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后现代文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除了荒诞化，形象化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在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广告设计中如何能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好好地欣赏注意一个商品的特征，这是广告设计人员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在当今网络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广告充斥着人们的听觉、视觉，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于广告的厌烦。在广告设计中，避免俗套、积极创新，唯美、惊艳的视觉、听觉冲击力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刺激人们的大脑，使得大众能在瞬间记住广告的宣传内容。后现代主义中的形象化强调用夸张的摄影、绘画，并在这些设计中掺杂一些炫丽的色彩等，形象地表现出商品的主要特征功能，在短时间内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

二、后现代主义中广告设计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文化主义特色中，强调的是“认真”“严肃”，然而在后现代文化特色中，重视的是“夸张”“创新”“个性”。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现代主义在广设计中的应用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广告的内容，这就使得广告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后现代文化利用各种混杂的方式展示一种戏谑、讽刺，以此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传统意义上的审美观点正在被冲击。追求创新、个性化、刺激的现代人类已经不满足那种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基础上，广告设计应当遵循文化转变的浪潮，不断地创新、改革。当今时代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释放压力的方式，后现代文化正是切实地贴近人们的生活，给人以心理上的归属感和平衡感。

三、结语

篇2

（一）以学习先进为最大价值取向的激进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学者的态度都相当激进，他们主张对外学习，并对先进教育理论予以了高度肯定。然而，在他们充满热情地学习国外教育理论时，却陷入了文化困境。作为文化的产物，中国教育学者的文化属性必然带有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就是说，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是中华文化的“所有者”，特别是近代早期学者，其文化属性更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带着这种浓厚的国学色彩去学习西方教育理论和模式，难免会对西方文化教育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产生偏差，面对这一困境，只能摒弃传统，以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去进行研究与学习，久而久之，就渐渐被西方文化“殖民”了［1］。对于广大中国教育学者而言，这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歧出”对其研究和学习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首先，它分割了中国教育学者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生活。关于这一现象，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曾说过：“我们以西方的模式从事研究工作，以中国的生活模式生活。”其次，它容易使国人过分崇拜西方教育理论。由于西方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中国人一旦走出研究工作的“象牙塔”之后，就会失去生活的方向，甚至迷失自我，但是他们坚持向先进教育理论学习的精神又迫使他们陷入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困境，这大大弱化了实践对理论的约束力。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会出现过分崇拜某种理论的现象。再次，它将教育理论的创新精神扼杀在了摇篮中，导致中国教育研究极其缺乏原创精神。

（二）以注重继承传统为价值取向的发展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困境

当中国教育学者穷尽自己的力量去承接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或开始对传统文化特色予以高度重视时，尽管其价值取向是正面的，但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首先，如果他们不解决“破旧立新”的问题，就算多么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无济于事的。换言之，当代的中国教育学者一方面要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创新影响传统的继承。但是，我国教育理论本身就沿用了西方模式的大环境下，他们该如何厘清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论、传统教育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与先进教育理论发生碰撞时，我们会发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看见的东西均未超出“胚胎”、“萌芽”、“历史”的范畴。这难免会使广大中国教育者陷入理论困境中。由于无法在传统中找到可以与先进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东西，教育学者们便只能徘徊于西方教育理论的框架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教育者即便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发展本土教育理念，但触碰到西方教育理论，却又被打回了原形［2］。其次，由历史原因引发的困境。受中国教育学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会因为教育理论中国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陷入困境。他们熟知近现代教育理论的一切内容，而且可以轻松地阅读各种外文文献。在他们眼中，古文比英文更为复杂、陌生。目前，除了专门从事古文研究的学者之外，我国很多教育学者都不太了解古文，这已成为了我国教育学界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境阻碍了他们传承传统文化的脚步，也切断了他们与古代文化典籍的联系。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研究教育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效果。

二、后现代教育理论下中国化文化的出路

（一）改变先进和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

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感。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表明，西方文化并非“先进”的代名词，现代化也并非西化。换言之，落后并非是“传统”的代名词。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应该用“好”、“坏”二字来形容传统，只是因为人们看待传统的观点不同，因此才会产生好与坏的看法。如果简单地把西化视为现代化，将先进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话，那么异质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就是坏的、落后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自以来，传统文化中的“礼”，就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表现，因为它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尽管我们早就摆脱了传统礼仪的枷锁，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学校中、街道上、公共场合里，依然可以看到各种丑态百出、缺乏教养的行为。尽管在当代社会已经见不到“三跪九叩”这样的大礼，但见到长辈鞠躬、行礼也未尝不可。在教育领域中，已失去了用于划分传统与先进的界线，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特地对教育的范畴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严格来说，这种划分方式就是人们排斥落后，追求先进的一种表现，再进一步说，这种划分方式无疑是想让大家认同现代教育的先进性与传统教育的落后性。就教育而言，在不考虑社会因素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是很难明确的。就算可以根据时间区分这两种范畴，也无法明确教育观念的归属。如果再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尝试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不成熟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在努力的寻求“教育是什么”的答案，如果早已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教育实质了然于胸，又何必将教育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教育理论和实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既充满了时代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传承性。人们只有通过解释和补充上一代的教育观念，才能得到符合当下时代特征的新观念，如果没有上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作为支撑的话，这种解释与补充是无法实现的［3］。就拿教育组织形式来说，当今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乃班级授课制，这种组织形式是在个别教学形式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班级授课制却始终未得到现代教育史上几次大规模教育组织形式改革的认可。与传统教育相比，尽管现代教育中的个别教学在性质和复杂程度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就个别教学来说，现代和传统是高度统一的。在历届教育改革中，人们用于取代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二）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基础

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作为后现代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是以中西方文化交流为支撑的，我们要用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和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要自觉地抵制其不良文化的侵蚀。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教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进行接受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全面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历史结构与逻辑习惯，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后现代教育理论在中国变成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另一方面，倘若我们仅一味地接受外国教育理论的模式，而不用本民族的特性对其进行创新的话，就会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出现断层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地去接受和传承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与国外教育学相比，我国教育学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中国学者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常将教育传统视为一种“落后”的东西，因而难免会对外来教育表现出崇拜之情。要知道，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教育传统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果没有丰富的经验，就无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鉴于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是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其是“过去式”就不假思索地舍弃，而要是看到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4］。所以，在外国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公平地对待中西方文化，而且要努力为中、西方文化搭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三）反思性地运用

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与西方社会的文化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导致二者的发展现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育，都面临前代和现代的问题。正如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说：“我们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小学学生所接受的仍然是一种奴化的教育，一方面，他们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自己的话。相比之下，“五四”时期主张说真话、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另一方面，当今的孩子基本都是独生子女，父母长辈的宠爱使他们养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思想，同时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越来越物质。由此不难看出，中国教育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遭遇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反思的态度来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5］。毫无疑问，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一些主张的确起到了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作用，当然也不乏一些不符合中国教育现状的论断，甚至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观点与主张。有些学者表示，引入后现代教育理论的目的是补充、完善现代教育，而非否定现代教育，所以现代教育理论永远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应该树立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观，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不余遗力地挖掘非理性的潜力，另一方面又要大胆地承认理性精神的启蒙作用；我们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去发展教育，树立与人类发展规律相一致的教育观，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同时要正视人类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造成的破坏，反对过分夸大人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批判和反思人类命运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也要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我们还应该树立诗意理性的教育观，既要鼓励浪漫、诗意的教育理念，又不能有失分寸，显得过于主观，这样才能赋予教育观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我们要根据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树立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教育观，还要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去弱化科学的技术性与工具性［6］。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不放弃现代教育主张的前提下，科学地、理性地引入和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学会运用后现代教育理论中的优秀观点去对现代教育进行补充与完善，甚至创新现代教育，最终使现代教育变成一个先进的、多元化的教育理论。

（四）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每种文化之间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具有“和”性的。所以，在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基础上，我们应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发展，简言之，这是一种多种文化中间从“不同”达到特定意义上的“同”的过程。这里的“同”并非意味着要同化中国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或是在这些文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更不是取代这些文化，而是要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集，并以此为依据，准确把握文化的多样性，并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不意味着否定本国传统教育文化，或是抬高西方教育文化，而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世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为中西双方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最终体现出“和而不同”中“和”的内涵。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拓宽中国教育发展的眼界，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并且还能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三、结束语

篇3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篇4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次回归。但是和历史上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新写实小说淡化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当中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家们不再书写民族的寓言和神话而是回到个人话写作状态，他们放弃了理想和崇高的深度模式而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的价值立场谈化” 等方面进行关注，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20世纪后半期在哲学、文学、美学等多方面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现代文化，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大众性、平面性和消解性，自我的荒谬与萎缩、自我的零散化、平面化和自我的失名，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分解，返回原始和怀旧情绪，嘲弄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等。这些总的概括说就是呈现主体消解、价值立场的谈化、平面化、零散化等倾向。后现代主义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化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文学领域上，后现代主义文学涉及的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文学里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创作，其中就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

一、“原生态”生活的还原

1.对“原生态”生活的全面展示

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还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夫妇，还是《艳歌》中迟钦亭等，对于他们的挫折、尴尬、屈辱、卑劣、成功、喜悦，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叙事的干预，呈现出一种客观化的“原生态”的叙事特征。

《烦恼人生》中，印家厚本是一个富有才华、志趣广泛的青年，但恶劣的居住条件、拮据的经济状况、妻子的刻薄挖苦、孩子的抚养，等等，使他不得不在一系列琐碎繁杂的事务中如蝼蚁般忙碌。小说通过一幅幅灰色的生活片断逼真地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庸常卑琐的生存状态和烦恼无奈的情感体验，并从毛茸茸的生活中揭示出了物质的贫乏和人的欲望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是烦恼的根源。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同样不避讳生活的平庸琐碎，以极大的耐心和细腻的笔触描写着日常家居生活的“鸡零狗碎”。新写实小说作品所叙述的小说人物的生存状态，既未被理想化，也未被丑化，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华，而是全盘揭出一种生活，一种不容置疑的刻骨真实的生活。

2.“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

在还原“原生态”的写作中，显示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大多采取等值的、不动声色的“零度状态”进行叙述，用冷漠叙述着眼于人实在的“生活本身”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形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客观呈现生活的原始色相，很少有抽象的议论和判断，真实诉说生活的喜怒哀乐，体验着“冷”“热”生活酸甜苦辣的万般滋味。以方方的《风景》为例，方方为了将叙述情感彻底屏蔽，甚至用一个死者的“灵魂”，对红尘间芸芸众生进行了独特的审视。

不论在“原生态”生活场景的还原还是采用“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从根本上说，是新写实小说秉承了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对作家权威意志采取彻底否定态度，不再从作家中心观念体系出发来建构充满乌托邦冲动的精神世界，而是直面无体系、无中心、碎片化的现实生活，新写实小说中的后现代意味得到彰显。

二、“原生态”生活中人价值立场的淡化

新写实小说“原生态”的生活还原和“零度状态”的情感叙述，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杂乱的生存景象。在新写实作家笔下，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在平凡、平庸的生活后面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意义存在，现象后面没有本质，它自身就是本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每一个具体的可感知可触摸到的瞬间。这是新写实小说对“意义”的重新定位与审视。在这样一种新的价值建构中，一切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概念，如本质、理想、崇高、奉献等等都被放逐或“悬置”。结果出现的是印家厚式的烦恼 《烦恼人生》 ，为“一斤馊豆腐”而夫妻间没完没了的口角而呕气而疲于奔走的小林 《一地鸡毛》等等生活事相的冷静、客观的叙述。走出虚幻承诺与思想诱惑的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入了须臾不能脱离的“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凡俗人生。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目睹的是社会与日常令人震惊的吞没力量，在这样一种无以超越的沉沦之中，“活着”便成了芸芸众生的最高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的价值立场在“原生态”生活中不断的被淡化甚至被吞噬。

新写实主义作家强调“原生态”的写作。大部分新写实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都有意识地逃避主观的意识判断、理犯，作家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不带丝毫偏见，只原原本本地把生活的具体景象原始地还原出来。这种写作方式决定了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活是一种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没有崇高与卑劣的二元对立、善恶美丑共生共存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对意义的消解，对主流意识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被异化主体的焦虑、孤独、惆怅等等现代主义的情绪在零散化的主体身上消失，崇尚冷漠。新写实作家们注重的“零度写作”，也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所以不论是新写实小说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压制到‘零度状态’的叙述情感和对“人价值立场的谈化”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新写实小说中浓浓的后现代意味。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 陈晓明.后现代主义[M].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篇5

关键词：文化冲突;全球化;现代性;中国境遇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109-04

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交往必然导致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文化冲突是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动力。在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冲突成为全球化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不仅仅是现代社会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且有其自身的根源和依据。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代表着一定的文化诉求，是审视现代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因此，现代性成为理解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一、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演变

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全球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张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的形成等经济层面的全球化，也表现为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表达方式的形成与扩张以及各种文化实体的交流与碰撞等文化层面的全球化。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文化交往的深入，文化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冲突以更加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以其他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6“文化的差异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分裂和冲突”，[1]108文化矛盾与冲突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化矛盾与冲突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全球化发展的初期，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现代化，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转变，也包括文化上的变革。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基础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体系，形成了现代文化体系。非西方国家在学习和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体系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文化体系。然而，现代文化体系与传统文化体系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化体系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规章制度来维系社会的发展;而传统文化则尊重神权，并且依靠宗教戒律来约束和评价人们的行为。同时，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经历较长的时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已经深深地内化于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其次，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前工业革命时代，由于技术的限制，各文化之间的交流甚少。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国家利用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各种商业活动以及各种殖民行为，把西方文化扩展到欧洲以外的世界。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性传播，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全球文化系统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地方性本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就是外来文化。文化是特定群体基于共同的习俗、传统而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表达，是内化于一个民族的血脉中的。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文化的实质也是不同的。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本土文化与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

冷战结束以后，各个国家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全球往都得到了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化冲突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首先，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一元文化主义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将出现单一的文化模式。如汤姆林森认为：“全球化喻示着某种单城性的感觉，世界在历史上首次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单一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世界。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了一个‘单一的地方’。”[2]当今社会，人类在生存和生活方式上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趋同，如理性、自由、公平等价值观念成为指导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价值追求;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提倡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单一的文化模式正在形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单一的文化难以形成，世界文化仍然呈现为多元化的趋势。杜维明曾经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倾向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多元文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3]因为文化是特定群体的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基于共同历史传统和生活体验而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族群性，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单一性的文化模式不能取代各具特色的多样性的文化模式。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场景呈现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其次，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利奥塔把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称为后现代的年代。后现代一词最早运用于文学、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理论领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流行于西方世界并在全世界产生影响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注重话语分析的局部叙事，追求意义阐释的多元性、思维风格的差异性以及表达形式的多样性。”[4]这种文化思潮与崇尚理性主义、普遍主义和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化截然不同。而伴随着工业主义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盛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追求个人自由、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表达，追求广泛的参与度，追求感官刺激和时尚，注重休闲与娱乐。崇尚理性的现代文化与强调多样性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共同存在于当今的文化发展形态之中。

全球化早期，文化冲突主要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当代社会，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则凸显为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冲突的这种转变，与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性自身矛盾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现代性借助于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扩张，并使自身的矛盾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正如学者指出：“全球化文化语境既为现代性的张扬提供机遇，同时也激化了现代性的焦虑。”[5]

二、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机制

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实现了现代性，步入了一种理性的生活模式。同时，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文明成果使全球卷入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吉登斯把这一历史进程即全球化称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6]56“全球化是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6]143吉登斯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全球化是现代性不断自我复制和扩张的结果。也正是现代性向全球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引发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产生了文化冲突。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文化矛盾与冲突的外在体现。

现代性是在与欧洲传统社会神学统治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6]1“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态度。”[6]4作为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表达，现代性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现代性依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6]46通过时空重构，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

现代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与传统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吉登斯则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区别称为断裂，“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6]3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断裂主要体现在现代性条件下变迁速度之快以及变迁范围之广超越了任何前现代社会。另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反思与传统社会的反思是不同的。传统社会的反思是用来解释和阐明传统，是指向过去的。现代性条件下，人们通过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使得理论知识不断地对社会实践进行修正，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改变着原有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由此可见，现代性与传统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直接表现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也包括非西方国家，在完成现代性的过程中，都存在着现代性的断裂，都面临着一个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最初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表达，但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文化表达方式天然地具有向外扩张的优势。在传统社会，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社会生活受到地域性活动的支配。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和空间是分离的，从而使得现代性能够冲破地方的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变迁，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活动从狭隘的地方空间转向更广阔的全球领域，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实现了全球性的扩张与延伸。在这一复制和扩张的过程中，现代性必然会遭遇和冲击其它地方性本土文化。面对现代性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会做出对抗、选择或者认可等不同的反应，从而产生了现代性文化诉求与其它地方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和冲突是现代性向全球扩张过程中外在矛盾的表现，那么，时至今日，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矛盾与冲突则转化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的一元化诉求与多元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首先，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与各民族和国家地方性文化的矛盾。现代性是起自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表达，理性主义是其基本的文化诉求，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社会的烙印。现代性向全球推进和扩张的过程，实质上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在全球的扩张。随着19世纪末欧洲国家遍及世界的扩张以及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确立，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诉求传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且成为进入现代化轨迹的国家和地区的一致性文化诉求。同时，从更深层意义上看，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表达在当代突出地表现为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因此，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表现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一元趋势。然而，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多样性。文化作为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族群性和差异性。从整个人类发展来看，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由此，现代性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具有一致性趋势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极力地向全球扩张;另一方面是具有差异性的民族文化既认识到现代性是全球化时代必不可少的，又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现代性一元化的文化诉求和地方性多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其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表现为现代性的一元追求与自由的矛盾。现代性是在反对中世纪的欧洲神学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性和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毫无疑问，现代性释放了人的天性，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工业主义的发展，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无限膨胀，理性极端地表现为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成为主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重要法则，而现代性所尊重的自由受到限制，从而使人类再次陷入新的奴役。法兰克福学派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变为奴役的力量而不是为自由服务。[7]自由主义强调，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应该拥有较多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在文化上突出地体现为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工具理性延续的是传统的宏大叙事方式，本质上依旧是一元化的价值追求，这与现代性所弘扬的自由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精神实质背道而驰。后现代主义思潮正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产生的。对现代性批判和解构是后现代的主要特征。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所展现出来的非权威性、个性化、多元化等元素正是后现代思潮所主张的价值追求，也是现代性原本所提倡的。

三、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中国境遇

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使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进入到追求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中。我国从近代以来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开启了中国的启蒙历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的启蒙精神、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以各种方式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外来的、西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共存共生、相互交流与碰撞，同时，文化矛盾与冲突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性外在矛盾向内在矛盾的转变过程。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国家。历史上，我国曾经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化成果，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并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西方文明所向往的。但是，当逐渐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遇到更为先进和优越的现代性文化时，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仍然怀着对本民族文化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拒绝和抵制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那种文化保守和文化优越的心态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各种方式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文化诉求。国人最初搬用西方的火炮、铁甲等物质成果，但没有摆脱战败的命运;进而采用西方的立宪制度和代议制度，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在中国实现，随之认识到政治改革只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正如梁漱溟所言：“将西洋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8]这些根本文化正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真正开启了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的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的断裂在我国得以充分体现。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性文化诉求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性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以理性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追求，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以小农经济、农业文明为基础，以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为核心，也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非理性成分相对较多。因此，两种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文化模式相接触，必然引发矛盾和冲突。虽然弘扬和推进了现代性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但同时也激烈地抨击了我国的封建礼教和传统伦理道德，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到轻视甚至一度中断。然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模式已经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中，形式上的中断并不能影响它本能地发挥作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文化共同影响着我国民众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得以确立，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民众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抗拒和抵制变为逐步接受。直至现在，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已基本生成，理性、科学、平等、自由、人权、契约等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已经开始被我国民众所认可，并且逐渐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在我国的生成虽然较晚，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当现代性文化矛盾主要体现为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时，这种变化在我国也充分凸显出来。一方面是现代性的文化诉求在我国得到一定的认可和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诉求，即结合中国实际，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以及现代社会理念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现代性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同时，追求多样化的生存体验、注重个性表达和需求的后现代文化心态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也超前地出现在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总之，我们身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之中。[9]

现代性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诉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异常激烈，文化冲突与矛盾的演变过程也是现代性与其它文化之间外在矛盾转变为现代性文化诉求内在矛盾的过程。在全球化的今天，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成为一致性的趋势，客观上弱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是，现代性文化自身的矛盾与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应该如何应对当前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公平、自由、法治等理念是进入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全球化也给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虽然全球化的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西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独霸天下，必然是多种文化并存，每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为全球化作出贡献。同时，现代性本身是开放性的。现代性在全球性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会积极吸纳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不断地超越最初的文化诉求。地方性文化也会主动地把本民族文化中符合现代性文化诉求的成分融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中。如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法家法治天下、佛家崇尚众生平等的思想跟西方的现代性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所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也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应该利用全球化这一发展机遇，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 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

[3]李萍， 童建军.论文化的三个维度[J].道德与文明，2011，（5）.

[4]王艳华.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及其启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5]刘怀光，刘若飞.文化全球化的根据：共同生活的现代性诉求[J].中州学刊，2014，（10）.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7]张健.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解与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篇6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篇7

关键词：文学空间；现代汉诗；文体学；共时性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4504

收稿日期：2013-09-18

基金项目：2013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诗学空间批评理论研究”（13Q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雪敏（1978-），女，广东潮州人，副教授，文艺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

The turn of “literary space”： theoretical chance

of the study on modern Chinese poetry

HUANG Xue-min

（School of City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Guangdong 528225， China）

Abstract：Literary space is a kind of artistic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artists in their aesthetical conceptions as well as a platform where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make dialogue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and thoughts. Syn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ased on literary space， namely “the poetics of space”， is not only a new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a supplement and perfection of diachronic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pecially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oetics at a deeper and broader level. Thus， to conduct a dialogue on poetic stylistics by means of space is a thoroughfa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mmonality and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ics.

Key words：literary space； modern Chinese poetry； stylistics； synchronicity

空间是有形与无形事物存在的根本载体，“文学空间”同样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空间问题己经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的一大热点，西方学术界也发生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认知范式之一。在“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之下，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对文学活动进行重新诠释，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尽管时间和空间都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人们都只对时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将“空间批评”作为解读诗歌的理论角度，一方面意味着承认现代汉诗对于古典诗歌的全方位突破，如文字的、题材的、价值的、情感的、形式的、风格的等方面的空间创新；另一方面也将从文体自身或比较文学的角度，探析个体与公共、乡土与都市、精英与民间、心理与现实等诗歌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行全新的以空间为坐标的诗歌文体理论体系探索。

一、诗学空间反思与探索

20世纪文学的研究，一直以来学者们习惯于采用时间线性研究或派别、思潮的历时性研究途径，这两种研究途径虽然描述起来简便易懂，但也容易遮蔽汉诗的整体风貌。进入20世纪后期，文艺研究在经历“语言论”、“认识论”、“人类学”等转向后，呈现出“空间转向”的新面貌，学者们纷纷将以前给予时间、历史、社会的青睐转向空间上来。空间研究在当代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日益呈显学之势。在多元交织、互相渗透的后现代动态语境中以空间理论深入文学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新维度。因此，“文学不再是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地涉及到其他的叙述空间。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事件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文学空间固然来自于现实空间，但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1]

目前，从“文学空间”视野出发去研究文学的做法，己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就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说，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俄国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成稿于1937年的著作《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首次把哲学层面的时空体用于文学意义上的转义。法国的雷蒙德・威廉斯1973年发表的《乡村与城市》一书考察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空间关系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从16世纪的田园诗一直延伸到当今的全球文学。其后，克里斯丁・罗斯1988年的《社会空间的兴起：兰波和巴黎公社》，考察了兰波的诗歌道路，以及其他很多文化生产；另外，迈克・克朗在198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辟专章讨论了文学中空间的含义，认为文学，诸如小说、诗歌、戏剧、传奇等，都体现了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对空间进行阐释的努力，文学景观是“文学和景观的两相结合。”

在国内，对于空间理论的研究相对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一些学者对外国理论家的相关论述的译介。著作方面，主要有包亚明主编的《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和《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文斌译的《后现代地理学》等著作，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空间理论进行翻译和介绍。而运用空间理论对文学进行研究的工作目前在我国还比较少，主要有阎嘉主编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专门介绍了“空间批评”；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的增补版也增加了由陆扬所写的《空间理论》一章。可以说，空间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正在逐渐被我国学术界接受，对社会学理论、城市研究、文化研究以及文学研究等都产生了影响。进入新世纪，传媒诗学与文化传播模式嬗变问题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和关注，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岳川、欧阳友权、金元浦、黄鸣奋等人侧重对传媒与消费社会、公共空间、文化及权力话语、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媒体的狂欢等做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但专门针对现当代汉语诗歌采用“空间视域”进行研究的著作不多，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部分采用了现代汉诗的“空间性”理论进行研究，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创新之作。

从目前在“中国期刊网”能检索到的论文来看，当前已有的涉及汉诗及其文体的空间化研究的一般性论文约190篇和15篇硕博毕业论文，如杨有庆《空间诗学――对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研究》、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等。专题论文还有：周云鹏《新诗诗性空间的开拓（1917-1937年）》、敬文东《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沈天鸿《时间、空间与诗》等，还包括《江西社会科学》的学术专栏“文学地理学：文学研究向空间维度延展”等。这些作品或理论研究，一方面承认了“文学空间”的合理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空间研究或者是对某一类型的文学体裁进行空间研究，但另一方面，缺乏将现代汉诗看作一个整体系统进行共时性空间思考和阐释，也没有对其多维审美空间的研究和观照。因此，本课题基于后现代文学活动的空间化，力图从“文学空间”的维度，即从与时间的历史性向度相对的一种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对一直以来以时间、流派为尺度建立起来的那种文学观念进行“空间还原”。具体地说，就是把研究的重心从以往的历时研究转移到现在的共时研究上来，以一种横向超越的方式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汉诗的基本问题进行思考。

二、文学空间的多元化构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理论缺失焦灼症”，而“空间批评”作为当代学术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尺度和方法论，有必要引入文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空间理论以空间区域（有形和无形）为模块，补充或者改变传统上以时间、派别、思潮为轴心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种新颖的理论视野和批评方法，更全面、更细致地理解现代汉诗，因为“空间批评”理论蕴含着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与诗歌美学理论概念的焦点转移，为中国诗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照可能和问题框架。

构建文学空间的理论，探索“空间诗学”，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确立“文学空间”理论及其“空间视域”的内涵和外延。

“空间理论”的内涵在于，“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将文学评价成主观的恰恰遗漏了这个关健问题。文学是社会的产物，事实上，反过来看，它又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2]而进入文学场域后，“空间理论”进入文学研究而形成的“文学空间”理论即“空间诗学”，就从外在表现上被学者界定为三个彼此联系并逐层递进的“文学空间”层次，即以“文学地理学”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和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其次是具体分析“空间诗学”所采用的具体批评手法，从更实际的意义上说，就是普遍的“空间诗学”如何应用于特殊的现代汉诗研究，如“文学空间”三要素（背景、场景、场面）、三类型（意象型、幻象型、意境型）原理在诗歌创作论和鉴赏论中的审美和批评价值，以及“空间视域”在诗歌文体批评方面的独特性应用优势。

再次，以现代汉诗为基础，追溯古典诗学的艺术空间理论，打通古代诗学话语和现代诗学理论之间的藩篱。古代诗学的空间意识，不仅在“言――象――意”三者之间展开，也在从“意象――意境――境界”三者之间展开，构建了我国诗歌审美空间的经纬。古典诗歌的“养气说”、“胸中有丘壑”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以及郑板桥的“眼前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理论，都不同程度地从创作主体、创作技巧、作品构成或艺术鉴赏等角度，涉及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空间的创造方式。这也是我们审视20世纪诗学与古代诗歌之间脉络发展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最后，在空间批评理论的指导下，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比较与举证，分别探析现代汉诗在语言、题材、情感、意象、意境、哲理等六个层面对于古典诗歌以及西方现代诗歌的继承、突破和创新。20世纪现代汉诗这种文体在这六个方面开拓了新的诗歌书写空间。

三、诗学空间的艺术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伴随着“白话文运动”而蓬勃兴盛的现代白话诗歌，始终伴随着政治和革命的车轮，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民族、民主和民生的痕迹，在神州大地上进行了无数次的思考、探索和斗争。因而，从内容层面看，诗学空间探索如果以20世纪诗歌，即现代汉诗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须具体解决一下这些诗学及相关文体问题。

第一，现代汉诗的地域空间论。这是空间诗学最直接的、最本源的问题所在。因而，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是包括乡土诗歌与都市文学中的空间话语异同，如黄礼孩等主编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人作品》和《异乡人：外省青年诗人作品》诗集影响深远而广泛。二是“西部文学”（于坚等人提出）及“西部诗歌”对于文学空间的拓展，其中纠缠着诸多地域主义、民族主义等复杂情怀。三是“诗分南北”观念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从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诗分南北”一说提出后，这种观念一直在古代文学中颇有流传，南方婉约而北方刚健的诗风的认识得到了认可，在“京派”、“海派”文学的对比与研究中也有一定呈现。四是在20世纪末期，“打工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独树一帜，开辟了“当代诗史”（杨克语）。五是港台诗歌的审美空间拓展，尤其是台湾诗歌中的乡土情怀的抒发。六是“文学空间”理论视域观照下的古典诗歌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并以新面貌呈现在现代学术版图的“坐标”中（如“唐诗地理”、“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的研究等）。这种“诗歌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也反映在现代汉诗的“版图”研究中。

第二，现代汉诗的个体与公众空间论。个体空间是作家和读者个人的、私隐的空间，是艺术的、生活的、情感的自我空间。而公众空间是群体的、国家的、政治的空间，是泛化的、开放的、革命的广场空间。因为20世纪中国的独特历史阶段，因而个体空间与公众空间存在着契合、疏离、矛盾和对抗。因而，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个体空间”（私人的、隐秘的、艺术的空间）的尊重，强调和突出个体情感在诗歌抒情中的“在场”，以及20世纪诗歌中个体抒情对于传统诗美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分析现代汉诗对于“公众空间”（大众的、革命的、政治的空间）的参与，通过文本细读来展示现代汉诗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历史性使命（“启蒙”、“救亡”、“革命”、“自由”等）；三是分析现代汉诗在个体和公众空间中的游走、对抗、妥协等，反思现代汉语诗歌的“公众空间”对于“个体空间”的侵蚀、干涉和占领，以及现代汉诗的先天不足和艺术缺失。

第三，现代汉诗的传播空间论。传播空间是诗歌或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命力。因而，必须着力于探讨民刊、选本、诗集、论坛等传播空间的内在逻辑以及建构作用。这个方面，大约需要深入挖掘的问题有六个方向：一是文学期刊和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体中的汉诗传播（如《星星诗刊》、《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等）；二是个人诗集和诗群诗集的传播（如艾青《归来者的歌》、黄礼孩《一个人的好天气》及《东莞青年诗人30家》等）；三是诗歌民刊的传播（如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及《大象诗志》《九月诗刊》等刑物）；四是诗歌选本传播（如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王光明主编的《年度最佳诗选》等）；五是诗歌论坛的传播（如“诗江湖”、“诗生活”网站等）；六是理论专刊中的汉诗传播（如黄礼孩《诗歌与人》的“完整性写作”专刊等）。这六种播途径共同构建了现代汉诗的物质化存在和传播空间。

第四，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论。按照陈文忠先生的意见，人们对经典文本的接受可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维度：作为普通读者的纯审美的阅读欣赏（效果史）、作为评论者的理性的阐释批评（阐释史）、作为创作者的摹仿借用（影响史）[3]。现代汉诗的接受空间就由欣赏审美空间、阐释批评空间和影响创新空间组成。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探讨现代汉诗在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空间的接受问题。因为现代汉诗在中欧、中印、中美等文化交流中的具有“空间互涉”的能力，即由于现代汉诗在域外文学空间中的传播和接受而引发的多种诗学问题。

由此可见，在“文学空间”理论视域中，采用不同于时间、派别的空间视野（也会比照思潮和流派），审视现代汉诗在体式、题材、风格、传播、接受等空间领域所进行的突破，我们会发现它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所起到的极其重大的作用，并作出了（几乎超越自身的）美学的、思想的、政治的巨大贡献。

综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成就，但是历时性的阐述模式过于机械，缺乏空间性、逻辑性，也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缺陷。因为文学的创作并非完全按照因果律进行，而是充满着“天才式”、灵感型和偶然性的创作。文学的研究，必须在传统的历时性思潮、流派等研究基础上，引入新的“空间批评”理论。近百年来，我国文学的形式、题材、形象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时代环境等等都出现了的空间上的巨大迁移和变化，因而以“空间批评”理论重构二十世纪文艺学的理论体系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探险。

参考文献：

[1]刘进.“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新观念[M].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3）：42-45.

篇8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

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后曾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反响，但未产生其提倡者所预期的长久效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主体论文艺学隶属于现代性理论家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学说开始取代现代性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话语。尽管内容庞杂的后现论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主体—客体二分法）和由此逻辑生发出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意味着它将被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所超越。这注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只能是个短暂的过渡。

二、从主体论文艺学到新整体论文艺学：一个必要的导言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如鲁迅作为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篇9

1.引言

后现代主义作为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倡导怀疑、颠覆、否定、反思、批判、解构等理念,影响到语言、文学、哲学、文化诸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股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和美学模式,向文化研究转向。翻译的功能发生转变,翻译“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述功能,而带有了范围更广的文化翻译和理论阐释功能”(王宁2009:168)。翻译研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和文本结构分析层面,而更多关注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翻译与接受,即关注翻译文本背后隐藏的各种文化、政治、人类学等意识形态,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和研究翻译。翻译研究领域扩大,视野拓宽,翻译研究呈多元趋势,也“更富审美成分”(谢天振2007:9)。

可以说,正是翻译研究这种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从跨文化角度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才成为可能。本文拟从跨文化的视角,以当代翻译理论为依据,就跨文化“混杂—引文”(гибриды-цитаты)表现方式的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等展示出的后现代小说特征,说明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和翻译目的,研究在小说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力图将宏观的翻译理论思考和微观的后现代小说的具体翻译操作结合起来,避免翻译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拓宽翻译者研究视野,为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应对策略。

2.俄罗斯后现代小说与翻译行为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再现过程,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创作出带有“混杂—引文”特征的后现代小说。这是一种跨文化、非线性、开放性、多元化的文本。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就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书写行为。而这种书写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功底、储备有关的文化知识、相应的“语言能力”、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文学能力”,并在正确地识别和理解(解码)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准确地阐释和表达(重新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是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识别和理解既是翻译活动的必经之路,也是译者准确阐释和表达的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翻译行为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传播。

“混杂—引文”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被广泛运用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创作中(Скоропанова2000)。它以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拼贴等跨文化文本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互文性”特点。“混杂”(hybrid,гибрид)也可译作“混合”或“杂合”。“引文”(quot,цитата)是结构主义发展到早期的后结构主义的结果,由此引出了“互文性”。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混杂的多语现象,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阐释了同一部小说中不同语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这种多元语言评价现实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动,即“多声部”或“复调”现象,并以文学狂欢化的观点支持对话理论。法国理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受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化理论的影响,从巴赫金的狂欢化概念中找到了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由此推导出“互文性”这一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作为任何文本的成文性在于同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随后,法国理论批评家罗兰•巴特又提出“主体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的概念。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理论批评家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受前经典的影响,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文本发生作用,有前文本的痕迹。无论是吸收、肯定还是破坏、否定,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互文性”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文本的孤立和封闭性,具有开放、动态、多元、各种文化兼容的特点,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将翻译研究的对象从文本内引向文本外,从跨文化和对话的角度对翻译作品、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行为和特征等进行研究。译者主体地位的突出,显现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说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勒弗菲尔认为的“翻译是一种改写”(王宁2009:173)。译者的翻译行为,即翻译的基本机制中的理解和诠释,以及表现机制中的决策和表达,彰显了翻译学的综合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将这种“互文性”运用在文学创作中,称其为“引文的文学”,或“混杂—引文”。“混杂—引文”体现了将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中的互文性关系,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点的文本。因此,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就是语际间的另一种二度书写行为,是跨文化文本的转换,是一种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交流和传播的行为。识别和理解是阐释和表达的翻译活动的前期准备,也是翻译活动交流和传播的前提,它们都是一种翻译行为。在“原作者—原文—译者(读者)—译文”这条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互动链上,译者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译者只有在正确识别、理解和解读原文、与原作者和原文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阐释原文,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创作主旨。在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关系、跨文化特质、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后现代诗学特征熟悉和了解,为翻译活动的理解作前期准备并进行各种调研,以便获得“一种自上而下的把握,一种阅读前的语境准备”(王东风2009:22)。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以“混杂—引文”的跨文化文本建立了特别的文化地带,如尤里•洛特曼(ЮрийЛотман)所说的文化“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即多个文化符号体系的总和,建立了具有“根块”①特点的跨文化模式。其中韦涅季科特•叶罗费耶夫(ВенедиктЕрофеев)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就是一部由文化符号组成的“混杂—引文”文本。小说以游记的形式写成,每个章节的标题都是途径的地名和站名,小说中大量的引文、熟语形成了内涵各种文化编码的文本,构成了后现代的“根块”文本。小说不仅引用《圣经》故事、古希腊神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历史文化典故,还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忏悔和游记形式,引用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献、教父的警句格言、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文、马列经典话语、苏联官方文化中各种政治宣传性文字、口号标语、现实生活话语等,这些引文在语言内层面和文本生产层面有了跨文化的符号,构成了多种文化符号融合在一起的跨文化文本。原作者在征引典故、再现神话原型的同时,解构和化用②了人物,其中既可见到对“亚伯拉罕迁居迦南”、“摩西出埃及”、“约伯记”等的模仿痕迹,又可见《新约》中有关基督耶稣“福音书”的影子。一切模仿痕迹和改写都消融在原作者“讲述”和“显示”的人物、情节的叙事戏仿里。这种“混杂—引文”虽然给译者或读者的理解和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展示意义的开放式、流动性文本,但原文本中大量引语和典故的运用增加了译者或读者阅读、识别和理解的难度,特别是破坏性的模仿和改写甚至使“混杂—引文”成为“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增大了对原文本互文喻的破译难度。如果译者不了解引文和人物对话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作者的用意,也难以将原文的内容准确地翻译出来。译者要忠实而准确地将原文叙事的信息挖掘、显示出来,首先要跳出语言和文本结构层面的分析,从文化层面解读原作者创作的意图、戏仿《圣经》的目的。#p#分页标题#e#

原作者试图从人类文化根基开始看待人生存的意义,通过戏仿《圣经》讲述的人类发展史向读者展示“一神论”、绝对权威的“上帝观”③对人类思想、行为影响至深的原因和过程,结合现实的黑暗从“原罪”的根子上更深刻而巧妙地剖析苏联一元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绝对权威、唯一真理对个人行为、思想、心灵的影响乃至扼杀的整个过程。只有认识到翻译文本背后隐藏的对某种文化的质疑,(即对当时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小说模式、以及价值层面上体现出的各种道德和追求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对僵化概念式的文化思想和思维模式的挑战,又是对当时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解构、否定和反抗,)译者才能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从事翻译活动,明确翻译态度和立场,才能将原作者解构、否定和颠覆思维方式的权威性、理性的绝对主义的创作理念准确地挖掘、转述出来,将原文解构“为何好人命运多舛?”、“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何在?”的道德说教性寓言的戏仿内容显现出来,以达到与原作者和原文本信息“动态对等翻译”(廖七一2006:87)的“审美”互动。

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的主人公维涅奇卡(Венечка)与醉鬼们在车厢里的聊天、对话,从俄罗斯音乐家、艺术家,到作家、社会活动家,从俄罗斯歌剧、文学艺术到西方哲学、世界文学艺术等,涉及范围颇广。原作者将“我与我”、“我与你”、“我与他”的对话形成的互文关系作为文本书写的一种策略,这种互文对话里包含着许多文化寓意,显现了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杂合功能,即语言指涉意义和特定文化描述意义的功能。这些“互文性”的文化隐喻既要求译者(或读者)具有熟悉文本语言指涉“意义”的“语言能力”,又要求译者熟悉特定文化和文本描写系统,即要求读者在转译文本、解释文本“意义”符号、破译文学文本意义时,译者与原作者一样置身于各种对话中,运用译者储备的文化知识和经验,调动译者的审美感受力和描写的“文学能力”,这样,阐释和表达才能准确、忠实和顺畅。俄罗斯后现代小说还体现了文本之间复杂的内在交互关系,消解了传统文本、文本结构、文本意义和作者,导致“作者之死”、“文本之死”。作者不再是原创者,他的写作只是在无数个互文交织体上对前文本回收、位移、改造、修正和重组,传统意义上可谓作者“死亡”。这种隐藏着无数个互文织体的文本,既期待着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阐释,又期待着译者和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和阐释。译者的主体地位得以显现,他不仅是阅读者,还是文本的阐释者、创造者,甚至就是文本本身。译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翻译文本都是在理解的过程中完成的,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翻译是理解的过程”(廖七一2006:136)。弗拉基米尔•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Сорокин)的小说《罗曼》(Роман)引用了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品的情节、人物和作家的创作风格。

作者既借用屠格涅夫式的爱情和风景描写、冈察洛夫笔下的乡村生活细节描写,又借用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布宁小说中的贵族庄园描写等,这些经过改造的情节的描述形成了一种肯定的内在互文关系。而勇敢、坚定、道德完美的男主人公罗曼(Роман)和圣洁的女主人公塔季扬娜(Татьяна)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罪犯”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形象的改写,是对他们的戏弄,这个戏弄又显露出小说否定的互文关系。由肯定和否定形成的内在的互文关系就是对小说这一形式和叙述本身进行的反思、解构和颠覆。面对这样复杂的“混杂—引文”,译者既要熟悉原作者引用的前文本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又要了解内在互文中每个被借用的作家的风格,理解原作者是如何对前文本再现、位移、修正和重组。在翻译的理解过程中,译者解读原作者如何为自己创造“凶杀”、“死亡”情节的想象力开辟空间,在译文中以“异化”中的“直译”完全保留和再现主人公罗曼野蛮、荒诞的杀人行为,而在翻译的表达过程中以“归化”中的“意译”阐释“混杂—引文”文本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并将原文本崇高变成低级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仪式的“解构”主旨转译出来。

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既有高雅的诗歌、小说、戏剧文学语言,又有低俗的描写、骂人话、官腔,高雅的谈吐和庸俗的语言、行为混合在一起,显示了文本的间杂性,构成了多重的反讽。翻译的任务就是在这种差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语言和文化的转换中准确地将文本的间杂性和多重意义传递出来,根据译入语接受的文化语境,对小说中的各种叙事话语变通、转换,即保留原文人物对话构成的叙事内容,压缩、增减类似精神分裂者使用的超现实叙事话语,同时也没有破坏原文的跨体裁的反讽话语的后现代风格。

3.跨文化“混杂—引文”的表现方式与翻译转换策略和翻译方法

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是一种跨文化的“混杂—引文”,它以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展示了俄罗斯后现代作家文化对抗解构和重构的策略,呈现出非线性、不确定性、片断性、对话性和多元化等后现代小说的诗学特征(温玉霞2010:69-73)。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引起译者(或读者)从文化角度理解和阐释的欲望。从这个角度论,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活动不仅是一种跨语际的语言文字的转换,也是对跨文化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再现和表达、交流和传播,即语言和文化信息在转换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和原文内在意义共鸣互动。这种翻译展示的“不仅是语言文字层面上的意义转述,同时也是文化层面上的文化阐释和再现”(王宁2009:34)。德里达主张用“转换”替代翻译,主张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一个文本向另一个文本的转换”(廖七一2006:78)。正是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翻译中的跨文化文本功能的转换和翻译交际目的所需,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翻译策略———“转换”。从宏观上看,翻译转换策略是对文本的文化阐释和再现,从微观上论,翻译转换策略就是对文本翻译的具体操作和方法。因此,本论文探讨的翻译转换策略既是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文化价值取向的翻译,又是其语言和文化信息转换的具体翻译操作,更是对跨文化“混杂—引文”诗学特征中表现方式的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的具体应对,或者说,是一种对策、方法或技巧。#p#分页标题#e#

3.1体裁种类间杂与翻译“增值”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超越艺术与现实的界限,超越各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超越各类艺术传统的界限,模糊和衍化了文学艺术边界。在他们的小说中以事实与虚幻结合,科幻与虚构结合,神话与虚构结合,小说与诗歌、戏剧、书信结合,小说与非小说形式结合,高雅文化与通俗艺术结合,小说与音乐、绘画、多媒体等结合,形成了跨体裁、多意义、开放性、多元化的体裁种类混杂的文本。这种文本意义多重,意义难以确定,因为文本不是固定和封闭的,而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不完整的系统。创作理念的复杂性、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形象的多义性、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等给译者或读者提供了理解、阐释和创造的开放空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阐释原文,以德里达所谓的“嫁接”方式,在“延异”和“痕迹”中寻找文本的多重意义,将翻译行为变成一种“增值”、“增添”和“播撒”,将那些不在场或语言中被丢失的、遭压抑的信息传递出来,进行多意义的选择、删除和补充,在破译蕴涵其中的多重含义中进行语言转换。韦•叶罗费耶夫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式的跨体裁小说,既包括神话、史传、小说,又包括抒情诗、戏剧等,是集智慧文学、先知文学、启示文学于一体的体裁种类混杂的文学读本,具有多意义、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异化”的方法保留原作中的“我与我”、“我与他”的复调对话内容,保留原作者以哲学笔记谈论哲学家,以回忆录谈论革命历史人物,以诗体小说谈论歌德、普希金、屠格涅夫的爱情小说,以侦探小说的手法寻找装酒的手提箱,从回忆历史上沙皇戈杜诺夫杀死王子的历史事件联想普希金创作的《鲍里斯•戈杜诺夫》话剧,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来谈论街道的命名,以酒的配方谈论对人生的看法等。然而,原文在引用民间文学、经典作品、官方报纸宣传语中糅合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的格言、名句等“痕迹”中,进行了改写,译者以意义“增殖”的方法填补各引文间留下的意义空缺,从主人公对“引文”评论中以“注解”和“阐释”方式传递出原作者对一元真理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的思想。译者以主人公的鸡尾酒配方作为文化转换的“增值”对象,对配方的组成元素一一“增注”或进行阐释,在阐释中破译配方隐含的“重构”意义,即原作者建立一个自由、公开的和谐世界的愿望,将“重构”的创作主旨翻译出来。索罗金的长篇小说《蓝油脂》(Голубоесало)是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种类间杂的文本。从西伯利亚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的日记开始,叙述者话语由观察克隆人生成的过程转为克隆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及其作品的话语,出现了诗歌、戏剧、小说各种体裁种类混杂的叙述话语。同时,小说的叙述者又承续、发挥着双语词典阐释的功能,在俄语叙事中加入了汉语—俄语音译、未来语、地方方言、法语和德语词典,多语言扩展了跨体裁的空间,使小说文本成为种类间杂的多变体,也成为一种跨体裁的艺术创作,具有时空不确定性、叙事非线性、结构片断性、体裁合成性的特征。面对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体的“混杂—引文”,译者在译文中要以“套盒”效应保留原作中的文本套文本的文体综合形式,以“误读的误译”将被克隆的作家的新作缺少章节间的过渡,以及被篡改了的作品名称、人物台词、时间、地点等信息转换出来,以便保留原文的“混杂—引文”风格。在翻译过程中,以“异化”的方法保留原文中的汉语—俄语音译、未来语、地方方言、法语和德语的多语现象,并采取补偿措施,如用括号中的解释性成分或注脚等方式,使译文保留原文多语混杂的特色。译者在文类转换、游移、交错、合成的过程中以“增殖”、“增添”的转换方法,将原文所叙述的情节毫无关系的那些模拟的小说、戏剧、诗歌、学术味十足、用语庄重的试验配方和菜单所隐含的多重意义传递出来,以保留原文的“解构”特征。

3.2语言游戏与翻译对策

苏联学者鲍里斯•格罗伊斯(БорисГройс)说,“任何语言,包括艺术语言,都只是我们潜意识的形式,基本不受最终记述的控制:不是我们在支配语言,而是语言在支配我们”(Гройс1993:8)。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追求语言的差异性和多元化,运用语言游戏及其相互之间不可化约性对抗传统社会寻求统一性和同一性的力量,创造出多语混杂的文本,在“世界如文本”的游戏中显现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多元性。译者要将这样不确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进行信息转换,分析、调整原文中各种“异质材料组合”,将原文中杂乱无章、毫无关联的多语成分重新整合,根据目的语(译入语)接受的语境,采用相应的翻译对策,有选择性地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进行调整,对重复的句子和语篇进行简化、压缩、增减或删除,并尽可能地揭示文本隐含的许多可能的意义、隐藏的程式及文本的潜意识面。语言游戏展示了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话语特征———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杂合。俄罗斯后现代作家通过语言游戏表达其“解构”主旨。后现代小说的语言游戏使得文本的意义多重、不确定,结构不完整。在德里达看来,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的翻译行为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义。译者面对的是句法不规范、语义不一致、句子中断或语句连续不断、无标点符号的语篇和段落、字句重复、任意分行、字谜游戏等组成不连贯、碎片性和开放性的游戏文本。以后现代作家索罗金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混杂和引用了诸多的语言游戏和符号游戏,几页里玩弄不成语句的“a”字母重复组合,用字母组合拼贴成毫无意义的新词,甚至干脆出现连续的空白页,或是连篇重复一个字母,或用一个不断重复的词或词中的字母拖延的“结巴语”,这些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的病句类似精神病患者语言,恰恰表现了文本的不连贯性、随意性,保留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原创作的后现代风格。如短篇小说《达华一月》(МесяцвДахау),每个篇章、段落以顶格开始、无标点符号,以俄文元音字母“а”、“о”、“е”与辅音字母组合的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甚至是空白和无内容的片段、由“ненадо”文字游戏组合的金字塔图案和倒三角图案。这无疑增加了译者的理解和解读、阐释和表达的难度,也是对译者翻译能力的一种挑战。翻译是语言间和文化间差异的调和,在这种差异调和中,译者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接受语境,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禁忌、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对原文本中多篇幅的空白页码的文字游戏进行解码,在解读过程中,以文化信息的“删减”或“增值”,对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进行删除,或对文本隐藏的信息空缺进行增补,对原文被重复字母断裂之处进行修复,将重复语句压缩,将其内涵的多重意义破译出来,在信息转换中以“归化”的翻译策略对原文进行改译。#p#分页标题#e#

3.3拼贴与翻译“连贯”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运用时间上的“精神分裂症”或句法上的“符号链条的断裂”(拉康语),将各种典故、引文、外来表达法等拼贴在一起,以“梦中套梦”、“小说套小说”等“套盒”形式展示由谎言、混乱和虚像构成的现实,颠覆了传统文学的线性叙事模式,打破了传统小说凝固的形式结构,创造出了时序交错、空间不定、片断性和非线性的拼贴文本。翻译操作既是语言的操作过程,又是信息的传递过程,即对不同编码符号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在这个解码和编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连贯”对具有拼贴特点的后现代小说的翻译活动起着决定的作用,它既是对原文正确性的理解和解读,又是对原文忠实和顺畅的表达。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代表性作家维克托•佩列文(ВикторПелевин)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和普斯托塔》(ЧапаевиПустота),完全是由梦幻穿插、组合、拼接的一副后现代文化图景。原作者在“与文本游戏”和“与读者游戏”的文本中留下了空白和缺环,等待读者去弥补和填充,对原文的编码进行解码和重新编码成为翻译的主要任务。原文本的不连贯性、随意性、颠覆性的改写和颠三倒四的拼贴打破了译者(或读者)常规的阅读心理和习惯,译者也游荡在原文本的主人公彼得的两大梦幻记录中:一个梦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国内战争时期的恰巴耶夫部队,一个梦是苏联解体后不久的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翻译“连贯”指译者的正确和准确的理解、忠实和顺畅的表达。面对这种由两大时空大叙事和各种梦幻小叙事拼贴而成的文本,作为特殊身份的译者,“连贯”的解读首先就是要理清拼贴文本的非线性结构,可将原文的时间和空间的跳跃适当调整,理顺原文本叙事结构,分析主人公彼得的往来穿梭的梦幻情节以及梦幻中的梦呓,其意识的内在现实与周围外在现实世界的交织构成了两个时空层面上的叙述。其次,要对大叙事和小叙事梦幻穿插构建的文本结构的“空”进行正确的解读,整个小说始终在表达一个“虚空”的思想,即由生命意识的“虚空”和精神状态的“虚无”主题拼贴而成的文本。也许出于此考虑,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将该小说书名翻译成《夏伯阳与虚空》。最后,译者在详细分析、正确“连贯”解读、准确把握原文信息内容的基础上,进入翻译的“连贯”表达阶段,即用目的语的顺畅语言将原文信息转译出来,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本中的后现代文化图景,将原文本“空”表现的苏联解体后社会失衡、伦理失衡导致普遍精神危机的内涵忠实而顺畅地表达出来。

篇10

论文关键词：现代广告；视觉化表现；特征；后现代性

在当代文化逐渐转向视觉文化的背景下．现代广告越来越走以图像、图形为主要通道的视觉传播．图像、图形等视觉化的表现形式成为现代广告传播的主导形态视觉化表现已在现代广告表现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无论是影视还是平面．亦或新兴的电子媒介还是传统的印刷媒介．我们都能强烈感觉到广告已被流光溢彩、生动直观的图像所弥漫。现代广告所呈现出的这种明显的视觉性特征．也最有力地印证了视觉传播时代的到来。

广告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经济现象、商业行为．其目的是实现与目标顾客的高效沟通．如何有效理解视觉传播时代广告的信息内涵．已经成为传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对现代广告传播的主导形态——视觉化表现——进行理性的归纳分析，对于理解广告信息、实现与目标顾客的高效沟通、进而实现广告的营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纵观现代广告的视觉化表现．我们会发现其自身具备以下特征：

一、存在的视像化

现代广告强调视觉化表现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觉化传统广告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广告的语言文字信息．广告大师奥格威曾经说过：“广告是文字性工作”早期的众多经典广告也是以文字见长的。但今天的广告表现已大相径庭．曾经的广告撰文高手风光不在。语言文字被简化为时有时无的只言片语．萎缩成图像、图形符号的附庸和注释，而图像、图形符号充当了信息传达的正文，大张旗鼓地展现在受众的眼前回顾近些年的众多获奖广告．我们不难发现图像、图形在其中的重要意义。这种视觉表现形态、代码表意的直观形象性和浅白性．也使人们的传统阅读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阅读主体不再受自身语言文字水平的限制．阅读对主体心智文化修养的要求几乎降低到只需要具备一般的视觉感知能力即可“视像化的阅读”使现代广告成为全民性、大众化的一种群体文化消费行为．传播效果大大提高现代广告作为注意力经济下信息传播方式探求的排头兵．追求信息传播快捷、直观的特征得到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广告的视觉化表现并非只强调视觉而排除其他一切感觉：且不依赖于一般意义上视觉感知的图像．而是依赖对存在的图像化或视觉化。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人类向来是用眼睛观看世界的。但过去由于技术的限制．人类无法将世界全部用图像的方式再现出来．“存在的视像化”也仅限于对比较简单直观物象的形象描摹：而今天日益发达的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使得一切存在都可以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断更新的技术已经把整个世界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细胞～变成视觉的对象。

在现代广告中．不仅人们用肉眼观察到的事物可以得到完美的呈现。就连大脑的活动、心脏的跳动、药物在人体内发生作用的机制等众多肉眼所不能见的、甚至完全不存在的东西都被复杂的技术转化为一个个可视的画面：一个尚在规划中的市政工程、楼盘小区通过电子技术可以让你在其中漫步观赏：花开花落、岁月流逝的漫长过程、美容化妆品长期使用的效果可以通过特技化在瞬间神奇显现：梦境、幻象等种种在现实生活中虚无缥缈的东西也可以通过电脑特技、数字图像模拟出来。

在现代广告中．视像化成为我们感知事物存在的绝好路径，视觉符号成为人们描述、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人们借助视觉符号从中寻求信息、意义和快乐。人们不仅在视觉符号中增长知识，也在视觉符号中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广告的视觉符号还为消费者创造需求．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告诉人们什么是美、什么是时尚、什么是炫、什么是前卫．一切欲望、一切理念都可以图像来诠释正如广告大师杰姆逊所说：“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视觉化的形象引入到消费之中去”。图像展示了强大的描摹能力。可以说，在广告的视觉化表现中．只要你能想到的。你就能看到，存在即可视。

二、感性诉求鲜明化

在现代广告中．视觉物象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媒介．更是一种感官直接性的媒介．正是这一特征使得各种视觉形象与印刷文本截然不同，相对于印刷文本“线性”的信息传播．视觉物象的“一览性”信息传播特征使人们第一眼看到它时就能受到整体的、强烈的冲击。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缘故．商品之间没有太多的竞争。在进行广告宣传时，只要寻求从概念化、理性化的角度来诱导消费者即可．如告诉他们什么样的电脑是双核、什么手表最准时等。(当然，理性和感性是相对的．理性广告仍然是现今广告的重要诉求手段之一．比如在耐用消费品的广告当中就比较多用)这种理性化的诉求方式决定了印刷文本在广告中的竞争优势。但相对于过去而言．特别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在广告铺天盏地、竞争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广告的视觉化表现日益突出．感性诉求广告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悦取消费者的一把利剑．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例如：现代广告通过塑造成功者的形象和时尚的形象等，把大众的“梦想”和产品联系起来．采用现代影视技术和反传统的“非故事性”、“非事理性”的蒙太奇手法．组织新奇的、强冲击的视觉画面，吸引目标消费者注意，满足视觉感官、促进消费行为的产生。这些广告以其亲切、柔和、自然流畅的图像风格，通过价值体现、自由浪漫、激情诱惑等气氛和意境给人们营造渲染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回昧感．让你有所感触．令你着迷．左右你的情绪，使你达到“幻想”的深度，把消费者引进“情景交融、物我交融、情理相随”的艺术境界中．它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撞击人们的感情，使你向它靠近并对它产生好感．最后从情感上被它征服．以此达到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目的。

现代广告感性诉求的鲜明化是在信息高度拥塞的今天．广告适应时展变化．靠近已经受太多广告信息刺激而疲惫、麻木的消费者的一种策略如果说自由艺术创作的情感可以是隐晦的、深奥的．别人不理解也可以的话，感性诉求广告则希望通过较为直观和外露、夸张的感情表达和宣泄．减少理性信息的传播，使消费者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接受广告商品。从整体上看，在我们这个“读图”、“解像”的时代，视觉化的表现和传达意义已经形成了它自身的文化逻辑．广告也不例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广告的重点不再是理性的传达商品信息．而侧重予与消费者之问感性的交流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对于欣赏者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在个性张扬的作品中．华丽的视觉效果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情感上的宣泄．而这种宣泄正是与消费者沟通的筹码。

三、受众的大众化

现代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推销手段．它是一种社会大众文化，它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不同于高雅文化所具有的明显的阶层性；也不同于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大众大规模、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

“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从表面现象上看，大众社会需要大众消费和娱乐。而视觉的物象形态正是最为“大众化”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现代世界是一个一个的城市世界。大城市生活和社交的方式，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不是读到和听到)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其二．就是当代倾向的性质．它渴望行动、追求新奇、贪图轰动。而最能满足这些迫切欲望的莫过于艺术中的视觉成分了”前一个方面揭示了当代文化趋向视觉化．那是一个人造的环境．为人们“看”提供了极多的机会，也为人们“看之欲望”的攀升创造了条件：后一方面则集中于主体方面的内在欲望和冲动在这种“当代倾向”中行动取代了传统的审美静观．当下的即时反应代替了意昧无穷的体验．这必然转向“追求新奇、贪图轰动”。可以说。这种当代倾向乃是消费社会对大众主体的塑造．视觉文化成为主导文化形态实属必然。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工作日益繁忙和紧张．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更想得到消遣、娱乐和艺术享受．希望广告不仅仅能传达信息，而且又有娱乐性、艺术性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审美需要，于是．在这个视觉文化传播的时代．大众对视觉的期待快速提高现代图像艺术作为了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注重瞬问体验，在图像面前以浏览取代静观。直觉取代沉思；在审美理想上追求对视觉的冲击力，对心灵的震撼力，即本雅明所概括的“灵韵”与“震惊”这种美学精神是现代人生活节奏、生活方式与观念在艺术领域的典型体现广告作为消费社会欲望的膨化剂．必然会以最大众化的方式去鼓动人的消费欲望，在广告信息传达中，视觉化的东西比话语的(语言的)表达更直观和更有效．也更易被大众所接受和消费。视觉化的表现自然而然地成为现代广告信息传达的最佳表现形式广告的视觉化表现也成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反映。

四、后现代性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