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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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事业发展迅猛，加入WTO后，中国企业跨出国门从事海外投资将愈加频繁，但由于未建立系统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为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减少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鼓励我国企业扩大海外投资，需要在正确认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性质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国情的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并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经验，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一、中国海外投资及海外投资保护现状
1979年，中日合资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开办，建立起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第一家境外投资的合资企业。到2005年8月底，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扩展至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477.1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之一。同时，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方，这将为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可能，也必将为我国企业到国外投资创造更多机会。然而，我国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阶段调整海外投资关系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大类。在国内法规范方面，虽然早在1985年我国就制定了目前国内惟一的一部投资保险法—《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但它只是规定可以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政治风险承保，却没有规定可以为国内投资者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保证；在国际法规方面，我国参加的调整海外投资保险的多边条约主要是1988年4月30日我国经批准加入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根据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机构（MultilateralInvestmentGuarantyAgency）是一个以承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为主要业务的多边机构。我国对本国投资者的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可以由MIGA承保，但仅仅依靠MIGA对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是不充分的。
二、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进一步扩大海外投资规模的需要截止2005年8月底，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已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这些企业的投资由主要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未经开发的广阔市场。由于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乏成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严重障碍，因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海外投资，急需建立有关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二）使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权利义务对等的需要自1992年至2005年初我国已经签订了106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这些协定大多规定了代位权条款。根据代位权条款，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对本国投资者因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而遭受的损失负责赔偿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偿权要求东道国政府进行赔偿。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相互配合的机制下，东道国所承担的对外国投资进行保护的义务很难回避。但是，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论文格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无法以代位求偿人的身份就我国投资者在外国遭受同样风险的损失行使代位权，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我国投资者并未享有与外国投资者同样的权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三）与已设立的相应法规相互配合的需要如前所述，中国作为MIGA的成员国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风险。但是，我国投资者利用MIGA分担政治风险的作用却是非常有限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我国应尽快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MIGA相互配合，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三、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想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对于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模式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混合投资保险模式。第一，主要采取双边投资保险制度。首先，我国已具备建立双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中国目前已经签订了100多个投资保证协定，并且可以预期今后还将签订更多的类似协定。这些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绝大多数都订有代位权条款，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行使代位权提供了法定依据。其次，以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承保前提，更有利于尽可能防范投资风险于未然。由于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实质上是双方政府的承诺，投资东道国在采取非商业风险措施时，必然会考虑其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从而不会贸然行事，降低或避免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再次，双边投资保险制度对代位求偿权以双边投资保证条约加以确定。这样，一旦我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时，我国承保机构即可合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将我国国民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从国内法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法的保护水平，加强了对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确保代位求偿权的顺利实现。第二，也不应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法定条件。如果代位权的行使只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势必不能充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笔者认为，我国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此期间内在国内法上留有一定的余地，采取单边与双边并存的投资保险制度，以扩大投资保证的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
（二）具体内容
1.保险人根据我国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借鉴政府和国营公司共同实施保险业务的德国模式，采取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分离制的形式。这种分离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避免或减少审批决策与业务经营集中于某一机构所产生的弊端。在具体的机构设置上，可设立一个统一的直属于国务院的专门性机构—海外投资承保委员会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由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代表组成，具体负责审批投保申请。经营保险的业务则可由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2001年10月成立的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成立一年后开设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虽然信保的宗旨中没有明确提出保护海外投资，但是在开办的投资保险业务中列明了海外投资保险，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完全可以胜任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经营。
2.合格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各国海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规定各有不同，但都要求投保的投资者和承保机构的所在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综合美、日、德三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应当然成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者；对于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资格可借鉴美国相关的立法制度，即采用“资本控制论”来确定。之所以不采用“成立地说”理论，是因为依据“成立地说”无法将虽然是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但其主要资产却为外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的情况排除在合格投资者之外。根据“资本控制论”：对于依本国法律设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其他组织须持有多数股权（资产的51%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对依外国法律设立的本国公司、合伙企业及其他社团，本国公司、合伙及社会团体须持有绝对多数股权（资产的95%以上）才能获得投保资格。这样既切实保护了代表我国利益的投资者，又有效避免了鱼目混珠的情况。超级秘书网
3.合格投资合格投资的条件和标准在各国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合格的投资应符合投资者本国和东道国的利益。美、日、德三国均明文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以东道国已经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可以承保的先决条件。这种规定一方面是对东道国经济的应有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获得东道国政府的事先同意和许诺，增强对东道国政府的约束力，以提高当地海外投资的“安全系数”，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纠纷。[6]（P326）关于投资项目，各国一般只限于新的海外投资。所谓“新”的投资，一般指新建企业的投资，但对旧企业的扩大、现代化及发展的新投资，各国一般也将其视同投入新项目的投资，准予投保。为了与国际上一般立法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我国海外事业的特殊要求，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合格投资的条件主要应包括以下两点：（1）必须符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利益；（2）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得到东道国批准。投资形式不应加以限制，允许并鼓励其灵活多样化。
4.合格东道国对于合格东道国的要求，各国规定不尽一致。鉴于采用混合投资保证模式，对于合格投资的东道国，我国应鼓励到与我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的东道国投资。但对于有些国家虽然目前暂时没有与我国签订双边投资条约，但是如果该国有较为稳定和开明的法制，有较为优惠的吸引外资的政策，足以令外国投资者有利可图，或者与我国有着较好的外论文格式交关系，对于以上国家一旦保险事故发生，我国即可依条约、协定或外交关系进行代位索赔，也应认为是合格的东道国。
5.保险范围各资本输出国的投资保险机构通常承保三种主要的政治风险，分别是外汇禁兑险、财产征用险和战争内乱险。目前，对第四种政治风险即政府违约险，提供担保的国家还不多。政府违约险，是指东道国政府毁约或违约，使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救济或很难行使救济措施或行使救济而无效果的风险。《MIGA公约》已将该险别列入机构的承保范围，但机构毕竟不是全球强制性公约，并不涉及各缔约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问题，不要求各国立法与公约规定保持一致。笔者认为，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除承保上述三种主要政治风险外，也应承保政府违约险。违约险的“约”是指东道国政府与投资者签订的“国家契约”。国家契约争议的诉讼管辖权时常受“卡尔沃条款”的限制—当东道国政府违约，争端发生时，东道国要求投资者向当地政府或相关机关寻求救济，或把“用尽”规则作为将争议提交国际解决的前提，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有可能得不到公平的裁决。单独规定违约险，可以增强投资契约的稳定性，以解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从而达到保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星,王立芳.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已扩至200个国家和地区.
[2]蓝蓝.我国亟需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当代法学.1999（4）.
篇2
关键词：投资模式；份额油；石油安全
一、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的特点
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是石油企业进入资源国市场、参与海外投资项目，进行资源贸易及其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不仅具有一般企业海外投资的特点，而且还具有石油企业自身的特点。（1）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具有多样性。如绿地模式、并购模式、租赁模式等。丰富多样的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给投资主体提供了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选择并搭配投资模式的机会。（2）具有可进入性。切实可行的投资模式必须具有进入资源国的可能性。（3）具有灵活性。投资模式是灵活多变的，可以相互转换。为更好的适应资源国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石油投资主体应该灵活变更投资模式，以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4）资金来源具有集中性。由于石油行业是一个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我国现有私人资本难以独自承担，因此，海外石油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专项拨款，金融机构贷款或通过发行股票向公众筹集资金。（5）投资地点较为集中。由于世界石油主产区集中在中东、非洲、南美洲北部的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等地，因此，石油企业海外投资的重点也集中在这几个地区。皇家荷兰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把西非和墨西哥湾深水区、前苏联实行开放政策的欧佩克国家和LNG业务领域作为今后重要的新产量增长源。（6）投资收益包括货币与实物两种形态。其中实物形态的收益体现为份额油。份额油的获取增强了国内石油供给的主动权，是实现能源安全的有效方式之一。
二、影响石油企业海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
1．外部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是指在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诸多企业外部环境的总称。它对投资安全和收益情况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1）政治环境。政治环境直接关系到投资安全，包括政局是否稳定，有无战争风险，有无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变革的风险等。（2）法律环境。法律环境是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有效保障的根本依据，在外部因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国对外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情况，有关的税法、海关法等法律是否健全及对外国投资者的利弊，投资国及被投资国对盈利汇回本国的限制和外汇管理规定，审批制度等都影响到海外投资的安全。（3）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影响国际投资活动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四个方面。（4）社会环境。社会治安状况、对外开放程度，以及对外活动中的国际信誉都处于良好状态，将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任感和积极性。（5）自然环境。特定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实现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尤其对于石油等资源性投资项目。
2．内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来自于石油企业投资主体内部，包括融资能力、管理能力等。（1）石油企业的融资能力。油气勘探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口井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一项海外石油投资少则几亿、十几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如2005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41．8亿美元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2006年1月9日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所持有的45％的工作权益。这些海外收购案，表面上看是一个石油企业的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反映了石油企业核心竞争力，反映了石油企业持续融资的能力。（2）石油企业人力资源状况。人力资源是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高素质的石油行业的人才队伍，不仅是开展海外石油投资的基础，也是进行国外石油交流的保证。这就需要具有技术、外语和管理相结合的高素质的复合型的石油人才。
三、我国石油企业可选择的海外投资模式
1．直接投资模式。（1）绿地投资模式。一般是在油气田较集中的中东、非洲等国家或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实施本土化经营。这种模式有利于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促使企业健康发展，因此，被称做绿地投资。不足之处是短期内财务业绩不佳，投资回收期长。（2）海外并购模式。跨国并购是海外扩张的快速通道，产权交易是跨国并购的通行手段。创建新企业固然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条路子，但所耗时间过长，如果通过兼并、收购资源国企业或其部分股权，对原有的基础条件加以改造，可迅速形成生产能力，从而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目标国家的市场。根据合同标的物的不同，海外并购模式又可细分为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和海外无形资产并购模式。1）海外控股股权并购模式是通过收购跨国石油公司正在开发油田的股份，从开发阶段介入，规避勘探风险，并实现对项目进行控制的投资行为。通过控股股权并购，一方面投资方可以以部分出资取得海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迅速实现石油企业的海外扩张，减小海外投资的政策性阻力；另一方面实现了投资方海外间接上市的目标，即买壳或借壳上市。例如，BP公司通过收购TNK—BP公司50％的股份?眼2?演，率先于各大石油公司迅速进入俄罗斯石油市场。2）海外有形资产并购模式。该模式可以有效避免目标石油公司因债务不清等问题，向投资方转嫁原有债务及或有负债。但该模式的实施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由于多以现金方式进行收购，故需要投资方投入较多运营资本；二是由于在完成并购后要对目标石油企业进行整合，因而投资方应拥有具备较强管理能力的整合人才。3）无形资产并购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实现买壳上市，快速进入资源国市场；借助被收购品牌的影响力及原有销售渠道，可以省去海外品牌塑造和推广的时间与费用。2．间接投资模式。（1）参股投资模式。投资方购买外国石油公司股份，但不控股，不对其进行经营管理，只收取红利或从股票买卖差价中获取利润。这种模式下投资方所持产权的安全性较高，不会被当地政府或民族主义者当作攻击的对象。（2）债券投资模式。投资方通过债券投资，每年收取固定现金回报。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股份，但有固定份额收益，财务安全比直接持股高，但收益额较小，无法实现国家能源安全。（3）金融衍生品投资模式。石油现货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期货价格，因此，可以借助金融的支持，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套期保值、价格锁定和规避经营风险。在寻求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企业可以更多地利用期货手段，海外并购并非唯一选择。
3．其他投资模式。（1）融资租赁模式。投资方承租人通过向另一国出租人交纳租金，取得设备等物品使用权，从而在资源国进行投资的形式。当资源国有一定政治风险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设备风险转嫁到出租方，减少投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最好使用服务性租赁，以接受保险、维修等服务。（2）国际承包。投资方在国际市场上通过投标、议标、询价和接受委托等多种方式，单方或同拥有资金的公司签订合同共同取得实施工程项目的权力，然后根据合同要求组织设计施工，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工程任务的整套过程。具体包括：1）回购模式。在该模式中，投资方将带资在资源国进行勘探开发，项目投产后对方以产出原油或其销售款逐年返还项目投资，并给予投资方合同中约定的资金报酬，以此方式对项目进行回购?眼3?演。以回购模式进行投资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不受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风险较小。但缺陷在于投资方在资源国一般只能实行返销协议合同，也就是购回协议。开发一个油田后，必须悉数卖给资源国石油公司，没有分成，也不拥有该油田股份，不利于投资方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获得稳定的份额油；2）产品分成合同模式。是投资方公司承担勘探作业及费用，并可能提供工程技术与管理帮助，在区块产油之后按照规定比例分配产量?眼4?演。这样可确保投资方拿到的是实物，规避了石油产品的未来价格风险。由于该模式下投资方不持有所开发油田的股份，故不存在财产安全问题；3）矿税协议合同模式。该模式在发达国家应用比较普遍，是投资方可以获得目标油田的经营权，开采权以及油气产品支配权，只需向资源国交纳矿业资源费和所得税；4）风险服务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在南美及拉美地区，即投资方承担勘探开发风险及费用，最终获得以石油产品体现的相应的服务报酬，产出油气全部归资源国所有；5）提高采收率合同模式。该模式主要是针对单口井的修复增产，投资方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获得增产部分的产量。分配比例采取的是类似递进税率的浮动比例，所不同的是，增产部分的产量越高，投资方所获得的分成比例越小。该模式有利于投资方进行科技研发。如果投资方在海外的综合实力有限，则很难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油源。（3）股权捆绑油源的集合投资模式。该模式是针对民营石油企业的一种“引进附带油源”合资战略，即让拥有油源的外国企业或油矿主，带着投资方应得的份额油与资金，与投资方共建中小型油码头、石油运输系统、仓储或炼油厂及终端销售网点等，以满足投资方的份额油需求及保证供给。该模式的优点在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在海外寻找石油区块具有相对较小的政治敏感性，获取油源时人为干扰因素较少，获得区块的可能性较大。
参考文献：
[1]姜学峰．新世纪国际大石油公司发展战略新动向[J]．国际石油经济，2004，（9）：13－19．
[2]刘炳义，等．跨国石油公司发展战略及其演变趋势[J]．石油科技论坛，2007，（1）：4－14．
篇3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篇4
一、入世后我国企业集团面临的问题
入世后,为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进行海外投资对我国大多数企业集团来说,是很陌生的事,不仅存在着很多风险,而且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论文百事通认真分析这些问题是我国企业集团搞好海外投资的基础。首先,我国企业集团进行海外投资存在着很多风险。主要包括:
(1)政治风险:“政治环境”,如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等;“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该国与我国的关系,人们对我国的评价等。(2)经济风险:“经济环境”,如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3)经营风险:即企业跨国经营中因自身经营不利所造成的风险。如,经营中铺的摊子过大,管理不利等。对于企业而言,无论是哪一种风险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陷入困境,要防范这些风险,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其次,我国企业集团在管理上还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1)多数企业集团没有一个完整的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企业集团海外投资战略,是企业集团从海外投资的主客观需要出发所确定的长远、总体的目标和规划。有关资料表明,相当数量的企业集团缺乏完整的企业发展战略,特别是海外投资战略。
(2)多数企业集团还没有建立一个规范的现代集团管理制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的实力不强,规模较小,“小马拉大车”,同时集团公司的功能较弱,严重影响了集团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集团多数还没有形成规范的母子公司体制,没能很好的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特别是与外国子公司的集权与分权的关系。(3)在海外投资活动中,不少的企业集团还不熟悉自己在海外经营中自身的优势,不能做到扬长避短,这也影响了投资的效果。
二、对企业集团海外投资对策的基本设想
综上所述,我国的企业集团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未知风险,存在着企业集团本身管理不成熟、不能较好地发挥自身优势等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1.认真评估海外投资形势,确定科学的海外投资战略
企业集团要搞好海外投资,需要制定一个长期务实的海外投资战略。企业集团在具体制定海外投资战略时,要坚持长期的综合效益原则,找准自己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位置,明确自身的优势主业是什么,不同时期的发展规模,海外投资的方式和原则等等。
首先,企业集团要认真研究WTO规则和国际经贸惯例。一位在日内瓦观察WTO谈判多年的官员说,WTO是一个框架,许多规则含糊不清,故意留出了漏洞,需要谈判解决。企业集团是生产经营者,不可能对各方面都深入研究,聘请专家顾问非常必要。从我国的目前情况看,大多数企业集团对海外投资不是很熟悉。因此,要转变观念,认真学习WTO的通行规则和世界经济贸易中的惯例,注重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海外投资战略,使自身尽快融入到世界经济中。
其次,从东道国的实际出发,确定到该国投资有哪些优势。一方面,要了解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包括:“政治环境”,东道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政策是否持久,对外国资本的保障程度如何等;“经济环境”,该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金融、税收以及生产要素等方面的条件;“法律环境”,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对外商的保护程度等;“基础设施环境”,交通、供电、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
另一方面,要考虑所要投资的国家有哪些优势。哪些国家具有发展潜力,可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和人才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在东道国经营有哪些风险,如何规避风险等;与别的国家相比较,东道国在技术特长、资本、管理哪些方面有优势,这些优势能持续多长时间;发展经营的时间表和具体工作方式等。
2.强化管理,确保海外投资的实际效果
要搞好海外投资,强化跨国集团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从提高集团公司的实力和完善企业集团的组织体制入手。
首先,壮大集团公司实力,提高它对整个集团的控制能力。扩大集团公司的规模,加强集团公司的功能建设,增强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驾驭与领导功能。加强集团公司的综合功能建设,包括战略决策功能、跨国资本经营功能、技术开发功能、跨国融资功能、制度创新功能和高效管理功能等,使之成为一个有效运转的投资中心、管理决策中心、研究和开发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营销与市场开拓中心,成为整个集团的核心。
其次,规范公司管理体制。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实现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建立企业集团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一是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公司决策机构;二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以此协调好母子公司的关系,使企业集团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三是建立有效的集团监督机构,国内外的企业集团的发展经验表明,集团公司对成员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监督手段是财务监督,通过财务监督,可以使子公司的会计成为老板会计。
再次,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与国内经营相比,海外投资中,最棘手的问题是集权和分权。各东道国的市场条件、投资环境和政府的政策是不断变化的,母公司很难完全、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并及时对此作出反应。因此,必须给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一定的自主权,使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开展业务活动;同时,母公司需要从全局的角度统一计划和协调各海外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保证海外投资总体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处理集权和分权关系的核心是,根据跨国战略目标和客观实际情况的需要,把握好集权和分权的程度,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这种集权分权相适应的跨国组织管理体系。
3.扬长避短,提高海外投资的经济效益
确定战略与加强管理是提高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在具体措施的层面上,提高海外投资效益的关键是发挥企业集团在海外投资中的优势。
首先,采取适当措施,节约交易成本。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企业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物和销售产出物的交易成本不会为零,无论是收集市场信息、寻找交易伙伴、进行艰苦的谈判、还是想方设法督促合同的执行等,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消除许多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如年产数亿元的企业如果因为某企业的一笔小宗货物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供货企业的违约赔偿所能补偿的;如果再加上追讨债务的成本等损失会更大。由于国际市场是由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俗、法律等因素构成的面向一百多个国家的大市场,因此不完全性的程度要比国内大得多。要降低因为市场不完全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可行性的方法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旨在企业内部化的扩张,将原来需要外部采购的一些投入物改由联属的企业自我生产供应,将原来需要卖给其它企业的中间投入物卖给自己的联属企业使用,就可以免除以往依靠外部市场需要支出所需的交易成本,同时,降低可能的交易风险所带来的成本,在成本和连续性等方面战胜对手。如在需要从海外进口原材料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采矿企业来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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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一、绪 论
投资、出口与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投资在经济政策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湖南企业海外投资不仅发展迅速，更加推动了湖南省经济增长。因此，研究湖南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对于继续拓展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经济长期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其他省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研究文献针对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十分罕见。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最新的数据资料，最新数据可更新到2012年，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效应，也有助于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和投资活动的发展和扩展。
近年来湖南对外投资发展很快，成为中部省份发展最强劲的地区。湖南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下特点：（1）投资地区的选择，东盟一直是我省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由于亚洲和非洲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湖南省的生产企业主要投资集中在亚非地区，其中，湖南省企业在亚洲投资数量最多在境外投资企业中，选择在亚洲投资的占了72%。（2）对外直投投资的主体是民营、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在湖南省海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的投资金额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但是就投资企业类型，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排在末位。（3）我省海外投资的领域越来越宽，积极性大大增加。行业主要涉及工业、机械工程产业，最新涌现出来了农产品种植业和游戏产业等。
二、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方法。本文拟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又叫Granger因果分析检验方法），是指基于同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情形下，有两个经济变量X和Y，假设X是Y的原因，我们能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预测出变量Y的未来值，可Y不是X的因，即我们根据Y的过去值预测不出X的未来值，那么我们可以说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而Y不是X的格兰杰原因。
下面为格兰杰因果分析模型：
Yt=a+∑aiyt-i+∑βjXt-j+εt （1-2）
Yt=a+∑atyi-i+εt （1-3）。其中（1-2）式为无条件的循环模型，假设残差平方和的值是SSE1; （1-3）式为有限制的条件回归模型，我们同样设它残差平方和为SSE2，其中ε是随机误差项，a和β为系数，检验原来的假设是H0：βj=0（j=0，1，2，....n），即X的过去值不能预测Y的未来值，如果原来的假设成立，那么构成统计量F=[（SSE1-SSE2）/n]/[SSE1/（T-m-n-1）] （1-4 ）
即模型服从自由度为（n， T-m-n-1）的F分布。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水平区间，就有得出相对应的临界值，假设得出来的检测值大于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X是解释变量Y的原因，反之，则变量X不能同向影响Y。
（二）经济效应检验和数据的来源。根据上面的件检验方法，本文引入下列函数：GDP=f（FDI，0THER）+ε。其中，FDI是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额，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OTHER是除了海外直接投资外影响GDP的其他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我们现在设定其他因素为固定的，那么建立如下的回归计量模型：
GDPt=a+βFDIt+εt。其中：a为常数项，β表示FDI对GDP的贡献率，ε为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这个式子中有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GDP和FDI取对数，我们得到下列计量模型：LnGDPt= a+βLnFDIt +εt
（1-5）。我们用（1-5）式作为研究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模型。本论文使用2008年至2013年的数据作为模型样本。
相关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GDP为湖南省生产总值，在使用中，我们要将GDP按照当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平均汇率转换成美元，同样为了消除价格变换的影响，用2008年作为基期，使用年度消费物价指数同比数据，将名义生产总值转换为实际生产总值额，FDI为对外直接投资额，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为实际对外直接投资额， 其中相关数据全部来自湖南省商务厅统计数据整理，见表3.1：
表3.1 湖南省2008年―2013年各项经济指标数据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2006―2013年度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检测结论。依据上面的实证检验，FDI与GDP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2。
表3.2 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由以上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当最人滞后阶数为6 ，GDP不是对外接投资FDI的格兰杰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不过这种增长不是很明显，同时通过以上结果得出，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对湖南省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二者为正相关，由回归方程的系数可知，湖南省对外投资总额每次变动一个百分点，就会湖南省GDP同向变动0.0053个百分点，但是回归系数还非常小，其主要是原因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随着进一步扩大，对GDP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三、政策建议
（一）建立稳定的资源供给站。随着湖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省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已经很难满足现在的生产需求。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开发国外的资源，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获得稳定的资源供给站。
鉴于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较低廉，且有较多的生产资源，湖南省政府应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评估，引导和加强与这两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交流，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签订贸易协定，最大化的优化资源分配，使湖南省企业能以较低的资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源，促进湖南省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与东盟和周边国家进行沟通，避免双重征税，订立领事条约，创造一个良好的海外投资环境。
（二）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步伐“走出去”。在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民营企业是其中坚力量，政府应成立金融支撑体系来鼓励湖南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另外，有效的对外投资信息能对民营企业准备对外投资做出决策，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提供资金和人才支持。湖南省政府应加强人才的培养，可为企业的人员提供培机会，采取去高校联合办学，承办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去国外学习以及招聘国外的精英，有序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海外投资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软实力。
（四）优化政府管理制度。湖南省政府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及时调整湖南省政府的法律法规，对海外投资企业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利用对外投资企业的特征，建立起一整套海外投资风险防范预警处理机制，帮助企业降低法律和政治风险。
湖南省政府要转变观念，尽量简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办理环节。推行和深化各种能便利通关的措施，减少相关机构工作流程，降低对外投资企业的通关成本，积极与国外政府谈判，成立自贸区，提高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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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贷危机对
（二）加快产业调整，完善实体 经济 建设
实体经济终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基本面的稳定发展是 金融 、股市等稳定的坚强后盾。次贷危机的影响要求我们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以扩大内需为主；在进出口方面，要加大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尽快建立健全并实施能源、农产品等商品的战略和商业储备机制。
（三）对金融行业的相关启示
1．审慎创新。规避风险，赚取更多利润是 金融创新 的重要目的。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金融创新并不能消除风险，只是将风险由一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载体转嫁到另一种载体上而已，金融创新并不是没有风险，相反，由于不确定性，由金融创新诱发的金融风险有时可能还更大，带来更严重的冲击。尽管如此，并不能就此否认或抑制金融创新。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金融创新无疑是 市场 制胜的最重要利器之一。所要做的是，在进行金融创新时，要对金融创新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和潜在风险要予以更多关注，并不能仅聚焦在金融创新带来的收益上面。当前我国金融业正处于全面转轨时期，融入国际市场的力度不断加大，严峻的市场竞争使我国金融创新意识异常强烈，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时尤其要考虑到金融创新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审慎创新对正处于全面转轨的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
2．加强房地产贷款 管理 。美国次贷危机的诱发无疑对我国房贷管理敲响了警钟。近年来，无论是房地产开发贷款，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在我国都呈现快速发展之势。由于我国房屋价格上涨迅猛，房价收入比远远超过美、德、法、日等高收入发达国家，我国房贷大多为浮动利率贷款，随着我国利率的调整提升及用地规范等，房地产开发、支付 成本 必然加大，消费及 投资 者房贷成本也必将提升。借鉴吸取美国次贷危机教训，加强房贷管理，对我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鉴于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房地产信贷仍然是商业 银行 主要盈利业务之一，因此，在房地产信贷风险不断加大状况下，商业银行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商业用房贷款等不同类型贷款的审批标准、操作程序、风险控制、贷后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完善各类房地产贷款风险分类制度，建立动态的风险拨备机制，严密关注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及房地产市场、客户出现的新变化，及时对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整及市场变化作出反应。
3．健全内控建设。由于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对风险认识不足，同时受“ 道德 风险”意识作祟，在利益驱使下，美国住房信贷 金融机构 降低了住房消费者的市场准入标准，让一些无资格或没有偿还能力的消费者进入住房信贷市场，甚至一些美国住房信贷金融机构明知次级房贷者提供的收入信息虚假而在房地产市场向好预期下，仍然让这部分人获得了次级房贷。更为严重的是，受利益驱使还有一部分住房信贷金融机构不但不认真审核次级房贷者的信息，不向次级房贷者提示相关风险，反而向次级房贷者隐瞒风险，通过“猎杀贷款”方式提供次级房贷。种种宽松的次贷准入埋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这一教训对风险把控明显不足的我国银行业来说，无疑是值得吸取的。
虽然当前我国并没有典型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但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同样有风险，同样存在虚假按揭以及由于把关不严使得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得到贷款的现象。面对住房贷款风险的不断加大，我国银行业要强化内控建设，加大对住房贷款的审查力度，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借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询 材料 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对购买第二套及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等，不断完善风险管理。
4．专业精细化海外投资。受国内流动性过剩的推动，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近期我国加快了包括qdii在内的海外投资步伐，海外投资品种不断增多。特别是欲打造成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国内银行，更是加快了海外投资力度。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由此给中资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加之以前中航油、持有美国黑石公司股份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都出现过投资亏损等，也给我国海外投资敲响了一记警钟，上了生动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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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国际化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跨文化理论都是零售国际化的相关理论，虽然这些理论的一些内容对零售国际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但这些理论大都以制造企业的国际化为分析对象，而零售企业与制造企业有很大不同。因此，零售学者们一直努力对零售国际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探究。零售国际化研究的发展与零售国际化实践活动的发展基本一致。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发展阶段，Alexander(1997)将其划分为六个阶段：⑴萌芽阶段(1880-1945)：美国与欧洲专业店、百货店在主要城市的有限扩张。⑵发展阶段一(1945-1960)：美国零售业态与技术向西欧及日本市场的转移。⑶发展阶段二(1960-1974)：西欧主要零售商向西欧市场以及美国市场的海外投资。⑷危机阶段(1974-198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受经济不景气的冲击，零售国际化活动发展缓慢，处于停滞状态。⑸复兴阶段(1983-1989)：西欧零售商在欧洲及硕士论文美国市场海外投资的增多，以及日本零售商在西欧及美国市场的投资。⑹区域国际化繁荣阶段(1989-2000)：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经济萧条之后，欧洲零售商与美国零售商的海外扩张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以及东欧和东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加速了美国和欧洲零售商的区域性扩张。Burt(1995)对英国零售商在1960-1993年的国际化活动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英国零售商在20世纪60年代海外投资的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进而在70年代中后期进入停滞，又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入高峰期的演进过程，验证了Alexander的观点。下面总结国外学者在零售国际化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研究。
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定义，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Dawson(1993)认为零售国际化是“由某个独立的公司开展的跨国界的店铺经营或零售流通的其他活动”，
Alexander(1997)将零售国际化定义为“通过超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零售结构的界限，而实现的零售专业技能的跨国转移行为”。以上两学者所定义的零售国际化，实质上也就是零售企业的国际化。Davis和McGoldrick(1995)认为在理解零售国际化概念的时候，把握零售国际化所包含的层面更具实际意义，他们将零售国际化分为五个方①面（见图2-1）：一是零售企业的海外开店；二是母国市场来自海外零售商的竞争；三是国际联盟的发展；四是国际采购或全球采购；五是零售专业技能的国际转移。可见，Davis和McGoldrick不仅考虑了零售商主动的国际化过程，而且考虑了东道国面临的国际化竞争。
关于零售国际化的原因，学者们取得了较多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对零售国际化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宏观因素方面，根据Chen和Sternquist(1995)的归纳与整理，日本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⑴海外市场
管制放松：亚洲各国对外国商业资本进入限制放松。⑵海外市场潜力：海外日本人（工作人员及家属、游客）的零售市场，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⑶国内市场环境：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开设店铺的成本较高。⑷其他原因：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增强了投资者的投资欲望。欧美方面，Dawson(1994)对9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关于零售国际化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并列表（见表2.1）说明了零售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原因及相关案例。
关于零售商海外市场的选择，Treadgold(1988)、Burt(1993)等认为零售商会首先选择那些具有地理邻近性的市场，Alexander(1997)通过对法国零售商向西班牙扩张、德国零售商在奥地利寻求发展、荷兰零售商进入比利时、以及英国零售商将爱尔兰作为国际化的首选的实证研究也印证了“地理邻近性”这一理论。在零售国际化实践中，零售商海外市场的决策往往是由企业决策团队做出的，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主观意识势必夹杂其中。为了更好地解释零售商海外市场的选择，近年来，零售国际化的许多文献都将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作为零售国际化扩张形式的差异以及组织绩效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Lee(1998)将心理距离定义为“国际化的商人根据语言、商业惯例习俗、法律政治体系，以及市场基础设施所感知或理解的母国与海外目标市场国的社会文化距离”。
关于零售商在海外市场的进入方式，制造业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多，零售领域的相关研究显得薄弱许多。McGoldrick(1995)认为不同的海外市场进入方式对应着不同的成本与控制水平，根据成本与控制水平由低到高，他将零售商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分为：许可(Licensing)、租约或附属经营(Concessions)、特许(Franchising)、合资(JointVenture)、并购(Merger&Acquisition)、自我进入(Self-startEntry)这六种类型。McGoldrick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成为零售商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关于零售商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相关策略，Gielens和Dekimpe(2001)通过对1988年以来，比利时、荷兰、英国等75个国际零售商169项海外进入的实证研究，运用Gompertz曲线对零售商海外市场进入规模、进入方式、进入顺序以及采用业态的本土适应性与该业态对母国零售商的熟悉程度五方面对海外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进入规模与海外市场长期绩效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独资的进入方式比并购或合资产生更大的绩效；对海外市场的进入越早，长期绩效可能越高；早期的大规模进入海外市场比晚期的大规模进入的绩效要高；采用母公司熟悉的业态进入海外市场产生的绩效要高于采用不熟悉的业态进入的情况；当零售商采取熟悉的业态进入海外市场时，如果这种业态已经在东道国有所发展，这时的绩效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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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分析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发展本国汽车工业,迄今历史并不长,但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日本汽车产量为1156.4万辆,第三次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出口总量为672.7万辆,占国内汽车总量的58.2%。目前日本已拥有丰田、本田等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成为世界汽车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与日本相似,韩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也不长,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但目前韩国汽车却在世界汽车制造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拥有现代、起亚等世界知名汽车品牌。2006年韩国汽车行业全球销量581万辆,其中国内销量仅为115万辆,产品以外销为主,国外市场的增长已成为韩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纵观日韩两国汽车出口发展的历程,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两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分不开的。积极有效的贸易政策为汽车产业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并推动汽车出口的增长。日韩的经验对于我国汽车出口的发展弥足珍贵。
1.通过政府补助、优惠财税等多项激励政策促进汽车出口。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出口给予一定的奖励,以促进出口的增长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日本官方金融机构长期为汽车出口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在资金上给予支持。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激励政策来推动汽车出口。在汽车产品出口初期,为了使本国汽车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韩国政府给予大汽车公司卖方贷款。另外,韩国政府还向整个汽车工业提供中长期出口工业设备贷款。此外,对于汽车出口企业,韩国政府还采取税收减免、优先分配外汇和进口限额、简化出口审批手续等政策给予支持。
2.注重汽车出口品牌的培育。日本政府非常注重汽车自主品牌的培育,一方面,积极推进汽车企业的规模调整,通过促进汽车出口企业的内部合并与外部联合来提高汽车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鼓励汽车企业通过自主开发,拥有自身知识产权,最终培育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日本政府品牌战略的实施,使得日本目前拥有丰田、本田等多家知名汽车品牌。韩国政府也注重汽车品牌战略,企业依靠政府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通过兼并和快速扩张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技术引进和坚持不懈的国产化,培育自主品牌,最终形成现代、起亚等国际知名品牌。
3.引导和鼓励汽车产业自主研发,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委托研究、技术咨询、人才培训、专利转让、项目资助等形式,加快汽车产品更新速度,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002年,日本大学的研发费用为100.5亿美元,占总研发费用的27%,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研发费用为242.62亿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66%,产业界研发费用为23.9亿美元,占总研发经费的7%。日本政府大规模投入研发经费和研究人员,使得日本的汽车产品从理论设计到转化为新产品所需要的时间只相当于欧美的2/3,日本每隔4-5年就有一批新车上市。韩国政府一直注重汽车技术的引进与自主创新,鼓励本国企业在坚持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同时,与美、日等国家的企业合作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最终形成自主开发新车型的能力。
4.大力推行海外投资战略,开拓国外市场。为避免同欧美国家在汽车产品上的贸易摩擦,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厂,将一部分汽车出口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再向欧美国家出口。同时日本政府还鼓励企业与欧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生产和销售日本汽车,这就是日本近年来虽整车出口量受到限制,但实际其出口趋势有增无减的原因所在。目前,日本在亚洲、欧洲、北美、中南美、非洲、大洋洲等建立了生产装配基地,生产能力和出口网络遍及世界。韩国企业在推行海外投资计划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在国外广设销售点以扩大出口,例如,1988年韩国在美国建立了280个销售点,在1990年猛增到420个。
二、我国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增长迅速,汽车出口的目的地已涉足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汽车整车出口而言,出口数量和金额持续大幅增长,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率都在90%以上,并从2005年开始实现汽车整车出口数量大于进口,2006年出口34.3万辆,2007年出口61.2万辆。对零部件出口来说,2005年起我国连续三年实现了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大于进口,产品也从售后配件市场开始进入国际贴牌生产市场。尽管我国汽车出口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却存在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风险。目前汽车出口企业普遍存在自主品牌缺乏、集中度低、技术空心化、海外投资扩张不足等问题,导致出口持续竞争力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问题都与目前我国汽车出口政策存在的不足具有密切联系。
1.出口政策过于注重数量的提升,而非出口自主品牌的培育。我国汽车出口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出口的准入门槛不高,导致汽车出口企业集中度较低。这种状况必然不利于我国汽车尤其是自主品牌的成长和整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2006年我国有出口记录的汽车企业共计1465家,其中出口金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有236家,仅占总数的16.1%,还有500多家企业的出口记录是个位数。2006 年12月31日政府出台《关于规范汽车出口秩序的通知》后,从事汽车出口的国内企业数量大幅减少700 家左右,但相比发达国家汽车出口企业的集中度还存在较大差距。到2008年,我国汽车工业的CR3(规模最大的前3家企业在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只有48.76%,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的CR3都在80%以上。汽车出口企业集中度不高不利于我国企业自主品牌的成长,使得我国汽车企业在国际市场难以与汽车跨国巨头相抗衡。由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来看,2007年我国汽车产品的RCA值为0.40,这表明我国汽车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依然较弱。
2.出口激励政策过于单一,融资支持政策不足。我国通常主要采取出口补贴来鼓励国内汽车的出口,这使得出口数量短期内得到快速提升。但在加入WTO后,该优惠政策发挥的作用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汽车出口品牌的培育日益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品牌培育过程是一个资金不断投入的过程,因而融资支持政策在各种出口激励政策中便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九五”以来,国家已不再给轿车企业投资,企业要开发生产新车型,所需资金的绝大部分只能从银行贷款或是从国内外资本市场筹措。近年来国内汽车厂商纷纷投资新的生产线,开发生产各种新车型,资金准备早已力不从心,国家有关汽车出口融资支持政策的不足严重抑制了出口数量的增长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3.汽车产业政策与出口政策未能有效结合,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不足。我国汽车产业政策长期遵循“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导致我国汽车产业未能形成强大的自主品牌,反而使得跨国公司通过合资企业在我国市场站稳了脚,这必然不利于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国内市场汽车产品中,除长安、奇瑞等为数不多的本土自主品牌外,更多的是国外汽车品牌。截至2008年,国外主要汽车企业在我国累计申请的专利数量,约是国内汽车企业专利总数的5.6倍,我国汽车工业面临“技术空心化”的危险。
4.海外投资引导与支持政策不足。目前我国政府未能在汽车企业海外投资中充分发挥重要的引导与支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汽车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争取出口订单上竞相压价,在争取海外收购上竞相抬价,导致汽车企业难以有效开拓国外市场,实现跨国发展。这与日韩企业形成鲜明对照,日韩企业在国际化业务上形成了完善的协调机制,特别是政府在企业之间形成了灵活和有效的沟通机制,引导本土企业有序地参与海外竞争。
三、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汽车工业的贸易政策环境与日、韩当初所处的环境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不能也不可能完全照抄“日韩模式”。但日、韩汽车贸易政策对我国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考察日、韩两国汽车贸易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日、韩汽车出口政策在汽车生产及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鉴日、韩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并结合当前我国汽车出口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明确实施适当的保护和扶持不是最终目的,保护和扶持的目的是提升汽车出口竞争力。在当前我国汽车产品缺乏品牌竞争力的情况下,我国应积极采取促进汽车发展的产业政策,借鉴日、韩的做法,给予汽车生产企业必要的财税支持和税收减免,鼓励汽车产品生产与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形成一定的出口优势进驻国际汽车市场。同时应该注意,日、韩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并不是全面的封闭式静态保护和扶持,而是适度的有限度的动态保护和扶持,即这种政策既要保护本国汽车企业在出口中不被其他国家汽车工业强大的竞争力压垮,又使其在面临外部的竞争压力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焕发企业自身潜能,达到迫使企业在竞争创新中生存壮大的目的。这就需要我国政府依据汽车产业的发展时期与环境及时调整汽车贸易政策,汽车产业所处的发展时期和环境不同,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应有所不同。
其次,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并购与重组,提升出口企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国际汽车企业之间的兼并成为国际汽车工业的发展潮流,目前我国汽车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因而政府更有必要引导企业并购与重组,以应对加入WTO后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由日韩模式来看,其汽车出口的崛起都与自身国际知名自主品牌的形成密切相关。日本拥有本田、丰田等知名品牌,而韩国则拥有现代、起亚等自主品牌,相比之下,我国的汽车出口自主品牌还较为匮乏,而且已有品牌国际竞争力不足。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同国际汽车企业相抗衡,政府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国内汽车企业并购与重组的资产规模和力度。
最后,重视汽车产业科技政策的实施,为汽车出口奠定良好的技术优势。汽车工业需要巨大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我国汽车业集中度不高,企业无力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因而需要政府扶持。对此,我国政府可以借鉴日韩模式,加大提供支持研究与开发的生产补贴力度,或直接设立研究机构进行情报收集和关键技术的开发,或大量投入基础性的科研资金,充分调动汽车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性,组成研究网络,以抢占新一代汽车技术的部分制高点,建立自主研发体系,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关洪涛,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及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2]姜始沅,中韩汽车出口战略比较研究,对外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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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广皓,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的战略及策略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6] 沈庆,我国汽车出口现状及对策[J],汽车工业研究,2009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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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 在德战略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也得到了不断地提升，来自中国的投资也日益被欧洲的一些经济强国所肯定，纷纷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也正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国际的竞争与合作中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了，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诸多企业都做好了海外投资的准备。本文旨在对中国企业在德投资进行战略分析。
一、中国企业投资在德国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准备不充分，决定有欠稳妥
有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不是对市场估计错误就是事后发觉与新的合作伙伴的目标不一致。就拿TCL的国际品牌战略在欧洲没有取得成功一样，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TCL收购破产的施耐德公司，在一年之后，和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因为事先没有做好足够的调查研究，加之收购后管理以及市场战略方面的问题等等，使得TCL不得不将施耐德公司关闭。中国企业对于德国中小型企业比较青睐，特别是那种拥有品牌但是又处于危险边缘的企业，但是，中国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却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是因为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于是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救济者进行扩张，决定太过仓促，有欠稳妥。
(二)并购后管理不当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国际并购方面还尚显不足，缺乏并购的经验，许多企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并且没有把海外并购的角色地位搞清楚，以致并购后企业的整合管理不当，相对比较落后。甚至有些企业在没有弄清楚客户需求、竞争对手以及销售渠道和法律知识的这种情形下就进行并购，导致被并购的企业很难适应新的发展。
(三)没有并购程序操作
有些企业对会自认为自己对德国企业很了解，在并购中没有按照并购所要执行的基本流程来进行。还有的公司就是对德方太过轻信，在并购后不想被并购的公司派送管理团队，有的甚至连财务总监也不派，放心地让德方进行经营管理，导致公司被转移或者挪用，损失惨重。
(四)对德国企业文化以及法律法规了解不够
不同国家的企业文化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为企业的并购带来了困难。在并购后成立有几名成员组成的管理小组；来对并购企业实施管理，但是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没有对当地的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有的甚至连德国不能随便的让员工进行加班都没有搞清楚。
二、中国企业在德投资要注重战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对德投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中国在德的投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近两年民营企业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有了很大的改变，德国还专门在中国建立起了很多促进投资的机构，主要是告诉中国企业该向哪里投资。
就目前来说，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德国的市场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都不是很了解。虽然，中国在德国有很多的进口公司、餐馆以及一些生产性的企业，就像服务业以及旅社等等，但是真正能够收购德国企业的连20家都不会超过。照这样的情形来看，再过几年，对的投资的数量会增加但是不会增加很多，这是因为，一个企业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对市场进行了解，企业需要的是战略。
去德国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战略，所以，我国需要考虑的就是是不是有对德国比较精通的人才，是否有技术，能不能与德国的标准相符合。另外，要弄清楚的就是产品将在国外生产后是在国外卖还是到中国来卖等等。 转贴于 三、中国在德国的投资前景与定位
德国是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德国投资要想赢得暴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都只能够取得平均的利润。中国在德国的投资企业虽然已经超过了1000家，但是所雇员工的总数仅仅只是在1万人左右，平均下来每家创造的工作岗位只有十多个，也就是说，中国在德投资的公司全部都为小型公司。从投资的类型来看，基本上就是机械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这三大类。
据相关统计，直至2009年底，外国在德国的直接投资余额总数达到4697亿欧元，这中间荷兰的投资为1106.21，占了总数的23.55％，居第一位；卢森堡次之，投资总额是703.46亿欧元；接下俩就是英国、法国和美国，其直接投资分别为400.04亿欧元、399.65亿欧元以及361.33亿欧元。而中国累计总额只有6．29亿欧元，排在第28位，仅仅只占了国外总投资的0.13％，差距十分大，可以说，中国还是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但是，虽然中国的起步比较晚，但是中国企业只要把握准方向，依然是有十分广阔的前景以及巨大的潜力的。德国和中国的工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分相似的，就像机械制造业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只是这些相同的产业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从总体来看，中国和德国产品的差距就是德国的产品档次比较高，而中国的产品档次比较低，所以，中国可以尝试着把投资定位在科研上，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通过对当地资源的一个有效利用，是非常可能设计出更加符合欧洲人品位的产品。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的优点就是，不但可以使产品研发的速度以及周期加快，更重要的是可能会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得到缩小，对于德国市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市场，如果在这个和市场上能够站稳脚跟的话，进入其它市场相信也不会是什么难题。
结语
总之，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的投资毫无疑问就是一种严峻的挑战。所以，中国要在进行投资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对投资地点要进行深入的考察，而不管是哪种考察，中国都应该向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进行咨询，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在德投资进行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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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平行进口 权利穷竭 合理使用 商标平行进口的内涵分析
商标平行进口一般是指未经商标权利人(包括商标专有权人或商标使用权人)许可，第三者进口并出售带有相同商标的货物的行为，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在纯粹国内贸易的情形下不存在平行进口。一般来说，商标平行进口主要有以下情形：某种商标标识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后被国内进口商重新进口;专有权人许可经销商在某国或某地区的独家经销权后，第三者通过其它途径进口商品到该国或地区;第三者从一独家经销商处进口某商标标识商品销售到另一独家经销商所在国或地区;商标专有权人在国外或某地区设立海外投资企业的情形下，该海外投资企业生产的商标标识产品被进口到专有权人所在国或地区，或者专有权人的产品被进口到该海外投资企业所在国或地区等。
平行进口与其他类型的商标侵权行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平行进口的商品是合法制造并合法使用商标的真实商品(Genuine goods)，而非假冒商品。有关权利人在其所在国或地区都有合法的商标权利，而这一商标权利又与专有权人的商标专有权存在某种联系，即一般都是有关经销商、海外投资企业的商标使用权均获得商标专有权人的合法许可，根据商标的标识功能均能正确反映商品的真实来源。一般而言，在发生平行进口的情形下，国内市场与转售来源国市场在该商品的价格上存在差别，国内市场的价格一般相对较高，而平行进口商则利用其价格的差异谋利。由于平行进口的商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所以往往给商标专有权人在某一地区的利益或商标被许可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平行进口虽然往往对商标权利人产生不利的后果，但从其立法来看，有关国际条约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各国国内立法则对此态度不一。 各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立法的比较
(一)美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美国对平行进口主要持否定态度，但并非对平行进口行为一概认定为侵权。在Weil Ceramics & Glass诉Dash一案中，WEIL是经销西班牙生产的“LLADRO”瓷器的美国经销商和国内商标注册人，一平行进口商与其形成竞争。法院认为本案中WEIL公司已花费金钱和精力选择适当的零售商来输送瓷器、防止破损、更换瑕疵商品、宣传LLADRO产品，从而在美国对LLADRO商标已建立起了独立的商誉。而平行进口商则不正当地利用了其商誉，构成商标侵权。根据1923年美国关税条例第526条规定，除非进口时得到该商标所有人的书面同意，任何外国制造的商品进入美国是非法的;经营此类商品的任何人不得在美国境内从事交易或应再出口或销毁这些商品或去除上述商标，并且应承担因不正当使用该商标所造成的损害或利润。1968年财政决议对此规范作出的海关解释，表明如外国生产者是美国所有人的母公司或附属公司或该公司在普遍控制之下则不受进口保护。
1972年修正案则最终使该规则与海关实践相一致，清楚地表明在以下情况拒绝保护：外国或美国商标或商业名称均被同一个人或商业实体所有;外国和国内商标或商业名称的所有人是母公司与附属公司或被共同所有或控制。从1989年起，美国巡回法院的一系判例中开始依据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所引申出来的“实质性差异”(Material Differences)作为判定平行进口是否构成侵权的依据。
总的来看，美国商标立法及实践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于是否会导致消费者的误认，为此则须考虑多种因素。如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品质有实质性的不同，则该平行进口行为构成侵权。如商品品质上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但由于国内商标权人的努力从而形成其独立的商誉，该平行进口也属商标侵权行为。因为它们易于使得消费者将这两种商标相同的商品混淆，从而不正当地利用并可能损害商标权人的商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平行进口的商品与国内商标权人的标识商品品质相同，而且均无独立商誉，则依美国商标立法似乎不构成侵权。同时关联企业之间的平行进口行为一般也不构成侵权，因为“同一公司控制着不同市场上的商标使用，并成为自己‘自害’行为的受害者”。
(二)欧盟关于 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对于平行进口，欧盟《协调成员国商标立法1998年12月21日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第一号指令》第7条规定：“商标所有人本人或经其同意，将带有商标的商品在共同体内投放市场后，商标赋予其所有人的权利不得用来禁止在该商品上使用该商标;商标所有人有正当理由对抗商品的进一步商业流通，尤其是商品在投放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坏时，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从其规定来看，欧盟商标立法采取权利用尽原则，商品一经售出商标权人则不能再对其主张权利;在发生平行进口行为时，商标权人也不能主张商标侵权。
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平行进口时权利不用尽的情形，即商品投放市场后遭到改变或损坏，在此情况下商标权人可对此类平行进口行为主张侵权。但作为权利用尽而言，有国内/欧盟内部用尽与国际用尽之分，国内/欧盟内部用尽是指商标标识商品在国内市场或经济共同体一经售出，商标权人仅丧失了在国内或欧盟内部对商品、商标的控制，当发生平行进口或在平行进口来源于欧盟以外的国家时，商标权人仍可对其主张侵权;国际用尽原则是指商标标识商品一经售出，商标权人在国际范围内均丧失对其商标的控制权，即不得主张平行进口构成侵权，商品品质有实质性改变的例外。
(三)日本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日本法院在判断平行进口是否构成侵权或违法时，并非强调地域性原则，主要参考以下因素：商标是否指明了产品产地的厂商;平行进口货物的质量与国内经销商经销的是否一致;经销商是否建立了自己独立的信誉;平行进口商是否利用了这一信誉;平行进口商是否促进了商品的价格和服务上的公平和自由竞争，有无不公平做法等。同时1972年日本财政部海关署根据关税法通告，当国内和外国商标是由母子公司拥有时，平行进口不得被禁止。可以看出日本关于平行进口的立法与美国有相似之处。
(四)我国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立法 从我国的立法来看，除了新修改的《专利法》明确规定专利权人有进口权从而限制了平行进口外，《商标法》、《著作权法》对此问题都没有任何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LUX”案则开了应对商标平行进口问题的先河。1996年，广州海关扣留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自泰国进口的力士牌香皂895箱。原告上海利华公司遂在广州中级法院以侵犯原告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为由，起诉了被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法院认为原告是 “LUX”商标及“LUX力士”商标在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独占许可使用人，而将原告的独占许可权延伸到对平行进口的限制，认为由被告进口的泰国产“LUX”牌香皂应属侵犯上述两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于1999年11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约8万港币的损失。此案被视为中国第一件限制商标保护产品平行进口的案件，同时，也被认为为中国限制对商标保护产品平行进口提供了先例。
商标权平行进口的效力分析及立法思考 (一)商标权平行进口的效力分析 凡权利必有限制，对专利权和著作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合理使用”。对商标权则没有“合理使用”的类似法律规定，其权利限制主要体现在商标权的权利穷竭(Exhaustion)原则。即商标权产品如经商标权人或经其同意的许可人以合法的方式销售或转卖，商标权利人就不再享有商标权，无权禁止他人在市场上再次销售或使用该产品。从目前对商标平行进口的研究看，主要是运用权利穷竭理论来分析商标平行进口，即如果根据权利穷竭理论，商标产品出口后商标权人权利穷竭则商标平行进口合法，反之商标产品出口后商标权人权利未穷竭则商标平行进口应予禁止。
基于以上必要，商标权穷竭理论发展两种分支理论：权利国际穷竭理论。即产品第一次投放市场后，商标权人即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对它的控制权，无论何人在何地使用或转售该产品，都无须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也不侵犯商标权。该理论是支持平行进口合法的法理基础。权利区域穷竭理论。即商标权穷竭和知识产权本身一样，都是有地域性的。权利在一国的用尽，并不导致它在国际市场上穷竭，在其它国家仍旧处于“未曾行使”的状态。因此，权利人仍可以根据其在进口国取得的权利来对抗平行进口的产品。权利穷竭的地域性是支持平行进口非法的理论支柱。 (二)关于商标立法的思考 笔者以为，将平行进口合法与否机械地与权利穷竭原则相联系，分析其应予允许或禁止，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考虑的。
原则是原先已经存在的，但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也会有新的原则产生， 旧的原则被推翻。在立法时，更多地应当是权衡社会对知识产权更大程度的利用和激励，保护知识产权人创新的积极性。从各国的立法来看，也并非依据权利穷竭或地域性原则对平行进口一概允许或一律视为非法，而是从商标立法之目的，即保护消费者及商标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各种综合因素判断具体的平行进口行为是否引起消费者混淆从而损害其利益，或是否不正当地利用了商标权人的商誉从而造成其商誉损失及是否形成不正当竞争。 同时，就权利穷竭原则本身而言，它是以限制商标权人对商标标识商品不适当的控制而提出的，初期主要限于国内市场穷竭，随着商品市场的国际化，权利国际穷竭理论被提出。但无论如何，目前世界经济都未发展到运用商标权国际穷竭原则的阶段。原因在于，各国由于其历史传统、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商标所标识的不同国际市场的商品必然在品质、价格、文化内涵等因素上存在重大差别。
而根据商标的标识功能及质量保证功能，同一商标所标识的国内商标权利人的商品与平行进口商的商品都同出一源、具有相同的品质和质量保证，其结果必然是使消费者受到损害，同时也使商标权利人的商誉受到损失。况且，目前尚不存在世界注册商标，商标权都是各国根据其国内法授予的，具有严格地域性原则。但是，在现代贸易环境下商标也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过分地强调地域性原则对平行进口的商品一概排斥，又会限制国际贸易的进行及本国商标权利人竞争能力的增强，毕竟各国市场的互相开放是一个趋势。所以，严格地恪守权利国际穷竭原则或地域性原则都是不适当的。
具体的平行进口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或侵权，关键看该行为是否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违反了为商标立法所保护的某种秩序。具体而言，就是看平行进口是否不正当地利用了国内商标权利人的商誉，造成其利润和商誉上的损失，消费者是否因该行为产生混淆并因此而可能受到某种损害。关联企业则由于其是一个利益整体，所以不应成为平行进口立法的保护对象，也即关联企业之间的平行进口行为不构成侵权。
1.孙玉芸，陈奇伟.商标平行进口的分析.南昌大学学报，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