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镇养老保险;部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具有丰富经济内涵和广泛社会影响的政策问题。一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选择，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结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税费征管体制、人口结构等现实条件相适应。因此，根据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制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案，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内容。

近年来，在多方论证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一个部分积累制的城镇养老保险体系。然而，现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实际运行却不尽如人意，其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值得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反思。本文在对当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存在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当更加务实地对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

一、改革历史的简单回顾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和《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条例》，其保障对象是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主要特征是由国家规定基本统一的养老待遇，由各类单位和企业支付养老费用。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由国家统负盈亏，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对象经限定的由国家统一管理并保证养老金发放的养老体系。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要求国有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养老包袱的轻重就严重地影响到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养老基金由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方向发展势在必然。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的开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

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定了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模式，强调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模式。该模式要求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从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事实上，我国采纳了世界银行倡导的“三支柱”模式，即强制性的现收现付制作为第一支柱，强制性的个人账户作为第二支柱，自愿的补充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第一支柱按照缴费工资的13％由企业在税前支付，它将保证缴费15年以上的职工在退休时获得20％的替代率；第二支柱由个人和企业共同负担，按缴费工资的11％缴纳，当职工退休时每月可得到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额的1/120。作为第一支柱的统筹账户和第二支柱的个人账户，可合计提供58.5％的目标替代率。①

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统筹走向社会统筹；二是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走向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三是扩大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将非国有企业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适当调整了缴费率和养老金的替代率，纠正了养老保险体系在精算上的失衡。而改革的目的在于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问题，疏通劳动力流动障碍；应对人口结构不利变动对现收现付制的挑战，削减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再分配功能；等等。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尽管已有的研究从理论上论证了多支柱模式的优越性，以及通过模拟研究②论证了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型的现实可行性(WorldBank,1997；YanWang，etal.，2000)，[1-2]但现行养老保险体系在运作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预期之外的问题。

1.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巨大，部分积累制名存实亡

由于现行的部分积累制是在现收现付以及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要求当前工作的一代不仅要承担上一代的养老责任，还要为自己积累养老金，由此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成本。

对于改革之时已经离退休的“老人”、工作期间经历制度转换的“中人”以及改革之后才参加工作的“新人”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③进行区别对待。即已经离退休的“老人”的养老金待遇保持不变，他们的养老金用每年收缴的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对于“中人”,新制度规定将其在改革之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他们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与他们在改革之后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差额也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这样，“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来源就成为一笔“历史债务”（即转型成本），如国务院体改办2000年测算的结果为67145亿元（何平，2001）。[3]

现行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养老保险费的实缴数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统筹账户的基金不足以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因此个人账户的基金几乎全部被挪用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从而形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即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在名义账户下，资金的回报率是由政府规定的，而不是实际的投资回报率。这样，从根本上看，现行养老保险体系仍然是现收现付制。

2.缴费率相当高，企业和工薪阶层负担沉重

我国养老保险缴费率（平均养老保险费与平均工资的比率）目前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的16％增加到目前的24％，远远高于世界平均缴费水平（为10%），甚至高于国际警界线（20%）。根据对OECD24个国家社会保障缴费率的统计，只有丹麦（24.55%）、意大利（29.64%）、荷兰（25.78%）、西班牙（28.30%）和葡萄牙（34.75%）等5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税高于中国（孙祁祥，2001）。[4]

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基数的方式向职工转嫁部分社会保险费（转嫁能否顺利实现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过高的缴费率无疑将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并形成缴费企业与未缴费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在现行制度下，企业职工除了须缴纳“四金”（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以外，还须缴纳不菲的个人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再分配功能的资金来源和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实际上大部分来源于工薪阶层。这种状况对于培育中产阶级，改善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不利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高缴费率主要缘于提供了过高的社会福利，即所谓的“福利病”（同工资一样，社会福利水平具有很强的刚性），我国的高缴费率则主要在于庞大的转型成本——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覆盖面、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过高的替代率等原因造成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理论界热衷于探讨的老龄化问题，事实上并非造成高缴费率的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更增加了人们对于老龄化将带来的高赡养率的担忧。

3.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扩大覆盖面举步维艰

当前企业拖欠、逃避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情况非常严重，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缴率呈逐年下降趋势。1992年至1998年，收缴率分别为96%、92%、91%、86%、90.7%及82.7%，此后一直徘徊在90%以下（龚秀全、黄胜开，2002）。[5]截至1998年底，企业共欠缴养老保险费302亿元，到2000年底上升到414亿元，相当于当年养老金发放金额的20％。而且，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进展也乏善可陈。1999年，国务院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加速把非公有企业职工和外来劳动力包括到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中来。但直到2005年底，养老保险参与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见表1）。覆盖面未能顺利扩大，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到1997年底，93.9％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而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的参与率为53.8％，其他所有制企业只有32.0％，事实上造成了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二是养老保险体系的负担率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参保职工人数上升了78.8％，而参保离退休人员则上升了168.2%，负担率提高了50个百分点。

在现实中，企业逃避缴费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过高的缴费率、有效征管体制的缺失，则大大增强了企业逃避缴费的动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逃税漏税现象本来就非常普遍，更何况是以“费”的形式进行征集的养老保险基金。

从职工个人方面来看，由于当前的工薪阶层不仅成为转型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而且现收现付制本身所具有的再分配功能、④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和过低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也都抑制了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积极性，难以有效形成职工对企业缴费的监督机制。

地方政府（县或地、市级政府）在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地方政府曾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管理者，且在大部分地区至今仍然是实际的管理者，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将使它们失去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显然，在它们拥有对养老基金控制权的时候，它们有积极性向企业收取养老保险费；而在它们丧失对养老基金的控制权之后，它们的积极性将相应降低。此外，在省级统筹的运作中，省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也会对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产生严重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盈余被拿去与其他县（或市）分享，这个县（或市）将不会有实现盈余的积极性；反之，如果一个县（或市）的养老基金赤字可以得到来自统筹基金的补贴，这个县（或市）也不会设法去消减赤字。

4.其他存在的问题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如社保基金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省级统筹进展缓慢等。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年报为例，其历年的投资收益率（如表3），在所有年份均低于五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而自1997年国务院要求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以来至2000年底，真正实现省级统筹的只有5个省，17个省通过省级调剂金进行上缴下拨，8个省还没有建立省级调剂金或者虽然名义上建立了但没有运作（赵耀辉、徐建国，2003）。[6]过低的投资回报率大大打击了职工对于养老保险体系的信心，甚至使个人账户的缴费异化为某种税负（由于资金回报率低于其机会成本）；省级统筹难以实施，则不利于调节省内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控制养老基金管理中的道德风险和腐败行为。

综上所述，个人账户空账、缴费率过高、拖欠及逃避缴费现象严重是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拮据表现为个人账户空账，并产生了提高缴费率的要求；过高的缴费率又大大增强了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动机；而企业拖欠、逃避缴费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养老保险费的顺利征收，并使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工作难以实施；最终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运作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实践中遭遇的严峻形势所折射出的现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于执着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财务平衡。面对巨大转型成本的现实，政府没有必要拘泥于养老保险体系自身的收支平衡，以致于造成个人账户的“空账”现象而失信于民。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税并不是社会保障资金的惟一来源。除少数国家(如德国)的社会保障税能够完全满足社会保障支出的需要以外，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只占社会保障支出的较大比重，个别国家（如加拿大）的社会保障税收入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尚不足50%。而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因此，增加其他资金来源（如国有资产的变现所得、税收收入、国债筹资等）用以支付转型成本是完全合理的。

第二，养老金的替代率偏高。现行制度设计中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58.5％，而“老人”和“中人”的替代率更高。从实施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各地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的平均水平已超过80％，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4）；部分地区如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自治区）的养老金替代率均超过了100％，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岗还不如退休的情况。从人均产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十分巨大，现行制度如此之高的替代率未免有些自不量力。

第三，养老金领取条件过于宽松。主要表现在对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把握和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前退休政策以达到减员增效目的。此外，80年代初期，我国27个产业部门相继制定了1800多个特殊工种名录，规定特殊工种职工可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但是，随着现代化科技的应用，继续沿用这个20年前制定的标准并不完全合适。不仅如此，为了顺利实现减员的目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还有意放松了对提前退休审批的管理，从而导致一大批产业职工提前退休，过早地加入领取养老金的队伍。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新制度中缴费满15年、旧制度中工龄满10年即可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标准，在世界上已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也是相当低的。

第四，对制度实施方案的操作难度缺乏充分的估计。现行制度设计不仅建立起了一个拥有较高目标替代率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体系框架，而且还指望由当前工作的一代承担起巨大的转型成本，但对于企业和职工能否承受由此带来的高缴费率以及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却似乎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部分积累制的强制性个人账户客观上也加重了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事实上并不是一种比原有的现收现付制更优的选择。

由此可见，过于简单、理想化而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设计，是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系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现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暴露出政策设计者过于迷信理论模型的论证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深入了解；忽视对我国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上、下级之间博弈行为的考察。

三、反思与相关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即使经过貌似严格的理论论证和数据模拟，一个制度的设计如果缺少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它也难免会在实施中遭到失败。这是值得我国理论界深刻反思的。总的来看，过去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从纯粹理论的层面对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进行比较，或探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福利效应及应对措施；而在运用数学模型和数据模拟方法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则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对于从假设条件引出的结论与现实的差距缺乏客观的分析，表现出热衷于理论探讨而疏于关注现实国情的倾向。

在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中，学者们较倾向于认为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具有挤出效应，减少了资本的形成，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8]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并认为从现收现付制逐步向基金制过渡乃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现收现付制对国民储蓄的挤出效应以及这种挤出效应有多大，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得到严格的论证。而且，国民储蓄率也并非越高越好。在过剩经济的条件下，降低储蓄率、扩大有效需求反而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的动态无效率问题（袁志刚、宋铮，2000）。[9]对于现收现付制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它难以在一个不利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中得以维系。但从根本上看，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体系只不过是退休一代采用不同的方式索取当前的产出。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过去缴纳养老保险费获得分享来自当前工作一代的转移支付的权利；在基金制下，退休一代凭借资本所有权证获得分享当前工作一代提供的产出的权利。两者的物质基础是完全一致的。可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基金制并不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灵丹妙药（NicholasBarr，2000）。[10]在老龄化问题上，基金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区别只不过是基金制将问题抛给社会，而现收现付制则由政府承担起责任而已。

实际上，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在实践中各有利弊。现收现付制的最大弊端是由于其再分配功能而导致企业和职工逃避缴费，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基金制则缺乏再分配功能，难以抵御通货膨胀等缺陷，使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证。从这一点来看，基金制已基本丧失了“社会保障”的功能。

老龄化趋势对养老保险体系的考验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如上所述，从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造成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负担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并非老龄化问题，而是养老保险覆盖面难以扩大、职工参保率难以提高以及下岗和提前退休高峰的来临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构成的压力，显然远大于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只不过是使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险体系)上加霜罢了。

在有关养老保险的理论探讨中，学者们大多借助于代际交叠模型（Samuelson，1958；Diamond，1965）来进行分析，如对现收现付制与国民储蓄关系的论证、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分析、缴费率和统筹比例的参数设定，等等。[11-12]但是，代际交叠模型的论证依赖于退休一代不留遗产的强假设，而这与现实情况是明显不符的。在现实中，人们有种种理由在死亡时留下遗产，例如：（1）遗产动机是普遍存在的；（2）人们无法准确知道自己何时会死亡；（3）住房和耐用品的残值一般会成为遗产等。在养老保险体系设计的数据模拟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在模型中设定有利于自己结论的假设条件和参数值。例如，支持基金制的学者往往过分强调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Feldstein,1999），[13]似乎认为养老基金的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将高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事实上，在古典经济模型的理想状态下，两者应该是一致的；而从我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1986-200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真实工资的增长率高于五年期国债的实际利率（袁志刚、封进，2004)[14]，从而基金制是比现收现付制更好的制度选择；而支持现收现付制的学者则忽视了收取养老保险费的难度，隐含了养老保险费能够顺利收取的假设。

综上所述，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政策设计者不应无主见地人云亦云或照搬国外的经验，而应更多地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中国的现实国情适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以及设计方案能否得到顺利实施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一般认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主要基于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纠正由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具有再分配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财富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和代际之间再分配；三是政府强制保险可以帮助人们克服短视行为，即所谓的“家长主义”。但从市场失灵和家长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显然不如医疗保险充分；特别是对于基金制来说，除了具有家长主义的含义之外，政府几乎再没有介入养老保险的理由，而事实上这种家长主义的强制储蓄是否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在没有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养老积极储蓄）。相比较而言，现收现付制由于具有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之需的再分配功能，而更加适合作为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方式。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且贫富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缺乏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经济条件下，面对显而易见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一个较低水平、广泛覆盖的养老保险体系，对于我国来说可能是更加合适的选择。较低水平的养老金可以降低当前工作一代的负担，有利于养老保险费的收取；而养老金水平也反映了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程度。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首要目标理应是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之需；如果人们希望在退休以后过得更宽裕一些，他们有责任在工作时期为自己进行更多的储蓄。

根据以上的分析，政策设计者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更为务实的改革。

第一，降低企业和职工的负担。政府应更多地考虑通过减持国有股、发行国债或税收来支付转型成本。为此，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应向社会保障、教育、国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倾斜，逐步缩减以至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如大量的形象工程项目、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财政扶持、民间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投资项目，等等）。对于工薪阶层的负担，可以考虑以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保险费的来源而取消社会保险费，或者取消个人所得税而保留社会保险费。另外，可以考虑取消养老保险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即取消部分积累制）和“四金”中的住房公积金，⑤以进一步降低职工的负担。

第二，建立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养老金的给付可以考虑采取DB模式而不必按目标替代率进行设计。养老金发放水平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设定（如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乘以一定的系数）。对于部分养老金待遇过高的“老人”和“中人”，考虑到养老金待遇的刚性，可以保持其原来的养老金发放水平不变；但如将来出现通货膨胀，则不对养老金待遇进行调整，直到与其设定的养老金发放水平相当为止。

第三，取消提前退休领取养老金的权利，重新制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标准并严格其审批管理；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限标准。对于因下岗而提前退休者，可以考虑将这部分人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或失业保险制度之中。

第四，在保留一个较低水平的现收现付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年金的发展以及个人为养老储蓄。为此，必须为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养老金的支出部分可免缴个人所得税（这些政策已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所采用）。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行政负担，杜绝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和繁荣。

————————

注释：

①这个目标替代率的计算方法是：假设预期寿命为70岁，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利率，职工按缴费工资的11％向养老保险体系交费35年，这样退休时个人账户可以提供38.5％的替代率，统筹账户提供20%的替代率。二者合计共提供58.5％的替代率。

②Wang,etal.的模拟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每年的转型成本占GDP的0.6％左右，到2050年将下降到0.3％。转型成本的补偿可以通过税收进行融资，这样，支付第一支柱相当于工资20％的养老金所需交纳的费用率只需10％~12％。

③“老人老办法”是指对已退休者继续实行以前的退休金发放标准，退休金替代率为60％~90％，退休金计算基数为退休时的工资额；离休者离休费为离休时工资的100％。“新人新办法”是指1997年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相当于当年职工平均工资的20％，有35年工龄的职工，目标替代率为58.5％左右。“中人中办法”是指中人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新制度建立以后个人账户上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以及将统一制度建立以前的工作年限视为缴费年限计算的“过渡养老金”三部分组成[月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120过渡养老金，过渡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1.0%-1.4%）×视为缴费的年限]。

④现收现付制的再分配功能包括从工作一代对退休一代的转移支付、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短寿者向长寿者的转移支付，以及从男性向女性的转移支付。

⑤我国现行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缺乏再分配功能，而且人们显然会为了购买住房而自觉地储蓄。所以，这种强制性储蓄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

参考文献：

[1]WorldBank.AvertingtheOld-ageCrisis——PoliciestoProtecttheOldandPromoteGrowth.OUP:Oxford，1997.

[2]Wang,Yan,Xu,Dianqing,WangZhiandZhaiFan.ImplicitPensionDebt,TransitionCost,OptionsandImpactofChina’sPensionReform——A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Analysis.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2000.

[3]何平，等.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R].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报告，2001.

[4]孙祁祥.空账和转型成本——中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1，（5）.

[5]龚秀全，黄胜开.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筹资形式的改革[J].社会保障制度（人大复印资料），2002，（6）.

[6]赵耀辉，徐建国.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J].经济学（季刊），2003，1（1）.

[7]刘启栋，肖平.养老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社会福利，2003，（5）.

[8]Feldstein,M.S..SocialSecurity,InducedRetirement,andAggregateCapitalAccumulatio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4，82：905-926.

[9]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J].经济研究，2000，（11）.

[10]Barr,Nicholas.Reformingpensions:Myths,Truths,andPolicyChoices.IMFWorkingPaper,WP/00/139。2000.

[11]Samuelson,P.A..AnExactConsumption-LoanModelofInterestwithorwithouttheSocialContrivanceofMone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LXVI，1958：467-482.

[12]Diamond,P.A..NationalDebtinaNeoclassicalGrowthModel.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5，55（5）：1126-1150.

篇2

缺乏主体责任的有效划分和准确定位。目前，对于农村参保人员，由中央政府承担每人每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补贴，由地方政府承担每人每月不低于30元的缴费补贴和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每人每年缴纳81元养老费的代缴责任。现行财政补贴办法只规定了地方政府支出部分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按照1：1：1的比例（省直管县按照省、县1：1的比例）负担。虽然明确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责任，但没有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目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主要强调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规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以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在缴费补贴的给付上也留有较大的弹性，导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参保人员养老待遇会因地方政府补贴程度不同而形成明显差距，不符合缩小贫富差距的制度设计初衷。财政支持对居民缴费激励效应不明显。河北省《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建议》明确规定参保农村居民按年缴费，市县级政府在个人缴费的基础上按照每人每年30元进行补贴。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鼓励参保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而“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始终以政策规定的下限每人每年30元作为补贴标准，并没有实现多缴多得的激励政策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参保居民的缴费积极性。在长缴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制度对于中青年的吸引力相对较弱，大部分人选择观望。基础养老金未能体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养老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参保人的基本生活，还主要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物价水平，很多居民选择低档缴费甚至不参保主要源于对养老待遇购买力不能平衡物价水平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加，但与之对应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持续走高，加之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与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机制存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首先，资金筹集渠道狭窄。目前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个人账户缴费档次偏低，筹集渠道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基础养老金和缴费补贴，集体补助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其他的社会主体在筹资方面也受相关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在促进制度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次，资金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年来保持平均每年10%的增长速度，而农村养老保险却始终没有太大变化。第三，资金保值增值难度大。当前数额巨大的“新农保”基金运营方式比较单一，仅依靠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方式进行保值，面临着很大贬值风险。第四，资金到位机制尚待完善。“新农保”制度实施以来，个别地区在落实政府财政补贴方面仍存在低效、欠账等不良现象。另外，由于缺乏完善的资金监管机制，违法违规挤占、挪用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财政支持预算体系不健全。目前，“新农保”所需财政资金在公共财政收支中列支，特别是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后，用于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的财政资金并未单独安排预决算，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具体的资金收支情况和资金结余情况没有被全面、详细地反映出来，也不便于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政策优化建议

一是明确界定财政支持主体责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应当本着以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依据、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整体与区域平衡的原则界定支持责任。具体来说，中央财政应当承担制度的建立和引导、平衡地区差异、制度监督管理等责任。地方财政的主要责任则更加偏重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运行和管理，其中主要包括落实补贴责任、困难群体帮扶责任等。

二是落实财政支持激励政策。在完善激励机制方面，应当明确不同缴费档次的激励补贴标准，当参保人选择更高档次进行缴费时，补贴标准应当随之提高，对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加以硬性的制度规定。在长缴多得方面，河北省部分县市实行缴费满15年的参保居民每增加一年缴费，在领取待遇时由县级财政多给付2元的基础养老金，但根据测算，多缴费一年在待遇领取时加发6-10元的基础养老金才能对中青年居民参保产生吸引力，真正起到激励作用。激励机制的完善迫切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尽快出台补贴标准以及实施细则，通过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等形式加以强化和落实。

三是建立财政补贴正常调整机制。要想使农村养老保险真正惠及百姓，必须要建立与物价联动的财政补贴正常调节机制，对基础养老金做出调整，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本年度基础养老金=上一年度基础养老金×（1+上一年度CPI增长率）。根据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制度可以基本保障养老金的购买力，同时，随着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断上涨的基础养老金会增加农村居民参保的信心。

四是优化财政支持资金机制。在资金筹集方面，针对目前个人账户缴费较少的现象，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宣传，使农村居民真正了解该制度，打消疑虑；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对参与农村养老保险筹资的集体经济组织给予税收减免或优惠，改变目前集体补助缺失的局面。在资金运营方面，除了要考虑基金收益外，还要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方式。目前，农村社保基金统筹层次低、缺少专业的保险基金管理人才，使得基金的运营无法高效，迫切需要提高基金的统筹层次。另外，省级管理机构既能在基金形成规模效益的条件下对基金进行高效的运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还可以将基金委托给具有专业资质的基金投资公司进行基金投资和管理，或投资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由国家担保的市场化运行领域，在保证基金安全性的同时又能保证其收益。在资金分配方面，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支出力度逐渐向农村的保障项目倾斜，同时，通过财政支持力度的调整配合政策措施的执行，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向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合并。在资金支付方面，从制度上保障资金的到位与落实，并且制定违规违纪处理制度，对扣留、延期、低于标准发放待遇的行为严惩不怠。还要将养老保险资金给付是否及时到位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作为政府总体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资金审计监管方面，根据“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定期进行内部审计，同时建立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或社会其他机关单位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做好基金财务状况公开，同时加强注册会计师、审计事务所、保险精算等第三部门的监督，弥补内部审计监管的不足。

篇3

1.国家的政策和立法滞后

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险起步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制不健全，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理顺。1992年，民政部《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这是第一部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部颁规章，可见整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层次很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比城镇居民，以及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晚，在政策立法以及财政的支持上也远远落后。这就造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的缓慢，以及相关管理事业的不规范。到目前为止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只是依据民政部门制定的《基本方案》和国务院转发民政部门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两个不具法律性的文件在运行。个人的缴费和集体的配套缴费都不具强制性，国家的补贴也没有在具有强制性的相关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这也注定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低效性。

2.资金筹集渠道单一

稳定、低成本的长效筹资机制是社会养老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但目前在政府筹资和农民筹资两方面均存在着问题。对于政府筹资，在政府资金增长以及资金拨付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相关的制度保证机制。我国农村社会养老资金筹集“坚持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没有建立相应的有利于方案施行的操作机制。事实上，这一原则已在各地的实际执行中不同程度的被打破。当集体经济实力不强时，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个人全部交纳”的情况，基金的筹集实际上成为了个人的完全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更愿意选择他们所认为的比较可靠的养老方式。如自我储蓄养老和家庭养老等，社会养老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阻碍。

3.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规定为：“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显然，此规定对政府财政（国家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支持未作任何硬性约束。而据国际惯例，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全部是由政府拨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头，受保人出小头，这样才构成社会保险，而我国的做法不符合社会保险的特征。至于集体补助方面，由于集体经济呈急剧衰落的趋势，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已名存实亡。因此，准确地讲，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是农民个人积累制，是农民个人的“自我储蓄保险”，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是造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的最主要原因。

4.投保门槛高，社会保障水平低，可持续性差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是一种以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不具有共济性。因此，个人未来养老金来源主要是缴存积累和有限的增值效益。考虑到银行利率下调或通货上涨等因素，显然这点钱根本不能有效保障农民老年生活。另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些地方只能持续几年时间，时隔不久却已经解体了。一些地方基层部门在并无立法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措施来强力推行养老保险，对不参加者给予各种各样的处罚，这样搞起来的养老保险一旦风头过去或者下一任地方官员不重视，就自然而然地会中途废掉，农民的钱无法收回，最终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5.投资管理政策不完善，基金管理不规范，基金保值增值难

在基金的投资运营方面，实行完全积累制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资手段单一，现行的政策规定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银行以实现其保值增值，只有少量基金参与股票或直接投资。这样在银行利率的不断下调，物价的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压力进一步加大，时时面临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管理资源短缺，管理能力亟待加强。有关工作管理体制至今没有理顺，造成不少地方管理工作断档。同时，信息网络化管理系统建设滞后、管理技术力量薄弱，多数基层养老保险管理人员只能承担最简单的、重复性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方案设计、对提供行为的及时监督、信息分析等方面的能力较差，这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影响到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行。

6.农民自身对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影响

其一，我国农村人口众多，老年人比重过大。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8811万人，占全国老龄总人口的67.4％万，占全国老龄总人口的67.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这就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日益加大，如果政府对农民的养老保险补贴过多，就会给政府财政带来一定的难题。

其二，个人参保意识不高，“土地防老”、“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体，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制约，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认识上有差距，部分群众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以至于认识不到位，工作上不支持，行动上不积极。

其三，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同时也伴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农民实际的购买能力下降。另外，我国目前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收入相对较低。还没有产生参加养老保险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原有商业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就很难推行也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建设与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

1.从政策和立法上加强制度建设

制度通过法律来规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法律规范是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约束和强制性地执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把相关的事项通过法律予以规定，利用法律和法规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合理、有效、持续性地进行。坚持“公平与效率结合”的立法原则，在农村建立独具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农村独生子女以及双女户家庭应当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目标，因地制宜发展强制的、个人储蓄账户的、由独立非营利基金组织管理的、政府最低担保的制度。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制定的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再制定具体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保护。

2.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上两个重要的文件都强调了“有条件的地方”，这表明在当前情况下，由于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体制问题、基金来源问题、管理问题应该有差异。同时，对于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农村劳动力养老保险，也应该实行分层分类解决的办法；在制度没计时，既要考虑农村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本身的特殊性，也要考虑农村养老社会保险与城镇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将来接轨问题。

3.监督管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和社会的许多方面。要求政府牵头，统一政令，加大推力，协调方方面面关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投入资金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以改变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扶持微乎其微的现状，保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发展。具体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在财政支农支出中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支出和以减免的部分农业税税金转换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这样可以减少农民参保的负担，促进社会稳定。

4.创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渠道

从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养老基金的筹集靠集体、靠政府是很不现实的。靠农民自身更是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要积极寻找其他合适的基金筹集渠道。通过缴税的方式筹集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通行做法，通过法律的形式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来源。这样可以增强筹资的刚性和强制力，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高了社会养老保险抵抗风险的能力，还有利于平衡城乡之间和各地区之间的负担，从而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当前，如果考虑实行缴税方式，可利用农村费税改革的契机，征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税，税收直接划入财政专户，农民年老后按月领取养老金。

5.健全基金管理制度

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管理，要健全基金管理制度，以规避物价上涨和利率下调带来的基金贬值风险和政府信任风险。完全积累制的农村养老保险，积累起来的资金必须保值增殖，否则将变成历史包袱。同时，在银行利率不断调整的情况下，不能再承诺一个固定利率，要实行分段计息。据统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100多亿元，分散于2000多个县市，就目前而言，不存在统一运作、使用的可能。因此，努力提高资金的管理和运作能力，避免基金贬值风险，也就成了各级养老保险资金管理机构的一大重任。其基本要求是既要保证资金的安全性，又可以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拓宽投资领域，还可以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进行投资，以提高资金增值率。

6.提高保障机构的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

提高保障机构的组织效率和制度效率，如有条件，建立专门的农民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由财政、劳动、民政、卫生、银行等部门组成的农村社会保障委员会，负责规划政策实施办法的制定和资金征收、管理、经营，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资金保值增值的策划。明确各部门在资金筹措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分工。要建立一支素质较高、人员精干的专职干部队伍。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农保干部，可以通过举办财务、业务培训班，学习交流，提高农保干部的工作能力，提高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化、网络化和管理服务现代化水平。

7.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的基础。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营产业化、农村人口城镇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生产科教化、搞城乡统筹发展等。另外还要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无和多少，对于集体能否为农民的养老保障提供经济支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农村实行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削弱，乡村企业的发展壮大，让村级集体企业富裕起来，从而使村级集体具备了为村民提供包括各种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的能力，这样为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提供的保证。

8.加强对农民参保意识的宣传教育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只是刚刚起步，只有政府和群众双方相互配合，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农民必须从世代相传的传统保障意识转化为现代保障意识，意味着农民的心理、生活习惯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是引导、促成这种观念转化、接受这项新事物最强有力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要提高各级领导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采取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常地、广泛地宣传农村新型社会保障的意义，讲清形势、算清经济帐，实现群众的广泛参与。

参考文献：

[1]孙合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措施[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8，8.

[2]刘昌国.浅谈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J].农村金融研究，2008，5.

[3]向雪梅.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研究[J]，特区经济，2008，4.

篇4

关键词：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借鉴

Abstract：Sincein1961whenJapanesenationalannuitysystemwasbuilt，thepeasantshavebeenincludedinendowmentinsurancesystem.Japanrealizednationalannuity，andturnednationalannuityintothecommonpartofeverykindofpension，andsolvestheproblemoftheindependenceofeverykindofpension，andthenhasvertic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multiple-pillars.Currently，Chinafacesthesocialproblemssuchaspopulationaging，urbanization，thebiggapbetweentheurbanandtheruralareasandsoon，whichissimilartothesituationofJapanin1961，thus，theexperienceintheprocessoffoundingandreformingthe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JapanhasenlightenmentonChina.

Keywords：Japan；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China；experience

一、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进入了“国民皆年金”的时代。

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均可领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在初期，采取了“10年年金”“5年年金”过渡性举措，使该制度逐步走向成熟，1986年进入全支付阶段。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或者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无缴纳能力者，个人提出并经严格审查后，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一)农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但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65周岁以上)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加入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3个要件：(1)年龄在20-55岁之间；(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地的名义权；(3)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入者。从实际加入情况来看，1973年实际加入者为105万人，1975年最高峰时达到116万人，以后开始减少。[1]

(二)公共年金一体化的形成——1985年对国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

1973-1978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由10%的增长率跌落至1974年的负增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了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参保者人数急剧下降。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构造，各类缴费和发放年金的标准不统一，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引发了新的社会的不公平感。另外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少子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倍增，养老金的支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9.4%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2]养老金收支不平衡，行业分立型的保险制度出现了难以支撑的局面。

198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施公共年金一体化，1985年日本修改了《国民年金法》，规定参加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的工薪阶层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工薪阶层的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等也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年金制度，把普遍型的国民年金和职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解决了离婚、配偶丧失获得养老金的机会。作为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成为任何老人均有权分享的基础年金，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确保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全民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形成了二重构造的模式，国民年金是基础养老金，受雇佣者阶层不仅有厚生年金，而且有国民年金作为基础，双层构造模式对以后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日本实现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皆年金”，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

新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它以老人生活最低标准设立养老金额，实行统一的缴纳标准和定额支付标准，每个国民只要缴费25年，65岁后都可以享受的年金制度。

(三)国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

为了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1991年，日本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向不满足于第一层次基础养老金(国民年金)的农民、自营业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1995年国民年金的支付标准为65000日元，按日本的生活水平，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3]该制度规定凡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自营业者均可自愿参加，按月缴纳定额的“附加保险费”，65周岁后，在享受国民年金的同时，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该制度还规定免费参加国民养老金保险费者和加入农民年金者，中途不得退出，不能再参加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基金的支付年限按参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年限而定，加入的年龄越晚，每月交纳的保险费越多。国民年金基金对高收入的农民、自营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养老又可享受到参加民间私营的生命保险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税政策。

(四)2004年国民年金财政收支平衡的改革

从2004年开始，通过一系列年金课税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提高了对国民年金的负担比例。规定：从2004年开始增收年金税;从2005年开始增收个人所得税;从2007年开始增收消费税。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同时控制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过快增长，从2005年4月开始在13300日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280日元，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2004年价格)。为了确保养老金财务收支长期平衡，改变以往的只根据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来确定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参照参保率和平均寿命程度(浮动调整率)来对给付水平进行调整。国民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费率核算，若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的不符，就要对缴费率进行小幅调整，以确保收支平衡。

三、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行现收现付制代际负担不公平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而且替代率比较高。现收现付制通过代际转移、以支定收、收入均等化来实现人人平等,并且能够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养老金和工资一样，都对产出有要求权，所以，采取哪种融资的模式(现收现付或积累制)就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然而，支付当前和未来待遇的能力是产出的核心问题(Barr,Nicholas.2001)。[4]1966年，亨利·艾伦在萨缪尔森“生物收益率”基础上指出：只有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式养老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5]现收现付制度财务平衡的公式是：C=B×D，C代表缴费率，B代表替代率，D代表赡养率，当人口老龄化(赡养率)提高时，要保持住替代率，只有提高缴费率。缴费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而现在承受很重缴费负担的劳动者进入老年后，将享受不到与上一代人同等的养老待遇，代际之间资金缺口的弥补最终还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

(二)国民年金的空洞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步入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居民收入降低、财政收入减少使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失业者、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者负担不起或拖欠养老保险费用，养老金财务危机影响一些青年人、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加入养老保险的信心，他们对现收现付制度代际负担义务不公平感到不满。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1%，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6]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支出不断扩大，并且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下降，缴费的基数不断缩小，养老金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

(三)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养老保险水平差异大

二战后，随着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城市，留下的仅是年老的父母，尤其是边远地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60年代农村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进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虽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但是除了国民年金外，农村与城市在其他项目的养老保险在保费负担和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农民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最高限额仅每月6.7万日元,而工薪阶层加入的其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6万日元,是农民养老金金额的三倍多。[7]

四、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启发

(一)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应立法先行

战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不难看出，在《国民年金法》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为政府依法给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提供了依据。我国应整体规划，尽早出台类似与日本《国民年金法》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城乡全体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坚持普遍性和区别性原则相结合。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制精神、原则、待遇等，如规定不同地区，不同保险项目、不同职业者的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应全国统一，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各自的个人账户的缴费水平。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补充法律、法规，以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

(二)突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

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是国家(政府)对每位国民的基本生活给予的公平的保障，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不管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就制定“全民皆保险”计划，还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国家对基本养老金责任来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加大财政负担或把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Jenkins,Michel)曾指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8]当然我们也应汲取日本“负”面的教训，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不应设置过高水准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规定，凡20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加入并享受国民基础年金，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制性的、共通的第一层次养老保险。实现上述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资金的问题，把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保险模式的共同部分，从而实现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应当承认我们与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日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主体部分是厚生年金，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目标对我们同样具有适用性。第一，首先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向其提供公共年金。第二，在实现了“全体国民皆年金”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使各种制度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际是“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过度模式”转化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建立类似于日本全民皆保险的国民年金(基础养老保险)，而应首先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问题，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负担基础养老金的1/3，财政缴纳部分全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改革现行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就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目前社会统筹20%左右的缴费率。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的补贴应当全国统一。

(四)建立立体化、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世界银行把原来推崇的多支柱从三支柱扩大到多达五个支柱，并认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都必须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低收入国家的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必须建立基本支柱或零支柱(非缴费型给付)的全民养老金或社会养老金(RobertHolzman,2005)。[9]例如目前日本有免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者400万人，约占第1号被保险者的20%。国民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由缴纳型和免费缴纳型组成，针对农村中没有能力者(五保户老人、残疾者)，建立类似于日本免费缴纳的基础性养老金制。坂脇昭吉认为公共年金特别是国民基础年金，其目的就是减少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赖。[10]建立类似与日本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次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

在解决了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条件成熟时把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养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保险制度，把普遍型的社会统筹账户和职域型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层次是农民个人根据个人的土地经营、收入等情况自愿参加国民个人储蓄养老计划(附加养老金)，将其作为强制性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补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者应当实行全国统一补贴，在国民储蓄养老的补贴标准上，各地市级、乡镇政府、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地制宜。第三层次为自助的商业保险，满足富裕农民更高的需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从分散到统一，再到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所要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宋金文.日本农业者年金制度的困境和出路[J].现代日本经济,2004(6):53-58

[2]沈洁.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3]吕学静.日本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36.

[4]BarrNicholas.TheTruthaboutPensionReform[J].FinanceandDevelopment，2001，38(3):6-9.

[5]林毓铭.社会保障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204.

[6]林德明.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J].世界农业,2004(5):30-33.

[7]顾天安.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J].日本研究,2005(4):44-48.

[8]Jenkins,Michel.Extendingsocialsecurityprotectiontotheentirepopulation:ProblemsandIsues[J].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Review，1993，46(2).

[9]RobertHolzman，RichardHinz.Old-AgeIncomeSupportintheCentury：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onPensionSystemsandReform[R].TheWorldBank，2005：5.

篇5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价值选择；政策设计

Abstract：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ruralmigrantworkersisfacingpolicyfailure，becausetheirinsuranceaccountscannotbetransferredtotheplacewheretheymigrated.Thereforetheyhavetoterminatetheendowmentinsurancerelationship，whichhasledtothe“thetideofendowmentinsurancetermination”.Torelievethepredicamentofthetide，weneedanewvalueselectionofshiftingfromeither-orvalueorientationtomulti-valuepropositionthatpaysmoreattentiontointerestbalanceandadjustment.Withthis，thispapersuggeststhattoprotecttheendowmentinsuranceinterestofthemigrantworkers(especiallytheruralmigrantworkers)，weexecuteanendowmentinsuranceonaprovincialbasiswithoutlosingtheurbanmode，establishasystemofpermanentsocialsecuritynumber(SSN)，executethesystemofsocialsecuritydocumentrecord，setupacentralclearingandsettlementsystemandbranchitoutprovincially.

Keywords：ruralmigrantworkers；endowmentinsurance；valueselection；policydesign

经过学界多年的呼吁，近几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这一惠民色彩浓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强烈冲击下，成为政策失效的经典范本。导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转移接续，而不断地跨地区流动是农民工最通用的就业方式，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就这样在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付之阙如，农民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保。重新审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诉求并进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区分割壁垒、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环节。

一

1987年，深圳率先开始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此后，鉴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广东(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陆续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措施和办法。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一决定的推动下，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迅速成为各地社保部门的重要职能，并且成效明显。

目前国内各地实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1]。①扩面模式：即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框架内，将覆盖面扩大至农民工群体。在这体制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采用统一的政策，唯一的差异在于农民工因工资水平低而缴费基数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采用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并且作为独立的体制进行单独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这种方式，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扩面型养老保险办法大体相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当农民工与原就业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养老保险可以保留或转移，但不允许退保。2001年8月颁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农民工个人账户存储额，只有在本人达到养老年龄时，才能支取。农民工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③综合保险模式：即是指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社会保险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统一承办、独立管理的社会保障方式，该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创实施，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推行。综合保险与前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设在同一账户中，所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不同比例分别用于养老、医疗和工伤3个保险项目；二是全部由企业(雇主)缴费，农民工个人无需缴费；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和支付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这样无论农民工如何流动迁移，在男子满60岁，女子满50岁时，可以凭“老年补助凭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领取老年补贴。

以上3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扩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退保。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东莞市社保部门60%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2]；2008年1月份，苏州市也有600多万民工办理了退保[3]。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据，该文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退保困境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创的综合保险模式，由于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平台和信息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但这一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措施有两点始终被质疑，一是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能发挥其与社会保险的调剂、补充和统筹功能；二是政府对综合保险不承担托底责任，当保险资金出现危机时，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个人承担，而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极有可能会完全由属于弱势群体的参保者承担[4]。因此，游离于整体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具备社会保险统筹共济功能的综合保险模式也难以成为解决退保难题的有效方案。

二

农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被视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却遭到了农民工的冷遇和放弃?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为何在养老保险的政策设计中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退保”?答案正如学界所一致认定的那样，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对发达地区而言是利益极大的。

因此，于建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在有意识地维护着现有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缺陷。农民工发生跨地区流动时，尽管现行政策对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有“转移接续”和“退保”两种选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因此，要么鼓励农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将政策解释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争利，导致农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变为“实际上的负担”[5]。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养老保险，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在无奈中被迫退保，放弃权益。

有关资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仅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广东省也因此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高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由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该省将近600亿的“累计结余”很大比例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农民工退保后，这部分基金无需支付给农民工，永久地归入当地社保基金[6]。广东省便是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

然而，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视角出发，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才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状态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农民工在整个就业年龄段中，往往辗转若干个省份和城市工作，而养老金的缴纳地和领取地之间往往工资水平和养老金缴纳水平方面悬殊较大，跨地区转移后，养老金发放标准将难以设定，其间需要突破过多的管理难题，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十分高昂。从几个农民工输入大省(市)的工资水平对比看，似乎也确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4707元，北京为39867元，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9443元，江苏为27374元，湖南为18275元，四川为21312元，安徽为22180元，相当于江苏的80%，江西省为18400元，仅相当于广东的62%。如果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则差异更大。2007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南京市，达到35908元，最低的为宿迁市，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显然，学界密切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选择，认定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建立在严重的价值偏误基础之上的，即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严重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准则。而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着重强调的则是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将地区分割壁垒的形成归因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技术障碍。

应当说，学界的剖析是准确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是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价值导向。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共政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执行的难易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与否。然而，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显著的价值缺失和偏误。例如，公共性价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强势群体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环节中，利益明显向自身倾斜，甚至不惜与民争利[7]。简言之，价值选择决定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决定政策成败。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偏误。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注意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性是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流动性大，也原则性地建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8]。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实施的配套方案，而仅仅是一项供各地方政府参考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性措施。这一政策显然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促使农民工“退保”是对地方利益最为有利的措施，因此，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往往是发达地区社保部门年终岁末主要的业务和职能。

然而，退保导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预备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养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严重的民生负担。2008年2月27日，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13亿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人数已达1.08亿，占外出从业劳动力的82.1%。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其就业的低收入、间断性和地域间的高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态被一些学者称为“半城市化”，并且这种“半城市化”状况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多采用“城市—家乡”的城乡流动模式，那么新一代农民工(主要指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区域流动方式将是“城市—城市”的城际流动模式，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和技能，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对农村环境十分抵触，在区域归属的认定上极少有人认为将来会回到农村，定居城市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热切追求[10-11]。因此，他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将不可能依靠目前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普遍依赖的土地保障，能够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极有可能是未来数以亿计的老年农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养老保险政策的公共价值就在于能够为被保险对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价值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不仅关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现实效果，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整体的社会负担状况和民生状况。打破地区壁垒，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无疑应当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目标。

四

地区分割导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无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须是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即从“两极化”的价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价值定位。当前，一极是各级决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另一极是学界，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痛击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地方割据，高呼应放弃地方利益。价值选择上的两极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和谐社会理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12]。一个现实是，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群体都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说，同样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将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两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必须赢得各个主体的充分认可和共同参与，才可能使该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发达地区牺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无动力推动和实施这一政策，则这一惠民政策无从启动。以中国之大，没有地方政府的倾力而为，任何国家层次的政策都无法落到实处。罔顾农民工群体利益，实行地区分割，则农民工用脚投票，纷纷退保，使这一政策劳而无功。

因此，必须从目前两极对垒的价值选择转向和谐协调的价值定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优先、适当兼顾地方利益为目标。政府在坚持公共服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农民工群体利益与地方利益。

以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区经济差异以及工资水平的悬殊给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所带来的技术障碍，远非难以破解的难题。工资水平在各地悬殊不一，并非中国特有，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化的管理平台，并且配置适应高流动就业方式的养老保险政策设计，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可以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险号制度就为频繁流动的美国人解决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欧盟国家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甚至可以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无障碍地兑现。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突破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使其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目前基本有两类思路：一是期望国家尽快实行一体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农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动，提高统筹以适应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养老保险体制，必须在中央一级实行统筹，否则依然难以解决地区分割问题。而中央层次的统筹，要付诸实施可能需要长期的等待。二是弹性保险制度，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在以下几方面实行弹性化管理：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弹性化，即在规定范围内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地点和时间弹性化，即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13]。这一思路依然将农民工的输入地固定化，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依然无法实现；而如果选择在输出地缴费，事实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输出地的社保机构是无法对输入地企业的缴费行为进行监管的。三是在现有框架下实行全国结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其主要办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专门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流动就业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6]。

妥善而尽快地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需遵循利益协调的价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虑到与现有地区分割式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兼容和对接，全国结算的思路颇有启发。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现有各地实行的仿城型养老保险模式基础上，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终生社会保险号；实行社会保险档案记录管理制度；设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以保障跨地区流动人员(首先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具体办法为：①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②社会保险号作为一个账户，首先在养老保险中使用，实行全国联网，记录每个就业者的详细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具体的缴费档案和记录，必须在全国任何一个社保机构中供查询；并且，由就业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随本人流动。③就业关系中断、变革或异地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记录由社会保险号确认，随人转移，重新就业时，在新的就业地凭社会保险号自动接续。④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⑤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将现有的累计15年改为累计缴费180个月。如果不满180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⑥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在各省设立垂直分支机构，一方面专门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另一方面负责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⑧不允许参保者退保。

参考文献：

[1]杨翠迎，郭金丰.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困境与理论诠释[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108-116.

[2]张艳.农民工退保浪潮的背后[N].经济导刊，2008-02-21.

[3]就业视点：民工“退保潮”考验中国社保体制[N].国际金融报，2008-02-28(2).

[4]周海旺.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存在六大制度缺陷[J].经济咨询，2007(2)：6-7.

[5]于建嵘.保险制度缺陷导致农民工养老保险遭冷遇[N].新京报，2005-04-18.

[6]唐钧.让农民工社保异地转移接续[J].望新闻周刊，2007(36)：64.

[7]何方.公平公正：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J].理论导刊，2007(5)：46-48.

[8]新华社.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EB/OL].[2006-03-27].http：///jrzg/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9]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107-122.

[10]米庆成.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问题探析[J].青年研究，2004(3)：25-32.

[11]陈建胜.从流动人口到劳动力移民：农民工流动的新趋势[J].中国青年研究，2007(10)：36-40.

篇6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

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华克伟.最新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

2、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1999-2006年.

3、马斌.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7-1.

篇7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化

一、引言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并具有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化从业人员，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从人员构成来看，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其中，进城农民工约8600万人，乡镇企业职工约12800万人。

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提供一个有别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度安排，逐步将农民工平稳地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优化城乡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是推进城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以现代社会保险制度代替传统的土地保障，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助于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和城乡社会稳定，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根据农民工亦工亦农、工作流动性大、收入不稳定且偏低等特点，创造性的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满足农民工利益要求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也是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内在要求。

（二）推进城镇化的需要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开始放弃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薪收入生活，一些人也不再具备从事农业劳动的意识和技能。

据王奋宇等人对北京、珠海、无锡三个城市农村流动人口即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显示：已经有19%的农民工没有土地，完全放弃了对土地的依存；有46.8%的农民工即使没有失去土地承包权也会继续在外务工，也准备放弃对土地的依存；16.5%的农民工处于不确定状态，只有17.7%的农民工会选择回家务农。这就说明，有近70%的农民工已经做出了城镇化选择，若为其提供社会保障或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做出城镇化选择的比例还会大幅度提高。

正由于农民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工能力等问题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加重农村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并延缓城镇化进程。因此，将土地保障作为农民工的最后避难所，已面临各方面挑战，而建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则是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也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的战略举措。

（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

从土地的承载能力及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角度而言，我国现有农村土地难以为包括现有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农村人口提供良好的保障，甚至无法保障全体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实施城镇化战略，减少农民，使大批农村劳动力主动放弃土地这一根本依托而走进城镇、走进工厂，通过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促进农民工率先完成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现代社会保障的过度，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加快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

（四）经济条件基本成熟

农民工一般有相对稳定和高于农业人口的工薪收入，具备了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可能性。而且，进城农民工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企事业单位一般都已经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保险有较高的认识。

从乡镇企业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许多乡镇企业在具备了一定实力后，也已着手考虑职工福利与保障问题，根据本地、本企业的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的保障措施，如对本企业职工建房、看病、子女上学等给予了一定数额的补助；对于在本企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进入退休年龄的职工一次性或分月发放一定数额的退休金，或由企业出资为职工购买一定标准的商业养老保险，等等。这些措施对于保障本企业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然而由于其主要是在企业的范围内，因而只能称为企业福利，而非社会保险。但这些现象说明，许多乡镇企业已经具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条件和愿望。缺少的是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而将乡镇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将给乡镇企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可以为其实施产权制度等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

（五）政府的基本职责

目前，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由经济建设转向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个层面的密切关注，仅财政投入每年就达到数百亿元（2001年为508亿元）。但这是政府没有及时承担起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责任而不得不承担财政责任的必然结果。农民工处于城镇化的最前沿，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成本越早越低，若等到农民工成为我国城镇人口主体再建立社会保险（2012年农民工可能达到1.6亿人），其社会保险制度成本将更高。

三、完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安排

（一）出台有关强制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法规

把农民工真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必须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同时，还应出台相关限制或取消农民工退保的政策。当农民工离开参保地返乡时，本人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的，暂时封存其个人账户，保留其保险关系，待其达到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其户籍所在地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账户余额及对应的基础性养老金权益和基金转移至本人户籍所在地。到时仍未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将个人账户余额一次性退还本人。

（二）改革户籍制度，放松对户口的管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按照户籍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界限，造成了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里务工而不能享有同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不利于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长期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经济发展。要实现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进入城市的门槛应该降低，只要进城务工人员在所在城市具备一定的物业等资产，就可以申请加入所在城区。

（三）实施土地换保障，适当扶持农民工就业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转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养老保险，并根据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不同形式和收益，折算为5年以上的个人账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养老保险的平稳过渡。对土地使用权置换出的土地换保障资金，直接进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既可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积累，又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加快城镇化进程。

（四）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

城市农民工目前最害怕的是生病和受伤。看病贵、住院贵、工伤没有医疗保障是困扰城市农民工的大问题。因此，目前城市农民工最需要的是医疗和工伤保险。

建立和完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应立足现实需要，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发展医疗和工伤保险。要结合城市农民工特点，综合考虑需要和可能，适当调整现行保障制度，要避免不切实际的大而全，要减轻缴费负担，简化办理手续，适当降低医保起付线标准。

日前通过的《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就受到了城市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该《办法》规定，劳务工只要每月缴纳4元钱，就可既保门诊费用，又保住院费用。这种“低交费，广覆盖，保基本”的“深圳模式”无疑值得各地借鉴。

（五）逐步推进，将社会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养老保险税

开征养老保险税替代现行的缴费制度，把养老保险费以法定税赋形式固定下来。征税的筹集方式是养老保险制度走向法制化的表现，现行的征缴社会养老保险费的办法是行政化工作方式的体现，不是依法治理。

采取征税的方式筹资，更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可以减低管理成本，提高效率。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征收的力度，为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下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费以国税形式征收，便于全国统一管理，有利于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同时能够保证企业主组织广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按企业规模和招收农民工数量征收养老保险税，能促使企业主无条件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并且做到企业公平负担，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结论

农民工是一个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只有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中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工程，21世纪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养老问题。转型期分析构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如何具体又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说还是一个未解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探索和指导。还需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阳芳,王德峰.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J].发展研究,2006(6).

2、曹信邦.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环境建设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1).

3、桂世勋.我国城镇外来从业人员养老保险模式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4).

4、张岳.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5).

5、吴.进城务工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完善[N].金融时报,2006-02-17.

6、李群,吴晓欢,米红.中国沿海地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5(3).

7、王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模式构想[J].中国劳动,2004(6).

篇8

关键词：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资格条件

在我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使这些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养老保险。所谓养老保险，也叫老年保险，是指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因年老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后，由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强制性是社会保险的共同特征，此处的养老保险就是一种社会保险，因此，也要通过国家立法，依法强制实施。当然，商业保险中也有关于养老的保险条款，但它属于自愿保险，是否愿意投保以及投保多少，均由投保人与被保险人自愿所为，不受国家强制性规定的限制，与社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是两个概念。世界上多数国家均已实行社会养老保险，这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税），建立了养老保险基金，并规定了养老保险的待遇项目、享受条件及给付标准。

第二，养老保险的基本对象是劳动者，即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国家在普遍养老金制度中包括非雇佣者，其前提条件是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第三，养老保险是劳动者在年老时退出社会劳动岗位后，才开始发挥其作用。养老对于在职的劳动者而言，只是一种期待权，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按规定退休以后，才能享受养老的现实权利。这一点也与普通商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不尽相同，商业保险中的养老保险可以约定享受养老保险的年龄，这种约定通过保险条款的有关规定和投保人的意愿而定。例如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国寿金色夕阳养老年金保险条款中，在投保时便可以约定从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从60周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第四，养老保险的目的，是为退出社会劳动后的劳动者提供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以保障其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和待遇标准是法定的，其物质基础来源于养老保险基金，其最后责任人是国家，可见其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第五，养老保险实行基金化和社会化服务管理。基金化和服务化管理的社会化，是社会保险最根本的特征。该特征在养老保险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养老保险基金在社会保险基金中所占份额最大，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是社会保险化服务管理工作的基础。

养老保险在保障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养老保险保障了劳动者在年老时退出劳动后的基本生活，保护了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权利。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强制征收养老保险费（税），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规定一系列的诸如享受条件、待遇标准及支付办法等制度。保障功能是养老保险制度固有的基本功能，养老保险制度其他作用的发挥都要以此为基础。其次，养老保险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内部激励机制来实现的。通过规定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与工作业绩挂钩的办法，尤其是与就业关联的养老金直接取决于缴费标准，缴费年限及工作年限。这样，对于那些长期勤奋工作、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劳动者，退休后就可以享受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最后，养老保险制度正是通过内在的社会互济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充分发挥其保障基本生活与促进发展的功能，既安定人心，又激励进取精神，从而从整体上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稳定社会、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既是养老保险立法的根本目的，又是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总体功能。

从法律角度出发，根据其实施的主体与强制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所谓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强制实施，涉及面较广，是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而补充养老保险则是指在养老保险的基础上，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本单位的职工建立的一种追加式的或称辅的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是指从一定的年龄开始缴纳相应的养老保险费，具有储蓄功能，因此，称作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此外，养老保险从理论角度出发，根据国家对养老保险承担责任方式的不同与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养老保险分为强制储蓄型、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和国家保障型四大类。强制储蓄性养老保险也叫储金性养老保险，其雏形是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职业保险基金”，由国家实行强制储蓄的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它通过国家立法强制要求雇员与雇主各自缴纳等额的保险费，共同出资建立特别基金，作为专款分别存入每个雇员的账户，作为雇员的存款；当被保险人发生事故（即生、老、病、死、伤残和失业）时，连本带息一次性发给本人；在少数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分期领取年金，或者将存款留给其继承人。这类养老保险的理论基础是由雇主和雇员个人承担资金责任，国家对养老保险不承担任何资金责任，其现实基础则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能力。自保公助型的养老保险又称作投保资助型养老保险，它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理论依据，国家承担养老保险一定的资金责任。该理论起源于俾斯麦时期德国的养老保险，后被美国、日本等国家仿效。它强调养老是个人的事，因此，应以自保为主，国家予以一定的资助。国家福利型养老保险起源于英国，其理论依据是“福利经济学”，后被瑞典所发展，是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保障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从而缓解社会矛盾。它把养老保险作为一项福利政策，依法实施，并设有专门的主管法院，监督执行。它还强调享受待遇的普遍性，除普遍养老金发行的对象为所有老人外，退休人员还享受与收入相关的年金，该类型的养老保险的主要资金责任，养老金的支出来源于一般税收，基本由国家与企业共同负担，个人不缴纳或者只须缴纳少量的养老保险费。而国家保险型养老保险是以社会保障学说为理论依据的。该模式首创于原苏联，我国目前也采用该制度，它是由国家宪法把以养老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老有所养是公民在宪法上享有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保证。个人无须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金的支出，全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工会可以参与决策与管理。

以上是从法律、理论的不同角度对养老保险所作的分析，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享受养老保险的资格与条件。

被保险人的退休年龄、工龄、投保年限，居住期限与公民资格等都可作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资格与条件，关于退休年龄，多数国家规定了年满60—65岁可以退休。法定的退休年龄低的可达45岁，高的可达70岁。世界上不少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男女有5岁的差别，但也有半数之多的国家男女平等，退休年龄一致。把年龄作为享受养老基金的基本条件，这是根据人们有权利获得休息与悠闲生活的原则，同时根据人们进入老年后，许多人自然处于工作能力减退阶段的情况确定的。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给付养老金最为合适呢？如果支付年龄偏低，则保险费用就偏高，而如果支付年龄偏高，则又难以适应人的身体机能变化的状况。况且退休年龄的高低还会对国家人力资源和补充性的私人年金制度的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适度的退休年龄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关于工龄条件，各国之规定也不一致，短的15年，长的40年。至于工龄是否作为领取退休金的必要条件，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不同的投保职业其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实行个人缴费制的国家，多数以投保年限或缴费年限替代工龄条件；在不实行个人缴费制的国家，工龄则成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关于投保年限或者缴费年限，只有少数国家规定只要3年或5年，但多数国家规定要15—20年才能成为合格的年金领取者。关于居住期限和公民资格，一些国家规定必须在本国居住满一定期限或者具有该国公民资格，才能成为年金的领取者。如在新西兰，被保险人须年满65岁，并在最近20年居住在本国的，才能领到养老保险金，在此问题上，国际上一般采取对等原则。

通过以上对劳动者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探讨，我们深切感到养老保险已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被各国政府所重视。由于养老保险会受到通货膨胀和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养老保险调整机制，从而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这也必将是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参考文献：

篇9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超级秘书网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篇10

论文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审计理念  审计内容  审计方法

一、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理念分析

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项目，是农村居民养老的重要保障，发挥着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并体现了政府承担基本社会保障的责任。我国农村养老社会保障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又是农村社会保障中最薄弱的一环。在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于城市的情况下，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显得十分紧迫而重要。而当前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工作，是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有效监督，促进其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前要做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就要正视审计现状，树立正确的审计理念。过去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只注重资金的审计。随着当前形势的变化，必须拓展审计目标，丰富审计内容，改进和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审计工作必须从重点关注资金安全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全面审计转变。只确保资金的安全、有效，并不能保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检查监督和反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问题，对促进完善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更有意义。因而，从宏观上把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把监督检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与完善、评价现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效果当作重要工作内容，从政策上、制度上、管理上研究问题，充分发挥审计的评价、促进作用，是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工作应有的理念。

二、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的主要内容

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审计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内容：(1)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情况。主要审计地方政府是否建立起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是否制定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标准、申请审批程序、资金筹集渠道等制度。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标准相关制度比较健全，而资金筹集制度、监督管理制度处在创建阶段，出现的问题较多，因而应作为审计监督的重点。(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落实情况。主要审计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有无因执行政策不到位而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效果的情况。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人员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否能够正确把握，是否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是否存在由于片面理解有关文件而导致执行政策不力甚至出现决策、执行失误等情况。

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效果。审计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各级财政补贴的落实情况。根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中央财政、省级财政以及县(区)财政都有一定数量的投入，在审计中就要检查财政资金的落实情况。(2)参保对象应保尽保情况。主要审计是否将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全部并及时地纳入保障范围。这项指标反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3)保障对象对新农保工作的满意程度。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或座谈的方式。对地方政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主观评估。

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的发放。审计中应重点检查以下问题：(1)资金按时发放情况。主要检查养老金发放是否及时，每年参保对象缴纳的资金是否划入个人账户。(2)资金足额发放情况。主要检查发放给老年人的养老金是否足额，有没有欠账现象。(3)养老金银行发放情况。这项检查，主要了解养老金发放的社会化程度。养老保险社会化程度越高，资金的发放就越及时准确。

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监督管理。审计中应重点检查以下几个方面：(1)养老金准确核算情况。主要检查管理机构在审批、管理过程中是否按规定定期对经办部门的工作进行审核监督。(2)基层管理机构情况。主要检查各地是否加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机构建设，按照规定设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工作经费是否具备，业务培训是否进行。(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化建设情况。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面广量大、手续繁琐、程序复杂。单靠工作人员手工操作和管理，难以统一和规范。由手工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过渡是新农保工作的必然选择。因此，检查中主要关注地方政府是否进行新农保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是否对基层低保管理人员进行信息网络化培训。

三、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手段与方法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的具体方法，大体可以分为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和证实客观事物的方法，此外还包括审计调查方法。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可分为核对法、审阅法、复算法、比较法、分析法；按审查资料的顺序可分为逆查法和顺查法；按审查资料的范围，可分为详查法和抽查法。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中，应注重审计手段与方法的创新。

1强化结合性审计。发挥整体协作效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涉及到民政、劳动保障、财政、金融等多个部门的相关工作。这就要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要与这些部门相应的审计工作有所结合。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审计工作与各部门的审计结合还存在脱节。单靠社保审计一个部门，无法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审计工作做全面。只有通过与各相关部门的审计工作有效结合，社保审计工作才能达到一定的审计覆盖面和资金量，取得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