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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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篇2

解释蕴涵完全抛开表层形式，只凭对语句语义的理解而进行。运用解释蕴涵可以作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语

义鉴别是对单个语句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可将语句区分为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语义比较

是对多个语句间的语义关系进行认定，可将语义关系区分为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关键词】语义蕴涵虚指蕴涵解释蕴涵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同义关系矛盾关系

对立关系

＊＊＊

运用现代语义理论对汉语语义进行分析是个新课题。

以语义场理论为代表的结构语义学派于30年代出现，是现代语义学兴起的标志，但是无论德国的特里

尔（J·Trier）还是英国的乌尔曼（S·Ullmann），他们的语义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词（或小于词）一级上进

行。直到60年代卡兹（J·Katz）、福德（J·Fodor）创立“解释语义学"和莱可夫（G·Lakoff）、麦考

莱（J·McCawley）创立“生成语义学"，现代语义学才开始了语句语义的全面研究。

现代语义理论引进我国始于80年代，近些年来已由“介绍"渐进到了“引用"，探索以现代语义学的

观点和方法研究汉语，已现蓬勃态势。特里尔的语义场及义素分析理论，已被引入汉语教材，成为了词义理

论教学的一部分。

对汉语语句语义的探讨则还远远不够。

现代语义学的诞生是语言理论与逻辑理论“联姻"的结果，对语词语义、语句语义的解释、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现代逻辑的方法和模型。“蕴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来对语句语义进行分析的一种逻辑方法

。

本文尝试引鉴蕴涵理论，对汉语的语句语义进行探讨分析。

一、语义蕴涵

对自然语言语义进行“蕴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逻辑蕴涵，逻辑蕴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论基础上的。“

蕴涵，即‘p蕴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义是‘如果p不是假的，则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这就是逻辑上所称的“实质蕴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题蕴涵一切真命题

，真命题为一切命题所蕴涵"这一“蕴涵怪论"。这里说的“真"、“假"并非语句所陈述的事实上的真假

，它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这种蕴涵理论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来进行语义

分析。

“蕴涵"最基本、最简单的关系是“p真必然q真"，避开抽象的纯真值解释，将“真"、“假"理解

为直观的事实反映，即语句的具体内容，“蕴涵"也就可以应用于语义分析了。

为与逻辑学中的“实质蕴涵"相区别，拟将语义间的蕴涵关系称为“语义蕴涵"。

语句是事实情况的反映，语句语义实际就是关于事物情况的各种“信息"。

“当语句‘p’在语义学上蕴涵语句‘q’时，语句‘p’所传递的信息包含着语句‘q’所传递的信

息。"［②］

这是对语义蕴涵最简明的阐述。p的信息包含着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蕴涵关系自可成立。

设语句p为“王前是翻译家"，语句q为“王前懂外语"，显然，p的信息包含着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语句是真的，q语句必然也是真的，这就可以说，在语义上，语句p对语句q有蕴涵关系，或者说语句p

蕴涵语句q。

“一句陈述句的蕴涵命题就是离开任何语境可以从句子本身推理出来的那些命题；只要那个句子本身表

达一个真实的判断，其蕴涵命题必定真实。"［③］

从这一阐述中，可以析出语义蕴涵应具有的条件：

（一）离开具体的语境，在同一个可能世界中进行讨论，即排除语境因素，独立分析语义，不涉及语用

问题。

（二）必须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关系。

为叙述方便，本文拟将语句p称作“源语句"，将其所蕴涵的语句q称作“蕴涵语句"。还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称的“语句"绝非语法意义的“句子"，它是语义单位，即语义学上所称的“义句"，或者说是具

有逻辑意义的语句，即“命题"。文中所称的“语词"绝非语法意义的词、词组，它也是语义单位，即语义

学上所称的“义位"、“义丛"，或者说是“概念"。

二、虚指蕴涵

虚指蕴涵是以语词为操作对象的，即以一个不定指称短语代替源语句中的各个成分，以形成多个蕴涵语

句。

“不定指称短语"的结构为：“某＋属"，即由任指代词“某"附加于源语句中语词的属概念之上而形

成。

设源语句为S，蕴涵语句分别为S1、S2、S3、S4……

源语句S：校长奖励了三好学生。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某人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实施）某行为于三好学生。

S3：校长奖励了某些人。

为确保虚指蕴涵严格可靠，应遵从下列两条规则：

（一）不改变源语句的表层结构。

以虚指方式导出的蕴涵语句直接来自源语句的表层结构，各个蕴涵语句一般都不改变原有的语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称短语所“置换"。

如上例的S与S1、S2、S3的短语结构均为：

SNp＋Vp

VpV＋Np

（注：TG理论中“"表“重写"，并非蕴涵符号。）

以树形图显示则更明显：

（附图[图]）

显然，源语句与蕴涵语句具有着“同构"关系。

（二）进行置换的虚指短语必须与源语句成分的语义范围同一。用于进行置换的短语是被限定的“属"

，这里的“属"，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如“人"、“物"、“行为"、“时间"、“地点"、“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长"的范畴。“属"也可以是较为邻近的“类"，比如采用“领导"、“学校

领导"也无不可。

无论“范畴"还是“类"，语义范围都大于被置换语词，以虚指语词限定后范围缩小，结果两者语义相

等。如图：

（附图[图]）“某人"与“校长"指称范围相同，只是“实"、“虚"之别而已。

蕴涵语句是有序的，其顺序是依着源语句表层结构“语符列"的顺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顺序便是依据着主语、谓语、宾语在表层结构中的语符位置。

蕴涵语句的这种有序性，对确认一个语句的语义具有着重要意义，其间音位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个置换成分的顺序予以侧重，就会构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从而可以传递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问。

S1：谁奖励了三好学生？

S2：校长对三好学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长奖励了谁？

由重音模式转移所形成的语义各异的蕴涵语句，构成了源语句S的全部语义，而S在无语境、无重音模

式的情况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语义。

重音模式与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由于语义蕴涵遵从着“无语境"的条件，所以这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

问题。

虚指蕴涵的操作机制是对语句的表层结构进行“改造"，实际只是一种“语法义蕴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语句语义，当然也就无法应用于深入的语义分析。

三、解释蕴涵

解释蕴涵则是抛开语句的表层形式，完全凭借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和解释以形成蕴涵语句。

凭借理解对语义进行解释，是分析自然语言的惯用方式，“所有关于自然语言的论证有效地证明，依赖

于未经训练的语言直觉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赖于逻辑理论的程度。"［④］进行语义解释尤其要依赖“未经训

练的语言直觉"能力。

任一语句的语义都是可以进行理解、进行解释的，语句语义与其语义的解释是不同的，前者是复合总体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体"。

源语句S：王工程师是刘师傅女儿的未婚夫。

可蕴涵下列语句：

S1：王工程师是男性。

S2：王工程师未婚。

S3：刘师傅已婚。

S4：刘师傅有个女儿。

S5：刘师傅女儿未婚。

S6：王工程师与刘师傅女儿已确定婚姻关系。

上列蕴涵语句是对S的语义进行分解的结果，进行这种分解的依据是纯语义的，与表层结构无关，蕴涵

语句是完全凭借直觉对源语句语义进行理解而形成。

源语句S分别蕴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蕴涵关系，可读作“蕴涵"或“那么"。

这种蕴涵关系可以用侧树形图表示：

（附图[图]）

S是S1、S2、S3、S4语义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语义的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对语句语义的解释不是任意的，源语句与蕴涵语句之间必须存有“p真必然q真"的关系，为此，下列

操作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一）蕴涵语句是不超出源语句语义的范围，就是说所传递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语句，如“刘师傅是男的

"、“刘师傅女儿20多岁"等就不是源语句的蕴涵语句。

（二）不能导出与源语句相背的语句，如“刘师傅未婚"、“王工程师不认识刘师傅的女儿"等。

虚指蕴涵与解释蕴涵都是对语句语义进行分解，但两者大不相同，兹以下表进行对比：

虚指蕴涵解释蕴涵

操作依据语词语义语句语义

语形结构不改变改变

操作方式置换解释

蕴涵本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蕴涵性质语法的语义的

蕴涵语义范围相等缩小

蕴涵语句组合有序无序

蕴涵语句数量定量不定量

语句语义的研究绝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还应该对语句的语义性质及语句语义间的关系

予以认定，在这方面解释蕴涵是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语义认定可从“语义鉴别"和“语义比较"两个方面分述。

四、语义鉴别

语义鉴别是对语句自身的语义性质进行认定。

依据语句的语义性质区分，有单义句、歧义句、重复句、矛盾句等。

1．单义句

一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相互独立并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此句为单义句。

“相互独立"是指蕴涵语句之间不重复、不交叉。“可以组合成完整语义"是指不含有语义相抵的不可

组合情况。

源语句S：甲的1号赛车荣获了本届越野赛的冠军。

可以蕴涵下列语句：

S1：甲是赛车手。

S2：甲驾的是1号车。

S3：曾举行越野赛。

S4：甲参加了本届越野赛。

S5：1号车荣获了冠军。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语义，相互独立，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语句的语义，彼此可以进行组合

、还原成源语句的完整语义，因此源语句为单义句。

2．歧义句

一个语句同时蕴涵多组语句，其间含有“异己"语句而无法进行组合、还原，此句为歧义句。

源语句S：我们见到了刚刚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语句可以蕴涵A、B两组不同的语句。

A组：

A—S1：小王有个哥哥。

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

A—S3：我们见到了哥哥。

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A、B两组语句都是S所蕴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刚刚返回北京"与B—

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是两组之间的“异己"语句，由于两者的存在，两组不可重新进行组合、还原，

因此可说源语句S是个歧义句。

歧义句的语义有如下特征：任一个语句组（A或B组）中引入另一组所含异己语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会出现矛盾，反而能组合成更为完整、更为明确的语义。

如A组S2的否定式为“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试将其引入B组：

B—S1：小王有个哥哥。

B—S2：小王刚刚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刚刚返回北京。

B—S3：我们见到了哥哥。

新组成的这组语句，不但可以进行组合，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义现象。

同理，B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组是如此。

3．重复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同一的语句，此句为重复句。

源语句S：处女之作《泪痕》是小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蕴涵语句：

S1：小李写了一部《泪痕》。

S2：《泪痕》是处女之作。

S3：《泪痕》是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显然，S2与S3的语义是同一的。

重复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语义同一的语词所造成，如“处女之作"与“第一部作品"。

这里说的“同一"是指语义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语词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语义未必同一。

源语句S：那个老运动员很老。

蕴涵语句：

S1：那是个运动员。

S2：他是老运动员。

S3：他很老。

这组蕴涵语句中，S2与S3都用了“老"这一语词，但语义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时间久长，

S3中的“老"是年岁高迈，因此源语句S不为重复句。

4．矛盾句

一个语句蕴涵着语义不可共存的语句，此句为矛盾句。

源语句S：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历来是统一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蕴涵语句：

S1：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S2：我国历来是统一的。

S3：我国曾有过分裂。

显然，S2（历来是统一的）与S3（并非历来是统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矛盾句。此类语句包含有“预设语义"，“预设"的语义与“显现"的语义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论"的矛盾语义是极其隐含的，运用解释蕴涵进行分析可以将其揭示出来。

源语句S：真实的判断是不存在的。

蕴涵语句：

S1：真实判断不存在。

S2：存在着一个真实判断（该判断）。

S2是言者默认的预设语义，S1是语句所显现的语义，两者不可共存。

五、语义比较

通过对不同语句的语义进行对比分析，以认定它们之间的语义关系，为语义比较。

大量的语句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的语义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些语句可称为“独立句"，这里不予

讨论。

语句间的语义关系区分，有同义关系、矛盾关系、对立关系等。

1．同义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完全相同，这两个语句为同义关系。

同义关系所传递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语句：

A—S：中国队又一次荣获冠军。

B—S：中国队再次夺魁。

C—S：中国队卫冕成功。

上列三个语句都蕴涵着下列语句：

S1：中国队曾获得第一。

S2：中国队本次又获第一。

此类同义关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义语词，因此它们的表层结构也大都无异，这是“同构"的同义关系

。

同义关系大都不是同构的，比如由核心句经“移动转换"而生成的转换句，表层结构就是不同的。

源语句：

A—S：秦国灭了赵国。

B—S：秦国把赵国灭了。

C—S：赵国被秦国灭了。

蕴涵语句：

S1：秦国曾与赵国交战。

S2：秦国胜利了。

S3：赵国失败了。

S4：赵国已不存在。

由“省略转换"生成的转换句，不但表层结构缩减，语义也有所省略，蕴涵语句的语义有了差异，不能

认为是同义关系。

源语句：

A—S：赵国被秦国灭了。

B—S：赵国被灭了。

语句B—S并不蕴涵S1、S2两个语义，信息量减少了，A—S与B—S不是同义关系。

2．矛盾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矛盾关系。

源语句：

A—S：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装。

B—S：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而没有褪色。

A—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B—S语句蕴涵着：

S1：这件服装是不易褪色的。

S2：这件服装已穿用3年。

A—S所蕴涵的S2与B—S所蕴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总量，即“是新款的"与“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这两种情况外，别无其他情况。

矛盾关系语句之间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假。

（二）可以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真。矛盾关系语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别无其他情况，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这件服装是新款的"为假，可以推知“这件服装不是新款的"为真。

3．对立关系

两个语句所蕴涵的语句不能共存且两者传递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这两个语句为对立关系。

源语句：

A—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这批先进的机电设备是韩国产品。

A—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B—S蕴涵着：

S1：存在着一批机电设备。

S2：这批设备是先进的。

S3：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

A—S与B—S所蕴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两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总量，即“是中国产品"

与“是韩国产品"只包含了信息总量中的部分信息。

对立关系语句有如下两个特征：

（一）由一个真推知另一个假。因为两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

真，可以推知“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假。

（二）不能由一个假推知另一个为真，对立关系语句所传递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这批

设备是中国产品"与“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还可以是其他国家产品），所以非此未必

为彼，由“这批设备是中国产品"为假，就推不出“这批设备是韩国产品"为真。

注释：

①［英］罗素：《数理哲学导论》，转引自［美］帕特里克·苏佩斯《逻辑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页。

②［日］末木刚博：《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③［英］尼尔·史密斯、［英］达埃德尔·威尔逊：《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

篇3

即观察者是静止的，时间迎面向观察者移动过来。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比喻时间像长河一样流过我们的感觉。由于是时间在朝观察者移动，显然走在前面的时间将很快成为过去，未来则总是走在后面。所以就有了“先来在前，晚来在后”的感觉，才有了“前”对应“过去”，“后”对应“未来”的概念。这种概念类型在汉语中是非常常见的。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史无前例、前所未闻、后起之秀、后继有人、瞻前顾后、惩前毖后、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在这些例子中，前都代表“过去了的”，后代表“将来的”。

二、人动时静型

即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面向将来移动。也就是我们去拥抱未来的感觉。在这种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对应的是“未来”，“后”对应的是“过去”。在汉语中，这样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来隐喻将来的时间。

三、视角的双向性

在汉语中，关于“前”、“后”产生矛盾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很典型的公交站点的问题。比如我们学校外公交站点叫做“四川大学站”，那么“四川大学前一站”到底是指还没有到四川大学那一站还是已经过了四川大学的那一站呢?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呢?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视角的不同，即视角的双向性。我们在表述“前”与“后”两种方位时，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面向未来”，一种即“面向过去”。这在汉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我们这样表述:向前走，莫后退;前不着村，后不着地。而当我们面向过去的时候，我们往往这样使用前与后:上课前/后，春节前/后，一百年前/后。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四川大学前一站”这个问题，若言谈者面向未来，便是指的已经经过了川大的那一站;若其面向过去，则是指还没有到达川大的那一站。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与言谈者的主观视角有关。了解了我们在运用方位词“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时出现矛盾的原因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汉语中的一个总体使用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对我们用“前”、“后”来表示时间概念的情况稍加留意，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在上文中所说到的两种不同的隐喻概念或者不同的视角，在汉语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明显更倾向于“过去在前，未来在后”这种隐喻。除了上文中为说明“人静时动”时所举出的例子外，还有很多，如:前言不搭后语、前辈/后辈、前人/后人、以前/今后;前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前半天/后半天;前半场/后半场;前半夜/后半夜;开学以前/放假以后等等。而从“未来在前，过去在后”来看，我们则使用的较少，比如:前进、后退、我们要往前看，不能沉浸于过去等等，其数量明显要少于第一类。

篇4

邢公畹先生（1914.10–2004.7）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在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等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邢先生还亲身参与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1953年至1956年，他从执教的南开大学被派往苏联教授汉语，先后任教于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邢公畹，2004）自此而后，邢先生十分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及其研究，并就对外汉语教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见解。今天读来，仍然深受启发。综观邢先生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关注特殊的语言现象，主张细化语言描写；强调研究语言的深层结构，重视探寻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规律；提倡本体研究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不仅重视在课堂上传授“语言”知识，而且重视在语境中的“言语”交流。

二、关注特殊现象，强调细化描写

2.1　关注特殊的语言现象

邢先生（1981）指出，用来分析语言结构的理论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但对语言教学和语言学习的用处并不是很明显。指导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与其让他们记住一些抽象的公式，不如让他们记住一些具体的例句。他（1984）十分强调对特殊类型的句子进行细致描写，认为应把它们的特点介绍给学生，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汉语的连锁复句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句型，邢先生先后在三篇文章中以这种句型为例，说明为什么要关注语言中的特殊现象。什么是连锁复句？邢先生（1984）的解释说明极为深入浅出。如：“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在这个复句中，第一分句的宾语是第二分句的主语，按照汉语的习惯可以不重复，第二分句和第一分句就构成互相连锁、互相依存的关系。邢先生说，这种复句就是连锁复句，而“他这样冲撞我，我就不能答应”之类的句子，后句必须有主语，则不属于连锁复句（邢公畹，1990a）。邢先生更重视语言事实的举证。他从《鲁迅小说集》《赵树理选集》中搜集了46句连锁复句，并用它们的英译和俄译加以对照。（邢公畹，1984）例如：（1）我先前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鲁迅小说集》）MyformerneighborontheeastsidewascalledChangFu.Hewasaboatman.НашегососедазовутЧанфу;он-лодочник.（2）她有个女儿叫小娥，嫁到离村五里的王家寨。（《赵树理选集》）HerowndaughternamedHsiaoO,wholivedinavillageabouttwomilesaway...ЕероднаядочьСяо-эбылавыданазамужвсоседнееместечкоВанцзячжай,лизапятьотсюда.邢先生（1990a）还从《官话类编》中搜集了141句连锁复句。该书是美国传教士C.W.Mateer所写，1892年初版。这部书系统记录了清末的北京口语，通过该书大体上可以看出当时口语里这种连锁复句的基本面貌，它们显示的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的情形。例如：（3）这是会上议定的章程，不能更改。Thisisthesettledpolicyofthesocietyandcannotbechanged.为了提炼连锁复句的特点，邢先生（1984）使用公式进行总结，以符号表达为：NP1+VP+NP2，+VP+NP，=NP2。VP是动词组，NP2是它的宾语；代表一个空位，意义是NP2，但在语法上不等值。所代表的空位不是一般性省略，添补后反而累赘。在调查的语例中，VP为“是”和“有”的句子共占三分之二左右，可知这两个动词易形成“连锁复句”。又因考虑到公式是根据印欧语的情况设计的，并不是全部语言的基本规则，另外，宾语还有使动词的意义具足并依附于动词而存在这样的特点，故把公式修改为N1+V1+N2，+V2（+N3），与N2同指。（邢公畹，1990a）只就连锁复句这样一种句型，邢先生不仅举出了大量语例说明其结构形式，细致描写它的特殊之处，而且用相应的外语译文进行对照，让外国学生更容易了解汉语和英语、俄语在结构上的不同之处，从而使学生更加准确地了解汉语中这种句子的特点。由此可见，为了能对对外汉语教学有帮助，邢先生在研究中更突出针对性和实用性，这体现了一个大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良苦用心。

2.2　为教学而强调细化描写

邢先生认为，细化描写不仅是发现搭配规律、深化语法研究的途径，而且是使语言教学取得有效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谈到语词搭配的问题时，邢先生指出，不管对词类进行细致的再分类工作有多少困难，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语言教学工作者和机器翻译工作者都应该不懈努力。（邢公畹，1978）为了清晰地证明上述意见，邢先生（1978）举例分析，很有说服力。例如，“他读着报，没有听见人叫他”，这句话正确；“他进着门，没有看见小王在门外扫地”，这句话错误。邢先生指出，探究对错的原因应寻找动词小类的意义。深入研究并细分小类就能发现：“读”“写”“吃”“喝”“唱”等动词是“非结束性动词”，后面能加“着”；而“进”“到”“出”“忘”“允许”等动词是“结束性动词”，后面不能加“着”。又如，“我喝了凉水”“冷石头”这些说法可以说；“香蕉喝了凉水”“冷孩子”就不可以说。只有深究下去才能发现能说与不能说的原因：“喝”是指人的行为的词，“冷”是指物的属性的词。只有对各类词进行更为细致的描写，才能更好地、更准确地发现词语搭配的规律，从而能够更为有效地指导对外汉语教学。邢先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倾向于精细化，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语法研究上，而且体现在语音教学上。例如，邢先生在教外国学生卷舌音时，强调把卷舌音看作是从元音开始的卷舌过程，即[a]：[ar]；[u]：[ur]；[]：[r]；[]：[r]；[o]：[or]。李思敬（1994）在其著作《汉语“儿”[]音史研究》中将[]符号的音值定为[]，并指出：“北京地区的‘儿’‘耳’‘饵’‘尔’‘迩’等字的实际音值是先发央元音[]，随后再带一个卷舌元音。这个卷舌元音约略相当于[]而略松、略弱。[][]并不同时，不是一个发音动作。[]符号所代表的这些字的实际读音是[]。”邢先生非常赞成这一观点，认为以此指导教学易于取得效果，并据此提出了儿化音的具体教学方法：“欧洲语言里多有[]音，让学生在[]的基础上练习改变为[]。之后再让学生单独发[]，但要延长、放松、元音化，用国际音标表示就是[]，这样实际就可以得到[]音。得到[]音，就容易学习复合元音[]了。”（邢公畹，1995）由此可见，邢先生不仅对汉语的现象观察得很细致，而且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观察得也很细致，并从细致处着手处理教学难点，让学生对比鲜明、感受清晰、容易学习，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三、探究深层结构，把握语言共性

3.1　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

人们平常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串能表达意思的包含着语法组织的线性声音序列。邢先生认为，这一线性声音序列体现的是语法学上的结构关系，这是语言的表层结构，而支持和制约它的是深层的意义结构。（邢公畹，1993a）只要细化语词描写，就能把搭配问题转化成语法问题，搭配规律的发现正是语法研究深化的体现，这一过程也将逐步触及语言的深层意义结构。（邢公畹，1978）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为了证明上述观点，邢先生（1993a）举了一个教学中碰到的实例。一个芬兰学生写出过这样的病句：“这个国家的产品，到富裕国出口。”邢先生没有从介词的位置入手去解释这句话的病因，而是着眼于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汉语的不及物动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移动位置动词”，“跑”“跳”“走”“飞”“滚”等词都是。以“跑”为例，“到操场上/跑”≠“跑•到/操场上”。因为前句“操场上”放在“到”后，表示“到”的目的地，“到操场上”是介词词组，做“跑”的状语；后句“操场上”放在“跑到”的后面，表示“跑到”的目的地，“到”字轻读，跟动词“跑”构成一种复合动词，病句中的“出口”就是这类动词。从逻辑上讲，一个国家的产品是不会运到别国再出口的，所以正确的说法只能是：“这个国家的产品/出口到/富裕的工业国/。”还有一类不及物动词是“不移动位置动词”，“住”“坐”“站”“躺”“睡”等词都是。介词可出现在这类动词的前后，意思相等，“在天津/住”=“住•在/天津”。邢先生指出，从表面上看，芬兰学生的病句是介词位置问题，实质上却是复杂的汉语动词的不同类属的区别问题，只有从深层的语义特征着眼，才能找到出现毛病的关键。语言深层意义结构上的问题多如牛毛，这种研究越深入，对对外汉语教学越有利。邢先生（1996）还引用贾彦德的观点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贾彦德（1992）指出，语法、语音与外界没有直接联系，只有语义是社会、自然、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或思想者思想的体现。语音、语法都是为语义服务的。邢先生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并指出，语言的深层结构就是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又可以分成表层的和深层的。表层语义结构是指符合语法的义位序列，深层语义结构是指一段共时存在的有组织的思想。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思想中义位的标志是各民族语词的音响形象。邢先生（1996）进一步指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观察，教学所及只是语义的表层结构，而交际中所触及的却是语义的深层结构；对外汉语教师如能对汉语的深层结构深入理解，在教学上是大有好处的。

3.2　把握语言之间存在的普遍性

邢先生（1996）指出，从语言的深层结构中可以看出，语言之间的普遍性大于差异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应用上，对语言之间普遍性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了语言的普遍性，才可以实现从宏观上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邢公畹，1990b）语言之间如果没有普遍性，进行外语教学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应该重视人类语言普遍性的研究。（邢公畹，1996）邢先生（1990b）指出，从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可知语言之间存在共同的语法范畴。现代汉语中有“看、听”与“看到、听到”等对应的动词，马庆株（1985）借用藏语语法的命名，称“看、听”义的动词为自主动词，“看到、听到”义的动词为非自主动词。因为“看、听”等动作受个人意愿支配，可以自己做主；而“看见一个人”不能说我愿意看见，那个人就出现，这类动作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做主的。邢先生赞成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曼谷泰语里有“du1（看）、fa2（听）”与“hen1（看到）、jin2（听到）”，英语里有“tolook（看）、tolisten（听）”与“tosee（看到）、tohear（听到）”等，动词的自主和非自主的语义特征能够同样出现在汉、藏、英、泰语里，这正是语言之间存在普遍性的一种体现。邢先生（1993b）还举出了中英文“是”字句可以互译的例证。他从文艺作品及其英译本中搜集了46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通过对比分析，概括为四大类：一是宾语为名词。例如：（4）我们/是/者/。We/are/Marxists/.二是“的”字结构充任主语或宾语。例如：（5）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Themostdeplorable/is/myelderbrother/.三是主宾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同一或类属的关系。例如：（6）那个东西/是/什么价钱/?Whatprice/is/thatarticle/?四是“是”字的主宾语同形，表示“是否可以改变”。例如：（7）忙时候/总是/忙时候。It/was/themiddleoftheharvestseason/and/thenextday/was/aworkday/.（8）失意人/也不会总是/失意人/。Lamedogs/donotremain/lame/forever/.46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虽然用法复杂，但可以实现互译，这正是语言普遍性的表现。邢先生（1993b）指出，虽然各语言社会所建立的传播信息的编码系统及其编排方式和编排原则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必须具有音位系统，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是一致的。人类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系统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发展目的，这就保证了全人类语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即使是特色句子，也会呈现出共性语法特征。邢先生所举的例子是“存现句”，他在对比英译、俄译的基础上分析了其成句特征。一是单纯存现句，动词多用“有”。例如：（9）/桌上/有/盏•灯/。//Thereis/alamp/onthetable/.//Hастолe/(имеется,есть,находится)/лампа/./二是非单纯存现句，主语是处所助词，名词是施动者，动词为不及物，带“着”，但不表示动作进行，只表示动作产生的状态。例如：（10）/桥脚上/站着/一个•人/。//Someone/wasstanding/atthefootofthebridge/.//Намосту/кто-то/стоял/./三是出现消失句，宾语无定，是施事（或为主体）；动词带“了”，为不及物。例如：（11）/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Anotherwoman/camedown/thepath/.//Надорожке/появиласьеще/однаженщина/./邢先生分析其成句特征时着眼于“方位词”在句中的位置，指出“方位词”在汉语中做主语，在俄语中做状语，在英语中则置于句子末尾。虽然三种语言中构成“存现句”的表层结构有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它们能表达出相当的意义，因为“存现句”在汉、英、俄语里呈现的主要特点是相同的，即表方位的部分、表存现的谓词部分、表无定的存现主体部分这三大部分的意义必须显示清楚。（邢公畹，1996）邢先生用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方法，揭示出语言之间的普遍规律，对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语言为体，言语为用

4.1　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言语”的关系

索绪尔把人类语言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方面，邢先生（1993c）认为，这个划分可以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上。中国哲学上有“体”“用”这对范畴，借而用之，可以说语言为体，言语为用。作为交际的本体是语言，使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交际的是言语。（邢公畹，1996）语言是社会共有的结构系统，不受个人的意志支配；言语指个人凭借前者所说的话，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邢先生（1993c）指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施之于对外汉语教学，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之间的关系。对外汉语教学中所教的内容是作为“语言”的汉语，听、说、读、写训练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能把作为“语言”的汉语转化为自己的“言语”，使他们能用汉语说话，自由表达课文之外的自己的意思。对外汉语教学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从一般到特殊、从语言到言语的过程。

4.2　“语言”转变成“言语”的“专化作用”

“语言”到“言语”的转化，邢先生称之为“专化作用”。这一术语本是叶斯柏森讲实体词与形容词的差别所在而使用的，被邢先生推演开来，用以说明语言里的句子进入言语时所起的作用。邢先生（1987）定义说，从一个一般性的、公设性的句子转化为实际生活中确有所指，能传达一定信息的句子的功能，叫语言的“专化作用”。邢先生（1996）强调，人类之所以有语言之体，就是为了要有言语之用。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必须具有从一般性的意义组合转化为个别的、不可穷尽的言语里的句子的功能。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语言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逐渐把汉语转化为自己的言语。对外汉语教师需要设法诱导，加速“专化作用”。而“专化作用”的发生，语境起着重大作用。语境包括对话的时间、处所，词语所指和对话的上下文，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有无共同的历史回忆，是否在同一种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中，对话者的知识水平，对话者当时的情绪，等等。因而，要加速“专化作用”的发生，需要对外汉语教师具备很高的素养。（邢公畹，1978）

4.3　“语言”“言语”的划分与对外汉语教学

邢先生（1993c）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对“专化作用”的认识，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会促使我们关注“言语”教学。邢先生指出，正确认识到“语言”是教学内容，“言语”是教学目的，对外汉语教师就必然会关注“言语”教学。邢先生建议道，应该在高年级开设一门“谈话”课，这门课不同于按课文进行教学的“口语”课，而是就某个话题让学生自主讲话，教师针对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的不合汉语规范的句子给予分析帮助。这样的课能促使学生把学到的汉语“语言”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言语”交际能力，并正确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还会促使我们重视“语境”作用。认识到语言的专化作用，就会在教学中设法加速它的发生。学生叙述课文时，通常所用的仍是语言里的模式，所以在课堂上要安排一些假设的语境，让学生多开口说自己的想法；还要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汉语实践，在真实的语境中提高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邢公畹，1987）

五、邢公畹先生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启示

自1953年在苏联教授汉语始，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表一系列研究论文止，邢先生与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有着长达四十多年的紧密联系。邢先生凭借语言学家的深厚功力，结合一线教学的体验，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所发表的一系列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论文，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的典范，是“接地气”的真学问，可以称得上顶“天”立“地”。这些成果也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宝贵财富，值得深入学习，并在汉语国际教育实践中予以应用，发扬光大。

篇5

学生开始学习的强烈愿望来自于平时阅读书籍的量，如果识字量太低就无法满足学生阅读书籍的要求，在学生阅读书籍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太多的字不认识就会影响学生阅读的兴趣，时间一长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必须先要解决认字的问题，让学生尽可能快一些地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以达到阅读的要求，这样让学生初步形成一定的阅读能力，喜欢读书了，读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去写去用这些汉字的愿望，主动识字的积极性也就加强了。新课标中要求在第一学段中只认识1600左右的汉字就可以了，因为认识过多的字对阅读的帮助也不是很大，这也正好符合语言文字的自身规律。这种多认少写的理念是极其鲜明的，多认汉字是为了阅读，少写是为了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把字写得更好，从而真正提高学生识字和写字的效率，也提高了我们教学的效率。

二、培养写字的基本功“降低

写字量，关注写字过程，注重写字基本功的培养”是识字与写字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在开始练习写字的阶段，不能只要求速度，要放慢匆匆前行的脚步，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写字的基本功，指导学生注意字的间架结构，让他们逐步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还有要让他们认识常用的偏旁部首，能够按照笔顺规则去认真地书写汉字。更要让学生注意自己的写字的姿势以及握笔的姿势。现在的学生大都数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写字姿势，歪歪扭扭的，拿笔也不会，这能写好汉字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抱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不能有急于求成的想法，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像是建楼房时地基打牢固一个样，再往下进行教学就会感到事倍功半了。这样的安排无论对于教学识字还是写字，都不会给学生造成任何负担。另外，教学的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把握应该循序渐进，不能随便拔高，拔苗助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对于学生书写的漂亮的汉字可以展示给其他学生看看。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美的。教师也要注意自己的基本功，自己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会影响到学生，学生会下意识地模仿老师的字。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尽量要求学生把汉字写的行款整齐，漂亮有体，当然要结合每一个学段的不同的要求，不能想当然。

三、明确汉语拼音的“工具”性

新版课标在总目标中明确“学会汉语拼音的要求”。在阶段目标中，没有把汉语拼音和识字与写字、阅读等并列安排，而是把它放在了“识字与写字”部分，强调借助汉语拼音认读汉字和查字典，更加明确了其作为工具的使用价值。理解汉语拼音作为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工具，也要注意一下：对于识字而言，汉语拼音仅仅是帮的工具，绝对不能代替识字。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对于常用的字除了要读准字音外，还要理解它的意思，同时学会书写和运用。另外汉语拼音也不是完全解决在没有学习环境的帮助下独立读出字音问题的唯一途径学生还可以根据一定的语言环境来猜测和推断字的读音，所以学生识字要紧紧围绕着汉字，尽可能地消除不必要的干扰因素。在普通话的学习中，汉语拼音的功能是正音，如果在教学中把读拼音当成教学的重点，似乎有点因小失大。所以新课标中并没有要求默写和背诵，只停留在会写和熟记上，这是一定要明确的。

四、总结

篇6

一、趣味情境“图与歌”

生动形象的画面，朗朗上口的儿歌是小朋友喜欢的。汉语拼音的教材图文并茂，教学中要充分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图画，并精心设计儿歌，千方百计地给孩子们提供“情境图”与“语境歌”。苏教版小语第一册的第三课“b、p、m”的情境图为：许多人爬上山坡(po)去看大佛(fo)，一个小朋友用手摸(mo)大佛，爸爸告诉他：“你听，大喇叭里正广播(bo)，大佛是文物，不要用手摸。”与之相配的语境歌是：“爸爸带我爬山坡(po)，爬上山坡看大佛(fo)，大喇叭里正广播(bo)，爱护大佛不要摸(mo)。”教学时情境图用以指导学生观察，并相机出示字母，语境歌则用以巩固所学的字母。小朋友在图与歌的情境中学习，知道了字母并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日常的语言之中，从而缩短了学生与汉语拼音的距离。另外，借助形象的图画和琅琅上口的儿歌帮助学生认识、熟悉字母，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与审美教育。教字母发音和教字母形态时，都可利用“图与歌”来创设趣味情境，如教单韵母“o、o、e”，可用这样的儿歌：“圆圆脸蛋羊角辫，张大嘴巴CIQG，太阳出来公鸡叫，圆圆嘴巴000，清清池塘一只鹅，水中倒影是个e，扁扁嘴巴eee。”儿歌是一种将所学内容本身转化为富有音乐感的便捷直观的形式，学生一边拍手，一边说唱，在流动的节奏感中快快乐乐地学习，对于爱唱爱说的一年级小朋友来说，尤为喜欢。

二、乐中求知“学与玩”

拼音教学中让孩子们玩中有学，学中有玩，可以使学生由被动学变为主动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学习本身所蕴藏的快乐因素。教拼音字母字形时，鼓励学生用身体、手势来“手舞足蹈”。例如，在教“o”这个单韵母时，可启发学生思考：“怎样用你的动作来展示‘。’的样子?”有的孩子把嘴张开，拢成一个圆形；有的把食指与拇指围成一个圆形；还有的用两只手臂圈成一个圆形……多种多样的形状表示“o”，让孩子们兴奋不已。低年级孩子课中容易疲劳，可设计“汉语拼音休息操”，既可以调节学习状态，也可以巩固拼音字母知识。如：“点点头，伸伸腰，我们来做拼音休息操；动动手，动动脚，我们来背声母表b、p、m……；扭扭脖子，扭扭腰，我们来背韵母表a、o、e……；站要直，坐要正，我们来背整体认读音节表zhi、chi……；专心听，勤动脑，学好拼音字母基础牢”。(可根据教学进度自行安排操中的拼音字母与拼音知识)学中玩、玩中学，是我们教师应该为孩子们创设的教与学的境界，这样学生将学得兴趣盎然，教师也教得兴致勃勃。

三、学以致用“拼与写”

篇7

（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背景

我国对外教育初期，其留学培养费用主要是由我国自主承担，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在原有的基础上增长了7倍之多。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文化教育已经呈上升趋势。而主要自费学生的来源则集中在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认知程度要远超于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发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汉语言的素质教育也逐渐备受重视。因此，来华留学生的汉语言教育事业也迎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各国人民也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的素质文化教育，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因此，我国与他国的学术教育往来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本土文化和风土人情。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只身来到中国，而学习者的教育层次也从本科延伸到博士不等，所学习的学科也由原有的汉语言类逐步发展到理、工、农、医等各个专业，这对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二）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相应的发展趋势。第一，我国的留学生成分与往年相比发生时了一些变化，自费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公费生，并呈上升趋势。第二，在留学生的生源结构方面，已经从以往的东欧几个友邻国家上升到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属日本、泰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留学生增长速度最快，且这些留学生属于自费生的占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可以有效带动文化素质传播。第三，在学历生当中，我国本土的研究生数量在逐年增长，而对外留学生的研究生数量却明显下降。第四，我国的对外汉语言教学理念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简单认知转换到如今的教学方法水平的问题上。更多的教师更加注重多样化、戏剧化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并对之产生兴趣③。

二、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目光投向中国，为此，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和挑战。为了应对新时代下的全新形式，我国对汉语言的国际教育教学工作作出了全新调整。我国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汉语言教学小组办公室，现如今已可对国家汉办进行独立办理，并成为知名品牌。其中，孔子学院已成为知名代表。在我国，孔子学院已创立了相应的教育机构，更是分布于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还多次举办海外中小学校长夏令营活动，为教师进行培训，派遣志愿者去海外组织编写材料，研究教学方法等内容。最为重要的是，海外教学及夏令营等活动都备受国家关注，并被给予大力支持。汉语言的大力推广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六大转变：第一，从汉语言教学到国际教学的转变；第二，从语言教学的走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第三，向大众化的应用教学转变；第四，从传统的教育推广向系统的国际推广发生转变；第五，从政府推动运作发生转变；第六，从传统的纸质推广向多媒体、多元化推广发生转变④。

三、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展望

篇8

（一）提高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间的知识更是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很多知识也并不知晓，所以要将这些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交际，这种教学不等同于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侧重于和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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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传媒转型期文化汉语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诗歌进入了白话诗阶段，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汉语诗经历了自由体诗、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先锋诗等探索阶段，基本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朝气，但进入九十年代至今，诗歌的创作与阅读都呈现了下滑态势。诚如王光明教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谈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时所言：“灯光暗转，垂暮放下，剧情已渐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直接走入了黄昏和暗夜。”这不能不使人焦虑，但是，关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新动态，由此浅谈开来。

一、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

诗歌传播是诗歌发挥艺术作用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诸如口传、抄写题跋、印刷、朗诵等，在现代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汉语诗歌的传播媒介有了重要的变化。

1.网络成为汉语诗歌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网络文化以“虚拟性、交互性的符号自我（主体）”为基本特征，即网络用户凭借诸如网名、图片等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行交互性的及时交流互动。其中，博客的兴起造就了众多网络，包括诗歌写作者，据新浪网统计，在网上开博客最多的是诗人群体。可见，网络确实对汉语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发表和阅读作品的便捷度和自由性。在传统观念中，诗歌是少数“精英”方可享受的高级精神品，同时受到体制影响，普通写作者更是很难发表作品，而网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博客上可以快速而自由地发表作品，这就为更多的诗作者进行艺术探索、发表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也为读者阅读作品提供了方便。

（2）阅读的交互性。网络“交互性开放的界面”使读者的阅读活动与众多不确定的其他读者共同进行，并通过留言回复等方式与其他读者和作者进行交流，便利的传达阅读和创作感受成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创作激情，同时也为作者修正、调整自己的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3）接受环境的立体化。网络平台具有“超文本界面”，它是纸张以外的电子文本，不再是传统文本的线性的或平面的结构，而是网状的多维立体结构，有着“超文本链接”，用户点击文本中加标注的一些特殊单词或图像，就能打开另一个文本。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诗歌，可以增强接受信息的灵活性和综合性，相关内容的便利提取也有利于诗歌的理解和扩充阅读。

（4）表现形式的多媒体化。不同于传统文本，网络可以提供文字、图片、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支持，阅读过程中会有相关的音乐图像等元素，比如在一首写春天景色的诗歌里，可以配上诸如青草、桃花、冰化的溪流等图片，还可以配上清新的音乐，这就构成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接受环境，增强了阅读诗歌的趣味性，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值得思考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

2．从诗朗诵等活动中谈汉语诗歌的音乐性。

近年来，配乐诗朗诵、诗歌电视、央视新年新诗会等活动的举办为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汉语诗歌的接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见，汉语诗歌的发展，音乐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诗歌与音乐有着悠久的同源关系，中国古代许多的诗歌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中国很早就有所谓的“歌诗”，即能谱曲配乐配舞表演的诗歌，如《诗经》、楚辞等。与音乐相近，抒情诗也有着声音和谐的音调和节奏，有较高的心灵自由度和情感表现力。中国的古典诗歌有着优美的韵律，为人们所熟识和喜爱的现代诗歌也往往有着音乐美，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余光中的《乡愁》。

诗歌研究者吕进曾言：“中国新诗是一种看的诗，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这或许是当下许多人否定和轻视新诗的重要原因。诗歌不同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音乐性是诗歌的重要因素，新诗虽不必延续旧诗的平仄等严格限制，但是节奏和内在的音乐性是必需的。如何使现代汉语诗歌尤其是现代汉语抒情诗具有音乐性，如何使得好的汉语诗歌在新时代得到有效的流传，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比如，当代优秀流行歌曲的歌词（如谢冕先生赞赏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古诗改编的歌曲（如《明月几时有》）就是有价值的尝试。

二、转型期文化语境下汉语诗歌的接受以及引发的思考。

著名学者杨乃乔教授2008年来保定学院讲座，在回答笔者关于“现代汉诗”发展状况的提问时说到：“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诗歌——文学中的“贵族”的阅读是没有环境的。在这个读图时代，追求审美感官的速度与刺激成为趋势，诗歌注将没落。”杨教授从当下环境的反面因素指出了诗歌衰落的原因，笔者在这里想反其意用之，探讨一下新时代语境对诗歌发展的有利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诗歌生存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而矛盾的时代中有着诸如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生存与道德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等，人们所焦虑的是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的无根感。信仰多元侧面导致信仰缺失，灵魂的漂泊使人们内心出现了矛盾郁闷颓废无聊彷徨的情绪，这一点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具有普遍性。历史仿佛回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浪漫激情后滋生的是面对理想和价值失落的苦闷与迷茫。与现代物质日渐丰厚构成反讽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可以说，整个社会在渴望着一种灵魂的栖居地，人们需要生命性情的滋润，需要心灵的休憩与安慰。

而诗歌作为一种极具感情的文学形式，集中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充满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对人生的吟唱，对生命的珍重，对崇高精神和道义的担当，对心灵故乡的永恒守望，其中现代诗歌更是有着现代人生存的丰富情感和经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抚慰当下人的心灵，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期待。试以海子的诗歌为例，考察海子的生平及其诗歌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命题——对灵魂栖居地的追寻与确认。“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村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的抒情短诗吟唱着大地、河流、村庄、麦地……那是“永恒的人类生村和生命之庞大根快”，是一种“文化乡愁”，长于农村的海子对乡村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他深情地吟诵着自己的诗歌理想，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是熔铸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海子对生命的爱与信仰都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滋润和感动，这也许是近年来海子诗歌受到重视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在转型期复杂文化语境下，诗歌也存在着发展的有利环境。贴近心灵，抒写有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是诗歌的本质要求，也是汉语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上主要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发展，汉语诗歌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当下的状况还有许多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待笔者学识能力的提高，或许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在20世纪的百年探索中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汉语诗歌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资料：

1.《写作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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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在学习中会出现情感焦虑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加大对学生的鼓励力度，放慢教学速度。同时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评价机制，减少挫败感，避免产生情感焦虑现象。

二、中介语理论

最早由语言学家塞林格提出的中介语理论，现普遍理解为介于目的语和学习者母语之间的一种语言，是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过渡阶段的语言。这个阶段的语言会产生很多错误且很难消除，这叫“化石化现象”。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1、母语的负迁移；//外语学习策略的错误使用；3、教师在目的语教学中的教学方法和语言材料处理不当；4、汉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回避、简化等现象。“化石化现象”具体会根据不同的汉语学习者在不同的汉语学习中有所突显。例如在语音方面，极少有学生会避免化石化现象，达到和母语者相同的水平。结合对中介语理论的理解，教师在进行汉语教学时要加强自己的中介语水平，注意相应的教学技巧和方法：1、重视和加强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教师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扩大学生语言的输入量和输出量，多组织学生进行口语训练，布置相应的口语练习作业，同时要提高语言输入和输出质量，帮助学生克服母语干扰，防止化石化的现象。2、开展朗读训练。由于大声朗读可以加强对课本原文的记忆，因此教师可以开展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汉语朗读训练，培养学生的汉语思维模式。例如可以让学生跟读原声磁带，或者教师朗读学生跟读，再或者让学生分组朗读之后调换角色进行朗读比赛，让学生自己感悟出自己的不足之处。3、增加听写练习。根据学生的水平和词汇量来量身设计，用地道纯正的听写材料，在课堂中反复练习，使学生不断积累并尝试使用目的语，克服原有的固化思维和化石化现象。例如在导入新课之前可以进行分组听写练习，然后让另一个小组的学生同学进行纠错。

三、课堂互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