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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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涉外管辖权完善

一、引言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其中利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国与国际社会的民商事交流将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必定是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不断增加。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纠纷，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及国际化的进程。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与国内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处理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内民商事案件的处理主要着眼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而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处理除了上述事项之外，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解决管辖权问题。因为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法律事实中至少有一项涉及外国因素，而不同国家的法律中有关管辖权根据的规定又不尽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因此，在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中，受理案件的法院有无管辖权便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涉外律师常说的一句话：“打涉外官司，先打管辖权，再打时效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最后才谈事实和法律”，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涉外民管辖权问题的重要性。

二、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

一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是一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核心。一个国家对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取决于它所采用的管辖根据。所谓管辖根据，系指一个国家的法院有权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案件的理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同法院地国家存在的某种联系。基于原则，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理由将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赋予本国法院。因此，不同国家的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便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冲突。关于我国法院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主要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程序法》及最高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之中，也散见于其它一些法律法规。总结起来，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根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地域”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属地管辖权，是指涉外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以一定的地域为管辖根据，由该地域所属法院行使管辖权。这是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管辖根据之一。也是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主要根据。作为我国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的“地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

所谓被告住所地，在我国是指被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则是指被告离开自己的住所最后连续居住满一年的地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以公民为被告时，如其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又根据该法第237条的规定，上述规定不仅适用于国内民事诉讼，同样也是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值得注意的是，原告住所地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主要是指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亦可成为我国法院行使涉外民事管辖权的根据。

2、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

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做法。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该原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之中。我们通过对该条的考察，不难发现，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①、在适用时应受到被告住所地的限制，只有当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时，才允许以标的物或被告财产所在地作为管辖权的根据；②、上述“地域”为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合同纠纷或其它财产性的权益纠纷，也就是说不具有财产内容的人身性质的争议，如人格、身份权、亲权等纠纷只能以住所地为管辖权的根据；③该管辖根据只适用于基于有形财产权（包括动产及不动产权益）而产生的争议，而因无形财产而产生的争议均不适用；④、以被告财产所在地为管辖根据还强调该财产能被扣押方能适用，也应意味着若被告在拟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国中的财产是依法不能扣押或价值过分低于争议标的金额时，不宜以财产所在地为行使管辖权的根据。

3、法律事实发生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及其它一些法律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法律事实发生地作为我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一般发生在合同、侵权等债的关系领域，而一般不适用于物权性质的争议。法律事实发生地，不仅仅指行为发生地，而且包括行为结果地。只要行为或结果中有一项是发生在我国领域的，就认为我国法院有管辖权。通常而言，法律事实发生地包括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地等等。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以法律事实发生地为我国涉外管辖权的根据是以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为前提的。

简言之，我国现行法律确定的属地管辖权制度中，是以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根据为主，而辅以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法律事实发生地的一种立法模式。

（二）、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当事人意志”为基础的管辖根据，也称协议管辖。是指涉外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争议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从而使被选择的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案件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245条分别对“明示协议管辖”和“默示协议管辖”作为明确的规定。该管辖根据实质上是“契约自由”原则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自然延伸。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国法律在确认协议管辖的效力的同时，也对其作为诸多限制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争议性质的限制。并非所有的争议均可适用协议管辖，必须是涉及财产性质的案件及合同案件才能适用。也就是说人身性质的争议或其它争议均不适用；②、“实际联系”的限制，即双方当事人选择的管辖法院必须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实际联系；③形式的限制，管辖协议只能以书面或默示形式为之，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的管辖协议无效；④、协议管辖不得违反我国法律中有关专属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

（三）、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

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管辖根据，理论上通常称为“专属管辖”。社会生活中形形的争议中，有一些争议与某国的重要政治利益、国家机构的利益或国家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如果不规定自己享有独占的审判管辖权，该国就有失去保护有关权益的可能性，其国家就有可能受到挑战。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专属管辖。我国也是如此。我国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条、第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特别程序法》第条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①、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②、因沿海港口作业中发生的纠纷；③、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④、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而提起的诉讼；⑤因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海上生产、作业或者拆船、修船作业造成海域污染损害提起的诉讼；⑥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有管辖权的海域履行的海洋勘探开发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海事法院管辖。

综上所述，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必须按以下顺序加以确定：①、专属管辖，②、协议管辖，③被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④、标的物所在地或财产所在地及法律事实发生地法院管辖。上述顺序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有在没有第一顺序的管辖根据时，才能按第二顺序的管辖根据确定管辖法院，如此类推。同一顺序如多个管辖法院时，各法院均有管辖权。

三、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

管辖权是国家在司法审判中的体现。因此，每个国家出于维护国家的考虑，都希望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管辖以的冲突问题。而涉外管辖权的冲突不仅仅不利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解决，而且也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交流与合作，甚至于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全面矛盾和对立，从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稳定。因此，各国在制定和完善本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时，不仅仅要从本国利益出发，还应本着国际礼让的原则，将自己的管辖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方能尽可能地减少管辖权冲突所引起的不利后果。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的开始或深化。在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中，就应本着即坚持维护国家，又尽量减少冲突的原则，参照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及发达国家中业已存在的一些成熟做法，对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方能满足我国入世后的法律要求。本人认为，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完善，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住所地的确认制度。以被告住所地为管辖根据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个方法。但各国对有关住所地的确认制度各不相同。在理论界，关于住所地的认定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长住的意图；二是久住的事实。而在我国，住所地指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且不说户籍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制度，其它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概念。仅就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不断的软化，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户籍制度将不复存在，以户籍所在地为管辖根据便会成为无本之源。从国际立法实践角度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以惯常居住地代替住所的倾向。莫里斯曾指出：“有可能这样，如果住所地不能很好地改进，惯常居住地作为一项连结因素和管辖因素最终将取代它”。鉴于上述原因，我国现行的关于确认住所地的制度已不适于时代的要求。有必要重新确立我国有关住所地的认定标准。笔者认为，1979年5月美洲国家在蒙得维的亚签订的《美洲国家关于国际私法中自然人住所的公约》对完善我国的住所地确认制度，有较好的借鉴意义。该公约第2条规定：自然人的住所应依下列顺序予以确认：1、其惯常居所所在地；2、其主营业所所在地；3、在无上述所在地的情况下，其单纯的居所所在地；4、在无单纯的居所所在地的情况下，其人所在的地方。

（二）、最大限度地扩大协议管辖的应用。协议管辖在解决涉外民事纠纷方面有许多好处。首先，协议管辖是解决管辖权积极冲突的最方便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其次，协议管辖有利于当事人争议处理的合理预见；第三，协议管辖便于判决的最终执行。因为协议选择的法院通常是当事人所信任的法院，该法院所适用的准据法双方当事人一般也比较熟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当事有自动执行法院的判决；第四，协议管辖为全世界所普遍接受。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5条第1款即规定：“除非当事人间另有约定外，只有被选择的某个法院或某几个法院享有管辖权”。而1997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局提出的《为准备有关民商事案件的国际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效力公约的预备草案》第4条则对协议的形式作了规定。该条规定，合意管辖协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达成：a、以书面或以书面文本证明的任何其它通讯方式；或b、口头的并以书面确认或能以书面文本证明的任何其它通讯方式确认的方式；或c、符合当事人通常遵守的习惯的形式，或他们意识到或本应意识到在特定的贸易或有关商业中，这种形式是当事人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合同所通常遵守的形式。美国的《冲突法第二次重述》、《法院选择示范法》，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案》，日本的《民事诉讼法》等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与上述公约或草案的规定大同小异。相比较而言，我国有关协议管辖的规定的限制过多，这不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协议管辖的积极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的焦点在于尽量减少对协议管辖的不适当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将协议管辖的争议的性质扩大到除专属管辖之外的一切争议。只要不属于专属管辖的范围，都允许协议管辖，而不能将协议管辖限定在财产性质的争议上：

2、将“管辖协议”的形式扩展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一切合理的形式，而不再局限于书面形式和默示形式。这不仅仅是与国际的普遍做法协调一致的要求，也是协调我国国内法的客观要求。因为“管辖协议”不管其在形式上是表现为合同中的一个条款抑或是一个独立的协议，其性质归根到底都是合同，而我国的《合同法》明文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理所当然“管辖协议”也应可通过口头形式或其它形式建立。再者，我国现行法律在允许形式意义更弱的默示协议管辖的效力却否认口头的管辖协议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确立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除协议管辖之外，专属管辖、属地管辖因各国法律规定的管辖根据不相同，都会出现“平行诉讼”的问题。所谓平行诉讼，又称“双重”，包括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相同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原告在内国和外国法院就同一争议对同一被告提讼：其二是相反当事人的诉讼，即同一诉讼标的，内国法院的原告在外国法院又成为被告。因平行诉讼而引起的管辖权冲突是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中最常见的情形。而所谓“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则是指在发生平行诉讼时，原则上应由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我国的立法中并没有有关平行诉讼的管辖权确定的规定。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根据1992年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5条和第306条。该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的，受诉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第306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我国的司法实践是肯定平行诉讼并片面强调本国法院管辖权的。这种法律安排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如与国内民事诉讼中的平行诉讼制度不协调（我国国内是禁止平行诉讼的）；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浪费国家的诉讼资源，增添当事人的讼累；不利于国际司法协助的顺利进行等等。而且这种规定与国际上处理平行诉讼的普遍做法也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与我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对平行诉讼方面的条约实践相矛盾。可见，我国有关平行诉讼的管辖制度是极为不完善的。而完善平行诉讼的关键是在处理这类冲突时应坚持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做法，即确立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

(四)、确立“非方便法院”原则及“便利”原则。所谓“非方便法院”原则，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由于其本身就审理该案件是严重不方便的，因而拒绝行使管辖权，使原告在另一个更为方便的法院进行诉讼。而“便利”原则则是指当依管辖国的立法规定对某一特定涉外案件本无管辖权时，而由于诉讼的便利条件，当事人迫切要求在该国获得法律救济时，管辖法院应从便利于诉讼当事人出发，裁定本国享有审判管辖权。关于该两原则，我国立法中尚无此规定。但实际上该两原则与我国国内确定管辖权的基本出发点——两便原则（即便于法院行使管辖权，便于当事人诉讼）在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该两项原则在国际上也已被普遍认可。再者，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该两项原则实际上已有所运用。如1983年12月27日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司法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颁布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处理婚姻问题若干规定》第2条第3款规定：“如夫妻双方均是居住在国外的华侨，他们要求离婚，原则上应向居所地有关机关申请办理离婚手续”。同条规定：“如他们原是在外国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或举行结婚仪式的，他们的离婚案件国内不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就是采用“非方便法院”原则。因此，在涉外管辖权中确立“非方便法院”原则及“便利”原则，无论是从法律的内存价值取向，还是从司法实践，抑或是从国际立法实践出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要求。

[参考文献]

①我国涉外海事诉讼管辖权之研究，张晓梅，《法律适用》2000，07

②试述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冲突及其解决，，《法律适用》2000，09

③《国际私法论文选集》，马汉宝，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

Civilactionjurisdictionsystemonconcerningforeignaffairsanditsimprovement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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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国家，主权权利，知识产权，跨国保护

 

经济全球化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变化，使得原本在民族藩篱隔阂下的主权国家紧密联系，使散居各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全球化引起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信息的瞬时传播便利创新思想的相互借鉴，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仿制”、“贴牌”、“冒牌”甚至“抄袭”现象的泛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若要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必然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

经济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巨大变化随处可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法伴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呈现嬗变之势。国际社会虽然缺乏国内那样有组织的政府，缺乏对所有民族国家行使权威的超国家组织，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社会是有法律秩序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律体系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规则集合体，不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拓展，知识产权国际统一法运动不断升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立法运动正深入到国内立法活动的传统领域。从知识产权的产生、效力到权利的期限，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到超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私权性、垄断性到公益性、社会化，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到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的关联关系，等等法学论文，凡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都存在知识产权国际统一立法的痕迹。国际知识产权法软性约束的形象正在被改观。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知识产权立法无法化解的三对矛盾：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普遍保护的需要、各民族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歧异与知识产权的有效性、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形成的主权冲突，均仍困扰着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保护事业，其中以主权为最大桎梏。

一、属地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创设的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并不当然在其他主权者领土上被承认为权利。这是主权在知识产权领域最常见的注解。主权原本是一个国家政治学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主权的来源――公意――进行解说后，写道：“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由此，我们将主权的特性之一概括为“主权不可转让”。在卢梭的著作里主权是对政府与人民关系的诠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际法上，主权是一个法律术语，是对并列存在的国家人格的高度抽象小论文。所以，在国际法学者眼里主权对内是最高的、对外则是独立的。在一国之内，主权所及之处，没有较之更高的权威。主权对内、对外的两个方面中，以对内的向度为我们考察的基础。对于他国的知识产权在内国是否应当给予保护，需要求助于属地管辖权。

就此而论，主权不对知识产权的设权行为发生直接的调整与约束作用，是需要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权为中介手段的，沿着“主权――管理权――知识产权”而起作用。传统国际法对主权进行二分结构的划分，分割为“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需要申明的是，此处的划分是人为的，是纯粹基于理论探索的方便。因为实质上主权是不可以分割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属地管辖权的措施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认可制度，比如，对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发明、商标是否予以承认、外国专利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中国人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客体限制及审批，等等。属地管辖权的行使在不违反该管理者所属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与公约义务的时候，其效力是不容置疑的。

二、属人管辖权与知识产权保护

当论及属人管辖权的时候，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问题上，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主权者对位于主权者领土之内的和旅居非本国领土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依凭何种根据确立其随人所至的管辖权力？卢梭在论述主权权力的界限时写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法学论文，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指导时，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按照卢梭的理解，国家的各个成员有服从主权者管辖的义务，这是主权者对其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的正当理由。在现代国际法的视野里，属人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对人管辖权力的自然衍生。也就是说，既然一国公民通过国籍的纽带与其母国发生政治的和法律的联系，那么，当位于本土之时，母国对之行使管辖，顺理成章。即使居于海外，也不得因地理距离的阻隔，而误认为主权权力因空间范围的阻滞而失去效力。对于法人，情形与自然人类似。当一国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属人管辖权也对之当然发生控制、约束及保护作用。

具体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而言，当一国自然人到海外发表著作，或一国的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使用在母国登记注册的商标或专利，比如，中国温州某打火机公司在欧盟境内设立分厂，其使用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的行为仍然要受到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管辖，也即属人管辖。至少，欧盟在考虑是否赋予其商标权效力时，必然要考虑到根据中国商标法创设的“既得权”问题。这也是为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法规范与国际惯例所肯认的。其理由就在于此等知识产权主体与母国之间的“人身性质的”法律联系。

三、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属地性和属人性的时候，我们是以主权可分为假设前提的。事实上，对主权作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的划分，是基于逻辑的需要，并非现实存在的可量化、可切割的权力的。再者，当我们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管辖权的属性时，我们还隐含了一个推论：一国的属地管辖权与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是平行的、不冲突的。这个推论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国家在其本土主张属地管辖时法学论文，其主权权力所及的对象同时包括了本国的和外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换言之，一国的属地管辖权必然触碰另一国的属人管辖权，甚至有不可调和的危险。比如，对专利权人许可他人使用其专利所得报酬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调整，就会发生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的激烈碰撞。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根据税收来源地原则要向东道国承担所得税的缴纳义务，与之同时，它还是其母国的纳税人，要向其母国就同一所得承担纳税义务。在两个主权者没有达成意志的妥协与安排之前，这种管辖权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如何协调知识产权跨国保护领域的管辖权冲突呢？这是现代国际知识产权法的谜题。就单个国家的主权而言，它是在其领域范围之内的最高意志，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联合；对外，主权则是主权者身份的表征，是此法律人格者区别于彼法律人格者的符号。由于“平等者之间无管辖”，主权者的意志都具有最高的地位。因此，作为主权者意志的外化形式，属地管辖权与属人管辖权若发生冲突，唯一可行的方案是主权者意志的相互妥协、协调一致。鉴于此，国家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成为了最好的工具小论文。双边的、区域性的或者全球性的知识产权条约在特定主权者之间将产生法律的约束力。若缺乏此类条约，在具体事项的管辖下不可避免地发生抵触与冲突。

四、结论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者意志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自然延伸，是主权权力效力运行的自在空间。那么，保护知识产权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脱离孕育其效力的主权者而让渡给其他主权者或主权者之集体，统一加以行使呢？我们认为，此类权利是可以让渡的。因为代表公意的主权意志可以转换其表达形式。基于意志表达方式的可转化性，此类权利的可让渡性也就不难证立了。事实上，截至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让渡保护知识产权的若干先例。比如，欧盟成员国通过区域性条约的形式从组织成员手中受让了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制定权。尽管欧盟获得的管辖权并非彻底的、全面的权力，但是它的成功运作至少表明了主权者意志是可以转化表达形式而让渡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推动并缔结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同样验证了一个命题：保护知识产权的权利完全可以经主权者意志的协调一致而向主权者集体让渡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说“保护知识产权之权利可让渡”，并非是指知识产权的保护权一定要经让渡才可产生其实效；再者，此类权利的让渡是有期限的、附条件的让渡，这种让渡是暂时的，并非永久的、不可回复的让渡。因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而收回其管辖权。比如，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中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原成员国的约束力，或者自愿取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会员资格而不再承受其约束法学论文，等等。

要破解主权对国际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桎梏，还有一条可行的途径――协调主权者意志。在民族国家林立的国家间社会倡导主权的协调有“弱肉强食”的危险。但是我们主张的不是主权的协调，而是主权运作方式、主权者意志表达方式的转换，也即由单独表达主权意志转化为由主权者集体表达。国际社会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制定、知识产权的行使、滥用权利的监督与惩治等领域，已经树立了协调主权者意志的范例。

我们认为，主权者一秉诚意地协商、谈判，达成合作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协调彼此对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的管理方式、权限、互通情报，等等，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在无损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完成对知识产权侵权的防范与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不仅使国际合作成为民族国家的基本义务，而且改变了国际合作的含义，突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属地因素和属人因素的双重作用。可见，一方面，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保护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此类国际合作必然要求主权者意志的协调，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主权者意志的协调是客观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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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破产；管辖权；解决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跨国破产和跨国破产管辖权

（一）跨国破产的含义。跨国破产，又称涉外破产、越界破产或国际破产，顾名思义就是含有涉外或者国际因素的破产。包含债权人位于国外、债务人位于国外或者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国外三种情形。具体而言：（1）债权人部分或者全部的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破产程序开始之时就涉及到处于外国的债权人的承认与清偿问题；（2）债务人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便会涉及到破产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等问题；（3）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外国。这时破产程序就会涉及到外国的财产是否归于破产财产、选择适用本国还是外国法律问题。

（二）跨国破产管辖权的重要性。跨国破产案件往往涉及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而它具有国内破产案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因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问题尤为重要。解决跨国破产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是适用法律、使一国法院的判决具有域外效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的首要条件。

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

由于跨国破产牵扯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就决定了其特殊性及复杂性。首先一点就是涉及到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即法院选择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结果如何。英国莫里斯这样描述管辖权的地位：“在英国法律冲突中，管辖权问题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管辖权（无论是英国法院还是外国法院）得到满意解决，法律选择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一）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理论上包括商人破产主义和一般人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源于拿破仑法典，是指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事主体而不能适用于非商事主体，其实质在于只承认商人的破产能力，否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在现代破产法的立法例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均采用了此种理论。一般人破产主义是指不论是个人还是法人，都能进行破产，实质就在于承认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有民商事主体的破产能力。它起源于英国、德国，当代的破产法立法例中美国、日本、瑞士、瑞典均采用此理论。在立法实践中，《欧盟破产程序规则》第1条第2款规定：“本规则不适用于关于保险公司、信贷机构、经纪类投资公司和综合类投资公司。” 《跨国破产示范法》也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涉及此处标明在本国受特别破产法规管制且本国希望将其排除于本法之外的任何类别的实体，例如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程序。”

在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上，上述两部法律没有将“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或共同投资公司”等的金融机构囊括到其范围之内，稍显不妥。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举足轻重，明确约定金融机构类适用的破产程序对于最大化破产财产价值就更有意义。所以，理应确定以上机构债务人也同样受国内外一般破产规则的管辖。

（二）跨国破产的地域管辖

1、债务人主营业地管辖。以债务人的主营业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首要选择，这是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首先，主营业地是债务人生产、经营、管理的主要场所，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多发生于主营业地，选择主营业地管辖有利于法院查清楚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债务人的财产、会计资料等文件多于主营业地保存，主营业地法院管辖为清算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三，债务人的业务活动对主营业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例如，在日本，破产案件首先由债务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如果债务人在国外也有主营业所时，则由其在日本的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只有缺少主营业所所在地这个连结因素时方考虑其他因素，如普通审判籍所在地、债务人财产所在地等。

2、债务人住所地管辖。在跨国破产案件的各种管辖标准中，很多国家将债务人住所地作为首要的连结因素，各国一般将法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视为住所。由于住所地与债务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从破产程序的目的来看，更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目标。

由于承认住所地破产往往是以假设债务人的主营业所与其惯常居所或法定住所一致为前提的，但如若公司等商业主体通过改变住所地对管辖权进行法律规避，以此选择对其有利的管辖法院，则结果可能大为不同。在大部分国家的立法中，故意进行法律规避是不被允许的，并且故意进行法律规避则意味着住所地不再是利益中心所在地，也就失去了住所地作为确定管辖权存在的价值标准。因此，如果有证据表明债务人的利益中心位于其他地方，破产案件的管辖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

3、财产所在地管辖。财产所在地管辖是典型的“长臂管辖”。破产程序的焦点就是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得到债权的满足，因此其中的关键因素“财产”的所在地就成为债务人住所地和主要营业地之外的重要连接因素。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等都已经承认了这种管辖权。

4、国籍国管辖。国籍国管辖作为一个补充因素，是着眼于对人的管辖，法国等一些国家依据当事人的国籍来选择破产案件的管辖权。

（三）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主要是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管辖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各国对此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本着谨慎的态度，主张确立由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而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则倚重于案件审理的简便、快捷，主张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鉴于跨国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及特殊性，若单纯的将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可能会导致程序的繁杂和诉讼时间的延长，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又会面临下级法院欠缺对破产案件复杂性的考虑。但是，由于跨国破产案件所涉及的财产数额和影响程度都更为显著，因此权衡诉讼效益和诉讼效率两者，前者显然更为重要。所以，设立专门针对破产案件的破产法庭，配备专门的破产法官是值得借鉴的制度。

三、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由于跨国破产涉及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各国在相关的司法制度上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另外，各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以及国家原理（对同一个债务人的破产，只要与本国及其利益发生联系，哪个国家也不愿轻言放弃管辖权，反而尽量扩张管辖权，唯恐失去保护本土利益的机会。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迄今为止，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均决定了矛盾冲突的存在。笔者认为，解决跨国破产的管辖权冲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各国应遵循“国际礼让”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国际礼让原则，是指一国法院处于礼让而拒绝行使本国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其并不是的让与而是国际的主动行使，是法院基于国家关系和国际利益的考虑，并且为了实现管辖权的国际协调而主动进行的自我约束。不方便法院原则，其含义是当存在一个更加适合的管辖地时，给法院提供一个自由裁量并因此防止当事人跨国挑选法院的机制。

充分遵循上述两个原则，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找到“最充分联系”的管辖法院，充分发挥国际社会合作的优势，以此减少由于冲突所造成的损害。

（二）以国际条约限制管辖权冲突的发生。缔结国际条约，统一规定确立国际管辖权的依据，通过国际条约和双边协议可以很有效的对各国的义务进行规制，是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上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国际条约统一了管辖权标准或限制管辖权的范围，不仅约束成员国，对非成员国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各国跨国破产管辖权的膨胀有着积极作用。例如，欧洲的一系列破产公约：《欧共体1982年草案》、《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欧盟破产程序公约》、《欧盟破产程序规则》以及解决冲突的四大条约（《布斯塔曼法典》、《关于船舶碰撞管辖权公约》、《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等。

（三）协商解决个别案件。由于跨国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在其他方法不能够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时，通过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进行合作协调解决管辖权冲突也不失为一种协调冲突的有效途径。这种管辖权的协调其实是与跨国破产中的司法协助以及域外效力的承认与执行是紧密相连的。“让各国在‘双赢’的驱动下放弃了保守的主义，是国际合作理念在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协调过程中的充分反映。”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赵相林，杜新丽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转引自张玲.跨境破产合作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12.

[3]屈广清.国际私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

[4]李双元主编.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7.

篇4

关键词：国家，基本权利，义务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统一不可分离的。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同时又必须承担尊重他国基本权利的义务。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有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特权国家，也不应该有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无权国家。所以，讲述国家的基本权利也就包含着国家的基本义务。

一、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

国际法主体是指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直接承受国际法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的集合体。免费论文。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有直接承受国际法权利义务的能力；是一个集合体。[1]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是指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处于一种最主要的、基本的地位。

二、 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发展史

在国际法学界，一般都承认国家拥有基本权利，承担相应的基本义务。但是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哪些，根据是什么，存在不同看法。自17世纪以来，当主权国家的观念兴起以后，整个国际法学说为自然权利理论所控制，每个国家除了为国际共同体的利益而让渡部分权利外，还保持着其拥有天赋权利的自由。随后学者们按照其意愿任意增减基本权利清单，他们认为基本权利包括独立权、主权、平等权等。至于可供考虑的义务范围就更加受限了，因为学者们在论义务时通常都局限在与权力相关的方面，一国的权力对另一国的就是义务。

19世纪末，由于条约法的发展，观察家都意识到基本权利理论的随意性和有害性。一些学者试图恢复基本权利理论，同时为其构建新的基础，而不仅仅只是把它们视为是先于社会存在的天赋权利，国家的权利因而不再是道义规则，而成为法律规则。免费论文。学者们试图将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罗列到一份宣言中，欲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的宪法性文件。这一运动由美国国际法律协会在1916年发起，并起草了一份宣言；1919年由国际法律协会发表的较完善的方案，这些努力意义深远。[3]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

传统国际法把国家的权利分为基本权利和派生权利两大类。基本权利是国家所固有的权利是由国家主权直接引申出来的，派生权利是指从国家基本权利中引申出来的权利。他是运用国家主权或行使国家基本权利的结果，因而各国享有的派生权利是不同的。作为国家的基本权利具体包括的内容有主权、平等权、独立权，除此之外还有自卫权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等义务。根据国际实践，国家的基本权利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

1、独立权

独立权是国家主权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独立权就是主权。它是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其对内和对外事务而不受任何其他权利的命令或强制，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国家依据其独立权，可以独立自主的选择它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决定它的对内和对外方针政策；处理它的国际关系，如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参加国际组织、与外国缔约或结盟等。

2、平等权

平等权是指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对本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制定的决策过程这一涉及法律制定资格和能力的平等。国家不受自己不同意的条约的约束，在国际会议中需做出决定时，不分国家大小强弱承认其相同的投票价值。但是，如果是国家自愿同意的条约和决定，内容即使是不平等，也不能视为违反了国家平等原则。

3、自卫权

自卫权是指当国家遭到外来的武力攻击时，实施单独的或集体的武力抗拒攻击者，以保卫自身的生存、独立和安全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国家有权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国防建设，防备可能来自外国的侵犯；二是指当国家遭到外国的武力攻击时，有权行使单独或集体的自卫。免费论文。《联合国》第51条的规定不仅确认了国家自卫权，同时也为国家行使自卫权规定了条件限制，国家行使自卫权既不得对他国造成侵略和威胁，又必须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与此有关的国际义务。

4、管辖权

管辖权是指国家对其邻域内的一切人、物和所发生的事件，以及对在其领域外的本国人行使管辖的权利。所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人和事及在其范围内的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应拥有管辖权，这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属性。管辖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管辖，是指国家对其领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所发生的事有权行使管辖。领域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及其领空和底土，也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国际常设法院在1927年“荷花号案”的判决中称：“一个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行使它的权力，管辖权不能由一个国家在他的领土外行使，除非依据来自国际习惯或一项公约的允许性规则。”

（2）国籍管辖，是指国家对一切在国内和在国外的本国人，有权行使管辖。在“诺特波姆案”（1955）中，国际法院指出：国籍就是一种法律纽带，这种纽带的基础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事实，是相互权利和义务的真正联系。事实上，赋予个人国籍的国家比其他国家与该个人有更实际的联系。这构成了对其行使管辖的司法表达。

（3）保护性管辖，是指国家对于外国人在该国领域外侵害该国的国家和公民的重大利益的犯罪行为有权行使管辖。这种管辖的适用范围一般都是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犯罪行为。

（4）普遍管辖，是指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对于普遍的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为，各国均有权实行管辖，而不问这些犯罪行为发生的地点和罪犯的国籍。国家行使管辖权的根据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四、国家的基本义务

国家享有国际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必须要承担一些基本的国际义务。传统国际法提到国家的义务时，主要是尊重他国的权利、遵守条约上约定的义务，即意味着对他国和国际组织的相对义务，而对整个国际社会义务的意识非常淡薄。现在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当然应遵守的普遍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的义务。《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与一般国际法的强行规范抵触的条约无效便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国际法院也在1970年巴塞罗那电力公司判决中认为国际法上的义务有两种，除对他国负有的相对义务外，还存在所有国家对有法律利害关系的整个国际社会所负的义务。普遍义务包括禁止侵略战争、禁止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已经不存在异议。这些义务涉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民主与发展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各国必须遵守的，不可推卸的根本性义务。国家基本义务的核心内容是尊重别国主权和由主权引申出来的各项基本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别国的和政治独立；（2）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别国的内政；（3）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与别国的争端；（4）善意履行依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以及有效的国际条约所负的义务。

五、 国家享有基本权利和承担基本义务的原因

国家之所以享有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是由于各国拥有主权。主权是指国家可以不受任何他国的支配和命令，对其领土内的所有的人、物、行为行使排他的管辖，并对其领土有处分的权利。它是独立和最高的统治权称为主权。基本权利就是由国家主权直接引申出来的，是国家所固有的权利，一切主权国家在享有国家的基本权利上没有差别。因而拥有主权的各国是相互独立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权保护本国及其国民的安全、抵御外国及其国民的侵害。

国家之所以承担相应的基本义务，是在国际社会倡导和平共处的大背景下各国尊重他国主权的体现，他是由主权引申出来的各项基本义务，而尊重他国主权也就是对本国主权的尊重。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都不服从于另一主权者，不受另一主权者的影响或受到另一主权者义务的约束而减损其本国的尊严。只有在获得明示的许可时，一主权者才可进入另一主权者的领土；或者虽然没有明示的规定，但是确信另一主体者通过默示保留一独立主权的豁免，那么该主权者会享有豁免。在他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除非有对方国家的同意或条约上的根据，否则是被禁止的，因为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在他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将直接侵害对方国家的主权。

综上所述，国家的基本权利和各项基本义务都是由国家主权直接引申出来的。国家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参考文献：

［1］江伟钰、陈方林著：《国际法案例精解》，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页。

［2］[日本]松井芳郎等著：《国际法》，辛崇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5-18页。

［3］褚俊英主编：《国际法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3页。

篇5

论文关键词：337条款 ITO 国民待遇 相悖性

论文摘要：在近些年的国际贸易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外产品受到美国《关税法》第337条(下称537条款)所规定的调查程序的调查，不仅使得其他国家对美的产品出口受到极大阻碍，也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自由贸易的展开。此外，该条款对于WTO相关协议的违背性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以337调查程序的特点为出发点简要分析其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相悖性。

一、337调查程序概述

美国的337条款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关税法的第316条，随后修改为1930年关税法的1337节，再经历了1974年、1979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修改和完善，已经逐步成熟，成为美国和著名的“301条款”并行的最重要贸易保护工具之一。美国337条款规定：凡进口到美国的国外产品，无论其以何种形式进入美国，只要其侵犯了美国国内产业既有的或正在取得中的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即构成对337条款的违反，基于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下称ITC)有权进行调查。其具体的程序主要包括：起诉、答辩、预审会议、证据提交、听证会、初裁、TIC复审、总统审查等。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介绍其程序中的一些有悖于国民待遇原则的特点并加以简析。

二、337调查程序的特殊性以及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相悖性

从以上概述中我们不难看出，337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司法程序。一方面，它的程序过程涉及行政、司法等多方的力量，另一方面它的程序性规定也与一般的诉讼和司法程序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样的调查程序仅仅对国外生产者适用，国内相同行为的救济往往是通过诉诸法院，这就导致了337调查程序的实施过程中不断的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质疑。接下来，笔者从该程序相比法院诉讼的一些显著的特点出发，逐一分析其与WTO国民待遇原则的相悖性。

1.ITC的管辖权过大

在337调查程序中，一个极大的特点就是其主管机关ITC的管辖权极为广泛，基本可以分为标的物管辖权、对物管辖权、对人管辖权和正当程序管辖权。其中对物管辖权是全国范围性的，是一种全国管辖权。这样的规定就显然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因为一般在美国国内要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救济，相关当事人只能依照司法程序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对国内被告提起337调查。这就导致了对国内同等侵权行为的管辖权归属于法院，而法院的管辖范围和权限相比起ITC是远远不及的。法院仅有对本辖区的管辖权，而ITC的管辖权则可以是全国范围的。这显然是对国内产品生产者和国外产品生产者的一种不对等待遇。

2.337调查程序没有陪审团制度

关于美国的诉讼程序，一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就是陪审团制度。通过一些普通民众的陪审来认定案件的事实，确保案件的客观公正，但是337程序中却没有引用这一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国民待遇的一种违背。在337调查程序中，由于案件有很强的专业性，裁判负责人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往往求助于一些技术专家。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有失公正的，因为一方面，由于这些技术专家无法像陪审团一样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只能根据ITC提供的资料来认定；另一方面，337调查程序对于一些证据的处理不仅要遵循一般的联邦诉讼规则，还要参照ITC的特别诉讼规则，而这些特别规则中对于证据采纳和认定的规定比起一般法院诉讼程序要宽松不少，因此容易导致最终事实认定的偏差。

3.反诉

对于反诉的规定一直是337程序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在经过了几次修改之后，337条款对于反诉的规定依然被很多学者认为有违背国民待遇的嫌疑。具体而言，337条款规定，被诉方可以提出反诉，但是这样的反诉请求只能向地区法院提出，并且反诉的提出不影响ITC程序的继续进行。这就导致了被诉方和起诉方在相关诉讼权利方面的不对等，而这一点无疑是不会出现在对本国生产者的国内诉讼中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337程序对于此种反诉的提出还有着严格程序性规定：必须在听证会前10日提出，显然比国内诉讼中提起反诉的时限要求要严格的多。

4.调查时限

在以往的337调查实践中，被调查的国外被告无不抱怨调查程序的短促。根据337条款的规定，调查程序一般要在12-15个月的时间内结束，远远短于国内诉讼相的时间。这无疑对被诉方极为不利，因为相比起诉方可以用很长时间来准备起诉，一旦程序启动被诉方就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证据的收据，答辩的准备等，几乎很难保证高质量的完成，导致的结果往往是败诉。

三、小结与启示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实337程序的主要特点抑或说引起其他国家不满和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其与一般国内诉讼程序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的根源到底是真正为了保护有关工业知识产权及其拥有者还是仅仅作为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与单方贸易制裁的一种手段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笔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337调查程序的诸多争议点还是给了WTO其他成员国一些启示：虽然由于诸多特定原因在WTO以及GATT历史上对于337条款的起诉并不多，但是单就其的可诉性而言，与国民待遇原则的相悖性无疑可以成为各国诉诸WTO争端解决寻求法律救济的一个突破口。

参考文献：

[1]韩立余译：美国关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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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税法 跨国电子商务 税收管辖权

一、引言

在全球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普及的情况下，通过全球范围的电子虚拟市场，电子商务展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并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2.95万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26.8%，整体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3492亿元，同比增长74.6%。

这种新兴的商务模式不仅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极大地影响，而且挑战了各国传统的贸易法律关系制度。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国际税收流失、逃避税收等问题引起了各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政策迫在眉睫。

二、电子商务概论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及运行特征

电子商务是指运用电子通讯设备和技术在当事人双方或多方间进行的各种商品、技术和服务交易活动。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销售商与消费者可以在国内或国外自由的销售或消费而不受地域限制，同时也不受国籍的限制。对于这种新型的运营手段，运用单独的一国税法无法妥善解决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相反，会带来更多的税收上的法律问题。

（二）电子商务的应税性分析

电子商务这种新兴的交易方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对于价值背后产生的利润，征税抑或免税，国际社会争论不休，从而产生两个对立观点的派别：免税派与征税派。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电子商务的应税性，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应该收税，不应因客观因素而放弃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利益，这也是本文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的前提。

1.从税收中性原则角度分析：根据该原则， 税收不应当给纳税人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要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

2.从税收公平原则角度分析：税收公平原则从经济法角度来讲，指纳税人地位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

3.从税收的经济原则分析：在宏观层面上讲，税收是一种国家分配活动，它的分配对象是社会劳动剩余产品与国民收入，只要满足了公共需要，那些剩余产品就有征税的可行性。

三、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构成要素的影响

首先，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国际税收在实体法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宏观层面上，因税收管辖权的难以认定让国际税收日渐失衡；在微观层面上，电子商务的发展难以被当今税法构成要素所认定。

1.难以确定税收主体身份

征税主体，税法主体之一，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行使税收征管权，依法进行税款征收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征税主体即征税人。由于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强权而取得收入的主要手段，因此税收的征税主体只能是国家。而依法向征税主体转移部分财产的即为纳税人，其中包括法人与自然人。

2.课税对象的界限模糊

税收法律关系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称为课税对象（ objection of taxation ）， 包括所得、行为、货物、资源等。对于课税对象，各国认定方法各有差异，所以税收征管也不同。

3.难以确定纳税地点

现有的纳税地点规定以属地原则为主。电子商务的虚拟化和交易的隐匿性，以及被认为是网络空间中服务地的主要服务器的易于流动的特性，使得征税机关难以确定消费地与产品供给地，故无法有效行使相关权限。

（二）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

1.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弱化

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是指征税国对跨国纳税人在共同境内的所得行使征税的权力。根据常设机构原则， 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应当在该国征税， 但该企业通过设立在另一缔约国境内的常设机构所获得的营业利润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且仅限于可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那部分营业所得。对非居民课税的关键在于常设机构的设置。常设机构既可能由固定经营场所构成，也可基于人活动的非独立地位构成。常设机构首先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2.居民税收管辖权受到影响

居民税收管辖权指一国政府对本国纳税居民的环球所得享有的征税权，依照此种税收管辖权，纳税人承担的是无限纳税义务。首先，电子商务的全球性、数字性以及交易的瞬时性，表明在物理空间上较为稳定的住所标准、居所标准和居住时间标准不再适用。其次，管理机构的分散化和决策中心的复杂化使得有关高层分散于全球各地，而通过视频或网络电话等先进互联网技术召开股东会议和董事会议已经成为电子商务的趋势之一。最后，电子数据作为一种载体容易被恶意篡改，即使存在有形连接也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形同虚设。

3.税收管辖权冲突

随着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导致了国际重复征税愈演愈烈。绝大多数的国家在对跨国收益和财产所得方面，不仅对本国居民行使，而且对非居民同样行使来源地管辖权。这种税收管辖权的冲突是由于电子商务所得归属、常设机构原则适用以及来源地认定差异而产生。

（三）电子商务对税收征收的影响

根据实践经验，国际税收程序法是指现行的税收管理制度，该制度建立在登记税务、定额征收和查账征收上。但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这种面对面的交易模式逐渐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电子商务活动。

1.传统课税凭证消失

电子数据由于其特性容易被修改甚至是隐匿，加之运用加密技术，无法留下可用信息，税务管理部门在审查纳税人的交易数量、交易金额时，失去了可信的审计基础。

2.国际逃税避税现象愈演愈烈

纳税人为了获取最大利益，通常会采取相应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手段，同时抓住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的漏洞，减少纳税成本。而电子商务进一步加剧了该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可避免。

3.征税盲区扩大

电子商务使得税务机关增加了征税的难度，税收真空区域愈见扩大。

（四）电子商务对税收管理的影响

1.税收稽查日益重要

经济学认为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是理性纳税人的最终投资经营目的，而税收作为对纳税人的一种合法财产侵占是无偿的且高于纳税人对财产的占有。电子商务随着网络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化的产品流通以及交易过程的电子信息化，使得各种凭证难以从实体纸面存在，而这种电子凭证又容易被修改且不留痕迹，致使传统追踪纸质审计手段无法应用；大量的交易信息被日益成熟的电子加密技术、授权技术所隐匿，在保护了信息的同时又让纳税人不诚实申报纳税信息的概率提高，对税务机关稽查而言也是一种变相的难度增加。

2.海关监管难度加大

商品的进出口是海关监管的依据，但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产品通过电子数据流从双方各自拥有的服务器传递，交易过程几乎脱离传统方式，因为没有实体货物的进出关，对海关造成了监管障碍。海关也无法有效监管无纸化的电子合同和电子付款过程，缺少可靠凭据。

3.税收登记管理难度增加

税务机关了解税源的基本手段是税收登记。但由于企业通过网络服务商提供的网址就能开展商务活动，这种无形的电子商务难以确定交易地点，给税务登记带来了困难，即使确定了地点，也会因为管理等技术原因难以操作，所以登记税务的目的难以达到。

四、我国应对跨国电子商务的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制度

1.出台电子合同法

我国1999年颁布《合同法》，其中对“数据电文”的规范比较粗浅，落后于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应尽快出台《电子合同法》或对现有的《合同法》中相关问题进行修改或补充。

2.出台电子货币法

规范电子商务活动中货币的流通和结算，为电子支付系统提供担保，规范网上银行操作；努力协调各国的法律差异，防止经济大国凭借技术优势制定不平等的法律侵犯他国主权。

3.加强网络安全制度

电子商务的网上交易极为复杂，加强计算机和网络安全可以保证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电子征管技术发展的保证。

4.完善各个部门法有关电子商务的内容

通过不同部门法法律的制定，在解决电子商务问题时能有一个全面的考虑。例如，增加电子账本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在刑法中制定电子商务犯罪规定；在专利法中增加数字产品，电子信息的认定等。

（二）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立法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税收中性原则、弹性原则和简易原则、采用阶段性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税收实体法。

1.完善现有法律

增加新的电子商务税收政策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不增加新的税种前提下，完善我国现有税种的相关规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关税等，使电子商务征税有法可依。

2.进一步明确电子商务的概念

电子商务的某些原则和概念应当赋予新的原则和内涵。在坚持居民管辖权与来源地管辖权并重的原则下，根据电子商务的特点对常设机构及其所得归属加以明确，根据不同的收入性质适用不同的税率。

（三）将电子商务纳入税收征管体系

1.实现税收电子化

通过高端的网络技术，对电子商务进行网络追踪，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加强电子税收的网络监管。

2.建立完善的电子商务企业的登记备案制度

首先， “网络商店”的工商注册制度十分必要。其次，企业形态在步入电子商务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从出现电子商务企业后，要求所有的登记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常用交易信息。

3.推行电子发票

电子发票的推行有利于税务机关对交易信息的网上监控，不仅可以保证国家税款不流失，而且节省了征管成本，简化申报作业，还能够防止电子商务成为合法避税的手段。

4.建立严格电子认证审查机构

世界各国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督都不是很严格，因此，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对电子商务进行监督管理，作为注册登记的配套制度，这点需要网络运营商的配合，有助于实现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5.建立电子商务征信体系

电子商务作为全球化的交易手段，其对信用体系的依赖程度很高，为了保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征信体系，在提高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保证电子征信制度的良好运行。

6.与其他国家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划分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

目前，各国间没有有效的协议确定

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因此，签订双边或多边的划分协议迫在眉睫。这不仅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且能进一步规范各国的税收征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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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新趋势 对策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概述

国际投资争端是指在私人海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各类主体就与之相关的各种事项产生分歧而引起的各种争端（刘莉，2010）。就争端的主体而言，可分为三类：国家间的投资争端；不同国籍私人间的投资争端；外资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的投资争端。其中，第三类投资争端较为特殊，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一类争端。其特点：首先，争端主体地位不平等，一方为国际法主体―国家；另一方为国内法主体――私人投资者，因为传统的国际法并不认可将个人或企业纳为国际法的主体范围内。这就使该类争端很难用传统的争端解决办法来解决，且容易因为相关国家行使外交保护而引起国家间的争端（黄进，2010）。其次，引起争端的原因较复杂，如政治原因、法律原因等。

当今主要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分析

（一）NAFTA争端解决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区域性的争端解决规则，其设置有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其特点：一是其对投资者的保护“是目前为止对投资者权利提供最高保护标准的投资条约，号称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王鹏，2009）。无论在提起争端的适用条件还是对“投资”、“投资者”的定义解释来看，都最大力度地将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议可诉诸该机制；且对东道国政府规定了很高标准的义务，无疑易损害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二是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主体范围的界定，即个人可作为独立的主体诉诸于该机制。

NAFTA争端解决机制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争议解决空间，但其因未平衡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而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此外，专家组做出的裁决只具有建议性质，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性也令人担忧。

（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

ICSID成立于1965年，其宗旨主要是为公正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供便利。其特点：一是明确了管辖权行使的条件，较为公正地定义“投资”“法律争端”等关键词；二是“中心”的排他管辖，规定只要诉诸“中心”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其他争端解决机构或提起外交保护；三是确定了仲裁的法律适用。

总体而言，ICSID不仅能公正地解决纠纷又兼顾了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且有效避免东道国和投资者间的争端政治化。但其裁决缺乏一致性，效率低的缺陷也同时存在。

（三）《多边投资协定》（MAI）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MAI的制定，是全球投资领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构建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迫切性。但由于制定者利益的分歧，该协议最后无法实施。其特点：一是设置国家-国家程序和投资者-国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投资者保护上存在的真空。二是确定了多种仲裁规则供投资者选择。如东道国为MAI成员国，其适用的法律首选ICSID仲裁规则；如东道国不为MAI成员国，可选择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或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夏兰，2005）。

MAI的制定由发达国家发起，因此在协议中体现投资者利益较多，且其规则主要借鉴一些双边投资协定和NAFTA争端解决规则，并无创新之处。从MAI的失败可看出，一个多边性的投资协定如果仅体现一方的利益是行不通的。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在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因具有较强的司法性而备受关注。其特点是：一是争端的强制管辖权，如争端双方经协商如仍不能解决争端，只要争端一方提出请求，即可设专家组（专家组的成立有一个限制，即除非在该会上 DSB 以共识决定不设立专家组，当在实践中几乎不会存在）。二是常设上诉机关的设置，使该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较强的司法色彩，为争端的公正、公平解决提供保障；三是有效的交叉报复程序，平衡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国际社会誉为“世贸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它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则、明确的法律责任及可实施的执行机制，因此，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成效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该争端解决机制也未将个人纳为争端的主体。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新挑战

（一）争端主体的范围扩大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和个人，特别是跨国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明显。以我国为例， 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在这新增对外投资中，仅对非金融企业的直接投资就高达901.9亿美元（刘德炳，2014）。而当今国际社会，只有少数几个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将企业和个人纳为争端诉讼的主体，如NAFTA争端解决机制及ICSID。许多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都没有将企业和个人纳入机制调整的范围。因此，一旦企业或个人与东道国发生争端，却不能得到有效救济，无疑对国际投资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二）忽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显著化

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更多地引进外资，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东道国在签订投资条约时往往作出让步，当东道国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违反投资条约时，常常要付出很大代价。然而目前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较为忽视东道国的利益，却在较大程度上偏向投资者的利益，如NAFTA因为其对投资者的高标准保护被称为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而饱受争议；MAI试图继续维持NAFTA的“高标准”也是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三）缺乏全面、协调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截至2013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总数达到了4196项条约，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国际投资协议正在进行谈判。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这数千项国际投资协议，再加上多种争端解决机制，使得当今的国际投资协议制度已逐渐接近这样的局面：其庞大和复杂程度令政府和投资者都难以应对；然而它仍不足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双边投资关系。这使得由此而产生的投资争议更为复杂与多样化，而现今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且缺乏协调还可能产生管辖权重叠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影响国际投资争端的良好解决，也不利于国际投资的长远发展。

应然发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建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相应地，在国际投资领域建立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虽然无论从全球范围来说还是从区域范围来看，都存在着解决投资争端的机制，同时在纵横庞杂的投资协定中也规定有争端解决的条款，但是，面对着国际投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这些解决机制明显地显现出不足。且当前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体系是松散且缺乏协调的，管辖权冲突问题也时常出现。因此，建立全球性的、统一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时展的必然。

（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基础上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今最为先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一，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要求下，国际社会应更充分地挖掘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潜力。将国际投资关系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轨道，依托司法性较强的中立机构，遵循完善的程序规则，以严格的纠错制度――上诉审作保障，在规定的期限内和强有力的执行制度下公正地解决争端，无疑会使其在众多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法中脱颖而出（马凌，2005）。然而仅仅照搬WTO争端解决的方式是不足取的，若在其基础上，吸收其他争端解决机制优点，倒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具体应从三点着手：

1.设置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扩大调整的主体范围。个人或企业已然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仍将其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之外，对作为投资者的个人或企业显然不公平。而目前的WTO争端解决机制，却恰恰缺少这一环节的规则，只设置了国家-国家的争端解决规则。且仅仅依靠国家-国家规则，不仅投资者利益保护无法保障，更有投资问题政治化、复杂化的危险。因此，设立投资者-国家规则是对投资者利益最基本的保障，是构建投资解决机制不可或缺的内容。

2.调整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强制管辖权原则。投资者-国家规则使投资者可直接诉诸于DSB，该争端解决机构有当然的管辖权，但如投资者滥用该权利，不仅会给东道国在国际上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影响，而且大量的案件也会给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带来沉重的负担。《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鉴于投资者诉国家的投资争端案件的庞大，对投资者诉诸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应实行限制。因此，在投资者-国家规则中，可设置一个诉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前置程序―“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使用。

3.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在当前的投资中，投资的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无论是ICSID或MAI，还是WTO，发达国家在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利益均衡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能否成功构建或长期有效运行的关键。因此，在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时，应兼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涉及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公共利益有冲突，公共利益的优先考虑应是该争端解决机制所必须规定的条款之一。

我国应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策略

（一）加强国内立法和完善法治，使之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接轨

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更加协调，然而我国的投资立法与司法还有诸多需改进的地方。因此，我国应对现行不合理的法律进行清理和修改，在符合我国利益情况下，增强争端解决程序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升法治水平，尽可能健全和完善能为外国投资者所信任的投资环境。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由于国际投资环境的纷纭变幻，海外投资争端也层出不穷，这也决定了中国海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能对一些具体操作事项作出较为灵活的适应性调整。

（三）注重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专门人才

目前我国的法学育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缺乏在国际投资争端实务中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的专门人才。因此，培养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的实务人才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适用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硕论文，2010

2.黄进.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王鹏.NAFT投资者实体权利保护的新实践[J].当代经济，2009，3

4.夏兰.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发展[D]，深圳大学博硕论文，2005

5.刘德炳.中企海外投资将在2020年超万亿美元[J].中国经济周刊，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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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竞争是指有关国家为了使本国的税收制度与他国保持一致，而单方面采取的一种税收制度调整，有时也称其为税收的非合作性国际协调。国际税收竞争最早表现在关税方面，所得税的国际竞争是二战以后才开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竞相实行低所得税政策，这可以说是所得税国际竞争的开端。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性的所得税降税浪潮则标志着所得税国际竞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目前这种降税竞争还有发展的可能，本文将对所得税国际竞争的有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所得税征税权国际协调原则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课征所得税都同时实行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所得的国际重复征税，阻碍资本国际流动。因而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有关国家的所得税征税权加以协调。然而，协调两国的征税权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对跨国投资所得究竟应按来源国的税负水平课税，还是应按居住国的税负水平课税?这是所得税征税权协调的原则问题。按照来源国原则进行协调，就是要使跨国投资所得的整体税负水平与来源国的税负水平保持一致，而按照居住国原则进行协调，要使跨国投资所得的整体税负水平与居住国的税负水平相一致。无论实行哪种协调原则，都可以解决所得国际重复征税问题，但不同的协调原则对国际投资流动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现实中各国之间的所得税税率不尽相同，因此，按照来源国原则进行协调就会鼓励高税国居民到低税国去进行投资，而只有实行居住国原则，税收才能使一国投资者对投资国别的选择保持中立，做到所谓的“税收资本输出中性”。

二、国际间现行的所得税征税权协调原则及税收外流问题

所得税征税权的协调原则不同，其所需的协调措施也就不同。如果要实行来源国原则，有关国家在税收管辖权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应采取对国外所得免税的方法，以使跨国所得只负担来源国的税收。而如果要实行居住国原则，有关国家则应采用外国税收抵免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这样，即使来源国的税率较低，但由于居住国要按照本国税率与来源国税率之差对本国投资者的国外所得进行补征，纳税人的跨国所得仍要按照居住国的税负水平负担税收。

那么，国际间现行的所得税征税权协调原则究竟属于哪种类型?从目前发达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出国)采取的避免所得国际重复征税的措施来看，欧洲大陆国家为保证本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公司开展公平竞争，多实行免税法来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即居住国对本国公司来自于参股比重达到规定要求的外国公司的所得免予征税;又称“参与免税法”，该法一般适用于来自非避税地的积极投资所得)，英、美、加、日等国则强调用抵免法消除重复征税。这样看来，国际间似乎并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所得税征税权协调原则。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实施抵免法的同时，为了有利于本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公司或实行免税法的欧洲国家的公司开展竞争，还普遍实行“推迟课税”的办法，即对本国公司取得的未汇回国的外国来源所得暂不征税，待其汇回国时再行征税(欧洲大陆国家对不适用于“参与免税法”的国外消极投资所得一般也有“推迟课税”的规定)。所以，总的来看，目前国际间占支配地位的所得税征税权协调原则为来源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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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企业要从维护自身整体、长远利益出发，摒弃避税、偷逃税等短期行为，转而进行科学的国际税务筹划，即利用国际税法规则，通过对自身的筹资、投资和营运等生产经营活动事先进行适当的安排和运筹，使企业既依法纳税，又能充分享有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优惠政策，以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国际税务筹划的客观基础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1.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各国税制上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三种类型：居民管辖、公民管辖和所得来源管辖。各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法律传统，选择及行使税收管辖权，其中多数国家是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管辖权的。由于各国家行使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从而为国际税务筹划创造了机会。

2.税率上的差别。税率差别是指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数量的应税收入或应税金额课以不同的税率。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

3.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不同的国家税种的课税对象可能不同，不同国家对于每一课税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不同，因此计税基础也会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税收处理进行税务筹划。

4.税收优惠的差别。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国外投资者在征税上给予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优惠。如减免税、各种纳税扣除等。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跨国纳税人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二、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方法

依据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和其它相关因素，可以大略总结出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途径如下：

1.税收管辖权规避。企业应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或公民管辖的国家发生人身法律关系，或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所得来源管辖权的国家发生联系。许多国家对企业的“常设机构”的利润是课税的，因此在短期跨国经营活动中，尽量不要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则可避免向东道国纳税。这种规避可以通过控制短期经营的时间或是通过改变在东道国机构的性质来实现。

2.利用税率差别。由于不同国家规定的税率存在差别，在进行国际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据统计，美国跨国公司持有资产总额25%部分分布在那些公司所得税率低于20%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

通常实践中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有几种：(1)企业可以利用信托方式转移财产。如果一个国家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该国企业就可以以全权信托的方式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设在境外的避税地的信托机构代为管理，通过创立这种国外信托，财产所有人以及信托的受益人就可以彻底摆脱就这笔财产所得向本国政府纳税的义务。同时，由于信托财产是委托避税地信托机构管理的，当地政府对信托财产所得一般也不征收或征收很少的所得税。(2)企业也可以通过向低税率国关联企业转移利润的方法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实践中跨国公司在税务筹划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

(3)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课税。

3.在税务筹划中注意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在税务筹划中，要注意考虑所选择投资地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根据投资地在存货计价与成本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准备基金的提取等方面税制规定的不同来进行筹划。

4.筹划时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一般都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条款。在国际税务筹划时，在考虑税收优惠时，要注意税收优惠往往是在经济不发达、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力度更大。所以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忽略该地区基础设施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

三、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1.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现状。我国大部分企业税务筹划意识缺乏。我国企业的领导由于欠缺财务、税收知识，因此当提及减少纳税成本时，往往使用偷逃税款、找税务人员等方法，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税务筹划合理合法地节税。而企业的财务人员也因而不能利用税收知识和会计水平为企业做税务筹划。同时，税务筹划主体在我国企业中，至今还不甚明确。会计人员只关注会计核算、会计报表，不关心税收成本比较及相关决策；而管理人员则认为税收筹划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税务筹划工作无人负责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国企业对于国际税务筹划的迫切需求。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仅是出口事业蓬勃兴盛，跨国经营事业也必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发展。因而我国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税务筹划的水平，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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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 　数字鸿沟。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模式和商务理念，不仅改变了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与管理，而且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了重大影响。电子商务促进了贸易效率的提高，降低了贸易成本，简化了交易过程，但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也对国际贸易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冲击。

1.1　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冲击。

传统的比较优势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而在电子商务时代，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流贯穿于电子商务活动的始终，信息是电子商务重要构成要素，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信息比较优势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之一。信息比较优势是指国与国之间对信息的生产、传播、反馈与使用能力上的差异，信息技术因素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国家或企业的信息处理效率成为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条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和信息产业的规模比重都极大地影响了一国在国际贸易甚至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和竞争地位。这种情况也使发展中国家原来具有的自然资源及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和重要性降低，在信息流动的自由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少好处的同时，机遇与挑战并存。

1.2　对赫———俄新古典理论的冲击。

赫———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各国的要素丰裕程度不同，从而产生要素价格的差异，结论是一国利用相对较低价格的要素生产产品并进行国际贸易就可以获得比较利益。该理论主要侧重从供给方面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和流向，忽略了分析需求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电子商务的交易迅捷性和网络互动性使需求成为一种主动创造性的行为，电子商务更加强调企业对客户需求的满足，企业的生产成为按需生产，定制生产，即可以根据网络汇总的需求和市场信息的变化来迅速调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需求对国际贸易生产和流向起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为修正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此方面的不足，以需求出发来分析国际贸易的产生和流向应当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需要。

2　数字鸿沟可能加剧国际贸易中的“马太效应”。

随着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加深的“数字鸿沟”。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数字鸿沟”是指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的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尤其表现在掌握、应用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以及发展信息产业方面的差距。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收入最高的1 /5的发达国家人口拥有全球GDP的86%和因特网用户的93% ，而收入最低的1 /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拥有全球GDP的1%和因特网用户的0. 2%。从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领域的差距远远大于目前南北经济总量的差距。

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发达，电脑普及率高，企业人员素质高，而且信息化程度高，因此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务方面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牢牢占据了信息革命和电子商务的制高点，也必将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而在新一轮的电子商务竞争中，信息、人才、技术等成为生产函数中极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这客观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普通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优势，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电子商务，在前期需要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高投入，背负重债和财政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与信息秩序和电子商务相关的规则制定中几乎无发言权和影响力，在发达国家制定的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中，发展国家容易被边缘化，客观上提高了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

这对原本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导致在新一轮的贸易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距的拉大，加剧国际贸易中的“马太效应”，扩大“南北差距”。[ ]

3　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影响。

当前的有关国际贸易法律、法规大多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制定的，而电子商务大多应用信息技术，以计算机网络作为交易媒介，突破了传统的有纸贸易，因此原有的法律法规很多已经与这种贸易方式不合拍，这必然对原有的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形成挑战。

3.1　电子合同的法律规范问题。

电子商务应用于国际贸易后，贸易合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是订立合同的双方或多方是不见面的；二是表示合同生效的传统签字盖章被数字签名所代替；三是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合同形式的变化，给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都出了一个难题，而且容易被改变和伪造。不仅如此，除了修改并完善现有合同法，适应新的国际贸易形式外，世界各国还面临着制定电子合同法，对电子合同的要约与承诺、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电子合同履行的方式与地点、电子合同履行中的验收、网上格式合同的法律规范等作出规定。

3.2　电子商务中的管辖权问题。

管辖权是国家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对特定的人、物、事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在电子商务参与国际贸易后，由于其具有跨地区、跨国界的特性，管辖权的冲突会更加普遍，如果管辖权得不到解决，会极大的影响诉讼效率。

3.3　知识产权问题。

1994年GATT/WTO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有所涉及，但不十分完善。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多新问题随之出现。（1）版权问题。如何解决网上版权保护问题已经引起WTO的注意。（ 2）域名和商标的关系问题。（3）出版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电子商务领域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作了不少努力。今后，WTO面临的政策挑战主要有：如何修订TR IPS协议，使之能够全面陈述电子商务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何和W IPO合作，对电子商务所引起的新概念（如域名） 、新问题进行统一的界定，并采取一致的、国际通行的准则来保护知识产权。

3.4　其他问题。

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市场的法律规范问题、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等等都是电子商务应用于国际贸易后不容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国必须在这些方面加强立法，才能保证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4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传统税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传统税收制度提出了重大挑战，现行的税收在很多方面都无法适应于这种新型的商务模式，尤其是电子商务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之后，使得原本复杂的问题更加烦琐，引发了现行税收制度的一系列矛盾。

4.1　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加剧。

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是国际税收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世界各国实行的税收管辖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大体有按照税收控制要素即住所、机构、收入来源实行三种或两种管辖权的，也有实行一种的。但不管实行怎样的管辖权，大多坚持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优先的原则。但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地域的界限，商业交易已经不存在地理界限，即使有也很难确定，大大加剧了跨国家、跨地区交易的发生。但是税收还是必须由特定的国家主体来征收，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收入来源地和住所来源税收，因此会引发一些冲突，例如重复征税的问题。假设一个中国公民在美国的电子商务网站上订购货物，而且要求将货物发往法国，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该公民将同时得到三个国家的税单。首先，按照住所税收管辖权，中国政府将有权向该公民征收所得税；按照收入来源地管辖权的话，法国政府也有权向其征收流转税；而美国政府有可能以交易发生地为依据，也可根据来源地，有权向其征税。在传统贸易中，可通过双边税收协定来解决，而在电子商务中，由于来源地及交易者身份都难以判定，从而增加了解决国与国税收冲突的难度。

4.2　传统贸易与网上贸易赋税不公。

首先，电子商务是虚拟的网络交易，网络贸易与服务经营往往比较隐蔽，一般税务机关很难得到交易信息，因此难以对网上交易进行稽查，导致以有形交易为基础的现行税制难以对网上交易征税，使得从事网络交易的企业可以轻易避税。其次，有些国家比如美国等国家为了鼓励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在线交易免税或者实行较低的税率。上述情形导致即使相同性质的交易，由于采用不同的交易方式，最后承担了轻重不同的赋税，有悖税收中性和平等原则。

4.3　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转移问题。

电子商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进行商务活动的方式，原来由人进行的商业活动更多依赖于软件、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来进行，这样必然增强了商业的流动性，公司可以利用在免税国或低税国的站点轻易避税，从而大大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对高税率的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而言，会促使他们通过互联网，从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购买商品，此外电子商务加速了跨国公司的一体化，鼠标一点即可将其在高税收国家和地区的利润转到低税区。综上，电子商务对不少国家的税收收入产生了影响，使得不少国家国际贸易税款流失，电子商务导致的国际贸易中的税收转移问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4　国家之间尤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税收征免方面存在分歧。

由于电子商务能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已经在未来的电子商务领域占据了比较有利的位置。

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坚决主张电子商务免税。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免税区存有戒心，因为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税基的大幅缩小，税收流失增加，财政实力大为削弱，从而南北经济实力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5　电子商务的安全性问题是国际贸易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随着Internet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在国际国内有关非法侵入计算机网络的事件层出不穷，给各国的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在Internet上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商务活动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任何电子商务系统必须在安全策略的指导下建立一个完整的综合保障体系，来规避信息传输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法律风险，满足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机密性、认证性、完整性、可访问性、防御性、不可否认性和合法性等安全性要求。

只要能满足这些条件，电子商务活动才能顺利开展，与此相关的贸易活动才得以顺利展开，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论文格式]

参考文献

[ 1 ] 　周升起等著：《国际电子商务》[M ] .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2002年版。

[ 2 ] 　娄策群，王伟军著：《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导论》[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3 ] 　刘刚著：《网上支付与电子银行》[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4 ] 　齐玲：《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及国际贸易立法的影响》[ J ].《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 5 ] 　王有刚，龚应梅：《论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 J ] .《商业研究》2004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