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4: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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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发展论文

篇1

在讨论音化或意化时,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应着眼于作为汉字构成成分的字符。一个字符若要成为某语素的书写形式或书写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实现字符与语素的结合。结合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这叫表意,这种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声音与语素的声音沟通,这叫表音,这种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来,所谓表音表意,所谓音化意化,是就字符与语素结合的方式来说的,是着眼于字符的。字符与语素的结合,有“初婚”和“再婚”两种情况。例如甲骨文中的“日”与语素“日”的结合是“初婚”,而“晴”“马日”中的“日”与语素“晴”“马日”的结合都是“再婚”。“初婚”时字符只有形体意义,它与语素只能沿着意义这条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时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记录的语素的音和义,它与新语素结合的途径就可以有意义和声音这两条了。

一个汉字,不论它有几个字符,也不管这些字符是通过什么途径与相应语素结合的,一旦成了语素的书写形式,它就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能指”,而相应的语素是“所指”。作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义的,因为语素是音义结合体。因此,说到音化意化时,不能着眼于作为语素书写符号的汉字。在这一点上,中西文是一样的。例如我们不能说英文“sun”这个字只有音,而中文“尖”这个字只有义,但可以说“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应着眼于汉字字符的实际运用。我们知道,在记录语言时,一个汉字有时记录这个语素,有时记录那个语素;有时表示本义、引申义,有时表示假借义。汉字记录的语素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不同,汉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所谓表音、表意,实际上是指在汉字实际运用过程中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创造汉字之时字符与相应语素的结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来”,就其来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运用讲,是表音的。当然,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当它表示本义时,是表意的;而就其来源说,也是表意的。

纵观几千年来汉字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汉字的结构依次有三个不尽相同的发展方向,换句话说,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因时而异的。

一、在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以及这种体系形成的初期,汉字结构发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汉字体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画和图画字)都是表意的。汉字的文字画材料,至今还未发现。而图画字的材料却有一些。例如《金文编》843号,是一幅画,像手里拿着刀杀猪,它的意思应该是杀猪祭祀祖先。从这类材料来看,图画字中已有可以反复使用的单体符号。这些符号,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当汉字完整的体系开始形成时,图画字中的许多单体符号被吸收进来;此外人们还仿此创造了许多类似的符号。然而光凭这些表意符号,还不能做到按照词序无遗漏地记录语言,这是因为,语言中的许多词(如虚词)是无法以形表义的。要想全面地记录语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汉字体系形成的过程,就是假借字不断增加的过程。

汉字完整的体系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在夏商之际。殷代距离夏商之际相当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属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铭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这时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汉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与原始汉字比较起来,殷商时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剧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构成的,这种字占大多数,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数。这就是说,从原始汉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化。

二、从西周时代起,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音意化。

从用字这个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逐渐减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铭文,共有291个字,假借字约70个,约占总数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共有284个字,假借字约60个,约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有497个字,假借字约有70个,占16%;〔3〕春秋时代的《栾书缶》铭文,共有40个字,假借字5个,占12%强;战国时的《鄂君启节》,总字数164个,假借字3个,仅占2%;秦汉时的帛书《老子》乙本共有5500个字,假借字320个,占6%;帛书《经法》约5000字,假借字320个,也占6%;现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个,不足1%;现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多个字,假借字54个,占1%弱。

上述统计说明,时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从造字角度来看,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声字,仅占20%左右。自西周时代起,形声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时代,形声字的数量已超过了表意字。秦国的小篆,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声字有8057个,占82%。南宋郑樵分析过23000多个汉字的结构,结论是形声字已超过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声字也占90%。与形声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相伴随,汉字的数量也逐渐上升。汉字的数量和形声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说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声字。

前面讲过,自西周时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汉字中的比重逐渐减少,这就是说,西周以后形声字在运用过程中,基本上是用来表示本义或引申义的。一般说来,当表示本义或引申义时,形声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声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这种字数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渐增加。这种现象,既不能说是音化,也不能说是意化,而应称为音意化。

所谓音意化,并不是说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从的。应该说,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辅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形声字的最主要来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这样做的目的,是区别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义是法,但是被借来表示躲避、开辟、邪僻等意义。当多义的“辟”在语句中出现时,有时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为此,当表示躲避这种意思时,就在“辟”上加“走”旁;当表示开辟义时,就加上意符“门”(繁体);当表示邪僻义时,就加上“亻”旁。这样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来,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难时的补救措施,它是为音化服务的。

其次,形声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应语素的意义类别,而不能确切地指出其意义;而音符则通过表示语素的音,确切地表示出语素的意义。

认识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导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与前期的音化联系起来,笼统地称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为音化,但在这样概括的时候,要意识到汉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别的。

三、现代汉字结构的发展有记号化趋势。

所谓记号,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记号化就是指记号这种字符在汉字体系里逐渐增多。

汉字体系里的记号,有一些是原来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绝大多数是在汉字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时代愈后,记号越多。

有些记号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义的,其意义大别有二:一是形体意义,即用图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所谓图形,是指实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语素意义,这是字符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意义。意符凭其意义与语素的意义沟通。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当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义丧失了,它跟相应语素的意义沟通被阻断了,变成了记号。这种变化过程,其实自殷商时代起就已经开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为什么写成“ㄓ”,“亡”为什么要写成“”?对这样的问题,不用说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学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形体笔画化了,具有形体意义的意符绝大多数变成了记号。有语素意义的字符,当它的意义与语素意义的联系被切断时,也就变成了记号。这种联系为什么会被切断呢?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意义发生变迁,三是相应语素的意义有了改变。

有些记号原是音符。音符跟相应语素的结合都是“再婚”,它的声音就是它最初所记录的那个语素的声音。音符凭它的声音与相应语素的声音沟通。当这种声音联系的桥梁被拆掉时,音符也就变成了记号。声音的联系为什么会被阻断呢?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字符形体发生讹变,二是字符原来所记录的语素已被人遗忘,三是字符独立成字时的声音有了改变,四是相应语素的声音发生变迁。

由于在汉字体系里记号大量增加,所以现代汉字里的记号字和半记号字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大。

我们曾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做过分析,分析时所用的字形是现代楷书规范字形,所用的音义,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音义。当这些汉字表示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时,它们结构类型的情况如下:

第一,单意符字,共19个,占总数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个,占6.68%;第三,变体音符字2个,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个,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个,占总数的52.84%;音符有义的意音字有30个,占1.2%;第六,记号意音字,5个,占0.2%;第七,记号意符字,286个,占11.44%;第八,记号音符字,131个,占5.24%;第九,记号字,有536个,占21.44%。

记号意音字、记号意符字和记号音符字,都可以称为半记号字。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

有人曾以《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作过抽样测查,结果如下:〔4〕

部首总字数理据字半理据字无理据字

又276417

冫24789

刂64292510

鱼8868164

总计2031105340

上表中的半理据字相当于半记号字,无理据字相当于记号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据字和无理据字合起来,则有93个,占总数的45.8%。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统计都是站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汉族人的立场上进行的,而且是依据相应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进行的。谁都知道,汉字除了表示本义或基本义外,还表示为数众多的引申义。若据其表示的引申义进行统计,含有记号的汉字比重会更大(当汉字表示假借义而其本义或基本义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时,它就是假借字。这种字在汉字运用过程中占有一定数量)。

上面的统计说明,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兰先生就指出:“图画文字和记号文字本是衔接起来的,图画演化得过于简单,就只是一个记号。”但是,他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在这两段话里,唐兰把记号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认为它与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相衔接的,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1〕自建国以来,许多学者持“音化”说,例如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蒋善国(《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黄伯荣等(《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来,一些学者持“意化”说,例如申小龙(《文化的语言视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万业馨(《略论形声字与汉字表意性》,载《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4期)、苏瑞(《论汉字的义化》,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12月)。

〔2〕参看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载《古文字研究》第4辑。

篇2

会议主题:“探讨适宜的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发展”。

会议论题:1.适宜于幼儿健康和谐发展的社会领域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2.我国当前的幼儿社会领域教育有哪些适宜/不适宜于幼儿发展之处?

3.我们应该/可以怎样开展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

会议形式:学术报告、论文交流、现场观摩研讨、经验分享与专家回应、论文颁奖。

会议嘉宾:受邀参加会议、并做专题报告和现场回应的专家,为当前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从事儿童社会性发展与教育研究的知名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

相关事宜:

一、论文征集与评审活动

参会代表需提交论文。

1. 征文内容:与本次会议的主题相关的教育经验和论文。

2. 所有征文将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幼儿园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选。论文评审设一、二、三等奖,获奖论文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颁发证书,并将获奖论文收录在“会议论文集”中(分全文收录、摘要刊登和标题及作者存目等形式)。本次研讨会还将精选部分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专题交流。

3. 论文格式:每篇论文限5000字以内。主标题一律用2号黑体汉字;副标题一律用3号隶书汉字;“内容摘要”四字和“关键词”三字一律用5号黑体汉字;“内容摘要”的内文和关键词一律用5号楷体汉字;姓名和单位一律用小4号楷体字;正文一律用5号宋体汉字,并用word(03以下版本)文件格式排版;须在文末附上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电子邮件信箱,以便联系。

4.省略

请务必在电子邮件“主题”栏内标明“论文名称/作者姓名/省份/日期”。

二、研讨会相关事宜

1. 报到时间:2012年10月23日中午12点之后

2. 报到地点:武夷山市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3. 住宿标准:1.双人房: A.100元/天/人 B.140元/天/人 C.180元/天/人

2.单人房:A.220元/天/人 B.300元/天/人

4.酒店总机电话:0599—5252369,会务联系电话:李先生 13850944511

5.交通提示:

(1)飞机:武夷山机场——武夷山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出租车费,约30元。

公交线路:从武夷山机场乘6路公交车到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2)火车:武夷山火车站——武夷山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出租车费,约40元。

公交线路:从武夷山火车站乘6路公交车到三菇度假区新华大酒店。

6.会议费用:会务费780元,含资料费、市内交通费、活动观摩费等。参会代表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用回原单位报销。

7.省略

8. 报名联系人:刘淑影: 13739186926

篇3

1.SCI长度

学位论文长度以能清楚、充分地论证某一论题或观点,或以恰当的视角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能围绕解决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最低限度。

硕士论文一般以30000字左右为宜。

2.用纸、页面设置与打印装订

论文采用A4纸,双面打印(从“中文摘要”开始);纵向版式,左侧装订。页面设置的页边距为:上、下、左、右各2.5厘米;页码居中。

通过后三天内,需打印纸质论文一式8份(无需硬质封面)送交院教研办,以用于交叉评阅和论文答辩用稿。

论文答辩通过后三天内,论文统一装订后由指导教师在指定栏目内手写签名,一式8份送交院教研办(其中2本交研究生处,2本交院资料室,1本送图书馆,1本送校综合档案室及院教研办留存);另外须将论文电子版通过网络提交到学校图书馆。

3.SCI组成部分

(1)封面(格式统一,可修改套用);(2)英文封内页(格式统一,可修改套用);(3)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格式统一,可修改套用);(4)中文摘要;(5)英文摘要;(6)目录;(7)正文;(8)参考文献;(9)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10)后记

4.SCI格式要求与写作规范(请参考期刊vip上的论文范文)

(1)题目: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简明、恰当,引人注目,力求简短,一般不宜超过20字,可用小标题加以说明。

(2)中文摘要与关键词:论文摘要是学位论文的缩影,应以精练、准确的语言,说明本论文的选题价值、写作目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等,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尽可能地保留论文的基本信息。

标题“摘要”设置成字体:黑体,水平居中对齐;字号:三号;行距:固定值20磅;段前、段后均为自动。

摘要内容每段落首行缩进2个汉字;字体:宋体;字号:小四;行距:固定值20磅;段前、段后均为0行,取消网格对齐选项。

摘要正文后,列出3-8个关键词。关键词与内容摘要之间空一行。标题“关键词”设置为黑体、小四。关键词间用分号间隔,末尾不加标点。字体:宋体;字号:小四。

(3)英文摘要与关键词:内容应与中文“内容摘要”对应。使用第三人称,最好采用现在时态编写。

标题“Abstract”(内容摘要)设置成字体:TimesNewRoman,加粗;居中;三号;行距:固定值20磅;段前、段后均为自动。

Abstract正文选用设置成每段落首行缩进2字(4字母位),字体:TimesNewRoman,字号:小四,行距:固定值20磅;段前、段后均为0行;取消网格对齐选项。

Keywords与Abstract之间空一行。Keywords与中文“关键词”一致。标题“Keywords”设置为TimesNewRoman、四号、加粗;关键词间用分号间隔,末尾不加标点,3-8个,TimesNewRoman,小四。

(4)目录:标题“目录”设置成字体:黑体,居中;字号:三号;行距:1.5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自动;目录结构为25磅行距,两端对齐;一级标题设置为四号字,黑体;二级标题设置为小四,宋体;目录所含正文结构一般列至二级标题即可。所含内容摘要页可选标为罗马字符页码(如I,II„„)标注;正文须重新以阿拉数字设起始页(如1,2„„)标注。

(5)序言(导论):内容为本研究领域的国内外现状,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基本方面的应用价值与理论意义。

(6)正文:正文层级编码依次使用“一、”、“(一)”、“1.”、“(1)”、“①”„„即分别为一二三四五级标题。尤其注意三级标题为阿拉数字后一个实心点号(英文点号,宋体),而非顿号。

正文内容每段行首须空2汉字,宋体,小四号字,行间距为固定值20磅。

正文可根据结构需要设置层级深度。一级标题为三号字,黑体,不加粗,单独起行,左对齐,空2汉字格。段前、段后均为自动。二级标题为四号字,黑体,左起空两个汉字格,段前、段后均为自动;三级标题为小四号字,宋体,左起空两个汉字格,加粗;四、五级标题格式同三级标题,但不加粗。

不建议引用网络信息。

(7)参考文献:单独起页。标题“参考文献”设置成字体:黑体,居中;字号:三号;行距:1.5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自动;参考文献内容(五号、宋体;行距:固定值20磅;若英文用五号,TimesNewRoman);按学位论文中所引用文献的顺序,列于文末。书写格式以海南大学学报要求的格式为准;亦可参考脚注格式。

篇4

    论文摘要:语言文字除了需要规范、标准之外,还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没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规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的条条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无法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服务,因此,任何规范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文字语言就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对规范标准应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这就是文字规范、丰富和发展的记辩证关系:规范是发展的基础,丰富是发展的渠道,发展是规范的前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2.2制定对内汉语汉字考试等级制度

篇5

关键词:说文解字 “丩” 字族 右文

形声字字族研究这一极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一直仅限于国内。可以说,这是属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科的一项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研究,而且一直以来都有承继、发展与创新,历代已有许多学者对形声字字族进行过研究。

形声字声符表义的研究早在汉代就有涉及,集先秦声训之大成的刘熙的《释名》,据声推求名源,从语音的角度考释词义。何九盈曾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中说:“两汉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的学者毛亨、董仲舒、班固、扬雄、许慎、郑众等无不通晓声训,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学者们对声训的重视。许慎著《说文解字》时就已经注意到形声字声符表义的问题,虽然这不能等同于后世的“右文说”,更不是“字族说”,但与“字族”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字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代杨泉和南朝梁陈之际顾野王的进一步发展,可谓汉字字族学的萌芽。宋人王圣美“右文说”的提出,标志着汉字字族研究的新进展,南宋王观国、张世南对之有所发扬。宋元之际,戴侗著《六书故》,大胆地将右文理论与系统的汉字研究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提升了右文理论,把右文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右文表义研究成了事实上的字族研究。

明清时期的学者通过“右文”研究词族,使得“右文说”的演绎和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清以来,古音学空前发展,训诂学理论高度发达,“因声求义”“音近义通”等理论被细化,在此基础上词族的研究风行一时。之后的钱塘、宋保、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郝懿行、钱绎、陈诗庭、王筠、徐灏等人对字族或词族都有所涉及,且有一定的贡献。清代在“右文说”和字族理论的研究上应该首推黄承吉,与清代其他学者相比较,黄承吉是第一个把右文理论作为专门研究的学者,其说存于《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之中。

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小学答问》《文始》等著作中都有涉及字族和“右文说”的问题,虽然他对此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不乏一些误解。章太炎所论对我们在确定母文时是有一定启发的,即要充分注意其所记录之词根或源词,辨明假借,若非形体相同,便为同一个母文。与前代或同代人相比,刘师培对字族之理多有阐发。他通过古今文字的比较,发现原用“声符”表义,后加偏旁之规律,但是囿于传统的字学理论,他未能进一步阐明右文理论,并深入研究字族。此后的黄侃和梁启超分别对字族和词族有所认识,在《说文略说·论变异孳乳二大例下》和《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二文中分别有所体现。

现代字族的研究交叉于同源词研究和词族研究中,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且有所建树的当首推沈兼士。他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中系统地整理并研究右文,使其右文理论走向科学化,是右文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虽然他倡导研究的“字族”其实属于“词族”,并不是我们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字族”,但是他在利用字形、利用右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的词族研究中存在着字族研究,值得后来学者借鉴。继沈兼士之后,刘又辛在其撰写的《“右文说”说》一文中对沈兼士在《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中未能解决的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使理论更为科学化。他通过对形声字形成过程的分析,寻求“右文”表义的原因,对研究右文的性质很有启发性,从而将“右文说”的研究向科学化推进了一大步。

杨树达在《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例证》《字义同缘于语源同续证》等论文中,通过对形声字的分析,证明了声符有义及同声符之字往往意义相通。一种学说的存在和发展,势必会使两种对立的意见共存,如此,才更利于推动一种学说的进步和发展。其中,王力就是批评“右文说”的典型代表。王力提出了“同源字说”以代替“右文说”。陆宗达、王宁在《传统字源学初探》中的阐述虽然是利用文字探究同源词的问题,但其中涉及的同源词和记录同源词的文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字的孳乳,对我们研究字族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台湾学者黄永武的《形声多兼会意考》一书收集材料颇丰,但由于对“形声多兼会意”现象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因此在理论上没有什么突破。

当代学者黄德宽在其撰写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中以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对同源字进行系原,从而探索和解释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的发展沿革关系,构建古文字谱系。蔡永贵所著的《汉字字族研究》系统地梳理出汉字字族从萌芽到发展为今天成熟的字族理论各时期的特征。以《说文解字》形声字为基础甄别、分离母文类属字,梳理归纳出同母文的字族,阐明字族孳乳条例,充分阐释字族理论的科学性。

究竟什么是汉字字族呢?蔡永贵在其《汉字字族研究》中为汉字字族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汉字字族是汉字在孳乳分化过程中形成的记录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一组或若干组形成系列的汉字。”这种记录同族词而且必须具有共同文字发生源的一组或若干组形成系列的汉字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族字”。字族研究就是将“形、音、义”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一系列汉字进行归类研究,从中找出汉字内部的孳乳规律,揭示字与字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字族谱系,为汉字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下面以“丩”字为例,对其同族字进行归类研究。

“丩”,《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解释为:“相纠缭也。一曰瓜瓠结丩起。象形。凡丩之属皆从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段注》)中解释道:“相纠缭也。丩纠叠韵。纠缭亦叠韵字也。毛传曰:纠纠犹缭缭也。缭,缠也。一曰瓜瓠结丩起。谓瓜瓠之藤缘物缠结而上。如诗言南有樛木。甘瓠累之。象形。象交结之形,居虯切。三部。真诰一卷为一弖。弖当即是互字。一丩犹言一缚。丩卷双声。故谓卷为丩也。”小篆的“丩”字写作“”,像两物互相纠缠缭绕在一起的样子。所以,“丩”字的本义即为“缠绕”。

“”,《说文》中解释为:“艸之相丩者,从茻,从丩,丩亦声。”《段注》中解释:“,艸相纠缭,故从茻。”但“”字并未入茻部,而是放在了“丩”部,很显然许慎也注意到了“丩”字表义的作用。

“纠”,《说文》中解释为“绳三合也。从糸、丩。”《段注》中解释为:“绳三合也。糸部曰:纫单绳也。刘表易章句曰:两股曰纆。按李善引字林。纠,两合绳。纆,三合绳。与许不合。糸部綸下曰:纠,青丝绳也。凡交合之谓之纠。引伸为纠合诸侯之纠。又为纠责之纠。从糸、丩。丩亦声。丩亦二字今补。居黝切。三部。诗音义引说文己小反。音之转也。出音隐。按丩之属二字不入茻、糸部者说与句部同。”段玉裁明确指出了《说文》中“丩”族所属的两个字“”和“纠”并未入茻部和糸部,而是放在了“丩部”。由此可见,经过母文“丩”加注了类属标志“茻”和“糸”后,这一过程孳乳出的“”和“纠”两个母文类属字,其义在母文“丩”。而加注的表示具体事类的偏旁仅仅是对母文意义的具体化、对象化,只是一种辅助成分。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M].洛阳:中州书画社,1983.

[5]张舜徽.说文解字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

[6]王力.同源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8]蔡永贵.“右文说”新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8,(1).

[9]蔡永贵.论形声字的形成过程[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06,(3).

[10]蔡永贵.汉字字族探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5).

[11]蔡永贵.试论汉字字族的时代特征[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

会科学版),2010,(1).

[12]蔡永贵.汉字字族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

篇6

关键词: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词性;词义

1.问题的提出

日语是由汉语词、和语、外来语构成的。在这其中汉语词所占的比率最高。

根据宫岛(1993)的调查,时枝诚记编纂的《例解国语辞典》中,汉语词的比率

占到了53.6%。其次,笔者调查了《日本语能力一级试验文字词汇》(2007)中

的单词,大约60%都是汉语词汇。所以,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汉语词是不可避

免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在这其中,可以看到有许多中日字形一样的汉语词。

这样的汉语词叫做"同形词",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来说,这些词汇

会比较好记,比较好学。但在感到亲切感的同时不免地会受到母语-汉语的影响。

日语初学者会将汉语的同形词直接与日语相对应,这对于日语的汉语词汇学

习是有很大影响的。研究清楚中日同形词的词义和词性的不同,避免以汉语为母

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受到汉语的各种影响是本论文具体研究目的。

 

1.1先行研究

至今为止,关于中日同形词的研究有很多,研究领域也越来越细化。曹(2003)

定义了同形汉语词汇,进一步说明了中日同形汉语词汇的组合,语感,文化含义

的不同。并指出,虽然字形一样,但中日两国用法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不同文

化的影响。张(2009)以中国日语学习者作文中的同形词为例,主要研究中日同

形词意思的转变。张以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只有汉语有的词汇为研究对象,

指出中日两种语言中同形词的对应和非对应的关系。其次,将中日同形同义词的

词性的差异,分为9种类型。陈(2003)总结了至今为止关于同形词的意思,用

法,误用的研究。

本研究集中研究、比较同形同义词的词性与同形类义词词义的不同。

 

1.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标准日本语 初级》(1998)基本词汇中,抽出由两个汉字构成的

344个中日同形词。依据《现代汉语词典》(1998),《广辞苑》(1997)比较这些

同形词的词义与词性。

 

2.同形词的定义与同形词的分类

2.1中日同形的定义

大河内(1996)对同形词给与了以下定义"不管是哪国借用哪国的汉字,只

要两国用相同的汉字来表记的词汇是同形词"。本研究将同形词的定义为"不论

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看到这个单词就能联想到自己母语相对应的词汇为同形词"。

严密地说,同形词应该是用完全相同的汉字来表记的词汇,但在悠久的历史

过程中,中日两国都进行了汉字改革。因此,本论文根据中日同形词表记的汉字,

将同形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完全相同的汉字表记的同形词。

 例:学生,作文,大学。

(2)中日两种语言分别用简体字和繁体字表记的同形词。

本来字形是相同的,但因为汉字的改革,现在汉语用简体字,日语用繁体字

表记的同形词。

例:爱情--愛情、以后--以後、汉字-漢字。

(3)表记的汉字虽然一样,但顺序相反的同形词。

例:限制--制限、保留--留保、欺诈--詐欺。

其次,张(2009)指出中汉语用简体字,日语用日本汉字表记的词汇也属于

同形词。但这种例子非常少。由国际交流基金*财团法人日本国际教育协会编的

4级词汇中只有四个这种词语。地图-地図、散步―散歩、图书馆―図書館、每

周―毎週。

 

2.2中日同形词的分类

本论文根据1978年文化厅的《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将中日同形词分为

以下几类:

Same(S):中日两种语言词义一样,或意思很相近的词汇。

Overlap(O):中日两种语言一部分词义相同,但两种词汇又有各自不同的词

义的词汇。

Different(D):中日两种语言词义完全不一样的词汇。

Nothing(N):在汉语中没有和日语汉语词汇相同的汉字的词汇。

所以可以将 (S)称为同形同义词, (O)称为同形类义词, (D)称为同形异义

词。在同形词中,同形同义词的数量最多,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来说

很容易记忆和学习,但同形类义词和同形异义词很容易混淆,应该引起学习者的

注意。

 

2.3中日同形語の由来

中日同形词分为两类,一种是日本从中国借用的词汇,另一种是中国从日本

借用的词汇。

本来日本是没有文字的,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汉字从日本传到中国,但长

时间受到日本的习俗等原因的影响,虽然表记的汉字和汉语一样,但词义和使用

方法已经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到了近代,中国人又从日本逆输入了日本人所创造的汉字。明治

维新后,日本向欧美学习,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了新的汉语词汇。早

期的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直接接触到这些日本创造的汉字,将他们引入到中

国,并得到广泛使用。以上就是中日同形词的由来。

 

3.中日同形词比较研究

3.1中日同形同义词的研究

  中日同形同義語の研究では、中日の文法的なずれに重点を置く。つまり同

形同義語であるが、中日で品詞が異なる単語である。では、具体的な例を見よ

う。

关于中日同形同义词的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中日同形词语法的不同。也就

是虽然是同形同义词,但词性不同的词汇。下面来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例1"关心"-"関心"

(中)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动词)

(日)彼は食物に関心がないように見える。(作为名词)

例2"紧张"-"緊張"

(中)工作很紧张。(作为形容词)

(日)両国の関係が緊張した。(作为动词)

(日)もうすぐ競技が始まったので、緊張した雰囲気が感じられた。(作为

形容词)

  例1中"关心"这个同形词,在汉语中当做动词使用,但日语中作为名词使

用。例2中‘紧张’这个同形词,汉语只作为形容词使用,但日语中可以作为动

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像这样的同形词虽然意思相同,学习者即使可以正确

理解词汇的意思,但如果没有正确区分词性,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

張(2009)は、国際交流基金*財団法人国際教育協会編(1994)にあがっ

ている4級~1級語彙において9種類の品詞の違いをまとめた。

    张(2009)将国际交流基金*财团法人国际教育协会编(1994)中的4~1

级词汇的词性的差异,总结了9种类型。

   (1)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形容词。例"发达":汉语 用作"发达的国家",日

语用作"発達した国家"。

   (2)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名词。例"故障":汉语用作"发生了故障",而日

语中用作动词。

   (3)日语是动词,汉语是副词。例"安心" :汉语用作‘安心地工作’,而

日语与此相对应的用法是"安心して、仕事をする" 。

   (4)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动词。例"迷信":汉语作为名词使用,而日语"迷

信を打ち破る"用作动词。

   (5)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形容词。例"热情"日语中一般用作"情熱的な人

民"及"名詞+的+な"的形式。。

   (6)日语是名词,汉语是副词。例"共同":与汉语副词用法相对应的日语

说法为"共同で"及"名词+で"的形式。

   (7)日语是形容词,汉语是动词。例"明确":与汉语动词用法相对应的是

日语用法是"明確にする"及"形容词+にする"的形式。

   (8)日语是形容词,汉语是副词。例"完全":与汉语副词用法相同的日语

用法是"完全に"的形容词活用的形式。

   (9)日语是副词,汉语是名词。例"结局":与日语副词相对应的汉语用法

是"最后"这种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形式。

以上是有关同形类义词的研究。中日同形词词性的差异主要总结了以上9

种类型。

 

3.2中日同形类义词的研究

    三浦(1984)比较了中日同形类义词的词义,将这些词汇分为以下三组。

(1)一些词义相同,但各自又有别的词义。

例如"是非"这个词,中日两种语言都有"对和错"的含义。但中日两种语

言又有各自的含义。日语中"是非"可以作为副词表示"一定"的意思。汉语中

又有"口角"的意思。

   (中) 是非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请一定来玩。)

   (日) 他这个人就爱搬弄是非。(彼はよくあることないこと言いふらす。)

(2)一些词义相同,但日语的词义更多一些。

   例如"脱皮"这个词,中日都有‘脱去旧的一层皮’的含义。但日语汉可以

表示"去除旧的习惯和想法,发展进步"的意思。

(中)她的脚受冻伤脱皮了。(彼女の足は霜焼けで皮が剥けた。)

(日)蛇が脱皮した。(蛇蜕皮了。)

旧習から脱皮する。(改变旧习惯。)

 

(3)一些意思相同,但汉语的意思更多一些。

   例如"意思"中日两种语言都有"想法,意见"的意思。但汉语还有其他的

含义。一种表示‘送礼品所代表的心意’的含义,令一种表示‘有意思,好玩’

的意思。

(中)这是我的一点意思,请收下吧。(これはほんの気持ちですから、ぜひ受

け取ってください。)

     这本小说真有意思。(この小説は本当に面白い。)

(日)意思を伝える。(传达意思。)

为什么同样的词表示的词义会不同呢。藩(1995)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

汉语本身由于借用、时代、社会生活而不断发生变化。

首先,因借用而发生变化的汉语。比如"道具"这个词,本来是日本人在翻

译英语词汇是创作出的词语。在日本有很多种含义。但现在在中国只借用了"演

剧或摄制电影时表演用的器物"这一种意思。

其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词义发生改变的词汇。比如"检讨"这个词在

日语中表示"调查,研究"的含义。但汉语又添加了"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的

意思。

以上是有关同形类义词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知道汉语与日语经过时代

的变迁,生活地域变化等原因,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词汇的意思在不断的发生

变化,因此,中日同形类义词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

4.总结

本论文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为对象,以同形同义词和同形类义词为研究

对象。中日两国都是用汉字来表记的所以同形词在学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中

国学习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如果无视母语对日语汉字词汇学习的影响,反而会

更加容易发生误解。本论文重点比较了同形同义词词性的不同,同形类义词词义

的不同。得出了同形词产生的原因,将同形同义词词性的不同总结为9种类型,

得出了同形类义词意思范畴不同的原因。

 

参考文献:

《标准日本语 初级》(1998)人民教育出版社.

《广辞苑》(1997)电子版 岩波书店.

《日本与能力一级试验文字词汇》(2007)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现代汉语词典》(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商务印

书馆.

《新日汉词典》(1997)大连外国语学院编辑室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語と対応する漢語》(1978)日本文化厅 大藏省印刷局.

三浦昭(1984)〈日本語から中国語に入った漢語の意味と用法〉《日本語教

育》pp.19-23.

曹君红(2003)〈关于中日同形汉字研究的有关问题〉《日本語教育論文集》

pp.61-78.

大河内康宪(1996)《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同形語(1)》日语与汉语对照研究会

编.

张麟声(2009)〈作文語彙に見られる母語の転移〉《日本语教育》pp.59

-69.

陈毓敏(2003)〈中国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語学習者における漢語習得研究

篇7

除了单个的汉字易错,写作中鲜有意蕴丰厚、耐人咀嚼的句子;诗歌鉴赏中的那些“以少总多”的用典,学生也不容易理解,就读不懂,做不对。

这些问题的“源头”就在于学生缺少对汉字的起源、文学的典故等“源头”缺少了解和掌握。我们可以在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因势利导,探本溯源,加深理解,避免错别字;亦可以真正地运用自己积淀的语言,智慧地“遣词造句”;读懂诗歌,也让课堂变得生动而丰富。

通过研习文字、词语、典故的缘起,探究文字背后隐含的生活或文化现象,明白汉字的起源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汉字的简化、母语的弱化环境中,唤醒学生对于母语的情感,理解汉字背后关于自然和人生的智慧,深入思考汉字与文化的紧密联系,“探本溯源”这样的教学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

繁简互见,巧说文,妙解字,引来源头活水

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方便书写和记忆,出现了简化字,书写方便了,但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它的意思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被“湮没”了。所以,繁体字依然有繁体字的好。假如我们能够在课堂之上除了教授汉字的书写之外,带领学生去探索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发展变化,学生在研读的过程中,对汉字会形成更多的记忆“网点”,记得更牢,运用起来也更容易。

比如“见”――上面是“目”,下面是“人”。隶定字形从目,从儿。“目”与“儿(人)”联合起来表示“引人注目”。本义:(引人)注目。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见,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可以赋予它新的合理的内涵――用儿童的目光去看,即“见”。因为儿童的目光是直的,不会转弯。一如《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唯一的“孩子”。当所有人的目光都学会了“兜兜转转”,趋利避害时,只有儿童还保有最原初的生命状态,那应该是成人世界的一泓清泉,一面镜子。

比如“证”――证,谏也。从言,正声。――《说文》。正是声部,但更是义。证人、证言都应该是“公正、正直”的语言。

比如“剖析”――剖,用刀破开,即解剖,解剖开来,才能发现它的间架结构;析,用斧头劈开木头才能发现木材的“文理”。就像议论文的说理,“理”是文章的内核,而“文”则是文章的修饰。文理兼有,文章才能焕发光芒――智慧的光芒以及文字的华彩。

一个汉字就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一首意味隽永的诗。与“声入心通”的表音文字不同,汉字是一种“形入心通”的文字,能够见形知意,触目会心,具有很强的形象性、直观性。古人谈到象形的造字方法时说:“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观鸟兽之行迹,察山川风雨之演相,体类象形而造字。”可见汉字的主要手段是观物取象,依类象形。从感性出发,由自然之“象”到文字之“形”,汉字的造字方法和结构正体现了汉民族感性、整体的认知方式和直观、形象的思维特征。

汉字充满形象、趣味、审美的特性,一方面为我们创造性地进行直观、生动的教学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能使学生很快循着汉字表现性的因素,迅速进入汉字提示的文化语境,在意象的诉求、境界的融合中获得心灵的神会、情感的震荡、思维方式的体认,从而对汉字有全新的认知,能够纯熟地驾驭汉字,创造性地运用汉字,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篇8

[关键词]《译语类解》;汉语学习书;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28-04

一、 《译语类解》与“四学”

自古以来朝鲜就非常重视外国语学习。1276年,高丽朝设立了“同文馆”(后来改称为“司译院”)专门用来培养外语人才,其后的朝鲜朝也沿用了“司译院”这一名称。设立“司译院”的初衷是为了朝鲜人学习汉语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促进两国外交。随着外语科目的不断增加,除汉语外,还先后设立“四学”“四学”指“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1667年,“女真学”改称为“清学”。。“四学”的代表性文献分别为《译语类解》(1690)、《同文类解》(1748)、《蒙语类解》(1768)、《倭语类解》(1780)。这些文献均可把汉语、满语、蒙语、日语与朝鲜语进行对译起来。并且把词汇分类成天文、时令、地理等几十个类别,逐次解释其含义。因此,这些文献被称为“类解”文献。

“四学”以汉学为中心。因此,“类解”文献当中最早刊行的《译语类解》成为样板。它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文献之间的性质、形式、目录、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

第一,《同文解》、《蒙语类解》及其他类解类文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最早编撰的《译语类解》的启示。它们均将词汇分为天文、时令、地理等门类,先写汉语词条,然后写朝鲜语,最后用朝鲜语标记满语、蒙语词语或词组。

第二,从文献的门类目录里不难看出《译语类解》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影响。从目录上看,三者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同文类解》是以《译语类解》为基础,《蒙语类解》是以《同文类解》为基础编撰的。

第三,《译语类解》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标题语的提示方法上。《译语类解》的释词顺序与《同文类解》和《蒙语类解》的释词顺序都是“汉语-朝鲜语-外国语”。[1](8~9)

总而言之,《译语类解》在内容上、形式上为其他“类解”类文献的编撰起到重要作用。

二、《译语类解》的性质

《译语类解》属于汉学,为木刻版,分上、下两卷,共计62个门类。其中上卷43个门类,下卷19个门类,词汇总数共计4781条。它的释词方式为:先写汉语词条,再用朝文标记单字的中国音,最后用《训民正音》标记词的释义。中国音有左右两种,左侧为正音,右侧为俗音。其标记方式可分为七种:以“标题语 --”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73个,占总标题语的3.6%;以“标题语 -- +[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1个,占总标题语的0.2%;以“标题语 汉字词”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9个,占总标题语的3.3%;以“标题语 汉字词+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298个,占总标题语的6.2%;以“标题语 -- +朝鲜语”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15个,占总标题语的0.3%;以“标题语 汉字词+[ha]”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46个,占总标题语的1%;以“标题语 上仝”形式标记的,此类标记方式有660个,占总标题语的13.8%。属于这七种的词汇有1362个,约占总标题语的28.5%。除这七种标记方式之外,为了补充说明,《译语类解》还在解释词下方或左边以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或呼形、或曰形、或云形、或作形、今俗或形、旧释形、朝鲜语解释形、汉语解释形、俗称形、俗呼形、俗音形、一名形、一云形、一作形、亦作形、音形、又音形、又今俗形、曰形、云形等24种形式来进行补充解释。属于这一类的词汇有210个。[2](93~106)

《译语类解》在其大部分门类中,并未区分由单字、双字、三字、四字构成的词汇,仅按照内容大体上排列了词序,但在最后的门类“琐说”和“琐说补”中,则按照“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的音节数将单词进行了分类。“四字类”词汇没有标记左右音,否则会有破坏文献的分段格式的因素存在。同时,此类词汇可以通过前面各门类中出现的词汇来读出其音,因此不需要标记左右音。

我们通过解释词的标记方式可得知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能考察研究固有词和汉字词并存时期的近代朝鲜语词汇体系。

第二,编者们为搜集不同地区的汉语口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点可以从补充解释词里出现的“南话”、“关内”、“吴楚人”、“关东”、“江东人”、“北方人”、“山东人”等词汇推测出来。

第三,对应于一个朝鲜语解释词的汉语词汇不只一个,即文献出现了一对多的对应。如,“痫疾”除“[]”之外还具有“惊痫、疾、发晕风、羊角风、牛吼风”等汉语解释词。

第四,当时存在比标题语的右音(俗音)更接近现实的音。这些音的存在给俗音的变化研究提供实际性的语料。

第五,用朝鲜语的合用并书(如“”)能标记汉语的全浊音。

第六,通过方音形、呼形、或形、或称形等24种形式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发现《译语类解》的编者们并非仅参考了中国的某一个词汇集,而是参考各种词汇集。由于被利用到的韵书或词汇集不同,其解释方式也不同,即同时参考了 《物名考》、 《译语指南》、《训蒙字会》、《类合》等文献的可能性较大。比如,崔世珍的《训蒙字会》中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释词方式。

第七,《译语类解》不仅是一部词汇集,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韵书。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的文献性质定位为一部韵书――词汇集。

17世纪是近代朝鲜语形成的初期,所以《译语类解》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虽不能断定这一时期刊行的文献资料的数量,但它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韵书――词汇集,并成为了研究17世纪末汉语和朝鲜语的语音及词汇的宝贵资料。

三、《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与研究的必要性

在国内,学者们虽然对朝鲜刊行的汉语学习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对《译语类解》的研究成果仅有两篇。而在韩国,从1970年至2010年,学者们对其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此,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概括为五大类。

第一类是与包括《译语类解》在内的“类解”类文献有关的概括性研究。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光的《类解类译学书》(《国语学》7,1978年), 洪允杓的《国语词汇文献资料》(《国语学论丛》,1985;《18,19世纪韩文注释类书》,《周时经学报》,1988),林志龙的《国语分类词汇集的体系与相关性》(《国语学》19,1989), 安美景的《朝鲜朝译学书的版种x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 郭财勇的《类解类译学书的身体部词汇研究》(庆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4), 延奎东的《近代国语语汇集研究――以类解类译学4书为中心》(首尔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1996)。

第二类是与书志学(目录学)及《译语类解》有关的个别性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李基文的《译语类解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亚细亚文化社,1974),沈在箕的《关于近代国语的语汇体系――以译语类解的分析为中心》(《国语学的新的认识和展开》,《金完镇先生回甲纪念论丛》, 民音社,1991),郑光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全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洪允杓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弘文阁, 1995),延奎东的《P于译语类解现存本的一考察》(《国语学》26,1995), 宋基中的《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解题》(《译语类解影印本》, 奎章阁,2005)。

第三类是与汉语语音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蔡英纯的《译语类解所见中国语音系之研究》(台湾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78),《从朝鲜对译资料考近代汉语音韵之变迁》,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孔在锡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亚细亚研究》82,1989),沈小喜的《译语类解小考》(延世中语中文学会,1992),金基石的《朝鲜韵书中所反映的明清音系研究》(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金银珠的《译语类解的中国语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第四类是与《译语类解》的特定语法现象有关的研究。这一类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郑秀惠的《译语类解的造语法研究》(德成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李珠丽的《通过译语类解的朝鲜时代汉语词汇研究》(木浦大学校硕士学位论文,2007)。

第五类是与《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有关的研究。这一类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福田和展的《〈译语类解〉》中に“上仝”と记された语汇について》(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会志18, 1989),金永日的《〈译语类解〉中的韩国语难解词》(《语文学》80,2003),金银婷的《以词汇集为中心的朝鲜时代服饰名称研究》(加图立大学校博士学位论文,2005),朴香玉的《译语类解》的琐说类词汇研究》( 仁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姜勇仲的《〈译语类解补〉商业词汇研究》(韩国中文学会,2011),郭君男的《〈译语类解〉汉字词汇研究》(庆星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5),曲赫、方东杰的《〈译语类解〉疑难词释例》(《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1)以及《〈译语类解〉简论》(《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

总体来看,其研究结果大部分是短篇的、分散性的,而且基本都是有关韩文(朝文)的研究(除了曲赫、方东杰之外)。换句话来说,几乎没有总体体系下的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整理、研究《译语类解》的汉语词汇和语音的必要性。

四、对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对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20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前后,这一时期的近代汉语研究集中在诗歌等特殊文体的词汇研究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里,张相、徐嘉瑞起到先驱作用。建国以后,近代汉语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一是以综合理论性专著为代表的宏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向熹的《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蒋绍愚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袁宾的《近代汉语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蒋冀骋和吴福祥的《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另一类是以作品分析为代表的微观研究。这一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1954),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戴望舒的《小说戏曲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孙楷第的《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王季思的《玉轮轩曲论》(中华书局,1980),钱南扬的《汉上宸文存》(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许政扬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3](61~62)但在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在数量上与古代或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相比有着较大差距。

《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一部文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形成时期。所以我们可以说,《译语类解》是收录近代汉语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一部很好的汉朝对译书。其理由为:首先,明清时期分类词汇集的第一词条一般由单字形文语形构成,而《译语类解》里的第一词条是由口语自立形式的词汇来构成。其次,400多个汉语词条,每个都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语解释词。如,与词条“痫疾”对应的次要解释词甚至达到五个:“惊痫”、“癫疾”、“发晕风”、 “羊角风”、“牛吼风”。最后,次要解释词里还收录了“南话”、“关内”、“吴楚”、“关东”、“江东”、“北方”、“山东”等地的方言词汇。因此,我们可以确定《译语类解》是一部收录了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的口语式(方言)词汇的词汇集。所以对于它的汉语词汇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整理这一时期的古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了解汉语词语构词法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真实的语料。

(二)对近代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大多数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论文所引资料一般限于中国的各种文献资料。但由于中国的文献资料是用汉字来标记的,所以,在音值的构拟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局限性。而朝鲜具有悠久的音韵研究传统,并且文献资料延用着以拼音文字《训民正音》注音的音韵学方式。朝鲜的注音韵书、对译辞书以及V文书对中国近代汉语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朝鲜文献研究汉语近代语音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4](1)其代表性研究学者有金基石(1998)、李得春(2002)。金基石的研究属于近代汉语音韵的理论研究,而李得春的研究则是近代汉语语音的参考子表。[4](2)吉林省《社科信息报》(1998年10月30日)曾高度评价李得春的《朝鲜对音文献标音手册》。“由李得春教授主持的这项课题全面整理进而与近代汉语做系统比较,用翔实的资料、宽广的视野对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近代汉语音韵体系的研究扩展到新的广度和深度。《手册》工程浩繁,设计精心,操作细密。这部书无疑是研究朝鲜语音史和近代汉语语音史最为得力的工具书。该项目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将为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4](3)但《译语类解》与之不同。李得春虽然认为《译语类解》很重要,但是学术界一般把它看成一部词汇对译书,所以当时未被选用。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译语类解》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朝鲜语语音系统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汉语,以及上古、中古汉语研究乃至中国汉字音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比如,在声母方面,左音的中古全浊声母有的还保留着浊音,但右音的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字变为次清,仄声字变为全清;中古整齿二等字大部分发生卷舌音化;中古见组和精组声母还没发生鄂化等等。在韵母方面,右音中的中古入声字的韵尾[-p]、[-t]、[-k]完全消失;中古日母字当中,止摄开口呼字变为儿化等等。

总之,《译语类解》是近代朝鲜语时期刊行的汉语学习书,而它的刊行年代又正处于近代汉语形成时期,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代汉语的特征。对《译语类解》中的汉语词汇和汉语语音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促进汉语语音史和词汇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哲俊:《“类解”类文献中的汉-朝词汇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 金哲俊:《再论〈译语类解〉》解释词标记法》,《东亚视角下的韩国学研究》,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2015年。

篇9

关键词: 议论文 学习兴趣 教学方法

多年来,语文教师由于受到传统教法的束缚与桎梏,文体概念根深蒂固。教记叙文,必然“六要素”入手,教说明文必然从说明方法、说明顺序等要素着眼,教议论文则必然对论点、论据、论证逐一分析。教师按照各种文体特点备课,按照文体特征设计教学方法,本无可厚非,但是,长此以往,便会形成机械的教学模式,学生学习兴趣不浓厚,造成课堂气氛沉闷、压抑。如此教学,学生学习议论文的兴趣不浓,教学质量不高。

一、抓住一个“爱”字,牵住一个“美”字,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的热爱之情。

《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被选入教材,而且排在职高教材第一册第一单元的第一课,作为开篇课目,意义在于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激情,只有激发热爱之情,学生才会提高学国语言的兴趣,这正是职业高中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教学中,我没有按照课文开门见山引出论题的方式讲解,而是一上课,首先播放了高尔基的《海燕》,录音播完,教室里一片寂静,同学们久久沉浸在语言的艺术中,几秒后,我又播放了歌曲《祖国,你好!》,在播放歌曲的过程中,部分学生情不自禁地随着录音唱起来,最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整个课堂沉浸在一片激情之中。歌曲一停止,我说开场白:同学们,我想无论是世界名篇,还是音乐艺术,我们丰富的祖国语言都能完美地表现它,从而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让我们尽情地热爱祖国的文字,这就是爱国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带着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认真读一遍课文。这样,在良好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对课文的感悟与学习。

二、引入竞赛形式,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要求,首先是推广普通话。《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一文在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社会上语言文字使用状况的确太混乱了。”这种混乱状况,其中就有以方言泛滥为代表的语言混乱。结合所带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正有使用方言的不良习惯,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平定、盂县、郊区的学生,由于受方言习惯的影响,他们都不愿意讲普通话,尤其是盂县的学生,甚至会把“下雨”读成“哈雨”。这个笑话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我采用竞赛模式。我让平定、盂县、郊区、矿区、市区的学生分别推荐一名代表,用普通话朗读杜甫的诗歌《春夜喜雨》,在比赛过程中,由于方言的缘故,胜负很快就见分晓,市区第一,盂县落后。我又写了一个绕口令,分小组比赛,对于表现出色的个人均加分,记入个人平时成绩。采用这样的形式的确让学生体会到了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较好地调动了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由于时间关系,不能进行更多项目比赛,但我相信,引入竞赛形式能适时营造课堂气氛,长期坚持,学生会把课堂当做一种挑战,久而久之便会提高语文能力。

三、加强合作学习,不断规范汉字。

篇10

2.汉字教学的目的。所谓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当然,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同时必然也在接触和学习汉字文化,毫无疑问,这是汉字教学自然产生的客观效果,无须刻意追求。必须特别强调,汉字是语素文字,一个学生掌握汉字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到学生的汉语口语水平的高低,而且也是学好汉语书面语的关键。

3.汉字教学的现状。现代汉字教学,应该贴近教学对象的实际。我们的教学对象可分两类:一类是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在语系上和文字体系上跟汉语汉字完全不同的欧美等国学生;另一类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生。后者虽然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但不会说汉语,而且日语和韩语在语系上跟汉语没有亲属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日本学生在中学阶段就会日本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学生也会1800个韩国常用汉字,撇开读音不谈,这对他们学习汉语词汇会有一定帮助。不过,由于日本和韩国汉字的字义在借用汉字时跟中国汉字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负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纸”相当于汉语的“信”,汉语的“点心”则相当于韩国的“午饭”。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肯定要比汉字文化圈外的学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三个国家的汉字分别记录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都应该把汉字当作外语外文来学习,不这样是学不好汉语的。事实上,也许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日本和韩国学生并没有因为认得汉字的优势而一定比欧美学生学得更好,特别是口头表达方面。

当然,学习繁富复杂的汉字,对于年过20的欧美学生而言也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记忆更是苦不堪言。据我所知,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比较重视汉字教学,作出了较好的安排。在初级阶段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汉字课,布置汉字书写练习。到了中级阶段,则把汉字教学置于课文教学之中,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结合起来,使学生比较准确地理解汉字的字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也会产生弊端,以词汇教学取代汉字教学。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课文的阅读与理解上面,关注的是词语和语法教学,汉字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教给学生,这样很容易忽视汉字的教学。所以,有人说,所谓汉字教学只是初级阶段才有,到了中级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很难说还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我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贯彻基础汉语教学阶段的全过程。当学生看到“美不胜收”时,首先是查看英语翻译: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that one simply can't take the mall in.或者more beauty tha one can't takein. 他们是从英语翻译来了解该成语的含义,却不大理会这一成语四个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他们通常从图形上认读汉字,摄取汉字的形体图像,疏于记忆,如果教师不作特别强调和提示,学生们很难分辨汉字的部件和笔画,因此写起来常常丢三落四。通常的情况是,各校一年级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但许多人浅尝辄止,遇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柯彼德,1997)据我所知,即使这些佼佼者,他们的毕业论文几乎很少是用汉语写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他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离所谓“语言通”“文化通”和“中国通”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柯彼德,1997)他们对汉字往往缺乏审断能力,不能分辨“浃、挟、狭、铗,挡、档、裆,买、卖、实,没、设,讷、纳、呐、衲,募、幕、蓦、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动起笔来常常出错;打出来的文字也错得离奇。这就是当前的汉字教学情况。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论层面上,有人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可以跟本体分离的。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者John De Francis,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中级汉语读本》《高级汉语读本》就分为拼音本和汉字本两种。他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对于那些只想学习会话单项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汉字。这种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欧美。这种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欧美学生,他们普遍地存在着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以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汉字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词语,保留了古代圣贤的语录,保留了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格言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格式,并把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汉字与汉语简直难解难分。一个外国学生,如果真的要学好汉语,成为汉语方面的高级人才,我想,不学习、掌握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把汉语学习跟汉字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若要学好汉语,必须得学习汉字。

在操作层面上,有人从同源论出发,认为汉字就是汉文化,在教汉字时往往大讲汉字的源流嬗变、文化考察、风俗探源、书法艺术欣赏等等。如果如此理解汉字教学,人们就可以这样讲授“茶”字:“茶”在《说文·草部》中为“荼”:“荼,苦荼也,从草余声。同都切。”据大徐本注:“此即今之茶字。”然后引证《广韵》:“宅如切,平麻澄。”再论“茶”字三种写法“茶、梌、荼”,根据《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注解:从草,当作“茶”,其字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梌”,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自《尔雅》。再解释“茶”的民俗含义:“旧时订婚聘礼的代称。如三茶六礼,受茶。”明陈耀文《天中记·茶》:“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行什么财礼?下什么茶?”再讲茶的种类,茶的功能,茶具、茶道等等。讲者用心良苦,努力在弘扬汉字文化,听者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无所获。难道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吗?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讲清“茶”的形、音、义,告诉学生“茶”字的用法和写法。还有,教师可以通过组词练习,比如“红茶、绿茶、新茶、陈茶,茶馆、茶道、茶点”等,并且隔三差五地考考学生们记住了没有。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只有在理念上和操作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4.现代汉字不同于古代汉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现代汉字虽是古代汉字的发展,但是经隶变后的汉字形体已经由圆而直,大幅度地丧失了以形示义的功能,汉字已逐渐脱离了图画的意味,变成了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六书”理论虽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比如,“六书”中的象形字“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在现代汉字中已不再具有象形的特质,变成了记号字。“日”字在“晴、明、旦、昏、晒、晖、晨、暗”中只是意符。“六书”中的指示字,如“凹、凸、丫、一、二、三”在现代汉字中却已成了象形字。在简化字中又出现了许多新会意字,如“宝、笔、尘、粜、籴、泪、灭、灶”等等。古代汉字中的所谓形声字,如“江、河、打、布、刻、蛇、霜、逃、醉”等在现代汉字中已变成半意符、半记号字。在“六书”中有些形声字已与今义不同,如“骗”:《集韵》匹羡切。《字略》:“骗,跃上马也。”现指“欺骗”意。“特”,《说文解字》:“特,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徒得切。”“牛父”即“公牛”,现指“特别,特殊”义,意符和声符均发生变化,成了合体记号字。汉字教学,虽然古今不能截然分开,但在观念上必须区分古今汉字。

5.对外汉字的教学内容。汉字教学是实用科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汉字知识,但并不是把这些知识统统都要倒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于汉字教学之中;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选中切合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讲练,形象而直观地分层级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现代汉字的性质。汉字是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一个汉字均由形、音、义三个部分组成。形、音可以变化,但基本字义一般不变。如:“女”,《说文解字》:“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尼吕切。”现代汉字“女”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不变。很多由“女”组成的合体字仅《说文》就有“姓、娶、婚、妻、姑、妹”等244个。“女”作为基本语素,可组成多字结,前置如“女儿、女方、女工、女皇、女人、女色、女士、女强人”等等,“女”也可后置,如“处女、闺女、、美女、少女”等等。记住一个“女”,就可以认知由“女”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女”有关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是何等重要!

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有3500个。对外汉语教学根据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作了适当的微调,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共计2905个,可以据此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至于是否要把2905个汉字再分成“复用式掌握”或者“领会式掌握”,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

其次,解析现代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整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字中的独体字多半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示字。前者如“人、手、水、火、日、月、禾、田、井、虫、止”等,后者如“甘、方、七、八、上、下、本、末”;有些合成字是经简化后而进入独体字,如“龙、专、门、书、卫”等。现代汉字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会意字和形声字:前者如“休、林、男、旅、盖、析”等,后者如“芽、理、简、案、沐、际、盛”等;少数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燕、鱼、泉、阜”,后者如“亦”。(苏培成,1994,pp.70)应该让学生知道,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解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领悟汉字的理据性,从而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应该指出,在造字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苏培成,1994,pp.81)所以,应该特别强调,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也不能没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应该向没有背诵习惯的欧美学生反复说明,反复强调!

转贴于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字形,是汉字基本结构单位。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合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地、和、对、好、动、园”等是两个部件,“想、娶、树、坐、渠、谢”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燥、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麓、臂”等是六个部件,“憨、鳞”等是七个部件,“齉”是八个部件。部件与部件的组合是分层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附图(略)“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可称为末级部件。末级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一个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构造和正确地书写汉字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讲授现代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通用字中最小的汉字只有一画,如“一、乙”等,最多的是36画,如“齉”字。其中以9画字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如果把提归入横,捺归入点,钩归入折,汉字基本笔形有五类:横,竖,撇,点,折;并有26个派生笔形。(参见苏培成,1994,pp.59)我认为应该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1.先横后竖:十、干、丰;2.先撇后捺:八、人、入;3.先上后下:三、京、高;4.先左后右:川、衍、做;5.先外后内:月、匀、同;6.先中间后两边:小、水、办;7.先进去后关门:回、目、国。教授汉字时,教师始终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训练,反复默写,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这对学生将会受益无穷!

6.汉字教学的方法。国家汉办颁布的《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大纲,而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实施《汉字等级大纲》需要另订汉字教学计划。母语的汉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学习者已会说汉语后再学汉字,其教学顺序是从字词,学字难和学词易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后者是学习者既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其教学顺序则相反,是从词字,学汉字和学词是同步进行的。(参见刘英林等,1995,pp.19)因此,绝大多数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都是把汉语的词汇教学和汉字教学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我以为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只是担心,如果安排不妥,只注意词汇教学,就会影响汉字的掌握。汉字教学的方法值得研究。要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

首先,应该制定汉字教学计划,把《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所列的甲级字、乙级字、丙级字和丁级字具体化,也就是要制定一个怎样分别实现上述各级字目标的具体规划。具体要求是:列出一份汉字教学计划,列出汉字教学点,确定每一课应教的重点汉字,并将这些汉字醒目地印在课本的显著位置。就像John De Francis在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汉字本)等教材中所做的那样,每一课都用方框列出一组汉字,放在课文的右上角,以供学生读写、记忆。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记住这些汉字。

其次,在这份汉字教学计划中,应该分层次地列出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和常用合体字,精选例字,用现代汉字学的理论,精当地解析这些例字的字形(部件、笔画、笔形和笔顺)、构造(意符、声符、记号及其变体)和理据,以利学生认知和记忆。据本人统计,在甲级800个字中,有独体字137个,约占5.7%。如“八、白、百、半、办、包、本、必、不、布、才、长、厂、丁、车、成、大、单、当、刀、电、东、儿、二、发、反、方、飞、丰、夫、干、个、工、广、互、户、几、己、见、斤、火、九、开、口、乐、立、力、了、六、录、写、买、毛、么、门、米、母、内、年、牛、农、女、片、平、七、其、气、千、目、求、去、人、日、三、色、上、少、声、生、十、史、示、事、手、术、束、水、四、太、无、头、万、为、文、五、午、西、习、系、下、先、小、辛、羊、也、页、业、一、衣、已、以、义、永、尤、有、友、右、鱼、元、月、云、再、在、占、正、之、中、主、子、自、走、足、左”。这些独体字,一般使用频率很高,构字能力也很强。比如,学会了“木”与“白”,就很容易理解“柏”:“木”是意符,“白”是声符,也容易理解“材”“杆”等等,具有认知意义。在解释汉字字义时,不宜把一个字的所有义项一古脑儿全教给学生,因为他们领会不了,应该分层地进行,先教基本的常用义,再教派生义,用逐步积累、不断加深的方法,让学生最终掌握一个汉字的主要义项和基本用法。实践证明:解析汉字的部件及其意符和声符对于理解和记忆合体字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三,分析现代汉字的结构也是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有效方法。统计表明,现代汉字的构成方法主要是形声字,约占90%,会意次之,象形极少。这跟《说文解字》相似:《说文》共收9353个小篆,其中形声字7967个,约占85%。所以,我们的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形声字教学上面。由于语言的变化,现代汉语的形声字有三种情况:1.狭义形声字,如“湖、榆、恼、疤、搬、苞、枫、陲、俘、荷、狮、铜、谓、锌、洲、株、砖、肤、护、惊、态、钟、桩、油、娶、驷”等;2.广义形声字,如“江、河”;3.半意符半记号字,如“缺、刻、蛇、霜、逃、醉、灿、础、灯、炉、拥”等。除狭义形声字外,学习者都需要特别记忆,避免字读半边的类推错误。从现代汉字学的观点,由于篆书隶化而楷,古代的象形字已变为独体记号字,如“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如能适当作些溯源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些字符的涵义,可能会激发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但不宜离题万里。我不赞成在讲现代汉字时,过分渲染汉字的象形特征,因为这不是现代汉字的本质,也不符合事实,即使在《说文》中也只有象形字364个,仅占3.8%。在教学中,偶而也可采用“戏说汉字”的办法,使人一笑也是效果,但是不能成为析字的主要方法。因为它既不能揭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无助于理性地认知汉字、记忆汉字。

第四,对比结构异同,区别易淆之字。汉语是一个庞大的字符集。汉字是语素文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语素,不同语素则用不同的汉字来区别。汉字的方块形体限制了汉字的构造,一个汉字与另一个汉字只能靠部件、笔画、横竖、长短、位置等来加以区别,这就给汉字造成纷繁复杂的局面。初学者常常不易分辨。从字形方面分析,常见易淆的情况有:多横少点:亨享,兔免;上长下短:未末,士、土;左同右异:扰、拢,伧、伦;左异右同:课、棵、裸;上同下异:暮、幕,简、筒;下同上异:籍、藉;外同内异:遣、遗,圆、圜;左右相同,中间有别:辨、辩、瓣。从字义方面分析,因理据和用法而引起的混淆有:字义理解不准:(国)事、(国)是;很、狠;用法分辨不清:作(法)、做(法),分(子)、份(子)等等。从书写方面分析,容易出错的是:笔画增损,笔形失准,笔顺颠倒,部件易位,偏旁窜乱,间架不匀,以及由于形似、音近或义近导致写错别字。(石定果,1997)由于打印不便,恕不一一例举。经验表明,当学生已经学过了一些汉字,在认读或书写时出现混淆或错误时,教师如能进行结构、字义和用法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总之,对外汉字教学,对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和书写汉字都至为重要。应该重视对外汉字教学,应该编制一份对外汉字教学大纲,详列汉字教学点;应该讲究汉字教学方法;应该编写一套能够体现《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教材。这应该成为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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