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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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国际货币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欧元的诞生，把以美元为主宰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改变成以美元和欧元并列称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币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预言，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种世界货币。联想到现如今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们相信，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硬通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强盛的内在要求，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行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货币一体化（包括货币国际化和共同货币选择）是经济发展、贸易深化及信用扩张的必然趋势，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货币具有统一的形制和统一的价值，但哪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一体化货币则是多元货币竞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之崛起，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获得必须依靠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不仅需要我国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币走向世界，到国际舞台上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争取更大的效力空间，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现实与理论上的逻辑冲突

就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而言，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人民币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具备优势竞争力，其境外流通存在着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背离。所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亚洲金融经济的支点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首先要强化其体现横向交易契约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内质，并在此基础上达成现实和理论逻辑的统一。2003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增长速度9.1%，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已相当于美国贸易总额的41.9%，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来看，已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无论是金融发展广度，还是金融发展深度，均未达到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心存顾虑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滞后，这降低了人民币实际交易的国际比较价值，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行、何时可行还要看其要实现国际化的支撑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资产池”作为支撑（钟伟，2002）。

现实条件的不具备，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论上的分析。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确定的，因而，对货币国际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吸取其它国家本币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有助于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使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三、美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美元国际化的现状。美元无疑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量超过60%；在国际票据市场、债券市场上美国发行债券数额占全球总量的26%（由表1计算所得）；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汇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国银行的对外资产中，美元占47%（1998）；在国际银行贷款币种构成为35.2%（1999年），美元无疑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计量单位。在国际汇率体制中，采用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其国别货币绝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并不对称，200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约五分之一，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却是霸主，而这与美元国际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关的。

2.美元国际化的进程。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兴的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统一市场正在形成，成为当时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项目投资源。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出欧洲政局的不稳定，大量的闲置资金持有者对本国经济不抱有信心，因而将目光转向美国。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急需资金和技术，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不仅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通过“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价值470多亿美元的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也乘机占领了西欧各国及其附属国的广大市场。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经济上将欧洲各国远远的甩在背后，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也树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限制的“怀特计划”提出，该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通过基金货币单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与黄金挂钩（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黄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洲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44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经过讨论，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3.美元国际化的特点。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巩固和发展了这种优势，继续充当国际货币。

四、欧元国际化的模式考察

1.欧元国际化的现状。欧元国际化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即有策略有计划地成立统一经济区，建立货币联盟，各国放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建区域货币——欧元。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则都大大超过了美国,1999年国际债券市场上，以欧元标价发行的占44.5%，甚至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据统计，仅东欧和西非地区就有约30个国家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2．欧元国际化的历程。欧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欧元的诞生是区内各国协调与合作的结果，这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独特模式。欧元路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前期铺垫及建议提出阶段。1950年9月1日欧洲16国为解决相互之间的货币结算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问题，建立欧洲支付联盟。1969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即《维尔纳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从稳定汇率到实现统一货币。（2）法律制度准备阶段。在1978年4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法、德两国总理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同年12月欧共体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建立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对、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等17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欧共体内部的汇率相对稳定下来，并使各成员国家降低了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调引起的美元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3）欧元一体化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欧共体12国财长提交了《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和固定成员国汇率等重要内容。1991年欧共体12国达成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马约》，规定最迟在1997年1月成立欧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1997年6月欧盟15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分阶段正式启动欧元的日程安排，欧洲货币联盟也如期启动。（4）欧元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有形货币，迅速取代了区域内流通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货币，依靠货币联邦制的强制力，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在10年内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3．欧元国际化的特点。欧元则作为信用货币其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给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启示是：让渡货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形成区域共同体，单一货币必须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纽带，单一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须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在区域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ERM中马克）起主导作用。

五、日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日元国际化的现状。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远远不比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起步较晚。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或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时起，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日元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日元经济开始停滞和倒退，由此日元国际化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以及政府的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还是相对成功的，现如今已成为和美元、欧元一样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2.日元国际化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通货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因日元升值，对外贸易按美元结算就使日本企业产生了汇率风险的问题。把出口贸易由美元结算改为日元结算，就成了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1）日元国际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机的发生，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日元需求。面临日元国际化的发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并采取了“大幅度缓和欧洲日元债发行方面的限制”和“促进日元在太平洋地区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政策报告的提出，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3）日元国际化的最新进展。进入90年代，由于日元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日元国际化已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和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11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标新立异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彻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则，日本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其重点是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行政，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来，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国际化的特点。日元的国际化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80年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同步迅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的放开和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步骤；在其经济鼎盛时期,世界贸易中对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是自然发展的。但是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借助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带动国内金融改革，改变了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特点，从而提高金融业的效率。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是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来，欧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国际化的模式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历史赋予了美元许多先天优势，这是其它任何货币都无以比拟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元经济超级大国的梦想，同时也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今天，任何其它货币想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实现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均衡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美元路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须立足于现实，目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国家四种货币”，即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有统一的国家，而没有统一的货币。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内部货币统一的历史表明,单一国家复本位货币最终是不可维持的。因此，整合“一国四币”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选择。但是这个整合过程在最初阶段很难包括台湾地区，因为两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货币一体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合作的条件，并以欧盟为例，指出欧盟内部有的国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没有阻碍欧元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使然。但是通过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元一体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欧盟各国在政治上就货币合作问题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响到货币一体化的进展，最终才确保了欧元的诞生。目前我国两岸虽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却缺乏基本的政治对话，更别说就货币合作问题达成一致了。因为政治上存在的障碍，使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陆和港澳地区实现货币的统一。这种情况下，欧元的模式无疑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即实现货币的统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各个国家的货币即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人民币的领域不仅限于中国区域范围内，而必须与我国的经济扩张相适应，积极“走出去”，这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在这个层次上，日元的国际化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总体上，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是区域的国际化。参照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发展国民经济，并确保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是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化，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长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就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与美洲一样。

上述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种路径是兼容的。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一国统一的情况下，整合“一国三币”实现货币一体化，应具有比欧盟各国更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决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人民币的舞台是世界的。因而在区域范围内走“日元模式”，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以强势货币支撑我国强势经济的发展战略。“一国三币”整合的成功，将增强人民币自身的整体实力，必将有力推动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加快实现国际化的进程。当人民币在东南亚、东亚、整个亚洲等范围内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发挥主导作用时，这时可以很轻松的整合一直以来游离于人民币势力范围的台币。

参考文献：

1.钟伟，《略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世界经济，2002.3

2.李建军，田光宁，《三大货币国际化的路径比较与启示》，上海金融，2003.9

3.刘洋，张丕强，《欧元顺利流通亚元是否可期》，上海金融，2002.7

4.孙晓青，《欧洲货币联盟与欧元的稳定》，国际资料信息，2000.7

5.张瑞德，查胜举，《日元国际化和东亚货币格局》，世界经济文汇，2000.6

6.刘昌黎，《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及其政策课题》，世界经济研究，2002.4

7.田渊节也，《日元的国际化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0.1

篇2

【关键词】标准化 经济学 公共物品 体制机制

近100 多年来，时生巨大变化，科技进步以及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极大改变了经济社会形态，同样深刻影响着近代标准化的发展。但是，与时代的快速进步相比，标准化理论和方法创新步伐较慢，出现诸如标准制定周期长、速度慢、修订不及时、标准老化、跟不上科技发展步伐、满足不了个性化需求等一系列问题，理论和实践面临新挑战。现有标准化理论的总体架构主要以传统工业标准化为基础，对标准化对象、目的、手段、方法的认识，特别是对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模式的研究也主要以工业标准化为逻辑起点，亟需创新。

近年来我国标准化体制研究，主要以标准化技术和管理特性为主线，借鉴发达国家管理模式，未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理论科学性和实践指导性都存在不足，以致目前对标准化体制改革仍未形成普遍共识，对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强制性与自愿性、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标准与法规等重大问题，仍存在较大分歧。

标准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技术依据，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除技术属性外，还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属性特别是制度属性，对其管理体制研究，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承认标准化理论自身特性的基础上，打破学科边界，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的知识体系，重点从“标准作为制度”的新视角进行研究。

本文的研究框架尝试运用经济学理论，从新的视角思考标准化管理体制机制问题。

一、内容及目标

本文研究对象仅限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这三类标准（不含国际标准、企业标准、团体标准等其他类标准）。运用经济学有关基本原理，研究标准的属性、作用和标准化的基本原理，界定标准化管理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厘清强制性与自愿性标准、标准与法规的关系，明确各级标准及标准化各类各级管理机构的定位，优化标准化管理运行机制。基于研究成果，为标准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二、方法及路径

1.基本假设

标准属于公共物品，标准化管理属于公共管理范畴。即使将标准作为准公共物品看待，亦主要考虑其公共性，兼顾其私人性。

2.研究方法

一是理论分析。运用外部性原理、成本收益分析法、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建立对标准及标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演绎标准的属性，推导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机制。二是对比分析。结合国外标准化管理体制模式和中国国情进行对比分析和历史比较。三是实证分析。结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规律，对标准及标准化管理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如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等。

3.研究路径

收集、整理、评估以往国内外标准化体制研究成果；运用经济学理论，围绕标准的起源、定义、属性、作用，政府与市场、强制性与自愿性、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标准与法规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结合理论分析，进行国内外横向比较分析、历史纵向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提出标准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种供选择的总体设计，并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评估其可行性，提出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和操作路径、步骤、方法等。

三、初步分析框架

1.标准属于公共物品

标准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一个人对一个标准的使用并不减少它对其他人的供应，这符合经济学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从成本收益分析看，一个标准的制定成本有限，制定后在一定周期内维护成本也有限，而标准被广泛采用，其内含的经验、知识、技术成果得以广泛传播、复制、共享，使用者支付的成本很低，几乎近于零，相比其制订和维护成本而言，带来的收益虽无法精确计量，但理论上可以无穷大，并且增加一个人对它的使用，其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基于这些特点，对标准的制定者而言，除了对出版的标准收取一定且少量的版税外，无法对使用者的收益进行精确计量并收费，而且使用标准产生的收益归于使用者，不归于制定者，产生外部性（主要是正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失灵。

以上这些表明标准的公共性而非市场竞争性的特征十分突出。

2.新的视角看标准及标准化的起源、发展、作用及内涵

结合标准及标准化的现在定义，标准是技术和管理的综合体，是一种制度形式，标准化是一种规制。把标准当作制度，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标准及标准化的内涵。

（1）标准的起源及发展。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起源的分析框架，结合最早的人类标准形式及其演进，同样可以分析标准的起源及发展。标准的产生源于人类早期的生产和交换，通过货币、生产工具等的标准化，降低生产费用和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达成和执行契约的成本）。随着专业化生产和分工的发展，如手工业发展以至工业革命，市场规模扩大，交易日益复杂，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加剧，交易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在这一进程中，标准化一方面通过广泛共享与应用人类科学技术成果和实践经验而降低生产费用，另一方面通过合作促进协调一致而大幅度地降低交易成本。由于经济上的合理性，标准及标准化得以产生和发展。

（2）标准及标准化的作用。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对标准及标准化作用有以下新认识：传播、共享科技成果、知识、经验，降低知识搜寻消耗、重新学习的成本，节省稀缺的智力资源，从而降低决策成本和生产成本；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状况，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可预见性、预期一致性和信任，防止混乱和任意行为，降低风险和客观不确定性的约束。

（3）标准的含义。标准是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由公认机构批准的共同遵守和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是一种低成本学习、共享、应用科学技术成果和实践经验等人类综合文明成果，并通过事先协商一致从而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率的规制方式。

（4）标准化的含义。标准化是制定、实施标准，以低成本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和共同效益的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标准属公共物品，标准化活动属公共事务，标准化管理属公共管理，应由政府为核心来提供；标准具有外部性，市场机制失灵，必须更多地依靠政府等公共组织发挥作用；标准供给具有一定成本，而标准实施收益又不归于供给方，成本收益归属不统一，因此在标准供给上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只能由公共组织来承担。因此，标准化应强化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作用，而不应将标准化活动片面地作为市场竞争行为，弱化甚至取消政府宏观管理，而将标准及标准化推向市场，走所谓市场化的道路。

3.标准化公共管理制度构建

标准的公共物品属性解决了标准定位问题。在具体的标准化活动中，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利益问题的复杂性和利益冲突的客观性及不可调和性，标准化管理需要借助法律的制度安排，把各方利益纳入法治原则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各方权利义务和利益关系的平衡。这也是标准公共物品属性能够得以实现，各主体作用有效发挥的制度保障。

4.涉及体制的几个重要问题分析

（1）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作为标准的一种特殊重要形式，应更加突出其公共性，作为纯公共物品看待，强调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和公共责任，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强制性标准是为实现安全、环保、健康等社会基本公共利益的一种低成本方式，它在这些重要领域比推荐性标准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可进行实证分析。

（2）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我国历史形成的较为特殊的一类标准形式。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可进行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评估其是否存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进而指出改革方向。从现实看，多出行业标准一个层级，增加了标准体系的复杂性，容易造成标准的交叉重复矛盾，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不具经济上的合理性，长远看应予取消。

（3）标准版权。标准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尤其在由政府主导标准化的国家，理论上应不存在版权及收费的问题，但是否收费关键要看标准使用及受益方的范围、公共财政的可承受性等因素。目前，强制性标准已明确其法规属性，没有版权保护，免费提供；推荐性标准有专有出版权，标准文本有偿获取。这可以解释为，在公共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可以适当收取费用，否则只能增加税收，而标准的使用和受益方并非全体社会成员，增加税收不公平，向受益方收费既公平又可行。

四、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理论、实证、比较分析等，明确标准属性、标准分类分级设置、各方主体职责定位及相互关系等，设计我国标准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包括目标、内容、路径、步骤和方法等。特别重要的是，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体制改革进行理性分析和把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减少改革成本，增加改革收益，尽量不损害既得利益，坚持渐进性改革，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推动制度变迁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参考文献：

[1]李春田.标准化概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等编.标准化实用教程.中国质检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2011.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篇3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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