考之二: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税务机关应把重点放在哪里?

目前，一些地方将社会福利企业的设立纳人了税务管理的范围，这给我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把好福利企业的设立关，税务机关就万事大吉了，结果税务机关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已的田”，放松了对社会福利企业的日常税收监管和退税审批。其实，加强对社会福利企业日常税收监管和严格退税审批，才是税务机关管理的重点。税务机关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社会福利企业的日常税收监管，包括办理税务登记以及之后的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税务检查等环节以及退税审批环节的管理。

    (一)主管税务机关应当结合税收管理员制度的推行，明确税收管理员职责，要求税收管理员应当经常深人社会福利企业，了解社会福利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残疾人员的安置及上岗情况，辅导福利企业健全帐务，真实记帐，并写出社会福利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及残疾人员的安置、上岗及工资发放情况的月度报告。月度报告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批社会福利企业能否退税的主要依据。因此，税收管理员日常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工作细致不细致，了解企业的情况是否真实有效，对税务机关退税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税收管理员肩负着税收管理的重要使命。

    (二)加强对社会福利企业财务核算的管理与监督。社会福利企业必须健全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核算。按规定设置“应交税金”明细帐，准确核算收人、成本、税金、利润等科目，真实反映经营成果。

    (三)社会福利企业必须严格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必须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纳税申报资料进行严格审核;对未按规定进行申报和缴纳税款的，事后被税务机关查补的税款，不得再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待遇;对不进行纳税申报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四)加强发票管理。社会福利企业是一般纳税人的，必须使用防伪税控系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购进货物应当取得进项发票的，必须按规定取得，对应取得而不取得或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税务机关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依法作出处理;对取得的进项发票必须按期到税务机关认证，没有认证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五)加强税务稽查。社会福利企业由于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在财务会计核算、发票的取得和填开、税款的缴纳等诸环节上可能存在管理的薄弱环节，甚至漏洞;税务机关也因为社会福利企业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有放松税收监管的思想。为此，主管税务机关必须克服管理松懈的思想，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铁拳作用，加强对福利企业用工情况、货物购销情况、以及发票的取得、领购开具等情况的检查，督促福利企业严格财务核算，严格依法纳税。

    (六)严格社会福利企业的退税审批。根据财政部《关子税制改革后对某些企业实行“先征后退”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财预1994 55号)规定，社会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应报省国税局核准批复。虽然，报经省国税局核批增加了审批环节，有损行政效率，但是在税收管理信息化、网络化发达的今天，由省国税局审批社会福利企业退税是可以做到的。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轻省级国税局核批福利企业退税的工作量，建议对社会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实行分级审批。比如对月(笔)退税额在10万元(含)以下的，由县(市、区)国税局审批;对月(笔)退税额在10—50万元(含)的，报由市、州国税局审批;对月(笔)退税额在50万元以上的，报由省局审批。同时，社会福利企业申请退还已缴增值税应当向县级国税局提供退税申请报告、退税申请审批表、已缴税款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复印件、残疾人员上岗情况及工资发放表以及国税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证件资料。

    县级国税局根据社会福利企业的退税申请及提供的证件资料，以及税收管理员写出的社会福利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残疾人员的安置、上岗及工资发放情况月度报告严格审核，并按照审批权限审批。对经审核符合退税条件的，县(市、区)国税局开具“收人退还书”，由国库部门按退税税种的预算级次分别从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中退付。

    目前，有的省份为简化社会福利企业退税审批程序，对福利企业的退税均由县级税务机关审批。当然，由县级税务机关审批，的确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为此，建议财政部将社会福利企业增值税退税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县级税务机关;县级以上税务机关主要行使对下级税务机关的行政监督职能，减少行政审批的具体事务。

    (七)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对下级税务机关实施监督的权力。在对社会福利企业的管理上，应当经常采取调查、检查等形式了解主管税务机关在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及时纠正执法中的偏差，为加强福利企业的税收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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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网络交易本质上是销售行为，应该依法纳税，研究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征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的税收难题。

一、我国网络交易的现状

网络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网络中推销商品并进行货款结算。这种交易快捷、方便的营销手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企业网络交易对于传统商务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据IT市场研究公司(IDC)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民人数首次超越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国：预计到2012年将增至3.75亿。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最新推出的《2007－2008中国B2B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通过B2B电子商务完成的交易额达到21239亿元，较上年增长65.g％：据2008年3月我国商务部编写出版的《中国电子商务报(2006－2007年)》描述，“2006年我国19267家大中型企业的电子商务采购金额达到5928.6亿元，电子商务销售金额达到7210.5亿元。据此估算，2006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5000亿元。2009年全球的企业网络交易总额有望突破900亿美元”。随着我国企业网络交易的不断发展，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网络广告等网络交易正在迅猛发展。其实，网络交易的电子形式并不改变其贸易的特性，其迅猛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税源空间，无疑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但税务部门的征管及其信息化建设还跟不上电子商务的进展，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而目前法律规章尚未对企业网络交易这个新兴事物如何计税、纳税作出明确规定，网上交易成了税收的真空地带，网上交易的税收损失逐年扩大，企业网络交易的税收流失问题严重。

网络交易本质上仍然是销售行为，如果它没有相关的免税政策，那么网络交易就应该依法缴税。如何针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税收问题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及税收办法，已成为国内外税收中讨论的热点问题。2007年8月7日，我国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场影响着全国4000万网络贸易用户的研讨会，会议的议题为是否应向进行网络交易的群体进行征税，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能因为税收问题把电子商务行业毁掉。在2008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的提案：电子商务是一种交易方式，按我国现行税法规定，无论是线上线下，只要达成了交易就应纳税，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避税，而资本通过网络进行国际流动，也将导致大量税收流失或转移。网络经济引发的税收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研究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原则、政策、法规、征管和企业如何在网络贸易条件下合法、高效纳税等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税收难题。

二、企业网络交易存在的税收问题及影响

(一)网络交易税收征管不到位

我国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给税收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对传统税收征管提出了挑战。企业网络交易的纳税人、适用税种、适用税率等难以界定。使税收征管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从着手的窘境。

企业网络交易的销售往往既无合同又无协议，双方均通过电子商务(网络)的形式形成交易，网上的价格可以随时被修改、删除或变更，销售计量难以得到真实、合法的保证，且随时有收不到或收不足价款的可能。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是企业进行税务管理的基础。传统企业的“收入”概念非常清晰和明确。然而在企业网络交易行为中，通常买卖双方的网上交易往往被虚拟化、无形化、随意化、隐匿化，实物形态存在的商品以数字在网络上进行传输。对于企业网络交易的销售收入，无论是在线实现商品销售收入，或是在线实现服务收入，都面临着确认问题。如何对网上交易进行监管以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地入库是税收征管的一大难题。

在网络交易时代，网络经济的虚拟性，无纸化的交易没有有形载体，许多交易对象都被转换为数字化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交易双方在网络中以加密的电子数据形式填制。随着计算机加密技术的成熟，纳税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权等多种方式掩藏交易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身份或交易信息的难度，不易查清买方和卖方的身份，收入难以确定，征收税款无从下手，从而造成税款大量流失。无纸化的网络交易却不能适应传统的货币交易的税收征管制度，为我国现行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稽查等环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二)税务机关稽查难度大

在电子商务的环境下，企业网络交易具有无形性、隐匿性、虚拟性、全球性、快捷性等特点，供求双方在网上直接见面，网上看样品、谈价签合同、支付货款，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生成各种电子凭证，无纸化的网络交易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网络交易对象均被化威“数字化信息”在网上传送，税务机关很难确定其交易对象的性质和数量。电子凭证可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税收审计稽查失去了最直接的纸质凭据，无法追踪。据2007年10月18日河南财经报道，网上交易通过无纸化操作达成，交易数据、账簿、凭证以数字形式存在，可以随便修改而不留痕迹，且纳税人可以运用加密技术隐藏相关信息。而目前的税务管理、税务稽查以财务账册、财务报表等书面凭证为主，对网上交易相关资料的收集十分困难，使得传统征管和稽查方法陷入窘境。而且，网上交易规模大、对象多，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网上交易税务管理机构，普通税务人员日常管理难度大。

(三)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

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网络交易的税收归属于增值税当中。纳税人应该主动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对网络交易的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等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在：纳税主体不清晰、征税对象不明确、纳税地点难确定、纳税环节将改变、法律责任难定性。企业网络交易税务登记制度不完善，尚未建立网上身份认证制度，税务机关没有掌握每一公司的网址、电子邮箱号码、电子银行账号等上网资料，对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号、交易的情况、申报纳税情况不清楚，无法在线核查和监控。随着企业网络交易的发展，商业交易已不存在任何地理界限，也就是说，企业网络交易利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已无法依靠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来规范网上交易行为的课税。

三、完善我国网络交易税收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目前我国尚没有与企业网络交易相配套的税收方面的法律规定，使得网络税收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借鉴国际经验，以现行税法为基础，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税制的各要素给予明确的界定，以确保建立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

建立专门的企业网络交易登记制度，使用企业网络交易专用发票，确立电子申报纳税方式，明确电子申报数据的法律效力；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例如，我国可以立法规定网上交易者应经工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注册批准，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登记，税务部门根本无从查起。同时我国应加快制定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加强电子商务的税费管理。

针对网络贸易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来源地、商品、劳务、特许权转让等互联网税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重点修改与网络贸易关系重大的流转税、所得税法。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首先，增值税法中要增加有形贸易(离线交易)的征税规定，明确货物销售，包括一切有形动产，不论这种有形动产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都征收增值税；其次，营业税法的修订，把网上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而将在线交易明确为“特许权”，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再次，相应的所得税也应适当调整，如因网络贸易引起的所得税税基在国家之间任意发生转移，造成国际避税，给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网络贸易在所得税法中的完善成为税法修订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能够规范网络交易市场，促进良性的竞争市场，使其健康地发展起来。

(二)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

为适应网络经济的“无纸化”，必须尽快建立电子纳税申报制度。征税机构必须首先实现电子化、网络化，并使自己的网络和银行、海关、工商、网络营销者的私人网络甚至国外税务机构的网络连通，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全国从国税总局到省、地市、县四级建立一个统一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和该系统实现税务机关对企业网络交易及电子商务经营状况的严密监视。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可以减少征税成本和工作量，增强税务部门的征税效率和监管力度。而纳税人则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报税和缴纳税款。同时，税务局与银行实现了税银联网，保证了税款能及时上缴国库。

税务部门应当加大税收征管科研投入力度，从硬件、软件和人才上改善监控条件，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建立备案、核算、代扣代缴等税收征管制度，开发自动征税软件等专业软件，利用高科技技术来鉴定网上交易，审计追踪电子商务活动流程，简化纳税登记、申报和纳税程序，对电子商务实行有效税收征管。

(三)在互联网上设立税收监控中心

税务部门可以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税收监控中心。要求企业提供有关的合法身份证明和银行账户信息、税务登记证等资料，与提供网上支付手段的银行、交易双方的认证机构等部门联网。当买方企业登录到卖方企业主页的网站，选购商品，通过卖方主页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要求每一笔交易都被实时地传送到税收监控中心。通过该中心，反馈信息给买方，保障买方合法的权益，同时也能令卖方(网络交易企业)顺利完成电子票据的生成，以此无纸凭证进行缴税。税务部门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税收监控中心，提供统一的计算机发票管理系统，将发票系统与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行对接，掌握网络交易卖方进货渠道、进货量、进货价格等信息。这样，税务部门联合物流公司、仓库、银行等各个环节通过交易平台的税控装置，获得了纳税人真实的网上交易数据，就可以监控网络交易的应纳税额，实现网上交易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征税管理。

(四)完善征纳双方共享的网络交易税务管理平台

由于企业网络交易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纳税申报等过程无需人员干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它要求税务、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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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论;税收征纳;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118-03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马克思的这两个论断深刻地揭示了税收与国家间的密切联系。税收作为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再分配的规范形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税收流失在全球的日益泛滥和猖獗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

一、税收征纳关系是委托―理论的特殊体现

委托―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模型之一,主要研究委托人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人在其授予决策权范围内代表其从事经济活动,并根据人运用自身技能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给予相应的报酬。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中,委托―理论可广泛用于分析管理人与所有人、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委托人和人的信息不对称,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有可能在最大限度获得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为,这就是“道德风险”。如果把委托―关系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那么,委托―理论也可运用到税收征纳关系的研究中。

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征税人由于受到人员数量、业务素质、征税成本、稽查手段等限制,无法掌握每个纳税人所有真实的经济业务情况,因此处于信息劣势。而纳税人对自己全部的生产经营信息了如指掌,占有信息优势,但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纳税人不可能将自己掌握的税源信息向税务机关全盘托出。因此,税务部门需要通过税法契约来约束和激励纳税人,但任何契约都有可能存在不足,因此,纳税人有可能利用契约漏洞,甚至在利益刺激下采用报送虚假信息,通过偷逃税手段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税务机关如果仅仅通过纳税人提交的纳税申报表来获得纳税人信息,显然会比较被动。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和监督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信息,税务机关往往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手段对纳税人税收缴纳情况进行稽查。但监督是要支付财力、物力、人力等监督成本的,当监督成本过高时,税务机关便会缺乏监督动力,产生监督惰性。以下运用博弈论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非对称信息导致的征纳双方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又称为“对策论”。在委托―理论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行为主体的非完全理性,征纳双方为实现特定的均衡,需经历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

(一)征纳双方博弈模型基本假设

1.理性假设:税收征管中的征纳双方都是理性的,能够自觉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

2.资源有限假设:税务机关的征管资源是有限的,受监督成本的限制,在特定情况下只能将主要力量用于重点或特定领域。

3.税务稽查成本与应纳税款无关假设。

4.可信度假定:税务机关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稽查队伍,能够廉洁公正执法。

(二)征纳双方博弈模型求解

假设T代表应纳税款,C代表稽查成本,F代表罚款,则税务部门和纳税人之间的支付矩阵可如图描述:

纳税人

不依法纳税依法纳税

税务机关稽查T-C+F,-T-FT-C,-T

不稽查0,0T,-T

假定C

给定Q,税务机关选择稽查(P=1)和不稽查(P=0)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1(1,Q)=(T-C+F)Q+(T-C)(1-Q)=QF+T-C(1)

E1(0,Q)=0+T(1-Q)=T(1-Q)(2)

当(1)式等于(2)式时,解得Q*=C/(T+F)。也就是说,当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概率大于Q*时,稽查是税收机关的最优选择;当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概率小于Q*时,不稽查是税收机关的最优选择;而当纳税人不依法纳税的概率等于Q*时,税收机关可随机地决定稽查或不稽查。

同理,给定P,我们可以计算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Q=1)时的期望收益E2(P,1)和纳税人选择依法纳税(Q=0)时的期望收益E2(P,0)。当E2(P,1)=E2(P,0)时,即-(T+F)P+0(1-P)=-TP+(-T)(1-P)时,解得P*=T/(T+F)。也就是说,当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大于P*时,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最优选择;当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小于P*时,不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最优选择;而当税务机关稽查的概率等于P*时,纳税人可以随机地选择依法纳税或不依法纳税。

(三)征纳双方博弈模型结论

1.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的概率与税务机关稽查成本呈正比。税务稽查成本越高,税务机关稽查的频率、范围和深度等都会受到削弱,这时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的概率就会增大。

2.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的概率与税务机关查获率、偷逃税罚款率呈反比。税务机关查获率越高,处罚力度越大,意味着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带来的损失越有可能大于收益,这时纳税人就会倾向于依法纳税,相反则选择不依法纳税。

3.纳税人选择不依法纳税的概率与应纳税额呈反比。当纳税人应纳税款金额较大时,税务机关作为理性经济人,会增强对纳税人的稽查,这时纳税人不依法纳税被查获的可能性就越大,纳税人就越不敢实施偷税逃税。

(四)征纳双方博弈模型局限性分析

征纳双方博弈模型是建立在一些假设前提下的,特别是理性假设和可信度假设排除了寻租成本,而事实上,税务稽查人员为了达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有可能会接受纳税人的贿赂或者是求情,从而出现不能公正执法的现象。特别是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转型期,税收立法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征税范围、税率、税收优惠制度等方面频繁调整,税务机关在对谁征税、征多少税和罚多少钱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导致寻租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严重的税收流失。另一方面,税收法规的复杂化也对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巨大考验,部分税务稽查人员受到自身业务素质的限制,也可能无法做到公正执法。

三、委托―过程中产生非对称信息的原因分析

(一)纳税主体多元化

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转型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形式的并存,使纳税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而“征、管、查分离”以及“自行申报、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无法使税务机关对每一位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现象层出不穷,纳税主体隐匿纳税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复杂化,隐蔽程度也越来越高,如电子商务下征纳税主体间的税收信息不对称就是税收征管中的一大难题。通过现代计算机互联网通讯技术支持的电子商务活动具有无纸化特征,纳税人可以清楚地知道商务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数量、种类、价格等税收信息,但税务机关却很难对此进行监控,处于十分被动的劣势地位。

(二)税源收入现金结算失控

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支票和信用卡使用制度,市场经济活动的不规范,使银行结算制度混乱,现金交易频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很多现金支出大大超出了我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关于现金的适用范围、适用限额和库存限额等,尤其是一些承包承租经营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根本不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腐蚀了税源税基,而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监督单位,缺乏相应的法律手段对企业违规使用现金行为实行强制措施,从而导致现金使用结算的失控。又由于我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缺乏向销售者索取发票的习惯,因此这些交易往往不会留下纸面的痕迹,使得一些别有用心的纳税人有机可乘,使这部分收入脱离了税务机关的有效监控,给税务机关税收征管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三)税务机关稽查不力

税务机关在税务稽查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监管成本,受资源有限性限制,税务机关不可能对所有企业实行一一对应的监管,不可能不计成本地去了解和掌握纳税人所有的经济业务信息,甚至当监管成本过高或严重超出监管收益时,税务机关会放弃监管,造成征纳双方税收信息的不对称。而且,在我国,偷逃税者被查获的概率明显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小,即使被查获,税务机关对偷税行为的经济处罚也不重,在某种程度上是示意性的,动其毛而不伤其筋骨,甚至对某些偷逃税行为的罚款额还抵不上偷逃税款同期银行的利息额,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纳税人隐瞒税收信息进行偷逃税的主观意愿。

(四)税务机关征管手段落后

目前,几乎我国所有的税务基层征管组织都已经配备了计算机,但计算机的功能仅仅局限于将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纳税申报情况等相关资料作为原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还不能深入贯彻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中充分利用计算机实现传递效率、人机配合的先进管理理念,还不能真正实现税务机关与银行、工商、保险、海关等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和信息共享。税务征管软件的开发和使用还远远不够,税务稽查电脑选案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使税务部门及时了解纳税人真实纳税情况。

四、降低信息非对称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一)充分发挥税务稽查作用,遏制税务部门寻租行为

税务稽查是保证税款征收的重要手段,具有严明税收法纪,保证税款征收,强化税收检查和维护税收秩序的作用。根据征纳双方博弈模型分析,我们发现税务机关税务稽查的查获率和罚款率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被查获的可能性越高,接受处罚的力度越大,纳税人就越不敢实施偷逃税。为此,税务机关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不断完善税务稽查电脑选案系统建设,客观科学合理地确定税务稽查范围和稽点,这对提高税务稽查效率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90%的税务稽查案件是通过计算机分析筛选出来的,筛选出来应当进行稽查的纳税人数在20%左右,进行全面稽查的仅为其中的1%,大大提高了稽查效率。

其次,加大税务稽查力度,提高纳税人偷逃税成本。坚决杜绝“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现象,该立案稽查处理的要坚决立案稽查处理,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要坚决移送。对此,我们不妨借鉴日本的做法。日本针对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专门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税务警察制度,授予税警刑事调查权,专门调查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并将其直接移交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必通过公安部门。凡是被送上法庭的偷税者就必定会落个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下场。刑罚的威慑作用被充分强调。

最后,建立健全严格的税务稽查工作制度,遏制税务部门寻租行为。税务稽查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一项执法权力,税务机关接受政府委托依法征税,因此,政府和税务部门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和的关系,税务机关具有寻租的行为动机。因此,作为委托方的政府,一方面应规范税务稽查执法权限和执法程序,强化和健全对税务稽查内部各项业务的专项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另一方面应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对在税务稽查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部门和人员给予相应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从经济利益源头上杜绝税务部门寻租行为。

(二)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增强税务机关信息采集能力

英国财税专家罗杰・鲍尔斯认为,影响征税的重要因素是信息。因此,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加大征纳双方信息透明度,增强税务机关信息采集能力,是税收征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在现有税收征管体制下,税务机关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尽快开发和运用功能齐全、安全可靠的税收业务管理软件,加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收信息管理,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对税源进行监控,实现财政、工商、银行、保险、海关、企业和税务等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便于信息共享和交叉稽核,特别是银行和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这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虽然早就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但由于未实现银税联网,因此未能充分发挥其对税收监控的作用。为加强税源管理,应将每个纳税人税务编码和存款账户一一对应,建立完整、准确的纳税人档案,通过银行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对纳税人的税源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其次,规范发票的使用和保管,尤其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加快“金税”工程建设,不断完善现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监控系统,缩短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时间。同时,为保证税源税基免遭侵蚀,税务机关应采取一定激励措施提高购买者向销售者索取发票的积极性,如提供有奖发票等,将纳税人全部收入纳入税收监管,并逐步从以票管税模式过渡到票账结合模式,实现查票、查账、查实三者相结合,增强税务机关信息采集能力。

最后,完善银行支票和信用卡制,限制单位和个人现金结算,对应该采用转账支付结算而不采用的情况,赋予银行直接给予严惩的权利。这样一来,税务机关就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纳税人税源变动情况,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促进纳税人选择依法纳税。

(三)实行税收征管社会化,降低税收征管成本

前面讲到税务部门要履行税收征管的职能,就必须支付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征税成本,但受理性经济人假设影响,税务机关在依法征税的前提下,也追求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即税务机关不能只是“闷头苦干”,一味追求税收零流失,而应该努力以最小的投入、最少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和最优的服务,来实现税收收入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税收征管也是一种经营管理,也要讲究效益,降低征税成本,是税收经营是否成功的关键。为此,税务机关应该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积极建立社会治税网络,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依法进行代扣代征代收、协税护税,充分依靠税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进行纳税申报或进行税务管理。

其次,不断改革和优化税制结构,缩小增值税和营业税间的税负差异,减少各种名目的税收优惠措施,简化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操作,充分衔接好税收制度与财务会计制度间的差异。广泛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无纸化操作,最大限度地简化纳税申报程序,同时不断加强税务机关立于全方位的纳税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提高纳税人纳税自觉性,从而增加税收收入,降低征税成本。

最后,健全税收违法举报监管制度,拓宽信息渠道,为税源监控提供更全面的纳税人信息,进而降低税收成本。为保证违法举报制度的顺利开展,建议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独立的税务违法社会举报中心,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举报管理权和监督权,对举报人实行身份保密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追查举报人。对违反保密规定的责任人员,应给予严厉查处。对举报有功人员则应给予相应的奖励进行激励和补偿,激发其举报积极性。

参考文献:

[1]陈淑萍. 基于委托理论的会计舞弊根源分析及防范对策[J].工业技术经济,2009,(12).

[2]常衡.关于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效率的思考[J].知识经济,2009,(12).

[3]晏金平.税收流失的制度原因与对策[J]. 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1).

[4]毛志江.税收管理中信息不对称及其解决途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

[5]马征.税收流失治理规模的理论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6,(03).

[6]张小兵.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研究[J].税务与经济,2005,(06) .

[7]张红英.论我国税收流失及其治理[D].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大学,2005.

[8]朱庆伟.博弈分析框架下的税收征管问题[J].化工管理,2004(11).

[9]李金锋.对偷税博弈模型的扩展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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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实践

一、管制理论与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模式

（一）管制的经济学含义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解释，管制是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丹尼尔·F·史普博将管制定义为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律或特殊行为。曾国安教授将管制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目的依据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并将管制分为政府管制和非政府管制两大类。综合而言，管制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一种方式，通过政府依据一定的法律规章对微观主体的市场进入、价格决定、产品质量和服务条件等施加直接的行政干预而体现一定的政策目的。关于管制存在的原因，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管制机构酝酿论，该学说认为管制在行业内部受损集团的请求下，为了行业内部的利益分配，经济性管制机构才得以成立。2.行业保护论，即行业本身为了保护在位的厂商和防止潜在进入者，要求成立管制机构。3.公共利益论，即保护消费者。4.政府管制俘虏论，该理论认为管制是一种由国家供给的商品，由于企业利益集团和消费者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比对差异，政府管制是为满足产业对管制的需要产生的。不同的管制学说，提醒我们既要看到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同时也要注意其局限性，对政府管制应进行理性反思并加以完善。

（二）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模式比较

从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来看，属于非营利组织的管制，即非营利组织的管制者基于组织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依照该组织制定的规则对所属成员或者其他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的管制。按照世界各国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管制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完全管制型、混合管制型和自由管制型。

1.完全管制型，即由政府专门立法并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对注册税务师机构和注册税务师的执业资格、执业范围、执业准则、职业道德以及执业质量控制等进行规范，甚至对职业服务的定价也由政府管制。以日本为例，政府制定《税理士法》，严格规范税理士的职业准入、执业标准以及职业道德等执业行为。完全管制型模式的优点是，注册税务师和注册税务师机构的执业行为较为规范，注册税务师的素质较高，通过统一规范的行业管理，可以降低税务服务过程中涉税成本，从而促进税务服务需求。但是，国家为此承担的管制成本很高，不能有效发挥民间组织的自律作用，而且会影响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

2.混合管制型，即一方面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制定相关管理法规，进行宏观行政管理，另一方面，成立注册税务师行业自律组织，进行具体事务管理。其中，以自我管制为主，政府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微观层面的管理虽有介入，但介入的幅度与程度较低，性质上属于自律管理为主的混合管理模式。美国即采取这种行政管理与民间自律相结合的模式，在政府设有注册税务师管理局，是注册税务师行业的主管部门，其行业组织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人会等。美国财政部还制定了《管理纳税人规则》，对注册税务师行业准入制度、注册税务师业务之限制与责任、惩戒程序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部分管制型注册税务师制度综合了政府集中管制和民间自我约束两方面的优势，既能保持行业独立性，又能合理配置资源。

3.自由管制型，即国家管制很少，不专门立法和设立管理机构，只管一般工商登记。注册税务师行业微观层面的事务均通过其职业组织来实施控制。通常这种管制模式，职业垄断性不强，强调行业自由竞争，主要依靠行业自律监管。以澳大利亚为代表，注册税务师登记委员会是独立于国家税务局的组织，负责注册税务师的资格认定和注册税务师机构的开业登记管理。此外，作为民间组织的租税协会，还定期给会员提供资料，负责税务人培训等。其优点是节约国家的税收成本，能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的作用，但是，由于市场准入相对容易，注册税务师机构素质可能参差不齐，纳税人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大。

二、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的政策功效

（一）规定行业准入制度以协调行业供求

从保护行业利益角度看，对注册税务师行业进行管制，需要对特定约束条件下该行业的供求状况进行估量。注册税务师需求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税法制度完善程度。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税务服务的需求层次也不相同。由于注册税务师的多数业务与会计师、律师的业务范围重叠，因此在政策上涉及两个方面问题：其一，是否对注册税务师进行职业垄断，即是否设计职业税务师制度，职业税务师与律师、会计师职业的关系如何。其二，如何协调各职业业务范围之间的关系，即应考虑设定的职业垄断领域是否得当。在注册税务师行业监管制度供给方面，由于涉税知识和技能的特殊性，通过政府管制设定行业准入制度来决定进入该行业的必备条件非常关键，设置这样的行业准入标准，可以排除不胜任的和低质量的税务服务进入市场，也有利于区分与其它行业的执业行为，规范注册税务师执业行为。

（二）制定职业规范、惩戒制度确保服务质量控制

由于注册税务师行业的特殊技能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考虑，除了通过设置行业准入制度，弥补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之外，还需要一定的职业规范控制服务质量。执业标准的制定因各国注册税务师制度传统而有不同，在有些国家是通过民间组织制定严厉的准则和惩戒制度来约束其成员，而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国家则多数通过国家立法来确定执业规范。对服务质量的控制，还可以考虑通过一定的职业监督方式，如税务机关监督、内部控制机构监督或公众监督方式来实现，这些都应在管制制度中加以规定。

（三）注册税务师的职业定位与职业操守

对注册税务师进行规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人在税制和客户之间达到一种恰当的平衡。所以，注册税务师管理规章应体现注册税务师的职业定位，并对其职业操守加以规定。现代税收国家税法理论和立法实践，大多将注册税务师视为独立于税务机关，为维护纳税人利益，协助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专家。注册税务师在执业过程中会面临两方面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确保税收收入应收尽收、保障税法公平、效率等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实现最低限度纳税的客户（纳税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客户利益相背离时，基于注册税务师职业独立性的考虑，以忠于客户利益为基本原则。注册税务师为保守客户秘密，可以不向税务机关告发，应是其基本职业操守。另外，与注册税务师职业独立性相关，还应考虑税务官员能否进行注册税务师业务。在转型期国家，注册税务师机构与税务机关的牵连关系会影响到注册税务师的职业忠诚和信誉度，也会制约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理论实践

从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实践来看，主要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传统，实行完全管制模式。在行业准入上也采用日本、德国的税务师职业垄断模式。针对我国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的实践，我们认为应加快完善注册税务师行业管制制度，由完全管制模式向混合管制型模式转变，发挥管制和市场两种手段来规范和促进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

（一）建立健全注册税务师制度体系

首先，要加快《注册税务师法》的立法步伐。一方面，要先抓紧制定《注册税务师条例》待日趋完善后，在适当时机向人大提案批准颁布《注册税务师法》。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注册税务师的法律地位、法定业务范围等。另一方面，为保证注册税务师执业的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应构建起税务服务执业准则规范体系，指导和规范税务行为。

（二）建立行政监督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行业管理体制

鉴于注册税务师行业发展尚属初级阶段，为保证其稳步健康发展，应当建立税务行政监督与行业协会自律的相结合的混合管制模式。行业行政监督主要由税务行政部门对注册税务师协会、注册税务师及其机构进行监督、指导、检查，负责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和备案登记等工作。协会行业的主要是发挥监督、自律、指导、服务的作用，负责制定执业质量标准和惩戒制度，对成熟业务制定统一的业务操作规程；统一注册税务师执业准则，强化行业自律制度建设。

（三）提高注册税务师的专业素质和执业水平

注册税务师行业是一项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高智能综合产业，所以提高专业素质是客观要求。执业人员不仅要熟悉税收政策法规和掌握操作技能，还要具有丰富的财会知识，要懂税收、懂核算、懂管理。要从思想上把以人兴业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作为战略任务来对待。以提高专业素质为重点，促使从业人员真正做到终身学习，提高专业判断能力和执业水平，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树立强烈的开拓意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以上措施将有助于改善注册税务师行业制度环境，形成合理有效的管制制度和结构，促进注册税务师行业继续创新发展，最终构建起纳税申报、注册税务师鉴证、税务监管的高效、公平、合理、综合、立体的税收征管监督制约机制，促使国家、纳税人、注册税务师走向合作共赢，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

参考文献

1.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2.曾国安：《管制、政府管制与经济管制》，《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第93-103页

3.《税法起草与设计》（第一卷），V·图若尼主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4.葛克昌、陈秀清著：《注册税务师与纳税人权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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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就次贷款危机的根源做理论和实践上的反思。

一、长期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

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停滞之势。2000年以来，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提升企业和个人投资意愿，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振兴 “9·1l”事件后遭受重大打击的美国经济，美联储又连续11次降息，美元一年期浮动利率从原来的6.5%下降到1.75%，以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

过去10年的联邦基础利率几乎都在5%以下，减去CPI，实际利率大部分都在2%以下，甚至一度出现负利率的情况。在低利率时代，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大肆进行积极的扩张策略，企业财务风险逐步提高。个人储蓄需求低，消费投资需求旺盛，这些在促使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泡沫。投资银行除了经营传统的证券经纪、承销业务的同时大力开发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刺激了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使得其经济泡沫逐步变大，金融风险逐步加大，最终引发了次级危机。

过去10年主要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其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

从上可以看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了流动性的泛滥，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股票市场屡创奇高，投资气氛异常火爆，而全球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虚拟经济最终偏离实体经济过大，次贷危机爆发，逐步发展成全球经融危机。

二、信用危机

信用因华尔街的假账而动摇，对财富创造的信仰因CEO的贪婪而堕落。从本质上来讲，次贷危机的根源就是金融企业不顾触犯金融道德风险，非理性放大金融杠杆，令金融风险无限积聚，使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超出了金融体系所能承受的临界点，进而引发银行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债务危机、美元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一系列危机的背后凸显的则是美国出现了整体性的信用垮塌。

第一波银行危机。信用链条的断裂使更多金融（银行）机构濒临危机边缘。随着贝尔斯登和雷曼宣布破产、美林被并购，华盛顿互助银行（WM），美国国际（AIG）等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财务问题也将对金融市场造成沉重打击，瘫痪整个银行体系。

第二波市场危机。还将引发代表未来预期的信用衍生产品市场。作为为固定收益资产提供一种保险形式，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违约危机，将带来交易商如何解除价值巨额美元的合约问题。当前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交易的62万亿美元的规模，也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

第三波赤字危机。政府买单将造成巨额财政赤字。之前有预计2008年美国周期性调整后的预算赤字为4070亿美元，约占GDP的5.4%，而随着接管两房2000亿美元的财政注资以及联邦政府将在公开市场收购“两房”发行的按揭抵押证券的巨额亏空（如按最终损失率5％来计算，接管两房的债券损失在25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美国联邦政府账面上的债务和国债负担将大幅上升，导致经济恶化。

危机考验了我们，也警示了我们。从国际金融发展的历史看，此次次贷危机表明其背后世界经济深层因素正发生悄然变化。危机发生后，人们总要问责于监管。

三、启示

第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需要反思，并澄清政府在这一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考虑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离低收入阶层到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由于低收入阶层的信用风险一般较高，且对利率和房价较为敏感，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获得房屋抵押贷款，无疑将增加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为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居住权，急需发展和健全房屋租赁市场和廉租市场予以配合。而这一目标须与其它制度如个人及家庭财产的申报及登记制度与相应的税收监管制度配合，才可真正得以落实。另一方面，为防范银行系统的风险，则需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对房屋贷款的发放标准及比例，限制预售期房的抵押贷款及开发贷款。

第二，房地产金融体系需要重新设计，将遏制房价泡沫与控制银行风险相结合。当房地产开发、经营、消费活动都依赖于商业银行贷款时，房地产市场与商业银行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降低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商业银行的负面影响，在转变房地产融资模式和加强创新的同时，需注重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严防贷款质量下降和房地产市场的风险转移。为此，应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改革各地的住房公积金组织及管理体制，尽快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及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已经迫

在眉睫。

第三、在设计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发展金融衍生品时，须充分认识到衍生品的两面性。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也有放大风险的作用因此，金融创新仍需继续推动。同时，还应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加强监管，严控风险，如在制定各种政策时，严格控制杠杆交易的上限，避免利用杠杆效应过度，避免单

一市场风险向其它市场传染。

参考文献

［1］《美国次贷危机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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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专业技术人员 兼职 管理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n Plurality of Professionals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and its reflections

Wang Pengfei

Abstract:The plurality of professionals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 is a common phenomenon,while it is not stipulated in Canadian laws.Canadian universities set their provisions on plurality in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and regulations of administration.Thes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re involved with the time and tenure,distributions of income and taxes,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of plurality.

Keywords:Professionals and technical Plurality Regulations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33-02

1.加拿大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的类型

加拿大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的类型与我国目前高校教职员工兼职情况不太一样。在我国,高校兼职人员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在外兼课或在企业兼职,然而在加拿大高校中,绝大部分的兼职是集中在为社会提供咨询和合作科研上。[1]主要形式为:与企业、公司或各级政府部门签订长期或短期合约作兼职咨询顾问、联合技术攻关或共同研发产品等,主要有以下三大类型:

1.1 咨询工作(Consulting)。即通过协议,定期在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工作一定时间,并定期提供咨询报告。工作性质主要是利用其本人掌握的专业知识为雇用方决策提供科学参照或相关建议,或为公司产品的研发作前期市场调查分析等。此类兼职形式灵活多样,工作时间及薪酬由双方商定。该类兼职与校方不发生关系,其收入由个人所得。这类兼职形式占加拿大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的50%以上。学校一般较鼓励此种形式的兼职,这是将知识反哺社会,将学校与社区紧密联系的良性互动,同时,教职员工在外兼职也可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1.2 合作研发(Contracted Project/Research)。此类兼职分两种:一种是高校专业技术人员个人与雇用方签订协议承揽合作项目或研究课题;另一种方式是高校或所在院/系承接课题或项目,由学校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在不使用学校资源的前提下,前者是由兼职者本人与雇用方通过签署合同对工作形式、薪酬多寡以及技术专利及成果责、权、利进行规范,与学校无关;如使用学校资源,则按相关规定向学校上交所得;兼职者可由个人享有研究成果,如,知识产权(版权、专利等),或由兼职者和雇用方共享研究成果。后者由校方与社会合作方签署协议,然后由校方与校内专业技术人员再签订和约具体实施。兼职者本人对校方负责,与项目或课题提出方不直接发生关系。此种研究成果通常由学校与研究人员共享,或由研究人员个人拥有。很少情况下,由校方单独享有研究成果。以上形式兼职一般周期长、投入大。校方通常就此类兼职和兼职所得有着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1.3 兼职授课(On Campus /Off Campus Teaching)。指学校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内其它院系或校外(境外)其它教育机构担任兼职教师/教授、特聘教师/教授等工作。这类兼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本地其它高校受聘授课,担任兼职教授或讲师。通常,校方按开设课程需要,招聘校外人员到学校教授某一门课程。一门学分课程共36学时,平均3学时/周,其酬薪为5,000加元(税前)。一般情况下,学校不允许其专业技术人员到其它高校作此类兼职授课;在本校内其它系科授课作兼职教授一般也不会另付酬劳。因此,这种兼职形式在加高校中比例很小。另一种兼职授课形式主要是教师利用学术休假,受聘在外,甚至赴国外高校担任特聘、客座或讲座教授等形式。根据加拿大教职员工会规定,工作期满6年,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可享有1年的法定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可选择每3年休6个月,或每6年休12个月。通常,校方对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术休假期间的活动不作任何硬性规定,这种形式兼职兼薪较为普遍。

1.4 开办企业或公司(Run Business)。通过独资、合资,或以知识或专利技术入股形式创办企业和实体,这加拿大高校专业技术人员较为常见的兼职形式。

2.加拿大高校对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的时间及期限的相关规定

加拿大绝大多数高校都加入了教职员行业协会(unionized)。校方与专业技术人员签订劳资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该协议详细地规定了学校专业技术人员享有的责、权、利。根据该合约,高校全日制(full- time employee)专业技术人员,每周工作时间为35小时,一年为1820小时。工作时间为每天上午8:45-下午4点,没有特殊理由,不得无故离开工作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在校外兼职时间最多不得超过其工作总量的20%,即每周在外兼职最多不得超过一天。校方对利用周末或节假日兼职不作规定。

另一种情况是学术休假( sabbatical leave)。根据雇用合同,大学终身雇佣(tenured)的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或研究人员(academic members)和教辅人员(counselors,librarians),工作3年以上可享有学术休假,每3年可休6个月,每6年可休12个月。[2]

3.高校对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收入的分配及申报、纳税

根据加拿大高校的普遍做法,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其本职教学与科研工作之外,在外兼职所得薪酬,校方不得提取与抽成。但在学术休假期间外出兼职,校方发放标准工资的80%,且在外兼职收入(personal income)不得超过校方标准工资的150%,否则,需向校方申报。若是接受研究经费(research grant),则不受此限制,但不能将其视为个人所得,需严格按照专款专用使用原则用于与研究有关的各种开销。若校方出面签订研究项目(contracted research),其知识产权收益由项目提供方、校方和研究人员三方商定其归属,校方一般会提成15%~40%不等。但是,如果兼职者使用学校资源,如学生、实验室、图书馆、机房、办公室等人力或设备等情况,校方将酌情对兼职所得薪酬提取10-40%的比例。

根据加拿大税收、就业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相关法律规定,无论以何种方式兼职所得薪酬,均需依法向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费用。各省情况不一,每年税率不等,缴纳比例约占总收入的30%~45%。

4.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的审批程序

加拿大高校人力资源部门(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对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审批有明文规定。主要规定如下:

4.1 全日制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不得受聘于其它学校,并在雇佣合约上成为其它学校正式雇员。其姓名不得出现于其它学校的雇员名册,否则,校方将追究其责任,甚至解雇。

4.2 无论以何种方式在外兼职,按校方规定,需先向所在院系负责人(Dean/Director/Chair)报告,然后由院系酌情向主管副校长报批。如参与合作科研项目或获得研究经费,院系负责人需向主管科研副校长汇报,并征得学校同意。

4.3 利用学术休假兼职,需提前3个月,即在每年10月1日前向所在院系提出书面申请,由系主任或院长向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报批。申请须说明日程安排、活动计划及内容。原则上,校方鼓励利用学术休假在外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或从事与本人专业相关的研究工作。凡学术休假期满后30天之内,需向所在院系提交详细工作或活动汇报,其报告将纳入其档案,并作为校方考察其工作业绩的依据。

5.启示和建议

目前,我国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情况十分普遍。由于缺乏成熟的管理机制,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有时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因此,借鉴他国先进管理理念,完善我国高校相关机制极为必要。加拿大对高校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定位和管理措施对我高校制定相关政策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5.1 实行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绩效管理,使敬业爱岗成为个人需求。尽管加拿大高校对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兼薪情况态度和措施有差异,但总的来讲,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大学对其专业技术人员在外兼职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尽管如此,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在外兼职的情况却并不多见,其比例不到总人数比例的10%;兼职者绝大部分集中在商业和工程领域,在外兼职授课的情况几乎没有。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科学的目标管理。加高校按需设岗,根据学科需求,在社会公开招聘人才。所有雇员都必须经过3至5年的过渡期(tenure-track period)后,校方对其教学与科研业绩进行综合评定后,才决定是否聘任为终身教席(tenured)。因此,在过渡期间,所聘员工为了获得终身职位,竭尽全力,力图在本职工作上出类拔萃,根本无暇顾及兼职,敬业爱岗已成为一种个人需求。即使获得了终身职位,也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不思进取,高枕无忧。学校对获终身教席者,每3至5年对其教学与科研进行评定(review),该评定与员工的工资、津贴挂钩。如,渥太华大学,即使取得了终身教授职位,如该年度的研究任务完成不了,则只发该年度85%的工资,3年内仍未完成,则只发工资的50%,5年内无法完成研究任务,则劝退离职。因此,全日制专业技术人员须全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上去,根本无暇它顾。然而,一旦专业技术人员完成了本职工作,校方则无权干涉其自由,否则会被视为侵权。因此,在这方面,加拿大高校教职员工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

5.2 加强对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收入的税收监控。我国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在外兼职偷税、漏税问题普遍,其原因有二:一是兼职者个人缴税意识十分淡薄;二是在经济转型期,国家税收政策不健全,监管措施不到位,为偷税、漏税形成可乘之机。因而,不少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将本职工作与兼职本末倒置,将兼职所得作为个人收入的主体。在加拿大,高校教职员在外兼职必须向校方申报,兼职者在外的行为必须对学校的声誉负责。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都会招致校方的解雇。整个社会的税法机制健全,全民的纳税意识强。比如,在加拿大高校,教授在外兼职授课,一门持续一学期课程(通常36学时),校方一般给酬金5000加元,但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就业保险金以及养老保险等之后,实际收入不到3000加元。这也是加拿大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在外兼职授课情况少见的主要因素之一。

5.3 加强对高校资源的监管,制定相应的使用学校资源提成制度。与加拿大高校相比,我国高校对学校资源的管理意识不强,对学校资源的监管力度薄弱。专业技术人员利用高校的教室、实验室、机房、图书馆、研究生(学校对导师使用学生参与研究或教辅的情况十分重视)等人力物力资源从事第二职业或兼职的现象普遍,校方也对此无有效的监管和条例规定。[3]然而,加拿大高校对利用学校资源兼职规定十分严格,即使专业技术人员使用自己办公室进行本职工作外的工作,如使用办公室电话对外联络,也算利用学校资源。因此,校方根据对学校资源的使用情况,对兼职者所得薪酬按5%-40%比例提成不等。

5.4 根据学校不同系科,对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制定不同政策和管理办法,不应“一刀切”。加拿大高校对专业技术人员兼职虽持不反对,不鼓励的态度,但事实上绝大部分高校鼓励与专业知识相关,特别是与正在从事的科研课题、论文产出相关的兼职。如果所从事兼职对其专业领域无关,仅为谋得一份薪酬,校方对此则持否定态度。同时,不同系科之间,专业技术人员收入差别较大。如,人文系科、理科等专业技术人员收入与应用学科技术人员相比,其收入差距悬殊,这与我国高校情况相似。加拿大高校一般对低收入系科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持鼓励态度,视兼职为此类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到大学不同系科专业技术人员收入差距,比如,对低收入系科职员在外兼职予以鼓励,在制定提成比例政策上给予照顾等,以助于形成校园专业技术人员的和谐氛围。[4]

参考文献

[1] Clark,Howard.Growth & Governance of Canadian Universities:An insider’s view[M].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3.128~131

[2] Rajaqopal,Indhu.Hidden Academics:Contract Faculty in Canadian Universities[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23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