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模式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7 06: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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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谓商业秘密立法模式,又称为商业秘密立法体例,是指立法机关在进行商业秘密立法时所采取的立法形式｡一个国家的商业秘密立法模式对该国商业秘密保护极为重要,因为选择何种立法模式,体现了该国对商业秘密的认识及重视程度的不同,从而直接影响到商业秘密保护的力度｡因此,分析目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存在的问题,寻求一种真正适合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极其重要的｡
1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立法模式
1991年《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我国法律中没有商业秘密的概念,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保护商业秘密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我国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条款出现在诸多法律法规中,目前,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刑法》及其它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共同组成的,它们各自对商业秘密的某一或几个方面作了规定,初步建立起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这种立法模式在保护商业秘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之处,不能适应日益突出的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立法的分散性｡
目前,我国涉及到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少,都从不同侧面对商业秘密保护作了规定,但是却没有一个核心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立法的过于分散性会影响法律的适用及执行上的力度,如在出现与合同有关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时,需适用民法､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而在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又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另外,在审计人员､会计人员及律师等不同身份的人员泄露商业秘密时,又需分别适用审计法､会计法及律师法等不同的法律,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立法的多层次性｡
我国目前保护商业秘密的诸多法律法规是由不同部门制定的｡其中既有法律层面上的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劳动法等;又有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作的解释,及上海､深圳､珠海等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商业秘密的行政规章等,另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等｡
立法的多层次性会导致法律体系内部效力上的冲突,如在对一问题规定有矛盾时,适用哪一规定?如果按照法学理论中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理应优先适用法律的规定｡可是这些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大多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规定不合理､有矛盾之处或欠缺操作性的情况下制定的,这时适用上位法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法律效力冲突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惑｡
同时,立法的多层次性会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都渗透到立法中,影响立法的公正性｡同时还会影响到执法的力度,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从而影响商业秘密的保护效果｡这也是我国目前商业秘密执法力度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3)立法内容的片面性｡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对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很不全面｡在实体内容方面,对一些基本问题,如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权利属性等均未作明确规定;在程序内容方面也缺乏规定｡同时各个法律都只从某一方面对商业秘密进行保护,没有一部完整全面保护的法律｡
立法的不全面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商业秘密纠纷的解决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造成一些商业秘密案件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解决,甚至可能造成判决结果的不统一,影响商业秘密法律的保护效果｡
(4)立法的矛盾之处｡
商业秘密立法的矛盾之处主要体现这些法律法规在商业秘密概念､保护理论等的规定不一致｡如在商业秘密的概念方面,合同法中用的是“技术秘密”;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用的是“商业秘密”,《劳动法》中仅用保密事项来表示｡在商业秘密的保护理论上也不一致,合同法以合同关系为理论基础,认为商业秘密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以反不正当竞争理论､侵权行为理论为基础的｡
这种法律体系内存在的矛盾,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为相互矛盾的有法可依等于无法可依,影响了商业秘密法律的适用及执行上的力度｡
(5)立法比较原则,没有可操作性｡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比较原则,缺少可操作性｡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范围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对商业秘密概念的界定上,既没有明确技术信息与经营信息的定义,也没有对其内容作出列举;在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规定上,无论是主观态度还是时间方面都规定的过于抽象｡
法律规则是法律的细胞,其设定的权利义务应该具体､确定,设定的自由裁量范围不能过大,否则会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法律时争议较多,难度较大,甚至造成一些侵犯商业秘密诉讼案件难以正常处理等现象,影响到对商业秘密的有效保护｡
2世界各国商业秘密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商业秘密立法模式上主要有分散立法､集中立法及混合立法3种立法模式｡
(1)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是指没有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而是通过民法､刑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共同保护商业秘密的方式｡这种立法模式是早期对商业秘密进行法律保护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目前我国所采取的方式｡
这种分散的立法模式可能会导致各个法律之间的协调不好,同时也不能完整全面的规定商业秘密的概念､范围､属性､救济措施等有关问题｡立法的不统一必然会导致执法上的不统一,影响执法的力度｡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大多没有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法,在这些国家中,与传统的知识产权相比,商业秘密受到的保护程度要差得多｡而随着经济､法律的发展,人们对商业秘密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对商业秘密进行专门立法,加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2)集中立法模式｡
集中立法模式是指采用专门的商业秘密法来保护商业秘密的方式｡这种立法模式可以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范围､属性､侵权的救济方式等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目前一般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较大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等采取这种立法模式｡可以看出,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越重视对商业秘密进行专门立法保护｡
(3)混合立法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指以专门商业秘密法为核心,同时辅以其它法律为补充的方式｡它一方面强调了专门商业秘密立法的必要性,认为要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应该制定一部统一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同时又认为,商业秘密保护法不可能对所有问题做出规定,有必要在民法､侵权法､诉讼法､刑法等法律中对商业秘密保护问题做出特别规定,以发挥这些部门法的优势｡这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立法模式,也被越来越多国家所接受｡
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凝结着人们创造性劳动的智力成果,理应受到民法的保护｡然而其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要求特殊的实体及程序上的保护,一般的民法原则无法给予其以充分的保护,因此,应该对商业秘密进行专门立法｡而其他的部门法,还需要其他法律的规定相配合｡
3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立法模式的选择
根据以上各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建议我国应该首先制定专门商业秘密立法｡首先,商业秘密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必须进行商业秘密专门立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商业秘密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要对商业秘密进行有效保护,首先需要专门的商业秘密立法｡同时,其它法律对于保护商业秘密也是很必要的｡如刑法对严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打击是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所无法达到的,它应该在商业秘密保护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其诉讼上也应该有区别于一般民事侵权的特殊要求｡因此,诉讼法的保护是商业秘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进行规范;当然,在法官法､律师法等法律中也需要对这些人员的保密义务作出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我国应该采用混合立法模式,即制定专门商业秘密立法并加以其它法律来补充｡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第一,要制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以商业秘密的财产权属性为核心,明确商业秘密的概念､保护范围和构成要件,列出可能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对商业秘密的侵权救济及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是我国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的核心｡
第二,修改完善其他法律｡我国刑法､民事诉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都已经有了保护商业秘密的内容,但是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在实体法方面,对商业秘密的一些基本问题规定的很不充分,如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权利属性等均未明确,且立法之间有许多矛盾之处等｡因此,我国应该在制定专门立法的基础上,撤销一些与专门立法有冲突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改变我国目前商业秘密立法中存在的层次多且矛盾的局面｡同时,对《合同法》､《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与专门商业秘密法内容矛盾的地方进行修改,以保护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性｡在名称上,统一用“商业秘密”来表示;在权利属性方面,要统一明确商业秘密是一种财产权;统一商业秘密法的调整范围等｡
在程序法方面,我国现有程序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以专门商业秘密法为依据,在民事诉讼法中,完善不公开审理､举证责任､证据的保密､审判人员和诉讼参与人的保密义务等与商业秘密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内容｡刑事诉讼法中可以借鉴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内容,以更好的保护诉讼程序中的商业秘密,形成完整协调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李春华,王合新.论我国商业秘密的立法完善[J].河北法学,2004,(1).
篇2
一、舒适护理模式简介
舒适护理模式又称“萧氏双C护理模式（Hiao''''sDouble-CNursingModel）”，为台湾华杏出版机构总裁萧丰富先生于1998年提出。萧丰富先生是非护理人员，但他出版护理书籍，行销过程中接触了各种行业的人，使他更了解社会对护理的看法，深思到底护理专业要如何呈现其独特的工作本质，才能让大众了解到护理人员的角色与功能，同时也让社会大众了解护理人员为什么要有本科、硕士、博士课程。
于是，他提出了“萧氏舒适护理模式”，认为护理人员应以病人的舒适为考虑的重点。
舒适护理模式的定义是使人在生理、心理、灵性上达到最愉快的状态，或缩短、降低其不愉快的程度。也就是说，护理人员要给予所有的人，包括妇幼、老人、病人一个最舒适的状态。此模式强调护理人员除了作目前的护理活动（Care）外，应加强舒适（Comfort）护理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病人，以“舒适护理研究”作为护理专业的代表，此为使病人迅速得益、护理人员立刻被肯定的模式。
二、舒适护理模式对目前护理发展的意义
2.1舒适护理模式明确了护理的主要内容，使病人迅速得益
目前，在临床上护理人员为了提高其地位，强调角色的重要，便从医生的职责里，分些工作来做。另外，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又给护理人员增加了非医务性工作。舒适护理模式认为病人到医院有两大需求：治疗与舒适。医生给予治疗，护理人员给予舒适，病人在享受医疗的同时，在护理人员的协助下，达到一个人的身、心、社会、心灵的舒适状态，强调护理人员应以病人的舒适为考虑重点，在考虑房间温度、湿度、高度、颜色及其他如冷敷、热敷、姿势、音乐、按摩等各种因素时，发现解决舒适问题的方法。某些医疗行为究竟是医生的职权还是护理人员可行使的职权，舒适护理模式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点：属于舒适的，是护理人员职权；属于治疗行为的，仍应还给医生。凡是牵涉单纯的舒适问题，护理人员中的舒适专家有权也有能力给予病人任何方式的舒适处方。
2.2舒适护理模式明确了护理研究方向，能迅速提高护理专业地位
舒适护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基本舒适护理和舒适护理研究。舒适护理研究是需要科学论证的，当中又可分为较容易的普通舒适研究和较难的舒适护理研究，普遍舒适护理研究大部分是属于物理性因子对人体的影响，如皮肤瘙痒的病人，最好几天洗澡，穿什么衣服，房间温度保持几度合适等等。高级舒适护理研究除了要熟悉护理知识外，还须深入其他领域，如皮肤瘙痒的病人不能使用肥皂，应使用什么来保护皮扶；咳嗽病人什么样的病床角度、什么样的姿势可能减轻咳嗽等等。
专业一定要有高深的理论基础，有专一的研究方向，而目前护理研究涉足很多领域，但不够深入，护理的成就不是没有，而是要引人注目很难，因为护理强调的每样功能，都没有被深入地研究，且不可以被深入研究，因为深入研究便会侵犯其他学科的领域。舒适护理研究终于使护理成为专业，一有独立性，二有发展性，能迅速提高护理专业地位。
2.3舒适护理模式与整体护理模式的一致性
模式是一种规范，是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
篇3
中国IT产业以年增30%以上的速度高速发展,产业规模急剧扩大。这样高速发展的行业中,员工的大量流动,一直是IT企业挥之不去的沉疴痼疾,据调查显示,员工流动,70%是出于薪酬方面的原因。其次,由于IT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的速生速灭,致使企业需要经常进行业务调整,这就不能不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再次,IT从业人员的年龄轻、好奇心强,希望学到更多的技能,IT员工是知识型员工。如果自己的公司无法满足这个需求,也会造成员工流动,也就是激励机制对IT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培养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招才激励
招才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源头,只有招纳到符合本企业要求的员工,才能实现人岗匹配,才能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提供平台,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员工。在这个环节上,主要是通过优厚的待遇等软硬条件来招贤纳士的。
首先,凭借企业雄厚的实力和强劲的发展前景来吸引员工。IT企业的从业人员对企业的前景和自身的发展空间非常看重,所以要树立良好的形象,做好品牌宣传,扩大知名度和美誉度,让员工了解企业在本行业中的地位,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和市场占有率、发展前景等现有情况。企业一定会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从而使他们产生加入本企业的强烈愿望和动机。
其次,以优厚的报酬和待遇来吸引员工。古人云:“军无财,士不来”,这句话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不过时,据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表明,学历越高的人,对自己的报酬期望值也就越高,同时企业提供保险、福利等待遇也比其它同行企业具有明显的优惠条件,从而产生巨大的诱惑力。
第三,提供培训、进修和鼓励员工自由发展等条件吸引员工。IT企业知识更新快,需要员工不断学习新知识,员工也非常希望能够定期获得培训,来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开发本企业的人力资源铺垫知识基础。企业可以尝试拓展培训渠道,内部培训、外部培训,委托培训,实施有针对性和定期的培训。特别是对核心性员工,需要非常注重对其进行有效地培训。
二、留才激励
一个企业引进员工以后,还要想方设法把员工留住,防止员工流失。
首先,要高薪留才。成功的企业支付的酬金在其所属的行业中往往居于最高水平,这是因为它们认识到提供最高的报酬是吸引员工、留住员工的一种有效手段。
第二,减时提薪、弹性工作和带薪休假。企业应该在不影响个人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的条件下,适当减少工作时间或弹性工作时间,可给员工更大的工作之外的可自由支配时间,来提高其工作的满意度,特别对于一些有突出贡献的管理员工和技术员工,还可以享受企业提供的全家免费疗养的特殊待遇。
第三,事业留才与感情留才。报酬留才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企业,在报酬激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应该提倡“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所谓事业留人,是指企业的发展需要员工去推动,员工的稳定需要事业来吸引。感情留人,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关心员工,形成良好的公司文化,使他们有一种组织的归属感和团队感,从而产生“士为知己者死”之心。
第四,通过参股的形式和企业年金实现留才的目的。让员工持有一定的本公司股票,来分享股份公司利润的权利和对公司资产享有剩余索取的权利。但是,这些股份是不可随意转让的,这样如果持股者要离开本公司,那么他就会丧失一部分利益,会加大其机会成本。企业年金的道理亦是如此。这两种办法对于稳定骨干性员工很有诱惑力。
三、用才激励
企业吸引员工和留住员工的真正目的是如何使用员工,作到人尽其才,为企业的总体目标和长远目标服务,用人的关键是利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一)针对性的物质激励,主要是报酬激励。仔细分析不同类型员工的激励因素,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针对企业的高级管理员工、高级技术员工可以实行长期性薪酬激励方法。针对事务性的员工可以进行基于工作量的薪酬体系即可。例如,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是内地打工妹,也有一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公司对待这两类雇员的激励作法是截然不同的。打工妹从事的工作是简单的装配,公司按照她们工作量的完成情况给予薪酬,除此并无其它奖励。而对于那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公司除提供高工资外,还有许多福利待遇,如低租金的公寓,各种福利保险等,同时还有许多培训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公司要他们提出希望得到的奖励,并尽量给予满足。企业的高级管理员工、高级技术员工,可以尝试长期性薪酬激励方法,例如年薪激励、股票期权激励、虚拟股票激励等方法,将经营者的利益与公司自身的利益紧紧地捆在一起,提高其经营管理效率和对企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分析员工的异质性,对需求差异进行科学分析,采用多种激励并举方式,重视精神激励。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他人的独立个体,他们的需要、态度、个性等都有不同之处,必须具体了解每个员工的需要,具体需要具体对待,作到有的放矢。在满足他们物质激励的同时,还要满足他们的心理、精神的更深层次的需求,所以多种激励方法结合,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四、员工培养
由于IT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在不断变化,知识要不断更新,一个企业如果员工知识老化,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IBM公司有一句名言:“员工能力与责任的提高,是企业成功之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行激励时,需要建立在客观的评估之上。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必须与企业的一系列相关体制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其中,评估体系是激励的基础。有了准确的评估才能有针对地进行激励,才能更有效。激励机制要与职务设计相对应,并建立在一套评估标准的基础上,对每个岗位的职责、义务、奖惩做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于责任的划分和界定进行了细致的说明。
五、结束语
总之,员工的优势就是企业的优势,企业应该在引才、用才、留才及育才方面不断地进行激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之树常青。
参考文献
[1]王长城等。薪酬构架原理与技术[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篇4
【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改革
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府运行机制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政府规模不断膨胀，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赤字不断上升，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
面对如此困境，为了解决问题，西方各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未相继进行了被称之为“改造政府”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应运而生。
一、“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
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新公共管理”都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形式内容。具体来说，有如下观点。
(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收取税金和提供服务，而“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只是制定政策而不是执行政策，即政府应该把管理和具体操作分开，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是划桨的作用。
(二)政府服务应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的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有责任心的企业家，公民则是“顾客”或“客户”。这样公众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将会建立起一个推动政府改善工作的良好机制。
(三)政府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
传统的官僚制使基层人员缺自，难以适应快速多变的外部环境。而“新公共管理”认为，与集权相比，授权或分权有许多优点: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更有灵活性，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精神，而机构成员有更高的士气，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效率。
(四)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应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手段和经验，如: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弓玫率分析、目标管理等。同时，政府可以把巨大的官僚组织分解，使决策与执行分开，并移植私营部门的某些管理办法:“如采用短期合同，开发合作方案，签订绩效合同以及推行服务承诺等等。”这样，经过民营化或半民营化的公共部门公众有亲密接触机会，了解公众之所需的公共服务部门，它们了解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
(五)政府应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传统的观念认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事情应该由私营企业承担，而公共服务领域应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引人竞争机制，取消公共产品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引人竞争机智，从而提高服务公共的质量和效率。
(六)政府应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反对传统公共行政刻板执行法律规范，轻视绩效测定和评估的做法，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订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使行政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七)公务员不必保持中立
“新公共管理”认为，行政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要求公务员完全保持政治中立是不现实的。因此，“新公共管理”则正视行政所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对部分高级文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这样能使他们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比较
“新公共管理”源自于西方，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同样经历着全球化浪潮，新公共管理的很多新观点新经验也是中国急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能否在在中国存活，需要通过理性分析中国与西方政府改革的背景，才能作出判断。
(一)中西方国家政府改羊背景的相似点
1理论背景相似点
当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都是在传统官僚制理论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引发的。
20世纪最后30年，官僚制受到广泛质疑，它们在行政人格问题、价值规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缺乏导致了传统理论无法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与政府生产力落后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官僚制是中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如何改革传统官僚制也是中西方国家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2.政治和经济背景相似
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引发的，其突出表现在:
(1)当代中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政府机构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社会福利难以为继等问题，是各国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重要原因。
(2)信息技术的运用使政府变得灵活、高效、透明成为可能。新技术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均迫使政府的改革必须真正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
(二)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背景不同点
1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基础扎实、体制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尚处于成长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达，市场体系完善。“新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经济基础即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正如E·S·萨瓦斯所说:“福利国家(公共部门大于市场部门的国家)在市场力量的冲击下日渐衰弱。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和其他‘福利’构成要素的供需条件。消费者对教育、医疗卫生、住房、退休保障及其他物品和其他物品和服务的支持能力日益提高，他们对这些服务的需要超出了政府的提供能力。这正是私人供应商通过市场机制可以提供的东西。”
而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成长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与此同时政府还担负着培育市场的任务。对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必定需要政府的管制，如果政府一味“退出”，不根据现实国情盲目放松管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失败。
2.与西方国家所具有的相对健全的法治环境相比较，我国的法制有待完善，法治社会的建成还待时日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管理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在西方国家政府改革实践中这种目标重绩效轻规制的方式所以能成功并获益良多，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法治环境相对完善。政府改革后，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扔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的权威无处不在，就减少了管理人员滥用权力的几率。
我国尚处于法制不健全，法律供给不足的时期。行政法律规制不完善，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力度不够等问题还普遍存在于我们行政管理活动中。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法制建设任务是健全法制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套用“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不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
3.西方国家的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优于我国
因为民营化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具有承接政府所分散出的职能的作用，所以它在政府改革过程中十分关键。在西方国家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历史较长，组织体系完善、数量充足、管理水平很高。因此，政府放权建政以后，被“民营化”的管理职能不仅没有旁落，反而加强了。
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公共管理事务一概由政府承办，民营化组织几乎不存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民营化组织有所发展，但是数量、专业水平、内部管理各方面都不及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同组织。如果中国政府改革将大量公共管理职能迅速而全面地分离出去，社会就可能因找不到合适的承接主体而产生混乱。
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强且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不高
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公务员整体素质来看，我国的官僚制还不足。例如，分工不明、专业人才匾乏、行政人员轻视法律与规范、行政活动中的人格化特征明显、行败严重等等。因此，照办照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只会抹杀现阶段官僚制对我国的积极影响，并造成新一次的行政管理改革的失败。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国必须通过自身的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我国的改革又有自己的特殊背景，所以在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不能在我国照搬照抄。因此，笔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有如下启示:
(一)依据国情，建构官燎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行政模式
官僚制是在行政管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已有百年历史。刻板僵化的官僚制已经无法应对信息传递迅速，竞争激烈的后工业化时代。新公共管理不但灵活，而且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这种模式有助于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消除官僚制的弊端。
尽管如此，官僚制还在历史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也承认这点事实，如D·奥斯本所说:“它(官僚制)解决了人民希望解决的基本问题，它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了保障，它保障了社会稳定，这在经济大萧条以后是至关重要的，它提供了工作。可以说，工业社会对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就是建立官僚制。我国正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条件，而官僚制强调政令统一，管理法制化，分工专业化能满足我国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改革官僚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官僚制，在提倡掌舵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同时必须添加官僚制的合理因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立与我国工业发展相适应的，以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二)转换观念，切实转变行政职能
行政职能是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社会事物的管理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应起到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职能已经落后。因此，行政职能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的依据要及时调整。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是“服务”而不是“管制”。
据此，我国的行政职能的转变重点在于:(1)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性质和内容的转变，即变政府直接承担经济管理职能为间接调整职能;(2)政府职能实现的手段方式转变，即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其中又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由纵向管理为主转向横向协调为主，由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向指导性计划为主，由社会管制转向既实施管制又监督服务等等;(3)政府职能转变实质要求提高政府能力。政府能力的增强是依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托政治民主进程，通过不断的改革和探索逐步实现的。政府职能必须与政府的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只能在政府能力提高过程中逐步实现。
(三)借鉴企业管理方法，创新行政组织结构
我国在1998年之前进行了多次改革，行政机构改革是重点。由于当时我国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改革时政府职能未加转变，只是单纯的把政府权力在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上下左右移动，致使机构改革陷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因此，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组织创新的根本立足点为政府职能的分散。
“新公共管理”强调用授权或分权或签署外部契约的方式进行管理。把民营化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引人公共管理体系中加强竞争，这样可以缩小行政机构规模，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在成绩评估方面，“新公共管理”认为充分使用私营企业成功的手段和经验—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强调成本—效率分析、全面质量管理、低投人高产出，通过绩效测定和评估的手段来改革行政组织模式。
针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随意性大，人员臃肿，职能划分过细、分散且重复设置的弊端，我国必须学习官僚制的成功经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依据各机构承担职能所覆盖的范围及影响面的大小，管理层级与管理幅度之间的关系，行政责任大小等因素，科学合理地安排行政组织的层级结构和职能结构。同时，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中企业管理方法，构建控制层次较少的扁平型组织结构模式，建立网络式的组织内部联系。
(四)提高公务员整体素质，加强公务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更显出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意义。
“新公共管理”主张对部分高级公务员实行政治任命，让他们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保持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政策的目的意图。在执行时通过适当的、因地制宜的手段、方法来完成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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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适应;共和模式;和谐
中图分类号:G6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0)09-0115-01
近代以来,法国一直是接受移民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倡导“平等、自由、博爱”的法国人曾经因为“共和模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这一政策也被称为当时最成功的移民政策。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却日趋严格,移民群体和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本文将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角度来探讨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得与失。
一、法国“共和模式”移民政策的内涵和渊源
所谓法国“共和模式” 又称雅各宾模式 ( Jacobin Model) ,它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 19世纪后期基本得以确立,它是法国吸收与同化外来移民政策的框架。法国“共和模式” 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 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
首先,“共和模式”在法国的殖民时期就已初见雏形。法国在其广大的殖民地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通过传播法国的文化和教授法语同化殖民地人民。法国的殖民地统治模式体现了“同化”政策,这种模式也与现在的移民整合一脉相承。
第二,“共和模式”强调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并不是群体。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统一的共和国价值观和法国文化,才能获得法国公民资格。出于族群可能会强化个体的差异,激化冲突,进而危害到社会的统一的考虑,法国反对以文化、宗教、种族等基础建立起来的社群。
第三,“共和模式”源自于法兰西至上的文化优越感。法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发达的经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这种民族优越感使其觉得其他文明理所当然的应当融入到法国的优越文化中。
二、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共和模式”早期成功的分析
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文化适应”定义得到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区分出移民采取的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的模型得到了普遍认可,文化适应是双向的,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关系受到两者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
根据文化适应理论,当两个群体的适应策略较为接近或者一致集中于较好倾向的时候,群体之间就会出现融洽的关系。十九世纪中叶起,法国的早期移民主要是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来移民总数的 58 %;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 %以上。这些早期移民在法国自发的学习法语,接受法国的文化,与法国本族人通婚,成为法国公民。而且由于周边国家也同属于西方文化体系,宗教也是以天主教为主,和法国在体制、文化和宗教上与法国的差别较小,接受法国的文化价值观的并不难,只要移民接受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就能够获得法国国籍,享受与法国公民同等的权利。早期欧洲移民群体自觉选择向法国的文化价值观靠拢,在接受的过中鲜有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冲突。法国政府在“共和同化”原则下的一系列同化措施也为早期欧洲移民融入法国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在早期的移民同化过程中,“共和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普遍的赞赏。
三、文化适应理论视野下 “共和模式”后期困境的分析
相反,当双方的适应策略出现较大差异,比如主流社会认可同化,移民群体认可整合的时候,双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当双方均采取较坏选择的时候,如主流社会采取的策略是隔离或者排斥,而移民群体也采取隔离或者边缘化策略的时候,群体间最容易引发各种冲突。
二战后,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成为移民群体的主力。随着大量穆斯林的涌入,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第二大宗教,广大穆斯林们从生活到思想都深深打着伊斯兰文化的烙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在伊斯兰宗教范围展开的。伊斯兰教的宗教特性使法国主流社会担心伊斯兰教可能会对法国的民族性产生威胁,但在很长时间内,出于地缘政治以及经济考量(二战后,法国需要大量需要廉价劳动力),法国政府在对穆斯林的宗教传统方面,采取的是消极的宽容政策。在政教分离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当局相信“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传统的)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其族群保持一致”。而对于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来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标志着穆斯林的种族身份,蕴涵着神圣情感,支配着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穆斯林移民希望在保持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上融入法国社会,实质上是整合的策略。一面是政府致力于将移民同化入法国文化和主流社会之中,另一面是穆斯林移民不愿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接受同化,这就导致了适应策略的不同。所以适应策略的不同是导致了穆斯林移民群体和法国社会矛盾升级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相得益彰;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活力、僵化衰落。地球村中的每个成员只有采取包容差异性的态度,世界才会在包容宽仁中通向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和谐之路,妄图以“一”统“多”,只会引起对抗,导致纷争不断,难以共容。
参考文献
[1]马胜利:共和同化原则”面临挑战――法国的移民同化,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05―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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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论文题目 浅析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对策
毕业论文写作提纲
[摘要] 我国刑事诉讼中超期羁押现象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出台了的有关纠防超期羁押的制度也未得到真正落实.为此，本文在阐述了超期羁押的概念，危害性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的基础上，着重提出了一些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关键词] 超期羁押 概念 危害性 原因 对策
前 言
一， 超期羁押的界定
二，超期羁押的危害性
(一)超期羁押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
(二)超期羁押严重妨害了刑事司法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超期羁押妨碍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诉讼成本
(四)超期羁押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三，超期羁押形成的原因
(一)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较为严重
(二)过于强调惩罚犯罪刑事诉讼目的而忽视了人权保障目的
(三)立法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救济机制
(五)落后的侦查手段和模式的制约
四， 解决超期羁押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1，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2，转变"重惩罚，轻人权"的观念
(二)填补现行法律漏洞，完善羁押立法规定
1，完善《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羁押的规定
2，完善《国家赔偿法》中关于超期羁押发生后的国家赔偿的规定
(三)完善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机制和救济程序
1，完善检察机关监督机制
2，建立超期羁押的救济程序
3，建立羁押的替代措施
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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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以学生所学专业课的内容为主，不应脱离专业范围，要有一定的综合性，以下就是由编辑老师为您提供的700字刑法论文。
刑事证据种类也叫证据法定形式,是指法律规定的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材料的各种外在形式,是证据分类的一种。实践中证据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要想更好的理解和运用证据,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其进行归纳,并在立法中加以确定。基于法律传统和诉讼模式的差异,各国证据形式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但初衷却极其相似,我国立法对这一问题也表现了极大的重视,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刑事证据法定形式体系之弊端分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立法对实践中的证据所作的概括是采用列举的封闭式规定,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和其他国家灵活的开放式规定相去甚远。
这一规定在面对纷繁复杂且瞬息万变的司法实践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与立法中以往的惯用兜底条款的常规做法不同,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法定形式的规定采用封闭式的罗列方式,不仅如此,还在数量上明确予以限定。从理论上讲,在这种体例下,只有法律明确肯定的证据材料才具有证据资格,其他材料无论证明价值多高,一概不能跻身证据殿堂。如此规定证据法定形式显示了当时立法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自信,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显然不能用当时立法者的认识程度来限制无限的证据形态,这势必会将许多证据排除在外。立法欲穷举所有的证据种类的想法似乎有些理想化,有悖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此外,封闭式的规定人为地增加了证据材料进入诉讼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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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商业秘密；国际保护；国内保护
一、商业秘密国际保护的现状与趋势
商业秘密的国际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中，《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二规定：“本联盟各成员国，有义务对国民提供有效保护，反对不正竞争。”虽然其规定只要求各成员国承担反不正当竞争的一般义务和应特别禁止的三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单独提及商业秘密概念，但《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却成为以后几个国际公约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基准性法案。此后，国际商会制定了《有关保护know-how的标准条款》，联合国也于1974年制定《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都有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而真正开启商业秘密国际保护先河的还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Trips将商业秘密定义为“未披露的信息”（unclosed information），并以巴黎公约1967年的文本为基础，要求成员在依巴黎公约为反不正当竞争提供有效保护的过程中，保护未披露信息，保护向政府或政府的机构提交的数据。随着Trips协定的生效，实际上完成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国际化任务。Trips将商业秘密保护纳入到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中，确立了商业秘密的知识产权属性；将具有商业价值和一定程度秘密性的信息，只要合法控制人采取了合理步骤以保持其秘密性，都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因而又统一了商业秘密的国际保护范围。
在Trips确立了商业秘密保护的一系列国际标准之后，区域性的商业秘密保护公约也随之而来，尤其是在一些传统经济区域组织内部，为了加强商业贸易和技术交流客观上也要求确立商业秘密统一保护体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关商业秘密的规定内容与Trips基本一致。而在南美，安第斯条约第344号法令是工业产权立法，其中第7280条规定了商业秘密保护的内容，条约中以实业信息（industrial information）代替了商业秘密的表达方式，但总体来讲，也基本沿用Trips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标准。除了多边性的国际公约，一些双边的国际协议中也有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规定，如1992年《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日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等。
欧盟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订立以来，也从未停止过对商业秘密问题的关注。《罗马条约》第81条第3款有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性规定，但当时商业秘密仅仅被间接地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各成员国只是依据欧共体的有关”指示“和相关竞争法规则来保护商业秘密。欧盟对商业秘密的统一保护真正开始于有关专有技术（know-how）的规定，欧盟法律将专有技术看成是一组来源于经验和测试实践的非专利信息，要求必须具有秘密性、实用性以及采用了保密措施，仅允许所有人在不违反竞争法的前提下向他人许可其专有技术。但至1989年，欧盟准许专有技术使用协议可以排除竞争法规则的适用；1996年，欧盟又规定对于技术转让同样可以排除竞争法规则的适用，至此，商业秘密以专有技术的形式在知识产权法中的独立地位得以间接承认。此后，欧盟又有关于商业秘密的一系列规定，如1996年欧洲议会通过的关于数据库的直接保护，其中承认了商业秘密权的存在。1998年，欧盟在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指示中规定，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的同时，不能损害既存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此也间接地承认了商业秘密权的独立地位。
结合世界商业秘密保护的历史进程看，从最原初的罗马私法中有关商业事务秘密的规定，到现代各国商业秘密立法体系的建立，再到当今以Trips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性、区域性商业秘密保护公约、协议的订立，商业秘密保护立法呈现出“保护范围日益宽泛，保护力度日益加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的特点。
二、商业秘密国际保护面临的问题
商业秘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建立其国际统一保护体系应是不争的趋势。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差异，以及各国商业秘密立法模式、保护范围等具体制度设计上的不同，都必然会影响到商业秘密的国际统一保护进程。因此，在各国商业秘密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保护趋势愈加明显的同时，矛盾和问题同样存在。
（一）商业秘密保护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协调问题
从当前世界商业秘密的立法总体状况来看，各国关于商业秘密的立法模式、理论基础以及保护标准上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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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技术部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2009―2010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比2006年增加1075家，即增加80.6%。本次统计的软科学机构从机构性质上分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非国有非企业法人（民办非企业法人）、非独立法人、机关法人六类。根据本文的界定，机关法人（占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8%）及社团法人（约占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5%），绝大部分不属于智库范畴。
因此，可以算入智库范畴软科学研究机构约为2100家左右。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机关法人及社团法人软科学研究人员、经费总数和承担课题等方面来看，其占比都比较小，而且部分企业法人软科学研究机构未加入统计过程中，本文将以软科学研究总体情况来初略估计智库的总体发展情况。
中国智库发展情况
总体情况发展良好，政策影响力初步显露。2009年至2010年，软科学机构经费总数为239.7亿元，其中来自政府的经费占66.5%，约为159.4亿元，是同期政府研发投入的13.4%。从事软科学活动人员共计8.4万，比2006年底增加4.8万人，增长137.5%，约为同年全国研发人员的4%。在软科学活动经费支出方面，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活动经费支出41.8亿元，比2006年底增加36.2亿，增长6倍多。2009-2010年度，全国共完成软科学课题20708项，正在进行课题14334项，课题平均经费支出11.7万元；课题总投入人力8.3万人年，课题平均人力投入2.3人年。获得领导批示5551次，参加政府咨询会10020多次，学术论文被核心期刊引用近10万次，观点被媒体引用3万多次，产生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及社会影响。
智库发展不平衡。东部研究力量强于中西部地区。从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省市的软科学研究机构数量为1198家，占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一半。中部软科学研究机构670家，占全国的28%；西部省市540家，占全国总数的22%。软科学研究的地区分布依然不均，东部软科学研究机构力量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
官方智库占重要地位，民间智库力量微弱。统计显示，中国的2408家软科学研究机构中，事业法人、高校下属软科学研究机构以及机关法人所占比例超过了90%，企业法人及民办非企业法人所占比例约为5%。从事软科学活动的8.4万人中，部委所属机构8555人，约占10%；地方所属机构2.7万人，约占总数33%；高校软科学研究机构4.7万人，约占总数的57%，企业及民办非企业软科学研究人员不足1%。
在软科学活动经费支出方面，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活动经费支出41.8亿元，其中部委所属研究机构支出16亿元，占总数38.3%；地方政府所属研究机构支出15.3亿元，占总数36.6%；高校软科学研究机构支出10.5亿元，占总数的25.1%；民间机构软科学活动经费0.3亿元，占总数的0.7%。从软科学研究课题来看，2009年-2010年间，来自民办非企业法人及企业法人的软科学研究课题为768个，占总数35724个的2.1%，产出的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内部报告、领导批示以及成果的引用数量相对于政府下属机构以及高校下属机构，几乎是微乎其微。
学术型智库初具规模。资料显示，高等学校内的软科学研究机构是中国软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占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总数的近一半。至2010年底，非独立法人软科学研究机构占总数的43.4%，而高等学校内的软科学研究机构是非独立法人的主要部分，占全部非独立法人的88.7%，相当于占软科学机构总数的38.5%。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在2009-2010年共承担软科学研究课题35724项，其中非独立法人承担课题16024项，占总数44.9%，投入经费9.3亿元，占总投入的22.2%，投入人力4.1万人年，占总人力投入的49.6%。2009-2010年度全国软科学研究获奖课题4831项，占同期完成课题的23.33%，其中非独立法人完成获奖课题中的2390项，占比49.47%。在学术论文产出方面，高校软科学研究机构论文产出占全部学术论文的64.3%，与此同时，高校的学术专著占软科学研究机构专著总数的62%。在软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方面，2009-2010年度非独立法人机构学术论文被核心期刊引用次数为57957次，占总数的60.84%；接受媒体采访3550次，占比35.11%；观点被媒体引用14955次，占比47.81%。虽然以上数据仅为高校内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相关数据，而且高校内软科学研究机构未必都是智库，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型智库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势头。
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的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江苏发展研究院等机构，既作为政策理论研究的基地，也围绕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进行调研，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给各级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充当“智库”的重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愈来愈重视发挥大学附属型智库的作用：一方面，不少高等学府的著名学者以顾问形式，成为各级政府的智囊人物；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注意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向大学附属型智库进行咨询。
北京地区智库发展现状
与北京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中心地位一致，北京地区软科学研究机构最为集中，也是软科学研究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影响力最强的地区，由于本报告中用软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概述智库的基本情况，由此也反映出北京地区智库的发展情况。
北京是全国智力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智库最密集的地区。截至2009年底，北京地区共有政府属科研院所353个（民口），高等院校87个，共有2310个企事业单位开展了研究活动，参与研究活动的人员达到25.3万人。截止2010年，北京共有软科学研究机构258个，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的10.7%；从事软科学活动人员总数为10616人，占全国软科学研究人员的12.7%，比位列第二的山东多4572人，其中拥有博士学位人数共3564人，占全国的20.3%。在所有的参与软科学研究的人员中，为政府决策与管理进行咨询投入的人员为2070.4人年，占全国的17.5%。
北京地区智库的研究规模、研究质量为全国之最，其他地区望尘莫及。2009年，北京地区软科学研究机构共承担课题8076项，占全国总数的22.6%，比位居第二的浙江多近3000项。软科学研究机构经费总额为81.51亿元，占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经费总额的34%，其中为政府决策与管理进行咨询的经费收入为40623.6万元，占全国的39.7%，软科学研究课题经费21.9亿元，占全国的52.3%；软科学研究机构总支出77.28亿元，占全国总数的36.7%；在研究产出方面，学术数量、国内外合作项目等均为全国第一。
北京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全国最为突出。智库的影响力是指智库通过可以观察到的行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政策过程或者政策决策者的观点发生改变，从而作出智库希望得到的政策决策的能力。影响力是一种软的权力，它不同于行政命令可以直接制定政策、作出决定，它是一种暗含的权力。这里主要用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进行考量。其中决策影响力主要用获得领导批示次数、参加政府咨询会次数进行衡量；学术影响力主要用学术论文被核心期刊引用、举办国内会议及国际会议进行衡量；社会影响力主要用接受媒体专访数和观点被媒体引用次数来考量。从这个衡量体系来看，北京软科学研究机构，除了学术论文引用方面位居重庆和江苏之后，领导批示数量位列广东、湖北、河北之后，其他诸方面均为全国第一。
随着改革放开的深入，决策支持及咨询领域逐渐向市场开放，决策咨询机构也由计划向市场方向发展。我们从市场化的程度以及研究领域两个维度，结合调研分析的结果，把北京智库的发展模式归纳为以下五种：
政府主导，以支持政府决策为核心业务的稳定发展模式。该类智库直属于各个政府部门，成立的初衷即是为所属政府部门服务，从成立到发展，主要的推动力为政府，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体制改革浪潮中受到一定的影响，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是，由于目前政府决策支持的需求越来越大，其发展情况势头依然比较好。比较典型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依靠品牌优势和雄厚的研究实力不断成长的发展模式。这类机构主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高校科研院所和研究中心为典型代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这些机构研究领域大多集中在宏观领域，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相对而言，高校在研究方向上更为主动和自由，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方向上更具针对性。
充分利用体制内资源在市场上快速扩张的发展模式。这类智库核心部门形式上依然保持事业单位编制，机构部门负责人还保留行政级别，但是这类机构的大部分非核心部门已经逐步改制为企业或公司。这类机构通常既承担主管单位委托的研究课题，为相关领域的发展编制行业准则和规范；与此同时，这类机构也广泛的承担社会委托的相关研究课题。在研究领域上，这类机构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是涉及到宏观研究领域的核心部门，多保留事业编制；涉及微观研究领域相关部门，多改制成为挂靠核心部门的企业、公司。
这类智库本身来源于体制内，难免带有一定的行政性指令性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类机构根据自身的特点，在改制过程中逐渐市场化，非核心的部门逐渐改制为企业、公司等组织形式。传统的部门主要承担主管单位委托的研究项目，享受主管单位的财政拨款；相对而言，改制后的相关企业和公司则主要承担市场委托的研究项目，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运营，支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核心部门与政府部门依然保持较好的沟通渠道，直接服务于政府，对决策有一定影响力，仍掌握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资源，信息沟通渠道比较畅通；另一方面，由于其官方背景，社会的认可程度比较高，这类机构的社会委托任务比较充足，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发展比较顺利，社会影响力较大。主要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
以公益研究为主，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这类智库属于民间研究机构，可能注册为公司，也可能以社会团体的形式存在。其主要发起人一般都来自于体制内，由于发起人的个人爱好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类智库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宏观发展领域，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在这些领域也具有深厚的积累。
以产业或市场研究为主，商业化运作的平稳发展模式。此类智库主要以咨询公司的形式存在，普遍专注政府微观管理、产业发展、企业战略等微观研究领域。这类研究机构完全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全靠自身研究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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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敌意收购；反收购措施；反收购决策权归属
公司收购分为友好收购和敌意收购。基于商法的自治原则，除涉及垄断问题外，法律一般不会对友好收购进行特殊规制；但敌意收购更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加之当前收购和反收购措施的不断升级，法律对其给予了更多关注。当敌意收购出现时，即面临法律是否应当禁止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措施以及反收购决策权应由目标公司何种机构行使的问题。
一、公司敌意收购的利弊分析
上市公司敌意收购是指收购方在目标公司管理层不知情甚至反对收购的情况下实施的收购。在敌意收购中，收购方在目标公司管理层不知道或拒绝合作的情况下，直接向目标公司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购买其股份从而获得目标公司控制权。对敌意收购所产生的正负效应进行分析，是决定是否应当允许目标公司采取反收购措施的依据和基础。
敌意收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公司外部治理。敌意收购的收购方绕过目标公司管理层直接与其股东进行谈判，一般在收购成功后，收购方会改组董事会，任命新的管理层，以完全控制公司的财务、人事，因而敌意收购的压力会促使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努力改进工作，实现股东的最大利益，避免公司被敌意收购。另外，公司并购还能产生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联合在一起，其经营、管理和财务方面实现了整合和协同，此时产生的价值要大于资产分离时的价值。②敌意收购虽未得到目标公司管理层的配合，但收购成功后也可能会产生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
但是，虽然美国法经济学派和金融界大多对敌意收购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实业界和学界却对此提出了质疑。首先，敌意收购未必是经营者管理不善带来的后果，经营良好的公司也可能遭到袭击，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不会有足够的压力改善公司的经营业绩。其次，收购方所支付的收购溢价并非来自于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而是将财富从收购方的股东、债权人和雇员手中转移到目标公司股东手中；而且有些收购方在收购时为了支付高额溢价，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收购成功后为了套现还贷，将目标公司解体，以更高的溢价分块出售，此时敌意收购的目的是对目标公司进行拆分获利。再次，对于收购方来说，公司规模扩大，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更加困难，收购方自身的公司治理环境更加恶化。③另外，敌意收购的弊端还表现在，收购成功后，随着管理层被更换，原来由目标公司管理层建立起来的公司与其他经济组织间的良好合作、信任关系也可能会中断。④而且在收购过程中，可能存在收购者对目标公司股东进行掠夺、逼迫小股东的情形。同时，就我国而言，当前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当公司的股票价格被低估时，就可能吸引来收购者，而公司本身却是发展良好的。从我国的并购市场来看，发展潜力较强的公司更容易遭遇敌意收购。当前我国的公司为拓宽融资渠道而引发的借壳上市案件不在少数，使许多在其业务领域内发展良好的公司也成为收购目标。⑤并且，敌意收购作为企业并购的一部分，同样可能产生垄断，这对于市场、消费者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二、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权
虽然敌意收购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负面影响，若完全否定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权，将对市场运行、企业发展以及股东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因而应当允许目标公司面对敌意收购时采取反收购措施。在公司收购中，常见的反收购措施有防御性措施和对抗型措施。对反收购措施的了解，有助于确定反收购决策权在目标公司中的归属。
防御型措施是指目标公司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特殊条款，或通过采取措施降低自身价值，以减少对收购方的吸引力。其中在章程中规定特殊条款是比较常用的反收购措施，在国外通常被称为“驱鲨剂”条款，例如分期分级董事会条款、重大事项需经股东大会绝对多数同意的条款以及董事特殊任职资格条款等。在章程中增加反收购条款虽有助于公司抵御敌意收购，为收购方控制公司增加难度，但也使公司当前股东对董事会的监督更为困难。此外，目标公司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降低自身价值，减少吸引力，如毒丸计划、焦土策略、金降落伞计划等。毒丸计划涉及优先股等内容，在我国当前法律框架内不易实施；焦土策略则是严重“自损”行为，不到万不得已不应使用；而金降落伞则提供给公司管理人员巨额补偿金，在增加收购方成本的同时，也可能使公司管理人员因巨额补偿金而接受并购。
对抗型措施则是比较积极的反收购措施，是目标公司采取主动行动将收购公司击退，如寻找“白衣骑士”，即目标公司选择一家关系友好且实力雄厚的公司，作为收购人与敌意收购人竞争；或者当获悉收购人试图启动收购计划时，目标公司针锋相对，抢先收购袭击者的股票，或策动与目标公司关系密切的友好公司出面收购袭击者，这种措施被称为“帕克曼式防御”。
三、目标公司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英美模式
在肯定目标公司有权针对敌意收购采取反收购措施后，即面临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问题。在该问题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典型模式是美国由董事会行使反收购决策权的模式和英国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模式。我们可以在分析两国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方式。
（一）美国模式——董事会享有反收购决策权
美国公司在面临敌意收购时董事会享有反收购决策权。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已认识到敌意收购涉及董事自身的利益，因而对董事所做的经营决策不能过于信赖；但也不能过多干涉，否则会减损其工作动力。法官在审判中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⑥对反收购决策权进行规制的成文法威廉姆斯法，以及判例法上的“经营判断准则”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威廉姆斯法案》是联邦法，该法案将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为纳入信息披露制度进行规定，要求管理层在对敌意收购做出反应时要进行详细说明，并且这些说明应该客观、真实，对于虚假陈述，管理层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法案没有对具体反收购措施进行规定。而各州的法案则出于地方利益保护，大多设置了反收购条款，赋予目标公司管理层广泛的反收购权力。
经营判断准则是指如果认为董事的决策满足一定的假设条件，即便法庭出于当时的决策环境可能做出不同的经营决策或事后情势变更表明董事最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该决策的独立性仍将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会被法庭以其认为正确的方式所取代，董事无须承担个人责任，股东也无权禁止、废除或抨击非难该决定。⑦在经营判断准则下，当公司面临收购从而公司控制权转移时，法律规定董事负有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以及善意义务⑧，只有董事满足了这几项义务的规定，才能寻求经营判断准则的保护。
经营判断准则最初不是针对反收购案件的，其运用于公司收购时有三个变化：一是举证责任倒置，即目标公司董事需举证证明自己在反收购决策中是善意的、是为了股东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并且在做出反收购决策时尽到了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二是Unocal规则，即董事采取的反收购措施能够得到经营判断原则保护需满足董事行为合理性、正当性以及谨慎性三个要求。三是Revlon规则，即当出售公司控制权不可避免时，公司董事的义务由保护公司作为法人主体的独立性转为为公司股东寻求最高的收购要约。此外，董事还应积极、善意地与收购者进行谈判，为公司收购争取更优惠的条件。⑨
（二）英国模式——股东会享有反收购决策权
英国主要通过行业自律性文件《收购与兼并城市法典》和判例法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为进行规制。英国公司法赋予了股东对反收购行为的决策权，对董事会采取反收购措施原则上是禁止的。根据《城市法典》的规定，当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收到收购要约或有理由相信一项收购要约即将发生时，除非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董事会不得采取任何会有效挫败该收购要约或使股东丧失做出决定机会的行为。也即在面临收购要约时，除非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不能自行采取反收购措施。而且立法者采取了客观的标准，不管董事主观上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还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目的就在于避免董事在收购中因利益冲突而引起争议。
但同时，《城市法典》也规定了目标公司的董事会有一定的自，可以采取以下反收购措施：对股东详细陈述本次收购的利害得失，劝说他们拒绝接受收购者的要约；劝说有关部门将该次收购提交给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寻找收购竞争者。⑩可以看出，这些反收购措施都是“温和”的没有决定性的措施，更多体现了对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要求。
四、目标公司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我国应采取的模式
我国现行法律对敌意收购的基本倾向是促进收购的进行而约束反收购措施的实施。如证监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公平对待收购本公司的所有收购人”，在该规定下，目标公司即使要寻求“白衣骑士”，也无法给予其优惠待遇，从而增加了反收购的难度。虽然目前为了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法律更倾向于为公司收购创造良好环境，但基于上文的分析，仍然应当允许目标公司采取反收购措施。而对于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问题，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33条的规定，收购人作出提示性公告后至要约收购完成前，董事会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自行采取措施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可以推定我国立法倾向于将目标公司的反收购决策权赋予股东大会。
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借鉴英国模式，将目标公司的反收购决策权赋予股东大会而非董事会。美国公司法将决策权赋予董事会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与我国的实践并不相符。首先，美国的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发展充分，股权高度分散，公司权力重心在管理层；而且公司董事是职业经理人，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对公司业务很熟悉，可以更专业地为公司发展做出最佳决策。其次，判例法实践发展出诸多有关反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义务的规则，促使目标公司董事履行其对公司负有的义务，在行使反收购决策权时从公司的长远发展出发。⑾再次，美国各州立法大多反对敌意收购而赋予董事会更多反收购的权利，这样可以增加对公司董事的吸引力，吸引更多公司来该州注册设立，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就业岗位。⑿最后，美国的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有较好的发展，认为公司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董事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因而目标公司的董事会作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机构，就成为反收购决策权的最佳归属。⒀而在我国当前，首先，虽然职业经理人有了很大发展，但还不够专业、成熟，公司股权也没有美国公司那么分散。其次，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董事义务的规定还不够详细、严格，不能很好地起到督促董事履行其对公司义务的作用。再次，我国公司立法和实践中更强调股东大会的最高权力，公司的权力中心在股东大会，公司的重大事项要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而在面临敌意收购时是否要采取反收购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反收购措施，对公司而言是重大事项，因而应当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由股东大会享有反收购决策权与立法相一致。最后，就目前我国公司的发展状况而言，虽然我们也强调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因我国现阶段主要任务还是通过公司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而为了吸引投资就需要保障股东的利益，故公司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寻求自身的良好发展并给投资者带来最大收益，社会责任应当是在公司自身发展有余力的情况下承担。而各种反收购措施，或者会直接损害公司利益从而减损股东利益，或者给予董事过多权限不利于对其监督，再或者甚至会成为董事寻求自身利益的途径，这些都会对公司及股东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或者不利，因而是否要采取反收购措施以及采取何种措施，应当由股东决定。
五、结论
在资本市场上，公司敌意收购及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措施都是市场行为，均有其利弊，法律不能禁止敌意收购，也不应禁止目标公司采取反收购措施。从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美国和英国来看，在敌意收购发生时，目标公司的反收购决策权分别归属于董事会和股东会。但这两种模式都是基于其本国的情况发展起来的。我国在借鉴国外做法时，还应考虑本国的实践，从实际出发来决定公司反收购决策权的归属。根据本文上述分析，针对我国当前的状况，将反收购决策权赋予公司股东大会，既符合立法意图，也符合公司实践，是更恰当的选择。
注释：
①叶林：《证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②熊俊：“反收购决策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③熊俊：“反收购决策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④周前明：“敌意收购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分析”，载《财务与金融》2008年第3期。
⑤李鲁卉：“我国上市公司敌意收购绩效的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熊俊：“反收购决策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⑦蔡元庆：《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⑧详细论述见戚鼎：“论全流通时代反收购决策权之归属”，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⑨戚鼎：“论全流通时代反收购决策权之归属”，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⑩戚鼎：“论全流通时代反收购决策权之归属”，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⑾熊俊：“反收购决策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⑿戚鼎：“论全流通时代反收购决策权之归属”，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⒀戚鼎：“论全流通时代反收购决策权之归属”，华东政法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参考文献
[1]叶林.证券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34.
[2]李鲁卉.我国上市公司敌意收购绩效的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0.
[3]蔡元庆.董事责任的追究和经营判断的原则[J].现代法学,2002(4).
[4]熊俊.反收购决策权法律制度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
[5]周前明.敌意收购的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分析[J].财务与金融,2008(3):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