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保险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2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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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我国产品责任保法律制度相当滞后。本文在分析我国产品责任保F~A’-律制度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篇2
论文关键词 重金属污染 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职能部门存在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为特殊，涉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过程中，对其进行宣传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力度较低，很多组织、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没有过多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第一，承保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的能力较低。从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面较为狭窄，而且比较集中，一般都是针对化工这类的环境污染高风险行业，很多企业自身并没有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是通过政府的强力要求而购买的，这就非常不利于分散环境污染风险。加之保险公司自身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经验薄弱，这方面的人才与管理能力较为落后，产品功能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的市场需求。而与普通的责任险相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为特殊，索赔时效也更长，所以在产品的功能与管理上也就具有更高的难度。
第二，保险条款粗糙。从试点地区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还较为粗糙，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保险费率的设计也过于简单，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完整的设计思路，也不能准确的对企业环境污染风险进行等级调研、划分，造成了投保企业管理水平与风险的不平衡，难以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社会调节功能。
（三）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了解还较为有限，不能清楚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性，所以大多都不愿意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尝试。而且对于企业而言，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这给部分中小企业造成了不小压力，很多企业不愿意在这方面再增加成本开支。还有的企业是完全抱着侥幸心理，他们知道自己所承担的环境污染风险较大，但依旧认为污染事件不会发生，或是即使发生了污染，也不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来，所以这部分企业也不会主动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
（四）法律方面存在问题
自我国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以来，通过走访投保企业，可以发现政府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支持力度较低，例如中央并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拨付专项资金，而部分地方财政虽然给予支持，但是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立法体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受到阻碍。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应对策略
（一）完善政府职责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过程中阻碍重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面对当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不畅，保险公司经验、能力有限的情况，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引导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重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当积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
第一，制定配套政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公共利益，具有非常强的公益性，所以政府必须要从政策层面给与积极的支持，否则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将举步维艰。比如，政府应当对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给予经济补贴，减轻他们的生产经营压力，帮助他们降低运营成本，或是对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刺激他们购买保险；同时，政府还应当帮助保险公司建立环境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保证保险公司自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辅助构建联动机制。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无锡试点，他们建立了一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绿色信贷相联动的机制，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依附在绿色信贷上，从融资层面给予企业刺激与引导，使一部分高污染企业转型成为绿色企业。这一机制的建立牵扯面较广，从投保企业、保险公司到银行均受影响，三者的利用出现了交叉点，这可以促进三方的沟通交流，不仅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有益，对我国市场整体的发展来说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所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同样应当参考这种做法，辅助构建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的联动机制，从多角度、多层面出发，引导企业参与投保、转型，促进环境与市场整体发展。
第三，完善救济基金的顶层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分散企业生产运营风险的作用功能。环境污染风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一旦有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其所带来的损害往往都无法估量，所以即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帮助企业分散了风险，但保险公司却面临着如何转移风险的问题，如果赔偿金额过大，保险公司同样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可能会一蹶不振。所以我国的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都在保单条款中做出了很多限制，这致使承保范围狭窄，企业适用性低，不利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救济基金顶层设计，针对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污染事件，建立若干层级的救济基金，如果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过大，就可以考虑从基金中支出费用进行补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救济基金的积累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力量，目前其他国家的救济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拨付；二是从排污费、环境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基金；三是从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与个人的自愿捐赠中获得；四是征收环境污染责任高风险税。
（二）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如果发生了实际的环境污染事件，其损害与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非常长远的，而且受害者众多，这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压力。虽然我国的部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建立了“共保体”，来共担风险，但是却又存在着分工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共保体”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尚不完善、明确，所以在今后还需要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第一，建立多元化产品体系。首先，从市场发展的层面上来讲，完善的产品体系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投保，如果产品体系过于单一，就不能形成对企业的吸引力，所以投保企业也就会越来越少；其次，环境污染的原因、种类以及影响时间、影响范围也各不一样，每一个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有高有低，所以必须要完善产品体系，才能为不同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否则企业就算是想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找不到对应的产品。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体系还较为单一，满足不了市场化的需求，也难以使企业真正的受用，承包范围狭窄、产品种类少等问题，严重制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
第二，组建第三方责任认定机构和损害鉴定专家组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体系越来越完善，意味着保险公司的赔付条款会越来越宽，责任会越来越大，第三方的介入会越来越多。为此，应当组建第三方责任认定机构和损害鉴定专家组织，实行第三方责任认定机制，以确保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各方利益不受损害。
第三，注重资金的积累。作为保险公司，需要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殊性与随机性，注重自身资金的积累，以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赔付与亏损。一方面，保险公司自身应当加强风险管理，前期需筹备资金用于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保险公司在与企业投保或续签合同前，目前试点地区是采取委托的方式对投保企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并组织专家队伍对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管理与指导，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前期的准备工作会将一部分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另一方面，应当每年从保费中抽取一部分资金，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专项准备金。例如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广东省试点，就有保险公司建立了专项准备金，每年保费收入的百分之十，将划入到专项准备金中，专项准备金独立开户建账，滚存使用。
（三）企业方面的应对策略
企业应当提升环保意识与投保意识，作为现代企业，首先要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要知道生态环境不仅与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整个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要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生产技术革新与管理理念革新，尽快转型成为绿色型企业。同时，要认识到国家对环保问题日益重视，如果在自身的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事件，国家政府必定会追究到底，此时就会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可能致使公司倒闭风险巨大，而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身的运营成本，但是国家、政府都会给予帮扶和支持，因此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进行投保。
企业除了要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之外，还要认识到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产品设计、条款体系的建立以及承保范围的划定都还需要完善，所以如果发生了较为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之后，想完全通过保险来化解风险与赔偿是不太现实的，所以企业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安保基金，自己要主动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才能使自身的长远、健康发展更加有所保障。
篇3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 道德风险
一、推行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意义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 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
篇4
《环境保护法》第52条新增: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3年2月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可知我国目前是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成为强制保险是很明确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只有解决的这些问题，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才可以在强制购买的情况下，不使社会产生矛盾，稳定且有效的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中的长效绿色保护机制。
(一)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购买必须完善环境污染风险的防范措施，否则造成的环境污染将处于免赔状态。因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越多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购买，那么对于环境保护而言就越有利。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意外环境污染事故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也是不完善的，而法律赋予的行政处罚额度有限，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当地社会和地方政府则赔偿大部分的损害，而且受损的环境和生态系统往往并不计入污染损失当中。正因为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责任规定的不是很明确，许多环境肇事者承担的少，所以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觉得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将慢慢实行强制购买，从自愿到强制在这种过渡过程中，一般都是慢慢进行。从自愿到强制一般而言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全自愿购买;第二个阶段: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第三个阶段:强制为主，自愿为辅;第四个阶段:完全强制。这四个阶段一步一步实现完全强制，每一个阶段其实变化的最主要的就是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投保量。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量不高就是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只有让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自愿并且乐意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以后才能够顺利实行完全强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为当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心甘情愿，那么就不会产生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避免了有可能的社会问题。因此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是一定待解决的问题。
(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作为一种企业，同样具有追逐利益的性质。企业投保前，保险公司为了确定合理的费率，会雇请专家对企业进行进行环境风险勘察和评估，这是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成本的。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由于缺乏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环境风险的识别和量化难度很大，而且行业和企业间的差异也比较大，保险公司很难判断企业的根据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产品定价。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很难确定，社会对它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不高，因此导致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多。根据2012年5月28日南报网讯报道，记者从南京环保局获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招标已经完成，一共有5家保险公司通过了招标。虽然相比于截止2008年国内总共只有几家保险公司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是保险公司参与程度还是达不到，我国将来实行强制性保险的程度。保险公司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数量不多，会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失去一个比较完整的保险体系作为支撑，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间一环过于薄弱，根本无法大范围大规模实行，直接影响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也正是由于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宣传力度不够，才使得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认识度不够，购买欲望不强，这样保险就间接影响了保险从自愿到强制的过渡。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的积极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保险自愿到强制的进程。因此保险公司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是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的政府促进机制
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和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根据2015年5月7日安顺在线的报道:“对按规定投保的参保企业，市环保局会将其投保信息通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业管理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综合考虑投保企业的信贷风险评估、成本补偿和政府扶持政策等因素，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优先给予信贷支持。同时，各级环保部门可在企业项目审批、评先评优、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投保企业有一些鼓励措施，只是一些优先支持，规定的十分不明确。笔者认为政府的措施很重要。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政府应该是一个促进机制。笔者认为应该由政府干预，制定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并实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补贴制度，最后为了加强自愿购买程度，政府应该对购买与不购买保险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积极购买保险的企业一些除补贴外的政策性好处。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政府只有做到这些，才能够成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过渡到强制性保险的促进机制。
(一)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
由于我国在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追究责任主要依靠行政处罚，许多环境事故肇事者只承担了少量的污染损失。大部分的环境污染损失都是最后由
国家承担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很多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便不会害怕意外的环境污染，少量的污染损失相比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成本与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需要改善环境污染风险措施的成本而言，似乎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加有经济利益。毕竟企业都追逐更大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利益权衡之下，选择不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是意料之中。企业投保积极性由于这种原因，导致投保量十分不可观。因此笔者认为没有法律的明确约束，很多企业会选择钻法律的空隙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尝试制定出明确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的法律。只有当法律明确了环境污染事故中赔偿责任和发生意外环境污染赔偿机制，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为了避免巨额的赔偿可能，而选择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因此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使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为了企业以后的经济利益，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高了具有污染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
(二)政府有关部门实行环保保费补贴
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额，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投保量十分足，效果十分可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策性保险，具有保费补贴的话，对需要投保人而言，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公司企业征收适当的环境保护税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排污费制度中收的排污费就属于环境保护税收。借鉴采用保费补贴的办法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笔者认为政府的有关部门收取的环境保护税中应该拿出一部分作为环保保费补贴。环保保费补贴是针对于投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当然环境保费补贴万一不够的情况下应该由国家财政出部分钱，作为该补制度的依靠。只有在有稳定利益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和具有污染风险的公司才会有投保积极性，主动参与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中，提高投保量。实行环保保费补贴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自愿性投保到强制性投保过渡中，有效解决可能产生的问题。也是政府但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机制中的重要一环。
(三)政府对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
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从强制性保险过渡到自愿性保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如果政府在违背大多数企业自愿性的前提下强制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转变成强制保险，要求企业必须购买，那么必定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矛盾。笔者认为本论文前面提到的减免税款，实行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保量，但考虑到某些企业不在乎这些税款和补贴。所以在此过渡期间，政府必须想出一个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区别对待，对于投保企业给与的好处是企业无法抗拒的行政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政府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中形成全方位的促进机制。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情况进行信息公开，使大家都有能够具体了解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进展情况。对于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政府应该给予相比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更多一点的环境污染指标。环境污染指标对于一个具有污染性风险的企业而言十分重要。应为这个指标是政府给的，假如超过了指标要么就向指标没用完的企业购买指标或者缴纳高额排污费。我国与环境污染指标有直接关系的制度是排污收费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对于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而言环境污染指标是直接无经济利益挂钩的，有很现实的利益。对于鼓励自愿投保政府还需要更大的力度促进，将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购买作为某些行政许可的前置条件。在前面提到的信息公开后，由政府明确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假如有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未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那么在某一些项目竞标中，该企业就没有竞标资格。笔者认为，这样的行政许可前置条件更能促进具有环境污染风险的企业积极投保。政府做到以上建议，区别对待投保企业与未投保企业，让未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在直接的经济利益和行政许可前置条件下，不得不综合考虑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利弊，明显的利益趋势下，未投保的企业也会积极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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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保险业
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几年，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金融一体化和保险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我国保险业发展总体情况
1980年，我国恢复开展国内保险业务，至1986年，我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发展或者说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1986年，新疆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成立，结束了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历史。此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先后于1988年和1991年成立，90年代以后，市场主体不断增多，截至2008年底，我国保险机构达到120家。但不可否认，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仍属于寡头垄断市场。在众保险寡头中金融论文金融论文，国有保险公司是保险市场供给的第一集团，控制着60%以上的市场份额，平安和太保是供给的第二集团，控制着30%左右的保险市场。其他保险公司则是市场供给的第三集团，市场供给量低于10%。20多年来，我国保险业的保费收入快速增长，保险密度不断增长，保险深度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实现第一个500亿元用了15年，第二个500亿元用了3年，而2001年保费1年实现增长500亿元，2008年全国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9784.10亿元，同比增长39.06%，应该说，目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机遇
1、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保险业发展的契机
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我国保险业恢复和发展的直接契机，人们对于不确定性风险预期损失补偿的需要刺激了保险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有财产，政府是承担风险的主体，企业并不需要承担风险，个人也几乎没有财产和人身风险来让保险公司经营毕业论文格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同时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风险，人们意识到许多风险难以避免且个人没有能力完全承担，因此，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考虑风险的分散及转移问题。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保险业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起来。
2、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利于保险业日益发展
国民收入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速增长，推动了对保险需求的增加。从个体来讲，人们对财产和自身安全进行投保，只有人们的财富积累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为已经积累的财富支付保险费，而这部分保费的支出，来源于新增收入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自身的安全和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从而对寿险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从企业生产来看，根据加速原理，国民收入的增加促进投资的增长，人们为扩大再生产中追加的投资部分支付的保险费，也同样出资于新增收入部分。扣除物价因素，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在10%左右，而保费增长速度平均在30%左右，保险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3、积极的政策促进保险业繁荣发展
随着保险市场的逐渐开放，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保险监管政策对保险业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近几年，为了应对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采取了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金融论文金融论文，提出保增长、扩内需、保民生、保稳定等一系列目标，2009年初推出4万亿刺激内需投资，2011年新4万亿投资又将投入，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拉动了对工程险、财产险等险种的需求，汽车振兴计划拉动了车险的需求。中央加大了对“三农”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直接推动了相关农业保险和涉农保险的发展。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社会观念、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仍是根本性的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小农经济社会，与西方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小农经济社会重实物而轻货币，重个人情感而轻法律契约，重近轻远，这些历史积淀无疑与保单契约性等典型特征相冲突。从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文化推崇“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信奉“养儿防老”，重视家庭共济，这些文化基因无疑与保险所具有的防范风险、转移风险、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担损失的社会机制特性相矛盾。从体制因素来看，自解放以后，中国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从保障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以否定和忽视自我保障，而以政府保障为其基本特征的。保障程度虽然不高，但范围广泛，政府对国有部门的职工实行几乎“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方位保障。改革开放以后，即使理论和实践都在逐渐发生变化，但传统体制对人们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这一影响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保险公司发展商业保险的挑战。
2、保险业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近几年，保险业不断发挥这保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功能，已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但总的来看，全行业基础较差，底子较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保险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险还未渗透到经济各领域、社会各行业和人民生活各方面，覆盖面不宽，很多重点领域的投保率不高，无法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些迫切需要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保险保障的层次也较低，特别是重大自然灾害的赔付率较低，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灾害为例，保险业分别赔付55亿元和10亿元，进展直接经济损失的3.6%和0.12%，与发达国家和地区30%的水平相比差距较明显。
3、外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压力日益严峻
随着WTO承诺的兑现金融论文金融论文，近来保险监管部门大大放松保险公司的进入政策壁垒，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只是时间顺序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国外保险公司从资金实力、产品开放技术、展业方式。业务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大大强于国内保险公司。已在中国开业的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48家外国保险公司，以及目前在中国设有几百家代表机构，申请等待营业执照的有上百家外国保险公司，其经营历史和资产总额条件均大大超过保险公司设立的基本要求。许多公司的经营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资产总额大都在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在中国开放保险市场以后，中国的内资保险公司要与这些十分强大的外资保险公司进行竞争，其严峻性是显而易见的。
4、保险供给能力不足
从现在情况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仍表现在对现有保险市场占领上，即由保险公司通过提高保险供给能力，满足市场已出现的保险需求。例如目前保险公司的业务结构，财产保险上，企业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和货物运输保险市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寿险上，意外险和已出现的寿险市场占据了大半江山毕业论文格式。要改变这个现状，实现保险业可持续发展，要开发潜在市场，如责任保险市场、健康市场保险、养老保险市场等。
四、发展策略建议
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整体效率，提升保险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提出以下几点策略建议。
1、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
近几年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监管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保险监管要根据保险机构风险程度的高低，实施分类监管，防范风险，扶优限劣，优化监管指标，对不同等级的保险机构采取差异化监管，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健全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执行力，防范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加强对市场行为的监管和对保险资产的监管，坚持以人为本，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监管的根本目的。
2、规范市场运行秩序
在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机构相继设立，保险业务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格局，市场运行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若要保险业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要规范市场运行中出险的这些问题，确保保险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杜绝数据不真实和损害被保险人权益等违法违规问题，规范竞争手段金融论文金融论文，杜绝靠高手续费、高返还和变相降费等等恶性竞争现象。
3、提高保险公司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保险市场上，产品同质性严重，开发策略相似性极强，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保险公司要形成核心优势，必须尽快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将经营方式从粗放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例如，人保这样的大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覆盖全国的网络优势，不断向综合性发展，以综合优势占领市场。而对中小型保险公司，则宜实行专业化的产业政策，例如市场上已经出现的长安责任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在发展中要始终集中于提高客户满意度的战略，不断推出各种服务方法。随着金融市场的完善、可替代产品的自由进入、消费者投资意识的增强，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资金运用的效果才是保险企业竞争的关键，保险公司的发展战略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这才是符合保险公司职能的定位，因为产品体现保险公司对客户风险的识别和管理能力，而资金运用则体现出公司对客户利益的保护。因此，保险公司最重要的首先是做好产品开发，也是公司资金运用的基础。其次是客户服务，维护已有的客户，并通过带动效应，扩展新客户；同时稳定的高收益的资金运用可以促进产品开发和保证客户利益。
山东省莱州市文化东路7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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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保险是经营风险的市场活动，在风险经营中，由于其不确定性，事前的投机行为、事后的保险欺诈使得保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大打折扣，文章试从法律角度找出制约保险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保险；逆向选择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及其不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单从名称而言，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事实上，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最大诚信原则起源于英国的判例法，是在Carter Vs Boehm案中确立的。所谓最大诚信原则是指偶然事件发生几率赖以计算的具体事实，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存在于投保人的知识之中，保险人信任投保人的陈述并在以下基础之上进行保险运营，信任投保人在其所知范围未有隐瞒，没有误导保险人相信不存在的情况，没有引诱保险人低估风险如同该风险不存在，如果投保人为上述禁止行为，则保险合同无效，或者保险人得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若无相当之外化规范支持，原则仅仅是一空泛之概念。为了更好地适用原则，保险法理论一般将最大诚信原则外化为四个具体制度：信息披露义务、保证规则、弃权与禁反言原则以及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所谓信息披露义务，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相关第三人就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向对方披露的义务（2001年《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保证规则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应当承诺为或不为某一事项；弃权与禁反言， 指保险合同一方当事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种权利， 将来就不得反悔， 再向对方主张这种权利；疑义利益解释制度，指格式条款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 应采取对拟定格式条款一方或使用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实务上则多采预期原则（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人身保险条款存在问题示例的通知》）。
2.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应对道德风险，保险法律制度在具体规则层面也作出了许多规定：告知义务，即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合同条款， 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即指保险标的危险状况在保险期间发生显著地持续增加， 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使保险人得以选择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否则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人形成权条款，即保险合同签订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发生保险事故而谎称发生的，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或者伪造、变造相关信息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审慎经营规则（第四章）、保险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风险、保险业监管制度以及法律责任。
（二）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1.强制保险制度尚不健全。强制保险制度是应对逆向选择的最好方法，强制保险甚至可以完全消除逆向选择，然而我国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太过狭隘；强制保险规制也缺乏配套之制度构建，可谓名虽为强制，而实质上因各种原因而未交纳保险费的还是居多数；强制保险规制的可操作性较差，无论是保险实体疑惑是保险监管，往往缺乏可操作性之条款；另外我国强制保险法律规制的立法效力存在严重缺陷，本该强制的往往提倡自愿，既为强制保险却又过多地进行授权性规定。
2.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对哪些人进行优惠，优惠的幅度是多少，从某种意义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复古主义倾向严重。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同时囿于学科偏见，也不能吸纳（法）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只要稍微放宽视野，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完善强制保险制度。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据1960年的统计，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侵权赔偿责任占7.9%，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2009年修订）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很多灾难性事故（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过后，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2.完善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当然保险，特别是商业保险还是以意思自治为原则，而以国家强制为例外，那么必然还有一部分逆向选择风险不能通过强制保险而加以排除，对此即需要借助费率的厘定及监管——费率的高低事实上即是引起逆向选择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制定之初，有的权力部门认为“交强险”宜采用统一条款、统一费率来经营，而《健康保险管理办法》、《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等均采最严格的审批制度（强制保险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保险）或者备案制度（其他险种），则可以从一定侧面反映出我国费率厘定及费率监管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统一费率或者保险公司费率厘定的受限制性，能在强制保险制度之外多大程度上遏制逆向选择？政府是否比市场拥有的信息更多，行政成本是否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政府是否会被“监管俘获”？事实上，无论强制保险还是自愿保险均还是商业保险，其应该遵循市场机制，根据被保险人的性别与年龄因素、个人能力、职业因素及环境因素综合评判，从而制定相关费率；另一方面，政府的费率监管则还是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应最大限度地防止扭曲市场，应以备案制度为基础，而以审批制度为辅，并且在采审批制时，应该采所谓的默示预先核准法。
3.完善告知义务制度。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当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此时，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以法经济学之视野，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应采询问回答主义，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该比率后，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以降低道德风险。
2.扩大无索赔优待制度的范围。所谓无索赔优待制度是指在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标的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索赔记录，续保时可享受无索赔优待，即减免保险费。理性经济人都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如果本年度无索赔记录则可在下一年度享受优待，那么其必然有激励避免为道德风险行为：因为即使保险能够完美补偿，其最多也仅可回复到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并且补偿的也仅是客观损失。但是我国目前的无索赔额优待制度，仅在《机动车辆保险条例》有所规定，保险车辆在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无赔款，续保时可享受无赔款减收保险费优待，优待金额为本年度续保险种应交保险费的10%。然而该条例规定的无索赔优待还存在改进的余地，具体而言：首先，扩张无索赔优待条款的适用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机动车强制保险领域，也不限于强制保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完全覆盖整个财产保险及人寿保险领域；其次，优待费率也不应限于一个点（10%），应该根据不同险种、不同条件具体采用浮动优待费率，此外，如果累计保险年度无索赔额记录越多，则优待的费率标准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第三，续保时，险种不必要完全相同，甚至在财产保险领域，险种无需具有同质性，只要上一保险年度无索赔记录，则下一年度即可享受优待。
3.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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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还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适应，都离不开保险业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社会稳定及协调发展效应愈加明显。文章从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两方面对山西保险业发展的功能进行了评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险业大有作为。第一，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可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养老和健康保障，保险可以解决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
一、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1.经济补偿效应。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集合和分散风险的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
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及重大煤矿事故中，保险业及时赔付，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和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据统计，2004年山西省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保险金达到19.7亿元，2005年达到20.08亿元，2006年达到25.27亿元，2007年达到52.5亿元。例如，2004年8月18日，大同合成橡胶集团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生产线遭受严重毁坏。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勘后，立即支付预付赔款400万元。并于2004年12月24日经公估机构里算后，向大同橡胶集团支付赔款869.59万元，使该受灾单位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2004年10月7日，山西运城虹桥旅行社承办的旅游团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8人重伤、12人轻伤的恶性事故，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支付旅行社责任险赔款125万元。2008年3月9日，阳泉市平定县山西海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事故，造成6名矿工窒息死亡。大地保险阳泉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加大理赔“绿色通道”的开放力度，及时支付保险赔款120万元。
2.资金融通效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筹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具有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内在的投资需求使保险公司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具有资金融通效应。保险费是预付的，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要在整个保险期内履行，还有损失发生与给付之间存在间隔、历年赔付率波动、巨灾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要提留各种准备金。运用暂时闲置的大量准备金保证保险资金的运动是必要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收益和增强给付能力。投资收入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保险业通过收取保险费，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保险基金，再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形式进行资金运用，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建设融通了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支援了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改革顺利进行。2004年，我国各省市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保险需求弹性值为1.49%。
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国债、证券投资基金和同业拆借等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的资金融通效应将逐步得到发挥。
3.收入分配效应。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感到风险的行为主体（投保人）愿意出钱（保险费）给另一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收到保险费后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发生损失时，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这是典型的交换，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影响到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和收入再分配的形成。
二、保险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保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贯穿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度安排，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效应逐步发挥。
1.社会稳定效应。保险公司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要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需要掌握财产的分布和各种灾害事故损失的统计资料，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积累防灾防损经验。减少灾害事故能相应减少保险的给付，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宣传并向防灾防损部门投资，把防灾防损作为保险的首要任务。保险赔偿只是分摊灾害事故损失，但整个社会仍受到危害，只有防灾防损才能减少灾害事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投保人投保只是预防万一，他们宁可保险费白缴，也不希望灾害事故发生。可见，保险公司是社会防灾防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
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保险业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以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仅通过招收业务人员，就解决了130多万人的就业难题，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效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快发展，社会保险费收入和参保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人们大病医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退休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口，保险业报出了一系列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满足了人们较高层次的保障需要。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且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增加扩展家庭效用，还可以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提高收入预期。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人们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
3.社会管理效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助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开拓服务领域，保险可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风险管理日益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将更多地依赖于时常化的手段来解决。保险将逐步成为个人生涯规划和家庭保障计划的重要内容。
4.本地化效应。保险业只有融入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山西省各保险公司不断寻找保险发展的增长点和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从支持支柱产业、服务“三农”、推动责任险等方面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保险发展领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储量为最。煤炭行业是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安全保障问题又是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组建专业性煤炭保险公司。针对各地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责任事故，2004年12月，山西省在采煤行业推动开展煤矿职工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2006年11月，山西省开始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大力引导和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积极投保责任保险，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朱文胜.保险理论研究的思考.保险研究，2000(3)
篇8
[关键词] 保险效率；规模效率；公司组织形式；市场结构；产业效率；偿付能力
效率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金融业效率也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重点问题。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管理功能和金融功能日益突出。在国外，效率已成为判断保险业、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保险机构绩效与竞争能力的重要指标，对效率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但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对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对我国保险业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远不能适应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外文献比较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借鉴吸收国外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我国保险市场效率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保险市场效率的含义
国外有关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文献，大都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系统的研究框架，也几乎没有区分保险市场效率、保险业效率和保险机构效率等概念。尤其近些年的研究基本上是对保险业和保险机构效率的研究，一是从保险公司特定的业务流程和结构出发，重点研究保险机构的微观效率；二是选取一定数量的保险公司样本，以此作为保险业的行业效率。保险机构作为保险市场的核心主体，可以说其效率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保险市场的效率。因此，保险机构效率能够大致反映保险市场的效率。
效率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许多学者主要沿用farrel(1957)对效率的定义来分析保险业效率。farrel将效率分解成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 ciency，te)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ae)。技术效率是指相对于产出边界而言，在给定的一系列投入的前提下，能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是在给定投入价格的情况下，按照最理想的比例运用投入要素的能力。这两种效率结合起来即是成本效率(cost efficiency，ce)(coelli， 1996)。三种效率值都在0-1之间，如果效率值为1，意味着拥有完全效率。leibenstein(1966)提出x效率概念来描述真实成本与最小成本的差异。fare和lovell(1978)将 farrel的效率概念扩展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大多数保险效率研究文献也是重点研究这几种效率类型的。
一是保险公司的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即保险公司是否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提高产出，实现利润或经营绩效的最佳水平。二是保险公司的x效率，即在给定产出水平组合条件下，保险公司需要支出的最低成本与实际成本的比率，它在0—100%之间变化。x效率用来描述不追求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单个保险公司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它可以衡量公司内部管理在配置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劣。基于成本模型得出的x效率也被称为成本效率，基于利润模型得出的x效率称为利润效率。对保险机构x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对成本效率的研究。三是范围效率(scope ef ficiency)，是指保险公司是否提供了最节省投入成本的业务组合。在给定产出水平上，如果经营多种业务和产品的保险公司成本低于专业经营保险公司的成本，则前者存在范围效率；反之存在范围不经济。从本质上讲，研究范围效率就是研究成本效率。
除以上效率的主要类型之外，国外的研究一般把效率与生产率的研究相互联系。生产率是从动态的角度表示企业生产过程中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对比关系，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可能来自技术效率的改变、规模经济效率和技术变化或三者的共同作用。
二、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
在保险业中，规模代表了一个公司的实力和信誉度，是影响保险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与银行效率的研究相同，国外比较早期的研究重点是从规模经济(economies ofscale)和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的角度考察保险市场的效率。正如beger、hunter与timme(1993)认为，早期代表性的保险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研究，如cummins，j与van derhei，j(1979)、doherty(1981)、 appel、wort'all与buffer(1985)、grace与timme(1992)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有较多的美国学者对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保险业的规模效率进行研究。对人寿保险业规模效率的代表性研究有grace与timme(1992)、yuengea (1993)、gardner与grace(1993)、cummins与zi(1998)等。这些研究发现大型保险公司存在规模效应递减，但总体上有比较明显的规模效率。并购是金融机构追求规模效率的重要手段，在金融业非常突出。因此，将并购纳入效率分析框架无疑也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美国保险市场并购现象突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极大关注，如barniv与hathorn(1997)等探讨了美国财产保险业的并购问题，但是没有涉及到并购与效率之间的关系。cummins j．、tennyson、s．与aryweiss，m(1999)则首次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研究了寿险业并购与规模经济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是代表美国80%资产的保险人在1988年-1995年的成本和收益效率，并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来检验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们发现参与并购的保险公司比其他公司在并购两年后取得了更高的效率，说明并购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盈利能力的显著改进。hao与 chou(2002)运用了dfa方法测度了8家保险公司的效率，发现效率与适度的规模和多样化的产品战略相关。
katrishen和scordis(1997)研究了跨国保险公司是否存在规模效率。他们运用时间序列回归方法，评估了1985年 -1995年15个发达国家的93个跨国公司的运作成本与保费收入、国际差异性、产品差异、金融资产、再保险的利用、贸易类型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当跨国保险公司的规模达到2．3亿美元保费收入时呈现出增长的回报，但是一旦保费收入达到4．5亿美元时，则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因为保险公司不像一般企业，当保险公司扩大它的国际化经营时，企业会遭受到国际差异和产品差异的困扰。
(二)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
保险公司组织形式与效率的关系也较早被关注。一些研究依据人理论，发现组织形式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股份制公司比相互制公司有更强的控制成本和提高利润的激励。
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主要有股份制公司和相互制公司，两类公司都长期存在，各具优势。那么，两类公司的效率究竟如何?这一问题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mayers，d和c．w．smith分别在1981、1986、 1988、1994年连续，研究美国保险市场的保险组织结构、所有权结构等问题。mayers与smith(1988)探讨了保险机构组织形式对美国保险业的影响。他们认为，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者、股东和保单所有人的职能是分割的，相互制保险公司则整合了所有人和客户的功能，即保单所有人既是资本的供给者又是风险的承担者。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为检验运作效率和激励问题提供了可能。虽然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股份制保险公司比相互制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效率，而另外一些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明则认为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潜在利益。事实上，两种组织形式的生存和发展表明每一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特殊的优势(mayers与smith，1988)。 cummins，weiss与zi(1999)研究了美国不同组织形式的财
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效率，并且集中于其内在的主要问题。他们分析了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各自的效率，研究结果发现，股份制和相互制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是按照不同的生产和成本边界运作，从而能够分类占有特定的保险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各自具有降低生产和成本的相对优势；而且他们的技术在提供有特色的保险产品时具有各自优势。在样本期间，相互制保险公司稍微提高了生产率，而股份制保险公司则显示了比较稳定的生产率。
gene c．lai，pimanlimpaphayom(2003)研究了日本保险业的组织形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丁日本非寿险业的组织形式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为研究日本经连 (keiretsu)保险人提供了有意义的结论。他们的结论对理解保险业中的理论、信息成本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研究发现，占有日本保险市场1／6份额、隶属经连保险集团内的股份制公司比独立的股份制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具有较低的费用和较低水平的自由现金流，同时具有较高的损失率和高损失的可能性；独立的保险人则具有相对较低的损失率和进入门槛。而且，相互制保险人有更高的投资收益。总之，经验证据说明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相对优势。 vivianjeng与genec．lai(2005)用非参数方法测度了1985年 -1994年这一样本期间日本非寿险业经连公司、非专业化独立公司(nsifs)和专业化独立公司(sifs)等三种不同形式保险组织的效率。发现经连公司由于有更好的监督及信息成本较低等方面的优势，似乎比nsifs有更高的成本效率。
(三)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
运用传统的scp框架来分析保险市场结构与效率的文献相比银行业来说少许多，而且对保险机构市场绩效与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对银行的研究大部分是把一家银行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而对保险业的研究往往是把若干保险公司、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保险业当作一个研究单位整体。jung(1987)通过分析美国182家财产和意外险保险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了财产与意外伤害保险市场结构。这个研究主要针对再保险在结构一行为一绩效中的作用。jung得出结论，认为共谋程度在结构和绩效均衡中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变量，在大的保险人之间比较容易产生共谋的激励，其原因在于他们扩大或保持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欲望，而且再保险、经营多样化、监管、广告激励等都成为影响保险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在这个研究中，传统的 scp假设被验证，效率结果与经验模型不相关。
chidambaran等(1997)研究测度了跨越18种不同产品的保险人在经济损失率及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样本期间是在1983年—1993年，有180个观察样本。他们假设进入不同类型保险业存在壁垒，而且不同保险行业之间的结构、行为和绩效具有差别，并且假设价格和绩效的决定因素是市场集中度、投资率、经济损失率的标准偏差、监管和行业周期。研究结果支持了传统的scp假设并且表明直接保险人可以提供较低的价格。bajtelsmit和bouzouita(1998)检验了1984年—1992年的美国州私人汽车保险市场的效率。他们用行业收益性来衡量绩效，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被用来衡量效率。结果表明，获利能力与直接保险人的市场份额之间不显著相关。同时，研究也支持了scp假设，表明市场集中度(用herfindahl指数衡量)与绩效相关，他们通过控制特殊性的变量如各州最小的资本要求、农村市场的规模、州人口增长率，发现更高的收益性存在于有更高市场集中率的州。
(四)对保险产业效率的研究
yuengert(1993)、cummins与zi(1997)、hao与chou (2002)等对美国保险产业效率进行了测度，gardner与grace (1993)、hardwick(1997)的研究发现人寿保险业大约有30%—50%是无效率的。weiss把非参数方法用于研究1975年～ 1987年美国、西德、瑞士、法国和日本的财产和责任保险的总生产率。rai．a(1996)检验了11个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结果表明，国家、规模和专门化都会影响x效率的不同，并且发现欧洲的保险公司平均的运作效率低于美国和日本；国际平均水平的小规模公司比大公司更具有效率；专业化公司比综合经营寿险和非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更具有效率。 outreville(1990)则研究了55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发展与责任与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之间的关系，然后，outreville (1996)又把同样的研究运用到寿险当中。browne和kim (1993)分析了影响各国寿险需求的因素，研究显示保险业的发展明显与个人收入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关。
衡量管理层进行成本控制和最大化产出能力的x效率，被证明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 cummins与weiss(1993)、gardner与grace(1993)、yuengert (1993)等对美国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与责任保险业的x效率进行了研究。meador，j．w.、ryan，h．e．与schellhom，巴d． (2000)运用美国人寿保险业的数据，对保险公司的产出与x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多元化的保险公司比产品集中化的保险公司有更高的x效率，因为前者的管理人员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行业形势在各产品间分摊投入并有效分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材料等资源，从而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率。该结论阐明了产品选择是成本效率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应该得到保险经营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各方的重视。事实上重新分配资源并调整产品结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能力已经成为人寿保险公司重要的竞争优势。
(五)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偿付能力已经成为保险监管机构判断保险机构风险水平和实力的核心指标，也是保险机构生存和发展必须达到和满足的底线。patrick l. brockea，william w．cooper，lindal golden(2004)等研究了1989年257家美国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公司分别采用了营销和直接营销方式。文章认为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者关注的，理赔能力是保单所有者关心的核心，而投资者则主要关注投资收益的大小，这几种利益具有潜在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决策者必须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研究模型把偿付能力作为管理利益的一个产出对待而不仅仅当作外生的监管条件。研究通过dea方法，用偿付能力、理赔能力以及投资收益作为产出指标，投入指标则是过去年份的公积金、资本与公积金的变化、承保和投资费用以及保单所有人提供的资本。他们采用金融中介方法，重点研究了股份制保险公司和相互制保险公司因为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形成的偿付能力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考虑偿付能力因素和不考虑偿付能力因素两种情况下，股份制公司的效率都普遍高于相互制保险公司。
国外文献除以上的研究重点以外，许多学者对保险分销系统、保险监管、保险创新、保险人所有权结构等因素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三、保险机构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对效率的定量研究，选择适当的指标来表示投入和产出变量非常关键。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保险机构效率的投入产出度量问题，重点是：(1)选取何种模型和变量来代表投入产出；(2)使用不同的产出度量方法时效率结果的敏感性。其中产出变量的选择是研究的难点和关注的核心。就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没有统一的定义。
总体来看，对保险机构产出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价值增加法和金融中介法。但是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包含金融机构的双重角色的特点：既提供服务，又作为金融中介。
价值增加法，把保险公司视作提供保险产品的生产者，通过一系列服务满足客户需要。cummins与weiss(1993)、 bergeretal．(1997)以及cummins et31．(1999)等利用价值增加方法，用真实发生的损失的现值来衡量产出，作为保险人提供的风险集中功能和保险服务数量的替代。他们认为用损失作为保险产出替代物的主要原因在于保险的主要功能是风险汇聚(riskpooling)。而berger(1997)认为这个替代存在不足，至少在比较财产与责任保险直接承保人和独立人时存在困难。因为直接保险人和独立人在提供服务强度时不同，这是用损失以及其他任何可观察到的变量所不能很好衡量的。而且，用损失衡量保险产出忽略了损失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产出质量。如果一家公司由于不适当承保实践造成了没有预测到的巨大损失，那就无法解释该公司是有效率的，否则就可以理解为损失越大效率越高。其实，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以衡量产出，如处理过的申请书、已经生效的或续保的保单，已经处理过的索赔等等，只是这些数据很难收集到。但是用一些替代指标显然忽视了不同的价格和保险服务业的情况以及保险的重要功能，诸如风险承担和风险汇聚作用。
金融中介法是把保险机构视作一种金融中介。作为金融中介，保险机构为保单所有者提供或有理赔，运用收益购买资产，其目的是能获得最大化的资本收益和价值。中介方法评估的是金融机构的前沿效率，更适合评价金融机构的整体效率。cummins et al．(1999)认为金融中介法不适合财产与责任保险人，因为他们的服务不是仅限于金融中介。总之，两种方法究竟哪种更适合用来评价产出变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vivianj eng与gene c．lai(2005)认为应利用两种方法来测度效率。因为不同的投入产出变量选择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者需要关注其解释的结论，只用一种方法并且从该种方法中得出一种结论是不恰当的。两种方法都各有用处，价值增加方法可以按照保单数量和投资资产规模考察不同保险组织形式的技术效率和成本效率；金融中介方法能够依据资产收益和财务状况来考察保险业的总体效率。
praetz(1980)、grace与timme(1992)、gardner与grace (1993)、raj(1996)和hardwick(1997)等提出用纯保费收入作为产出变量，而yuengert(1993)认为，保险费实际上是价格与产出的乘积，而不是产出本身。因此，任何价格的变化都可能形成对相对效率的误解。他认为用附加准备金 (additionstoreserves)来衡量产出比较合适。
国外文献对于投入变量的选择基本一致。投入主要有四个变量，即劳动力费用(lab)、信息技术费用(inf)、其他的物质资本费用(phy)以及金融资本费用(fin)。劳动力费用是保险业最重要的费用之一，占非损失费用的很大比例，由保费、工资、薪酬、津贴和管理费用组成。物质资本费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计算机及其软件；二是家具、机器设备等。grace与timme(1992)、gardner及grace(1993)、rai (1996)cummins与zi(1998)等认为物质资本是保险服务业的投入，租金、土地和建筑则可以被忽略，因为保险业可以拥有房地产的投资组合，但只是投资的需要而不是运作的目的。金融资本则多用股本资本代替。
四、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国外文献基本都是研究保险机构的相对效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所谓前沿效率分析方法，是指将保险机构视同具有一般生产企业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目标函数。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生市场因素的条件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报酬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保险公司，即为效率前沿保险公司，而待考察保险公司的效率损失即为相对于效率前沿公司的偏离程度。
根据berger与humphrey(1997)的论述，基于前沿分析的保险效率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参数方法(parametric approa- ches)和非参数方法(nonparametric approaches)两大类。参数方法包括随机前沿方法(sfa，stochastic frontier ap— proach)、自由分布方法(dfa，distribution free approach)和厚前沿方法(tfa，thick frontier approach)三种。非参数方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和自由处置壳方法(fdh，free disposal hull)两种。五种方法的不同主要在于：(1)对于所谓“经营最好”的保险公司的前沿函数形式，参数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而非参数方法没有这一要求；(2)是否考虑可能会导致生产单位的产出、投入、成本或利润等过高或过低的随机误差；(3)如果存在随机误差项，对其概率分布作出假定，以便从随机误差中分离出无效率因素。参数方法着重于研究成本效率，而非参数方法集中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研究。综观近年来的文献，对保险业效率的分析采用较多的是dea，sfa，dfa和fdh等分析方法。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dea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广泛用于测度金融机构的效率，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尝试将 dea和曼奎斯特方法(malmquist methodology)引入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分析。dea主要被运用于衡量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而用malmquist指数来衡量生产率和效率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90年代后期以来，国外使用dea方法对保险业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公司并购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效率变化和效率与其他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j.david cummins、sharon tennyson与mary a．weiss(1999)用 dea方法通过计算美国人寿保险市场1988年—1995年的成本效率和收益效率，首次研究寿险业合并、收购与规模经济及效率之间存在的关系。hironfumi fukuyama(1997)运用 dea方法对保险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规模效率的改进带来的潜在收益对股份制保险公司来说具有相对小的重要性，但是对相互制保险公司则具有很大的重要性。cummins等运用dea方法证明，如果更多的保险人采用“最佳服务”的技术，那么就可以显著改进效率。
mienn．berger与david b．humphrey(1997)对1990年 -1997年的130多篇有关金融机构效率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综述。他们发现有122篇分析银行业，只有8篇研究保险业 (包括寿险、财产责任和非寿险)。67篇使用dea方法，其余的使用了5种不同的参数方法和其他方法。在130个研究中，其中8个试图衡量放松监管后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化，但是没有针对保险业的研究。他们的概括显示dea方法已成为研究效率的主要方法。
(二)自由分布方法(dfa)
schmidt与sickles(1984)提出了dfa衡量效率。dfa也设定前沿生产函数形式，但用不同的方法将无效率因素与随机误差分开。该方法没有对无效率或随机误差分布施加较强的假定，而是假设金融机构的效率随时间而稳定，随机误差最终趋向均值为0。gardnerandgrace(1993)用dfa检验了561家美国人寿保险人在1985年-1990年之间的x效率，发现平均效率大约是45%，认为x效率与寻租活动有确定的关系，从而支持了进入壁垒、价格合作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x效率与企业组织形式和监管等因素关系不大，而与保险公司的规模相关。这与 1993年cummins与weiss研究的结果吻合。
(三)随机前沿方法(sfa)
sfa也被称为经济计量前沿方法，它对成本、利润或者投入、产出和环境因素之间生产关系的函数形式作出假定，允许存在随机误差。该方法还设定包含无效率因素的组合误差模型，假设无效率遵循通常为半正态分布的非对称分布，而随机误差遵循对称分布(通常为标准正态分布)。 yuengert，a(1993)利用sfa，通过估价混合误差的成本边界为效率测度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模型对规模效率与x效率进行了更有价值、更充实和完整的论述。研究表明，只有当保险公司的资产达到15亿美元以上，规模效率存在。cum— mins与zi(1998)用sfa、dfa、dea和fdh等多种方法研究得出结论，即效率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效率研究的结果会造成显著的影响。cummins与weiss(1993)、yuengea(1993)、 gardner与grace(1993)检验了美国保险人的x效率，每一个研究都运用了不同的随机前沿方法和模型说明，并且得到丁不同的结果(bergerl993)。
五、国外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评价及启示
梳理国外文献，无论从数量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深度和广度等方面，对保险业效率的研究都相对滞后于对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效率的研究，但近年来的进步很大。概括起来，大致体现了如下特点：(1)主要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在 rothschild-stiglitz(1976)模型的基础上，以道德风险、逆选择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环境为约束条件，对保险市场均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更加重视对微观保险主体的效率研究，更多采用经济计量学和线性规划等最新方法研究保险业的相对效率。(2)侧重研究某种类型的保险机构效率的较多，如fukuyama(1997)、hardwick (1997)、cummins与santomero(1999)、cumminsetal(1999)和meadoretal．(2000)等对人寿保险市场进行了重点研究；其他学者对财产和责任保险机构、医疗保险市场等不同市场效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对保险业和保险市场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较少。(3)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实证性，基本上能把经济学、金融学的最新理论同步运用在保险效率的研究中。(4)许多研究集中对技术或规模效率的研究，而比较忽视配置效率的研究。(5)近年来，基本是对相对效率即前沿效率的研究，即把同类型不同保险公司的效率进行排序，找出保险行业内“最佳经营”保险公司的差距，而不是单一研究某家保险公司的投入产出状况；也可以说，更注重效率的横向比较。而且，研究的样本数不断增大，体现出学者注重研究保险机构效率与保险行业总体效率的趋势。总体看来，国外非常重视对保险市场效率的定量研究，能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为客观评价保险市场效率、促进保险机构提高效率和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国外现有文献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未能把握保险市场效率与风险问题内在的相关性，没有把风险因素纳入保险市场效率研究的框架当中来构造统一的评价模型；二是未充分考虑宏观经济背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保险市场效率。
中国保险业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成为金融业增长的亮点，但是保险业高速的规模扩张是否伴随保险业效率和经营效益的提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长期发展的观点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存在着交易费用高、高赔付率和高费用率与保险经营效益低的反差，保险企业内部累积着一定的潜在经营风险，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保险业采取的是一种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经营模式。如果保险业处理不好规模、效率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单个保险企业不但难以发展，还将酿成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安全，降低整个社会效益，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对于保险市场的效率进行正确评价，研究效率评价方法、模型、框架以及影响效率的相关因素等，应该成为保险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尽管效率研究方法和数据等的差异使国内外保险业的效率难以直接对比，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但国外大量研究的结果对于国内来讲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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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食品召回 政府 责任
一、政府是问题食品召回的必然义务主体
（一）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民以食为天”的语境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民众能够放心地消费企业为民众提供的食品是社会民意的期望所在。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滞后，而且反映了作为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食品召回制度在实际实施中的无力与无奈，这是政府责任失位的重要表征，这也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反感和抵触，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鉴此，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我国食品市场进行政府规制，利用食品召回这一手段，预防和减少缺陷食品带来的危害，获得民众的价值预期。这样，既体现了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政府因食品安全问题而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巩固执政根基;又有利于改善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形象，提高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二）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需要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保障具有人权属性的生命健康权，是国家和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危及和伤害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控制和监督;但我们应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便这样，企业提供给市场的食品也不可能保证100%的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已经离开生产线并进入流通领域的缺陷食品拒绝在消费者门前，可以避免缺陷食品对公众造成健康乃至生命的重大危害，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召回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开展缺陷食品的召回是将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由于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在实践中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预防作用，我国民众的生命健康权仍得不到切实保障，民众对食品召回制度不接受，并最终演变成对政府公信力和管理能力的质疑。
（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公正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不能通过市场实现，而政府的公共性使其可以而且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近年来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缺位，而这中间，基层尤其是农村的食品安全形势更为严重。利用食品召回制度建立的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可以收集基层的食品市场信息，记载食品安全的所有信息;一旦发现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即可迅速、准确定位危害来源，回收不安全食品，使社会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公开的、有效的食品安全保障权益。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服务型政府的语境下，政府只是一个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其把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食品召回制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政府为建立和完善食品召回制度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是政府尊重人民意愿，体现人民要求，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表现。政府在食品召回中的有所作为，不仅可以极大地消除公众对消费环境的危机感，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增强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食品召回中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制度供给责任
总的来看，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已经确立，但并不完善和健全。以法制法规的制定为例，我国虽已有《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简作《规定》）《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但《规定》只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不能统领除质量监督机构外的其他食品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法》只对食品召回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对于《规定》有很大进步，但仍未解决与《食品安全法》衔接不畅、召回对象和范围不明确、主体范围规定不全面、程序不够完善、召回食品后续处理监督不力、责任主体处罚力度太低等问题。
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有关食品召回的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也需要明确和补充，如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只有500多个，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不足以涵盖所有食品，不能为准确认定是否属于问题食品提供标准和准则。
制度供给是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律具有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条件。鉴此，政府应承担起食品召回的制度供给责任，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以及调整、完善、补充、细化以保证其有效衔接和高度一致，使其更具备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在诚信缺失的当下，应从严法入手，大幅提高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风险成本”，使违反召回责任的成本大于企业因此所获的利润，从法律上遏制制假售假行为。同时，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如加强行业自律、制定食品召回指南等。
（二）监管责任
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在对问题食品召回的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极少履行责令召回的职责。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负有对缺陷食品进行责任召回的义务，但在实践操作中，监督部门一般仅对检查定为不合格的食品进行媒体曝光、罚款处理或停产整顿，却鲜有责令召回的行为。据某位学者对国内2008-2010年公开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统计来看，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对问题食品进行责令召回仅有57例。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我国责令召回主要是采取分段多头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执法方式容易出现重复执法或相互推诿的情况，最终导致的是责令召回的效果不显著。
其二，对问题食品的召回后续监管不力。在实践中，对已召回的问题食品的处理是依靠问题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的，由于我国法律对问题食品召回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的监管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加之无处理问题食品的相应标准和公示制度，仅靠企业的自律和能力难以达到彻底性、合理性、及时性的处理要求。
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是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在2013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新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该局的设立对改变我国原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部门众多、管理混乱的情况大有裨意，但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原有的食品安全联席会议的管理架构。鉴此，各地政府可成立省一级或市一级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是实施“以一个部门为主”的监管模式来打破相关行政部门各自为政、重复管理、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局面，加强执法力度，从而减少社会成本浪费，提高食品召回实效。同时，为避免不安全食品经过厂家“回炉”后再次流入市场，有学者建议，可以成立由政府督导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该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在执法部门的现场监督下进行销毁或作其他无害化处理。
在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应完善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规范行政责任构成要素，加大对政府的惩罚力度，以形成有效的监管责任追究制度来约束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利。除此外，食品召回的监督应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督保障的手段，如有学者提出，可由政府的食品召回监管机构作为食品召回信息公布的主体，在食品召回的各个环节，采取新闻会或网络信息或销售场所公告或海报等方式对食品召回情况进行公示。
（三）财政支持责任
食品召回制度的切实落实将给企业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其一，食品召回成本过高，国内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难以承担。食品的召回，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不仅要损失产品本身，还要支付因召回和处理产品的所有运输费用、人员费用、处理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加上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认同，食品召回的成本不仅仅是召回食品本身的损失，更大的是食品企业的声誉下降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同时，上市公司还要承担市值的损失。其二，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的基础是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食品追溯体系，这需要企业投入成本来购买相关的设备、数据库等。目前，我国大约有35万家食品加工小企业、小作坊无经济实力来建设追溯体系，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由政府设定一个技术门槛，要求必须建立有追溯体系的企业才可以进入市场）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
综上，在食品召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持或是通过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分散企业在食品召回中面临的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对建立有食品追溯体系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优惠;对主动召回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在食品召回中诚信自律。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倡导实行产品召回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该责任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在合同生效期间， “召回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此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分散企业经营风险，而且由于得到专业的应急策略指导，企业抵御突发事故的能力也会增强。
（四）宣传教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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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危险责任，严格责任，无过失责任
19世纪中期，危险责任作为一项崭新的责任规则在德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现已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承认。反观我国危险民事的责任立法，虽然《民法通则)以基本法的形式在第123条对其做出了规定，但由于采用了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不仅立法过于简单、封闭;而且与特别法中关于危险责任的规定的冲突异常严重。立法上的不完备，导致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困惑,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司法公正难以保证,法律尊严成为空谈。同时,我国目前关于危险责任的理论研究又相对薄弱,这与日益发展的危险责任制度格格不入。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危险责任理论研究和危险责任立法的比较法考察,指出我国的如于危险责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并为完善未来的危险责任制度提出立法建议。
一、危险责任的一般分析
(一)危险责任的概念界定及其特征
1、危险责任的概念界定
所谓危险责任，王泽鉴先生认为：“系指特定企业、特定装置、特定物品的所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有无过失，对于因企业、装置、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危险而产生的损害所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州。曾世雄先生认为，危险责任下。损害一旦发生，责任踵随而至，初不问行为人有无过失，即使损害因不可抗力而发生者，行为人也必须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罗伯特·霍恩也说：“当一个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仅仅是因为导致损害发生的某种特定的危险活动处于其控制之下时，即称之为“危险责任。”以上对危险责任概念的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都突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危险责任的情形下，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失，或者说行为人有无过失对民事责任的构成和承担不构成影响。本文的展开是建立在王泽鉴先生对危险责任的界定的基础上的。
但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危险责任和无过失责任的认识总是难免存在混淆之处，笔者在此略加表述以加强我们对危险责任的正确认识。无过失责任，是不以行为人的过失为责任要件而依法律特别规定承担的责任。正如狄骥所言，“这种责任的采用是法律之社会化的结果”，。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虽然隐含着相当多的危险，但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却不得不进行此类活动，为加强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功率，法律虽修正了过失的概念，扩大过失责任主义的适用范围，但仍不能周到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承认无过失责任类型。
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看，无过失责任原则适用于以下情况：(1)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责任，(2)产品责任，(3)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4)环境污染致害责任，(5)地面施工致害责任，(6)动物致害责任，(7)被监护人致害责任。其中只有第三种情形属于危险责任。
2、危险责任的特征
根据有关学者的论述，一般而言，危险责任具备以下个特征：(1)法律对其适用范围予以特别规定，仅适用于特殊的危险活动，以便与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区别开来，(2)不考虑加害人的过错，(3)侵权责任由危险活动、损害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三项要件构成，(4)危险责任都规定了被告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同时，危险责任在具体适用中还有两个程序法上的意义，(1)减轻原告方的负担，受害人无须对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2)简化诉讼程序，法庭不必对有关加害人的过错进行听证审理。
(二)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
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学术界观点不一，有的采因果关系说，有的采利益说，有的采风险分担说，其中风险分担说深受学者赞许，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并且与目前的制度安排相符，是目前的通说。风险分担说认为，危险责任理论应以不幸事故的解决为目标。在性质上属于损害合理分配问题。危险责任应该基于。“承受与分担危险”的理念，在损害具体化之前，预先对危险进行正确的衡量与考虑，以确定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分配正义才是危险责任归责理论的最终基础。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教授综合以上各种学说之长，更全面地阐释了危险责任归责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危险责任”的基本思想在于损害的合理分配，乃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至其理由，归纳四点言之：(1)特定企业、物品或设施的所有人、持有人制造了危险来源。(2)在某种程度上仅该所有人或持有人能够控制这些危险。(3)获得利益者，应负担责任，系正义的要求。(4)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得经由商品的价格机能及保险制度予以分散。
二、危险责任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一)大陆法系的危险责任制度
在大陆法系上，1838年的<普鲁士铁路法>以特别法的形式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危险责任的先河旧。该法所确立的铁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被1871年《德国损害赔偿法)采纳而成为联邦法，酬于德国全境。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继<德国损害赔偿法>之后，汽车、航空、电气、煤气设备、水污染、核损害等危险事故责任先后脱离过失责任主义，纷纷成为危险责任类型，并以特别立法的形式出现。
19世纪末，面对工业事故的严峻挑战，法国法院首先类推适用建筑物所有人责任的规定来解决高度危险活动致人损害事故中受害人的救济问题。由于此种类推适用纯属牵强附会，无法摆脱实践与理论的困境，1872年法国司法界又对<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一款关于。物致人损害”的规定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形成了法国侵权行为法上独具特色的危险责任原则一无生物责任原则。这一原则一经确立，其适用范围全面扩展，同时，法国法上危险责任的特别法也逐步建立，使法国法上的危险责任制度日趋完善。
(二)英美法系的危险责任制度
在英美法系上。危险责任是严格责任的一种。虽然我国学者对危险责任的概念界定及内涵多有争论，但通说认为其类同于我国常说的无过失责任。
英国法上的危险责任原则始于1968年Rylanda诉Flecther一案所确立的原则，在自己的土地上，对其土地进行非自然的利用过程中。拥有一旦逸出会有害他人的物体的人，对于因该物体的逸出而造成他人的损害者，应负无过失赔偿责任。英国法上危险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个面：(1)危险物。包括大量的水、瓦斯、火、汽油、爆炸物、国旗的旗杆等。该物体必须是被告在其土地上能够控制拥有的，土地上自然流经的水或自然生长的植物不成立危险责任。(2)土地的“非自然”利用。所谓土地的“非自然利用”即不采用平常而是采用特别的方法进行利用。在实务认定上，需要考虑以下因素，场所及有关州门习惯的一切情况、危险的大小、积蓄物的量及该物一旦逸出所导致损害的大小，该土地对于被告及社会的有用性或必要性等。(3)物的逸出。必须是物体从被告占有的土地向外逸出所造成的损害。(4)损害。损害的范围包括人身损害，责任范围限于假定逸出时可以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
后来，这一原则逐渐被美国、加拿大、奥地利等普通法系国家所接受。美国法上的危险责任原则从英国继受而来，但又有新的发展。1957年美<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版)第519条和第520条确立了基于异常危险行为的严格责任制度，2001年美国<浸权行为法重述>(第三版)草案对这一制度重新建构，使制度设计更趋完善,更加注重受害人利益的保护。
三、我国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现状
正如前文所述，在我国侵权行为法上，危险责任是无过失责任的下位概念，借助我们对危险责任含义的理解,我国危险责任立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中关于危险责任的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无过失责任的立法体现，而危险责任是无过失责任的一种类型，因此该条也是危险责任的法律渊源。另外，<民法通则》第123条以列举的方式对危险责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内容是：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4条是对<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补充，它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没有按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重威胁他人人身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他人的要求，责令作业人消除危险。”
2特别法中关于危险责任的规定
除<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外，还有一些单行的民事法律法规涉及对危险责任的规定：
(1)<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一款规定了环境污染致害责任，其内容为：“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该法第4l条第三款规定了免责事由，“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类似的规定还有‘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水污染防治法>第55条。(2)<电力法>第60条第一款规定了电力运行事故责任，具体内容为：“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60条第二款规定了免责事由：“电力运行事故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电力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1)不可抗力,(2)用户自身的过错。”
(3)<铁路法>第58条第一款规定了铁路运营事故责任。具体内容为：“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法第58条第二款是铁路运输企业的免责条款：“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伤亡，属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
(4)<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了机动车肇事责任，具体内容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入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该法第76条第二款还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二)我国危险责任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我们对危险责任的理论分析及对各国危险责任制度的考察，重新审视我国危险责任立法的现状，就会发现存在许多问题。
1<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的问题
(1)<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范围难以界定，给危险责任的适用带来很大的困难“民法通则”第123条对“高度危险作业”进行了一种列举式的规定，但它又是一种不完全性的列举，只列举最常见的七种。这七种作业不但不能完全概括所有的高度危险作业，而且这七种概念和相互的界限也是不清楚的。因此，对已经列举出来的高度危险责任的范围，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看法是不统一的。例如，高空作业，多高算是高空，高速运输工具，机动车是否属于高速运输工具，都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样就使得危险责任在实践中的运用缺少了某种信任基础，处于一种无把握的状态。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中，法官对是否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及如何适用享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证司法公正，损害了法律的威严。
(2)<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过于原则：需要借助特别法对责任主体、构成要件、赔偿数额、免责事由等进一步具体化。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受害人的故意”为免责事由，但<铁路法>第58条中规定：“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铁路运输企业可以免责，不可抗力”作为侵权责任免责事由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铁路运输事故责任，当无疑问。但“受害人的故意”与“受害人自身原因”是否可作同一解释，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明确。对“受害人自身原因”。第58条中只列举了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和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两种情况，其他情况怎么处理，<铁路法)中没有规定。只能借助于铁路部门的规章进一步明确。规章的立法层次低，而且很难绝对避免部门利益保护问题。类似这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规范冲突，使法官在具体法律适用上颇感困惑，是认定特别法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排除特别法的适用，用基本法的规定处理案件，还是应该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先于基本法”的规则，以特别法的规定作为判案的依据。同时，原被告双方由于利益的冲突，也会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
2机动车事故责任与危险责任的关系不确定
如果根据<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将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的一种，机动车事故责任是当然属于危险责任体系。2004年5月1日之前处理机动车事故损害赔偿一直沿用的1991年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机动车事故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否认机动车事故责任属于危险责任的一种类型。2002年出台的民法典草案继承了这一思想，将机动车事故责任从“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一章分出，适用过错或过错推定责任，说明民法典草案将机动车事故责任排除在危险责任之外。
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机动车事故责任问题上与民法通则的立场一致，确认机动车驾驶人的无过失责任，肯定了机动车事故责任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立法现状的极度冲突导致了司法适用中极其混乱的局面。
3<民法通则>与特别法的规定存在冲突
由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过于原则，就需要特别法对责任主体、构成要件、赔偿数额、免责事由等进一步具体化。但由于立法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受害人的故意”为免责事由，但《铁路法>第58条中规定，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铁路运输企业可以免责，关于，受害人的故意”与“受害人自身原因”是否可作同一解释，有待于立法的进一步明确。另外，在许多特别法中危险责任的规定要靠配套规章才能进一步适用，而规章的立法层次低，而且很难绝对避免部门利益保护问题。类似这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规范冲突，使法官在具体法律适用上颇感困惑，既给司法审判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4特别法对危险责任赔偿限额的立法规定不一致
目前我国因高度危险活动造成的损害赔偿仍采用限额赔偿原则，并且最高赔偿数额限于法律规定，但立法对此规定很不统一，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例如：《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5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 000元，自带行李的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800元。”而<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承运人按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70 000元。”这便陷入了我们常说的“同命不同价”的理论困境。
四、完善我国危险责任制度的立法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危险责任立法的不足，本文拟提出如下的立法建议，
(一)我国危险责任的立法模式选择
一般认为，一般条款立法模式更能适应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危险责任类型层出不穷的现实需要。因此，我国未来的危险责任立法仍应坚持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的传统，但是应当抛弃现今的具体列举模式，走民法典上的一般化与特别法上的类型化相结合的立法道路，即采取以特别法上的类型化规定构成危险责任的主要内容，民法典上的一般条款只作为主流规范存在。民法典上的一般条款规定危险责任的归责原则、免责事由、责任主体及构成高度危险活动的判断标准等一般事项，特别法对各种类型的危险责任从构成要件、责任主体到责任形式、免责事由等方面做具体的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基本法”的规则，当特别法落后于危险责任的社会实践或个别危险责任类型的规定不够严密周延时，民法典上的一般条款便可以充分发挥其主流规范的作用而予以适用。采取这一模式可以避免特别立法模式封闭性、滞后性、立法复杂重复以及漏洞难以弥补的弊端，限制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适合我国法官素质整体水平不高的国情，以不变应万变、顺应危险责任的发展潮流，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立法模式。
(二)机动车事故责任应当回归危险责任体系
前文笔者曾指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对机动车事故责任地位的规定极其混乱的现象，本文认为，将机动车事故责任作为危险责任的一种类型，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做法更为可取。由于人的注意力和应变能力均有一定的界限，损害的发生与加害人的主观过错有时并无必然的联系，当事人即使尽了一切必要的、高度注意义务，也难以绝对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机动车一方能够证明其已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就可以免责的话，对于弱势一方的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当然，对于机动车事故责任加害一方，法律可以通过适用过失相抵以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避免让加害人不合理地承担赔偿责任。
总之，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无过失责任是历史的进步，是各国的共同经验，是20世纪侵权行为法领域的重大成果。我们不应该违反国际潮流。在未来的立法中应把机动车事故责任置于“高度危险责任”一章的规定之中，与其他的高度危险责任并列在一起、或者作为其中的一节。
(三)完善责任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