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费用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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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诉讼费用；诉讼激励

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概述

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当公司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等侵犯了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追究其责任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讼。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公司经营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被大多数国家采用。其在规范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我国也在不断的发展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于2005年我国公司法明文确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二、诉讼中的费用削弱原告提讼

由于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立法准备时间短、立法内容简略、司法实践经验不足以及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不够，导致我国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其中首要问题便是诉讼费用负担重，削弱了股东提讼的积极性。根据现有法律，我国没有对股东派生诉讼费用进行单独规定，因而，在我国提起的股东派生诉讼的费用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办法》）的规定，由原告股东个人承担。但是从此制度的规定来看，股东后胜诉的结果归公司，全体股东受益。这样一来对原告股东就显得不公平。也会造成搭便车的现象泛滥。再者，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标的额通常数目很大，依照现行的相关规定，原告股东必须支付相当高的诉讼费用，这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大多都无力承担。从而将会使的一些中小股东因高额的诉讼费用而放弃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股东派生诉讼费用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是一个或者几个股东提讼，维护的是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1）按件收取诉讼费用。股东派生诉讼不像普通的财产案件，其原告胜诉后的利益获得者是公司，并且诉讼标的额不确定。依旧适用《办法》的规定，将增加原告的负担，即不管是高额诉讼成本的胜诉还是高额赔偿的败诉都将严重阻碍股东提讼的积极性。为了激励股东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勇于提讼。1993年日本《商法典》第267条第4项规定：“应当将诉讼请求看成是非财产权上的请求。”可见，将派生诉讼案件收取成为多数国家激励股东提讼的措施，但是单靠此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派生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问题，但可以在此基础上，配套其他措施，减少原告股东的负担。（2）实施诉讼激励措施。当股东派生诉讼胜诉时，公司将得到被告的赔偿，利益获得维护。原告股东间接的从公司获得赔偿。再者，除了《办法》中规定诉讼费用，原告还需支付诉讼过程中的律师费以及其他的费用，胜诉后，获得的赔偿还需要归公司所得。对此问题，美国司法判例首创了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即只要诉讼结果给公司带来了实质性的财产利益或者成功地避免了公司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原告股东就其诉讼行为所支付的包括律师费用等在内的合理费用可以请求公司给予补偿。可见，在我国可以分情况建立诉讼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第一，设定诉讼提起的补偿费额。当确定股东是为了公司利益而善意提讼，只要提起了诉讼，不管结果如何，公司都要给与股东一笔补偿费用。第二，设定奖励费用。当股东提讼，并且获取胜利的时候，给与股东一定的费用。此费用因案而异，是诉后获取赔偿金的一定比例数额。当出现股东起初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提讼，并且按照诉讼激励得到了补偿费用。在诉讼过程中，现实证据证明并不存在的事实，可股东为了胜诉得到另外的奖励费用，而在诉讼中掺杂使假，故意拖延诉讼时间，让被告深受损害的。总之，在解决股东派生诉讼的诉讼费用问题上，不能单一的规定按件收取和补偿。对于每一个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只要不是股东滥诉，公司就应该给与原告股东一定的补偿。以防止“搭便车”的现象和鼓励股东提起派生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自产生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股东派生诉讼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接受，成为维护中小股东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在此方面的实践基础，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导致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诉讼费用的完善将可以打开原告提讼的大门。期待我国法律今后在这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完善。

参 考 文 献

[1]夏毅.论我国公司法上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N].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4）

[2]许美丽著.日本商法上股东代位诉讼之和解[M].财经法专论：赖源河教授六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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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现状 完善建议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公益诉讼的概念

研究发现学术界对公益诉讼的定义较为模糊，学者们持各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大部分学者将其界定为依据相关法律，特定的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社会和多数人利益的现象进行起诉的行为。公益诉讼的实施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以国家机关的名义进行公诉，二是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分类

环境公益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一种，具体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违法行为或潜在违法行为的诉讼。国家机关、个人和社会团体等均可根据国家法律，对上述行为向法院起诉。诉讼的对象可以是政府机构、企业、公司和个人等。环境公益诉讼包括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两部分：前者是对造成环境污染和潜在环境污染主体的诉讼，后者是对政府环境管理和监督部门在其职责履行中疏忽的诉讼。

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一）国际发展形势的需要

在国际层面，我国参与了多数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6条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中规定，各缔约方应：在国家一级并酌情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根据国家法律和规定，并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促进和便利；拟订和实施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教育及提高公众意识的计划；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公众参与应付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拟订适当的对策。本公约不得作任何保留。

此外，联合国大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每一缔约国均应承担：（1）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2）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3）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再者，环境工作做得好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的消费绿色化的意识不断提高，我国商品欲保持竞争优势而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不得不提高对环境的重视。

（二）公众的环保意识要求对环境公益进行保护

近年来，沙尘暴、泥石流、大气污染和土壤破坏等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尤为严重，影响到了人类正常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而且现在人民不仅局限于物质生活的丰富，也追求良好、健康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公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使环境保护成为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当人们针对损害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进行维权时，现有的制度无法满足相应的需求。因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凸现出来。

（三）有关部门管理环境的机制存在局限性

1.政府失灵。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较为广泛和复杂，有关部门的力量不足以涉及全面的环境公益问题。因此，仅依靠有关部门进行环境公益保护存在局限性。

2.受地方利益限制。由于传统的发展模式，一般将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主要目标，而经济的飞速增长经常会伴随有环境污染问题。当环境污染问题发生时，一些地方政策往往会做出牺牲环境或后治理污染的决策。这种只顾及短期利益的决策会加速生态环境的破坏。

3.管理方式不当。一直以来，我们对环境管理多采取“突击检查”的方式，这就导致污染制造者有机可乘，从而也使得我国的治污工作出现治时好、不治时坏的现象。

三、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现存诉讼制度对环境公益诉讼没有针对性，不利于保护环境公益

我国的实体法对环境公益保护做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程序权利是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没有完善的程序予以支持，实体权利没有任何意义。

1.环境公益诉讼有关原告的规定存在欠妥当之处

从以上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分类可知，根据环境公益诉讼对象的不同，所适用诉讼法亦不相同。但无论是适用《民事诉讼法》，或者是《行政诉讼法》，对原告资格的要求都过于严格，以致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过窄。例如，《民事诉讼法》要求原告必须与诉讼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利益时才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不可否认，如此规定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言是极其合理的，但对环境公益诉讼而言，多数情形下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具体的行政行为也没有直接侵害其利益。按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起诉主体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不能够为环境公益而起诉的。

2.诉讼费用的承担方式不利于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9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并且一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诉讼费用，还有律师费用和专家作证等其他费用，再者就是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费用相当高。对于原告来说，即使胜诉自己获得的利益都不及此等费用，甚至会倾家荡产。所以诉讼费用的负担方式挫伤了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3.诉讼时效短暂

《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虽然该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时开始起算，但由于环境污染的潜伏期较长，即使当事人知道遭受侵害，在侵害的效果没有显现或者尚不明显情况下，此时的赔偿并不能对将来的侵害后果加以补足，甚至只能起到预防侵害后果的作用。可能在很多年后，侵害效果才显现出来，但已不能得到相应的赔偿。

另外，有诸多论文还提到了举证责任倒置亦有不合理之处，应该将部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笔者不太同意此类观点。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是侵害方的各方面能力往往要比受害方强，而且举证责任倒置的前提是原告要对损害事实予以举证，如果后面还有很多需要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地方，环境公益诉讼就变成无人诉讼了。因为承担举证责任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财力，受害方是无能力承受的。所以，不宜再把更多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身上。

（二）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方法

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所以对司法系统人力和财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而且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损失也都很大。所以设置一个前置机制，适当削减那些不必提起诉讼就可以解决的纠纷，不但可以缓解司法工作量大的问题，而且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解决纠纷的好办法。

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与环境公益诉讼相关的诉讼制度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自身的特殊性，在原告资格、诉讼费用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需要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变通使用。

1.扩大原告的范围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它侵害到的是国家环境利益、社会环境利益以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所以为了使环境公益诉讼工作能够顺利展开，需要将“直接利害关系”和“直接受害人”改成“与本案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也是很多国家的成功做法。

2.制定有利于原告的诉讼费用承担制度

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而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不能由于诉讼费用的缘故而打击其保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在诉讼费用的负担上实行有利于原告的原则极其必要。首先，在原告虽然没有胜诉，但提出合情合理的请求对保护环境公益有贡献时应判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次，在律师和专家方面，可以由国家派遣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进行辩护，提供免费咨询的专家团队对其进行帮助。再者，在原告胜诉时，应给予其适当的奖励。与环境公益的损害后果相比，国家机构为环境公益诉讼付出上述人力、财力是相当值得的。

3.适当延长诉讼时效

现今我国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为3年，时间过于短暂，应该延长到一个合理的期限。但也不能规定过长的时间，甚至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因为如果规定的诉讼时效时间过长，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有时间，一直没有提起诉讼，导致侵害范围扩大。加之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到原告打算起诉维权的时候，侵害主体可能早不复存在了。这样规定过长的诉讼时效有时反而害了受害一方的当事人，不能达到诉讼时效内保护受害人的目的。

（二）设置事先告知义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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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的财政保障构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中央统一的司．法财政与决算制度。此外，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败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渐进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将法官从一般公务员系列里独立出来并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仍应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 中国 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⑩也包括法官在 法律 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WWW.133229.CoM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 经济 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政治 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

注释:

⑴就我国一般的公共财政而言，可以说更加透明完整的国家及地方预决算体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之中。关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一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页。

⑵作为笔者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个批评及有关该法规实施状况的评论，参见王亚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须有公共财政支撑》，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27日；《诉讼费用与司法改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的一个“中期”考察》，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

⑶综合各种信息渠道得到的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专项资金2007年为30亿元，2008年为40亿元，2009年也为30亿元。例如2007年的数据可参见高绍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

⑷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争取，中央出台了为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法院工作人员发放“法官津贴”的政策。不过仅为一、二百元的这笔费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还要看同级财政是否切实执行该政策而在不少地方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

⑸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建立司法会议、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有资深法官参加管理，但这些具体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都设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陆法系的一般情况而言，除了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几个例子，大部分国家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机构（多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负责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最高法院统一对全国法院系统行使该项权限。参见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 发展 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 现代 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 论文 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⑹关于中国法院内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业务管理交织混合的状况，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 科学 》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与上述两位学者对这些所谓“法院行政化”的现象持尖锐批评的观点有所区别，苏力则对此类现实情况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过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参见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⑺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不仅为法院为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公共权力机构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关于这种量化目标或责任的指标体系在行政机关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悖论，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⑻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同样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说法院只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地运用了通行于公共权力机构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行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 企业 说”，也能够被视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这样的管理模型。参见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

⑼“阳光工资”从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开始推行。关于对这项改革内容更全面的介绍以及“阳光工资”推行以来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随的负面作用等，可参见祁光华、孙竹君：《北京市“阳光工资”实施效果的调查与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⑽目前法院正在推进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拓展司法审判在创制规则方面空间的一种改革。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含义及进展情况，参见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1]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发展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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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应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诚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说，正义的第二种意义简单地讲，就是效益。如何提高我国司法制度的效率或效益，主要是诉讼程序的效益或效率，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在整理有关诉讼效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司法制度现存的低效益或低效率的问题，相应提出一些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的建议。

1成本政策是提高诉讼效益的理论基础

效益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经济学中的效益是成本(投入)与收益(产出)的比例关系，经济学的理想是用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收益。

诉讼效益是诉讼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包括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两个要素。诉讼的经济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程序主体在实施诉讼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这个司法资源有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力资源。指一定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法警、陪审员等。二是物力资源。指办公设施、法庭设施、办案器材、监管场所建设、通信及交通设备等。三是财力资源。指司法人员的工资福利、办案经费等。四是时间资源。指办案花费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高低和耗费司法资源的多少。因此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这里有必要区别诉讼效率和诉讼效益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1/4，指诉讼主体以最快的速度终结案件，强调时间上的最少消耗，等同于“诉讼及时”。错误成本是美国法学大家波斯纳提出的概念，强调人们在追求正义、实现客观真实过程中不可避免所犯的错误所支付的成本。例如错判的国家赔偿，上诉或再审改判时所支付的多于一审结案的成本。诉讼的经济成本也可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两类。公共成本即国家为完成其社会管理的义务，维护统治秩序而投入的司法资源。国家握有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关系的主动权，可以通过各种灵活措施调整公私成本的负担利益分配。当诉讼案件数量激增、司法资源供给不足时，国家可以增加诉讼费用，提高私人成本以抑制滥诉;当诉讼涉及公共利益，或者诉讼程序成为民众不可企及的奢侈品时，国家可以减免诉讼费用，简化诉讼程序，增加公共成本投入，以换取民众对司法的信赖。这就是所谓的“成本政策”。在现代社会，成本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对诉讼效益进行调节的有力杠杆。在运用成本政策提高我国司法制度效益时应强调两个标准:努力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解决争端的程序应迅速。

2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2.1诉讼收费过高及结构不合理

诉讼收费是国家将诉讼成本向当事人转移，提高私人诉讼成本，从而降低国家公共成本投入的方式。对民事案件收取费用是国际通例，问题是我国的诉讼收费标准过高。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我国的诉讼收费高于发达国家。第二，我国诉讼收费增长远远高于我国同期GDP的增长。以财产案件为例，1989年我国当事人支出的案件受理费平均增长3.5倍，而同期我国的GDP只增长了1.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增长了1.3倍，国家将大部分的审判成本转嫁给了当事人。第三，我国诉讼收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严重的超比例征收情况。人民法院往往规定各类案件的最低收费和加征收费。以湖南湘中某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为例，法定的收费为50元一案，执行中却收费达700元～800元，超标14倍～16倍。

我国诉讼收费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第一，一审和二审中实行同额收费而非差额收费。由于二审当事人的请求标的额和争议范围普遍小于一审，法院在二审中的判决也往往只是一审的一部分。这样，二审的诉讼费用应小于一审。例如，一审中原告要求被告给付100万元，一审部分胜诉，获赔80万元，法院收取诉讼费用3万元。原告上诉时又对另外20万元提出给付请求，这时法院收取诉费只应就这20万元征收相应款项3 000元。这是国际通例。但我国现在的做法是再收3万元。这无疑不合理地加重当事人的负担。第二，调节制度与裁判结案的收费不分。各国的做法是为了鼓励调解或和解机制，一般调解的收费明显低于裁判。实际上由于调解制度的简化便利，法院应用调解的成本本来比裁判结案低得多。第三，法律援助制度中律师承担了全部义务。法律援助通过将弱势群体的诉讼成本向第三者如国家、律师等转移而充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我国的法律援助现阶段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对其现实的渴求，原因之一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是将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转移给律师。而后者显然单独难以支撑整个援助制度的庞大费用。

2.2部分诉讼程序的周期过长

时间也是一种司法资源，不合理的拖延与成本的最小化追求相悖。诉讼周期越长，当事人投入诉讼的人力、物力、财力越多，纠纷在社会上存续的时间也越长。这既造成当事人难以忍受的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又带来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鉴于此，西方各国在二战后普遍将缩短诉讼周期作为程序改革的重要内容，有的国家如美国、日本把“迅速审判”规定为当事人的宪法权利。

我国的诉讼拖延主要表现是刑事诉讼的超期羁押问题严重。例如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按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最长可达7个月之久。而我国还存在着因审查起诉和审判合一而导致的无限期羁押问题。且不用说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种时间的拖延就足以使我国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荷。看守所、监狱的硬件设施建设无法得到保障与这种司法资源超负荷运作有直接关系。

2.3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仍待进一步完善

简易程序就是对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特定案件不采取普通程序审结，而将普通程序简化便利，从而达到诉讼的效率。针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不足，结合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学界的共识是引进“辩诉交易”和“处刑命令程序”。

所谓“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是指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问题所进行的协商和交易。通过这种协调和交易，被告人放弃获得对抗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降低对被告人所控罪行的严重程度或所请求的量刑幅度，这样就使案件不经法庭正式审判而得到迅速处理。

处刑命令程序(the penal order)是大陆法系国家在一些简单、轻微案件中所适用的简易刑事审判程序。在这种程序中，法院或法官只对检察官提出书面申请和案件进行审查即可对被告人处以罚金等轻微刑罚，而不再进行正式的法庭审判程序。目前，这种简易程序被德、法、日、意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

2.4我国诉讼的替代程序不完善

由于诉讼程序负荷过重，西方国家普遍在诉讼程序以外设计了大量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程序。如仲裁、调解、和解、行政裁判等民间的或行政性的替代程序。替代程序的特点是将法院解决纠纷的公共成本转移到其他纠纷解决机构身上，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我国现阶段对这一制度的利用还方兴未艾。

3实现“效率优先”的改进措施

如上所述，我国司法制度实现“效率优先”的主要思路是成本政策，就是在“兼顾正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小诉讼成本。

(1)完善诉讼收费制度，促进诉讼收费结构合理化、低额化。国家财政应考虑适当加大对法院系统的诉讼投入，法院内部应完善收费制度，禁止地方法院违规滥收多收诉费的做法，适度降低适用二审和调解程序结案的当事人的诉费，国家设立专项基金抵偿律师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部分遗物支出。

(2)严格规定和切实执行刑事羁押的最长期限，对确需延长羁押的情况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赔偿被错误超期羁押的公民时考虑追究事实羁押措施人员的责任，加大看守所和监狱机关的硬件设施建设。

(3)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简易程序，引进辩诉交易程序和处刑命令程序，实现对简单案件的简易化、高效化处理。

(4)学界应进一步展开关于替代程序的讨论。通过完善和建立如仲裁、调解、和解等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将诉讼成本从国家和当事人移向民间组织，降低诉讼成本。

4结语

近5年间，从我国受理一审刑事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7.9%;从受理经济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12.2%;从受理民事一审案件来看，平均每年上升9.9%。我国的诉讼案件数量急剧上升。而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裕，对司法资源的投入总是有限的，总是跟不上案件上升的速度。况且司法资源具有高消耗的特点。特别是刑事审判，要耗费巨额财政收入，要比一般国家机关日常活动的耗费大。因此，探讨我国的司法制度或诉讼制度如何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探讨如何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加快审判活动的速度，避免不必要和不合理的拖延，对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效率优先”在诉讼制度中的实现必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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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诉讼利害关系人，民事公益诉讼立法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及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周楠在《罗马法原论》一书中指出“私益诉讼乃保护个人专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1]。笔者认为，所谓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团体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并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裁判的活动[2] 。由于这一概念较为清晰地概述了公益诉讼的主体多元性、公益性和法定性三个本质特征，因此较为可取。免费论文。

二、民事公益诉讼宪法思考

从根本上而言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人民更为广泛行使其政治权利提供了基础，为人们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公权力提供了新的途径。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民主在诉讼领域的体现,它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途径和司法保障，也为公民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提供了手段。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给人们广泛而真实的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途径。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也是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必有阶段。法治应包含两种意义: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遏制行政机关救济失效的问题，促进其更好的行使其自身的公权力，也可以实现全民掀起更为主动遵守法律和利用法律维护社会公益的热潮，加速法律之治的进程。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体例与立法模式思考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学界的共识，但是，就公益诉讼的立法体例还有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为，单独制定的公益诉讼法，第二种观点为，制定公益保障法，第三种观点为，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范民事公益诉讼，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公益诉讼类型，笔者更为赞同第三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公益诉讼并非独立的诉讼形态，无需专门的法律予以规制。免费论文。另一方面，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立法的方式已经足以实现制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根本目的。所以，无需单独制定的民事公益诉讼法，也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创造公益保障法。所以，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来规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更为可取。

那么，究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是散见于先行民事诉讼法之中，还是单独设立民事公益诉讼一章呢？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确立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原则，而民事公益诉讼的其他部分则采取单独设立一章的方式更为可取。因为，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最好不要打乱现有基本结构，从而维护现有民诉立法的科学结构。另一方面，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同其他制度相比较，本身就有其特殊性，特别是社会团体以及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诉讼程序上也与其他类型的诉讼存在明显差别，所以，从模式上而言，将其具体规定单独列为一章更为合适。

四、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草案

“诉讼程序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规范，这种技术、关系和规范都是由立法者根据一定的价值取向来进行创造和设计的。”[4]公益诉讼立法也不例外，作者在提出自己并不成熟的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草案时，在考虑程序立法本身的内在要求的同时，笔者始终将最大的限度的保护民事公益为价值取向，同时兼顾公平与效率，尽可能的防止借维护公益之名损害私人利益。

公益诉讼原则

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依据本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法院起诉。

民事公益诉讼法具体立法草案

第一条 检察机关为维护公共卫生、环境、生活质量、文化财产、国有财产、行业垄断等公共利益，可以针对侵害人或单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讼。

社会团体可以就本身职责范围内侵害公益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法院起诉。社会团体对于非自身职责范围内的简单公益案件提起诉讼的，须经检察机关同意。

公民经利害关系人同意，可以就行为能力缺失、严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等其他违法侵害公益的案件，以自己的名义为受损害的个人向法院起诉。公民不得对他人的婚姻诉讼案件提起诉讼。

第二条 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涉及范围较广的公益案件，法院应当在确定举证期限时，向公益案件影响范围内的公众公告。

法院在审理公益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一切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在发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未得到代表时应当为其指定代表人。

第四条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告知利害关系人有关事项，以让利害关系人选择是否参与诉讼。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应当将同意的意思表示以及是否同意起诉人或者诉讼中已选定的代表人的意思表示以书面形式提交法院。利害关系人不参与诉讼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不参与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可以不受法院判决的拘束。

第五条 对于检察机关和社会团体提起的保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案件，公益胜诉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已经生效的公益胜诉判决依法公告，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判决法院主张参照使用该判决内容。

第六条 起诉参照使用该公益判决内容的主体，必需证明自己与该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以及自身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法院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可以确定简易庭审程序，直接依据已经生效的公益胜诉判决作出判决书。

第七条 检察机关起诉的纯粹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败诉实体后果，由国家设立的专门公益基金会承担。但是，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导致的败诉实体后果，由检察院自行承担，检察机关可以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对检察院起诉的民事公益案件，如案件是因享有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的违法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败诉的实体后果由该行政机关承担。

因“利害关系人”无法起诉或不能起诉，利害关系人请求检察院支持起诉的案件，败诉的实体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

第八条 公民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应到检察机关备案，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支持起诉的，可以派员支持起诉，但社会团体已经派员支持起诉的除外。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之诉非经利害关系人同意，不能撤诉和处分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免费论文。

第九条 社会团体提起的涉及利害关系人的民事公益诉讼，败诉的实体后果由“利害关系人”承担。但是，社会团体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导致的败诉实体后果，由社会团体承担。社会团体可以向相关责任人追偿。

第十条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同级以上的政府部门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对于案情复杂的公益案件，除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二个月。

第十二条 在法律以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公益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公益案件的举证责任承担。

第十三条 起诉人以维护公益为借口恶意诉讼的，导致被诉人受到损失的，人民法院除可以判决恶意诉讼人赔偿被诉人的损失外，并可判处恶意诉讼人给予被诉人一倍到二倍的补偿。

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对恶意滥诉的当事人处以20万元以下罚款，罚款一律划入地方公益基金会。

第十四条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自然人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法院申请免收诉讼费用。经法院审查属于公益诉讼案件的，法院应当在立案时免收诉讼费用；对于被告败诉的公益案件，法院应判决被告全额补缴原告在起诉时免交的诉讼费。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胜诉的，被告应支付原告因此所受的律师费、保全费等办案费用支出。

第十五条 本章没有具体规定的，一律适用本法的其它规定。

参考文献：

[1] 周楠.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86.

[2]【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3] 俞雄武.激情与理性：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反思――从法律职业的视角剖析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02期。

[4]陈桂明. “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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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激励机制 司法保护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概述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时代，而现代公益诉讼则发端于美国。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标志着民事公益诉讼的诞生。?有学者将公益诉讼定义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违法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在这一前提下，依据的组织和个人的性质与地位，对公益诉讼诉讼进行了狭义与广义的划分。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又包括任何个人、组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即所谓“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讼的主体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被损害的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了全面有效地救济。我们宁愿相信，在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中增加公民个人这一重要主体更能及时、有效地维护现代工业社会屡受侵害的公共利益。所以，所谓公益诉讼乃是法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公民个人就损害或者有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的公民个人就严重污染或者有可能严重污染环境，影响大多数居民正常生活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的活动。

二、放宽原告资格限制

新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仅赋予法定的国家机关和有关组织原告资格，而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笔者将这种赋予法定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原告资格的理论称为“二元论”；将更为保守的仅将原告资格赋予法定国家机关（大多认为检察院最为合适）的理论称为“一元论”；而将流行于美国等公益诉讼较发达国家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理论称为“三元论”，这种理论较之“二元论”更为开放，即认为：不仅法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组织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而且公民个人在符合特定条件下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一）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检察院

笔者认为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法定的国家机关”就是指检察院。理由在于：从法理上来看，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这正是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保护者的体现。从实际效果来看，检察机关具备独特的优势：一是法律专业知识和诉讼经验丰富，能提高公益诉讼的胜诉率；二是享有一般主体所没有的调查取证权。在公益诉讼这类特殊的案件中，受到侵害的主体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自行收集证据面临很大困难，而检察机关可以利用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使侵害事实得到证明。

（二）法定的有关组织——公益环保组织

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法定的有关组织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该组织必须是严格按照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登记成立的，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有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次，该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所欲保护的利益应当与自己设立的目的相一致。所以，为避免可能产生的报复和滥诉弊端，不能允许任何组织都能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备原告资格的组织必须是依法注册登记成立的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为宗旨的环境保护组织。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国家相关部委每年确定一批具备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环保组织，并将名单公告。

（三）公民个人——被“遗忘”的力量

关于是否应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学界分歧较大。从新民事诉讼法来看，显然是采取否定论。但是笔者倾向于赋予公民个人以原告资格，并认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三元论”能最大限度发挥公益诉讼制度的预期作用，即最大限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将公民个人纳入公益诉讼原告主体之中，“能唤起社会公众的自我维权意识，激发人们与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能有效遏制侵犯公益行为的发生”。?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完善民事诉讼法时，突破传统的利害关系人理论，而采纳诉的利益说，以弥补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的不足，从而赋予与损害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原告资格。诉的利益说认为，在有关当事人可以通过审判请求获得一定的利益（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并有司法保护的必要性情况下，法院都应当许可该当事人作为正当当事人进行诉讼。诉的利益乃原告谋求判决时的利益，即诉讼追行利益。

但是，从防止滥诉、节约司法资源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对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设置前提条件，即采取前置审查模式，公民之前，必须通知环保部门或者检察机关，要求环保部门履行监管职能或者要求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只有在检察机关法定期间内不提讼的情况下，公民个人才能提讼。这一法定期间称为通告期。美国在《清洁水法》中就有类似规定。

三、构建诉讼激励机制

众所周知，一项制度再好，若没有相应的保障机制，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环境公益诉讼也不例外，需要一些保障其实施的配套政策与制度。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原告往往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诉。如何激发公众参与公益诉讼的动力，是使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实效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进行诉讼，不仅涉及到各种费用支出，还要承受案件败诉压力，甚至是利益对立者的威胁。而即使原告胜诉，因为其不是最终的实体利益享有者，所以其并不能（至少不能全部）享有胜诉判决结果带来的利益。所以，从直接结果来看，提起公益诉讼是一件非常不利己的事。为了克服这一现实困境，鼓励法定国家机关、相关组织，尤其是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公益诉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相关的配套制度构建。

（一）创新诉讼费负担模式

由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参照刑事诉讼，不收取诉讼费，因为检察院的费用支出由国家财政负担。但是，在被告败诉的情况下，案件诉讼费应该由被告承担。由环保组织或者公民个人提起的，则可于时申请缓交，法院在受理后经初步审查认为可能存在环境侵权事实的，则应准予缓交。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再根据结果来决定诉讼费用的承担。如果原告败诉，则由原告承担，原告此时可以申请环境公益诉讼基金来支付这笔费用。?该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既可以是社会公众的捐款，也可以是公益诉讼案件中对败诉的被告进行罚款的一部分，还可包括国家财政专项拨款。

（二）建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

当原告胜诉时，给予其适当的奖励，犹如一剂强心针或者兴奋剂，可以激励其对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提起公益诉讼。此时，可借鉴美国在公益诉讼制度中设立的利益刺激机制，建立原告胜诉奖励制度。对提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受保护的公共利益的价值或对社会的作用给予经济上的奖励。例如在公益诉讼案件获得胜诉之后，把公益诉讼案件中被告方所交纳的罚款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公益诉讼的原告及律师，鼓励其通过公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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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1.05.13

投资基金财产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属不同主体,基金财产为基金受托人一手控制，却又缺少监事会等内设监督机构，故相对公司而言，基金财产更易受侵害。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强化基金持有人权益的保护，正是本次修订的重点。新修订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将逐步拓宽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尝试增设公司型投资基金等，逐渐增多的基金形态，对基金持有人的权益保护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公司型投资基金中，基金持有人可以援引公司法律来保护自身权益，但对于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而言，基金持有人却没有现成的法律制度可以援用，这造成不同组织形式基金持有人的权利保护方式严重失衡。因此，有必要为契约型投资基金持有人创建一种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

公司法律制度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顺应了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的潮流，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已相继确立了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而在投资基金法律制度中，通过借鉴移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美国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公司型”投资基金中确立了派生诉讼制度，如今在“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中，也已有地方开始进行有益尝试。号称“公司注册天堂”的美国特拉华州，在1998年修订其州法典，率先创建了企业信托（Business Trust）受益权人派生诉讼制度。美国《特拉华州法典》所规定的“企业信托”是一种非公司制的法律主体，其采用信托法理论为基础，来构建组织治理结构，与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契约型投资基金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笔者考虑移植美国特拉华州的立法先例，同时借鉴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成熟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至于公司型投资基金，投资者可直接援用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故本文仅着眼于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派生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

一、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

纵观世界各国投资基金立法，无论是美国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英国及香港的单位信托，还是日本、韩国及我国现行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无一例外都采用了信托形式。投资基金的法律架构基本上是按照信托法律理论来构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财产信托关系，这已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形成共识。因此，虽然投资基金与传统信托存在些微差别，但都不能抹杀投资基金本身所具有的信托法律关系本质。故有学者认为，信托法律关系是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投资基金法律关系则是信托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投资基金（特别是契约型投资基金）属于广义上的信托范畴，这是投资基金的本质所在［1］。对于投资基金的概念，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投资机构说，认为投资基金是通过公开募集资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持有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组织。此观点系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一审稿中，参与立法学者的主流观点。二是投资工具说，认为投资基金就是汇集众多分散资金，委托专家统一进行投资管理的一种投资工具。代表学者为贺绍奇先生，具体参见：贺绍奇．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透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25-26?比?是投资方式说，认为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单位募集资金，基金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中国证券行业协会官方指导性观点，具体参见：中国证券业协会编．证券投资基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35四是投资集合说，认为投资基金是指由多数投资者缴纳的出资所组成的、投资者按出资份额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资本集合体。代表学者为刘俊海教授，具体参见：刘俊海．证券投资基金法（学者建议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2??

笔者以为，“投资机构说”更加符合我国投资基金产业化发展的需要。理由在于，确保投资基金高度独立性，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立法的核心理念，采用“投资机构说”，有利于保持基金财产的独立性，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同时，将投资基金定位于独立的民事主体，也有利于简化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更直观地体现投资基金的法律属性。

二、投资基金当事人及其法律关系

通常而言，投资基金当事人包括以下三方：一是投资者，即投资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和受益人。二是基金管理人，一般是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其在基金当事人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在整个基金运行中维系基金当事人的中枢，决定着基金投资的成效。三是基金托管人，即设立基金帐户、保管基金并执行基金管理人投资指令划拨资金，监督基金管理人运作的机构，根据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托管人必须是经批准的商业银行。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林越坚，李 俊：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比较法研究研究投资基金当事人，目的就是要廓清其法律关系，而要廓清基金的法律关系，则首先需明确我国投资基金的法律关系结构模式。关于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结构模式，学界主要存在“分离论”与“统一论”两种观点。“分离论”认为，投资基金的设立有两层关系，一为基金的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关系，二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而两层关系又以基金管理人为纽带，投资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发生任何关系，仅与基金管理人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以募集、购买的方式发生），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产生基金保管关系［2］。德国立法采用的就是“分离论”观点。很明显，此模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不利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为投资人与基金保管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当基金保管人滥用其保管权时，投资人无法直接运用诉权来保护自身权益。

而“统一论”的法律架构，则是以一个统一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为核心，结合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三方当事人，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该理论又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认为管理人和托管人作为一个整体与投资人发生关系，另一种认为三类主体间各自独立发生关系。日本立法采用的就是后一种路径，称为“一元信托”模式，其在整体架构上是以投资信托契约为核心，基金管理人在募集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之后，以委托人的身份与作为受托人的基金托管人签订以基金投资者为受益人的证券投资信托契约。据此，受托人取得了基金资产的名义所有权，并负责保管与监督，委托人则保留了基金资产投资与运用的指示权，受益人则依受益证券的记载享有信托基金的投资收益权［3］。此种模式虽然将三方当事人直接联系在一起，但是作为受托人的基金保管人只是消极地持有财产，无法起到监督基金管理人的作用，这导致信托关系错位，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周全。

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义务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同时又规定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见，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实际上是采用了“统一论”中“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作为受托人与投资人发生关系”的法律构架模式，管理人和托管人都是信托法律关系的受托人。笔者赞同此立法模式，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就是信托委托人及受益人，而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为共同受托人，各自履行职责，共同承担为基金投资者理财的重任。但我们也需注意到，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在执行受托事务时分工协作、互相监督，依信托契约各行其职，并非传统意义的共同受托，如果让二者对所有经营管理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显然有违法律公平正义精神。基于此，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明确规定，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分别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有二者共同行为造成基金财产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损失，才承担连带责任。

三、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之诉权

要借鉴一种法律制度，首先要找到其理论依据，然后才能谈论具体制度的构建。投资基金持有人要提起派生诉讼，首要问题就在于，基金持有人是否有权在基金管理人怠于行使诉权的时候，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就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的程序法理依据来说，关键应当是基金持有人的诉权问题。而要赋予基金持有人在基金管理人怠于行使诉讼权利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就首先要为其找到提起诉讼的权利来源。

诉权是指可以为诉的权利，它是指当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形式或法典化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后，为了阐明民事诉讼法学领域随之产生的当事人“因何可以提起诉讼”的问题而产生的理论［4］。关于股东派生诉讼的诉权性质，学界以公司制度为研究载体，存在多种观点：其一是债权人代位权说，认为股东因股份之持有享有利益分配请求权而成为债权主体，为保全债权，能够代位行使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债权。代表学者为柯菊先生，具体参见：柯菊．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诉讼［G］//林咏荣．商事法论文选辑（上集）?碧ū保何迥贤际槌霭婀?司，1984:345-356?逼涠?是受益权说，认为从公司财产的角度看，股东的实质地位是受益权者，股东以其受益地位可以要求公司行使诉讼提起权，如果公司拒绝了股东的要求，即意味着公司违反了对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股东因而可以代位公司提起诉讼。代表学者为周剑龙教授，具体参见：周剑龙．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G］//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61-279?逼淙?是股东权说，其认为公司的出现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结果，公司的最终所有人仍然是股东，股东的所有权以股东权的形式存在，对公司利益的侵害，必然同时又是对股东权的侵害，股东基于股东权被侵害的事实而享有对加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代表学者为江伟教授，参见：江伟，段厚省．论股东诉权［J］．浙江社会科学，1999，（3）：80-86??

笔者以为，“股东权说”适用于公司股东的派生诉讼，但如果从信托投资基金的范畴来研究派生诉讼制度，则“受益权说”更为合理。原因在于，从信托投资基金与公司形态的发展轨迹来看，公司制度和投资基金制度都是根据信托原理演进而来的，信托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发展成为公司，然后公司与信托两种制度相结合，才产生了投资基金形态 ［5］。而从股东派生诉讼的源头――英美衡平法上探寻，又可以发现，在信托法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诉讼形态，即当甲与乙订有以丙为受益人的信托契约时，如果甲不履行合同而乙又怠于起诉，则丙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此时乙为共同原告，如果乙不愿意被列为共同原告，则将乙列为共同被告［6］。这一诉讼形态与派生诉讼极为相似。故可以认为，派生诉讼就是由信托受益权人代位诉讼演变而来，受益权人代位诉讼是派生诉讼的初始形态，派生诉讼则是受益权人代位诉讼发展成熟的形态。因而笔者认为，把投资基金中的派生诉讼制度建立在“受益权说”理论上，更符合商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轨迹。

四、我国建立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基金业界，基金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管理人自律效果差、基金托管人监督独立性低等问题广泛存在，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为投资者建立一种有效的损害索赔机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70条第7款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持有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这表明投资基金持有人依法享有独立的“诉权”，这也为我们构建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依据。

美国投资基金及派生诉讼法律制度相对完善，其号称“公司注册天堂”的特拉华州于1998年修订其法典《DELAWARE CODE》,并率先在契约型投资基金中建立了派生诉讼制度，相关规定如下：

（一）第3816条：派生诉讼(derivative actions)本项内容系笔者自《私法学研究》原文英文资料翻译而来，原文资料详见：日本《私法学研究》第25号 ［G］．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私法学研究会，2001:179-183??

第1款：如果有责任提起诉讼的受托人拒绝提起诉讼，或促使受托人提起诉讼的努力难以奏效时，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有权为了企业信托的利益、依据企业信托自然享有之权利（in the right of a business trust）,在衡平法院提起诉讼，以获得有利于本企业信托的判决。

第2款：派生诉讼过程中，原告在提起诉讼的时候必须是信托财产受益权人，并且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A.在原告诉讼请求所针对的不当行为发生时亦是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或B.原告作为信托财产受益权人的身份依法自其他原告转移而来，或者根据企业信托创设文件的规定，由不当行为发生时具有信托财产受益权人身份的其他人转移而来。

第3款：在派生诉讼之前，原告应该事先表明其曾经努力促使受托人立即提起诉讼，或者就未作此种努力的原因予以释明。

第4款：如果派生诉讼全部或部分胜诉，或者诸如判决、和解之类的处理结果获得企业信托部分认可，法院就应判决对原告合理费用进行补偿，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如果此类结果同样获得了原告的认可，法院应从胜诉判决获益中给付原告同样足够的补偿，如果判决获益金额不足以补偿原告合理费用，法院应判决由企业信托财产对原告进行充分补偿。

第5款：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应受附加标准的限制，例如，在企业信托创设文件中预先约定，要求信托财产受益权人在提起派生诉讼时，应拥有规定数额的信托利益。

（二）第3801条：概念定义（Definitions）本项内容系笔者自《私法学研究》原文英文资料翻译而来，原文资料详见：日本《私法学研究》第24号 ［G］．日本驹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私法学研究会，2000:152-154??

第1款：企业信托（business trust）是非公司制法律主体。它具备以下两项要件：（1）要件一，根据基本创设文件(governing instrument)设立，为了信托财产受益权人的利益，由受托人根据信托创设文件的规定，对财产进行管理、控制、投资及经营，从事商业或专业活动。企业信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托类型：A?逼胀ǚㄉ系纳桃敌磐谢颉奥砣?诸塞信托”。B?备?据1986年美国联邦财税法第856条及其替代性条款规定设立的“不动产投资信托”。C?备?据1986年《美国联邦财税法》第860条及其替代性条款的指引设立的“不动产抵押投资信托”。（2）要件二，根据本法第3810条的规定制作了信托权益证书。

本法颁行之前及之后设立的此类团体均是企业信托，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企业信托可以持续经营合法的商业、专业活动。其经营活动既可以营利为目的，也可为本章规定的其他目的。

第2款：信托受益权人(beneficial owner)是指对企业信托享有特定利益的权利人。对该权利的决定和证明，应符合企业信托创设文件定条款的要求。

分析上述条文可知，美国的企业信托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不是公司型法人主体，并非美国通常采用的公司型投资基金结构模式，而是具有信托型投资基金的结构特征；第二，根据信托制度法律原理设计，由受托人为委托人的利益、按照信托法律管理财产；第三，范围广泛，涵盖马萨诸塞信托、不动产投资信托、不动产抵押投资信托等多种信托投资类型；第四，它既能以营利为目的，也可不以营利为目的。据此可知，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与企业信托的法律特征基本吻合，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实质上就是企业信托各种组织形态中的一种类型。既然企业信托受益权人有权提起派生诉讼，根据演绎推理，则契约型信托投资基金持有人也有权提起派生诉讼。特拉华州的立法例为我们探讨构建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提供了现实的立法参考。

五、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的当事人

投资基金具有不同于公司的法律架构，基金持有人与投资基金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同于股东与公司，故需辨证地借鉴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立法经验，并结合美国特拉华州企业信托派生诉讼的立法先例，才能构建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

（一）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的原告

《特拉华州法典》第3816条第1款规定，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有权基于企业信托的利益提起派生诉讼。在我国的投资基金中，只有基金投资人才能充当受益人，并不存在投资权人与受益权人分离的情形，故有权提起诉讼的人只能是“基金持有人”。但是，为防止诉权被滥用，基金持有人并不能随意地提起派生诉讼。在公司法上，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会对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设定若干限制条件，我国公司法就对股东提起派生诉讼作出了限制。参照我国《公司法》、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以及《特拉华州法典》的立法经验，可以考虑在以下几方面对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适当限制：

第一，需具备基金持有人身份。在公司法中，原告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时必须具备股东身份。美国法律规定，有权提起派生诉讼的人，必须是在被追究的不法行为或不作为发生之时就是公司股东，或者依法从当时股东那里直接受让取得股份而成为公司股东。这在学术上被称为“当时股份拥有规则”，目的是为了预防购买诉讼行为的发生。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除此以外，尚未对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身份作其他限制。《特拉华州法典》第3816条第2款规定，原告在提起企业信托派生诉讼之时，必须是信托财产受益权人，且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A.在原告诉讼请求所针对的不当行为发生时亦是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或B.原告作为信托财产受益权人的身份依法自其他原告转移而来，或者根据企业信托创设文件的规定，由不当行为发生时具有信托财产受益权人身份的人那里转移过来。可见特拉华州立法亦隐含“当时股份拥有规则”。因此，我们构建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亦可对原告身份作如下规定：原告在提起派生诉讼之时，必须是信托投资基金持有人，且原告在诉讼请求所针对的不当行为发生时亦是基金持有人，或其作为基金持有人的身份，基于法律规定及基金创设文件的规定，自不当行为发生时具有基金持有人身份的人那里受让而来。

第二，原告基金持有人能够持续、公正、充分地代表基金利益。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第23章第1条规定，若原告在行使公司或社团的权利时，不能公正、充分地代表与之处于相似地位的众股东或成员的利益，则不得维持代表诉讼。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美国部分州法律则要求派生诉讼的原告股东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必须维持其股票利益的存在，这被称为“持续利益规则”。持续利益规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股东在不能从公司所获补偿中受益的情况下，接受价值很低的和解，损害公司利益。《特拉华州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企业信托受益权人提起派生诉讼之后必须持续持有基金份额，但是比照公司法法理，基金持有人亦必须持续拥有基金份额，以保证其能够公正地代表所有成员的利益。至于某原告股东在派生诉讼中能否公正、充分地代表公司利益，可交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裁量。具体来说，可作如下规定：派生诉讼的原告基金持有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应维持其基金份额的存在，并且应当公正、充分地代表与之处于相似地位的众成员的利益；法院对于原告基金持有人的诉讼行为的合理性有自由裁量权。

第三，原告持有基金份额须达到法定比例。美国《特拉华州法典》第3816条第5款规定，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提起派生诉讼的权利应当受附加条件的限制，例如可在企业信托创设文件中预先约定，信托财产受益权人在提起派生诉讼时应拥有特定数额的信托利益。可见，《特拉华州法典》并未对原告持有基金份额的数额及比例作强行要求，而代以指引性条款，授权投资者们在投资基金创设文件中自行约定。这和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有所不同。纵观大陆法系国家，绝大多数都要求提起派生诉讼的股东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份。法国规定原告股东应该持有公司股份的5%以上方可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德国要求原告需持股10%以上，数据来源于刘俊海教授的论著，详见：刘俊海．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 ［G］//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6-119?蔽夜?《公司法》也规定，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才有权提起派生诉讼。这些规定目的均在于防止滥用股东派生诉讼，并确保派生诉讼中的原告具有一定范围的代表性。通过借鉴上述立法经验，我们构建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制度，也应对原告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作出强制性要求。考虑到我国上市交易的基金规模较大，可以酌情规定0.5%以上即可。

（二）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的被告

美国《特拉华州法典》并没有具体列明哪些主体可以作为企业信托派生诉讼的被告。而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关于被告问题，主要存在两种立法模式。以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股东派生诉讼仅限于追究公司董事的责任；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股东派生诉讼被告则不限于董事，其效力追及对公司实施了不正当行为的股东、职员、以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其责任范围与公司自身有权提起诉讼范围相同；在韩国，公司股东的派生诉讼除了针对董事以外，还可以针对发起人、监事、清算人而提起［7］。依照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法定情形的，股东可以对之提起派生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亦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我国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范围很广，包括了所有侵犯公司权益的主体，其范围与公司自身起诉的对象范围相同。

从股东派生诉讼的生成法理看，派生诉讼的被告是所有对公司实施了不正当行为而应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人。在投资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作为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受托人，对委托人即基金投资人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当然可以作为派生诉讼的适格被告。基金发起人在发起设立基金时，对所有投资者都负有诚信义务，并且实践中往往就是由基金管理人自己来担任基金发起人、主持基金设立事务。从常理推断，基金管理人不大可能对自身的不当行为提起诉讼，而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大可能对其提起诉讼。因此，对于投资基金派生诉讼被告范围，我们有必要借鉴我国《公司法》的立法例：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发起人有侵犯基金权益的行为时，基金持有人可以依法对之提起派生诉讼；其他人侵犯基金合法权益，给基金财产造成损失的，本条第1款规定的基金持有人同样有权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其他基金持有人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

派生诉讼制度作为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一种诉讼方式，如果原告基金持有人符合代表的公正性和充分性，则其他基金持有人就必须承受该判决的既判力效果。未参加诉讼却可能承受败诉后果，这对于其他基金持有人来说十分危险，故必须同时维护其他基金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美国法律规定，未起诉的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等同于集团诉讼的成员，类似于我国代表诉讼中被代表的原告方当事人，且美国的法官通常都允许和鼓励其他股东加入到原告队伍中来［8］。日本法律则规定，原告股东一旦起诉，公司或其他股东就不得就同一诉讼标的再提起诉讼，但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参加诉讼的其他股东的权利义务等同于原告股东［9］。 可见，在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其他股东均以原告身份参与派生诉讼。所以在投资基金派生诉讼中，亦可规定，其他基金持有人可以作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程序，其诉讼地位等同于原告基金持有人。至于原告人数众多的问题，可以采用共同诉讼中推举诉讼代表人的方式来解决。

（四）投资基金在派生诉讼中的地位

在派生诉讼中，原告基金持有人行使的诉权在本质上是属于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才是真正诉讼主体。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基金的权利，必须明确其诉讼地位。美国《特拉华州法典》未规定信托基金的诉讼地位问题，但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美国的公司是作为形式上的被告、实质上的原告参加诉讼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则以诉讼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笔者认为，因契约型投资基金自身缺少意思表达机关，无法像公司般独立参与诉讼，故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立法例，将投资基金列为诉讼第三人，便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六、投资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程序

（一）基金持有人提起派生诉讼的诉因

美国《特拉华州法典》并未细化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提起派生诉讼的具体诉因，而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0条则明确规定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禁止性行为，具体包括将其固有财产或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受益或承担损失的行为，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因此，上诉情形也足以构成基金持有人提起派生诉讼的法定诉因。

（二）请求前置程序

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各国一般都对请求前置程序作了明确规定，这在公司法上被称为“用尽公司内部救济”原则，目的在于方便公司管理层站在更有利于公司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我国《公司法》第152条第2款对股东请求前置程序作了相应规定，而美国的公司法律除了规定请求前置程序之外，还对免除请求前置程序的情形作了详细规定，大致包括：董事们是所诉的过错行为人、或在所诉的过错行为人的控制之下，董事们否认所诉过错行为之发生，及其已经批准此种过错行为。汉密尔顿教授对此有详细论述，详见：R. W. Hamilton．The Law of Corpations［M］．3rd ed. West Publishing Co.，1991:261-265.原告只要能够证明存在上述情形，就可以免除其请求前置义务。

美国《特拉华州法典》对企业信托派生诉讼的请求前置程序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其第3801条第1款要求原告起诉时需存在受托人拒绝提起诉讼的情况，第3款要求原告证明其曾经努力敦促受托人提起诉讼。相比较而言，美国公司法律对股东派生诉讼请求前置程序的规制更为完善。故可以借鉴股东派生诉讼的相关规定，规定：（1）信托投资基金持有人在提起派生诉讼之前，应事先以书面请求形式敦促受托人立即提起诉讼。如果基金托管人收到前款规定的基金持有人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基金财产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基金持有人有权提起诉讼。（2）原告只要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亦可免除请求前置义务：基金受托人是所诉的过错行为人、或在所诉的过错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基金受托人否认所诉过错行为之发生，及其批准了此种过错行为。

（三）派生诉讼的管辖

在诉讼实践中，管辖法院的确定事关诉讼能否有效进行。美国《特拉华州法典》规定，企业信托派生诉讼的管辖专属于衡平法院。我国《公司法》并未就股东派生诉讼的管辖法院作出特别规定，而根据民事诉讼“原告就被告”的一般性原则，诉讼应由侵权行为人住所地法院管辖，故管辖法院不恒定。在日本，其《商法典》规定，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管辖，其立法旨意在于方便公司其他股东以共同诉讼人身份来参加诉讼，提高司法效率。笔者认为，在投资基金派生诉讼的管辖问题上，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立法例，由基金管理人住所地法院专属管辖。因为投资基金规模大、基金持有人分布范围广，而投资基金管理人又是侵权行为的知情者，实行管理人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有利于法院调取案件所需的真实材料，方便对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取证，节约诉讼成本。至于派生诉讼的级别管辖，可以考虑由法官整体素质较高的中级法院来行使一审管辖权。

（四）诉讼费用的补偿

投资基金持有人提起派生诉讼后，可能胜诉亦可能败诉。如果胜诉，其胜诉利益直接归属于基金财产，原告也只是间接受益，如果败诉，则不仅需付出诉讼费用，还得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原告来讲，胜诉的利益与败诉的风险是不对称的，这严重打击基金持有人提起派生诉讼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在诉讼费用补偿方面建立一套激励机制，鼓励基金持有人为了基金利益，积极起诉。美国《特拉华州法典》第3816条第4款规定了企业信托派生诉讼原告胜诉之后的诉讼费用补偿机制，根据该规定，原告胜诉时，其诉讼费用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补偿范围甚至包括律师费。但是，对于原告败诉的责任承担，该法典并未予以明确。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世界许多国家对此有规定。英国判例认为，如果原告提起派生诉讼的行为是合理的，即使败诉，也可由公司对其诉讼费用进行适当补偿；日本《商法典》则规定，股东在败诉的情形下，如果没有恶意，对公司不负损害赔偿的责任。针对股东败诉的赔偿责任，有学者曾以英国及日本的立法经验为例，进行过比较，详见：周剑龙．日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G］//王保树．商事法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61-279?北收呷衔?，可以考虑移植美国特拉华州的立法，同时汲取日本立法经验，规定：(1)如果派生诉讼全部或部分胜诉，或者诸如和解协议之类的解决方案获得基金管理人部分认可，法院就应判决合理补偿原告诉讼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及误工差旅费；(2)如果原告败诉，只要其能够证明自己善意，就无需对基金财产承担赔偿责任。

七、基金持有人派生诉讼权利滥用的预防

通常情形下，基金持有人会出于善意、并以理性的原则来考虑是否提起派生诉讼，但并不排除部分基金持有人恶意利用派生诉讼以实现不正当目的。在公司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可资借鉴。其一，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即应被告请求，原告向法院提供诉讼担保金的制度。美国《一般公司法则》、日本《商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均对诉讼费用担保制度作了明确规定。美国《特拉华州法典》对此则秉承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传统，指引信托发起人在信托创设文件中进行约定。笔者以为，可以将诉讼费用担保制度进行明文立法，至于担保金的具体数额，可交由法院判断决定。其二，法院对派生诉讼的审查监督，主要表现为对派生诉讼和解的审查监督。派生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有所不同，原告是代表公司利益参加诉讼，诉讼针对的是给公司财产造成损害的不法行为，胜诉所得直接归于公司，故原告在考虑是否和解时，还必须考虑公司的利益。因此，由法院对诉讼中的和解行为进行严格审查，不可替代。

篇8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4）

摘 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成果的培育、配置和调控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专利因其复杂的技术性和诉讼程序、维权成本高等因素导致对其保护不足。专利保险是对专利保护体系的有益补充，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实施专利保险制度。我国专利保险经历了理论研究、试点运行和推广应用三个阶段，但目前仍存在着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严重依赖专利保险政策支持、保险人对专利保险新业务领域相对比较陌生等问题。因此，在推行专利保险制度过程中，应设计符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的专利保险发展模式，完善“保险公司——中介服务机构——企业”的专利保险运行机制，精细设计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专利保险产品。

关 键 词：专利保险；发展模式；运行机制；专利保险产品

中图分类号：D9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5－0106－08

收稿日期：2015－04－10

作者简介：潘灿君（1969—），男，浙江永康人，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于世忠（1962—），男，吉林长春人，浙江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刑法、知识产权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科技厅重点软科学项目“关于推进专利保险支撑产业创新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C25031；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知识产权保险机制的构建——以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为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LY13G030030。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技的迅猛发展带动了诸多领域的产业革命，也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已日益体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智慧成果的培育、配置和调控的能力。［1］因此，专利保护不足必然会给产业技术创新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出现“块状经济特点的制造业跟风模仿严重，集群产业恶性竞争屡屡出现”的现象。因此，构建专利保险市场运行机制，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应有之义。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各省市知识产权局正不断扩大专利保险的试点范围，并出台了诸多有关专利保险试点方面的政策。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我国专利保险试点经验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实施专利保险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专利保险制度的发展与我国的实践

保险作为现代商事制度，发源于中世纪欧洲，是商人自发筹集资金，以防范海上贸易之巨大风险而提供互助，渐而形成了合作社之相互保险。随着商事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保险从最初的合作互助形式逐步发展为现代商事保险，从事保险产业的商人在提供互助救济公益目的之外，不断拓展自身保险产品的空间，从财产保险到人寿保险，再发展到责任保险、保证保险。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社会的生产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西方人从个人中心出发，在谋求物质财富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下，迫切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商业活动中越来越多的风险，从而推动西方保险也从最初的互助形式发展到商业性质的保险形式。［2］

知识产权保险是指将知识产权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权益作为保险标的，由投保人向保险人缴纳一定的保费，当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一定保险理赔金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险包括专利保险、著作权保险、商标保险，其中又以专利保险发展最为典型，因此本文的讨论以专利保险为其范畴。

（一）域外专利保险的发展

专利保险最早起源于美国，其专利保险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成熟，积累了实施专利保险的经验。美国专利保险的保险产品主要有：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和专利执行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是保险人为被保险人因过失或者疏忽侵犯第三人专利权所产生的诉讼费用和财产损失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专利执行保险是保险人为被保险人维护专利权合法权益产生的费用承担的理赔责任保险。因为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相对比较强，美国的保险市场也相对成熟，所以，美国保险公司实施专利保险业务的盈利性也较为理想。Reyes，Jason A（1995）认为，保险为成本高昂的专利侵权诉讼与损害赔偿提供了解决方案。［3］

在欧盟，中小企业是其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但因专利的非物质性、技术性和诉讼程序复杂等原因，中小企业普遍感到专利维权难度较大，维权成本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对专利的保护，也给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欧盟组织意识到了专利保险对维护中小企业专利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积极探索专利保险的实施模式和具体方式，希望通过构建有效的专利保险机制分散欧盟中小企业专利维权风险，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专利维权困境。自1997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在欧共体内设立专利诉讼保险制度开始，2003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专门委托民间企业咨询机构Consultant Ltd．，European Policy Advise（以下简称CAJ公司）就专利保险试行进行专门调查所作的调查报告认为，应该在欧共体内部实施专利强制保险。在2007年布鲁塞尔会议上CAJ公司再次建议，应在欧共体内实施更广泛的专利保险，并应考虑采取强制保险模式。这种强制性的专利保险方案引发了巨大争议：从学理上看，专利侵权纠纷属于私法领域，政府不应以行政权力强制干涉；就实务而言，因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专利制度也有不同之处，因而强行推广存在着障碍。在欧盟成员国中，英国是专利保险实施比较好的国家，根据是否已经授权专利分别设置了专利申请保险和专利实施保险（包括专利执行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4］德国的专利保险制度分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和专利财产保险。德国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不仅包括诉讼费用和损害赔偿金，还包括法院判定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所产生的抗辩费用、专利无效费用、判令支付的专利使用费用。［5］丹麦对专利保险制度有独特认识。多年来，丹麦政府一直呼吁私营保险公司为丹麦市场提供专利保险。丹麦专利局主动提出在国内市场建立专利诉讼保险体制，向所有感兴趣的保险公司提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公开信息，并对专利保险产品有利于中小企业的设计提出建议。SAMIAN保险公司在丹麦推出通用专利保险，其承保范围包括：⑴侵权行为地国家的专利法承认的对投保专利的实际或怀疑侵权；⑵对侵权人提起的反诉的抗辩；⑶中小企业对第三方的意外侵权。经过丹麦的积极推广，专利保险从丹麦发展到卢森堡、澳大利亚和英国，并都由SAMIAN保险公司提供，这给欧盟改革专利保险制度提供了一个新选择。［6］

日本专利保险在政府扶持下逐渐建立起了商业保险的运行模式。日本知识产权保险包括专利权授权金保险和专利侵权保险。日本专利权授权金是指当第三人因信用风险（如破产、政治危险、战争等原因）无法及时向作为被保险人的日本企业支付授权金时由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专利授权金收入的损失，而后由保险人向外国企业追偿。日本专利权授权金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本国企业更放心地向外国企业授权专利使用权，这无疑有利于企业对科研技术的投入。近年来，日本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安田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和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公司还共同开发出专利侵权保险险种，其保险对象为发明、新型专利、新式样专利及商标权侵权诉讼的费用，被保险人包括专利和商标侵权诉讼中的权利人和侵权人。［7］

（二）我国关于专利保险制度的研究及其实践

保险是商业化社会的互助机制，也是金融业的重要分支。专利保险是通过金融支持社会创新，维护公平有序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专利保护体系的有益补充。通过专利保险的推广，能够引导和支持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降低维权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总结我国关于专利保险制度的研究和实践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⒈域外专利保险和我国实施专利保险可行性研究阶段。吴玫与朱雪忠（2004）分析了知识产权诉讼费用保险的提出背景、基本原理及其分类、适用与展望。吴玫（2005）、李雪梅（2005）、孙佩绫（2006）、杨德齐（2009）探讨了如何引入知识产权保险机制来分担知识产权权利人的风险，帮助中小型企业通过参与诉讼维护和实施其知识产权。［8］肖小锋（2007）通过对搜集的诉讼费用、案件结案情况等资料的分析，结合国际上的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提出了应面向出口企业建立政策性知识产权保险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知识产权保险制度需要解决企业风险管理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风险评估体系国际接轨、知识产权人才及评估体系四个方面的问题。高留志（2006）在阐释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及其缺失的基础上认为，根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和企业国际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国外企业控告我国企业侵害知识产权的情况将越来越多，为此，应建立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避免美国知识产权保险保费过高和大企业拖延诉讼削弱保险成效不足的现象。姚新超（2007）从我国众多企业面临发达国家专利壁垒挑战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开办专利侵权责任保险，认为应借鉴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示范合同做出相应规范。刘丁巳（2008）认为，知识产权已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点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但知识产权诉讼却成为了企业的沉重负担，因此我国也应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考虑我国国情，建议知识产权对外诉讼保险应以行业协会为主导，依靠政府的力量加以推动。周美华（2007）认为，知识产权保险在国外已经日趋成熟，其在分析知识产权保险基本原理和国外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提供多种选择的保险产品，扩大理赔范围，开发知识产权权利人为投保人的知识产权执行保险，引导资本实力强大，具有高端风险管理技术的保险公司和较多数量的投保人加入知识产权保险市场。孙捷（2009）在阐释国外知识产权保险发展、现状和分析专利保险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承保机构设立模式、投保方式和投保人范围、专利保险险种设计、保险条款设计和保险费率厘定、限陪方式和共保条款的基本模式的观点。蔡华（2010）从分析知识产权风险、风险管理、专利保险对经济的影响入手，借鉴美国和欧盟的专利保险制度，提出应从政府、保险人、投保企业三个层面来推进我国的专利保险。林小爱（2009）对国内外知识产权保险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阐述和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险制度，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保险的必要性及特殊性，主张应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下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宋来仕（2010）提出应在中小企业推行专利侵权责任保险。王学士（2011）认为，知识产权本身属性之不确定风险符合保险利益要件，对企业在自主创新中运用知识产权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提出应优先构建专利侵权责任保险制度和保险费用的先予支付制度。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将“知识产权保险体系问题研究”列入了其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指南中，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应用类项目中的首要项目。［9］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已经就我国实施知识产权保险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知识产权保险体系等进行了理论储备。

⒉在专利保险理论研究基础上进行专利保险试点阶段。我国专利保险实践起步较晚。佛山市禅城区于2010年初在全国率先推出专利保险，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将“专利侵权调查费保险”作为首个险种，理赔范围包括差旅费、公证费、律师费等。2010年12月，佛山德众药业有限公司与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签订了专利侵权保单，这是全国专利侵权保险的第一张保单。2011年3月2日，佛山市新概念磁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签订了专利侵权保单，为包括“一种除铁机”（专利号：ZL200410051946．7）在内的7件专利投保，专利的保费共计3400元。2012年4月20日，保险公司实现承诺，向新概念磁电赔付了价值20400元的第一笔保险金。这是全国首例顺利结案的专利保险赔付案件。获批开展全国专利保险试点后，禅城区加快推进试点工作，目前，首批21项专利已完成投保、承保手续。［10］国家知识产权局委托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公司）开展专利保险工作。2011年12月8日，人保财险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签订《知识产权资产评估促进工程项目》合作协议，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人保财险公司开展制定专利保险方案工作。

⒊总结专利保险试点经验并在全国推广实施阶段。2012年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江苏省镇江市组织召开专利保险工作研讨会并正式启动专利保险试点。2012年4月11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选取北京、武汉、镇江等8个城市作为专利保险第一批试点城市，首次实施试点的专利保险产品是“专利执行保险”，待条件成熟后，还将研究推出“专利侵权责任险”产品，在更大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保险试点工作。2012年11月30日，确定了第二批专利保险试点地区，试点工作得到了推广和升级，浙江省嘉兴市成为第二批专利保险试点城市。2014年2月26日，确定河北邯郸、上海奉贤为第三批专利保险试点地区（详见附图1）。在全国三批专利保险试点地区的基础上，各省市纷纷设立了省级专利保险试点区域，如浙江省嘉兴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专利保险试点地区之后，浙江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专利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试点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参保专利保费、专利保险信息平台建设补贴和创新专利保险种类奖励等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试点地区要建立专利保险信息服务平台，探索建立保险专家咨询制度和中小企业专利保险托管机制。［11］浙江省先后在温州瓯海区、杭州市、湖州德清县、湖州安吉县、湖州南浔区以及金华东阳市等地推广实施专利保险工作。

二、我国实施专利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我国在各个产业的专利拥有量不断增多。2014年12月1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的《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全球专利年申请量2013年继续强劲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在全世界近260万件专利申请中，约有1／3是中国提交的，其次是美国和日本。［12］与之相对应的是专利纠纷不断增多，且纠纷涉及的标的和影响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时间比较短，商业保险运行起步也比较晚，导致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实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等都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

（一）专利的技术性、授权性、保护范围的抽象性导致保险标的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由于保险公司运营经验不足和专业性不强等原因，致使试点运行的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专利作为典型的知识财产，相对于普通有形财产而言，具有技术性、授权性、保护范围的抽象性和专利客体的不确定性，专利侵权、维权都比较困难。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专利保险本来就是比较陌生的业务领域，且对各行业的专利也相对比较陌生，因此，保险公司在推广专利保险时谨小慎微，导致试点的专利保险产品比较单一，或者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使得试点运行的保险产品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二）保险公司试点专利保险时主要依赖于政策推动，专利保险市场化运行程度不高

专利保险是政策性业务，专利保险开始试行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政策的支持，专利保险的政策支持调动了企业单位参保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专利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但是过分依赖政府的主导、推动和保费补贴政策，也会影响保险公司自身专利保险商业开发作用的发挥，阻碍了专利保险市场化进程。如2013年江苏省的5个专利保险试点城市均实现了出单承保，共实现签单280件，保险金额1830万元，保费收入53．8万元。其中，镇江承保了131件，保险金额508万元，保费收入19．68万元；南京承保了2件，保险金额9万元，保费收入0．6万元；苏州承保了10件，保险金额68万元，保费收入6．95万元；无锡承保了95件，保险金额40万元，保费收入14．9万元；南通承保了42 件，保险金额24万元，保费收入10．6万元。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南通、镇江等地的政府部门都制定了专利保险试点方案，出台了保费补贴办法。因此，上述保险费中有比较高的费用是政府出资的保费补贴。［13］

（三）专利的非物质性特点导致专利侵权成本低、维权难，专利保险产品出险的可能性比较大

专利是非物质财产，且其财产价值会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财产价值相对于普通财产评估比较困难，评估程序复杂，评估费用高，而专利保险评估前置程序又增加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故保险公司保费比较高，或者是保险条款设置比较苛刻，导致企业购买保险产品需求受到影响。

（四）保险公司对专利保险的新业务领域相对比较陌生，导致专利保险的推广运营比较困难

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机制、保险公司强大的资本实力和高端风险的管理技术是其专利保险市场化、商业化的基础。虽然我国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但是专利法实施时间较短，专利保护经验不足。例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2014年上半年专利执行保险的承保数量较前一年明显减少，主要原因是企业专利维权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投保的积极性。此外，企业对专利执行保险的赔偿范围也缺乏充分了解，在发生赔案后对专利保险产生了一定的误解，进而影响了投保的积极性。

专利保险是一项创新工作，由于企业的专利保险意识不强，使之成为推广的桎梏。专利保险作为新型的险种，企业的认知度和接受程度还需要一个过程，从目前投保企业数量来看，与我国专利大国地位不相匹配，与实际的专利保险有效需求也不相符。

三、推进和完善专利保险制度的对策

（一）专利保险发展模式选择

域外专利保险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运作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支持模式和以欧盟委托CAJ咨询公司提出但没有实施的强制专利保险模式。美国专利保险实施是以AIG等保险公司通过自身商业化保险产品的推销而运行的，日本是由经济产业省所属的行政法人——“日本贸易保险公司”开展专利保险，欧盟委托的CAJ咨询公司认为，专利保险涉及面狭窄、专利保险高保费低赔付率、中小企业潜在的专利保险需求多，因此，应实施专利强制保险。

专利保险发展模式选择是专利保险推广实践的顶层设计，要使我国的专利保险得到有效推进，必须设计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专利保险发展模式。为此，我国诸多学者对专利保险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探讨。林小爱主张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下构建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提出应拟设自愿性的专利申请保险和专利侵权责任保险。［14］宋倩（2014）对现有的专利保险强制模式、半强制模式以及欧盟的中小企业专利互助保险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目前专利诉讼情况以及专利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提出在我国应推行强制型或者中小企业互助的专利保险模式。［15］王娜加（2010）认为，基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商业性保险缺陷及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脆弱，应选择政策性知识产权保险。［16］王会华（2013）认为，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不宜采用纯商业保险模式来运行专利权保险，可采用政府支持方式设立政策性保险，再由政府初期支持的半政策性的保险模式逐步过渡到商业保险模式。［17］陈志国（2013）提出了强制型专利保险、半强制型专利保险和互助型专利保险三种模式，在对不同模式的优缺点及其不同模式的适应性进行比较后认为，强制型专利保险模式和互助型专利保险模式在我国为较好的模式选择。［18］

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以自愿保险为基本原则，以特定领域的强制保险为补充的模式。根据我国有支付能力的保险需求不足和有效保险产品短缺的客观情况，纯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专利保险难以实现“以众人之力分摊风险”的保险机制，采用自愿型专利保险可以借鉴日本的政府支持模式。我国在专利保险试点和推广过程中，应强调以“企业为主、政府政策支持和引导为辅”的专利保险发展模式。另外，针对我国参与海外参展和海外贸易的企业尤其是专利纠纷高发的领域，可以根据保险产品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我国产业利益的基本国情，对参与海外参展或海外贸易的企业实施专利强制保险，以加强对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二）对专利保险运行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专利保护范围是通过权利要求书中抽象概念来描述的，其必然导致权利边界模糊，专利权维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对此，保险公司也必然心存芥蒂。因此，保险公司对专利风险评估、专利检索分析、专利有效性分析、专利保险核保、专利保险费率评估、保险公司专利保险核保等环节都需中介服务机构的深度合作。试点和推行专利保险是知识产权与金融领域的创新，应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中专业人员的作用，探索保险公司、中介服务机构、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模式。

在专利保险试点过程中，我国佛山市禅城区首创并推行了专利保险合作社。该合作社是由保险机构、企事业法人单位、社会团体、专利服务机构组成的专业机构，负责专利保险的咨询、维权指导等工作。北京市中关村也对构建保险公司、中介服务机构、企业之间创新服务合作机制进行了有益尝试。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遴选出24家市场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优势企业首批试点专利保险，公开征集和遴选专利保险经纪公司、法律服务机构等专业机构，为中关村专利保险试点单位提供专利保险方案设计、投保、索赔等全方位的专业支持，推进第三方服务机制构建，形成了“人保财险——保险经纪人——企业”的专利保险模式，在率先试点的5个城市中独树一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19］

笔者认为，我国在专利保险推行初期应实施政策性保险，比较研究并不断完善佛山市禅城区专利保险合作社和北京市中关村的“人保财险——保险经纪人——企业”的专利保险模式，整合保险公司、中介服务市场、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企业各方力量和需求，突破专利维权困难的瓶颈，加强对企业的专利保护和管理，鼓励企业发明创造。在实施“人保财险——保险经纪人——企业”的深度合作模式中，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避免因权力寻租而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以免对专利保险推行带来负面影响。

（三）调研企业对于专利保险的市场需求，对专利保险产品进行精细化设计

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了专利申请保险、专利执行责任保险、专利侵权责任保险、专利许可保险、专利投资保险等专利保险产品。发达国家的专利保险实践表明，这些险种的拓展对专利产业化和专利保护具有深远意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开发并推广了《专利执行保险》（2012年5月）、《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2013年8月）、《专利人责任保险》（2013年2月）、《海外展会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2014年8月），目前正在研发《知识产权综合保险》、《专利权质押融资保证保险》。但这些保险产品还存在着承保范围过窄、保险门槛过高等问题，且单一性的保险产品无法满足专利保险多样化的需求。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3条保险责任规定：“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追溯期内，第三方未取得授权而首次实施本保险单列明的专利，被保险人为获取证据在承保区域范围内进行调查，并在保险期间内就其受到侵犯的专利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或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请求，或向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处理请求，该请求被立案或受理的，对于被保险人的前述请求在立案或受理前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调查费、公证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以下简称调查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但该专利执行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仅仅是对调查取证费用的理赔，没有将专利宣告无效程序的相关调查费、差旅费和诉讼费纳入到保险责任之中，显然无法满足专利保险的有效需求，只有对被保险人调查取证费用的理赔金，对于复杂的专利诉讼过程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专利保险市场需求，导致了保险人因对无形专利财产的陌生而对保险市场持谨慎态度。因此，应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对我国专利保险市场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精细化设计不同的专利保险产品，并且可以与其他有形财产保险、保证保险、责任保险等险种形成多样化的保险产品组合设计，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进而形成专利保险市场的良性互动。同时，在适当时机完善我国专利保险配套法规政策，为专利保险制度的推广和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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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诗瑶．专利保险制度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4．

［5］胡丽君．试论美德两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23－25．

［6］刘媛．欧洲专利保险制度：发展、困境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03）：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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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申报2008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通知［EB／OL］．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sipo20080529＿404738．html，2014－03－07．

［10］广东省知识产权局网站［EB／OL］．http：／／www．cstb．gov．cn／2013－1／201311685853．htm，2014－03－07．

［11］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网站［EB／OL］．http：／／www．sipo．gov．cn／dtxx／gn，2014－04－21．

［12］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资料［EB／OL］．http：／／www．sipo．gov．cn／yw，2014－12－30．

［13］201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全国专利保险专题培训班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的工作报告［R］．2014－09－01．

［15］宋倩．创新驱动战略下我国专利保险的发展模式选择［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

［16］王娜加．我国知识产权保险模式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50－53．

［17］王会华．我国专利保险法律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27－28．

［18］陈志国，杨甜婕．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我国专利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13，（08）：35．

篇9

论文关键词 审理程序 当事人 小额诉讼 程序简便 诉讼经济

小额诉讼制度起源于20世纪的美国，后来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这一制度，小额诉讼制度也渐渐成为司法救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于2012年8月31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这个法律法规中第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所派出的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的审理必须符合第157条第1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自治区、各直辖市和各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在百分之三十一下的就业人员，实行一审终审。这些条款的规定就意味着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已经正式成立，小额诉讼程序也成为我国多元化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各国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无不体现和追求快速、低廉、高效和便民的核心价值，因此也形成了不同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法律特征。

一、适用范围有限性

因为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是有限性的，我们从从各国规定看，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基本上被限定在一定的标准数额以内。我们对各国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分析，美国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州法院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相应地作出不同的规定，通常适用标准设置在1000-5000美元之间。英国的《民事诉讼规则》也有明确规定，提出了小额索赔审理制的适用范围，在第26条和第27条中可以看到，英国将诉讼请求标的额也有所限制，在≤5000英镑，如果发生房屋租赁纠纷和人身伤害纠纷案件，会让特殊规则来限制。在日本，他们的小额诉讼程序大都运用到诉额<30万日元的金钱给付请求，给付请求中不包含物的支付请求。在之前，我国把小额和轻微的案件归于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在新民事诉讼法是时候将标的额为直辖市、自治区和各省上年度就业人员的年平均收入在<30%的案件确定为小额案件，这种案件直接交给基层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所派出的法庭审理，适用于不同于简单程序的特殊程序。通过以上描述，诉讼标的的金额大小对速冻程序的选择适用具有重大影响，当事人面对小额诉讼，在追求的司法公正时，更加强调司法的效率。

二、审理程序简便性

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体现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小额诉讼以司法大众化为理念，而普通大众又缺乏对系统法律知识的了解，因而小额诉讼通常会按照常识化的方式进行。目前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均不同程度体现了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性。首先，美国法律规定的方式也与各国不同，英国的当事人不用遵循普通程序的方式，当事人只需要填写好小额法庭印制好的表格作为诉状就行。小额诉讼程序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进行审理，从而可见，英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审理时间和审理方式具有灵活性。美国庭审的方式也不拘泥与法定形式，通常可以把证据开示程序生省略掉，小额诉讼的当事人可以进行可口头或书面答辩，限制或禁止律师。庭审中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积极发挥法官的作用，不需要陪审团陪审，在庭审的过程中可以引诱当事人进行和解。庭审结束后，法官可以在庭审结束后立即判决，当然也可以另行判决，判决书可以不说明理由。其次，英国的小额案件在一般情况下是由当地的法院法官进行审理，当然，也可以让巡回法官审理。英国的小额诉讼程序的原则是公开审理，是否公开审理，法官有说话权。英国小额诉讼程序中，在前期准备阶段，法官可以直接说审理日程，审理程序为非正式，法官审理方式可以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程序方式进行。程序的的进行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调取证据时不需要宣誓。英国小额案件的审理的地点没有特殊规定，可以在当事人家中，也可以在法庭亦或是法官的办公室。最后，对德国的审理程序进行研究，德国程序的简化在以下四方面得以体现。第一，在进行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时候，法官和法院可以自由决定以什么样的方式的程序进行审理；第二，可以以书面审理代替不开庭。第三，在搜集证据以及审查方式上，就算是当事人提出要听取证言以及进行鉴定等要求，法官也可以要求证人或者是专家煮面回答问题，如果搜集证据时，当事人不在现场，那么可以进行电话里了解，调查取证；第四，小额案件的最终判决书可以只写明作为结论性判断，不用进行记载，这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95条的明确规定。

由此可见，小额诉讼程序简便、灵活的特性已经为各国认可，并形成制度性规定，使小额诉讼开展有法可依。我国虽然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确立了小额诉讼，但却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则，从而不利于小额诉讼的实行。

篇10

论文关键词：江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自主创新

在加入WTO及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施海外发展战略。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各国经济面临着重大挑战，发达国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江苏企业在应对境外知识产权纠纷上的缺陷与不足，制约了江苏对外经贸的发展。

一、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与作用

1．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当今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非常迅速，知识产权在世界经济、科技、贸易和文化中的地位空前提升，极大地促进了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立国强国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提高到振兴国家经济的战略高度，纷纷出台政策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以争夺或巩固其在全球竞争的优势地位。诚如学术界所宣称的，在现代经济状态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已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及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因此，跨国公司不仅重视发展境内的知识产权，更重视发展境外的知识产权。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公司在我国申请专利数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递增，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国75％以上的专利被发达国家抢先申请，形成新的专利壁垒和包围圈。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纠纷。作为经济大省的江苏，要在经济发展中继续保持优势地位，必须运用知识产权策略，不仅保护企业在境内的知识产权，而且要保护企业在境外的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2．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手段

知识产权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是企业的必备资源，而且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甚至生死存亡。近年来，江苏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有了进展，但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许多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松散、技术创新项目缺乏，而且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更多采取回避态度，造成企业知识产权在境外被侵权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企业，在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仅重质重量，而且善于运用知识产权策略。从国际环境看，江苏企业如不能采取更好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取更大利益。因此，制定适合江苏特点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是提高江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3．应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壁垒的需要

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发达国家凭借科技优势，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的趋势愈演愈烈，如美国的“特殊301条款”(special301)的实施，该条款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发展中国家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司法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该条款报复的主要目标。

江苏企业在应对国外知识产权壁垒方面无疑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2007年4月6日美国泰莱公司为了保持其在全球三氯蔗糖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以专利侵权为由，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3家中国生产企业展开调查。面对美国市场的知识产权诉讼，江苏盐城捷康公司为维护公司利益主动应诉，历时近两年，耗资2000多万元。2009年4月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盐城捷康没有侵犯美国泰莱公司的专利。2009年6月6日，由于美国总统没有行使60天的否决权，捷康公司在ITC专利调查中最终获胜。此案的胜诉为江苏企业应对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壁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说明将来只有越来越多的江苏企业像捷康公司一样，注重对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真正突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壁垒。

综上，加强江苏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是应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壁垒的需要。面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的激烈竞争及各国的知识产权壁垒，只有在不断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注重保护境外知识产权，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

二、江苏企业境外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的不足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起步晚，科技水平较低，现有的对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更是匮乏。中国企业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与水平不高，使其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作为出口大省的江苏，在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

“十一五”期间江苏省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年均分别增长55％和52％，均超过全国增幅3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2008年专利申请量达到12．8万件，历史性地跃居全国首位。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已位居全国前列，为江苏省科技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作出重要贡献。但这只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进步，法院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江苏企业在境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1．部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江苏有相当比例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不论有关案件是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均有着明显的表现。首先，这些企业不懂得或者忽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法律和规则，不尊重别国的知识产权。在江苏省法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相当数量的企业由于规模较小，知识产权管理不到位，产品缺乏创新，在走向国际大市场的过程中，主要利用国外技术、品牌为主，核心技术常常涉嫌侵权，从而引发众多知识产权纠纷。2008年，全省法院涉外知识产权立案51件，同比增加16％，案件标的也较大。如苏州地区受理的法国拉科斯特公司、德国鲁道夫公司、意大利古乔西公司等国际知名公司提起的13件侵犯商标权纠纷，涉案的江苏企业大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他们通过“傍名牌”获取巨额利润。其次，江苏一些企业缺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意识，他们只注重产品的质量，却忽视了自身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保护，处于有“产权”无“知权”的境地，直到自己的商标或者技术被人抢先注册或者申请为专利时才意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给自己的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有些企业在诉讼中认为维权成本太高，各种诉讼费用巨大难以承担。以江苏索普公司为例，在2007年l0月时该公司遭到美国塞拉尼斯国际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受到美国ITC的“337调查”。在该案中，诉讼成本高达100万美元，令公司不堪重负。但如果不应诉，就会面临败诉的命运，对于企业的形象和品牌价值是一种巨大的损毁。这种情况往往会让企业陷入两难的境地。

2．江苏关于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不健全

虽然我国有关于知识产权各个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关于境外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尚未制定，仅仅分散在各个部门法当中，缺乏统一性与协调性。鉴于这种情况，江苏省应该根据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以更好地促进江苏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江苏省2009年的《江苏省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引》，主要从企业遭受和被控知识产权侵权的维权策略、企业维权援助社会资源的利用、企业对外经济交往中知识产权风险的规避四个方面为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指导性意见。但这些意见多为司法程序上的建议，而且多适用于纠纷发生后的案件处理，并非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所在。在关于企业境外知识产权的应用、保护与管理、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相关的规定。

这种保护机制不仅单薄，难成体系，而且与江苏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远不能适应企业对外发展的需求，导致企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3．缺乏专业的境外知识产权维权人才

知识产权本身的专业性和涉外案件的复杂性使企业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增添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取证、鉴定和诉讼程序等方面。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仅要求办案人员懂得我国国内法律，熟练运用外语，更重要的是熟悉国际规则，熟悉当事国大量的法律条文，熟悉案件相关的技术资料。江苏的知识产权律师不少，但是既熟悉国际规则，熟悉当事国法律，又熟悉科学技术的专业人士不多，远不能满足江苏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在企业内部，由于一些管理人员知识产权知识缺乏、业务技能不强、专业水平不高，与人或律师沟通困难，使知识产权境外保护的难度进一步增大。以江苏常州地板专利案为例，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当初聘请我国专家前往美国参加诉讼，专家对技术非常了解，但是由于在外语运用方面不够熟练，法官也很难了解当事人的意思，给诉讼造成了很大困难。

三、国内外知识产权保护给江苏企业的启示

1．国内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经验

山东圣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橡胶防老剂、中间体RT培司生产企业。近年来其产品依靠自主创新，畅销美欧两大主流市场，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最大的RT培司生产基地。圣奥的崛起，打破了国际橡胶防老剂行业长久以来由德、美、韩、日等国化工巨头控制的局面，引起竞争对手的极大不安。2005年2月美国富莱克斯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申请对由圣奥生产的中间体RT培司，防老剂6PPD进行相关的专利侵权调查，即‘337调查”，并对其产品颁发排除令和禁止令，同时向俄亥俄北部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对此，圣奥公司勇敢迎战，通过无数次电话沟通及数百万的文件资料，圣奥向ITC提供了大量技术资料和说明文件，证明自己并未侵犯福莱克斯公司的专利，福莱克斯发表声明不再寻求针对其产品的排除令救济和禁止令。然而，2006年2月17日，ITC作出了初裁判定圣奥公司侵犯了福莱克斯公司在美国的部分专利，美国总统签发“有限排除令”，禁止圣奥的涉案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圣奥公司于2007年2月上诉至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最终在2007年6月3日，ITC正式宣布撤销由美国总统签发的针对圣奥公司产品的“有限排除令”，历时3年的维权官司终以中国企业的不屈抗争而胜利落幕。

圣奥案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自主、自信，坚定不移、寸“权”不让地抢占国际市场。圣奥集团的主营产品是橡胶防老剂，该产品的原有工艺生产成本高，污染严重，为此，“圣奥研发中心”经过多年不断的实验和改进，成功地自主研发出RT培司连续催化氢化新工艺，大幅度降低了防老剂6PPD和IPPD的生产成本，接近实现污染零排放，使圣奥的产品在质量、成本和环保等方面具备了充分的国际竞争力。圣奥案件还说明，企业要想彻底摆脱知识产权纠纷，在境外站稳脚根，防止外国企业侵犯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防御体系、应诉体系。不仅要在国内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更要在世界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相邻国家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以韩国为例，韩国是世界海外维权机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已经形成以企业为主，政府、行业中介等非政府组织和驻外经商机构共同参与的机制，积累了丰富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的宝贵经验。对其战略进行研究分析，对江苏企业知识产权境外保护策略的研究和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性。

首先，韩国为了鼓励中小企业保护境外知识产权，于2006年制定了《关于为了保护海外产业财产权提供审判与诉讼费用补贴的规定》。当这些企业在相关国家注册的财产权遭遇侵权时，可以得到韩国专利厅提供的侵权调查费、审判及诉讼费等费用的补贴。

其次，韩国在国外建立了多个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机构，为本国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如1997年设立的韩国专利厅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可以为本国企业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服务，根据《诉讼费补贴规定》负责向中小企业或者个人提供海外知识产权审判及诉讼费援助业务，并且出版发行各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维权指南，以保护韩国企业在海外的产业财产权。

四、江苏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1．建立与完善江苏企业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目前，江苏省的科技法规的制定已经走在了国内前列，但是在法规的范围与专门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有关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立法方面尚不成熟。为了江苏省科技的全面进步，江苏省政府必须制定与完善相应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

首先，要提高现有法规的可操作性。江苏省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战略、科技进步等的政策法规中都有关于境外知识权保护的规定，但并没有将其放在重要的地位加以详细描述。规定较为原则、概括，并且没有具体的措施办法供企业参照执行，缺乏可操作性。这对于对外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期待对外经贸更大发展的江苏省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必须制定较为详细的、有实践性的法规，比如在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资金扶持方面规定详细的补贴项目或者资金比例，以此来更好地保障和激励更多的企业主动保护境外知识产权。

其次，要注重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立法。知识产权法本身是一门涵盖范围广、技术性很强的法律，而境外知识产权保护还要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因此，要想取得对境外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必须针对知识产权的各个门类的不同特点制定专门性的法律法规。比如，在专门立法的范围上，可以制定《江苏省企业境外专利保护条例》、《江苏省企业境外商标保护条例》等。在立法的内容上，可以针对江苏企业主要的贸易出口国、结合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专门制定针对这些国家的维权和保护措施。

2．涉外企业系统实施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近年来，发达国家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积极的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即变防御为进攻，灵活运用知识产权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造有利于自我发展的竞争环境，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基于此，他们在国外积极申请专利，进行商标注册，其战略目标明确，策略要求细致，措施办法有效。而在江苏乃至我国，“中国制造，外国专利”的局面已经形成，它是制约江苏乃至中国产业升级的瓶颈。目前江苏贴牌加工企业较多，多数企业不够重视品牌创建，对江苏对外出口的长远发展极其不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实现由“江苏贴牌”到“江苏专利”的转变，关键在于对境外知识产权战略、策略、措施有一个通盘的考虑。首先，制定“立足于自身“的发展战略，通过“拿来主义”改造传统产品，或发挥已有的品牌优势，特别是对民族品牌进行开发和保护。在开发自主品牌方面，企业不仅要树立信心，具有敢于与海外企业进行竞争的勇气，而且要把握住具有民族特色的技术创新。其次，要注重对涉外商标的保护。我国著名商标屡遭国外企业抢注，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牟利，而是要阻止我国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根据商标保护的地域性规定，商标一旦抢注成功，被抢注商标的企业就不得在该国或该区域内使用该商标，若违反则构成侵权。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被抢注商标的国内企业是放弃原商标另创品牌，或是高价回购，或是通过法律途径撤销被抢注的商标，都将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延缓其产品占据市场的时间以及降低市场份额。因此，对于涉外商标，江苏企业必须吸取“海信”商标在欧洲被抢注导致重大损失的教训，策略地运用自己的商标优势，谋求自主品牌在境外的销售和影响。

3．建立诉讼预警机制以提高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诉讼的能力

江苏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经常遭遇知识产权诉讼，暴露出在知识产权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方面的不足。有条件的企业应该自己建立知识产权诉讼预警机制，最大限度降低侵权风险。

首先，企业应改变仅仅寄希望于政府提供预警的观念，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应对策略，尤其是把知识产权海外预警与企业目标产品和市场结合起来，建立全方位的知识产权分析系统；其次，加强与相关法律部门的联系，建立企业应对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紧急机制，以求在遭遇国外知识产权诉讼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提供应诉方案；再次，企业在研发、生产过程中，要重视种种实验数据记录的积累并妥善保管好自身的研发、生产资料，以便在遭遇境外知识产权纠纷时能够及时证明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赢得知识产权诉讼；最后，在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