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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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国内有关旅游研究博士论文(包括博士后研究报告)与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和北关参与高层次旅

>> 旅游学学科树构建及旅游学研究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学术研究引领旅游学科发展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从2000~2009年《旅游学刊》载文统计探究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 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 试论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浅议高等旅游教育发展与旅游学科体系构建 旅游学科发展与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评《旅游学学科体系框架与前沿领域》 旅游学科视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从混沌理论哲学观对旅游学混沌态及学科体系探讨 我国旅游学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建构研究 旅游学科研究进展及当前研究热点领域 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二）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关于旅游学科发展与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考 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 近五年国外旅游学研究趋势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通过对国内有关旅游研究博士论文(包括博士后研究报告)与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和北关参与高层次旅游研究的学科类别、学科参与度及选题背景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同时学科参与总体上分散但又相对集中的趋势都比较明显。文章最后就中国旅游学学科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关键词]旅游研究；博士论文；旅游学学科；中国国内；北美[中图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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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学科教学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启动到如今已经经历十年时间，此次课改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其力度是以往数次课改无法比拟的，对我国基础教育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新课改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作用。学科教学论既是高师院校体现教师教育特点的重要课程，又是直接反映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要求的重要载体。然而，作为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课程——学科教学论，在现实的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必将影响到师资水平的提升，成为影响新课改顺利开展的障碍。本文主要就当前学科教学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予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定的改进意见。

一、学科教学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分离

当前，学科教学论的学者已经对学科教学论的学科性质取得了基本共识，即认为学科教学论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这样的学科定位正好符合其存在的价值和现实功能。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对学科性质定位不明确，所以在实际的学科教学论的教学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往往是分离的，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过于注重理论的教学。这种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学科教学理论的讲述，而鲜有对学科实践的关注。学生在这样的教学中所掌握的学科教学理论只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而很少能够将其运用到实践教学之中并对其进行检验。这样只注重学科教学理论的教学无异于“纸上谈兵”，因为学生无法将所学的理论内化为学科教学能力，对学生的帮助并不大。须知，“实践是教师发展的基础和生命”，而“对教育的理解只有在丰富的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

第二，过于重视实践的教学。受到传统教育教学思想的影响，教师的角色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作为培养教师主干课程的学科教学论自然就承担起了与此相对应的任务，即培养教师进行“教”的技术和技能。这样，学科教学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成为了学科教学技能的培训师，学生则变异为技能的掌握者，这样的教学无异于动物驯兽员训练动物。这其实是将活泼、生动、复杂和多变的教育教学活动简化为一种简单的训练。这是对教学论的偏狭理解，将教学论简化为“教论”，而且也是对“教论”的异化。

这种教学方式所培养出来的教师认为，教学就是让学生习得某种技能，而这种技能的获得便是通过反复的训练，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就是其具体的表现方式。这样培养出的教师与当前新课改所要求的反思型教师有着本质的差别。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教师在教学中既进行了理论，同时也进行了实践，“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到总学时太少、实习（练习）条件的限制，这门课变成了提纲挈领地讲理论，蜻蜓点水式地做典型练习，偶尔进入中学课堂去观摩的‘过场’课。”可见，这样的教学还是无法达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同样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2.学科师资队伍薄弱

一般来说，高校学科教学论教师主要有以下几类人员：其一是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方向的科班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二是学科专业人员；其三是由具有丰富的中学教学实践经验的中学教师来担任高校学科教学论教师。在这三类人员当中还存在一类比较特殊的人员，他们活动于高校学科教学研究和基础教育之间。

对于这样的师资队伍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一些问题。科班出生的硕士、博士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毕业人员，他们有着其他几类人员没有的学术理论高度，但是其缺乏的是实践经验；学科专业人员的优势在于有着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但对教育专业知识的积累上略显单薄，有些人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不在学科教学方面；第三类人员是典型的利用经验代替学科教学论的人员。而存在于三者之中的活动于高校学科教学研究和基础教育之间的这类人员兼具了其他几类人员的优点，有着真正的学术实力，然而，这类人员在高校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却很少。

就整体而言，学科教学论师资队伍还比较薄弱，其直接带来的结果是学科教学论教师的学术根基松软，学术底气不足，学术理论水平偏低。

3.自我封闭的学科发展环境

学科教学论发展环境的自我封闭主要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表现为各门学科教学论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形成各自为政、各守一隅的状况。如果翻开各门学科教学论教材，不难发现各门课程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固然说明了各个学科自身有着不同特点，同时也说明各学科教学论间缺乏必要的规范性，缺乏彼此的沟通及共识共建。即使同一学科的教学论教材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以地理教学论教材为例，现已经出版的数种版本的教材就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使人感到无所适从。这无形之中使该学科群处于分散状态，不能或很难形成集体合力，这对于学科教学论学科群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第二，表现为对基础教育领域的漠视。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多的学科教学论学者喜好在已有的学科教学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而鲜有能够扎根于中学教学一线的基于课堂教学的基础研究。正是由于研究者们漠视对原本是学科教学论理论产生的发源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研究，所以在面对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基础教育领域，学科教学论很难解决现实中小学课堂中提出的问题，更不可能阐释其深刻的涵义，难怪学科教学论的有效性和价值性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质疑和诘难。

4.学科研究的简单移植

一门学科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模式，其中比较实用且行之快捷的方法就是移植。学科教学论的发展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它所直接移植的学科主要来自于教学论和教育学，尤以教学论为甚。

然而，当前的问题在于，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如今的学科教学论建设过程中仍旧以这种方法为主，就有碍于学科自身的发展了。这里我们以学科教学论教材的内容体系为例说明。大多数版本的学科教学论教材都是基于教学论学科内容体系编制而成，即人们所见的学科教学论=学科教学目的论+学科课程论+学科学习论+学科教学管理论+学科教学评价论。诚然，教学论是学科教学论的上位学科，下位学科在建制自身的学科内容体系的时候必然会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这种建制不是简单的学科体系的移植和复制，而是在自身学科特点基础上所进行的借鉴、提升和创新。这样舶来的学科研究方法自然来得容易，然而却是以牺牲自身的学科特色为代价的，“特色是以学科定位的”，试想如果学科教学论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在教学论基础上冠以学科之名而无学科之实，那么其也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科教学论会出现“在理论上未能超越普通教育学的水平；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不及各科教材教法具体深入，似乎仅仅在教学论及教育学各部分内容的前面加上某学科的名称，这样困惑的原因吧。

二、对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

学科教学论的性质决定了其理论和实践特性。因而，在教学中就要求，既要重视学科理论教学，同时也要重视实践教学，即基本教学技能的训练。也就是说，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也源于理论与实践二者的密切关系。理论总是为实践服务的，同时也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实践是产生理论的重要源泉。明确了这样的关系后，就有了统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操作方式。首先，进行学科理论方面的教学，即让学生掌握学科基本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在理论层面对学科教学进行宏观把握。其次，进行实践方面的教学，即培养学生基本的教学操作技能，让学生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体会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是如何指导实践的，从而为把学生培养成专业型的教师做好准备。

当然，在实际的学科教学论教学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比如学科教学论教学时间较少、实践条件不具备等原因，导致难于保证理论和实践的充分教学，这样就很难完成二者的统一。鉴于这种问题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作为学科教学论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以各种方式来保证二者的教学有充足时间，比如“整合教学过程，践行言行合一”及“精选教学内容，注重方法启迪”等，以此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统一，使学生能真正体验到学科教学论对于教学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2.提升师资队伍素养

学科教学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支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的支持。针对当前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的构成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胜任学科教学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其走向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由于学科教学论属于应用理论学科，其主要内容依赖于教育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积累。科班出生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在理论方面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比较缺乏的是实践经验。鉴于此，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可以让这些人员定期到中学教学一线任教，在教学中获得直接的教学体验和经验。学科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与教育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所以学科教学论教师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结合学科特点，才能教好学科教学论。而单纯的学科专业人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学教师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因而要对基础理论知识加强学习，并积极将所学的这些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教学之中。此外，为了适应当代教育理论研究和教学手段更新速度加快的需要，学科教学论教师需要加强在职自修与专业培训，特别是新课改理念的学习和计算机等新的教学手段的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适应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发展的学科教学论教师队伍。

3.开放学科发展环境

自我封闭的学科发展环境是学科教学论发展的死胡同，开放学科发展环境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要加强两方面的联系，即横向的联系和纵向的联系。所谓横向的联系就是各门不同学科教学论之间的联系。各门学科教学论教师间要加强彼此的联系，共同解决在学科教学论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回答来自基础教育一线提出的问题，这样各学科教学论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团体，对于学科本身和教师自身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所谓纵向的联系指的是各学科教学论教师要和中小学教师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学科教学论教师了解基础教育现状、检验教学理论和开展教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渠道，也是联系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学科教学论研究与教学的专业人员应抓住当前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这个有利时机，在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同时，促进学科教学论发展和自身专业能力提升。

4.转变研究范式

传统学科教学论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简单移植，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导致学科教学论没有自身特色，这在前文已经述及。而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改变传统学科教学论的研究范式势在必行。

第一，由基于上位学科的简单移植向基于学科特点的创新转变。以往的学科教学论话语体系基本来源于其上位学科的教育学和教学论，鲜有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为此，有必要开展深入到基础教育一线进行扎根式的教学研究，在对众多鲜活教学实践经验、现象和问题的概括、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实打实的教学理论。这样的教学理论才是基于实践的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更容易为基础教育一线的教师所接受。这样的学科教学论才是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和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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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并成为行为规范。美国的大学领导者认为: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远期目标要在大学的领导层形成清晰的集中意识;但绝不仅仅单独由学校领导层做出最后决议;战略定位和规划目标应是学校发展和个人行为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全校上下的行为规范。学校的各项决策都必须紧紧围绕发展方向和远期目标进行规划。同时还将长期目标分解为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短期目标，并创建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监督体系以确保完成。独立思考和独立办学的能力。为引导大学正确定位，美国政府积极放权只做引导，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引导高等学校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把握战略方向，而具体战略定位和目标则由各个大学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制定。政府虽然有立法约束，但真正的决策权依然归校方，校方在制定规划和决策时具有独立性，这为学校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前提和无限可能。

二、影响当前我国新建本科高校发展原因分析

政府方面引导模糊而又简单僵化。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我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有权监督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且负责制定对其评估办法。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大众化教育时代所出现的分层、分类教育的现实情况。这导致我国许多高校不能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实现表面的标准化建设，忽略自身优势和特色发展，从而导致高校教学模式化、无差异、无特色，最终造成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个性，降低了人才竞争力。此外，我国希望通过政府财政支持，积极建设“985计划”与“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学。这使得为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许多院校盲目扩大规模，丰富学科门类，片面追求学校外部结构的高大上，忽略学校本身的内部建设和提高。而一些新建高校更是盲目追求高目标，致使专升本、本科由普通升重点、争硕士点博士点现象层出不穷。当前高校的运行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学校是一个整体，是由高校领导、教职员和学生组成的大家庭。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个校领导、教工和学生应当关注的大事。高校的定位不仅要反映出校领导高层的意志，也要体现教职工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满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所以高校的定位应达成全校共识后，进而得到全校教职员工在心理上的高度认同，并将其化为实际行动，从而最终实现定位中的目标。就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官本位和行政等级意识浓厚，对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的重视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以人为本，平等自由的理念。没有教工的真正参与，高校定位仅仅是管理层的事情。具体制度出台后，缺乏教工的认可，从而造成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运行不畅，缺少向心力和凝聚力。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定位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为我国的进步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国人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如大同思想，在主张特色化高等教育的今天，仍强调同一的思维模式与单一的价值取向，不利于形成与其他高校不同的高校定位。再如，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道家闭关、佛教参禅，这些无一不采用自我反省的修养方式。现今的高等教育发展如果继续采取“自省”的方式，将因循守旧的思想贯穿其中，就不能及时关注外部环境需求的变化，必然使高校在竞争激烈时代遭淘汰。此外，西方文化比较重视科技文化的发展，而中国文化重视伦理，轻器物、轻技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职业有偏见。长期的偏见，使得高等教育人才分配不均，一些专业门庭若市，另一些专业却无人问津。

三、关于我国新建本科院校科学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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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下的新闻采访，要求是全方位的发展，无论是在传播形式和手段上都不能只是局限在一种形式，在我国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新闻传播形式和手段必须加快自身的发展和自身发展形势。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张的过程中都是有媒体的出现，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经济和文化出现，都是离不开新闻媒体采访，所以说，新闻采访与社会上的文化是相铺相成的。我国新闻采访所要进行发展层面上开展，就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来的成面上，必须在社会发展中经济领域上去锻炼自己，让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壮自己。我国一些报业的发展是走在前边的，一些新闻媒体行业已经开始接触房地产、印刷等行业，新闻采访可以再经济相关政策的指导下与其他行业发展规律进行接触，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入资本市场，是的媒体行业不断发展壮大。新闻采访的过程往往是文化传播的过程，文化的传播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发扬，需要二者之间相互合作。

二、新闻媒体采访各个层面协调发展

新闻采访中需要协调好各个层面的关系，新闻采访不只是简单地采访工作，还有很多相关的工作作为支撑面，所以在工作中要处理好这些层面的关系。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协调发展，就是要处理好新闻媒体中同质相互竞争、相互重叠的现象出现，要充分利用好这些现有资源，为新闻媒体发展做出一定贡献。注重新闻采访中各个结构的整体优化和调节，进行优胜劣汰的方法进行发展，做到根据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进行布局，做到一个地区的媒体资源能够做到合理分配，是的新闻采访做到更加科学、合理。新闻采访要对自身进行明确的定位，在市场上怎样进行发展与生存，是我们新闻采访工作应该去做到的。

三、做好新闻采访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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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科学技术使机器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机器系统在十九世纪机器使用的初期由传动机、发动机、工具机或工作机三个部分组成。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机器的一个部分进入机器体系，为传统的机器系统增加了自动控制和调节装置，将机器大生产转变为全盘自动化的大生产。生产的全盘自动化能够用机器操纵机器，还可以使人类能够用机器制造机器。机器代替了一部份人脑的功能，而且也代替了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与智慧参与更多的创造性劳动。国外有人统计：物化在生产中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比在机械化初期为9∶1；在中等机械化水平时为6∶4；而在高度机械化时为1∶9。

1.2科学技术使劳动对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工合成材料正在向多品种、料正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还可以使人类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探索。现寸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全世界已知的有800多万种，并且每年在以25万种的速度持续上升，特别是像新型合金材料、非晶态金属、超导金属材料等，其独特良好的性能，令劳动对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2科学技术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的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结构。英国的配第1691年初步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并使用了商业、农业和工业的概念。新西兰的费舍尔1935年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概念用来分析产业结构。此后，克拉克对三次产业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第一产业即指农业，包括所有的畜牧业；第二产业即指工业；第三产业又称服务行业，主要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以及国防和行政管理部门，还包括私人家庭服务等。产业还可以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此外，西方学术界还有朝阳产业（或新兴产业）与夕阳产业（或传统产业）的划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科学技术则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动力。

2.1科学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是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得出的。生产领域所需劳动力在生产规模不变时，与技术成反比，劳动力渐渐从技术进步的部门中游离出来，然后向需求上升的新兴产业和服务部门转移，这样一来就使产业重心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欧美一些国家逐渐由农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为轻纺工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不仅使欧美一些国家原有的采矿、钢铁业加速发展，同时形成了电力、电器、石油、化工、汽车、飞机等一系列新兴产业。20世纪中叶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革命，使第一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趋于减少，使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在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则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快速发展。

2.2科学技术使相对成本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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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发展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势头迅猛，农业机械保有量日益增加，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提高，但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还需要农业机械化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需要农业机械化技术人员不断钻研和创新，完善原有的技术，更新的观念，以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做好农机与农艺的完美结合

农机与农艺的完美结合是最终目的，才能有效推进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农业技术推广法》中总则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增强科技支撑保障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制定本法。可见农业机械化推广工作就是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为已任。在农业机械化技术工作推广的过程中，要时刻了解农民朋友的动态发展，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并且通过哪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将技术传递给他们，保证让农民朋友有所收获。

三、提高农业机械化工作人员自身素质，打造农机化优质团队

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在农业机械化发展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国家的正确引导下，付出了不少努力，而作为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来讲，也有责任培养出一支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服务于老百姓。作为一名合格的农业机械化推广工作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且不断学习进步，紧跟时代，不断给自己充电。其次要具备爱岗敬业的精神，吃苦耐劳，坚韧不拨，把做好农业机械化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另外，农业机械化推广部门还要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紧密沟通，相互扶持，确保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顺利开展，稳步前进。提高农业机械化工作人员自身素质，打造农机化优质团队，对于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

要加强农机化公共服务工作，建立和完善信息搜集、整理和制度，为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服务。新时期在信息搜集、整理和上要充分地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认真负责地抓好信息服务建设。信息时代对于资源的整合、利用、传播是十分关键的，各部门不可忽视网络平台的建设工作，各单位要培养网络平台人才，确保农业机械化工作更加顺利的展开。进一步完善农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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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已经产生科学兴趣，却由于个人条件无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实验和科学学习的公众呢？图书馆似乎是他们的理想求知场所，但并不专业，也仅限于纸上谈兵。许多名牌的大学也似乎都有着良好的学习实验场所，但很可惜，对于大部分公众都无法做到终身受益。因此在这种需求下，一些新的形式的科技展品已经出来，这部分展品代表着最先进的高新技术，是高新技术的直接展品化转换，而不仅仅是在展品中使用某一项高新技术。如现在正在发展的中国数字科技馆展品、张恒地动仪最新复原展品和各种专业科学知识类展品，能让公众接触和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前沿高新科学技术，时刻跟上认知和学习的步伐。

二、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必要性

科技馆展品首先给公众带来的是一种科学技术力量的冲击，这种冲击感本身也是科学普及的一部分，让人们产生一种新奇感和兴趣感，进而愿意去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进而开展科学研究，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1、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普及的阵地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科学普及的第一作用就是其独一无二的公众化教育阵地作用。他最大的优势是受众是完全开放化的，可以接受下至青少年儿童，上至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在内所有科学学习群体。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的单一展品虽然有学科领域的划分，但它的整个展品体系本身是可以包融所有学科的，这一特点可以让公众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单一学科知识领域的限制，更好的实现学科研究领域之间的融合与穿插。其次，阵地作用还体现在它的稳定化。作为科技馆展品整个群体，它拥有稳定的展示环境—常设展厅，这使它更能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安排，使一个地区的公众科学水平稳定、有序的得到逐步提升，起到科普推广的良性循环作用。最后，阵地作用还体现在它在其区域的管辖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大型专题展览和各种形式的巡展。大型专题展览的展品可以具有更加丰富的展现形式，从而吸引公众的科学兴趣，间接起到短时间的扩展科普管辖区域的目的，表现出新颖性强，轰动效应高的特点。

2、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精神培养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公众科学精神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兴趣的激励作用。科技馆的展品由于其本身设计灵活，科学现象的展示又是其主要的科学传播目的之一，因此其展现出来的科学实验更能够吸引公众的眼球，令公众在与科学的接触中产生良好的印象，去除其枯燥、无味的原始认识。二是对探索精神的调动作用。当科技馆的展品融入互动性的环节时，可以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展品的互动当中，就像自己开展一场实验探索一样，在探索中寻找科学的原理，进而培养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三是对科学求知的渴望态度。公众在对科技馆展品的参观过程中，能够直接观察和体验到一些平时没有看到或难以看到的科学现象，如法拉第笼、磁悬浮、辉光球等。通过对这样现象的深入观察，产生想要知道其中原理的心理，并主动的为解答疑问去寻找答案，形成开拓进取的求知能力。

3、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知识学习的平台作用

科技馆展品对公众的科学学习作用主要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直观式的科学知识学习，二是体验式的科学知识学习。直观式的科学知识学习就是通过直接观察展品，通过了解其结构、原理、用途等基础属性，对其所包含的科学知识进行了解。这类展品的学习对公众的自身科学素质要求较高，一般适应于对科学已经有一定兴趣或有一定科学基础的人群。这类展品典型的如汽车、飞机的剖面展品，它的优势是蕴含的科学知识丰富而系统，可以满足公众的求知渴望，对特殊人群的重复参观性高。缺点是展品本身缺乏吸引性，无法调动普通公众的科学兴趣。体验式的科学知识学习就是在展品的展现过程中加入互动的环节。这类展品往往同时具备科学精神培养的作用，公众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加入到展品的互动中来，通过玩耍对展品本身产生兴趣，并接触到部分的科学知识。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参与学习的公众往往是非主动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开始的目的并不是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学习的内容带有典型的盲目性和零散性，不利用自身科学水平的系统提高。

4、科技馆展品对科学研究的促进作用

从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上来看，科学研究固然在各大院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却并不意味着是它们的专利。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的“民间英雄”，如世界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是个专业从事科技研究的人员。科技馆的展品由于其独特的科技性，可以为这一类“民间英雄”提供科学知识学习甚至是开展科学实验的平台，使他们能在研究的过程中比单纯的书本探索更接近于现实。从科学研究的数据研究上来看，将科研项目设计成科技馆展品并试运行，可以直接为研究提测试的平台，更快捷的观察到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为科学实验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从科学研究的产业化转换上来看，科技馆展品整体所构成的体系环境是一个集科学学习、研究和交流于一体的大染缸，它里面可以包含与科学生活相关的一切人员（其中包含青少年儿童，科学爱好者，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人员）。在各层次的人员彼此接触中，就有可能搭建起科学交流的桥梁。如果交流的双方正好是企业科技工作者和科学研究人员，那么科学研究的产业化转换就会成为一个自然而轻松的环节。

三、未来国内科技馆展品的发展优势

国内科技馆展品由于其发展年限，国内环境的不同，与国外科技类博物馆展品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展品质量偏低，展品创意性较差等方面。但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国内科技馆展品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1、国内科技馆展品的整合优势是国外无可辟比的

纵观国外各大科技类博物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侧重于科学兴趣培养，讲究观众互动，只进行常识性的科学知识培养；二是侧重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培养，讲究科学系统和前沿知识的学习；三是侧重于激发科学研究和交流，讲究展现高新技术成果，促进科学研究发展的作用。无论是哪一类，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缺点：

1)、经费来源不稳定；

2）、同一地区各馆之间缺少交流甚至相互竞争；

3）、无法有效争取国家科技部门的共同参与。这些缺点导致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较为单一，各类别场馆之间的优势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匮乏的瓶颈将成为它们无法进一步升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2、国内科技馆展品环境的亲民性将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展现

国外科技馆由于其文化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使得它们无法达到大部分展品的免费开放，这使得它们丧失了一大部分的基层民众。而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较为艰苦的生活环境更能够磨砺出具有科学探究精神的人才。这一发展的恶性结果就是，它们在一开始就几乎丧失了未来一半的科技人才。

3、国内科技馆展品所共同构成的网络体系有利于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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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会责任．支持经济建设。一是积极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交通运输、大型电力、燃气、水务、石油石化及先进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性行业和国家重点支持领域重大项目的资金投入。如与三门核电有限公司签署了总额183亿元等值人民币的一期工程《金融服务合作协议》、3亿美元的《外汇贷款合同》，成为我行迄今为止单个授信金额最大的项目践行“绿色信贷”理念，加强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及改造项目的支持力度．对国家或省级立项的风力发电、城市污水处理、火力发电环保改造等高新技术项目，通过品种安排、项目预审、“绿色通道”等途径，提供优质服务；严格控制国家限制的小化工、小化纤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入，加快实施对落后产能及落后生产工艺企业的退出：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贷款审批的重要参考因素．实行“政策合规”和“环保达标”一票否决制提高“理想之家”零售贷款产品标准化处理网点数量占比．优化“直客式”住房按揭业务流程．与省内12家知名房产中介机构联合营销．有效促进零售贷款快速健康发展．满足居民住宅等合理消费需求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引导企业使用新型金融工具。积极推介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现金管理、企业财务顾问及法人账户透支业务等新型、有特色的融资产品。如为恒逸集团、横店集团发行短期融资券．其中与恒逸集团签订的资金融资顾问协议开创了全国中行系统先河：第一只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信托计划——浙江舟山大陆连岛工程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信托计划．为该公司筹集资金2．89亿元：与中银香港上海分行开展资产业务合作．由我行为企业出具融资性保函，南中银香港上海分行向企业发放贷款2O多亿元三是充分发挥中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网络和外汇优势．为外向型企业提供全面服务，配合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外汇避险”、“外汇理财”等产品，为企业提供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先后与米兰、东京、卢森堡、法兰克福等海外分行签订海外代付业务协议2亿美元，与米兰、法兰克福、东京分行签订3．5亿美元的“保付达”融资业务合作协议四是积极实施中小企业成长丁程。作为中国银行系统小企业贷款的试点行．我行积极支持省内资金实力强、业务潜力大、产品市场好及信用体系高的优质中小企业．缓解其融资难问题。针对小企业“短、频、快”的特点，创新开展存货质押及应收账款质押授信业务。在公司业务部设立了小企业事业部．由专业人员审核小企业融资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小企业融资需求．一般在2—3天内完成审批。截至20*年末．我行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长23．30％；外汇各项贷款新增7，5亿美元．列四大行之首。

深化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加强授信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继续完善风险管理政策框架．通过制订年度授信政策指导意见．明晰授信业务发展方向和行业风险分析及政策导向；以“实用、适用、实效”为目标，分区域推进辖内授信指引的制订丁作．明确区域内授信业务发展方向和重口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曾小平点。进一步提高集中审批工作质效，制订《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授信集中审批实施细则》．配套制订了评审会实施细则、零售贷款集中审批办法等一系列制度：优先评审BBB级以上、1亿元以下大额授信客户，保障集中审批流程的高质高效。积极创新授信执行工作，以“固基础、强管理、精细化、促发展”为工作指引，加强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实行档案、押品的集中化、标准化管理，加大清收处嚣力度，有效防范了授信操作风险、避免了不良资产反弹年末．我行不良资产余额比年初下降7．60亿元，综合不良率下降0．71个百分点．达到了“双降”目标。

完善内控体系．实现安全运营。进一步完善职能管理、合规控制、内部稽核三道防线组织开展“合规建设和风险管理年”活动．积极培育合规文化：在行内7个业务条线试行操作风险与控制评估(RACA)的推广工作．对辖内660家基层机构的业务经营权限、经营范围和内控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摸底、风险排序．实施业务经理派驻制，启动基层机构负责人合规履职评价工作．梳理所有业务系统柜员权限．提高基层机构整体内控水平：梳理规章制度3000余份，组织现场检查5000余次，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控和检查做好反洗钱工作抓好案件专项治理和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做好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检查评估，构建职责明确的责任追究体系开展网点金融安全评估达标活动．推进监控联网建设：守押社会化和金库集中工作取得了突破。已连续三年无“四类案件”、火灾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发生。提升队伍素质．建设先进文化。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抓好系统党建工作、精神文明创建、文明优质服务，有力促进了队伍建设和良好风气的形成．辖内文明单位、文明行业建成率分别达91％和90％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加大员工培训力度．提高队伍素质。开展“奥运服务月”活动．组织以奥运为主题的服务竞赛，服务改进效果明显．在总行文明优质服务作全面检查中获满分。

2008年．中行浙江省分行将继续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金融强省”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加强内部机制创新和业务产品创新，调整业务、客户、货币三三大结构，深化制度化建设、系统化建设、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内控、防范风险，抓住机遇、练好内功，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我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实现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一、夯实经营基础、完善管理机制，涵育发展原动力夯实产品、客户、网点三大基础。一是完善产品研发和推广机制，夯实产品基础．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开发和推广产品．利用合适的产品去营销客户和抢占市场；二是完善客户准人退出机制．夯实客户基础．巩固核心客户，拓展重点客户，扩大基本客户群．实施客户分类管理和分层服务，实现客户价值回报的最大化；三是优化服务渠道机制．夯实网点基础，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以网点转型为抓手，合理规划网点布局，优化功能分区和服务界面，提高网点的服务能力、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

完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配置、激励约束三大机制一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达到“人尽其才”。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科学配置人才资源：改进培训方式．注重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注重文化引导，增强员工投身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达到“物尽其用”进一步探索与创新财务资源配置途径．完善业务激励分配机)制．优化固定资产配置机制，推进经济资本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水平和资源使用的边际收益．发挥财务导向作用。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体现“多劳多得”。加大对重点业务的激励力度，充分体现“多挣、多花、多贡献”的原则，强化绩效观念，用机制保障联动营销、捆绑营销．同时关注长期发展、可持续发展，防止短期行为。

加强创新实践。抓好思想观念和经营理念的创新．进一步深化“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抓好内部改革创新，包括组织架构的调整、机制的转变、流程的整合等；抓好业务、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服务手段创新。通过理念、管理、产品及营销的创新，推动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结构调整、力求协调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今年．我行将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各项业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经营计划为：人民币存款增长20．97％，人民币贷款增长13．58％．外汇贷款增长11．98％，中间业务净收入增长39．33％，本外币净利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继续实行“客户结构、业务结构、货币结构”的调整。在公司业务领域．重点服务我行重点支持类行业客户，积极拓展适度支持类行业客户．坚持退出“三高过剩”行业以及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不高的企业：在个人金融领域．以优质客户为主要目标．积极推行电子银行服务：在金融机构领域．以总行级客户和浙江省内重点法人金融机构为主．大力发展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做大中间业务和做实负债业务为工作重心．将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改善业务结构、平衡风险、提高效益的重要战略予以狠抓。

坚持“四个协调”发展一是对公和对私业务协调发展平稳发展对公业务，改进增长方式和盈利模式：加快发展对私业务，稳步提高对私业务的收益贡献度。加强公司、资金、国际结算、个人金融、银行卡等业务线的联动和交叉销售。二是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协调发展。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稳健发展资产业务，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积极发展负债业务，正确认识其基础性作用．确保平稳发展；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拓宽收费领域．提高中间业务的收益贡献度三是本币和外币业务协调发展。既要巩固外币业务这一传统竞争优势．保持领先地位．又要抓好人民币业务这一关键．提高利润水平、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四是各地区协调发展。做大一类地区．提高一类地区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做强二类地区．提高二类地区在全辖的整体贡献率：做精三类地区．注重内涵式发展．以质取胜。三、注重发展质量、坚持从严治行．提升风险控制力

提高授信审批质效．支持业务前端提升市场竞争力。继续动态推进流程整合．加强过程质量效率管理加强政策指导．推进授信结构调整．强化授信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综合收益能力提高加强市场环境研究和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根据经济周期变动趋势，及时调整业务发展重点．提高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贯彻“从严治行”方针，继续强基础、抓基层，持之以恒地抓好内控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健全内控长效机制，发挥好一道防线的基础作用、二道防线的关键作用和三道防线的保证作用．把内部管理和风险防控工作抓实、做细，打造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体系．从源头上防范各类风险．确保依法合规经营和安全稳健运营。

四、加强队伍建设、锻造服务品牌，优化整体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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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学和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法律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理论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方法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自然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经济与法学基本理论”，《现代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应用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内容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影响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考试、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分析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法律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医院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科学”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方法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理学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内容。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影响。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哲学，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发展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应用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现代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目前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篇10

针对执行难问题，中央政法委于去年部署了为期十个月的全国范围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活动开展以来，各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采取多种措施，集中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就我院来讲，我们采取“五定一包”、“分片突破”、“分区作战”、“以线串案”等方法，强力推进活动开展。据统计，我院共有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406件，涉及六类特殊主体的重点案件157件。截止3月底，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全部执结，标的金额达到3652.4万元，特殊主体案件全部执结，标的金额1600万元。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执行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复杂性，执行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执行工作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着力把握此次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有利契机，以一种舍我其谁、义无反顾的态度，以一种迎难而上、攻坚破难的精神，正确分析形势，积极应对困难，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法院执行工作的科学发展。

一、夯实基础，提升执行队伍建设和物质装备水平

应该看到，部分执行人员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作风不硬甚至违法违纪的问题仍然存在，执行部门警力配备不足、物质装备落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着力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内部管理入手，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执行队伍。通过加强教育引导，使执行干警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三个至上”重要指导思想，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廉政意识，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与清醒。通过加强培训、交流、考核、评比，不断提高执行干警的释法能力、说理能力、协调能力、掌控和应变能力等，进一步提升干警业务素质。另一方面，针对执行工作流动性大、对抗性强的特点，进一步加大对执行工作人、财、物的保障力度。通过积极挖掘内部潜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人员、经费、装备等方面向执行工作适当倾斜。同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人大对法院特别是执行工作的大力支持，努力解决在人员编制、财政投入和装备更新上面临的各种困难，为执行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二、多措并举，全面加大执行工作力度

一是要坚持用足用好强制性法律措施。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必须充分利用好民诉法修订条款的强制性规定，在严格法律程序和执行纪律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执行法律威慑，依法对拒执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给予严厉制裁。特别是对情节严重的拒执人员，要积极与公安、检察部门协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要坚持宽严相济，加强执行和解。要本着以和解促和谐的原则，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疏导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纠纷，促成执行和解，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三是要拓展工作思路，灵活执行方法。针对执行实际，科学应对，以集中行动、专项执行、突击执行等方法，实施重点突破，以分区执行、以点带面、以线串案等方法，充分利用执行资源，提高执行效率。通过各种执行方法的灵活使用及有机结合，努力推动执行工作科学发展。四是要探索工作艺术，实现执行工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要始终坚持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确保最佳的社会效果。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执行工作必须站在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的大局高度，慎重处理涉企案件，努力保护企业经营发展秩序。特别是对经营确有困难但仍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应根据实际情况，在各方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利益的结合点，执行工作的最佳切入点，通过诸如放水养鱼的手段，盘活被执行企业有限的资产和经营能力，从而在维护生效法律文书严肃性的同时，把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融入执行活动，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五是要坚持“五定一包”，严格执行责任。对于积案特别是涉及的案件，继续坚持好定承办人、定督办人、定执行措施、定执行期限、定执行目标责任制度，并突出强化领导包案责任，真正做到一包到底。在做好上述五项工作的同时，笔者认为，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利用现代社会发达的信息化成果，进一步推广对拒不执行人员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曝光、以及“悬赏执行”等成功经验，采取多种灵活手段，使逃避执行或抵抗执行者在社会生活中受到更加广泛的制约，从而进一步增强对拒执行为的法律威慑，促进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规范执行，健全完善执行工作体制机制

当前，各级法院在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执行效率不高、执行程序不当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违法违纪乱执行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涉诉案件中，因执行失范引发的占有相当比重。对此，人民法院应结合司法改革工作开展，本着公正、高效、文明的原则，进一步加快执行规范化建设步伐，全力保障执行权的依法有序运行。在执行体制建设上，实施执行综合

管理权、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分权运行，使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通过建立查封扣押财产统一管理、评估鉴定拍卖统一委托、执行款物统一发放的“三统一”工作模式，努力形成便于管理、监督、指挥和协调的执行工作新体制。同时，应当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理顺上下级法院、同级法院之间的执行工作关系，切实完善提级执行、指令执行、协助执行、委托执行等项工作体制，确保执行权的有效运行。在执行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执行案件督查督办、执行听证、执行公开、重大疑难执行案件集体讨论、执行工作定期通报等项制度，并以制度的严格落实坚决防止滥用权力、简单粗暴、消极执行以及暗箱操作、徇私枉法等问题的发生，确保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果。此外，针对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但申请人又确实生活困难的问题，人民法院应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进一步建立和推行执行案件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制度，通过对案件中涉及的特困群体给予一定的救济，充分彰显司法工作的人文关怀，并努力减少因此引发的上访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四、审执并重，实现审执环节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执行积案、难案是因审判与执行的机械分离与脱节而形成。主要表现在：有的案件在审理中已经达成调解，但由于没有当庭履行，当事人心态发生了变化，错失了最佳履行时机；有的案件被告人只有部分或根本没有履行能力，审理法官只顾依法裁判，既没有充分的做好预防性的解释工作，也没有全力进行调解，导致移送执行后工作很难开展；最为普遍的是，审理法官在裁判案件之后工作即告结束，其掌握的案情信息往往没有延续到执行程序进行利用，致使执行法官还要付出大量精力重新熟悉相关案情，导致有限的司法资源被白白浪费。为此，在审、执分权运行的前提下，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上，必须努力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做到审执兼顾，充分注重两个环节的有机衔接，努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在审理过程中，办案法官要主动提示有条件的当事人提请财产保全，全力做好调解工作，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庭履行，案结事了。同时，对于裁判文书涉及财产给付的，必须要表述明确，便于执行。而在移送执行后，审案法官还应进一步加强与执行员之间的沟通联系，为执行工作提供相关案情信息。通过审判环节向执行环节的延伸，切实使审理工作为执行工作“减负”、“铺路”，从而真正使审判与执行工作统一起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权威。

五、协调联动，打造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执行平台

针对执行案件复杂多样、涉及面广的问题，结合此次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取得的经验，人民法院要进一步争取各方支持，努力构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协调、人民法院主办、社会各界配合”的执行工作格局，打造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协调联动的执行工作平台，彻底扭转执行工作“单打独斗”的被动局面。就我院协调联动抓执行的实践来看，已有的邀请相关部门参加的执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执行联络员制度等，都发挥了较好作用，以前单靠法院自身难以解决的案件，约有90%在各方支持下已经成功执结。特别是在实施执行联络员工作中，我院从全县506个村每村都聘请了一名联络员，实现了辖区执行信息网络的全覆盖，为及时有效地采取执行措施，更快地执结案件提供了强大保障。对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要进一步总结、加强和完善，通过充分挖掘和运用社会潜能，破解执行难题，改善执法环境。

六、阳光执行，不断完善执行工作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