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原则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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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用；技术性；形式化；物化；信用利益

信用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以诚信任用人，信用使用。二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人的信任。即诚实不欺1.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内蕴要求，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在商事领域的体现，是商事组织和行为的道德基础，是对当事人利益的公平较量，在商法中应该具有基本原则的地位。“基本原则是规制规则的规则，它控制着法律规范的适用情况，使其每一次适用都能达到正义的效果。”2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市场经济关系的自然属性，是立法者设置有关市场关系的权利义务、创设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商法本质上是调整资本谋求价值增值的活动，这一活动具有营利性、经营性，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机制。商法将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3民法具有伦理性，关系人们的日常生活，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要求人们之间进行交往必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侧重于主观方面的要求，是人们的内心对于诚实不欺的道德信守；信用侧重于外在的行为方面，要求人们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讲信用。商法具有技术性，调整的是人们的营利性的财产关系，基本不涉及人身关系。在商法中，为了适应迅捷、快速的交易方式，保证动态的交易安全，体现效率的优先价值，更为重视外在的信用，难于直接地深入到诚实的层次。商法中的信用原则乃市场运行的直接要求，超脱于普通生活中的诚实。

一、确立商法的信用原则的依据

确立商法的信用原则的依据有三个：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信用原则的客观依据，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信用原则的主观依据。商法的技术性特性决定了商法中的信用原则的性质。

1.商法的调整对象是信用原则的客观依据。

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这种独立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这种客观社会关系及其内在要求是我们认识商法原则的出发点。社会的物质经济条件培植了人们的法律需要，又决定了法律的本质和内容，在立法中应该尊重和反映客观规律。“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制造法律，不是发明法律，而仅仅是表述法律。4”商事法主要规范发生在商事活动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经营发生的法律关系，商法确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在近代经济发展中，人们已将营利视为商的本质。这种行为不仅表现在买卖行为之中，也发展到批发商、货物运送、仓库业、银行业、损害保险业等，并且发展到与商业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身保险、旅客运送、制造加工业、印刷业、出版业等。”5商事法还具有独特的调整机制——营利机制。维护自然人和企业的营利是商法的宗旨。如组织企业，确立自由经营原则，充分利用票据、股票、债券、保险等手段，达到营利目的。

商法与民法调整商品经济的不同方面，民法反映商品经济的一般性条件，体现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基本前提要求。即：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行为自主自由。在民法关系中，人们交流物质直接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与生存发展具有更直接的相关性。传统民法中，民事主体假设为均质的人，地位平等，行为自主，意思自治，遵循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商法反映的是商品经济的技术性条件，是一种专业化的条件。对应的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属性，商人追逐利润的品质、市场经济扩张的性质，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商事关系中，人们所参与的是市场营利活动，这部分财产所运用的目的直接为营利，为个人发展和自我实现需要，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要求更高，这是商法中确立有限责任和交易形式化、技术化的依据所在。在商事关系中效益比公平更重要，或者说商法中的公平赖以实现和发展的基础是效益，在此，这两种貌似冲突的价值取向在资本增值、市场扩张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性，信用原则正是这种营利性关系的内在要求。

商事关系基本不涉及人身关系，以财产关系为基本内容，财产的用途以营利为目的。商法的繁荣以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以组织化企业为基础，规模有大小之分，市场能力有高下之别，商法关注组织化、专业化、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适应性与功能的优越性。商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以商事组织和行为中围绕营利活动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商法中权利义务的设置是以精明的商人、快捷的流转、巨大的风险为考虑的前提。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重视对于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取暴利。由于现代经济是大规模经济，需要集中大资金，利润回收需要多年，生产和销售常常是跨地域的，而在这种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有可能发生许多不测事件，投资风险很大。6商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行为和价值化的财产。在这种商事关系中，充分尊重人性中内在的积极进取、趋利避害的本能，不应该深入动机层次要求善意，过分施于道德禁锢；只能以外在的制度化、形式化的信用原则予以规制。

2.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信用原则的主观依据。

法律对于客观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以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为中介的，立法者的利益和取向影响法律制度的设置。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立法者自己的意志、愿望、要求和认识必须符合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形式所固有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以及法律所应具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7但法律不仅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还是按照一定的理想的模式来对于社会生活进行塑造，包含着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法律必须具有一定的内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价值准则，并与人类社会最低限度的价值观念保持一致。8商法的理念是营利，效率和安全是商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哈伦·斯通指出“法律是适应人们需要的一种人文制度，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以便适当地管理和保护政府所特别关心的那些社会和经济利益而予制定成法律，只有通过法律的合理调整以改变经济和社会需要，才能达到上述目的。”9现代商法的营利理念必须在市场活动中实现，信用是市场关系内蕴的要求。作为商事主体的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市场关系中的存在物，企业必须适应市场的四种机制：利益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并与市场机制具有呼应和互动能力，每一种市场机制都以信用为保障，信用是企业与市场的契合点。从法的社会功能上考察，商事法是发展法、动态法。商事活动谋求的是超过资本的价值并进行分配，商法设置并保证的营利机制，具有直接促进社会财富积聚和增长的社会功能；商事法律关系是处于组织状态和营运状态下的财产关系，商法所确定的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与市场发展的水平和状态有着直接的对应性，对于信用提出更高要求。一旦信用的缺失，在微观上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低下，最后被淘汰出局；在宏观上导致市场运行的阻碍和无效，经济效率低下，社会发展停滞。商法所追求的效率和安全基本价值目标要求信用原则予以保证。

3.商法的技术性特性决定了商法中的信用原则的性质。

商法具有突出的技术性特性，商事交易具有集团交易的的特征，商事契约常常是由不特定多数人的公众为一方缔结的。商法中的法律事实是通过以技术特性所表示的商色彩表现出来的，这种商色彩是从营利的投机买卖中演绎出来的特性，是以“集团性”和“个性丧失”为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10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基本的市场主体的企业是人们依法组织起来的营利组织，公法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引进商法，在商事组织和商事行为中广泛存在。企业法既是组织法也是行为法，性质上是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中私法因素所反映的性质要求是公法因素发挥作用的基础，体现为强行规范的公法因素存在的目的是为商事关系服务。技术性贯穿于商事关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技术本身是无色彩的中性物，但是，技术性的制度和规则设置必须接受信用作为价值指导；另一方面，技术性的制度和规则具有非伦理性的特点，只能从外在关系方面从表层意义上遵守信用原则。

二、商法中信用的特征

1.商法中的信用注重信用外观。

注重外观的作用在于保护交易安全，妥善的交易安全保护方式是商事交易快速、便捷的基础。商事关系中的权利外观是为了权利行使和制度运行的技术设置。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首先对于各种出资的具体形态进行抽象化，舍弃具体的表现形态，以货币表现为价值形态；然后，量化为等额股份，将股权与证券相结合，以股票的外观出现。商事交易奉行外观主义，以交易当事人行为的外观为准，而认定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现象中，本质和外观不一致的场合是经常出现的，依外观主义，法律行为完成之后，出于对于交易安全保护的考虑，原则上不得撤消已经完成的交易行为，对于当事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在商事法中许多方面贯彻了这一精神，并用具体制度加以落实。例如，公司债券是公司债的法定形式，公司不以公司债的形式形成的债务就不是公司法上的公司债。11由于商事交易注重快捷、便利，在快捷的交易中维护安全，注重形式理性的市场经济和法律制度将从整体上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和秩序。商法的交易迅捷是瞬息万变的市场所要求的，具体表现为交易简便性原则、短时效原则、定型化交易原则。商法上对于交易安全维护集中表现在商事交易条件的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及严格责任主义。

2.商法中的信用是一种物化的信用。

商事信用的基础是财产，信用的保障最后要通过法律责任来实现，商法中的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商品交换是将价值作为标准，不考虑交换者的地位和品行，在发达的商品交易环境中更注重物化的信用。我国公司法第3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全部资产不仅包括流动资金、商品，还包括厂房、设备、生产工具等固定资产，也包括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无形资产权，还包括土地使用权等其它物权。公司的成立、存在和运行均以资本为物质基础，传统公司法中强调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发起人在设立公司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资本总额作出明确地规定，并且，由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总额必须由发起人和认股人全部认足并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其功能在于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资本维持原则是指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应该经常保持与其注册资本额相当的财产。其实质是要公司以具体的财产来充实抽象资本，目的之一是为了保证公司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以达到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维护公司信用基础。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资本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变更章程，不得改变。其本意之一是为了防止公司随意减少公司资本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12减资会在事实上减弱公司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并有可能危及社会交易的安全，故必须衣法定的条件及程序进行。在我国，任何情况下减资都不能减到法定注册资本以下。13利润分配方面确定非有盈余不得分配的原则，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的财产基础和信用能力。

3.商法中的信用是一种制度化的信用。

商法中的信用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信用制度来实现，商事信用是在获得独立的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之后得以生成的。商法中的权利是抽象性的、技术性的，商法借助公法因素来实现制度化的信用。企业以注册登记为合法性认定之程序，其成立须以取得营业执照为标志。信息披露制度是商事关系中信用保证的核心制度，上市公司负有将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中介机构以社会公信人身份出现，提供资产评估报告与验资报告。信托制度的设计使人们可以将财产所有权通过交给受托人行使，克服自己运用财产能力的局限，获得更高的使用效率。商事交易的公示制度要求企业依照商法的规定，公开交易中公众应该知道的重要事项。在商法活动中当事人无不具有了解对方当事人的能力、资金、权限的动机。但是，如果依据当事人一方进行调查，则会遇到许多障碍，将公示企业交易事项制度化适应了商事信用制度化的需要，这些制度可以预防一般公众在交易中受到不测的损害。商事交易的要式主义要求商事交易形式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任何交易的当事人不得加以变更，通过商事交易的要式主义来维护市场信用和交易安全。为了促进当事人建立巩固的交易基础，确定交易安全，实行某些合同的定型化和商事文书规定事项的法定化。

4.商法中的信用是对社会公众的信用。

现代市场经济以跨越时空的非人情交易为典型特征，契约给人们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但是受制于专业分工、信息不对称决定了双方在议价能力上的不平等。商法中的信用形成并存在于“经营者——顾客”双向交流与整合过程中，信用的形成和维护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商事权利的存续状态要取决于竞争的自发调节。单纯的私法自治无法平衡巨大的商业和市场风险。私法自治指私法主体有权自主实施私法行为，他人不得非法干预；私法主体仅对基于自由表达的真实意思而实施的私法行为负责；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的适用。但是，商法中的信用是一种对公众和社会的信用，通过许多强行规范予以保证，从而使商法渗透了公法因素。公司法是公司形式变更的决议体现了全体股东意思自治的表示，然而，为保护市场经济安全，法律要求公司形式变更具备一定条件并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其对象就是社会公众，因为公众是潜在和实在的利害关系人，公司财务会计信息虽属公司内部事务，但涉及股东、债权人乃至社会公众的利益。

三、信用原则的表现

作为原则，贯穿在商事活动和商事立法、执法、守法的全过程，对于商法规范、制度具有指导作用。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1.作为商事制度和商事关系基础和内在的信念存在于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之中。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服从于资本的运动过程，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信用构成商事法律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基础，当事人打交道需要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互信与尊重。这种信任构成交易得以成立的起点和据以展开的基石交易的顺利进行必要要求引进信任机制，形成一套处理风险和信息的制度。14在原始的商品交易中为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因为受制于自然人具体生理需要和物的功能发挥的范围和过程，流转低速，注重产品的个性，信用存在于熟悉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易之中，信用要求较低。在陌生人之间展开的、跨地域、大规模、高效率交易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作为内在的信念存在于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之中。“即使公司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倾向于采取投机主义的行动的时侯，他们对声望可能怎样影响未来利润的关注也可以防止其采取这样的行动。”15.商事企业本身包含有信用要素。公司的存在和运行均离不开信用，依据公司的信用基础为标准，可以划分为人合公司和资合公司。人合公司中，股东个人的信用状况和社会影响是主要的，资本则处于次要的地位。交易者与公司打交道，主要是对于股东个人的信赖。资合公司中，资本信用程度、规模大小是主要的，股东个人的信用状况可以忽略不计。有限责任公司兼具有人合性和资合性，是人资两合公司。不出资的人不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如果一个人仅有资金可出，而与其它出资人不存在任何信任关系，也是不能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金的联合和股东间的信任是有限责任公司两个不可或缺的信用基础。16发行公司债，是公司负债经营的最常用的一种方式，由于公司债的特点及其发行方式的公开化，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防止不具备偿债能力的公司向社会滥发公司债，各国法律对于公司债的发行条件都有些具体规定。同时，市场信用水平成为衡量市场品质的标尺。

2.信用在市场中表现为一种信用利益。

信用在市场中表现为一种信用利益。西方少数国家允许以劳务和信用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在民事权利体系中，信用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资信利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利益从精神价值向财产价值不断扩充，成为一种与创造性成果权、识别性标记权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新型无形财产权。17商誉是商事主体对于信用追求的成果，商业信用积淀形成“商誉”，商誉本身是一种极具资产价值的“关系”。企业一旦拥有商誉，也就赢得了长期交易，等于获得了一个有组织的市场，从而拥有稳定而广泛的市场份额，也就具有了获得未来利润的能力。商誉一种现实的、能获取未来经济利益的“资产”，是一种具有私人财产权属性。18

3.信用的作用在于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

信用原则在司法中的作用在于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商事关系出现异常状态情况下，必须通过诉讼程序予以救济，法官及仲裁员处理商事案件时贯彻信用原则，主要体现在公平保护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其中“法律”既包含法律规范，也包括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在立法上，需要明确规定信用为商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应根据需要制定若干体现信用原则的具体条款。便于司法部门对整个司法过程运用，对商事关系进行监督和指导，以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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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伴随着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深入推进，市场诚实信用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话题，加之频频发生信用问题，使得市场经济中诚实信用矛盾和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要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使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起来，为此，加强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完善成为关键，本文基于市场经济体系下，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进行了再认识，同时对完善路径进行了探索。

论文关键词 民商法 诚实信用原则 完善路径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且基本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其充分展现了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自愿、平等、诚实信用以及公平等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其中诚实信用被称之为民事法律关系帝王条款，并受到司法实践和民法理论的高度关注，自从诚实信用原则被纳入我国民商法中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就诚实信用原则内涵进行了探索，对其内涵的争议也始终未停止过，尽管各方所持观点不同，但却具有不同的理论价值，并将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从各个不同的方向被揭示出来，但这也从各个角度将诚实信用原则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城市信用原则早期被成为“善意原则”，是一种来自罗马法的原则，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发展的转型，诚实信用原则也逐渐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同时也是我国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且因其重要性被纳入到民商法中。诚实信用主要是指当事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根据市场经济制度互惠性实施经济来往，同时在缔约合同时，彼此也要非常诚实，并严格按照彼此的合同约定执行合同内容。在对民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探索中，语义说、双重功能说和一般条款说等学说观点各不相同，但不同学说都有着不同的优缺点，但均纷纷表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行为进行规范的特点，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必须怀着城市善意的态度，严格履行自身的义务信守承诺，只有当事人之间的来往互活动遵从经济交易道德，才能够使利益矛盾得到平衡?。此外，诚实信用原则在填补法律漏洞上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在进行司法审判的过程中，若出现立法以来未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状况时，可结合诚实信用原则，给予公平的裁决，对当事人之间的义务权利关系进行调整，使判决更加公平。为此，我们可将诚实信用原则定义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民事主体应当遵守诚实守信，在行使权利时，不得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同时在履行自身义务时，应当以诚实善意的态度，其不仅具有道德规范作用，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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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合法峨实信川原则小仪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实质上足与介同丰}j关的一切行为法律化的诚实信川的道德要求．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追求公平公正，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反映了法律对道德准则的吸收。下面，本人试图专就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问题作简要论述，以求就教于方家。

1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属性

对于合同法而言，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法律原则，而且是道德准则，其道德属性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抵御自然和异类侵害的能力相当脆弱，为了生存，在合作中信守一定的约定即成为社会存在的第一需要。这种需要逐渐深入人心，并指导人们的行为，进而成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而易见，诚实信用原本是社会经济中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经济交往不断扩大，诚实信用的道德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加根深蒂固。特别是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人们保护社会根本利益的主要手段被应用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之后，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便得以产生。由于人们的经济交往多以约定的形式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就顺理成章首先在合同法中确立了。同时，诚实信用并非因其法律化而脱离道德范畴。大量的社会经济实践表明，人们决非只因法律的原因才遵守某些约定，善良的内心世界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往往起着主要的作用。

其二，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一定范围的社会基本道德。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道德要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也会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以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道德态度。但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关于道德问题的认识完全可能获得某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人们共同生存和交往的基础。美国学者富勒把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两个层次。愿望的道德是指关于幸福生活和人的力量的充分实现等方面的道德，违背这种道德是指一个人可能没有实现他的全部能力，我们不是控告他，而是加以惋惜和蔑视。义务的道德是指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许偷盗，不许奸、不许杀人放火，人们违反这种道德而受到谴责，并非由于他们没有抓住充分实现其能力的机会，而是由于他们不尊重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可见，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无关，而义务的道德则因其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而一般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诚实信用就是人们在经济交往中，尤其是在合同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属于义务道德的范畴。合同法将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确认，正是为了维护合同关系中基本的秩序。

其三、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了的基本道德准则。诚实信用作为基本的道德准则写入合同法，就成为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具有法律强制性。道德准则在进入法律领域之前，人们对它的遵守主要依据内心的认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等。而一旦道德准则进入法律的范围，具有了法律的约束力，便成为国家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并不得在合同中约定排除或贬损它的约束力。如果当事人违背了这种法律化的道德准则，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化的道德准则的遵守，整体来说，主要需要人们内心的自觉认同。与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规范相比较，它在实现的手段上只是多了在违反该原则时国家强制力的作用既然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很强的道德属性，并且是一种法律化的基本道德准则，那么该原则便是拥有法律形式的道德准则，实质上就是与合同相关的一切行为中法律化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

诚实信用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首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善意真诚、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和公平合理的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状态。13常生活中人们关于不说假话、说话算数、信守约定等道德信念，就是诚实信用的基本道德要求。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人们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彼此在生产中的协作和商品的交换。这涉及人们的根本物质利益，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此过程中显得尤其不可缺少。同时由于经济关系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及诚实信用对于维护经济关系的基本作用，凡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都把经济交往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加以法律化，也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来确保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经济交往中的实现．

2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

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以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为其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代的中国合同法不仅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经济条件的一部法律，而且还是一部深受社会道德条件影响的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饱含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结构所决定的有关诚实信用的具体内容中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内涵既包括一般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要求．又有若干自身的重大特点

首先．中国是一个道德大国，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众所周知，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道德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道德手段为主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使道德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处于非常优越的位置。道德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中评判一切是是非非的重要价值准则。其中，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更是源远流长。当代的中国合同法是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产物，理所当然深受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在中国的文化谱系中，道德处于优越的地位；在道德谱系中，诚实信用是为人之基本要求，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中，”正心”与”诚意”均可归于诚实信用的范围。因而，历经数千年熏就的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在中国文化的总谱系中位于根基的地位。而且，诚实信用的道德内涵早已深深植入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通过经验的观察，可以清楚地发现，人是具有共性的，如趋利避害，追求成功，以及生存、安全、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等。特别是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事实，比如社会公德的存在．更使我们不仅确证了人性的共同之处，而且发现了诚实信用道德内涵的主观人性基础。再如，社会生活中常见不够诚实的成年人，而这些不够诚实的成年人却以诚实要求自己的子女。这表明，一些中国人可能因某些社会价值的冲突而在行为层次放弃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但是在心理深处，依然固守”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所以说中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深厚的道德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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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第一论文 网（lunwen. 1kejian.C O M）选自《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5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本站将及时处理。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13-02

在我国社会主因市场经济发展中，民商法是一部重要的市场经济运行法律，很好地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内在规律，针对目前社会信用严重缺失的现象，我国立法者、司法者和法学界民商法学者不断研究和完善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与应用规制，逐步建立我国的《民法典》，从而充分发挥民商法体系中的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与等价有偿等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不断促进我国社会市场交易活动的诚信与公平。

一、商法体系中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体现

（一）债权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体现

首先，该原则体现在合同义务扩张方面中，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使得传统的合同义务内容逐渐扩张和深化，逐渐形成了以义务为核心新的法律内容，因而，为了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国家民商法体系中合同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内容也不断增加，而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使得合同法中当事人相对应权利的义务范畴也不断扩大，例如，最新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又如先履行抗辩权对应的后履行义务，同时抗辩权对应的同时履行合同义务，以及不安抗辩权对应的后履行合同义务和合同无效无需履行合同义务规定等方面，这些合同义务内容都是原有合同约定义务的基础上扩展而产生的，其最终的目的均是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共同实现合同约定的内容，达到公平和利益均衡的目标；其次，该原则还体在合同订立、履行及变更、接触原则中，第一，在特殊要约中，若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进行了非实质性的更改时，一般承诺有效，只有要约人明确表示反对或明确要求承诺不得更改要约内容的情形下，承诺不成立，该要约成为新要约；若承诺在到达要约人的过程中延误到达的情况下，即迟到的承诺和，此时法律为了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可以在要约人承认因外部原因而迟到的承诺时，视为该承诺有效，同时法律也为了保护要约人的利益也赋予了其否定迟到承诺效力的权利，从而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平；此外，诚实信用原则还体现在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发生了不可归责与双方当事人原因的情势变更，如果继续履行合同中的内容就会显失公平，此时法律为了彰显公平可以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且免除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从而避免双方的经济损失，保障双方的信用。

（二）侵权责任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在侵权责任法中的体现主要包括三种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也可称为公平责任）三元并立的归责原则体系，过错责任原则通过结合法律和道德的双重规范来评价和判断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不仅可以确保侵权责任归属及赔偿额分配的公平和均衡，而且还可以很好地维持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也也利于公平确定侵权责任主体和具体赔偿额分配，很好的保护了受害方和无过错方的利益。

（三）物权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体现

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内涵体现在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与不当得利制度中，首先，在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中通过公示物权和公信物权两种形式，来保障物权人的权益，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是指物权所有人在进行设立、转移物权的事实和行为时，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公示，做到物权变更信息的透明化，从而让第三人清晰了解该物权变更的情况，这样在物权公示和公证之后才能很好抵抗第三人，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发生物权纠纷，很好的保护第三人的权益，而且还可以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和市场交易安全秩序；其次在善意取得与不当得利制度中主要分为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其中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在财产占有人在不经过财产所有人同意基础上将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之后，若第三人是善意取得的，即不知道财产转让人没经过财产所有人同意情况的同时以正常的法律途径获得财产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善意第三人不需要将财产原物返还给财产所有人，而财产所有只能向财产转让人要求赔偿相应经济损失，从而很好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而不当得利制度是指没有合法依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依据的情况下获得不当得利时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此时若是善意获得不当利益，则不当得利人应该返还原物及其法定孳息，不需要给付损失，若是恶意取得不当得利时不仅要返还原物及其法定孳息，还应该赔偿物权所有人的经济损失，总之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当得利制度来保障第三人合法权益和物权所有人的权益，从而很好的平衡物权所有权保护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保持市场交易秩序安全、公平和稳定。

二、我国民商法中应用诚实信用原则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定义和界定不够清晰和明确

自从我国民商法体系中纳入诚实信用原则之后至今，目前对诚实信用原则内涵的定义和界定众所纷纭，使得现用的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很界定和定义不够清晰，缺乏统一的明确标准，而目前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定义界定的主流学说主要包括立法意志说、双重功能说和条款说，这些学说从不同方面来研究和分析了诚实信用原则内涵，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然而却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诚实信用原则定义界定标准，而且目前我国民商法中对诚实信用原则概念和定义也没有清晰的规定，从而也就不利于实际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正确使用来解决民商事纠纷。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落后与其他的基本原则

目前我国民商法已经明确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切民商事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尤其在我国债权法和物权法中体现更为明显，然而相对于民商法体系其他的公平、自愿、平等和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来说，诚实信用原则的序位相对落后，例如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制定基本原则包括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由此看出，诚实信用原 则的序位明显落后于其他三种基本原则，而在其他民商法体系中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序位也是排在最后，而这种排在最后位置的情形，使得诚实信用原则体现出明显滞后性，而且使得滞后性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其高度帝王条款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而不利于诚实信用原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

（三）保障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法律制度相对缺乏

当前我国民商法体系已经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指导地位，我国有有100多部民商法已经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重要的基本指导原则，而且还有400多部以上的地方民法也将诚实信用原则归入其指导原则体系中，使得诚实信用原则的覆盖范围比较广泛，然而目前我国保障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法律制度相对缺乏，而且从立法角度来看，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非常缺少，例如在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虽然在实际案例中采用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诚实信用原则缺乏具体的下位原则和法律制度来保障，而且在正式的合同文本规范中就没有写入情势变更原则及其适用情形，这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发展中还存在很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是信用体系的建设发展较为落后和缓慢，市场交易活动中的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整体很差，这就使得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交易秩序比较混乱，存在很多矛盾和信用缺乏问题，不仅出现了很多侵权行为，而且频繁发生了许多缺乏诚实信用和信誉的食品安全事件。

三、完善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应用的有效路径

（一）不断明确界定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概念

一般而言，人们是通过明确的概念和内涵来认识世界万物的，这就表明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概念是人们认识和使用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基础，而一切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即法律概念，是构成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而且是经过长时间的法律实践和研究而形成的常用的一种专门性法律术语的总和，法律概念在法律法规实施和具体的案件处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便于立法者参照法律概念来制定合理的法律文件和法律条文，利于司法工作者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正确对法律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彰显公平、公正和正义，还有助于社会公众通过认识诚实信用原则等法律概念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条文，以此利用法律途径和手段来进行维权行为，切实保障自身权益，促进社会市场经济主体信用体系的不断进步。

（二）加快完善《民法典》的进程，提升诚实信用原则的位序

目前我国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民商法率较多，而且还明确确定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行为指导地位，然而目前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位序位置比较落后，因而，立法部门应该加完善《民法典》确立的进程，进而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有效消除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立法者还需要不断提升诚实信用原则的位序位置。

（三）不断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主体信用体系，加强社会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力度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用淡薄问题和矛盾，从源头杜绝出现瘦肉精、奶粉事件等严重信用缺失事件，我国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要整顿和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现代的社会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因而，我国不断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主体信用体系，加强社会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加快出台切实保障诚实信用原则应用的具体法律制度和政策，从而加快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成熟，从而为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创设良好健康的环境。

（四）不断完善政府监督约束机制，加强诚实信用原则的执行力度

虽然我国已经确定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地位，而建立社会市场主体信用体系还需要政府的监督约束机制和强有力诚实信用原则执行力，因而，为了严厉打击和杜绝地沟油’三鹿奶粉信用严重缺失等事件发生和蔓延，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信用监督约束机制，不断加大信用探析建设和监督机制的公开、透明化，坚持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重视信用，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随之市场主体诚实信用问题和矛盾陆续出现，严重影响人们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因而，为了有效规范市场经济活动和促进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必须不断完善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内涵与应用规制， 加快构建优质社会信用的体系的进程，从而提升我国全民道德素养和诚信，从而充分发挥诚实信用帝王条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篇5

【论文摘要】：诚实信用原则一直为大陆法系民法的重要原则。在我国，不少学者将其谓之"帝王条款"，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文章诚信原则外延的界定和内涵的完整理解，以及其在民法体系中定位均提出质疑，并对问题作出解答。

一、如何界定诚信原则？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民法学界见仁见智。有学者认其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有的认其为交易上的道德基础,有的认其与罗马法上一般抗辩的意义相同,有的认其是对当事人利益的公平比较衡量,有的认其为极端抽象的名词,不如不加解读,采顾名思义为宜,有的认其为帝王条款,为全法域之基本原则。[1]私以为，要全面理解诚信原则应追根溯源，以诚信原则词义的理解为起点。诚信原则源出于一种理念，有学者把它称为"精神境界"[2]，其十分抽象。因此，将对诚信原则词义的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准确界定和理解诚信原则。以下从中外两方角度，对诚信原则原义作一些归纳总结。中国古汉语中，"诚"、"信"原是分开使用的，但二字古义是相通的。信的本义是真实无欺。《说文》:"信, 诚也, 从人言。"段注谓:"人言则无不信者, 故从人言。??言必由衷之意。"诚的本义也是真实。《说文》:"诚, 信也。从言成声。"后来，逐步出现了诚信连用的情况:《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 享于克诚。"《孔传》:"鬼神不保一人, 能诚信者则享其祀。"由此可见,"诚"、"信"在中文中的基本含义是真实可信。[3]一般认为，西方的"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Treund Glauben, 法语作bonnefoi。[4]德国人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 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 特别是相互信赖, 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5]英美法中的goodfaith, 常被译为"善意"。但查《牛津法律大词典》中bonafides 一条加括号"(good faith) ", 显然是将二者视为对应词。[6]其释文说:"任何人诚实行事, 不知道也无理由相信自己的主张不正当时, 即是bonafides 的行为。"另条解释Goodfaith 则说:"诚实的行为, 纵有过失, 仍属good faith 的行为。" 从词义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的诚信理念注重的是对本人的要求，" ……言必由衷之意"[7]足以表明诚信的自律性。而西方的诚信理念更重视社会性，强调本人行为与社会其他人（团体）的利益关系。两种诚信理念虽皆含有真实、诚实之意，但很明显两种诚信理念要现实的价值目标是有所区别的。应该说，在此，我讨论的诚信原则还仍处于道德范畴内。国内多数学者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从道德诚信逐步发展出了法律诚信，于是诚信原则兼有道德调整与法律规制的双重属性，融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于一身，使其不仅具有指导人们民事行为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平衡民事主体权利和义务的特别作用。[8]进而法律诚信的成为了诚信原则的核心内容，甚至等同于诚信原则。这个推理咋一看，逻辑严谨。然，如果深究，发现其难于自圆其说。我国现行民法基本源于西方国家，而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信原则也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即使从语义上讲,也不是源于我国传统意义的道德诚信,而是来自西方文化中的道德诚信。结合上述中外诚信词义分析，不难发现：诚信原则源于西方，基于西方理念的价值基础，且与中国全然不同，移植中国后，如何能强行按西方诚信理念解述？或是说，这样一个重要的民事原则如果不能依从于本国基本的道德伦理，其存在的意义何在？故，私以为，法律是可以移植的，但一国的道德伦理基础是不适宜移植的，外来法需要"本土化"。质言之，我们在界定该原则时，应考虑中国道德理念中诚信之内涵。也许这才统一目前众多关于诚信原则解述不一的出路。

二、诚信原则是否宜确定为民法基本原则

诚信原则是否适宜确定为民法基本原则也是学界一直争议的焦点问题，论证观点无非"支持说"和"否认说"两类。由于"支持说"多为名家力推，故为国内主流观点。如：梁慧星研究员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是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诚实信用原则应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并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谓之"帝王条款"。[9]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应将其作为民法的唯一基本原则。[10]但一直存疑的是，如果按目前国内主流的法理学观点为基础分析，似乎在推导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矛盾，分析如下：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效力贯穿民法始终的根本规则。要判断民法基本原则，其实就是要明确民法基本原则的外延。从民法基本原则的定义所揭示的本质特征出发，是否可将如下两点定为判断民法基本原则外延的具体标准：1、民法基本原则在内容上必须具有根本性。所谓内容具有根本性是指凡作为民法基本原则者其涵盖范围应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全部而不是市民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而非市民社会生活某一方面的根本规则。2、民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必须是贯穿民法始终的。这意味着凡被确立为基本原则者，必须是在民法的整个制度领域都能适用，而非仅在民法的某个或某些制度领域适用。[11]以此，我们试分析诚信原则。

第一、法律意义的诚信原则的渊源为罗马法关于债的履行中的恶意抗辩制度而来，而法国民法典也是将其规定在"债的一般规定"中。我国合同法第7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且许多学者在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时，也认为该原则应适用于合同领域，且主要是适用于财产性合同领域。如梁慧星研究员认为："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12]。又如张俊浩先生认为"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等的互惠性原理办事。在订约时，诚实行事，不欺不诈；在订约后，重信用，自觉履约"。

第二、从诚信的词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诚信理念的价值趋向为更重视社会性。试想，一个需要置于社会环境才能得以完好现实的价值，能摆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吗？而交易行为应该是这种交往中最主要且常见的一种。而从诚信理念的内涵来看，其也实难涵盖整个民事制度领域，如：婚姻家庭领域。

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将诚信原则定为基本原则的缺陷。当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学者将诚信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两个方面，进而提出在罗马法上有两种诚信："一种是债法领域的诚信，另一种是适用于物权领域的诚信"的学说[13]。此说在客观上，其实扩大了诚信在民事领域的覆盖面。然而此举仍不能排除的是疑点：1、尽管法律上诚信义务中仍有对人内心"善意"的主观要求，但仅凭这个主观判断是不足以实施法律强制效力的。最终的落脚点仍要看交易行为主体是否严格履行了不欺诈、遵守信用的义务。2、依此观点仍无法涵盖婚姻家庭领域。因此，我们认为，诚信原则应主要限于适用合同法领域，而不应对其作扩大解释。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进一步认为，诚信理念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均是一种重要的调整人行为的规则（指引）。但不适宜将其作为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而其的定位应为高于原则的法的理念，即诚信理念。

参考文献

[1] 魏振瀛.《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6页.

[2] 刘李明, 冯云翔.《法律诚信与道德诚信辨析》, 载《学术交流》,2003 年7 月,第7期.

[3] 苏亦工.《诚信原则与中华伦理背景》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

[4] 陈瑾昆.《民法通义债编·总论》,北平朝阳学院1933 年版, 第202页.

[5] 霍恩等著.《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 第148、150 页.

[6] David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Clarendon P r. 1980.

[7] 引自《说文解字注》的《说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

[8] 亚理士多德.《亚理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33页.

[9] 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4版.第171页.

[10] 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9页.

[11] 彭万林.《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第51-54页.

篇6

小二号、黑体加粗

分校(站、点)：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宋体、小四号字，1.5倍行距)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目 录

(项目字体为小二号、黑体加粗，内容字体为小四号、宋体)

写作提纲…………………………………………………………………………(1)

内容摘要…………………………………………………………………………(2)

关键词……………………………………………………………………………(2)

正文………………………………………………………………………………(2)

绪论 …………………………………………………………………(2)

本论：…………………………………………………………………(2)

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2)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 ………………………………(3)

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法律规则的辨析 ………………………………( )

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思考 …………………………………( )

结论 …………………………………………………………………(10)

注释 …………………………………………………………………………(11)

参考文献………………………………………………………………………(12)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写作提纲

(项名称：小二号、黑体加粗;提纲内容：四号、宋体)

一、绪论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认可，而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有关情势变更的直接规定。本文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究。

二、本论：(文章的主干，要点)

(一)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1、情势变更原则含义及沿革

2、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

(二)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

1、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

2、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效力

(三)情势变更原则与相关法律规则的辩析

1、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规则

2、情势变更与显失公平规则

(四)完善我国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思考

三、结论

(用1-2句话阐述)

情 势 变 更 原 则 初 探

陈荣杰

(标题小二号、黑体加粗、作者小四号、宋体)

【内容摘要】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持市场道德秩序，平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消除履行合同中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显失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情势变更原则虽然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未明确规定，但其与现行法律所规定和倡导的诚实信用原则一脉相承，诚实信用原则应作为情势变更原则的一项基本理论依据。除此之外，情势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规则、显失公平规则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同时又有许多根本的不同。完善我国的情势变更原则立法，规范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倡导合同当事人诚实交易，合理承担风险，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长期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情势变更原则 适用 不可抗力 显失公平

(项目名称四号、楷体加粗，内容字体为小四号、揩体)

(正文)(小四号、宋体，标题黑体)

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现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或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认可，而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有关情势变更的直接规定。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渐完善，情势变更原则作为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越来越显其重要;同时，由于情势变更原则所涉及的理论复杂性和各国在司法实践中的差异，有必要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究。

情势变更原则的基本内涵及理论依据

情势变更原则含义及沿革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势，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的变化，如果仍坚持原来的法律效力将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应当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作相应的变更乃至合同解除的一项法律原则[1]。情势变更原则实质与功能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商品安全交易。这一原则的确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下略)

【参考文献】(提示：以下1为参考论著格式，2为参考期刊中的论文格式)

1、苏惠祥：《中国当代合同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175页。

2、张散发：《浅议会计信息质量》，《财务与会计》，2005，2。

(下略)

篇7

[论文关键词]附随义务；表现形式；法律后果；完善建议

一、附随义务涵义之界定

关于附随义务的涵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见解。德国学者认为：在合同中蕴含着一系列旨在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权益的义务网络，而附随义务就是义务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学者指出：附随义务系“对于契约目的之达成并非不可或缺之给付”义务；我国学者王泽鉴认为：“附随义务，指为履行给付义务或保护当事人人身或财产上利益，于契约发展过程中基于诚信原则而生的义务”；韩世远认为：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存续及履行过程中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上述学者对附随义务涵义的界定角度包括：第一个角度是附随义务产生的理论基础；第二个角度是附随义务确保合同目的的实现；第三个角度则是附随义务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附随义务涵义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附随义务存在于合同整个存续过程中。而狭义的附随义务，仅仅存在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笔者认为，附随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存在于合同整个存续过程中，为确保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表现出来的通知、协助、保密、保护以及竞业禁止等义务。

二、附随义务之表现形式

依《合同法》第60条第2款的规定，附随义务表现为通知义务、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列举的附随义务不全面，附随义务的表现形式应包括：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保护义务和竞业禁止义务。

（一）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是为确保合同目的的顺利实现，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负有的互通信息的义务。比如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在向买受人交付货物之前，告知买受人充分做好接受货物的准备，就是履行了通知义务。关于通知义务，在《合同法》第60条第2款、第230条以及第256条都有明确的规定。

（二）协助义务

协助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一方协助另一方顺利履行合同，实现合同目的的义务。例如，为确保买受人能够顺利收到货物，出卖人根据货物的特性进行妥善包装的行为就是协助义务的生动体现。在《合同法》第60条、第181条和第259条，都有关于协助义务的明确规定。

（三）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是一项不作为的消极的义务，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在缔结、履行合同的整个过程中知悉的对方的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予以保密，不泄露给第三人的义务。《合同法》中的第43条、第60条和第266条都对保密义务做出了规定。

（四）保护义务

保护义务是合同一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负有防止另一方的生命、身体以及财产法益遭受损害的义务。最常见的例子是发生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乘客的保护义务。乘客在乘坐交通工具的过程中，如发生分娩、疾病或遇险等情况，承运人需尽保护义务，尽可能维护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五）竞业禁止义务

竞业禁止义务也是一项消极不作为义务，因其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别于保密义务，单独列出。例如，若一个业主一起出售了营业和商誉，条件是参加以后十年之内的利润分配，那么，至少在这十年间，他不得参与该营业的竞争。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附随义务的具体样态层出不穷。在附随义务的众多表现形式中，以上五项义务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应当单独予以列出加以分析的，以便于对附随义务产生更加直观和具体的认识。

三、违反附随义务之法律后果

合同生效后，对双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无论违反了合同中的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都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在附随义务中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是本部分着重解决的问题。

（一）归责原则

在我国民法中，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合同法》概括地讲是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至于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合同法中还没有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在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无论是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还是附随义务都属于合同义务，一旦违反其中的任何一项义务，就理应不加区分地统一适用合同法中的严格责任原则。第二种观点则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即主张采用过错责任原则，附随义务在合同义务群中相对主合同而言，毕竟处于从属性的地位，如果也适用严格责任原则，难免显得苛刻。因此，应当考虑义务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论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还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都太过绝对，应根据合同存续期间的不同阶段来确定归责原则。在合同履行前或者合同履行后违反附随义务的，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附随义务的，则采用严格责任原则。最后一种观点则主张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基于附随义务违反的事实，直接推定义务人有过错，如果义务人不能够通过举证证明其不存在过错，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反之，免责。实际上该观点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细化。

对于上述四种观点，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违反附随义务，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首先，附随义务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充分考虑了义务人主观上善意的注意，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若义务人违反了附随义务，应考查其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其次，附随义务的从属性决定了违反附随义务，宜采用过错责任原则。附随义务在促进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只起着辅的作用，如果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则明显地对义务人有失公平，忽视了义务人主观上的注意程度，导致双方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失衡。再次，在合同法分则中体现了违反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按照《合同法》第265条规定，很显然，承揽人违反保护义务时，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

（二）责任承担

违反附随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学界争论不一。有的学者认为附随义务作为合同义务群中的一种义务，理应承担与违反给付义务一致的责任，即违约责任；有的学者主张，基于附随义务特有的性质，违反附随义务应当承担一种独立的责任；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分别从合同缔结阶段、合同履行阶段和合同履行完成后的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去分析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承担。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因为笔者坚持从广义的角度去界定附随义务，认为附随义务存在于合同缔结阶段、合同履行阶段和合同履行完成后的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承担各不相同。

1.合同缔结阶段

合同缔结阶段的附随义务是先合同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彼此间产生信赖，并为合同的正式履行做了充分的准备。一方一旦违反该义务，则必然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因此，违反该阶段附随义务的一方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合同履行阶段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合同履行阶段违反附随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在构成加害给付的情况下，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该种责任既不同于违约责任，也不同于侵权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合同一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附随义务产生违约责任是一种常态，但如果造成了另一方人身以及财产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产生了加害给付，则导致义务人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两者上产生责任承担的竞合。

3.合同履行完成后阶段

合同履行完毕，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的应然利益转化为实然利益。此时，附随义务的主要作用在于协助维护合同双方既得利益的实然状态。如果违反了附随义务，则应当赔偿损失；若能继续履行，义务人还应继续履行。无论是赔偿损失，还是继续履行，都是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因此，合同履行完成后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承担应属违约责任。

四、完善我国附随义务之建议

附随义务制度已经得到我国法律的明文规定。《合同法》第60条与第92条被认为是关于附随义务的一般性规定；而具体性规定则表现在第181条、第230条、第256条和第259条等诸多条款中。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合同法》未对合同义务群中不同类型的义务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导致附随义务与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给付义务、不真正义务的关系模糊混乱，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附随义务的具体性规定不够具体，一般性规定不够一般。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附随义务制度。

（一）对附随义务做出明确界定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明确问题是什么，完善附随义务制度的起点则是对附随义务做出明确的界定。界定附随义务应该依据合同的性质以及交易习惯，尽可能地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在合同双方约定的义务之外，准确定位法定的附随义务，以实现合同中权利义务在双方之间的合理分配，兼顾双方利益。因此在合同法中，笔者建议应该不断将附随义务类型化，一方面增加一般规定中附随义务的种类；另一方面明确不同类型附随义务所适用的范围。

（二）完善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的一般性规定

我国目前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一般性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模式，列举了通知、协助和保密三种附随义务的形态。这种简单的列举不能全面地对附随义务做出概括，无法统筹指导分则中的具体规定。因此，应在合同法中设定专门的条款，对附随义务做出一般性规定。使附随义务的概念法定化，促进附随义务理论的传播；规范司法实务中法官对附随义务的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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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告知义务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保险法为投保人设定的重要义务之一。文章分别从告知义务的性质特征、构成要素以及违反告知义务的认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一、告知义务的性质及特征

从性质上讲，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主要属于先契约义务、法定义务。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它是如实告知义务。保险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经济补偿制度，它必须能够合理区别不同危险，正确计算出承担各种危险所需的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作为转移风险的手段，是以风险的大小和性质来决定保险人是否承保、费率高低、期限长短、责任范围的关键因素。尽管保险标的种类繁多亦复杂，但作为所有人、管理人、经营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知晓其全貌。若无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通常无法全面了解；如对保险人课以信息搜集、核实的义务，不仅费时、费力、增加交易成本，且难保准确。故为使保险人能准确评估危险、合理控制风险，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保险法必须对投保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

其次，它是有限性的义务。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告知内容的范围有限。有限告知主义又叫询问告知主义，是指保险人就应当告知的事项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询问，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仅就询问事项负有如实陈述或说明的义务。该理论已被各国保险立法和实务界所广泛接受，已经成为保险业普遍遵循的规则；二是告知时间的限制。首先，告知义务产生于保险合同订立前或定约时，亦即该义务发生或存在的期限以合同订立为界限；其次，该义务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但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不发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不利后果。

二、告知义务的构成要素

（一）如实告知义务中的主体

我国《保险法》认定的告知义务主体仅为投保人，而《海商法》中认定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我认为，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如实告知义务较为合理，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最了解，若仅仅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足以使保险人全面掌握保险标的的情况。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7条应作扩大解释，将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理解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文章中统称“投保方”)。

（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

第一，告知行为是否只能发生在要保阶段。我国《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法律对保险人因为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合同解除的时间限制。由于人身保险合同具有长期性，时间过久则不易查清投保方当时的告知是否属实，我国的不可抗辩条款仅限于年龄误报，而其他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没有规定。我认为，告知义务虽然是先合同义务，但对合同成立后的补充告知行为，法律也应承认其效力，从而鼓励投保方的诚信行为。另外，对于保险人因投保方违反告知义务而导致解除合同的，法律应设定除斥期间，以限制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滥用。

第二，若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则告知的内容只能是要保前的事实的告知,若投保人要保后保险人承诺前或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有没有补充告知义务。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所以，保险人决定承保的通知送达要保人时，保险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告知行为发生在要保阶段，要保后合同成立前发生的事实是否需要告知，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我认为，告知的内容应包括合同成立前的所有重要事项。因此，虽然投保方的告知行为一般发生在投保阶段，但在投保后合同成立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投保方应当进行补充告知，投保方没有做补充告知的，保险人可以主张投保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行使合同解除权。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

如实告知义务的内容不是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事实，而仅指“重要事实”。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实践中，“重要事实”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且对重要性的判断往往有很高的专业性，如果投保人因不知“重要事实”的范围，稍有遗漏即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进而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这对于负有告知义务的投保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违反公平原则。实务中的作法常常是保险人列出询问表或在投保书中列出询问项目,让投保人填写。

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认定

理论上一般认为，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应当同时具备主客观两个方面要件。关于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各国立法例多采过失主义，更有的国家将此种过失限于重大过失。我国立法对违反告知义务的主观要件也采取过失主义，将告知义务人主观上无过失的情况排除在外。

我们认为，由于告知义务的立法基础在制度上为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因此，在分析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时也应以此两原则为出发点。上述两种立法例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只考虑到诚实信用原则而偏废了对价平衡原则。以对价平衡观点考量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可以得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的事项与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而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则应与保险人增收保费形成一组对价平衡关系。因此，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投保的事项时，因该事项原属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的先决事项，所以不论事故的发生是否与该事项有关，保险人均应享有解除权。而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事项是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事项时，则在事故发生后,如果事故的发生与该事项无关，并且投保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则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合同，但可以增收保费。只有依照上述方法来认定违反告知义务的客观要件,才能保护上述两组对价平衡关系，并将诚实信用原则与对价平衡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主要发生以下法律后果：(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2)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3)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险人解除合同时，如果投保人未交保险费的,保险人仍可以请求其给付。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告知义务并非给付义务，而仅是附随义务而已，因此违反此项义务，保险人不能以诉讼方式强制履行，而仅能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特定权利即合同解除权，使投保人负担因自己违反义务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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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欣.保险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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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不正当竞争　法律界定

【论文摘要】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参与商品的生产、流通等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者，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逾越正常竞争领域，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竞争是无处不在，无事不在的．一方面．竞争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这是竞争的积极因素．但另一方面．竞争本身存在着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端．例如竞争带来的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地对利益的追求的各种行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有的领域更加严重和复杂．这就是竞争的消极因素．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不正当竞争。不正当竞争行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比较容易理解．它是一种在市场交易中违反诚实信用和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原则的行为。但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给它下个明确的定义却是一件不易之事。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不正当竞争所涵盖的内容很广．而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对不正当竞争的规范程度不同．因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界定也不相同；二是因为其多变且不确定的特点：三是因为这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定义标准。

不正当竞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19世纪末期出现的。最早使用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概念的是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第10条规定：”凡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1896年德国制定了第一个专门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专门法。该法和其后许多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下了定义。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在营业中为竞争目的采取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它包括所有的工商业领域中与诚实惯例相背离的行为和与普遍公认的商业道德相背离的行为。在美国．不正当竞争概念实际上就是不正当商业惯例的概念．由反托拉斯法规予以调整。前南斯拉夫的法律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任何有悖于诚实经营活动并可能损害其他企业、消费者及国民经济利益的行为。”西班牙法律规定：”凡以不正当意图利用他人努力而获取工商业信誉者．即为不法竞争。“葡萄牙法律规定：”凡竞争行为违反任一部门内的经济法规或诚实习惯者．均构成不正当竞争。”法国学者则定义为：”凡利用欺诈手段出售产品．以及厂商为了从他人现有利益中获益．促使他人商品及企业解体．并使其商业市场受到打击的行为．均视为不正当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商业行为。”从上述各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现代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是从诚实信用的商业惯例和善良风俗的反面来定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由于“善良风俗”．”诚实交易惯例“良好经营风尚”等标准并非法律上的规范术语．因此．各国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往往在一般定义之后罗列了应受处罚的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具体规定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该法中规定了商业交易中应遵循的自愿平等．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公认的商业道德之后．将”不正当竞争”解释为”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这一定义与国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定义基本一致。它包含了如下四层含义：一是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是经营者：二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三是行为具有违法性；四是行为具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危害性。应明确的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经营者不仅局限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人的直接竞争对手．还包括受其影响的其他经营者及其他行为人也纳入了范围。因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很明显地会发生在有直接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也会发生在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其他非同类商品经营者之间．它存在于所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者之间．因此不正当竞争行为具体是指参与商品的生产．流通等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者．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逾越正常竞争领域．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大体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从而应受法律制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常见的是经济活动中的一些侵权行为)：第二是违反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类行为以人们的公知力为辨认依据(常见的是那些法律没有加以规范调整．但有悖于商业道德标准和人们公认的诚信竞争规则的行为)第三是竞争的结果损害了竞争对手．消费者、或者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破坏国家需要维护的竞争秩序的行为(例如垄断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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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合同主体之间的活动越来越复杂，为了规范订立合同过程中，合同成立之前阶段合同双方的行为，降低交易风险，提高市场交易安全性，保证市场秩序和经济高效运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随之产生。本文首先简单介绍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以及确立，然后分别介绍了我国《合同法》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最后比较两者在这个方面的不同，强调在借鉴通则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推动我国《合同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改善。

【正文】

一、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产生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产生根据传统的合同法理论 ，合同法是关于合同的法律 ，有合同才需要合同法的调整 ，没有合同也就无需合同法的存在。同样 ，合同责任也仅仅适用于合同成立之后的合同纠纷的解决。然而 ，合同成立之前 ，因当事人的过错而使对方当事人蒙受损失的情况 ，是客观存在的。那么 ，此类情况下受害人的利益是否应予以保护呢？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的过法学家椰林提出的，1861年他在发表的论文《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之时之损害赔偿》中确立了他的缔约过失责任的基本概念，他在论文中指出，的过普通法过分注重意思说，强调当事人主观意志的合意，因此不足以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例如，要约或承诺的传达失实，相对人或标的物的错误，都会影响契约的效力，倘若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成立，那么，有过失的一方是否应就他方因信赖契约的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耶林指出：“契约的缔约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出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

二、缔约过失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发展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缔约过失责任已被理论及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立法上和司法制度上不同程度的采纳和适用，我国的合同法在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有益的立法经验和成功的判例学说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促使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我国法律史上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

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合同法》施行之前的《涉外经济合同法》与《经济合同法》时代已经产生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内容，当时这两个法律法规都规定了无效民事行为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而这项制度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责任承担方式是基本相同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的，应当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经济合同法》第十六条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如果双方都是故意的，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如果只有一方是故意的，故意的一方应将从对方取得的财产返回对方；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库所有。这都体现了缔约过失责任的精神，但是，这两个已经失效的法律仅仅描述了合同无效已经合同被撤销时的责任承担，没有规定合同不成立情况下，即在合同缔约过程中因一方的原因是合同未成立时对这一方责任的追究。而这一项内容又是缔约过失责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制定一部更加规范的合同法呼声越来越高涨，在广泛借鉴法律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基础上，结合原先三部旧的合同法以及民法，1999年通过并且施行了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内容里清晰的规定了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第四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的是缔约过失责任，填补了我国民法中无缔约过失责任明文完整规定的空白。众所周知，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我国的合同法不仅笑话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借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游资规则。

三、对我国《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解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促成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一方面促使人们在市场中大胆寻求交易伙伴，一旦遭受损害可以以缔约过失责任为理论武器寻求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提醒人们在从事交易准备活动时，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认真、诚实地对待缔约相对人，否则，因自己的过失可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笔者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涵义是，合同订立的双方，在洽谈的过程中，违背了先合同义务，没有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使对方蒙受了因信赖利益受损而遭受的损失，所以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需要承担赔偿损害的责任。先合同义务又称“前合同义务”或“先契约义务”，是指在要约生效后合同生效前的缔约过程中，缔约双方基于诚信原则而应负有的告知、协力、保护、保密等的合同附随义务。

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缔约过失责任中的损失主要是指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的损失范围的确定，学界观点不一。

四、《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PICC内容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定为，第2.15条（恶意谈判）， （1）当事人可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第2.16条（保密义务）中这样写道，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以保密性质提供的信息，无论此后是否达成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不予泄露，也不得为自己的目的不适当地使用这些信息。在适当的情况下，违反该义务的救济可以包括根据另一方当事人泄露该信息所获得之利益予以赔偿。

很明显，《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有比较狭义的描述，相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各国内法，包括我国的合同法，通则对于需要付缔约过失责任的一方所界定的违反的义务所涵盖的范围要小得很多，仅仅包括一方当事人进行恶意磋商与违反了保密义务这两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事实。其规定的违反义务方的主观要件仅包括故意，不像我国的合同法关于付缔约过失责任一方的主观要件规定为故意和过失，即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特别极具包容性与灵活性的法规。通则的制定过程不仅是一个借鉴和吸收各国合同法以及以往统一合同法精髓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多方面对传统合同法有所突破的过程。通则的此项规定来源于国际商事实践，经过各国学者运用比较的方法予以体系化和成文化，其立法的出发点是方便并尽可能地促成和承认交易的确立，它充分考虑到了由于国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不断变化的情势对国际贸易实践的重大影响，这种务实的做法反而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为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通则尽可能的鼓励国际商事主体大胆的去寻求对外商事贸易的机会，尽可能去寻找合同谈判机会和交易机会，去活跃整个国际商事市场，从而可以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在笔者看来，通则中对缔约过失责任中的先合同义务的规定更加具体与规范，为促使合同当事人应按照诚实信用和公正交易原则来行使合同磋商过程中的义务，对缔约过失的行为标准进行了阐述，即，“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以保密性质提供的信息，无论此后是否达成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不予泄露，也不得为自己的目的不适当地使用这些信息。”这对于有效指导合同缔约双方在缔约过程中的行为，有标准化、清晰的思路。

五、《合同法》与《通则》中关于缔约过失制度的比较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最近几十年在国际贸易和其他商务往来方面日渐活跃。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国际惯例、通则等游戏规则的接轨已经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的合同法的一些相关规则已经借鉴了一些世界先进的立法理念，在缔约过失制度方面，也应该在客观的比较与通则的区别之处后合理的改善。

首先，相较通则，合同法未能明确的规定合同缔约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要件，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仅列举三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三种情况，恶意磋商，隐瞒真实情况，以及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况且第三种只是兜底条款，什么是恶意，什么是恶意磋商，隐瞒真实情况的具体情形是什么，违反义务方的主观要件是什么，在哪一阶段适用，都没有在合同法中得到体现。具体情况会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的， 加之社会公共政策的调整、社会公众心理的变迁、审判人员理解水平的差异， 忽视先合同义务的原则性与统一性规定， 其适用时的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将先合同义务嵌入缔约国是行为中加以规定，似乎偏重于“事后”对合同相对方的利益进行救济，而对于订立合同行为过程中对双方当事人行为的指导缺乏清晰的规范。通则中，对什么是恶意有比较清楚地界定，对商事主体的行为能更客观的指导。

其次，从立法体系上来说，合同法的关于缔约过失制度的规定所占整个合同法体系上的位置没有PICC的合理、清晰。合同法中，第42、43 条放在了“合同订立”的部分，而将第58 条放在了“合同效力”中加以规定， 易导致分割规定之错觉， 即第42、43 条规定的是合同不成立之缔约过失， 而第58 条则规定的是合同无效、被撤销之缔约过失。并且，二是从先合同义务的角度来分析， 第43 条的保密义务与第42条的协力、告知义务应当属于平行义务， 没有单设一条款之必要， 更何况第42 条“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一兜底条款已包含了保密义务。相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体系，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第2.15条与2.16条，同是在通则第二章，合同的订立部分，这样比较有明了、清晰的体系，没有分割规定的错觉。并且，第2.15条描述了缔约过程中订立合同一方恶意磋商的概念并需要承担赔偿合同向对方因信赖利益而造成的损失的责任，第2.16条则没有重复性的规定缔约过程中合同双方的保密义务，轮廓清晰，语言严谨，没有重叠部分，语义畅通，在这一点上我国合同法也需要借鉴通则的立法精神。

再次，相较《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我国合同法内容里有一些概念界定的不够明确，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被恶意行为人钻法律漏洞。如第43条规定，将先合同义务里的保密义务，仅限于“商业秘密”， 对当事人保护不周全。商业秘密（Business Secret），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概括地说，不能从公开渠道直接获取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信息，即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是企业的财产权利，它关乎企业的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的甚至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如果仅限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现行侵权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刑法等法律的保护就已足够， 没有必要再在合同法别规定违反商业秘密的先合同义务。保密义务除了商业秘密以外， 还应包括技术秘密以及其他一切事关合同成立、生效、履行以及与经营有关而不为外界所知的信息。这里所指的不应透露的秘密在客观上程度应当低于“商业秘密”里所指的秘密，所包含的范围应当比“商业秘密”所涉及的范围要广。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里第2.16条规定的是“具有保密性质提供的信息”，这个采纳的词语就要比单单“商业秘密”所界定的范围要大。更加突出了通则立法精神的严谨，反应现实商事活动的灵活性。

综上所述，科学界定缔约过失责任， 是正确认识、把握及准确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基础和前提。相比起发达国家的立法已经超国家立法，我国《合同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规定还不够合理，应当在高度重视这个责任制度的前提下，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吸取《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经验，改善我国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方面的立法实践以及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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