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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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人身保险社会保障险种结构经营战略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

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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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失地农民规模和社会保障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面积18.27亿亩，全年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按照—全国平均减少耕地620万亩和全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89亩计算，“十一五”规划期间将新增失地农民1640万，中国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4000万。—2030年的25年间全国占用耕地将突破670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将超过3545万[1]。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除少数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建立了相应的社会保障以外，大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已经建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而言，由于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就业安置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结合长寿区的情况，当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征地补偿标准偏低、补偿不到位

目前各地征用土地的补偿只是对失地农民的现象性补助。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一个失地农业人口的费用为上述标准的四至六倍，征地补偿标准明显偏低。土地征用补偿费在经过乡（镇）提留、村社留存后，剩余部分再按一定的方法分配到农户。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在2万—3万之间，中西部地区更少一些。这样的补偿标准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地的市场价值和土地的增值价值。对失地农民而言，补偿水平过低，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这样的补偿标准只能够农民维持2—3年时间，之后生活难以为继。

（二）就业安置缺乏，就业问题突出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在国有企业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为失地农民在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岗位的渠道越来越狭窄甚至不可能，同时受城市下岗职工和外来打工者的冲击，城市中的就业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失地农民寻找就业岗位越来越难。加之失地农民整体素质偏低，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化，择业渠道更为受限，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突出。

（三）社会保障缺乏，生活水平下降

在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我国各地政府普遍采取了一次性货币化安置。这样虽然极大地减轻了各级政府和用地单位的压力，失地农民基于眼前利益也易于接受，但事实上，发给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失地后的长远生计问题。土地是农民最稳定、最安全的就业岗位，失地后他们昔日所熟悉的农业生产技能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在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过程中，又无法与城镇中其他就业群体竞争。待征地补偿费“坐吃山空”后，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生活水平较之以前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2942户失地农民所作的情况调查，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前人均年纯收入2765元，失去土地后人均年纯收入为2739元，约下降了1％。从各地的情况来看，43％的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所提高，11％的农户持平，46％的农户纯收入下降。[2]在重庆市长寿区，以前的征地中，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也存在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四）医疗保障被边缘化

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农民就医难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而失地农民在被转化为城市居民后，多数人不再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优惠政策，而城市中的医疗保险体系又大多未延伸到失地农民，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失地农民失地后又失医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被严重边缘化。他们所得的数万元征地补偿费，除了维持基本生活，还要支付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往往由于一场大病就有可能让一位失地农民跨入城市贫民的行列。

（五）土地补偿费管理混乱

虽然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对征地补偿费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到位，土地入股分红、养老保险以及留用地等操作性不强，矛盾多，难度大，因此政府部门和用地单位都较为倾向于一次性的货币安置。但有些地方政府和用地单位经济实力不足，资金落实到位难，不得已给农民“打白条”，造成对农民征地补偿费的长期拖欠，致使失地农民群体上访不断。同时，现行土地补偿费产权不明，管理混乱，许多村组领到征地补偿费后乱上项目，导致巨额集体财产流失，最终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六）子女上学受影响

子女的未来是所有为人父母者最牵挂的大事，因此也成了失地农民最大的心头之痛。在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困境中，他们凭借所得的征地补偿费供子女上小学、初中尚可，但上高中和大学便力不从心了。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及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不仅影响了失地农民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未来发展问题。

二、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分析

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形成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经济发展中一些体制性的

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一）城乡二元割据体制影响的延伸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使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形成了不平等的待遇和严格的界限。由于这一体制的存在，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让农民付出了6000—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又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约2万亿元的资金，形成新时期更为严重的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剪刀差”。[3]所以说，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割据体制下“三农问题”的延伸。

（二）是市场机制下不合理的产物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划拨除外）及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用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唯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价值没有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该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而实际上他们在土地被征用后却没有得到这些财富。

（三）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负面影响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总体趋势是，中央和省级政府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而县乡政府所占比重却逐渐下降。仅有的几个大税种如消费税的100％、增值税的75％、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60％都归中央和省级政府，留归县乡政府大都是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县乡政府财权小了，而事权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乡政府普遍成了“吃财政饭”，有的甚至成为“要饭财政”。为了在经济上打翻身仗，或确保重点财政支出，一些地方政府更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出让来充实其“钱袋子”，有的甚至把经营土地出让金收入作为“第二财政”，而对随之产生的大量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力顾及，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四）地方政府政绩观的扭曲

一些地方政府的管理者在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曲解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方针，急功近利，最求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以发展城市为名，以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大搞开发区、工业园，以非常优惠的条件甚至零地价把土地送给投资者，争相以最低廉的条件获得招商引资的成功。由于政府对干部政绩考核制度不科学，存在过分看重gdp的增长速度和财政收入，忽视了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用来进行工业开发，从而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产生。

（五）征地监管机制的弱化

其表现在：一是违规征地屡禁不止。据媒体报道，元月至五月份，国土资源系统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5153起，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涉及的土地面积却比同期上升了近20％，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比重达50％，有的甚至达90％以上。[4]这些现状已对国家土地调控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是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查处不力。目前我国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件，绝大多数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量耕地甚至基本农田。而对这些案件的查处，多是责成检讨、补办手续做善后手续，最终使违法征地“合法化”。过轻的处罚力度，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违法批地占地行为的责任者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而且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浪费。三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村级组织在征地补偿费分配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行为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这也直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影响了社会稳定。

（六）有关征用土地的法制不健全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是指集体所有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一征收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与《宪法》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用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质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征用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七）失地农民整体素质上的弱势

对失地农民来说，充分就业是他们最积极、最稳妥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投入等方面与城镇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当农村一代的中小学生相继成长为青壮年农民时，和城镇同龄人相比，他们的整体素质无疑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上城镇中各类就业岗位劳动力素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转业军人、下岗工人等对就业岗位的强烈要求，最终使失地农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寻找就业岗位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思考

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千方百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居有住房、就业有岗、社保有份，真正成为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受益者，这不仅是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针对当前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形成的原因，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标准

在征地补偿内容上，除了补偿土地价值、劳动力安置、青苗损失及地面附着物外，还要增加农民在30年内土地正常收益损失、土地的潜在收益损失、相邻土地的损害、土地增值的价格损失，以及农民因失去土地的各项间接损失等项目[5]。即使按现行补偿内容进行补偿，也应参照城乡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标准，提高补偿标准。以笔者所在的重庆市长寿区为例，在最近两年的桃花新区征地补偿中，按征地人口每人60000---80000元的标准一次性货币补偿。提高补偿标准，可以确保农民失去土地有能力再创业、再就业。

（二）建

立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事实表明，低水平的一次性现金补偿方式容易导致失地农民今后生活无保障，容易在农村社会产生新的贫困阶层，不利于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因此，对于土地被全部或大部分征用的失地农民，应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应主要从征地补偿费、土地出让增值提成中列支。同时，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应坚持“分年龄、多层次、全覆盖”原则。比如杭州市规定，对征地时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实行一次性货币安置；对征地时在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的，给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满15年的，给予参加杭州市政府规定的“低标准缴费、低标准享受”（简称“双低”）基本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50—60周岁的妇女或者又不符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双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对征地时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建立基本生活补助制度。[6]总之，长寿区应积极借鉴外地有益的经验，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将对社会稳定和促进失地农民自身的“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在我国农村，由于生产力普遍较低，经济水平整体较差，农民面临养老、疾病和贫困的巨大风险。医学的进步在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保障居民健康的同时，医疗费用也大幅度攀升，致使农村医疗风险凸显，因病致贫已成为人们重返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风险还对生活质量造成冲击。因此，医疗保障也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方面。要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以失地农民自愿缴纳为主，政府、征地主体、村集体三者也应该分担一部分。同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社区失地农民购买大病医疗保险。总之，解决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参与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四）重视失地农民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好失地农民的住房问题

房屋和土地是农民一生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财产。当失地农民在失地同时又失去房屋的情况下，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了穷的只剩下兜里“卖地钱”的无业游民了。有的地方虽然为失地农民建造了安居房，却因楼房价格偏高，远远地超出了失地农民的购买能力，少有人问津。在现阶段，比较切实可行的是修建针对失地农民的定向安置房，同时房价要控制在失地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例如，重庆市长寿区为化工园区、晏家工业园区、新重钢工业园区三个园区被征地农民修建了定向安置房，—建成的定向安置房房价在500元∕平方米左右，同时在修房、分房的过程中邀请公证处介入，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受到了失地农民的欢迎。搞好失地农民的安居工程，不仅是保障失地又失房屋农民的合法权益，更是体现政府执政为民的民心工程。

（五）不断完善就业优惠政策，把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落到实处

实现失地农民的充分就业，促使他们由农村居民尽快转型为城镇居民，是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为此，各级政府应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放宽失地农民就业扶持政策。对于因政府行为而失地的农民，应一律将其纳入城镇社区管理和就业范围；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在税收减免、贷款、场地等方面给予其与城镇职工同等的扶持政策。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安置失地农民就业。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开发准入门槛低、适合农民就业公益性或生产性岗位；加快市场建设步伐，为更多失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创造条件；对吸纳失地农民就业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应给予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建立安排失地农民就业数量与用地单位用地规模相挂钩制度；对“零就业”的失地农户采取特别措施重点给予照顾。三是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机制。搞好失地农民技能培训是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治本措施之一。在培训费用方面，应全部由当地财政列支；在具体技能培训方面，应通过订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为主，面向县、乡、村三级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青壮年农民的转岗就业能力，促使失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四是完善失地农民基本情况信息库，开展求职意向调查，为失地农民及时提供有效价值的就业信息，免费为他们提供中介服务，在闲散劳动力较多的地方定期举办劳动力市场，免费为他们进行职业介绍，积极组织劳务输出；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热线和网络，为实现失地农民充分就业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六）对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失地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城镇下岗工人一样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经济能力有限，在征地过程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当他们的合法权益收到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因寻求司法救济所需要的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精力等），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无法体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多种方式的法律援助，为其能够平等地享有司法救济的权利建立畅通的渠道。比如长寿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年就为失地农民提供了15件（次）法律援助，[7]使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七）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把党和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失地农民问题的形成有三大诱因：一是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吃饭财政”，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地生财，再去搞城市建设；二是搞农业富不了，要想在有限的任期内发展经济，一些地方官员共同的选择就是牺牲农地搞工业；三是gdp等经济指标是各级官员考核的主要指标。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把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与规范政府部门行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全面落实党对失地农民优惠政策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范围，把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农民是否满意和拥护作为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从而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全面而稳妥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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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  社会保障  制度创新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居于首位，要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然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高福利状态与农村居民的救济型低水平的保障并存；二是城乡隔绝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资源优化配置难以形成。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的重点在于：在加大对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力度的同时，应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1我国农村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1制度体系不健全，保障项目较少

一是社会保险制度严重缺位。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步履维艰，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尚在全面推广阶段；工伤、生育、失业三大社会保险制度至今尚未在农村建立。二是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不完善。目前农村主要局限于基本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制度基本没有建立，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不普遍。三是社会福利体系残缺不全。目前只有部分经济实力好的地区还依稀保存一些敬老院和福利院，大部分地区该项制度体系已经瘫痪。

1．2保障标准低，总体水平不高

新型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不高，而且由于是保大病住院，使得相当部分参保居民由于交不起首次人院费而不能住院，进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新型合作医疗能否真正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致穷的问题不容乐观。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2．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人口流动增强，要求尽快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广大农村居民的迫切需要和期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显现，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农村养老风险不断加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无着落。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身体健康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前提。

2-3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

第一，专题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险问题。如北京市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体现了“低费率、广覆盖、保当期、保大病”的原则，适应了外地农民工“年纪轻、流动性大”的特点。第二，加强农村医疗救助，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矛盾。江苏省常熟市出台了新的医疗救助实施办法，重点解决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矛盾。

3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创新的重点

3．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重新定位与制度创新

今年国内已有部分省市率先启动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这意味着，政府将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部分“买单”。建立“低费率、广覆盖、能接续、可持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3．2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分类保障，适时与城镇合作医疗保险接轨

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政府积极投入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体现，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遏制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基本达到了“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卫生得发展”的目标。

3．3加强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实行网络化管理

在乡镇(街道)设立社会保障综合管理服务机构，统一负责所在地社会保障事务，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的相关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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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及分歧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研究，理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基本一致，并伴随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推进而发展。目前讨论的热点如下：

1.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改革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制度？中国需不需要建设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理论学术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客观上存在着分歧。不过，绝大多数学者对社会保障制度持肯定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必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利国利民的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长期从事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宋晓梧、冯兰瑞、郑功成、何平、胡鞍钢等多数专家、学者均主张中国应当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中国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亦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层面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也有陈平等人对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短视国策”。

在赞成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前提下，不同学者的具体看法亦不尽一致。刘福垣主张大一统论，即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提出应尽快统一全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农民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宋晓梧是城乡有别论，他将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列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中长期目标；冯兰瑞主张尽快通过实现省级统筹来过渡到全国统一；何平坚持长期持续发展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艰苦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0-50年”郑功成则是渐进统一论，他认为需要在化解养老保险历史债务、降低社会保险缴费率、强化国家财政与劳动者个人的责任并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差距的条件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探讨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时，必然涉及到对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界定的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大社会保障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等各种保障国民生活系统的总称，这一界定最早是由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以后成为官方的正式界定，并为理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一是大社会福利论，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不仅不应当纳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这一观点主要是窦玉沛、尚晓援等的新主张；郑功成在赞同大社会保障制度论的同时，则提出应当分理论与制度层面来展开讨论，即在理论上探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差别具有必要性，但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已经约定俗成的界定并无问题。上述讨论并非纯学术探讨，而是隐含着重新界定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及框架之争。

2.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优先考虑的领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全方位改革，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客观上不可能全方位推进，因此，优先考虑哪些制度变革是改革进程中必须抉择的问题，理论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表明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由于城镇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事业的重心所在，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亦成为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它反映在理论学术界就是绝大多数论著均着眼于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承办的书报资料复印杂志《社会保障制度》的备选文章中，研究社会保险改革的论文约占总数的60%以上。在众多研究者的论著中，社会保险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倾向与国家近十多年来对社会保险改革的特别重视及社会保险改革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特殊地位基本一致。

在大多数学者主张优先考虑社会保险改革时，也有部分学者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景天魁、杨团等人在其有关著作及论文中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就强调以最低生活保障、社区保障为重点而不是以社会保险为重心来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唐钧亦特别强调社会救助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功成则从全球范围出发，将社会保障发展进程划分为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型社会保障阶段、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阶段和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型社会保障阶段，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它既需要着重考虑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又必须以改造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为基础，同时还面临着如何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需求问题，从而主张整体协调发展。

3.政府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有的论者将其提高到宪法所确定的权益保障层面强调政府责任，有的论者则强调个人及家庭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主流的观点则是建立社会保障责任共担机制，即政府、企业、个人乃至社会均应当分担相应的责任。例如，刘福垣就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责任，它应当通过税收来解决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何平则认为社会保障不能搞成一个纯粹的国家福利和政府行为，主张政府扮演最后出台的角色，一部分入主张政府财政只承担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的兜底责任。郑功成认为无论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政府均肩负着主导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

4.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采取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对此，多数学者认为有创新意义，较单纯的现收现付式或单纯的个人账户式制度更能够适应发展需要。但也有人认为个人账户并不适合，如刘福垣基于社会保障是公共物品的原理而反对建立个人账户，莫泰基基于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的客观风险也反对采取个人账户制；在国际上，国际劳工组织也是反对个人账户模式的，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却推崇个人账户制，这些组织的专家还向中国政府提供专门的政策研究报告。在承认统账结合模式的专家中，有的人肯定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紧密结合在一体，有的主张实行板块状结构（即分开管理），有的主张将这一统账结合模式改成两个独立的支柱。在统账结合的比例上，亦存在着统账均等、大统筹小账户、小统筹大账户之争；在个人账户的缴费责任方面，有人主张雇主分担，有人主张个人承担全部责任。还有人从长远目标出发，提出将其改造成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和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结构。

在筹资手段方面，单一渠道的资金来源已经被摒弃，主张多元化筹资方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社会保险筹资方式上，却存在着费税之争。除刘福垣是将社会保障看成是国家或政府的完全责任而自然完全需要依靠税收外，包括吴树青等许多学者均主张尽快开征社会保险税以替代现在的社会保险征费制，唐钧、杨良初等人甚至对如何开征社会保险税进行了政策设计；郑功成则通过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险统账结合模式的考察，明确主张社会保险费改税缓行，并将这一主张提交给决策层；后来邓子基、厉以宁等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角度亦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条件。

在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鉴于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户籍制度冲突中出现的—个特殊群体规模庞大，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当给农民工以社会保障，北京等地甚至制定了专门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也有一批专家认为农民工因为有土地保障，加之政府承受能力不强而主张不必考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上述两种观点均较流行；第三种思路则是主张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在肯定农民工需要社会保障的条件下，认为应当优先考虑农民工的工伤保障、特困援助等，养老保险则在其后且应分类展开。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多数专家主张农村居民应当享有社会保障，但也有人认为农民有土地保障和传统的家庭保障，现阶段可以不考虑。在主张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不同的学者亦存在着观点分歧，宋晓梧持城乡有别论，王延中主张分区域推进，郑功成仍然持分类分层推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承认农村人口不断分化的现实并采取有区别的社会保障政策。

二、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综合评论

1.价值评判。基于社会保障是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标的制度安排，制度变革的实质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完成的。因此，近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精算学等学科的专家均有一些人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专门的社会保障学者也需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多学科合作与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这一领域的重要取向，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前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处于应用层次的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从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保障要受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等多种国情因素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早已成熟但又面临着一些问题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和一个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变革的国家，有着非常独特的研究价值，这种价值揭示出立足中国国情来研究并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问题，将为各国改革、完善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新的启示和经验，从而可以对国际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正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这一制度健康发展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基本目标。在近几年的社会保障改革历程中，可以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对这一改革实践的影响。如1998年以来，国家的重大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或政策出台，大多数均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为决策依据，决策层对国内外学术界意见的重视，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日益理性化和极高的应用价值。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贡献，还表现在对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推动方面。尽管社会保障作为一门学科还缺乏必要的、稳定的内核，但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

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研究，因其具体内容（包括国民的养老、疾病医疗、失业、工伤、贫困及各项福利措施等等）均涉及到国民的现实生活，必然促使着学者与学术走出象牙塔，进而推动着理论学术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和更富人性与人文关怀精神。

2.值得注意的一些倾向。第一，创新不够，学风堪忧。尽管研究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的书籍与文章日益丰富甚至有一片繁荣的景象，但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论著并不多见，部分人过于急功近利，在创新不够的同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风问题。

第二，不做深入调查，照搬国外学说。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研究缺乏深入的社会调查，一部分研究成果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或者过分迷信某些国际组织与国外学说，甚至将社会保障政策视同为经济政策，以至于给社会保障改革的深化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对深层次理论问题关注不够。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缺乏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宏观背景及现阶段各相关因素的了解与分析，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发展和特有的人文关怀精神视而不见，对经济领域中的效率优先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优先认识不清，只是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中的局部问题开出“头痛医头”的药方，这一倾向直接损害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第四，研究中的失衡性。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构建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面，对同样重要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如对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研究却较少；对经济保障研究多，对服务保障与情感保障研究少；对城市保障问题研究多，而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国有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改革中出现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更少；对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研究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少；对政府责任的控制研究多，对合理的责任分担机制研究少；对中央政府的责任问题多，对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以及中央与地方责任划分研究少；等等。

3.可以预见的走势。首先，多学科交叉研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将趋向深化。多学科交叉融合将既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的内在需要，也将推动着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当然，在肯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同时，各学科关注的重点肯定存在着差异，这种格局表明社会保障政策选择过程中对改革研究成果的取舍是否合理，将取决于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与魄力。

其次，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的研究将更加引起重视，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将更富人道主义与人性化。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效率角度出发，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固有的伦理基础与人文关怀精神。近年来的趋势表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效率至上观念和慈悲意识遭到抨击，社会保障公平理念正在回归，这将使研究成果更加接近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追求，同时更加富有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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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备受各界关注，保险与社会保障有着密切的渊源，发挥商业人身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保险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积极实践的课题。本文结合山西省目前的发展现状，分析发展商业人身保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就促进两者相结合的途径及措施，以及如何共同发挥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减震器”作用做探讨。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山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山西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山西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山西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山西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山西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山西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山西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山西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山西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山西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山西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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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农民；社会保障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行了重大变革，逐步改变了原来城市居民由企业保障、农村居民由集体保障的格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目标就是努力形成适合我国生产力水平、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场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于农村的广大成员来说，仍然未能彻底改变其所处的无保障或低保障的状态。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形成巨大的社会隐患。下面，就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意义

(一)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维护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客观需要

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它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权利，是基于人类生存本能而自然产生的。农民作为社会主要劳动者，应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受到我国法律保护的。但是，目前我国事实存在的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制”的结构，使农民的生活处在风险较高的状态之中，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总支出的1l％，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支出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7％，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是对农民权利的一种剥夺，同时也与我国当前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精神相违背。

(二)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缓解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状况的必要措施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矛盾。当前农村约有3．5亿剩余劳动力，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剩下的2．3亿则滞留在土地上。尽管国家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做了很多努力，但我国城镇化进展却依然缓慢。这其中除了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放开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没有社会保障，以他们微薄的工资根本承担不起在城市生活的社会成本，等他们残了、病了、老了，还是要回到农村。这样就导致了两种矛盾：一是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他们赚了钱也不在城里消费，都带回家养家、盖房，对城市经济带动不大；另一个就是尽管种田已经无利可图，但他们宁愿选择抛荒也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因为土地是他们最后的依靠。这种情况对当前一再倡导的农业要实现规模经营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三)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计划生育政策难在农村落实并不是因为农民文化水平低、觉悟低，而是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养儿防老”是他们的一种现实选择。当前我国农民的养老、医疗问题除了靠自己的积蓄解决一部分外，更多的都是靠子女保障，子女越多，日后的保障系数就越高如果赋予农民切实的养老医疗保障，农民是不愿意多生养子女的。因此，要顺利落实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四)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当前我国农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但农村消费水平不高，农民有钱也不敢花的原因是农村缺乏一个令广大农民放心消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担心的是一旦他们失去劳动能力，养老和医疗问题就得不到保障，所以农民要“积谷防饥”，为未来打算。这样就失去了农民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内需的政策很难收到显著效果，国家经济发展也缺乏持久的拉动力。目前，世界金融危机仍不见底，对我国的经济影响依然存在，中央适时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思想，而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因此尽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消费，是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二、农村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障资金严重不足

农村保障包括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两大系统，而资金保障在两大系统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保障资金不足。其原因有二：一是国家财政的投入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状况不适应。国家对农村民政社会保障的投入，核定的社会救济费，其保障能力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二是烈军属优待、五保供养采取农村负担的方式，单纯实行农民负担，难以提高优抚和五保供养标准。

(二)保障覆盖面窄

一种情况是农村民政对象应保未保的现象普遍存在。据统计，全国农村有300多万“三无”孤老残幼人员，应保未保的有l5万人，约占总数的5％。另一种情况是在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原农村社区内的保障已很难起到保障的作用，而在目前城乡分割的劳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下，他们无法取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保障权利。

(三)保障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仍然很低，二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尚待解决，三是一些地方因合作医疗解体而使早已被消灭或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再度发生甚至流行，四是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组织和制度效率低下。从当前的情况看，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就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然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从各方面看都无法满足农民的需要，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

(四)农民的失业风险正在产生并加剧

农民失业风险的产生与加剧，成因有三：一是耕地少，大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并难以向非农部门转移；二是由于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等，土地收益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三是完全脱离土地的农民和家庭增多。事实表明，农民所特有的土地保障功能正在弱化，这乃是农民失业风险产生与加剧的根源所在。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与对策

(一)多渠道筹措农村社会保障资金

解决资金不足，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一是要求国家投入资金，包括救灾、特困户生活救济和优抚补助；二是为了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必须开辟新的税源，征收社会保障税；三是要建立个人帐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四是要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如商业性养老保险；五是要通过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六是要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

(二)着力抓好社会互助活动

中华民族具有扶贫济困的光荣传统。虽然我国农村几经变革，但这种传统的互助行为一直延续下来，并有所增强，传统社区互助活动为农村社区保障实施提供了可接受的社会基础。在抓好社会互助活动上，一是要大力宣传社会互助的意义及好人好事，并采取激励手段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率；二是要拓宽社会互助的领域，要注重对社会互助活动的引导，使募集到现金、衣、被的管理和发放落到实处，确保社会互助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三是要坚持生活救济与生产扶持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建立“救灾扶贫基金”、“村民互助储金会”等基层群众性基金组织，从资金及技术、信息上扶持社保对象，兴办经济实体或其它生产项目，增强自我保障能力。

(三)建立健全三项制度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需要建设的具体制度很多，但就目前而言，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与愿望是实现“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重点。第一，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完善该制度，一是要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二是正确界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第二，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致有合作医疗、统筹解决住院费、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为普遍的形式。实践表明，农村合作医疗是广大农民通过互助救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好办法。在这方面，一是要正确选择合作医疗的形式及内容，二是要合理补偿医疗费用。第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曰益突出和紧迫。在这方面，一是要正确规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和缴纳方式，二是要切实做好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及保值增值工作。

(四)土地政策必须具备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灵活性

我国农村联产承包变革普遍坚持了土地福利性均分的原则，把土地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执行好土地政策，一是必须坚持农村家庭经营制度，这是保持农村土地分配福利性质的需要；二是要严禁违法征地行为，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为农民留足可以生存的土地：三是停止“四荒地”拍卖，由政府征用农村社区中集中连片的“四荒地”用于生态环境恶劣地区“整体搬迁”的移民开发，将稀缺的土地资源用来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手段，避免土地分配的两极分化。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强化农民特有的土地保障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农民的失业风险。

(五)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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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保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完善

社会保障是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从政策的角度整合社会闲散资金，经过合理配置之后用于扶持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包括低收入水平的公民或者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公民经过审核批准后都可以享受这一福利待遇。生存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会由于经济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而被推向社会的边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也要相应地改善，以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一、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的必要性

（一）随着企业的改革不断深入，需要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企业以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主。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将传统的终身聘用模式打破，而采用了签订合同的方式，使得企业的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增加，企业也更具有生机和活力。但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实施了这一系列改革，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就由政府来承担，以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以对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问题予以解决。

（二）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其中社会保险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的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性问题，如果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就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同时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医疗问题和养老问题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中国正逐步迈进老龄化社会运行轨道，养老问题就倍显突出。与这些社会保障内容相关的单位要提高服务质量，以达到人民满意，就要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社保档案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可以确保社会保障工作有序展开。

二、社保档案管理制度的运行现状

（一）社保档案管理工作缺乏系统化。中国的社会保障档案管理部门比较多，由于管理工作缺乏系统性，就会导致档案管理工作难以过于繁琐而导致工作责任分散，难以提高档案管理效率。将社会保障档案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就是要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将有关的法律制度融入其中，以使得社会保障工作无法统一性管理。社会保障档案关乎到公民基本保障是否能够稳定运行，做好档案资料管理工作，有助于更好地落实社会保障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在医疗保险管理中，不同的管理内容需要相应的管理部门管理，民政部门管理最低生活保障金，其中并不含有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内容。这就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保障工作。办理社会保障业务的公民就需要到不同的部门办理相关的工作内容，公民在办理社会保障工作中，不仅费时，而且也费力。如果有公民办理社会保障业务而有部门工作人员推脱的现象，就会导致工作人员与公民之间的矛盾产生。

（二）社保档案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不够。中国的社保档案管理工作受到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而存在管理制度保密的问题。公民没有权力查阅文件的原件，就难以获得有效的工作证据。即便是公民可以看到文件，也要遵循规定的各种限制条件。这就存在着“有保不能查”的问题。社保档案管理工作的透明度不够，不利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三、建立并完善社保档案管理制度的策略

（一）将统一的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机构建立起来。要确保社会保障档案得到科学和规范的管理，就要将相应的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以使得目前众多管理部门针对社会保障时管理更为规范化，而且能够切实保障相关的管理责任落实到位。只有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实施合理化的管理，才能够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随着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机构的建立，并实施制度化管理，才能够使得社会保障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方便民众，给民众带来利益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按照法制化轨道运行。随着中国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运行轨道，社会保障体系也要法制化运行，以使得公民的权益得到保障。将“以人为本”的观念作为支撑，将社会保障档案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定出来，并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还要针对制度进行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按照法律法规而展开，使得社会保障档案管理在法律的保障下展开，不仅流程规范，而且还提高了有关管理部门的约束力，使得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更为重视档案管理工作，以使得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中，社会保障制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建立社保档案管理制度，在于对社会保障工作有效管理，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相关工作不断完善，以推进社会保障良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晓华.百年社保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C].第七次华北地区档案学会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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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返乡农民工；推拉理论；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被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通过社会保障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在我国，农民工群体却未真正享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等部门调查，2009年春节前全省回乡农民工已达950多万人，其中，从省外返回660多万人，受经济危机影响回流人数占总数的60%。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失去城市工作，被迫返回农村。农民工在返乡前，多数已经在城市退保；返乡后，又面临着失去农村原先土地的境地。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应当根据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从不同的责任主体进行归因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对策。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剖析

返乡农民工属于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要界定返乡农民工的概念，首先要明确农民工的概念。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农民工是我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研究转型社会学的学者孙立平看来，“农民工这个称谓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而是一种职业与社会身份的结合。可见，学者们主要强调的是农民工的身份与职业的特殊性。

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系统的人口流动推拉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在流入地中存在一种把外来劳动力吸引过来的“拉力”，同样，在流出地，也存在着一种把原居民排斥出常居住地的“推力”。依据该理论，本文从不同主体层面所产生的“推力”与“拉力”为切入点，对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归因分析。

基于以上对农民工的界定以及对推拉理论的分析，笔者将返乡农民工界定为：在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因城市“推力”或农村“拉力”自愿或被迫返回农村，拥有农村户籍身份却从事非农产业、具有城市打工经验的人。

二、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缴费性的社会保险，还包括非缴费性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而居于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享有方面存在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工伤保障低

2004年1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明确规定外来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2008年的一份调查表明，河南省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仅占12.9%，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农民工集中的建筑、煤矿等风险较大、职业危害较重的行业中，由于工作条件差，往往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由于行业自身管理松散、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规范缺失及农民工自身参保较少等情况，使得农民工获得的工伤保障普遍较低。

（二）医疗报销难

对于医疗保障，大多数农民工往往难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和以住院为主的大病医疗报销补偿待遇，而是仍以参加原籍的“新农合”为主。但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在城市看完病只能回到原籍进行报销，这就给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带来极大不便，农民工一旦出现大病，就免不了两地奔波，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三）养老门槛高

按养老保障相关政策，缴费满15年后才可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待遇，而流动频繁的农民工很少能够实现规定年限的累积。另外，由于我国各地统筹政策不一致，造成养老保险在地区间转移接续相当困难。根据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企业虽然允许农民工退保，但退保后的农民工只能拿回个人账户中的份额，社会统筹部分则成为城市的“创收”所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挫伤了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

（四）福利救助不平等

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者，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却无法享受对等的福利待遇。一方面，他们不能同等地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另一方面，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也没有与城市贫困居民一样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甚至还被城市贴以标签加以排斥，弱化的社会救助和不平等的社会福利使农民工常常游离在城市福利的“边缘地带”。

三、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归因分析

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笔者借助推拉理论的视角，分别从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三个不同的主体层面进行归因分析：

（一）政府层面

虽然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隔离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但是近年来不断完善的“三农”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农地保障。

1、户籍制度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随之出现城乡二元化特征，在城市的农民工无法纳入与市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制度障碍是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最大推力。

2、惠农政策

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征收农业税，实行以工补农政策，再加上各地农村通过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建设，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了就地、就近就业的机会；2012年国家又通过了强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吸引了返乡农民工立足农村求得自身发展。可见，惠农政策是农民工返乡获取农地保障的拉力。

（二）企业层面

城市务工企业的内外环境直接影响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的落实情况。

1、自身状况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按国家相关规定为农民工交纳社会保险，就会因成本升高而背负财力负担，因此，企业很少愿意主动为农民工落实社会保障。因此，企业“先天不足”是农民工在城市不能获得社会保障的客观推力。 

2、外部环境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大批沿海出口企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无法应对危机的农民工成为了这次危机爆发后的牺牲品。因此，金融危机成为农民工返乡最直接的推力，受雇于其中的农民工因企业改革或破产而失去城市中的工作被迫返乡。

（三）个人层面

农民工在城市中表现出的较高的异质性，将其推向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同时，农民工浓厚的乡土情节又将其“拉”回农村以期获取农地保障。

1、流动性与组织性

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餐饮、工厂等企业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劳动的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平均工作周期为2-3年。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他们难逾越养老保障的累积年限的门槛。另外，由于缺乏组织，农民工进城大多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当自身保障缺失时，也没有力量与途径向外界提出维权诉求。

2、技能与观念

河南省进城农民工中，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在维权意识方面，79.3%的农民工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56.4%的农民工对于劳动相关法律知识了解一点，32.6%的农民工则根本不清楚。由此可见，技能的欠缺和维权观念的淡薄使农民工在主观上无力去争取本应享有的权益保障。

3、乡土情节

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农地还是大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最终的归宿和保障。同时，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中，仍存续着农民工返乡前的初级群体，这些由血缘、地缘关系纽带维系着的家庭、朋辈、邻里关系也是农民工返乡后不可或缺的保障。因此，乡土情节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观拉力。

四、完善我国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对策

根据对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归因分析，笔者仍从政府、企业、农民工个人三个不同的主体层面探讨解决返乡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层面

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进一步巩固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保障。

1、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政府应通过立法保障返乡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使返乡农民工再次进城，其土地承包权也不能随意剥夺；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基本利益；另外，政府还应适当提高对返乡农民工的失地补偿标准，保证农民工返乡后有基本的生存保障。

2、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1）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政府应依法加强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计划”的监管力度，在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行业强制为农民工参保，保证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全覆盖；同时，还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卫生安全条件的食宿等服务，切实保障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还要依法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从事危及农民工生命安全的违规企业。

（2）医疗保险推广“信阳模式”。河南省信阳市在外出务工农民集中地选建定点医疗机构，按照就地参合、就地就诊、就地报销的思路，制定农民工参合、就医、补偿的具体办法。河南各地方政府应参照信阳模式，充分了解外出务工农民就医的具体需求，在农民工集中地建立“定点”医院，以方便生病的农民工就近就诊。同时，政府还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行为的监管，规范医务人员的行医行为，确保农民工获得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3）养老保险推行“一卡通”。政府应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针对农民工流动大的特点，在各务工地推行“一卡通”制度，保证农民工不仅在不同企业间转移时养老保险能够顺利接续，而且返乡后同样可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的顺利对接，从而实现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险顺利续保。

（二）企业层面

企业应强化责任意识，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建立“过渡性”养老保险。

1、强化责任意识，消除身份歧视

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也肩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要加强企业对于员工风险防范的教育引导，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用工单位还应消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工在企业中获得一视同仁的待遇。

2、建立“过渡性”养老保险

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建立养老保险，应遵循序渐近的原则，逐步建立“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的过渡性养老保险。实行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为辅的储蓄积累制模式，给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开设一个类似身份证号码一样的、独一无二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按比例计入个人账户。以弥补因流动造成的社会统筹保障金的流失，以增加农民工对企业的信任感和内聚力。

（三）个人层面

返乡农民工应从自身观念、技能、组织性方面进行改进，以争取更多的保障。

1、转变意识，提升素质

返乡农民工应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参加政府或企业组织的各种培训，努力学习从业技能和管理知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从而提升返乡后的市场竞争力，并借助政府的惠农政策，利用学到的经验和技术，促进自身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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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稳定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失地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村繁荣与稳定的关键，也是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则是土地问题。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部门征地权的滥用以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失地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障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解决失地农民保障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土地是农民一切生存的希望和资本，扮演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征用，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失地农民。

有关资料表明（注：《2000多万农民下岗谁来关心失地农民的命运？》）。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至少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下岗”。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半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这意味着失地农民的队伍将继续扩大。

据本人实地调查，福建泉港区2005年可耕地面积9.81万亩，人均耕地0.29亩，自新土地法实施以来经批准农转用面积6924亩，已征用耕地5637亩，随着项目的投建预计今后每年要征用土地2000亩以上。据泉港区政府不完全统计，因重点项目建设共有2.5万农民完全失去土地。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中国的被征地农民他们的社会保障仍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保障制度不适应等问题。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保险项目上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保障对象上以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对象最广，而救灾救济的条件过于苛刻，基本上只有灾害救济和五保户、孤儿以及少量贫困家庭才能享受到微薄的救济金，失地农民由于不符合救济条件而无法享受到救济。

2．土地补偿方式不科学。征用土地的基本补偿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现金一次性补偿；二是“以地换社保”的终身补偿。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采取第一种形式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主要由于以现金补偿简单直接，便于操作，减轻工作人员负担。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失去土地等于失去最稳定的生活来源，从短期来看农民得到补偿款后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失地农民花费完所得的补偿款后，便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失去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对于日益增多的失地农民，无论从何种角度政府都应更多地考虑失地农民今后生存的困难，积极构建一套完整、方便、可行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

1．保障项目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制度建设的最终归宿。将失地农民纳入此保障体系会产生政策和财政风险，必须慎行。按照失地农民遭遇风险的程度不同，可以依次建立养老保险、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后再考虑其他保险。这些保障项目的逐步推进有利于减缓政府一次性投入过多资金所产生的财政压力。

2．社会公平原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别人。如果农民失地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会遭到福利损失。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必须尊重失地农民的权益，公平对待失地农民。

3．区别对待原则。依据《土地法》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不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30倍的规定，实际征地补偿标准之间拉开的档次最多不超过3倍，而肥沃地与一般耕地、非耕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可能高大十几倍，会导致补偿的不公平。因此，政府征地后要切实给予较高的补偿标准，并区别对待，拉开档次，以提高肥沃耕地的补偿成本。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1．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被征用土地本身的赔偿应根据其最佳用途估价，农村土地转变成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后土地迅速增殖，但征地部门给予农民的补偿只是土地价值的小部分，更多的收益落入政府或企业的腰包。土地征用补偿应引入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要建立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机制，可以“以地换地”用被征用地附近的土地与农民交换；可以用债券或股权方式补偿失地农民，逐步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对于公益性用途的土地征用行为，政府要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全方位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2．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一下子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点困难。从重要性角度看，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

（1）养老保险。农民目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依靠子女，这种方式主要靠家庭责任和道德约束来实现，具有一定的风险和缺陷。养老问题一直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农民失地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失地农民来说更是巨大的压力，因病致贫的现象在农村处处可见。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具体办法可为：用征地中土地补偿安置费及土地转用后的增殖收益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主要来源，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中符合政策条件的人群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2）失业保险。首先提出一个合理的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方案：设立一个失业保险过渡期，如以24个月为限，在这个期间内政府从征地补偿费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失业保险基金，个人不再交纳失业保险费，同时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过渡期结束后，如有就业愿望并努力找过工作仍失业的农民，就发给其失业救济金。在被征地劳动人口未能就业或是就业后又失业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救济，领取失业救济满24个月仍未就业的人员，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 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的基金可采用政府出资一部分，征地补偿款中筹集一部分，失地农民所在村组织出资一部分的形式。

3．健全失地农民的法律保障机制。失地农民作为社会的新弱势群体，政府必须从法律上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做出明确规定，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对依法订立的土地征用合同，要保证其依法履行。

参考文献

[1]韩纪江、孔祥智，《城镇化中农民的必然性及问题分析》 [J] 《经济问题》，2005.5.

[2]范欣、黄艳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J] 《经济论坛》，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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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社会保 小康社会 城乡

1 建立新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

1.1建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需要

农民工由于文化、技能水平低，在城市难以进入收入较高且比较稳定的岗位就业，多数人收入微薄。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打工挣钱，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他们即使受到疾病侵扰，面对昂贵的医疗费，大多不会及时就医诊治。一旦病情加重，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少数农民工会铤而走险，无形中给社会稳定埋下了不稳定因素。我国现行城市医疗社会保障是以二元户籍制度为依据，只针对城市人口实行，并以单位为依托，以有固定单位和工作稳定性较强的人群为主要实施目标。因此，广大仍属农村户口、流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外。实事上，农民工是城市中各类疾病的高发群体。农民工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是传染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多发群体，健康状况处于危险之中，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其医疗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稳定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就业有了保护， 强烈的逆反情绪就会得以缓和， 犯罪案件也会因此大为减少， 这样就能增加社会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的稳定。

1.2建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是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

“看病贵”、“看病难”己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是否有一个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全民医保的建立正是解决“看病贵”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一旦所有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医疗费用就可以在所有人之间分摊，而不是仅由病人负担，对每一个病人来说看病自然就不贵了；低收入者也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对医疗服务望而却步；保障的组织者也就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不平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1].目前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窄，保障程度低。农村居民个人医疗负担与其实际承受能力不相适应。然而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水平较低。建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人民也能和城市人民享受同样的医疗社会保障。我国的城乡的医疗保障公平性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和加强，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必将融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的医疗保障达到较高的水平。

1.3建立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需要

建立医疗社会保障，应该给农民国民待遇，但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不等于“城乡统一”[2]。农民进城务工， 主观上是为了增加收入、摆脱贫困， 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现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具备了由二元结构向更高水平一元结构过渡的条件。社会保障作为这种结构转换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要通过“城乡统筹”逐步走向“城乡统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结构转换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发达国家大多曾为此跋涉了约半个世纪。所以，在今天立即实行社会保障的完全“城乡统一”无异于拔苗助长。政府是举办国家社会保障计划的主体。但问题是，如果我国马上就实行完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计划，政府有无足够的财力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几年在进行城乡统筹就业、农村养老保障和农村医疗保险方面的试点，效果都不好。工作的阻力恰恰来自农民，农民对此普遍不理解、不热心，甚至公开抵制。因此，现阶段社会保障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医疗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2 建立我国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思路

2.1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

建立稳定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逐步改变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扩大报销额度， 减少报销审批程序。这需要政府加大资金的补贴力度以充实医疗保险基金[3]。

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可以加强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扩大农村投资。我国农村处于长期的贫穷阶段，农村经济发展落后，资金来源不足，必须凭借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等外来资金的注入才能更好的发展。为了提高资金使用的规模效益。资金投入应优先投入到条件较好、具备一定实力的乡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增强经济发展能力，强化其对周围乡村的辐射、带动功能。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城市资金投向农村，特别是结合农村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丰富的农产品，设立农产品加工企业，使投资获取丰厚的回报[4]。

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可以完善转诊制度，合理分流病人。资源分配时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使其流向农村、社区及初级医疗机构，积极开展社区初级医疗卫生保健，充分发挥各级医疗保健网的作用，尤其要充分利用初级医疗机构，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缓解目前大医院就医困境，也可以节约就医份费用，充分利用卫生资源[5]。

建立健全我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必须加强全科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要发展农村卫生事业，需要教育动员一批医科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去，充实农村卫生机构。具体可以采取教育动员，政策优惠，机制灵活的方式吸引与留住医科大中专毕业生人才。通过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思想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识，教育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6]。

2.2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农村城镇化医疗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在制定基本医疗的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时，要综合考虑收入差异，确定有弹性、有差别、有地区特点的缴费标准，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不搞一刀切。

二元社会体制下城乡有别的卫生服务供给方式所导致的国家对农村的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客观上加大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成本，使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使农村和基层政府在提供超过自身财力的卫生服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债务。为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应由依靠农村和基层政府提供转向以国家提供为主的政策目标[7]。要加大国家投入力度，要把卫生资源公平地分摊于城市和农村，同时建立农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农民在卫生服务领域享受到和城里职工同等的国民待遇。

2.3让困难企业、弱势群体和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满足多层次医疗消费需求

困难企业及其职工不能像普通企业那样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成了问题，影响了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扩大[8]。解决这个问题，可采取分类别、分程度、多渠道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即根据不同的缴费能力，采取不同的办法，制定不同的待遇标准。例如基本医疗保险，对于有部分缴费能力的企业，可实行住院费用统筹和保一定的病种；对于完全没有缴费能力的企业，地方财政有负担能力的，可由地方财政出资，建立住院统筹基金和保一定的病种；地方财政没有负担能力的，在单位组织、个人自愿、政府同意的原则下，可采取个人缴费形式参保，建立住院统筹基金或保一定的病种。农民工一般应以个人参保为主，并要防止他们的逆选择风险，例如年轻健康时设法逃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年老多病时积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解决办法有：缴费以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消除因收入不确定带来的风险；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一个等待期；缴费只有达到一定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才能享受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9]。

由于社会医疗保险方式有其相对独立性，相对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而言，社会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构成，具有与基本医疗保险不同功能的另一种保障方式。总之，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应相得益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2.4医疗社会保障辅助电子系统的建设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各种信息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注册公民个人帐户，该帐户的号码与每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一致，由国家卫生部统一电子化管理。这样，公民无论到国内任何地方工作，都可以按规定由雇主和自己向个人帐户注人当时工资一定比例的社会医疗保险金，并可按规定程序和条件领取杜会医疗保险金[10]。

2.5突出政府在医疗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卫生部部长陈竺强调，强化政府责任与投入，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政府投入兼顾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事实上，百姓企盼医疗卫生服务应由政府主导，其本意是希望政府对医疗卫生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从而更好地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应该是出资、筹资、监管和政策支持，而非亲自办医。因此，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公益性和可及性的关键虽然是筹资方式，但在组织形式上，则更应强调竞争性。■

参考文献

[1]孙波.我国城乡医疗社会保障公平问题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32.

[2]张德元.“城乡统筹”不等于“城乡统一”[J].社会科学报，2003（10）：21.

[3]王慧霞.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J].人文社科，2007，8：137.

[4]陈少晖， 廖添土. 新农村建设与财政支农机制创新[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105-108.

[5]许可，胡善联.完善医疗社会保障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5，8：412-414.

[6]程孝文.试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卫生人才培养策略[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4：269.

[7]李长江.新农村运动：城乡一体化[J].农村经济， 2005（7）：7213.

[8]罗元文，赵文祥.建立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10（5）：27-32.

[9]郑功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未来发展[J].劳动保障通讯，2003，（3）：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