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保护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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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文艺；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地盘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75-03

一、民间文艺概述

（一）立法实践中民间文艺的界定

关于对民间文艺的定义，许多条约、组织和国家作出了不同的界定。但无论何种概括，都涉及到创作的群体性、传统性、民族性和文学艺术性这些共同的特点。概念界定不同，导致划定范围不同，涉及到保护民间文艺的客体也不相同。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属于传统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又称之为民间文学。它是在特定民族或特定区域间的群体间世代相传的、体现该民族或该区域群体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特点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音乐、舞蹈、游戏、礼仪、风俗习惯、传统手工艺等，是一定思想或情感的表述。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造成果。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由此规定说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已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内，它属于作品的一种，因此必须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特定人创作的，以某种方式反映民间文学艺术特征，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的有形载体。这种作品的创作，直接借助于民间文艺的素材或创作方法、创作风格等形成的创作成果，具有明确的作者和创作时间。以上说明，民间文学艺术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均属于民间文学，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作者身份不明，后者具有个人独创性；前者处于世代流传、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表达，后者具有特定的思想并以一定形式表示出来；前者保护的期限是永久的，后者则有一定的保护期限。

因此，在这里讨论的“民间文艺”，是指那些尚不能被视为“作品”的，无法享受现行著作权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

（二）民间文艺的特点

1.群体性

民间文艺是由一个特定群体经过不间断的创作完成的。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共同的生活劳动过程中不自觉地共同创作，然后通过模仿等方式代代相传；还有一种是开始由某个个人创作，在以后的流传中，经过无数人的加工、修改和补充，逐步成为在群体内广为流传的民间文艺。

2.传统性

民间文艺大多历史悠久，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使得其在历史长河中虽有一些变化，但是那些反映特定群体固有的独特之处的部分仍然被保留下来。“地盘子”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但至今仍然保持着最初的表演方式。

3.口头性，变异性

民间文艺在传承过程中往往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它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其核心的风格和特质是不变的。

4.民族性

民族性是民间文艺与生俱来的，例如地盘子”是在鄂西地域文化多元一体化格局逐渐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在土家族文化、巴文化、汉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舞蹈，是土家族文化、巴文化和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产物。

5.区域性

民间文艺通常只在特定的群体内流传，而该群体有比较固定的生活区域，因此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质。“地盘子”舞蹈就主要在恩施地区流传。

二、关于民间文艺权利主体的不同理论观点

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是在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落实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关键所在。在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地盘子”的传承人和当地居民对“地盘子”的归属问题，均是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这也反映了我国学界对民间文艺权利主体问题的争议。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学说。

（一）国家作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民间文艺历史悠久，随着民族的迁徙和交融，以及民间文艺的不断传承，民间文艺的流传范围已经不限于某个地区，加之民间文艺的作者不确定，因而只能由国家作为整体的权利主体。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必然抹杀了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无法为民间文艺最具有厉害关系的主体带来实际利益，况且大量民间文艺存在于边远山区，同时分散在各个民族村落，如果国家作为其权利主体，实际上无法真正有效起到保护作用。

（二）民间文艺的创作群体作为权利主体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文艺的是群体共同的智力创作成果，是群体内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民间文艺与其来源群体之间具有最直接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此，民间文艺的所有权应属于创作、发展和保存它的群体，属于不特定的多数人。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恩施州咸丰县当地居民在被问起，“地盘子”应该属于谁时，听到更多的回答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们大家的”。对此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一民间文艺的创作群体已经消失、无法认定，或者出现多个群体争夺的情况。这些情况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有效保护民间文艺，还势必造成民间文艺的消亡，影响民族团结。

（三）个人作为权利主体

这里的“个人”主要是指某一民间文艺的传承人，赋予传承人以权利主体身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民间文艺都是群体集体创作，有些民间文艺实际上是由个人创作的，代代相传，而且只传内不传外，在继承中传承民间文艺，如同现行知识产权法上财产继承制度。我国民间文艺的多样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特定主体拥有。倘若完全地将传承人作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势必造成“民间文艺”私有化，使民间文艺成为传承人的私有财产，不利于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发扬，对创作群体中的其他人也是不公平的。

三、构建民间文艺国家、群体与传承人多元权利主体模式

上述三个主体成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都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我国民间文艺的多样性，和民间文艺自身的特点，单独的以某一主体作为其权利主体，都是不妥当的，不能全面有效地保护“民间文艺”。因此，针对“民间文艺”的特点，建立“国家主体为例外，创作群体和传承人共同主体为原则”的多元化的权利主体模式，才能行之有效的保护“民间文艺”。有关部门首先要对“民间文艺”进行分类，创作群体不明的，创作群体明确的，有明确传承人的。针对各种民间文艺的不同情况，确定合适的权利主体。

国家作为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仅仅发生在以下特殊情形：一是当民间文艺的创造或保有群体区域界限不清楚或不确定时；二是非为特定传统社区或传统族群持有的民间文艺，对国家或社会公众有重大意义时。除此之外，有明确的创作群体和传承人的，二者可以共同作为该民间文艺的权利主体，对民间文艺共同共有的状态，只是在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上存在差别。下面对创作群体和传承人共同作为“民间文艺”权利主体进行理论阐述。

（一）赋予群体与传承人权利主体地位符合民间文艺的形成和传承的客观规律

我国民俗学界的学者认为，每个生活阶层的人都有可能是民间文艺的创造者，而且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每一个讲述者、表演者或演示者都可能对民间文艺的发展、变异做出贡献。有学者认为，民间文艺是一种与个体同在的文化，个体是民间文艺的载体和拥有者、继承者、发展和创新者。对民间文艺形成与传承的实际考察也能够佐证理论界的这些研究观点。例如，调研的民间舞蹈“地盘子”，有着几千的历史，从最初作为街头行乞的方式到现在被人们喜爱的民间舞蹈表演，是当地世世代代的“地盘子”艺人群体智慧的结晶。目前主要的传承人李仕州、李长清、艾申英等他们一生创作或编唱的许多“地盘子”舞蹈在当地广泛流传，并教授许多“地盘子”学徒，他们在传承“地盘子”的同时，又进一步创新，丰富了“地盘子”。这也表明，个人创造与集体再创造的结合是民间文艺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群体和传承人共同作为权利主体是民间文艺传承方式的必然要求

民间文艺的传承方式包括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区传承。这3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这也导致了多个权利主体分亭同一知识产品的利益。

（三）确立群体与传承人权利主体地位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似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l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中揭示，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对该条的评论中，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作中起着中心作用”。这些规定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均认可创造、发展、实践民间文艺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是民间文艺的所有人。

四、民间文艺权利主体的权利形态建议及构想

民间文艺权利主体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民间文艺立法保护的核心组成，是针对民间文艺传承人和群体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对个人创造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同时，承认集体产权使群体能够防止本区域的民间文艺的减少，减小对民间文艺的损害。民间文艺的集体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保护了民间文艺本身，也保护了产生民间文艺的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强民间艺术创作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其民族自觉性，并逐渐把维护民间文艺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民间文艺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保护民间文艺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以民间舞蹈“地盘子”为例，为民间文艺权利主体――传承人和来源群体――提出了一些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一）成果确认权

鉴于民间文艺权利主体的特殊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民间文艺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进行确认。在调研“地盘子”时，了解到咸丰县现有“地盘子”民间老艺人40余人，所属乡镇每年都给予了一定补贴。对州、县级“民间艺术大师”，同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每人每年也给予了1000至800元的补助。这对“地盘子”的传承人经济上给予了支持，使他们有时间去传承民间文艺。

（二）原创维护权

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和基本的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不正当利用民间文艺，而要尊重民间文艺创作者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明示原创人或原创地名称，如“地盘子”、“侗族大歌”、“苗族占歌”等。

（三）改编权

在民间文艺的传承过程中，无论是传承人还是群体都可能对民间文艺做出自己的贡献，即享有改编权，但是改编的前提是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

（四）演绎权及相关的邻接权

为了保持民间文艺的纯正，防止仿造和恶意歪曲，只有传承人或来源群体才享有演绎的权利。凡未经传承人或来源群体允许而使用（这里的“使用”是指营利性的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文艺的艺术价值最早是由其演绎者实现的，因此应主张其演绎者具有相关的邻接权。

（五）传播使用权

民间文艺的传播使用必须取得传承人或来源群体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传承民间文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除外。凡经国家认可或授予的持有人或群体可以使用民间文艺。

（六）无期限保护权

无期限保护权是民间文艺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民间文艺具有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例如，据历史记载“地盘子”大约产生于隋唐时期，是通过历代歌师世代相传保留至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每个历史单元既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时间起点和终点。

（七）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

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民间文艺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制作、销售民间文艺作品的行为，传承人或来源群体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即有权获得部分利润。可以通过经纪的方式，委托给经纪公司，通过经纪公司的操作，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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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博会；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反思

到了20世纪末，无论自然生态领域，还是社会生态领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而以再生（Regeneration）理念为主导的建筑遗产再利用无疑成为了回应这一课题的必然选择与实践方式。《纽约时报》在1991年纪念地球日时提出：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再生时代。这种再生包括了再思考（Rethink）、再解释(Redefine)、再评估(Reevaluate)、再建设(Rebuild)、再塑造(Recast)、再激发(Rekindle)、再校正(Re align)、再循环(Recycle)、再利用(Reuse)、再刷新(Refurbish)、再改造(Reform)、再修饰(Refinish)、再涂饰(Reprint)、再发明(Reinvent)、再恢复(Return)、再回春(Rejuvenate)、再翻新(Refashion)、再加工(Rework)、再汇报(Rewarding)、再回忆(Remember)等广大的范畴。[1]

1 研究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与资源意识开始了全球性觉醒。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等著作的发表，石油危机的爆发，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等一系列事件，使得生态与环境问题开始形而上地进入人们的思考视野。

环境保护运动很快就从自然领域扩展到了社会文化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简•雅各布斯发表了对未来城市建设方式意义深远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该书从社会生态角度提出了“城市生态”的理念,并且猛烈抨击了以物质功能决定论为导向的大规模拆旧建新，认为这严重破坏了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城市社会文化生态。[2]

自20世纪60～70年代起．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运作的变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城市空间的发展也经历着极大的转型，不少传统重工业基地．衰败势不可挡，甚至成为失业和污染的象征。工业景观在西方国家早已不再是国力的象征或城市的骄傲。曾经辉煌的传统产业地却在后工业时代成了大地上的斑斑锈迹．城市生活中的禁地。采用彻底“除锈”的办法以获新生似乎是拯救这个地区的必然出路。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人心，使得我们在建设中最大限度地杜绝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西方逐渐摒弃了以大拆大建为表征的城市建设理念，因此，以老建筑再利用，特别是以建筑遗产再利用为核心的新城市复兴理念逐渐主导了西方的城市建设。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形成了保护产业遗产的普遍观念．因为它们“是曾经包含并继续包含深层历史进程的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其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产业遗产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群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它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产业遗产的科学技术价值在于，它是来自制造、工程和建造的历史过程．若它的建筑、设计或规划很有品质；那么它还可能有相当的美学价值。而这些价值又是与它的产业地景、书面档案以及人们记忆与习俗中的无形产业记录相关联的。那些幸存的、稀有的工业基地类型与景观则是尤其珍贵的。[3]

中国的工业建筑保护起步较晚，虽然前期也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业遗产才逐渐受到关注。2003年前后，工业遗产的保护进入了聚焦阶段，这是以“世博会”这一具有强大能量的都市事件为契机而展开的。对上海而言，世博会最大的成功标志之一，就在于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特别是因势利导地试图解决上海城市持续发展中的世纪难题――旧城区的保护与再生。世博会选址在黄浦江、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在浦西的世博会选址规划控制区域内大约有十余家工厂企业，这里曾经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因此如何保护、开发、再利用，使之成为城市独特的文化遗产，融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使城市历史文化得以延续和拓展，就成了本次世博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上海世博会是全中国的世博会，世博会中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将会对全国这方面的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随着世博会对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探索，北京、成都、无锡、苏州、宁波、杭州等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工业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工业遗产的保护问题逐步受到政府和科研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

2 反思规划控制

笔者通过对《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中的第七章――历史保护建筑与保留建筑规划控制的研究之后，明显感觉到我国在工业遗产保护理念上的提升。首先这次对世博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做了比较完善的前期调查工作，尤其值得欣喜的是世博主管部门将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保留历史建筑和改造利用建筑，然后根据各自条件确定各种工业遗产的保护下限。这就给工业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使的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更加适合当代的要求。

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的不足之处：

第一，主管部门并没有认识到，工业遗产虽属于历史建筑的范畴，但是其相对与其他的历史建筑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而这种特殊性在第七章中毫无体现，因此，主管部门的思考层次还是停留在历史建筑上，并没有把思考层次真正的落实到工业遗产保护这个具体层次上来，当中提出的一些原则就有点“隔靴挠痒”，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不是太大。

第二，我国现行建筑法规针对的都是新建筑，即使有一些针对建筑改造的条文，也针对的都是一般性旧建筑。这次世博会的工业遗产保护同样也没有真正的跳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局限。对于实践中的工业遗产保护问题采取特事特批的方法，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效率，使得许多当初好的构想在紧迫的期限面前不了了之，更为严重的是，谁又愿意为这种没有法律规定的变通措施承担责任呢？

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保留建筑分类的保留历史建筑这一条，上面提到“保留历史建筑为除文物保护单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以外建筑风格、建筑结构、建筑装饰、人文历史等有明显特色的历史建筑（建于1949年前）。该类建筑也属于永久保留建筑。”[4] 条文中括号里的“建于1949年前”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一条有着强烈的时间局限。同时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难道1949以后就算不上中国的历史了吗？难道一座极富有历史价值但产生于1949后的工业遗产就不值得重视吗？难道就是因为她产生于1949年之后吗？我们判定一个工业遗产是否有价值，主要是看这个工业遗产对于当代社会有多大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不是简单看这个工业遗产是否年代久远。她们都是我国工业化的见证，从这个角度来讲，她们并没有什么谁先谁后的问题，她们都同处于中国工业化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因此，以这种时间为根据来决定工业遗产的保护等级是极为不妥的。

第四．正如登琨艳先生所说：“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与建筑的保护都只局限在那些被大家认为具有高度历史或文化价值的部分，而对于那些历史不算久远或者根本就不被认为有特殊意义的环境与建筑，并未予以重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达导致城市快速改建与发展，使得很多城市对于非保护建筑及建筑环境都一概表现出鄙夷与漠视。” [5] 在第七章的研究中，笔者同样也发现其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主管部门对于第三类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建筑）的思考主要还只是“闲置空间再利用”为目的，对其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考虑甚少，好像只是“废物利用”，却失去了工业遗产保护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有些建筑虽然史料不强，不够典型，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充分利用其潜在价值，而不只是“闲置空间”的再利用。

3 反思施工过程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中的不足之处则明显在后面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反映出来，由于法规方面的不成熟和本次条例的没有具体落实至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实际的困难，其中消防、保温、节能等方面最为突出。另一方面，由于特事特办这样一种方式的存在，导致了领导决策层的权利过大，设计人员由于无法可依，倒是显得非常的畏手畏脚，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外行指导内行的现象非常的严重，一些就有和谐塔方案和南市电厂中庭棱镜方案。还有一些即使没有夭折，但是也在无法可依和领导决策层权力过的情况下作出了无奈的让步。因此，设计水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少。其中笔者所知道的让步方案就有南市电厂北立面设计方案。这些可能都给这次世博会带来一些的遗憾。

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笔者在进行现场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些第三类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建筑）在施工过程中被彻底的肢解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施工现场，笔者发现原来的“改造利用建筑”只剩下一根根柱子无助的立在原地，就像一个人被肢解后只剩两条腿还立在那里一样。当然，这类改造利用建筑的围护体系被拆除的话，笔者倒是可以理解的，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毕竟这些“改造利用建筑”的围护体系没有太多的工业特点。让笔者最为心寒的是，那些工业遗产建筑中非常有特点的结构体系也被无情的肢解，结构体系的完整性被破坏殆尽。在施工现场，到处可以看到被卸下的或正要被卸下的梁和屋顶桁架，到处可以看到粗暴施工手段后留下的被严重破坏的节点。通过询问现场的施工人员才知道，这些卸下的构件要经过处理后达到规范和其他要求后，再重新安装回去。施工人员还谈到，“拆卸下来方便处理，而且重新安装上去不就一样了，又不是用新的代替，到最后还是同样的构件嘛。”听上去好像合情合理，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就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因为这些“改造利用建筑”本身不是拼装结构的，严重破坏的节点的存在已经非常明显的暴露了拆卸后的严重后果。笔者很难相信这些拆卸下来的构件经过处理后还能再次通过原来的节点再次安装上去，到时候想要将这些构件安装回去就不得不动用现在的方式。其实这本身就是谬误，这样的做法能给后人带来什么？笔者认为这只能给后人带来误解。而我们想想我们工业遗产保护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记录历史，但是现在倒好，真实的我们没有记录下来，却以假象将后人误导，这是不是比没有去记录的后果还要严重呢？

4 小结

对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实践大大先于理论的状况，工业遗产的这些问题有国际共性，我国也不会因为后发就能完全避免。所以不仅要着眼于工业遗产的原本含义，还要结合当代的实践情况，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工业遗产的保护体系。[6] 对于大量出现的工业遗产正如英国工业考古学者克拉克所说：“保存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真切的了解那里有什么，什么重要和为什么重要，以及他今天的存在和过去的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深刻探究现在和过去的某种联系，努力探寻工业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保护依据、保护内容、保护目标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同时，通过这次世博会这样实践的机会，积累经验并且尽快的推出针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使得工业遗产保护工作有法可依，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其实西方在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中，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瓶颈障碍，纷纷修改了相应的规划与建筑法规，从而有效促进了建筑遗产再利用的发展普及。大卫•沃伦谈到:“英国有控制新建筑质量的法规，如居住密度、防火安全、隔热程度、窗户尺寸等等。但如果强行将这套规定实施在建筑遗产上，将可能会有使建筑遗产特征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英国规划政策导则第15条建议：对于土地的用途、密度、容积率、日照和其他规划问题的控制，在历史性建筑或保护区可以灵活掌控，这样才有可能使历史建筑或保护区获得新生。”沃伦还提到,“当起草保护规划法时应注意：如果过于强硬地对历史性建筑实施传统的建筑法规会对其有什么样的影响。” [7]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的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与自身的实践相结合，调整、修改只针对新建筑的现行法规。最后制定出适合用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消防、保温、结构与材料等方面的法规条例。

参考文献：

[1]郑时龄. 未来大都市的生活质量. 上海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演讲论文

[2]陆地. 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P7

[3]国际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INTERVATIONAL COMMITTEE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简称 TICCIH） 《莫斯科》 2003

[4]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第三版)文本. 2008.4. P41

[5]登琨艳. 黄浦江畔旧工业建筑的保护与再生. 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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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泉州街巷空间历史街区城市文化古城保护居住环境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 巷与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并以一定的物质空间形式表达其文化特征。我国古代城市是从传统的市坊制度开始的。坊（居民区）与‘防’同义，最初是和市（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并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孔颖达疏据《毛诗正意》曰：“文公乃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好处，始建市，使民得交易。”

史学专家认为街巷与市坊有一种传承延续的关系，市坊应可视为街巷的前身。坊中民房之间必然留有走道，此即最初的街巷，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市坊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宋元以来，市坊已发生裂变，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街巷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居民走道，而有了促进商品流通，方便商品交易功能。街多为商业性街道，巷则纯粹为居住性是半私密性空间。说文解字：“街，四通道也，巷，里中道路”。

2. 古城泉州的街巷空间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文脉和传统。我国的城市在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结构形态――中心结构和大量的街道组成的城市网格。泉州于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左右在今市区建城，城区为南北朝向。城市建筑群多为南北朝向，常常按照南北轴线布置，城市住宅区的道路则大多东西向设置。古城儒、释、道三教并盛，互为融合，又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世界各大宗教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都在泉州留有丰富的遗迹，并对泉州街巷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2.1 城南（泉南蕃坊）

泉州城南历史街区的兴盛依托于港口的发达。这里为外国人集中侨居地区，中西建筑文化在这里交融，留下了丰富的民居建筑遗产。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来远驿遗址、富美宫等，另外涂门街的清净寺,车站的蕃佛坊(即婆罗门的回教寺等),都是外国人常聚之处。这就是《蒲寿庚考》书中所称的“泉南蕃坊”。

城南历史街区内有保存较为完整的聚宝街、万寿路、青龙巷等历史街巷。街区内的主要建筑功能是居住，万寿路与聚宝街在住宅基础上沿街开店，是居住街区内的地方服务商业街。而青龙巷、横街等街道依然保存着传统居住街坊的职能。

街区现有道路空间格局较为良好。商业性街道宽都在6―10米之间，相当于现代住宅小区级道路标准。居住性街巷宽度略窄，为3－5米不等，虽略显局促，但却为居民的居住提供了亲切的气氛。

在街区丰富的民居建筑遗产中，典型的传统名居类型有：传统院落式民居官式大厝、手巾寮（手巾寮内部含中西合璧式样）和从南洋传入的中西合璧式洋楼建筑。洋楼俗称‘番仔楼’，其平面布局为传统四合院，但建筑够造及装饰却吸引了不少西洋建筑的处理方式。首先洋楼为外廊样式，外廊指在建筑周围围上廊子，即指建筑物外墙前附加的自由空间，是一种生活空间。另如西式山头的做法和文样、窗楣等一些装饰性构件都明显来源于西方建筑。除受西方建筑影响外，伊斯兰建筑也在这里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图1）始建于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回历400年）。创建和重修者皆为阿拉伯伊斯兰教徙。建筑采用西亚形式，是中国现存最古老、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在涂门街上，它与闽南传统建筑关帝庙已经和谐相处了数百年，这正是古城泉州街巷融中外文化的魅力。

2.2 城西（传统风格）

西街地区是泉州最早繁荣地带，在城市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街地区一直保持着传统城市‘鱼骨状’的街道坊巷布局。西街是泉州唐子城十字街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传统商业街和交通道路。从西街进入两侧的支巷，人们立刻可以感受道环境气氛的突变，瞬间摆脱了街道的喧闹进入了平和安静的天地中。巷中两侧的民居建筑及巷道丰富的空间散发着浓厚的历史人文信息，正如传统城市街巷的功能划分，“街是商业性街道，巷纯粹为居住性，是联络各住居的入口”。

西街地区与城南略有不同，在留存下来的民居建筑遗产中，中国传统建筑所占比重较大，其中有些内容至今仍对城市生活中的宗教民俗有很深的影响。

开元寺位于泉州西街，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是古代大型公共性建筑群，其大型院落空间是城市整体空间形态中的重点。高大雄伟的东西双塔（图2）（东塔高48米，西塔高45米，是全国最高的石塔）与平铺式的城市布局形成强烈的对比，极大丰富了城市的天际轮廓线 ，是泉州的标志。

开元寺在历代修建、扩建中也不断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其中包括印度教寺庙构件的使用和其他宗教建筑的作法。这使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大的庙宇道观周围往往容易形成商业集中的繁华地段。近寺地区拥有丰富的社会层次，是多文化交流融合的场所。

2.3 中山路（侨乡特色）

中山路自唐建城以来就一直作为泉州的主要商业街存在。骑楼是中山路的重要特征，作为一种商业建筑形式，它是当时华侨回乡投资建设时由东南亚殖民地带回来的，其特点在于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与华丽的装饰及色彩。

中山路沿街均为骑楼，骑楼英文名为‘Arcade’，是指被覆盖的通道，特指一侧或两侧有商店带拱廊的建筑，可挡日照，避风雨。由于沿街手巾寮进深都很大，不易通风，设骑楼可适当减少进深，改善通风。当人们行走于骑楼之下时，其视线必然聚于店铺内。同时从骑楼向外看，一个个连续的列柱将街道立面划分为一个个框景，就有如观看一幕幕长长的卷轴画。这有利于缓解购物者的疲劳，延长其购物时间，从而刺激消费。

中山路平面上的一些细小曲折，让人们在运动中可捕捉一串串连续的画面，它使得空间不容易被望穿，转折处的空间有承与转的作用，是前一段空间的收束，也是下一段空间的序幕。中山路直线型道路易形成空间视廊。钟楼位于中山路、西街与东街的交汇处，当我们考虑一条以上的道路时，道路交叉点就变得十分突出。因此钟楼自然成为中山路的空间视廊中心，是标志性建筑。不仅强化空间印象也是打破中山路总体轮廓的焦点。

古城泉州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巷往往曲折，形成连续画面。常运用空间的收放来变化场景 ，运用空间的藏与露求得细微的趣味，运用点、线、面等空间形态的对比，在若干处形成。最后运用标志性的建筑作为整个连续画面的收尾。

3. 古城泉州的城市文化

泉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城市文化呈献多元化形式，包括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侨乡文化。从整体上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奠定了泉州文化的思想基础。泉州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建筑、方言、民俗、戏曲等都具有古朴的特征。又由于长期与海外的交往，泉州拥有强烈的海洋文化。与泉州通商的国家多达70个以上。泉州作为侨乡，具有显著的侨乡文化，特别是在近现代，华侨带来了洋楼、骑楼等丰富的建筑行式，对泉州的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泉州城市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中外各种宗教、文化都在这里得到融洽发展。带有各种宗教特色建筑成为城市的主要空间节点，也使泉州的街巷空间变得饶有趣味。

4 结语

步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空间易地方式，城市街巷最初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徒步行走的人。街巷空间自古就是“步行者的天堂”，可惜现在街巷大多已被机动车辆占有，街巷文化也正变得淡薄，人们除了购物，正在远离街巷，我们需要把建筑传统继承，也需要把街巷的文化氛围继承下来，创作出符合当代居民生活居住环境，让孩子们玩耍的身影依然留在街巷。

参考书目：

1. 吴正旺《泉州小商业步行街的地域性研究》 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2. 林翔《城市化进程中居住性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研究》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3. 谢鸿权《泉州近代洋楼民居初探》 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4. 郑妙丰《泉州西街地区小规模动态更新与保护设计模式初探》华侨大学硕士论文

5. 凯文・林奇［美］著项秉仁译《城市意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篇4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文化遗产的形态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和保护功能，对保护与传承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博物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

（一）博物馆对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

第一，对古建筑和近代建筑的使用保护。根据调查，全世界约有35000个博物馆，一半的博物馆是使用古建筑改建的博物馆。中国有2000多个博物馆，约1000个是新的建筑物，这就是说，在中国其他的1000多个博物馆是通过古建筑改建的。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大多数博物馆在建设初期，无论是古代的建筑还是现代的建筑都可以作为博物馆的业务活动。

第二，对历史纪念性、革命纪念性建筑和名人故居的使用保护。历史纪念馆、革命纪念馆等建筑或名人故居等性质的博物馆都属于国家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博物馆、纪念馆被创建时，其所有活动的开展往往已经策划好。因此，这些博物馆、纪念馆还承担建设和保护文物的双重任务。当它建设完成后，原有的文物、展品也将在建好的博物馆、纪念馆中展示，所以这些建筑的博物馆，纪念馆仍然具有维护的职责。使用建筑遗产博物馆，承担日常维护和定期维修任务。正因如此，馆内有保护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双重任务。

第三，对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对于古文化遗址的保护，是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这往往也属于博物馆的管理范围。但是这些是在保护文物的博物馆，以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为扩展，如半坡遗址博物馆，南京明代城墙博物馆。博物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其他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上。有时因工作需要，博物馆接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在一特定时期，对所在行政区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代行管理。从而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方面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博物馆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较之以前的博物馆，现代博物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征集、收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现代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与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密切相关的文化，是活的文化。

对博物馆来讲，仅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载体的文物还是不够的。随着全国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博物馆迅速涌现。以江苏为例，近年建立的此类博物馆有苏州昆剧博物馆、通沈寿（刺绣）艺术馆、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工作的深入，全国将有更多这样的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博物馆在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

博物馆在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种重要地位，主要是通过其馆藏文物具体体现的。其文物的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些文物又是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和依托。

所谓“文物”，是指遗存在地上、埋藏在底下和水下的历史文化遗物，又具体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胜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第二类是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名木古树等；第三类是历史上各时代有价值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代货币；第四类是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古旧图书资料；第五类是反映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第六类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重要植物化石；第七类是外国侵华罪证的典型遗迹、遗物。由此可见，文物种类之多、价值之高，是无可争议的。因此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中心，就确定了其在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方面，有诸多成功的例证。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我国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和宫廷史迹及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其馆藏文物多达90多万件，其中包括明清古迹、历代艺术品、绘画、铭刻、青铜器、陶瓷、工艺关术品、钟表、玩具、珍宝、典章文物等等。其中有大部分都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是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有形载体与可靠依托。又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现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约492窟，共有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雕像2100余尊，其壁画内容包括佛本生、佛传、经变、供养人与建筑彩画图案等，彩塑像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另外还有鸡西市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金代铜印“上京路万户发宇号印”和刀背山遗址中出土的玉器、陶器以及侵华日军在万人坑留下的罪证证物等。这些文物都成为了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载体与依托。

三、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博物馆成为人类社会保存历史和文化珍品，传承中国几千年文化遗产的重要平台。

参考文献：

[1]陈玲，凌振荣.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9，04：40-43.

[2]陈玲，凌振荣.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2：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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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杭大运河的申遗现状、价值和保护阮仪三，王建波，RuanYisan，LiJianbo

3.文明的空间联系:大运河、新安江和徽杭古道构建的徽商文化线路冬冰，张益，谢青桐，DongBing，ZhangYi，XieQingtong

4.吸纳、平等化与城市社区重构——泗塘街道虎林苑调查张乐天，ZhangLetian

5."三坊七巷"文化资源的生态型开发张鹰，ZhangYing

6.深圳观澜贵湖塘老围调查研究——兼论客系陈氏宗族对宝安类型民居的改造吴翠明，WuCuiming

7.论传统民居的保护(上)雍振华，YongZhenhua

8.论黟县古村落民居艺术与古民居保护宫强，臧丽娜，GongQiang，ZangLina

9.历史文化名城全面整体保护初探——以九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例艾其斌，AiQibin

10.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朱学勤教授访谈录

11.石头古村落——井陉于家村罗香，luoXiang

1.世界遗产发展趋势与挑战应对童明康，TongMingkang

2.长沙历史文化特色与宜居城市研究张剑飞，ZhangJianfei

3.论国内开发区的发展路径及衍生效应张建华，ZhangJianhua

4.中国城市化六十年:过程、特征与展望周蜀秦，ZhouShuqin

5.论扬州"山水城市"朱鑫禹，孙云寿，ZhuXinyu，SunYunshou

6.大理名城保护的发展战略宋伟轩，SongWeixuan

7.希腊文化遗产保护若干法律与实践的启示方竞成，FangJingcheng

8.资源观视野下的历史文化脉络——基于遂安古城的姜家商业街建设范霄鹏，袁媛，FanXiaopeng，YuanYuann

9.论传统民居的保护(下)雍振华，YongZhenhua

10.勇敢务实机变——阎崇年研究员访中国名城 谈录

11.提篮桥旧事罗香，LuoXiang

1.城市的魅力孙家正，SunJiazheng

2.上海模式及全球城市未来发展战略(上)周振华，陈向明，卢汉龙，于海，彭希哲

3.南京城南历史城区保护的回顾与反思——借鉴法国历史地段保护经验刘正平，宣莹，LiuZhengping，XuanYing

4.论剑门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上)付文军，FuWenjun

5.不同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建筑形态——客家围屋与徽州村落的比较江盈盈，贾倍思，JiangYingying，JiaBeisi

6.推进宣城旅游加快融入长三角旅游圈夏月星

7.融入"世博"跻身"世博"王沧江

8.对接世博共谋发展王建军

9.融入长三角壮大瓷都游卢正大

10.抓住世博会契机加速池州旅游发展新突破胡德忠

11.接轨世博提升台州旅游品牌影响力陈连清

12.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运河城市的旅游发展——以瑞士伯尔尼为例亚历山大·萨帕特，AlexanderTschappat

13.大运河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以邢台运河旅游开发为例刘大群，LiuDaqun

14.闽中土堡的建筑特色探源戴志坚，曾茜，DaiZhijian，ZengXi

15.论南通民居的包容性徐永战，XuYongzhan

16.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的碰撞——钱文忠教授访谈录

17.龙南——古老的客家围屋罗香，LuoXiang

18.中国名城 山水形胜楚韵襄樊王代会

1.《中国名城》与钱学森高永青，GaoYongqing

2.上海模式及全球城市未来发展战略(下)

3.城市社区照顾视角下的养老服务杨莲秀，YangLianxiu

4.园林:一门独特的艺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园林艺术观周武忠，ZhouWuzhong

5.论剑门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下)付文军，FuWenjun

6.论古代百家争鸣思想运动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现代启示虞长生，YuChangsheng

7.卓有成效地实施大遗址保护激活历史文化名城千年宝藏连维良

8.保护南宋皇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王国平

9.扬州城遗址整体保护的实践和思考王燕文

10.展现"城摞城"奇观传承开封城市文脉周以忠

11.保护与利用并举努力实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段先念

12.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努力实现城市建设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生赵建才

13.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刘晓越

14.北京市城市核心区大遗址保护工作情况江HtTp://

15.近代汉口租界建筑风格演替及保护——兼议名城保护中建筑样本的多样性及空间存续关系陈晶，殷炜，谭刚毅，ChenJing，YinWei，TanGangyi

16.桂林王城保护与开发的思考洪德善，盘福东，HongDeshan，PanFudong

17.天水古民居的保护与利用焦新德，JiaoXinde

18.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发展——金德钧访谈录

19.日本之旅——踏雪的人俞浩淼，YuHaomiao

1.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思考仇保兴，QiuBaoxing

2.中心城市的商会经济功能及发展趋势——以南京为例陈刚，ChenGang

3.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资概论王晶，陈瑛，WangJing，ChenYing

4.孔庙泮池之文化寓意探析李鸿渊，LiHongyuan

5.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两种分类方法的看法陈国民，ChenGuomin

6.旅行游览活动的历史考察(上)——以6～19世纪扬州为例陈肖静，侯兵，ChenXiaojing，HouBing

7.寿州古城防洪减灾的措施吴庆洲，WuQingzhou

8.东亚传统民居的建筑原则对现代住宅的意义孙全文，SunQuanwen

9.中国名花与城市文化——陈俊愉院士访谈录

10.一座老城的音乐图景叶梓，YeZi

11.凝视一座古城遥遠而迷人的背影中国名城 王虹军，WangHongjun

1.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上)周岚，ZhouLan

2.论城市规划与城市空间发展张京祥，ZhangJingxiang

3.论生态城市建设陈之泉，ChenZhiquan

4.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陈喆，张健，ChenZhe，ZhangJian

5.城市开放式公园特色与功能研究——以无锡市为例陈丽华，王忠诚，ChenLihua，WangZhongcheng

6.旅行游览活动的历史考察(下)——以6～19世纪扬州为例陈肖静，侯兵，ChenXiaojing，HouBing

7.历史村镇和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与思考——以昆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例金浩萍，高雪梅，李洪武，JinHaoping，GaoXuemei，LiHongwu

8.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的防御功能研究李昂，张建涛，LiAng，ZhangJiantao

9.遗产保护专业:跨学科和国际化背景下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的新领域——德国著名遗产保护教育专家阿尔伯特教授访谈录丁援，阿尔伯特

10.半城山水六朝风薛冰，XueBing

11.温暖的世界之北——芬兰秦颖，苏勇，QinYing，SuYong

1.论历史文化名城的"积极保护、整体创造"(下)周岚

2.论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沈坚

3.新型水景都市规划与公众参与模式——杭州水景整合与重现的适宜性发展途径赵秀敏，石坚韧，赵美娜

4.重庆清代移民会馆、移民宗族祠堂建筑历史与形态述论何智亚

5.论传统村镇街巷空间场景构成胡文荟，王洋，吕忠正

6.2009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项目年度工作会议摘要

7.论泉州城市空间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关系吴兰波，吕拉昌，郑达强

8.论中小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兰溪古城为例陈星

9.中国名城 遗产保护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访谈录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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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信息社会（现代社会）、原始社会相比，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是它的地位却跟其它时代同样重要。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短短的大工业化时代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为了不让这一在“短时期内”突然大量出现又大量消失的文明绝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中，我们有必要建设一个博物馆来纪念这一辉煌的时代。2010年，沈阳铁西区又原的铸造厂车间改造的铸造博物馆进行扩建。笔者认为，这个扩建工程不应该仅止步于一个建筑本身，它应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中国工业博物馆的选址

中国工业初期发展极不平衡。主要的工厂都集中在如北京、上海等几个比较大的城市。但是如今这几个特大城市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城市“名片”。像政治首都，国际化大都市等名号完全盖过工业城市的称号，因此它们并不适合建设这个代表国家性质的“中国工业博物馆”。而沈阳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工业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称号。在“振兴老工业基地”大潮中，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对全国工业遗产保护和改造做出表率作用。而有着日本、苏联、相继占领的复杂历史背景的铁西区，至今还遗存有大量的工业遗产，如电机厂、味精厂、化工厂等。（图1）这些工厂有的还在生产中，有的即将停产搬到附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取而代之的是现代高层商业住宅。上面提到的铸造博物馆就坐落于这个历史与现代景观风貌相冲突的地方。它向南依次是电机厂、化工厂、味精厂、工人生活村、劳动公园等工业生产、生活区，再向西南就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即现代工业走廊，一些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都搬迁到此，并沿着京沈高速公路向西南无限发展。（图2）这一块从近代到现代，从老工业生产到老工人居住生活，到现代人居，到现代工业生产一长串工业主题“长廊”就是建设“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最佳基地。我们应该将正在改造中的铸造博物馆作为新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的一个“序言厅”，向南纳入其它所有有关工业文明的区域，形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工业博物馆展示区”。

图1化工厂鸟瞰 图2中国工业博物馆建设涉及的主要

地段

社区化无边界化

社区化内容

工业博物馆适宜在工业建筑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博物馆的建设。而根据建筑遗存的规模和客观条件决定该工业博物馆适合单体建筑的形式还是社区化的形式。中国工业博物馆因为沈阳铁西的大规模的工业遗产集群而建立，所以应该要选择最独特的社区化博物馆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将“城市生活内容”装进这个“博物馆容器”里。而这“城市生活内容”指的便是如柯布西耶所说的居住、娱乐、游憩、交通四大主要部分。

一方面，这些看似去与博物馆内容不相干的生活化的非展览空间加上带有历史印记的工业遗存，正是展示着老工业区生活情境的现在和过去。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就是博物馆的演员，他们居住工作在这工业建筑遗存和现代建筑组成的区域之中，作为旧遗存与新设施的粘合剂，展示着现代人们是如何利用历史遗存、如何欣赏工业遗迹、如何把文化遗产从容的纳入自己的生活中来。（图3）而展示当地人的现实中的面貌的博物馆，本身是有很强的游园性质的，“人物表演”也是极为重要的。有了“时间、地点、人物”才有“故事”。

另一方面，一般的博物馆都是有营业时间的。到了晚上，没有参观者游览，工作人员也下班回家，博物馆就会关上灯进入“休眠状态”，等待第二天再次开放。但是对于建立在大面积老厂区原有建筑、设备基础之上的大型主题工业博物馆，夜晚熄灯后会成为城市人员的一个“真空区”。这种可怕的区域会让很多本可以穿过博物馆到达某地车流选择绕道行驶，甚至成为治安隐患。同时，一个如此大的工程每天只有50%的时间是处于使用状态，从经济方面来说也是很不划算的。所以这种特殊形式的博物馆就必定要选择社区化的经营方式。这种非展览非非展览的形式就是最“天人合一”的，最“和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工业博物馆这种特殊的景观“装饰”着在这里生活的居民，居民为这个博物馆增添着“人气”，两者相得益彰。所以社区化的形式是“中国工业博物馆”建设的不二选择。

图3德国北杜伊斯坦工业改造后的热闹景象

边界模糊

一般的博物馆是指一个建筑或一个院落围合的建筑群，不管是哪一种，它们都是以墙来分隔内部和外部空间。因为外部是嘈杂的城市生活，内部需要给人安静的环境用来观览展品。同时，也可以避免展示内容的文化背景与现实城市的环境相冲突。以工业遗产为基础建立的社区化中国工业博物馆由于其展示内容的特殊性，不宜采用上述封闭式组织形式。首先，展示区有大量的工业建筑遗存，不可能有一个场馆建筑全部将他们囊括进去。其次，由于其宏大的规模，也不宜用围墙将这个建筑群为何起来。如果这样做的话，它就会像一个结石，阻碍城市运转。再次，由于其社区化的内容与周边城市的实际内容是相似的，所以很难划分出一个明确的边界来区分内和外的“不同”。所以，为了社区化的实施，就必须实现博物馆的无边界化。

无边界化不是没有边界，其实它是一种边界模糊。原先的建筑遗存布局在一定范围的厂区中，这个厂区范围是有边界的，因为它与旁边的的工厂属于不同生产单位，与旁边的住宅属于不同的使用功能。在改造为社区化的博物馆后，其内部没有与周边明显独立的特殊单位和特殊使用功能，因此，我们将原厂区的围墙拆掉。但是在人们心中还是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来识别这个“博物馆”是什么形状，在什么位置，只是无法把这个轮廓确定在几面墙上。就好像在色带中人们能区别什么是黄色什么是绿色，但是不能在色带中画出一条准确的分界线来分隔黄色部分和绿色部分。我国部队在2007年更换数码迷彩军装，这种军装不同于以往的“云朵”式迷彩服。因为数码迷彩服采用渐变退晕的彩色方格，比“云朵”式迷彩服每个不同颜色的“云朵”都有明确的边界有更强的隐身效果。（图4）同样，若果我们想让一个建筑群融入一个城市的话，也不能有太明显的边界。这样做，有利于把“博物馆”文化气息辐射到周边区域，扩大它的文化功效。因为取消了边界这个门槛，“博物馆”的可达性更高了，人们可以晨练时跑步到达或穿越这里，晚饭后来这里散步等等，附近的居民会把“去博物馆”纳入日常生活的一个步骤。

图4数码迷彩服局部

无边界还是一个动态概念，没有固定的轮廓束缚，就没有固定的面积和形态。沈阳铁西区还有一些其它的老工业厂区，日后随着中国工业博物馆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逐渐加入这个集体。而且，这里提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一个由老工业区到现代新工业区的串联形态。新工业区是沿着京沈高速公路在不断拓展的。无边界化非常适应这种生长似的发展，随时把新建的区域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这种“生长”的“博物馆”是“活的”博物馆。

结语

“中国工业博物馆”作为一个一个社区化无边界化博物馆与工业遗产保护的结合体，可以做到既保护了建筑遗产，又发掘它们的潜在价值；级保护了城市中老工业用地的风貌，又使它不会阻碍了老工业区的人居化发展。它可以联系铁西区内其它的工业遗产景观节点，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功能的“博物馆”系统，使人们能够在博物馆里居住、在博物馆里学习，在博物馆里工作，在博物馆里玩乐。

参考文献：

刘伯英 冯忠平《城市工业用地更新与工业遗产保护》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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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筑文化，规划性保护，城市建设

任何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建筑历史文化的问题。为了当前经济的发展，将建筑历史文化拆除，还是谨慎对待予以保护，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1传统的建筑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许多著名的建筑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城市规划的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之中和城市附近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有宫殿、坛庙、陵墓、寺、观、衙署、府第、园林、石窟、民居、桥梁、关塞等等。这些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形象化标志，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它也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彼此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建筑历史文化，自然也就是世界历史文化的财富。建筑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建筑文化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许多著名的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所以，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而自豪，并且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建筑历史文化。我国的建筑历史文化是建筑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不反对向国外学习，但学习和借鉴应建立在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2在城市建设中应加强对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

建筑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第一根支柱，因为它们是历史文化具体的形象标志。有了建筑才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才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本质形象来。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着巨大的建筑商机，现在洋建筑师纷纷抢滩中国，中国建筑师们反而成了打下手的配角。虽然我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建筑遗产，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却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问题：一座座花费了大量金钱却毫无个性的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面目雷同的新兴城市遍布全国，原有的古建筑群落受到破坏及新建筑的污染，更有以西化建筑风格为“卖点”。据报载，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的名称取的大都是洋名。

在当代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积极投身于世界文化的洪流，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城市在追逐世界洪流的同时，使当代中国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让前来观赏中国独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的外国友人，所到之处感到和自己国家差不多，这就使人感到痛心。尽可以批评中国建筑师集体失误、崇洋媚外、抄袭模仿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文化流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只是看暂时的短浅的利益。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区域文化向区域经济延伸的有力推进器。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自从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旅游业、博物馆业餐饮业、服务业、特种工艺为数特色的文化产业圈很快形成。2002年游客接待人数就已经达到145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2146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门票收入还达到2289万元，旅游综合收入2．24亿元。试想，如果平遥古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经济的发展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更不会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聚焦点。

诚然，目前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意识到了古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就投巨资修建虚假的过去，如“仿古建筑群”“文化城”等等(这些建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厚重的历史、看不到鲜活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旦面对暂时短浅的利益，往往就见钱眼开，进而古建筑就面临被拆除的悲惨命运。

现在，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毁古，最终使得整座城市无物可看，无史可讲，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定要懂得保护城市的“文脉”，不能随意拆除，更不应盲目追求洋建筑，要明白建筑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

3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要保护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就必须加大宣传，使领导者特别是城市管理的领导者对城市建筑历史文化有足够的认识，明白建筑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不能为了暂时的短浅的利益而破坏长远的利益，更不要错误地把保护建筑历史文化与新的城市建设对立起来。除此，在保护建筑历史文化方面还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规划性保护

由于建筑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在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此，对建筑历史文化应采取规划性保护，包括城市的古城格局、街坊、古建筑群、单体古建筑和各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分布、保护范围、古城风貌等等，都纳入其中，使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新的发展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如平遥县政府为了保护古城，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出谋划策，精心编制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着手制订与之相配套的专业详规，使其成为古城保护、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的法规依据，从而避免因领导的变更和局部利益的冲突而随意变更或调整平遥古城的布局规划。

3．2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

现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面貌虽然早已改观，但是古城的古街道、古居住区、古建筑、文物古迹等等仍然保存很多，要想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可采取点、线、面的保护措施。点，指的是单独存在的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座寺庙、一个古塔、一座古桥、一所老住宅以及一个石狮、一根石柱、一口古井等等。线指的是相联成线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条古街、古巷、古道等等。面，指的是成片的街坊、街巷、寺庙群、民居群等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这种措施可使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古建筑、文物史迹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城市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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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镇；保护；开发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消遣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旅游产业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无烟产业，过度开发和保护不当都会使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古镇作为向现代人展现人类历史文明的一种媒介，有着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性和历史传承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末，以代表江南古镇特性的周庄古镇以景点形式迎来了第一批游客，由此便拉开了我国古镇旅游的序幕。现如今，古镇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热潮。但是伴随着我国向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很多历史文化古镇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古镇里的很多古民居、古街道、古建筑和文化传统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它们或因全国上下兴起的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热潮所面临着强拆、改建；或因环境的恶化而使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面临自然的风化破坏；亦或是由于在旅游开发时遭到无序、盲目的修建。总之，不管何种原因，要想让古镇旅游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应对古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古镇的概念研究

由于我国的古镇旅游起步较晚，对古镇旅游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进入21世纪，古镇热潮的兴起，才引起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关注。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及论文的资料看，学者们起初对古镇的关注度从单一的区域旅游资源和古镇景观构造这些方面开始研究，到现在的结合资源学，市场学，管理学等对古镇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古镇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甚至对古村落、古城、古镇、历史文化名城这几个概念都没有明确区分。周虹在《古镇映像馆/徽州》中把那些沿袭了传统文化、生活习俗，且居民建筑至今仍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镇、古城、古镇都统称为“古镇”[1]。而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则从历史城镇的特征方面来进行界定，他认为历史城镇有别于一般的城镇，它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生产生活的见证；它具有深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在当时充当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2]。陈志华在《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中对古镇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指标，古镇必须具备悠久的历史，是通过规划设计，与自然环境相融的村落，古镇里面不仅有书院、村塾，还要有公共园林，且具有很高的科名成就[3]。而同济大学的朱晓明则认为古镇的历史应有个时间分界，他认为那些始建于民国前至今仍发挥着社会功能的村落，对民风民俗、历史建筑风貌、建筑风格、选址等都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均可以称之为古镇[4]。刘伟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结合国外古城的定义和我国古镇的由来和古镇的历史功能把古镇定义为：主要指18世纪以前已发展起来并保存当时风貌的，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有一定规模的，具有军事、行政管理、或者商业功能的人类集聚地[5]。

二、国内古镇保护研究

（一）我国历史城镇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历史古镇的保护研究最初是从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最初的对单个建筑个体的保护，到现在的包括对整个古镇片区的保护研究，形成了多层面、多视角、系统化的保护体系。

自从1982年2月8日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首次批准了以北京为代表的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始，直到1986年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第一次提到了对村镇的保护，这一建设性的提议为我国保护历史村镇拉开了序幕。时隔六年后的2002年，“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首次提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政策，为保护历史文化村镇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据。国家建设部和文化局从2003年10月开始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评审，并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名单。之后相继分别在2005年9月、2007年5月、2008年10月、2010年12月公布了5批次共35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历史文化名镇181个，历史文化名村169个，这些名镇名村分布在我国的大江南北。200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保护和规划古村落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也为我国保护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体系。

（二）国内古镇的相关理论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开始，至今已二十余载，但是这股热潮并没有消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古镇旅游仍然是旅游者所青睐的重要的旅游形式之一。尽管我国开发古镇旅游的历史并不长，但就在这短短二十年间，古镇旅游对古镇历史资源的破坏已经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虽然学者们对古镇的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有从建筑方面，也有从文化方面。但是，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保护和开发这方面的研究关注程度最高。

同济大学阮仪三通过对周庄古镇旅游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旅游观念偏差问题、老龄问题及公共空间颓废等问题提出思考[6]。徐森在《浅谈古镇保护》一文中也提出了保护古镇要处理好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开发的各种关系，同时要保持古镇建筑群体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7]。陈炳钧等人提出在古镇保护过程中应注意：古镇保护不是静态的、单一的，所以对其进行保护就需要用动态的、多元化的视角进行有序的保护，提高当地居民及各方利益群体对古镇保护的参与性[8]。许冰镔在《中国古村落保护方式探索》文中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方式，如通过开发旅游进行利用模式、博物馆模式、集散为整的模式、及对街区、院落的保护[9]。谭宏则是从构建一定的法律法规、监察制度等保障体系方面对古镇进行保护和开发。他认为对古镇的保护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为监督检查机构，专家学者为咨询机构，通过相关的激励制度让居民共同参与对古镇的保护，成为古镇保护的主体；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让保护工作具有法律效应；对保护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引入民间资本、市场投融资的方式解决[10]。韦祖庆、陈才佳通过分析黄姚古镇旅游可能会造成古镇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即旅游开发公司要与当地居民形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共同体，使双方实现经济共赢，并在保护古镇上承担相应的义务、职责[11]。姜龙以四川罗城古镇为例，提出了对川南传统古镇实行分级保护，重点保护的原则；对古镇功能结构要以保护历史风貌为重点，对老街部分功能进行转换，恢复传统喝茶听说书等生活方式；重视保留古镇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古镇的建筑，还要对古镇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保护；最后提出加强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12]。吴瑕认为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研究没有很好地运用系统化理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的；二是对我国偏远的民族地区的历史古城镇研究较少，且对自身的资源价值认识不到位，没有对各类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归类保护；三是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在开发中忽略了对各个名城之间的联系[13]。从吴瑕的这篇文章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对古镇研究所出现的相类似的问题，为在今后的古镇保护工作中提供借鉴作用。

三、国外对古镇的保护研究

（一）国外对古镇保护的相关法律简介

国外很多国家在制定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古城镇的保护方面有着非常健全的法律体制。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历史古迹、古建筑、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方面制定了非常系统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这对历史城镇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西方国家对古城镇的保护也是经过漫长的摸索过程，从1933年《雅典》的问世、到1964年《威尼斯》的通过、再到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1987年《华盛顿的》出现，这俗称“三大一个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所做出的贡献。从只对单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地区进行保护的《雅典》的问世，到《威尼斯》里对保护的内容扩大到整个文物古迹，再到《华盛顿》将保护的对象再次扩大到历史城镇的阐述。这些都显示了从单一建筑个体到整个片区的保护，再到一个多元化、系统化的城市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

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这些国际性机构的成立，为制定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古城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家都会出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村镇的法律，时至今日，这些政策法规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罗列一下20世纪出台的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政策：1930年法国出台了《风景名胜地保护法》、1931年颁布《关于历史遗迹修缮的雅典》、1962年法国的《马尔罗法》、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6年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1967年的《关于保护和恢复历史性或艺术性中心的决议》和英国的《城市宜人环境法》、1971年德国《城市建设促进法》、1972年通过的《把现代建筑融入古建筑军的决议》、1975年的《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布鲁日决议》及日本的《文化财产保存法》、1976年的《历史性城镇的新生》和《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8年的《关于保护历史性城镇街道尺度的决议》、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和地区的国际》（即《华盛顿》）、1993年法国颁布的《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宣言》、1996年的《历史性城市地段重建决议》、1999年《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等。以上这些国际法规对我们如何针对历史古镇的保护和规划起到了非常好的参照作用。

（二）国外古镇保护理论研究

1997年，Peter Lovell就古镇建筑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方法。他认为：一是不能孤立地只对古建筑进行保护，而要注重对整个古镇的环境进行保护，保护好各建筑体与街道、广场的整体结构；二是在保护过程中不能破坏古镇的原真性，要注意保留古镇的原有历史信息；三是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的时候，注重尽量使用与原建筑形同的材料，保持建筑风格一致的方法；四是对于现代建筑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在保持古镇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尽量限制现代建筑的高度，空间布局[14]。Shetawy 等学者为了保护埃及Giza的文化，避免旅游对当地文化的冲击，把Giza地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旅游区进行分区保护[15]。Laurie Kroshus Medina通过对玛雅古村的传统玛雅文化形式不受现代旅游商业文化的严重影响，进而对古镇原真性文化展开研究[16]。Naciye 则从保护与复兴的角度，对历史城镇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价[17]。

四、对古镇开发问题的研究

国外对名村古镇采取以运动和艺术这两种主要的主题开发模式。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丽晖谷古镇是以开发户外运动为主题的旅游模式。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村庄景象，还能体验高山滑雪，及参与各种越野自行车所带来的乐趣。欧洲以其独特的历史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对历史小镇进行开发。以法国的枫丹白鹭古镇为例，其著名的宫廷建筑、古城堡、以及枫丹白露深林和巴比松画家村透露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让游客慕名而来[18]。

目前我国古镇开发的主要有采取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政府承包经营、政企合作这三种方式。学术界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古镇开发提供理论支持。职晓晓从旅游扶贫角度，对那些地处贫困地区的古镇进行开发，以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由政府主导、景区带动、引进民间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协作模式，建立试验区、异地安置等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19]。田喜洲在《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提出了主题式开发、互补式开发、保留式开发及综合式开发这四种开发模式[20]。孟明浩、余琪等人则用体验的角度对古镇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对古镇旅游产品的体验设计原则、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古镇保护主要涉及到古镇的政策法规的保护条列、对古镇建筑的保护及其针对古镇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古镇开发方面，大多数都是从游客体验方面进行开发。在实际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很多古镇在处理保护和开发这两者关系中，更多的是从开发角度进行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这两者间的地位，即以保护为主，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古镇资源，只有这样，古镇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从对比国内外对古镇的法律法规方面分析，我国对古镇保护的法律相对没有那么成熟，且对于保护古镇的法律条文比较笼统。对古镇相关的保护都是放在文物法里面的居多，只从单个历史遗迹进行保护，而没有对整个古镇保护制定系统的法规。我认为在今后，应从文物和旅游方面，制定针对我国各种历史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

从目前对古镇保护和开发的理论研究看，大多都是从个别古镇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些关于保护或者开发的建议、措施。而这些保护开发的方法都比较笼统，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我认为以后应该先对各种不同的古镇资源进行细分，然后针对不同的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更为细致，系统的保护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周宏.古镇印象馆/徽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阮仪三，吴承照.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2001，8：15—17，57.

[3]陈志华.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J].建筑学报，2001，11： 52—53.

[4]朱晓明.试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J].古建园林技术，2001，4： 53—55.

[5]刘伟.龙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研究[D].四川大学，2005.

[6]阮仪三，邵甬.精益求精 返璞归真—周庄古镇保护规划[J].城市规划，1999，7：54—57.

[7]徐森.浅谈古镇保护[J].江汉考古，2001，（1）：94—95.

[8]陈炳钧，乐琦.古镇保护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江苏城市规划，2009，8：38—40.

[9]许冰镔.中国古村落保护方式探索[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6：367—368.

[10]谭宏.古镇保护与开发的保障机制[J].城市问题，2010，10：55—60.

[11]韦祖庆，陈才佳.黄姚古镇旅游开发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09，1：10—14.

[12]姜龙.川南传统古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以罗城古镇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5）： 2820—2821，2917.

[13]吴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1：45—49.

[14]Peter Lovell.历史建筑与历史地段的保护方法[J].国外城市规划，1997，3：8—10.

[15]Ahmed A A Shetawy， Samah Mohamed E1 Khateeb. The Pyramids Plateau： A Dream Searching for Survival[J].Tourism Management，2009，30：819—827.

[16]Laurie Kroshus moditizing Culture-Tourism and Maya Ident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3，30（2）：353—368.

[17]Naciye D. An analytical methodology for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histotic urban quarters-a case study of the Walled city of North Cyprus[J]. Cities，2004，21（4）：329—248.

[18]余向恒.陕西名村古镇保护与开发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19]职晓晓.基于旅游扶贫模式的陕西省古镇旅游开发研究[J].小城镇建设，2009，12：100—104.

[20]田喜洲.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J].旅游论坛，2009，3：348—350.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201106LX592）；广西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1105950802M01）。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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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归化城；历史路名；文化认知

1 研究背景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旧城历史路名现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个新地名横空出世，老地名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对地名的研究和保护，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暨第二十四次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已确定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呼和浩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路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呼和浩特市区已有超过72条街巷消失，伴随街巷的消失，大量历史路名消失殆尽。比如剪子巷、东仓等路名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些旧城老居民记得。历史路名处于城市建设、新潮文化等力量的围攻之中，处境堪忧。因此，路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

1.2 概念界定

历史路名：历史路名是指一定年限以前形成的路名，在中国大陆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形成的路名。从时间视角看，历史路名沉淀了城市演变的历史信息；从空间的视角看，很多历史路名是城市认知地图的节点。

1.3 研究范围

时间范围：二十世纪初至今

区域范围：调研区域选定呼和浩特玉泉区旧城，北至西顺城街和东顺城街，东至公园西路，南至石羊桥西路，西至扎达盖河。范围涵盖明隆庆六年（1572）建设的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图1）

2 历史路名的分类与命名因素

2.1 历史路名的分类统计

实地调研，旧城区域历史街道共147条，以历史路名的通名作为统计对象，通过走访相关部门及专家，并根据历史路名命名原则，将调研区域的历史路名划分为三大类，八小类（表1）。

其中，以地理环境因素命名的有87条，占59.2%，以人文环境因素命名的有54条，占36.7%，其他类型共6条，占4.1%。八小类中以方位命名最多，占30.6%（图2）。由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地理环境因素命名的比例过半，主要是因为该因素不但符合北方城市地理环境特点，且留存时间长，稳定性强；人文因素命名的比例较低，可以看出，人文因素的影响作用是一定的，也影射出其在路名文化中是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2.2 命名因素与来源对比分析

上述分类可以形象的说明历史路名的不同由来，同时说明历史路名具有反应历史和时代真实性的特征，是城市文化记录的良好载体。下面对使用较多的命名因素历史背景做简要说明：

2.2.1 方位命名街巷

方位命名街巷与城市建置命名街巷比较相对简单，通过方位命名街巷能使市民清晰的把握城市的方位。古都西安在建国以来，原“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南门大街”、“北门大街”则简称为：“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

而在归化古城中体现方位的街名主要有：“大北街”、“大南街”、“大西街”、“大东街”、“小北街”、“小西街”。

2.2.2 按宗教命名街巷

归化古城内以宗教机构命名的街巷主要集中在清朝，在清朝归化城古城的宗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可以称之为宗教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归化城内宗教机构以“藏传佛教”的召庙为主；同时也大量存在着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喇嘛教的五塔寺；及汉族所建的财神庙、孔子庙、城皇庙、吕祖庙。归化古城自古就有召城的美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正是形容都城中的召庙众多。本文研究范围内现存宗教机构有：大召、席力图召、乃莫齐召、洪庆召、五塔寺、清真东寺、清真南寺、财神庙。

现存以宗教建筑群命名的街道有：“大召前街”、（如图3）“大召西夹道”、“五塔寺前街”、“五塔寺西街”、“五塔寺后街”、“小召西夹道”、“巧尔齐召巷”、“吕祖庙街”、“文庙街”、“东寺巷”。

2.2.3 按商业因素命名街巷

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蒙双方自通贡互市以来，土默特部的经济迅猛发展，不仅畜牧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所需的粮食、布匹、铁器、茶叶等日用品都得到了满足。

清初，随着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安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更重要的是各族人民能在较为安宁的环境中休养生息，这对于蒙古地区人口的增加、农牧业的发展、商业城镇的兴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从而归化城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清朝康熙年间有大批的汉族进驻经商，旅蒙商号得到了大量的发展，从而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

清朝时期，归化城主要的旅蒙商号有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一善堂、三合永、庆中长、天裕德、大庆昌、永德魁、元升永等商号。但这些商号中又以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三家规模最大，被称为是旅蒙商三大号，它们的兴衰都经历了两百余年。

曾经的商业繁荣已经不复存在，留给我们的是不同时代的经商之道，现阶段我们只能看到大盛魁、元盛德、建筑群遗留下来的残砖断瓦，及以商业命名的大街小巷。现存以商业命名的街巷并不多，本论文研究的范围内包括：“公义店街”、“长胜街”、“兴隆街”、“兴胜街”、“石头巷”。

2.2.4 按姓氏、方言命名街巷

以姓氏命名街巷名称在我国到处可见，归化城也不例外。由于清朝期间大量的汉族移民，大量的聚居在一起便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特点，街名便由此得名。归化城内曾经以姓氏命名的有：“王家巷”、“杨家巷”、“史家巷”。（图4）

以方言命名街巷的现象并不常见，多集中在街区中。方言命名街巷的前提是此街巷一定要有较为突出的特点，或是狭长、或是宽阔、或是曲折等。大召西侧的历史街区内原本有大量的民居街区，街区内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狭长街区――“长和廊巷”，该街巷便是因地方方言而得名的街巷。但是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街区内大搞建设，长和廊巷已被拆除。

3 历史路名对城市文化的认知

3.1 历史路名对城市文脉的传承

归化城历经不同朝代的发展，留给现代城市的不仅是可见的古建筑和历史路名，无形之中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也从未停止过。传承的基本含义可分解为“传述”和“承受”，从字面上理解与“传递”近意，“传”与“承”是完成传承的两个基本动作，而“传”与“承”又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路名成为在现代城市中寻找历史文脉的主要途径，也是建筑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继承载体。

历史路名对城市文脉的传承表面上只有街巷的名称与形制，实际上也传承了历史、文化、民俗等人文内涵。历史路名对城市文脉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包括历史、文化、民间艺术、文明、等等。基于现代人对城市地域性的模糊、地域文化的弱视、民间艺术的淡薄，历史路名对城市传承的作用不言而喻。

3.2 对历史的传承

可以说，历史路名对历史的传承是最直观可见的。历史路名内沉淀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事实，并将这些历史史实传述与承接至今。历史路名是城市不同时期历史遗存的积累，是在某一时期城市风貌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是城市生活的实体记载。

在不同时期历史路名对历史的传承是有所区别的，在封闭的发展缓慢的社会，对历史的传承较全面具体；而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对历史的传承却显得片面，相比之下要宽泛的多。这就导致了城市中街巷对历史的传承更加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性，方向性。如何去传承历史已经成为一道难题摆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3.3 对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街巷空间是城市空间的精华所在，也是古城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街巷的地域文化更是街巷的灵魂所在。挖掘街巷的地域文化是对街巷更深层的认识，从而使街巷能更好的传播城市的历史和文脉。

归化城地区民间留下了许多历史传统的积淀，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文化发展提升虽然得到了注重，但对城市的文化塑造还不够，和其他大中城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现代呼和浩特市的建设除了钢筋水泥建筑物的增加，还应有相应的文化发展来满足市民的需要。

4 归化古城街巷的现存与消失

街巷作为城市建设中有机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发展演变受历史时期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影响，受到城市的制度、结构、功能、人口变化的影响；同时也深受朝代更替、政局变革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心理、社会意识的影响。而街巷又作为城市中的交通空间，它的发展和变迁始终服务于整座城市的变化。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街巷的变化又是各不相同的。城市中的主要交通干道往往会被保留并且拓宽，例如，归化城中的大北街、大南街；相对次要的交通干道通常会被改建，调整位置，例如：大东街、大西街、通道街、东西五十家街；另外居住区内的一些巷道经常会出现消失现象，例如：宁武巷、杨家巷、三贤庙街、长和廊巷等。

5 新街巷名如何传承城市文脉

新街巷名称与历史路名同样存在对历史、文化、民间习俗与艺术等方面的传承。与历史路名相比，新街巷名称对城市文脉的传承显得更加重要，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新街巷是未来历史路名的前身，而历史路名也可称之为新街巷名称的延续。

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新街巷名称对城市文脉的传承，这样街巷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城市的文脉才能得以延续。现代城市中新街巷名称对城市文脉的传承没有得道足够的重视，这将势必导致城市文脉的断层现象。新街巷名称中将如何传承城市文脉是历史路名传承城市文脉的根本所在，并且决定城市文脉能否可持续传承。

参考文献

[1]却金扎布，孙秀川.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志[M].呼和浩特市：地名委员会，1985.

[2]杨莉莉.内蒙古地名解译及其由来[J].人文地理，2011（5）：45-50.

[3]褚亚平.城市规划发展不能离开地名规划.北京规划建设[J]，2011（9）：112～115.

[4]闫志杰.历史地名作用浅析[J].中国地名，1998（1）：9～12.

内蒙古工业大学基金项目：呼和浩特市优秀建筑遗产保护研究（zs201105）

作者简介：董明晋，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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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征；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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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牛驰.辽宁地域文化通览・朝阳传[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10]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石棺画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期；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1]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2]刘国友.阜新通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