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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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银行涌入中国，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外资银行的经营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存少贷。在国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的业务，但同时又借贷，将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转移到境外套汇和套利。

（二）转移在境内营业获取的利润。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又将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移利润，并逃避我国的税收管理。

（三）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按照《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央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总是想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四）片面追求高额利润，主要从事一些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

（五）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运营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条例》规定，外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例不得低于25%，但实际上有的外资银行还达不到10%。

（六）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诸如回扣、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甚至接受假凭证等手段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事实上，这种不平等竞争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法律纠纷，主要是外资银行与客户之间由于不规范经营而引发的法律纠纷。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将造成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根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秩序的混乱将严重阻碍我国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要使国内金融服务市场更加开放，引进大量的外资银行，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二、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存在的缺陷

以上种种问题和情况，源于外资银行对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但出现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不力。其表现在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政策、措施、手段等方面，但总体来看，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一套有效的监管法律体系引导和约束外资银行的行为。

经过20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主，内容包括从开业审批到经营监管的体系。尽管监管机构是明确的，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够全面、完善，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都不强。在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几种形式中，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看，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外国银行分行。其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贷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监督。但是，《条例》对分行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却没有严格区分。除对申请者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分行规定要达到200亿美元，其他金融机构是100亿美元这一点有所区别以外，其他条件和要求基本相同。由于监管立法缺乏针对性，导致分行这种最危险的形式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增加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另外，对外资银行的经营业务的规定也过于笼统，没能作出具体的界定和规范。对于有的业务虽然有约束性规定，但是，对违反此规定有何惩罚措施，就没有下文了。

（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问题上，有关立法规定不明确，没有实行国际公认的“综合监管原则”。譬如，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原《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综合监管”问题只规定申请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者所在国家和地区必须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并要求申请者提交所在国家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关于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的有关规定。如果外资银行的经营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并能够将其和我国的监管有效结合起来，那么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行为将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和方法陈旧、落后，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式”的管理阶段，基本上以行政管理为主，不能适应外资银行在华快速发展的需要。譬如，监管方式主要以日常报表分析为主，而且偏重于定性分析，缺乏一个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管参照系。目前国际上已采用先进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监管方法，我国还没有在实践中引进和运用，导致监管水平低，无力制约外资银行的违规操作现象。实际上，只有具有合适的监管方法、手段，再加上素质水平较高的监管队伍，外资银行的很多不规范操作现象都是可以避免的。

总的来说，中央银行有效监管外资银行的立法相对滞后；原有法律、法规的效力不高；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规内容或者欠缺，或者过于笼统和简略，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和细则；法规制度设计上不合理。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中央银行在对外资银行监管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正因为如此，才为外资银行的不规范经营提供了空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将是必然的。外资银行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也将增多。加入世留组织之后，如何有效地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将成为中央银行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加入世贸后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所应遵循的原则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在原关贸总协定中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在世贸组织主持下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协议》，使全球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它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世贸组织的成员国都必须在这些协议的指导下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国际规则同样将成为我国金融服务立法的标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金融服务所做的原则规范涉及市场准入、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五个方面的问题。由于金融部门是敏感部门，所以《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附件中还规定：(1)金融服务的范围和定义包括除“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之外几乎所有的领域；(2)为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基于谨慎原因而采取相应措施”，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或自动认可等方式获得其他成员的确认，但有关谨慎监管的规定不能成为成员逃避其义务的借口；(3)对最惠国待遇和国内法规的义务，成员国可要求进一步豁免。这表明成员国可对金融实行比其他服务业更多的限制措施。这也为我国推行渐进式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依据。

开放金融市场，必须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颁行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统称《巴塞尔协议》），积极推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共同努力对外资银行实行双重监管。1997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又颁布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将风险管理领域几乎扩展到银行业的各个方面，并制定了全面的指导性原则，以建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风险控制机制。《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监管的有效性。该原则强调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把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合理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是有效监管系统的关键，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受法律制约。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加入了巴塞尔委员会，这就为我国以《巴塞尔协议》和《原则》为框架，构建我国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体系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看，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要求采取对等互惠、平等一致，但也可以实行有条件的保护原则。针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和引进外资银行已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渐进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还不具备“平等一致、对等互惠”的政策原则条件，因此不适于采取这种单一的原则，而应该根据形势做灵活的变更。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宜采取“有限的保护主义”混合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又能够更好地引进外资银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当国内银行业力量发展壮大，能够与外资银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后，我国可以采用“平等一致”的原则。随着我国银行业融入全球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我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实行“对等互惠”的原则条件就具备了。因此，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应遵循先“有限保护”、再“平等一致”、最终“对等互惠”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监管法律体系和政策。

四、新《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监管制度的改进

我国原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1994年颁布的，有很多条款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01年12月12日（入世后的第二天）通过了新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与原《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进行了如下的修订：

（一）资本充足率标准改为国际公认的8%，以与国际公认的准则和规范保持一致。

（二）由原《条例》的“实收资本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改为“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三）对申请设立外资银行的申请人的条件，增加了一条：“申请人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并要求申请人提供其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对其申请的意见。这使得东道国监管与母国监管能够真正有效结合起来，切实体现了国际“综合监管原则”。

（四）对“法律责任”一章进行了补充完善，对于外资银行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更加具体，更加可行。

五、完善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立法的建议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应该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和《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通行的协议框架，针对我国金融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以上确定的原则和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对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规范。具体来说，建立外资银行有效监管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注重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重资产质量和风险。引入《巴塞尔协议》对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规定，注重资产质量和资产风险，按照《巴塞尔协议》确定对外资银行实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文件或条文。在制定相应法律文件或条文时，应该借鉴国际规范，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和资本充足率进行全面分析，规定规范化的覆盖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在内的报表体系，并将定期报送的有关财务和业务报表等内容在法律条文中明确下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外资银行具有较高的安全度。

（二）严格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审批。针对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方式，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有区别地设定不同的审批条件或程序，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更有章可循，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具体来说，第一、要尽可能地简化对代表处的审批；第二、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不大的附属行，但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和比例；第三、对外国银行所设的全资附属行实行许可证审批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全权负责审批和管理；第四、对外国银行在国内设立分行的审批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外资银行国内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地控制在初始阶段。

（三）控制市场风险应成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重点。市场风险的监控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关注的重心。近二十年来，国际金融业务内容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从短期的贸易信贷逐渐转向中长期信贷，从零星、分散的业务转向专业化金融服务；第二、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传统的国际金融业务份额逐渐缩小，新的市场业务发展较快，如金融期货、期权，再加上交易手段日益现代化，市场风险对银行经营构成的威胁必须引起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金融市场客观存在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清算风险、业务操作风险等要素，比较有效地统一了对银行表内业务与日益扩大的表外业务的综合监管，对当前的跨国银行监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应该借鉴其它国家的经验，将其管理要求、管理方式、操作规程，以及外资银行对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规范和要求引入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来。

（四）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直辖市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在法规中健全和完善现场检查制度。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两种方式。虽然这一做法有利于监管部门对外检查的统筹安排，但是由于既涉及稽核监督部门，又涉及职能监督部门，因此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明确监管部门内部的分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在检查内容上，应该加大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检查力度，规范对外资银行的测评和监控。在检查方法上，根据国际惯例，应该建立定性分析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现场检查制度。比如引入国际通用的CAMEL和ROCA标准，对所有注册外资银行采取CAMEL评级制度，对外资银行分行则根据ROCA标准评审。在每次检查后根据评级结果给予外资银行一个综合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措施。

（五）进一步明确外资监管的国际合作，使外资银行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减少金融风险。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我国可在外资银行监管的立法中规定，任何一家外资银行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母国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而且这种监管是建立在统一和综合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既能体现《巴塞尔协议》中的“母国监管”原则和“综合监管”原则，又能弥补外资银行监管中存在的漏洞。尤其是在外资银行设立的程序方面，应规定必须得到我国和母国监管当局的双方同意。这样就可以发现并阻止那些不稳健经营银行的跨国设立，避免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

（六）完善外资银行的退出机制。在加强对外资银行设立和经营过程立法的同时，还必须针对外资银行的退出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避免外资银行在退出时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可能对其他相关经济利益主体造成的损失。在对外资银行监管的过程中，要通过有效的监管手段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比如，限制外资银行的网点扩展，避免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形成地区垄断，维护我国境内银行的健康发展；限制外资银行的最低资本额，保证有实力的外资银行进来，并使其中的一部分存款保持在作为我国的存款；限制外资信贷资金的投向，从而将外资信贷资金导向有益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产业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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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监管基本特征

1西方电力监管制度的基本特点

1.1电力监管机构的设置和属性

国外电力监管主要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是独立的电力监管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及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的澳大利亚和南美国家大多数采取的是单独设立监管机构模式，集中监管职能于一体，监管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中立性。二是非独立监管模式。日本以及1998年以前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等）总体上采取监合一的监管模式。

在独立监管模式中，由于中央和地方监管机构的关系不同，又存在着两种类型：其一是垂直监管模式，即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并设立若干分支机构进行监管，如英国、阿根廷、新西兰等国家只设立国家电力管制机构，根据电力管制的实际需要，在各地设立若干办事机构。其二是分级监管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国家一般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

从发展趋势上看，电力监管机构普遍由政府行政部门的直接监管向独立、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方向发展。很多原来采取政监合一或由政府部门直接监管的国家，纷纷分离政监职能，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监管机构。

1.2监管职能

随着电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和市场功能的发挥，各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区分竞争环节（发电和售电）和垄断环节（输配电），放松竞争环节的经济性监管，加强自然垄断环节的网络接入监管、价格监管以及安全、环保和普遍服务等非经济性内容的监管（社会监管）。监管改革的理念是在竞争环节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监管主要集中在垄断环节，使得监管的对象和内容均集中，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对竞争环节的经济性监管，不再实行以往严格的准入和价格管制；监管的目标是鼓励公平竞争、防止市场的垄断、保证公平、有效竞争的市场秩序；监管的具体内容和手段是行业准入（此处对准入的监管主要是审查企业的资质、是否符合环境要求和技术要求等，而不是限制进入的准入管理）、股权结构、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等。对垄断环节——输配电的经济监管，主要是网络开放、输配电价、服务质量等，其中输配电价格和网络的公平接入是监管的核心。社会性监管则主要是对涉及技术（如系统规划、运行）、安全、消费者利益、清洁能源发展、污染物排放、环境保护、普遍服务等方面进行监管。

另外，监管职能由保护性监管向激励性监管转变，此特征更多地体现在监管的核心内容——输配电价格监管上。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不同，电力改革的目标选择和改革重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在电力市场成熟、电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前提条件下，改革的重点是价格的激励性监管，以改进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行业运行效率、降低电价和提供多种服务；发展中国家却面临发展电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等任务，电力改革的重点是要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吸引新投资以支持电力行业发展。

1.3监管的监督制衡机制

许多国家监管的监督制衡机制由如下四方面组成：

一是实行政监分离。政府各部门负责政策和规划的制定；监管机构执行政府政策，对电力市场进行日常的、专业化的监管。政策制定职能和监管职能的分离，避免了监管机构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执行者的弊端，有助于约束监管机构的权利和减少决策失误。

二是法律授权。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监管职能得到法律和监管规则的框架下，依法监管，从而避免了监管机构滥用权利。

三是透明度。透明度的实现主要表现在：清晰地描绘监管机构的作用范围；公开其决策机制；明确的制定监管规则和仲裁争议的程序；公布其决定以及作出决定的理由；将监管机构的行为和被监管者的履行行为定期向公众报告；规定有效的上述机制；将监管机构的行为和工作效率报告提交给外部检查人员进行详细地审查。

四是争端解决机制。一般采取仲裁和司法两类，如澳大利亚的电力法庭。

综上所述，现代电力监管机制具有如下特征：独立性；政监分离；放松经济监管，加强垄断环节及社会监管；法律授权，依法监管；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

2国际经验与现代电力监管体制构建

2.1立法先行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综观世界各国电力改革首先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以法制建设为先导，在科学的法律框架内卓有成效地开展监管制度改革。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十分庞大，且立法过程较长，而传统监管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紧迫性的要求，使电力监管体制不可能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再进行改革。因此“行政法规先行而后立法”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方式，统筹规划、分部实施，最终形成电力监管的法律体系。但法规必须尽快公开化、透明化，这既是监管机构所需，也是被监管的市场主体所需，没有竞赛规则的比赛无法进行，而参赛者不熟悉竞赛规则的比赛，亦是不可能公平进行的，也就是说，“立法先行”的原则必须遵守。修改和完善《电力法》，既要高层建构，又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一级立法，新修订的《电力法》应该在政府综合部门主导下，制定电力监管的具体规则，其内容应该包括电力监管机构的地位、性质、行为准则、职能、权限、监管产生的责任和后果等以及电价监管的原则、价格控制的方式、上网条件、服务的质量标准、企业准入许可的条件和审查程序、仲裁机制等。

2.2独立的监管机构与职能定位

能否建立独立、专门的电力监管机构是解决目前政府管制中存在的政监不分、政企不分、监管职能不清的根本途径，也是决定现代电力监管体系能否公正、透明、专业化运行的关键因素。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体现在即要独立于政策制定部门，以减少政府为达到短期政治目的而行使自由裁决权所造成的风险；又要独立于受监管主体，避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利益高度趋同，以保证规制的公正性。

从国际上看，许多国家在建立电力市场、引入竞争的同时，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监管机构。从发展趋势上看，电力监管机构普遍由政府行政部门的直接监管向独立、专业化的监管机构方向发展，很多原来采取政监合一或由政府部门直接监管的国家，纷纷分离政监职能，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监管机构。

2003年2月24日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出台，明确了“电监会”有效履行职能所必需的职权和应承担的职责，标志着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依法监管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电力行业深层次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迈出实质性步伐。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3激励性价格监管制度的建立

目前对于垄断环节的价格监管，国际上最常用的措施是由保护性监管向激励性监管转变，所谓价格的保护性监管即过去广泛采用的投资回报率的价格监管工具。由于被规划企业只是简单地将自己的绩效成本和投入要素费用转嫁出去，其所产生的“A-J”效应，导致受规制企业过度资本化以及激励机制被削弱，使企业效率普遍低下。根据新管制经济学的理论，由于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因此涉及到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委托——博弈问题。与之相对应，最高限价的价格监管是一种新的规制工具，也是最典型的剩余索取合同。它是在考虑了物价指数的前提下，对输配电价格实行最高限价，此最高限价并非长期固定不变，而是定期进行调整，通常是逐步下调的。监管机构提前制定下一阶段的最高限价，要求输、配电公司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其输配电价格必须低于最高限价。这样就对被监管者创造了一个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故而称其为激励性监管。其意义在于，当监管机构与被监管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时，通过赋予垄断企业更多利润支配权的方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信息租金，以取得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同时赋予被监管企业在不超过价格上限的情况下自由调整个别价格的灵活定价权，以提高社会配置效率。这一激励性的价格监管方式，最早于1984年由英国运用于电信业，然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国家，在电力、天然气、供水、等产业中都得到应用，目前已成为西方最有影响的规制方案，除此之外，除了价格上限规制这种方式外，西方理论界还提出了其他的激励性规制方案，主要是特许权竞争和标尺竞争。实践表明，这些激励性规制的实行使企业受到了利润刺激或竞争性刺激，对于促进削减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在构建电力监管体制时予以参考。

3结论

构建区别于传统政府管电体制的现代电力监管体系是我国电力工业市场化及提高电力产业效率的重要制度保证。对于我国当前的电力监管制度的改革来说，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经验，逐步改进和完善政府监管制度，是我国现代电力监管体系建立的方法，也是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之一。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原有制度基础的缺陷成为现代电力监管体系建立的制度，因此，监管制度的变迁需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制度模仿和创新。

参考文献

1（美）戴维·M.纽百里.网络产业的重组与规

制〔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垄断产业改革与重

组的理论与规制研究”课题组.构建现代电

力监管制度的建议，2001

3冉永平.“探索全新管电模式——访国家电

力监管委员会主席柴松岳”〔N〕.人民日报，

2003-3-26

4世界银行.中国电力部门管制框架研究报

告.中国电力行业监管国际研讨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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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想成为检察官，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每次考试又分三次进行，通过率很低。即使通过司法考试，也不能立即成为检事。考试合格人员必须进入最高法院办的司法研修院完成两年的司法研修学习，在这两年中，要学习法官、检事、律师的全部业务。通过毕业考试后，根据本人的愿望与成绩，安排其为法官、检事或律师。全部初任检事都被分配到第一线侦查部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业务方法。

《检察厅法》赋予检察官下列的职权包括：1犯罪侦查和提起公诉及为其维持的必要事项；2行使对犯罪侦查的司法警察官吏的指挥和监督；3为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向法院提出请求；4对裁判执行的指挥和监督；5履行将国家作为当事人或参与人的民事诉讼、诉讼以及行使对该执行的指挥和监督；6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除了负责侦查犯罪案件以外检事还负责该地区社会正义的实现，这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在地方检察厅及以下的机构中，均设了知识产权、环境、建筑、遗产、通、森林、税务、经济、食品、医疗防火、铁路、等部门，检事按分工分管相应的案件，并且随指挥警察机关与有关行政机关，所负责领域实行集中管制。

韩国的检察官共有四个等级，即检察总长、高等检事长、检事长、检事。检事总长作为长官级检察官，其任职与总统的更迭有密切关系，总统虽有权更换检事总长，但检事总长人选必须是符合检察官条件的人，在一般情况下，检事总长从高等检事长中选拔。一名检事如想成为一名高级检事和首席检事，必须在低级职务上工作10年以上;高等检察厅的检事、部门首席检事以及地方检察厅和支厅的部门负责检事的任命，需要被任命的人员在上述部门工作5年以上。检察总长则需在高级检事和首席检事岗位上工作1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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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用这一法则去分析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可以说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是这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是新闻宣传工作的两种主要手段和主要功能。两者相互区别，相互依赖，相互映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把二者结合好，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又加强舆论监督，才能把握好舆论导向。

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积极、正确地引导社会，使新闻宣传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好的作用。把正面宣传同舆论监督对立起来，认为舆论监督会影响正面宣传，这是错误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通过新闻媒体曝光、批评、引导而变为先进的、正面的事例已不鲜见。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同样具有积极引导的作用。有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宣传的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比做越野汽车的“前加力”和“后加力”，是非常形象和切合实际的。因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的相互关系，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又要理直气壮地抓好舆论监督。

二、坚持实事求是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舆论监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其真实性。在当前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整体和个人各方面的利益正在进行大调整和再分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大量出现，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基层，采访上下左右、方方面面有着相互联系的人和事，真正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出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抓准事物的本质。把采访的过程变成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采写出不仅内容真实而且用语准确、提法恰当的稿子。为确保舆论监督的绝对真实，对批评性的稿件应慎之又慎，必要时稿子写好后不妨征求一下被批评者的意见。只要把工作做细了，把稿子写实了，我们的舆论监督就能经得起检验，发挥积极作用。

三、抓住主要矛盾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如果事无巨细，都去反映，那就显得杂乱无章。新闻的生命是真实，但并非真实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新闻。现在，有的新闻媒体以“猎奇心理”去搞舆论监督，结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里，有必要探索舆论监督监督什么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热点问题不时的出现。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些也是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热点问题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时期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集中表现，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要敢于触及热点问题。实践证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抓住事关大局的问题实行舆论监督，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强调舆论监督要抓大事，并非是对所有的小事不管不问。如对“米袋子”、“菜篮子”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些看似小事，实际上关乎着大局，我们也必须热情关注，帮助解决。但是，如果不从大局出发，不抓西瓜抓芝麻，光就鸡毛蒜皮问题进行舆论监督，那么，对出现或发现的问题就会堵不胜堵，似乎发稿不少，就是不解决多大问题。因此，我们在实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一定要对遇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认真进行分析，千方百计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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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掌握适度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度”是一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限度、幅度、范围，是质与量的统一。古人所说的“过犹不及”，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舆论监督必须掌握适度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首先，要适宜。舆论监督不同于正面宣传，在具体内容上，舆论监督批评性报道较多，读者对批评报道非常敏感。当今社会问题很复杂，什么问题应该监督，什么问题不应该监督；什么问题该批评，什么问题不该批评，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同时，在报道形式上也应当有所选择，不一定只是批评、曝光，也可以采取群众参与、专家访谈、平等讨论、自我教育等报道形式，适宜哪种方式就用哪种方式。总之，要做到既有创新又不过度。其次，要适量。舆论监督报道数量一定要适当。可是，有些记者却不是这样，抓起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来，总觉得多多益善，想过把瘾，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应当懂得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这个道理。舆论监督也是如此，量太少了无济于事，过多过滥了也会适得其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好舆论监督报道的密度，哪些该连篇累牍，哪些应点到为止；哪些该公开播发，哪些该用内参反映，要周密策划，不能盲目从事。其三，要适时。舆论监督的效果与报道展开的时机紧密相关。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同其他新闻一样，应当讲究时效性。但是，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时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切入问题的时机把握上，而并非都是当日新闻。因为在矛盾正处在激化状态、是非还不清楚的时候，你就马上进行报道，这样不但不能促使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因介入过早给解决问题带来麻烦；相反，如果群众对问题关注的热情和舆论高峰已经过去了，我们才迟迟进行报道，那么监督效果也就会大大减弱。据了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专题报道，有的观察准备时间长达半年后才在适当时机播出，从而取得了最佳效果。因此，对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的播发，一定要审时度势，掌握火候，捕捉良机。从这一点上说，时机就是效果。其四，要合法。新闻媒体在监督社会的同时，也在接受社会监督。从已发生过的新闻官司看，有的新闻媒体及其记者之所以败诉，除报道内容失实外，不少报道是因为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所造成的。法度是舆论监督需要认真把握的极为重要的度。因此，每个新闻工作者必须增强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实行舆论监督。这样，就会有效地防止新闻纠纷的出现。

五、分析因果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出有因，但因果关系既有普遍性，又有多样性。存在着一因多果、同因异果，一果多因、同果异因，多因多果这样复杂的因果链条。对此，我们切不可简单化。舆论监督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用心去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在舆论监督中，既要报道问题的现状和处理的效果，又要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在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监督中，更要注意分析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观的、客观的，内部的、外部的，直接的、间接的，等等。只有把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深分析透，舆论监督才能真正以理服人，产生较强的震撼力，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

六、注重社会效果

认为，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统一的。有些舆论监督方面的报道之所以产生不良的社会反响，是因为有些从事这些报道的记者对待动机与效果存有片面性。他们一遇到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不加冷静的思考，脑子一热就捅出去，只求一时轰动，不看最终社会效果。抱着这样的主观愿望从事舆论监督，不仅难以取得好的效果，弄不好还可能捅出娄子来。

篇5

检察机关本身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17 世纪路易十四时法国将国王的律师和人定名为总检察官,这就是西方检察制度的最早形式。以下就是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制度构建。

从产生到现在,大多数国家在设置检察机关时都始终将其定位于公共利益代言人。其次,检察机关的权威性说明它适合提起某类民事诉讼,如公益诉讼。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和拥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作后盾的企业、政府之间进行的是不对称的诉讼,受害方常因承受压力过大被迫放弃诉讼。而凭借自身的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在公益诉讼中单独启动诉讼程序,使侵害者最终得到应有的制裁。再次,检察机关具有超脱性。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这更能保证其以超脱的姿态着眼于维护公益权利,而不至于沦为专为受害方牟利的人,不至于因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与侵害方同流合污。最后,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检察机关人员熟悉法律,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应当被法律保护的利益。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99 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起诉。此外,《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可以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刑事诉讼中,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检察机关对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起诉的法律主体,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社会公益、维护法律秩序,又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要求,无疑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最佳法律主体。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制度构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6

石油工程企业文化的创新建设的主体是企业的全体职工，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氛围。企业管理者对基层职工的关爱，会让职工感受自己在企业内是备受尊重的，精神得到极大满足后会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企业文化的建设有一定成效后，职工将会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会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上，这不仅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还能不断完善和创新企业文化。

二、石油工程企业管理制度的内涵及创新路径

石油工程企业管理制度，亦称为规章制度、管理标准，是企业制定的包括规范企业生产、经济、技术等活动的规则、条例、程序的集合。促进石油工程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是必然的，其主要创新路径如下。1.创新组织机构管理组织机构是企业日常经营的基础支撑，设置科学的组织机构是企业管理理论的产物，与企业的实际管理息息相关。组织机构的创新可以从对组织机构重组改制入手，实质是对企业制度的创新[2]。在创新企业制度中，组织机构必须要不断改革和创新，与全新的委托关系、分权和集权的要求相适应，以更好的提高管理效率。2.创新技术管理这是石油工程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形态，企业发展的源泉，是决定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创新不仅是创新技术问题，还是创新管理问题。技术创新应该从研发入手，逐步形成技术的产业化，并推广上市。石油工程企业自身特定的高科技、高风险和高投入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企业的技术创新相关。因此，为了促进企业技术的创新，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目的，利用新的工艺方法促进企业技术和管理的创新。3.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的技术、资金等生存经营要素能随意转让，但只有人力资源无法自由转让，因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这就决定了石油工程企业管理的创新，必须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改革以往的管理体系，将管理系统的核心由传统的财务管理转换成人力资本。

三、石油工程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融合的创新

企业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企业管理服务的，而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发展中形成和创新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制度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二位一体”关系。因此，为了促进石油工程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将两者有效融合。1.将企业文化建设纳入石油工程企业日常管理工作中企业文化建设是日常管理工作的体现，推动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石油工程企业内部和单位之间、职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都渗透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不仅是石油工程企业文化建设创新的过程，也是文化建设创新的内容。石油工程企业要积极组织和开展一些有石油工程色彩的文体活动，这是强化石油工程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力手段，能帮助企业构建和谐的工作氛围，培养企业职工之间的情感，是企业柔性管理的重要体现。2.利用企业文化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石油工程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理念的灵魂，企业文化的性质决定了企业管理制度的性质。可见，只有与石油工程企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才能符合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才能促使企业管理制度更具执行力。企业管理只是企业管理者按照所指定的管理制度开展的工作协调和合作，企业管理者必须充分利用好企业文化建设，以有效的开展企业管理，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同时，企业的管理要以企业文化的价值理念为导向[3]。在执行企业管理制度中，企业的文化价值理念会逐步渗透到职工的个人价值取向中。因此，企业管理者必须在企业内部积极树立典型人物，发挥榜样的力量，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企业职工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为促进企业的发展贡献做大力量。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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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及服务运行机制有限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图书馆是教学的辅助单位，一般情况下受到的重视程度不高，行政上的不重视必然导致沟通过程中也存有障碍，学科馆员制度的推进也必然遇见瓶颈。当前民办高校的图书馆中普遍存在共同的特征是：日常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流程较为清晰等优点，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职能某些方面的不够集中的缺点，比如说，本应该依据本校馆内资源的学科化服务在传统的影响下被格式化，因此就出现了管理程序化与分工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作在开展中受到不少局限。

2.许多民办高校师生对学科馆员制度的了解程度不高

目前，很多民办高校在进行院系建设时，往往仅仅注重对院系教师力量的充实，却很少关注本校图书馆的作用，有很大一部分师生对图书馆的教学和科研作用都意识不到，仅仅局限地认为图书馆就是用来查阅资料。还有很多民办高校的图书馆虽然建立了学科联系人的模式，但读者与其的互动性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一部分学科馆员仅仅就是帮助读者提供简单的收集信息或者查阅服务，和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目标还差很大一段距离。同时，在一部分民办高校中，缺少对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相关宣传，使得学校中的教师和学生对其了解不深。还有一部分民办高校虽然也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比如在图书馆主页中设定了一定的介绍，但很少有人关注到这点，因而宣传作用也远远不到。

3.学科馆员的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办学初期阶段，很多民办高校图书馆聘任了一些已经退休的高职称馆员，涉及多个领域，有的来自公共图书馆，有的来自少儿图书馆。虽然经验丰富，但就学科馆员服务来说，还是难以做到一个学科自身对应的专业图书馆员，且就学科的知识结构方面，虽然馆员的知识层次很高，但面对最新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很难把握。同时，还有一部分民办高校在进行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深刻的认识该项服务，不能充分理解其对学校的发展的综合作用和重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馆员的积极性。甚至有部分馆员认为，学科馆员仅仅是承担学科化服务工作的，其他馆员没必要参与这项工作，这样，就使得部室间和馆员间的沟通很少，很难较好的做好协作工作，进而使得部分馆员对工作的开展不采取支持和配合的态度。

二、相应解决措施

1.完善和健全人才培养制度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应该从图书馆的内部挑选专业知识过硬，工作素质高的工作人员作为学科馆员，并定期对他们做好培训，帮助他们及时充电。另外，对于学科馆员制度来说，应该多多重视培养具有综合素质高的学科馆员，从而推动馆中人才队伍的优化，使得馆中的整体水平得以提高。学科馆员不仅要充分了解文献资源，还要充实多门学科的知识资源，并关注他们的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从而让自己的知识资源与岗位着实匹配起来。

2.重视管理，逐步健全学科馆员制度

要想保证学科馆员的目标顺利实现，离不开完善的管理体制。应该明确学科馆员的岗位责任，通过健全的管理制度加以保障。同时，结合完善的考核机制，选拔优秀人才上岗。并且，根据学科馆员的实际表现进行量化考评，对于考评不合格的学科馆员要进行新的馆员评聘，从而在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激发学科馆员的工作激情，让他们的积极性和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3.创新学科化服务模式，重视与院系之间的联系

应该重视学科馆员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建立一种新的服务模式，这样一来，学科馆员就可以帮助教师在较短的时间中获取大量的知识信息。而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在使用信息的时候，又为学生提供了信息的供应，如此也带动了学生利用图书馆。另外，在互动模式下，教师还可以为图书馆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让其效益发挥至最大化。而在教师的一些课题研究中，学科馆员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最新的研究动态，真正的实现教学和科研的有效结合。让民办高校的图书馆服务也提高到新的层次。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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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需求理论;大学生村官;制度建设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本内容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年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总体上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上的需求,包括衣食、住房、基本生活保障、等。第二层次是安全上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职业安全、经济安全等。第三层次是归属与爱的需要,包括友谊、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第四层次是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他尊。第五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胜任感、成就感等。人们一般按照这个梯级从低级到高级地来追求各项需要的满足。

二、从需求层次理论解析大学生村官计划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待遇偏低

当前大学生村官的薪酬待遇总体上还比较低,而且各个地区存在不平衡问题。中央财政按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每年0.5万元、1万元、1.5万元的标准给予补贴,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承担,各地方财政补贴的标准因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各有不同。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慈溪市为例,“月基本报酬掌握在800元左右,试用期满后由镇统一办理社会保险,其费用由镇村共同负担,对市级贫困村涉及财政作适当补助。”[1]也就是说试用期过后基本工资在800元左右,加上奖金及其他补贴,基本在1500元上下。这一工资收入低于慈溪市平均水平,属于中低收入。西部和中部地区大学生村官的工资待遇水平比东部还要偏低。较低的工资水平无法满足大学生村官的基本生理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大学生到农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安全感匮乏

大学生村官的不安全感主要源于工资收入水平低,福利待遇差,不足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尽管各个地方出台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并规定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的社会保险按照当地全额事业单位在职管理人员政策标准执行,但是大学生村官享受到的社会保障项目不健全和社会保障水平低却是一个事实。

(三)社区归属感弱

“社区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的感觉”[2]。多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生于城市和在城市长大的大学生到农村任职时,会面临着极大的不适应。城乡文化差异大大降低大学生村官的社区归属感。在农村长大的大学生村官,由于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大学时期是在城市度过的,“家庭—学校”式的学习和生活方式,使这些农村大学生脱离了真正的乡村生活。所以,同样面临着难以融入农村社会的问题。

(四)角色认同度低

1.自我认同度低。大学生村官身份非常尴尬,如果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如果是工人,他们不享受工人待遇;如果是政府工作人员,又没有编制,工资待遇相差甚远。身份的尴尬严重削弱了大学生村官对自身权威主体性的认同,他们往往很难将自己定位于能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并得到村民认同、最终可以融入到村委决策层,并实现自己价值的“官”,而只是将村官职业作为一个缓冲就业压力的暂时职业。

2.社会认同度偏低。社会对大学生村官的期望值较高,但是,现有大学生村官的知识和能力的确存在缺陷。从专业领域看,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干部具有农学背景知识的仅有4%,其他专业的为96%,有一些竟为数学、外语、天体物理专业的。”[3]从工作经验看,78%的为工作1～3年或刚离校的大学生。从发展趋势看,直接从学校毕业应聘的比重在加大。在现实的供求不平衡情况下,大多数大学生村官均面临管理能力、技术能力、沟通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迅速提高问题。社会对大学生期望的过高与大学生村官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社会认同度偏低。

(五)价值满足程度偏低

大学生村官的胜任感和成就感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大学生村官的价值实现度。所谓价值实现度,“指的是大学生在农村基层岗位上,发挥自身优势,为农村基层建设作贡献的程度。”[4]“当前大学生村官自我价值实现的情况如下:大学生履职后,很难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基本上没有发挥自己价值的占总数的4%;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日常工作,自己的价值发挥得很少,占总数的40%;另外有40%的大学生村官认为,除了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以外,还可以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做出特殊的贡献;有16%的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完全扎根基层,已经成为农村基层建设名副其实的带头人。”[4]三、大学生村官制度建设的对策分析

1.建立和完善动力激励机制。要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较好地满足大学生村官的合理需要。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动力激励机制。

具体来讲,所谓的动力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方面是物质性激励,它是指以实物形式的给予作为激励手段,如金钱、物品、生活待遇等等。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大学生村官的薪酬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满足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是精神性激励,它主要是指以授予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给予认可、赞赏等作为激励手段,如荣誉称号、奖状、奖章、尊敬、表扬等等,这些主要用来满足大学生村官的精神需要。大学生村官,与其讲是一种功利性角色,不如说是一种表现性角色,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那些优秀大学生村官不仅要给予物质奖励,还要多给予精神激励。

2.建立和完善各种保障机制。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为其保驾护航。首先,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要加强监管,使优惠政策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其次,要做好大学生村官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福利待遇等内容,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三,政府的相关激励承诺一定要保证兑现,这样才能让真正优秀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并扎根农村,用自己所学服务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3.建立和完善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机制。目前,大学生村官在不同地区普遍存在社区归属感弱和社会认同度低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大学生村官自身素质不高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有些大学生到农村任职的思想动机不纯,有些大学毕业生仅凭一时冲动便到农村任职,对农村社会环境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很难快速融入农村社会,开展各项工作。有些大学生村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农村干事创业困难阻力比较大,一旦干不出成绩,便会失去民众信任,使其社会认同度急剧下降。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与培训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务之急是革新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模式,完善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机制,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既懂管理又具备适应农村需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4.建立和完善大学生村官的流动机制。流动机制是指大学生村官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移动的制度。健全流动机制,为聘任期满后的大学生村官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为此,我们要建立富有弹性的流动机制,给予大学生村官更多自主择业的权利,保障期满后“大学生村官”去留的自由选择权。三年合同期满后,如果工作需要,本人也愿意,可以续签合同,继续留在村里工作;如果本人希望到其他地方发展,也可以自愿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此外,基层政府部门应当推荐优秀大学生村官直接进入选调生队伍序列,鼓励大学生村官在任职期满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并给予适当的政策照顾。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在政府机关和乡镇、区县的一些部门充实新的管理人员,拿出部分职位,提供给一些合同到期的优秀大学生村官。

5.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大学生村官政策已经历时十三年,但是目前还没有一部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出台,由于法律依据上的缺失,容易造成对“大学生村官”合法权益的侵害。例如,海南省不少县曾经组织招聘一批“大学生村官”,由于缺乏法律规范的制约,所以在个别县里有些“大学生村官”连身份都得不到承认。虽然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曾指出,“从2006年起,国家每年有计划地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和社区就业。到农村就业的,可通过法定程序安排担任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相应职务。”但是目前这一程序并没有法律依据,导向性政策虽能够灵活适应客观情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却缺乏法律所具有的必要的约束力与确定性。

另外,“大学生村官”政策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间的衔接存在疏漏之处,其突出表现是“大学生村官”身份所面临的尴尬。目前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致性原则”,外来大学生群体不具备选举资格,自然也不具备被选举资格,从而失去进入村级领导层的机会,这样的法律规定不利于非本村的外来大学生扎根本村。新农村建设要取得长足发展,今后《村委会组织法》的修改或制定新的《村民自治法》,则应该充分考虑到非生源地大学生村官的权益问题。

参考文献:

[1]慈溪市选拔毕业生到农村工作实施办法[R].慈溪人事局,2000:第60号.

[2]风笑天,等.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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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自首的本质和意义

根据修订后《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首是指行为人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是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由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量刑制度。这种刑罚制度是以犯罪分子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条件的,其本质在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愿意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具体表现为犯罪分子愿意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追诉,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犯罪分子自首,从一定程度上讲,表明犯罪分子认罪服法真诚悔过,也意味着犯罪分子终止了因自己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危害社会的持续状态,表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减弱。这种本质决定了我国法律对自首行为理应从宽处罚。而国家规定自首制度的意义则在于鼓励犯罪分子主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继续为非作歹。而自首从轻,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有效地深挖犯罪,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侦查破案,正确迅速地、审判,有效地惩治犯罪,从而以少量的人力、物力换取较大的社会效益。

二、自首成立的条件

(一)犯罪分子必须自动投案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现,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此外,还有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自动投案的,接受投案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及时转报司法机关。2.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3.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4.犯罪嫌疑人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5.经查确实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主观上基本具备了自动投案的必要条件,应当视为自动投案。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7.司法机关通知犯罪人的亲友,或者说亲友主动投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犯罪嫌疑人虽不是主动投案,甚至不愿投案,但在亲友的教育、寻找和施加压力下,被亲友送去归案。为鼓励更多的亲友支持司法工作,应当体现政策,对被送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以上七种“视为自动投案”的行为,虽与《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自动投案行为的标准存在一定差距,但只要符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的条件,笔者认为,都应当视为自首。

(二)犯罪分子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是自首的本质特征,是自动投案行为的实质内容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说明犯罪分子愿意悔改,也便于司法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根据《刑法》和《解释》的规定,对如实供述的理解应注意以下几点:

1.犯罪分子投案后所交代的必须是犯罪事实,而不是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交代的违法行为或者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事实。

2.犯罪分子投案后所交代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即必须是自己实施并由自己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投案人所交代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一罪,也要以是数罪,既可以是投案人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的。

3.犯罪嫌疑人决心投案自首,就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完全、彻底地交代自己所实施的罪行。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嫌疑人只能交代自己的主要的或者基本的犯罪事实,既能据以确定犯罪性质、情节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三、我国《刑法》中的特殊自首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这就是《刑法》对特殊自首的规定。之所以称之为特殊自首,主要在于它投案的形式和场所与一般自首不同。但从自首的实质上看,是一致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另外,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第三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行贿罪)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介绍贿赂罪)第二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上述三条均规定行为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犯罪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是《刑法》分则对不同于一般自首和准自首制度的特别规定,属特别自首。对此,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属坦白制度的规定,有的认为是对立功表现的规定,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条文,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从《刑法》理论及立法原意来看,这三条文均应理解为特别自首的规定,理由如下:

(一)特别自首是自首而非坦白

首先,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自首是犯罪人犯罪后自动归案,自己把自己交付给国家司法机关追诉,而坦白则是犯罪人犯罪后被动归案,由国家司法机关或人民群众将其交付国家追诉。

其次,从刑事责任上分析。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罪表现之一,其改过方面比坦白主动积极,并且人身危险性方面相对较小,因此,自首是法定从宽情节,而坦白只是酌定从宽情节。

最后,从成立的时限上分析。自首成立于尚未归案之前或虽已归案但非因该罪归案之前,而坦白则发生于犯罪人已经因该罪而被动归案或者询问、传讯之后。上述三条文规定的“被追诉前”是指司法机关没有因该犯罪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追诉权之前。显然,“被追诉前”更符合自首的成立时限,而不符合坦白的成立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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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史学论文：检察机关“初查制度”探究怎么写呢，请看求学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范文。

初查制度，是检察机关制定的在自行侦查案件的立案前都必需进行初查，确认有犯罪事实后再立案的一种办案制度。初查，过去也称预查，是近十几年检察立案的必经程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司法实践中，为了确定管辖分工或举报材料的某些内容(如案发单位和嫌疑人是否存在等)，需要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但这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因而本文所讨论的初查制度问题无关。

一、初查制度的提出和形成

检察机关是于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初查活动的。产生这一活动背景，主要是基于对刑事立案的误解和对客观环境变化的不适应。

首先，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自侦案件的客观条件导致了检察机关对立案标准的误解。

70年代末，我国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要求对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是“主观标准”立案时检察机关通过对立案材料的审查，“主观”上认为有犯罪事实存在即应当立案。至于客观上是否发生了犯罪，是谁犯罪，应当通过侦查解决[注1]。我国检察机关在80年代初开始直接受理侦查经济罪案时，立案材料通常是由发案单位通过调查取得并提供的，且已能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材料即行立案并直接进入预审。接受举报时已具备相当的犯罪证据，是这一时期经济罪案立案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立案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逐渐使检察机关对立法原义产生了误解认为只有客观上实际存在犯罪事实才能立案。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检察机关受理经济罪案的线索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办案中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增加，并一度居立案线索来源的首位，由于在办案中即可查明线索，确认犯罪，更加强化的对立案必需客观存在犯罪事实的观念;二是，线索不清的举报、匿名举报也开始增多，根据这类线索进行立案，显然是缺少了以往发案单位在移交线索前的查证过程。检察机关为了解决立案后? 摹俺钒浮蔽侍猓岢隽恕疤岣吡钢柿浚押昧腹亍钡目诤牛欢ㄒ啡嫌蟹缸锸率荡嬖诓拍芰浮6跃俦ā⒓炀俸妥允椎牟牧纤从车奈侍饨辛盖暗牡鞑槌醪椋槊饔蟹缸锸率岛蟛拍苎芯苛浮?BR> 其次，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的特点导致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误解。

刑事立案，是指将犯罪或者可能为犯罪的事件列为刑事诉讼内容的诉讼活动。立案的对象应当是犯罪事件或可能存在犯罪的事件。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通常为职务犯罪或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犯罪与其犯罪主体履行职务有关，是检察机关管辖的自侦案件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对象的的误解，即认为检察机关立案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事件。例如：在检察机关的《立案决定书》及有关侦查材料中常见的“对×××进行立案侦查”，便是这一误解的体现。因存在这一误解，往往即使举报材料已证实客观上发生了犯罪事实[注2]，也不能通过立案侦破案件，却仍需要通过案前调查，确认犯罪嫌疑人后才能立案。这是初查活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

初查制度的提出，最早见于198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刑事案件办案程序(试行)》。该文件第六条三项规定“经审查认为控告、检举的犯罪事实不清，需要补充材料才能确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可以通知控告、检举单位补充材料，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派人直接调查，或者配合有关部门联合调查”。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有关初查问题作出规定，也是近十几年来对自侦案件进行初查的制度依据。但从这一规定的内容不难看出，传统的办案模式及立案观念对立案制度的影响。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高检院起草了《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该规则前几稿中尚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初查，但最后定稿时即明确将初查规定为立案的一个环节，且具体规定了初查的程序。这标志的初查制度的正式确立。

初查制度被正式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由于各种原因，检察机关在80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立案竞赛。这一竞赛所产生的一个明显恶果是导致了自侦案件侦查工作质量的下降，如：不应当立案的立了案;本可以侦破的案件侦破不了;本可以办出大案的仅够立案标准即结案。这些问题出现表现在办案结果上就是立案数与起诉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额。这一现象在90年代逐渐引起了全国人民代表的注意，进而产生了强烈反映。检察机关的一些同志将人民代表的这些反映归结为立案质量不高所至，因而反复强调立案前要搞好初查，并最终将初查规定为立案制度之一。

二、初查制度的违法性

只要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关立案的规定就不难发现，初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里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立案规范中为何未规定初查制度。笔者认为：

第一，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有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是该法的任务之一。而初查的任务则是确认有无犯罪事实，即查明犯罪事实，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侦查的任务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初查(且通过初查已可以查明犯罪事实)，整个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的规定也就失去了必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是进行侦查的前提，只有立案以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才能实施“依照法律进行的进行“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注4]。根据这一立法思想，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也不会允许在立案前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初查。

第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初查制度，是与刑事侦查的工作规律有关。刑事侦查的基本活动过程是：立案→侦破→预审→侦查终结。实际工作中，除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犯罪案件以外，其它任何犯罪案件(含作案人在发案前自首的)都需要经过上述侦查过程。这里有一个如何认识法律规定的事实(证据)标准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科学的规定。①只要“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注5]，即应当立案侦破;②对“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注6];③侦查终结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注7]。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立案时，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确认允许是主观的，即实际是否发生了犯罪不影响立案与侦破，笔者称其谓“主观标准”;预审时，必需要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此时也只是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但还需要通过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注8]，笔者称其谓“准客观标准”;侦查终结时，则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笔者称其谓“客观标准”。达到“客观标准”是整个侦查活动的结果。但制定初查制度的目的，则是在立案时即达到“客观标准”，这显然是违反侦查工作规律的。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规定初查制度。

从上述论述可以明确，从依法治国和科学诉讼的角度看，刑事诉讼法不能也不会制定初查制度。而高检院制定的初查制度，其违法性就在于允许进行诉前调查，即非法进行侦查活动。

检察机关的有些同志认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在制定立案法规时，未考虑到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具有作案隐蔽性和举报不确定性的特点。未规定初查制度是立法上的疏漏。这一认识的偏差之处在于，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没有实际研究一下刑事案件的侦查规律。事实上，从刑法规定的犯罪类型看，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会出现隐蔽作案和举报不确定(甚至错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