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语语法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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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教学要讲、练、听三者结合。韩国语由21个元音，19个辅音字字母构成。辅音中的松音、紧音和送气音一直是学习的难点。另外，韩国语的音变现象也特别复杂，特别是同化现象(鼻音同化、边音同化、腭化)，因此教师对于字母的发音部位和音变现象的规则都应认真讲解，做好示范，学生在理解发音规则的前提下模仿，这样与单纯的声音模仿比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必须保证“听”、“读”并举。

2词汇教学

课文由段落构成，段落由单词构成，因此在外语教学中，词汇是教学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韩国语的词汇结构，是根据语素的结合形式，可以分为独立词、派生词、合成词和复合词。独立词是指由一个实语素构成的词。派生词是指实语素与词缀相连接构成的单词。合成词是指由两个以上的实语素构成的一个单词。复合词是指一个实语素与词缀相结合，或者是由两个以上的实语素相结合构成的单词。构词法是韩语单词讲解中重要的方法。词汇语法的讲解要紧密和能力考试结合。韩国语能力考试是针对学生听力、词汇、语法、阅读，写作能力的全面考察。实现听说读写译全面能力培养的基础的词汇语法教学,同时也应该侧重与韩国语能力考试的接轨。这就要求首先教师要对能力考试中的词汇语法范围，重点难点，常考词汇进行整体的把握，对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及考试方面的语法同汇双重侧重。另外，随着网络多媒体等技术的发展，传统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可利用多媒体融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灵活性于一体，展开直观教学。如让学生观看大长今等韩剧，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简单化、直观化，使学生更易接受。通过多媒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让学生由识记向模仿、应用转化，提高韩国语的实用能力。

3课文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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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 湖湘文化 内涵式发展

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是高校内涵式发展进程工作的重要组成。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就是要以人为本，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生存意识教育、务实价值教育与包容智慧教育。湖湘文化作为一种理性的优秀的地域文化，蕴含当前思政教育亟须的思想精华，因此积极实施湖湘文化教育并以其为切入点，能有效地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下面结合高校基层工作实际情况简单谈几点看法。

一、取湖湘文化之“敢”深入实施行为品质教育

“敢”字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也是当前高校学生需要具备的品质。要在高校的思政教育中有效地融入“敢为人先、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行为品质教育。

“敢为人先”，不仅仅体现的是爱国主义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还展现的是积极向上、敢于追求、乐于表现个性特征的促进因子。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个体的自我展示欲望显得十分重要，而今许多大学生恰恰缺少这种品质与胆识。很多学生不敢于表现自己，真正能够在公共场合中积极出头的可谓“凤毛麟角”。一个不会展现自己的个体，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生存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思政教育者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入培养学生“敢”于表现的题材与活动载体。

“敢于担当”，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作为高校的思政辅导员不需要跟学生大谈特谈担当的道理，而是可以通过故事说理、现场模拟与户外拓展实践进行强化。责任担当意识需要教者润物无声的渗透。

“敢于奋斗”，就是要增强学生奋斗的信心与勇气。现在的90后学生有他们的特点，个性张扬，有许多闪光点，有目标、有想法、有规划，也知道要奋斗拼搏，可更多的情况下是不敢拼搏，惧怕在奋斗中受伤，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很多家庭教育的不足是有关联的，部分家长“难辞其咎”。作为老师确实需要培养他们敢于奋斗的勇气。

以上三个“敢”，或许只是思政教育系统工作的一部分，高校学生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敢”字精神。“敢”，是一种动力源泉，是学生成人成才路上的助推剂，学生不可缺少，人生不可缺失。

二、取湖湘文化之“忧”健全完善生存意识教育

“忧”亦是湖湘文化之精髓。不管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还是“生于忧患”，抑或是“心忧天下”，关于“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说忧患，或谈责任等等。在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工作中，我们需要研究湖湘的“忧”文化，以“忧”促教，以“忧”促学，健全完善高校学生的生存意识教育。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思考。

其一，教者当“忧”。陶行知先生曾将教育比作农业，我认为当今教育是现代化的自然农业。教育有规律，但无程式。因而教者当忧自己的育人理念、知识基础、施教方法，不断思考研究，读自己、读学生、读社会，方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

其二，学生当“忧”。现在很多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有的甚至是几个家族只有一个孩子，学生在物质生活等层面上已经十分富足，可以说一路成长都是无忧无虑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缺乏忧患意识。古人早已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亘古不变的道理向我们诠释，适当让学生学会担忧，有助于学生更好的成长。

其三，家长当“忧”。家庭教育是学生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是开展学校教育的剂，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积极补充。在思政教育工作实施过程中需要家长的支持配合，家长的主体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作为家长也应该常怀“忧”之念想。

三、取湖湘文化之“实”积极加强务实价值教育

“实”有“实事求是、踏实、诚实、厚重”之意，是湖湘文化精髓的又一体现。笔者以为加强高校学生的务实价值观教育，势在必行，意义深远。

为人处世当“实”。由于受到个别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实之风，小到为了应付评比检查材料弄虚作假，大到评奖评优、贷款偿还作假。当然，现行的教育不是缺少这样的工作而是工作的方式方法陈旧，效果欠佳。要通过改进教育工作方式、丰富活动载体等多维方式培养学生诚实、务实、踏实之风，推进高校思政教育内涵发展。

四、取湖湘文化之“兼”深化拓展包容智慧教育

“兼”有“兼容、包容”之意。高校学生需要具备包容情怀、国际视野。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有包容之心的人才有宽阔的视野。容得苦，容得挫折，是学生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容得下自己很容易，容得下他人需要豁达，包容是智慧，也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武器。在广大学生中传承“兼”文化意义深远。

高校的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中的灵魂教育。思政工作内涵式发展更是一项长期的常新的系统工程，工作重要，责任重大。尤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现状情况复杂、形态多维、问题多样，因此要跟上时代脉搏，掌握学生动态，有效做好高校学生的思政工作，需要高校思政工作者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研究、善于假借外力，才能有效地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为学生的成人成才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彭跃农.湖湘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3）： 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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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定被评价对象的功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指标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正指标是指评价值越大，功效越高;逆指标是评价值越大，功效越低。③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综合评价领域中，对评价对象的目标值(如绩效收益，综合性能)起权衡轻重作用的数值称为权重。各指标的权重的确定有两种方法:(a)主观赋权法专家人为主观赋权重值;也可采用层次权重分析AHP法分析权重，但AHP法中判断矩阵也有主观性。(b)客观赋权法，对功效函数评价法多采用数理统计的变异系数赋权法［3］。如下所述的变异系数求权重。

2风险投资项目的功效监控指标体系

建立有效的，并按阶段或期权后期评价风险投资项目的功效及风险指标体系，是防范交易中心引入风险投资项目引起风险的重要措施，针对风险投资的特殊性，最主要评价功效的指标为:期权价值波动率，未来现金流隐含风险率、投资成功回报率和被风险投资交易中心产值提升率。其最优和最劣水平值。

3实证分析

本文选择某交易中心的两项风险投资项目，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功效评价，由会计事务所审计提供的具体指标评价值见表2。以上I1和I2是逆指标，故用逆指标的功效正数模型式(6)，而I3和I4为正指标，故用正指标功效正数模型式(5)来求di和diwi，而总功效函数D当采用变异函数法确定权重时，应用式(7)求D值，计算结果见表4。由表4可见，总功效值DBDA，B项目的功效排序第1，其投资回报率及产值提升率的功效值d3B，dAB均在0．09以上，比项目A高，但现金流风险率项目B高，d2B=0．9102。因此，在期权的看涨期、扩张期、成熟期都要减少现金流入的损失，要增加融资额度。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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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高等职业教育对接不够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属于中等教育系列，通常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主管，而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系列，一般由高等教育职能部门管理。这样往往容易造成政出多门以及各种竞争带来的内耗现象；同时也会导致中高等职业教育在统筹规划，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以及业务管理的分歧，不利于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对接，也不利于以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平衡发展。

（二）服务社会的能力不强

我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然而当前我省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质量还不高，培养出来的技术技能人才难以适应企业的岗位要求，到岗还需企业重新培养；另外，职业教育的教师定位模糊，创新意识不强，具有企业工作经验的教师欠缺，缺乏服务社会和企业能力较弱。

（三）自我调节机制不完善

湖南省职业教育体系开放性不够，与外部交流机制不畅，面向市场和社会的调节机制不健全。目前湖南省职业教育还没有把握新兴产业发展发展和人才需求的脉搏，主要表现在很多职业学校只管办学，专业开设没有面向新兴产业和当地经济社会的需要，对一些过时、滞后的专业没有及时调整，造成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缺乏良性的互动机制。

（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不畅

从目前湖南省的招生制度来看，普通高中毕业生进入高职院校的录取率相当高，但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进入普通大学深造的机会很少，这也是导致我省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只包含专科层次，没有涉及到本科、硕士等层次，各层次的职业教育还没有完全贯通，加上人们追求高学历的观念，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建立与普通教育体系平行的而且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职教和普通教育的桥梁是迫在眉睫的。

（五）职业教育投入不足

湖南省职业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性拨款，由于办学机制不灵活，办学资金来源单一，对政府的依赖度太高。一旦财政投入不足，部分职业学校消减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投入，导致学校办学条件落后，实习实训设备陈旧，难以够满足现代化教学的要求，严重影响我省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2湖南省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路径选择

（一）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统筹规划力度

要构建适应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宏观指导。这需要湖南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我省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合理规划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撤并，改变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多头管理的现象，同时政府应转变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审批、检查转移到服务上来，不断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尤其是在专业设置上，要强化宏观指导，一定要突出实用性和地方特色，避免热门专业扎堆的现象，合理规划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的发展，以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内涵为出发点。

（二）完善行业指导，全面推进校企合作

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不断加强行业的指导和监督的作用。鼓励湖南省各行业从实际出发实行产教结合，加大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的考核评价力度，使职业学校的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融合，全面推进校企合作，形成推进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合作的保障机制。强化以先进装备制造﹑文化创意﹑电子信息﹑有色金属和新材料等区域优势产业为依托，通过行业企业参与，建设一批对接我省优势产业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全面推动职业教育科学貝貢貋教育产学研结合，进一步促进校深度合作。

（三）加大投入力度

职业教育需的发展离不开资金，完全依赖政府投入是行不通的，这需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完善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一是各级政府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规定，确保职业教育的生均经费和财政性经费到位并逐年增加；二是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给予财政上的补贴；三是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制定政策和措施，鼓励企业以及民间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硬件设施，实习条件，增强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

（四）完善职业教育质量监控评价体系

探索建立行业企业多方参与的职业教育综合评价体系，职业院校学生能否毕业不应完全取决于考试成绩，应加大行业企业的话语权，应由企业和行业组成考核小组对学生进行终极考核，考核结果与毕业证挂钩。同时，完善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制度和专业技能抽查制度，健全技能抽查补考和退出机制，促使学生在校期间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和素养。这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学生的适应社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满意度。

（五）整合教育资源，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首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普通高中阶段教育的宏观调控，调整普通高中学校布局，确保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办学规模相协调，确保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其次，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打破进入职业学校学生素质差的怪圈，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使职业教育学生真正能学有所长，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最后，整合职业教育资源，通过实施职教集团办学模式，建立职业教育统筹发展和管理机制，避免同区域内学校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六）加强师资队伍和实训基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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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语文 汉语言文学 教学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中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二、高中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语文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学生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著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3、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历史、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第一，信息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4、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教案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参考文献：

[1]张怡. 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4）.

[2]侯正林. 汉语言文学教学探讨[J].教与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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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义词；辨析；研究综述

一、引言

本文对七大期刊进行了近义词辨析论文穷尽式的搜索。这七大期刊分别为《汉语学习》、《世界汉语教学》、《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并把所有已找到的近义词辨析的论文按照词性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名词（84篇）；动词（64篇）；形容词（19篇）；副词（80篇）；代词（15篇）；数量词（15篇）；介词（6篇）；连词（15篇）；助词（16篇）；语气词（3篇）以及还有可以归为套语（2篇）和格式（14篇）的近义词辨析的论文。

下面对近义词辨析的论文的时代特点进行进行简单的总结和概括，使读者能对1979年以来的近义词辨析的论文有一个总的了解，以便读者能够明确将来的研究方向，为读者的研究指明方向。

二、二十几年来近义词辨析论文的特点归纳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汉语作为外语教学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的发展速度已非常惊人。但初期到现在的近义词辨析的论文呈现出一系列是特点。下面简单说一下。

1.论文写作形式的特点

有的文章是以随感和杂记的形式出现，它们的篇幅往往很短小，特别是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研究初期更是这样，没有现在发表的论文那么规范正式，甚至连摘要、关键词以及参考文献都没有。当时的文章只是简单的对两个近义词进行比较，说明两者之间的不同，而且辨的也不是很透彻。如：龙启群1982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1期的《“启事”和“启示”》就是一个例子，主要从不同的词性角度对二者的基本意思加以区别。再如：金有景1982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4期的《“恶梦”和“噩梦”》、金有景1986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1期的《“糖坊”与“糖房”》等等。

但近几年，论文变得更加规范，辨析地更加深入，语料来源也明确起来，变得更加地规范，格式也变得更加完善，趋于完美。举个例子：莫彭龄2004年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的《词汇的“词”、语法的“词”和修辞的“词”》主要从词汇、语法、修辞三个角度对“词”进行了考察。这是因为对外开放以来，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发展地更快了，有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它们对能够解释汉语近义词的书需求更大了。原来只是对本族人的汉语教学的那些知识已经不能满足外国人学习汉语近义词的需要了。原来汉族人认为没有问题的词汇，也不会想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的词汇，因此也就不会说出不象话的汉语句子，但对外国人来说却成了问题。比如：“被”、“被…所…”、“为…所…”之间的差别就是很多留学生困惑和出现偏误多的地方。再比如“重视”和“讲究”之间的区别也是留学生容易犯错的地方。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作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研究者更加深入地去研究汉语里的近义词，深化和细化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使留学生能更好地学好汉语的近义词。

2.研究对象：

词性多，基本覆盖了所有词性，覆盖面广。

1）由原来的单一语言内部词汇的比较转向多个语言词汇的对比研究，出现了汉外对比的论文，研究变得更加深入。例如：由章纪孝和水野义道两位先生1984年合写并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01期的《汉语“更”和日语“もっと”》主要从语法关系和意义上进行了比较两者的异同。周时挺1986年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的《and和而》主要从十大方面说明二者在语法关系上的相似之处。再如王钟华1986年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的《汉语的“什么”和法语的“que”》以及元元1981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2期的《“”和“们”》都属于这一类汉外对比的论文。

2）除此之外，方言词汇对比分析比较的论文也渐渐多了起来，对方言词汇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例如：史秀菊2003年发表在《语文研究》第1期（总第86期）的《临猗方言的结构助词“奈”与“哩”》主要从临猗方言结构助词的分布、“奈”的语法功能、“哩”的语法功能、以及“奈”、“哩”成因分析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再比如饶长溶1996年发表在《语文研究》第2期（总第59期）的《长汀方言助词“嚟”和“咧”》；以及陈茂山1995年发表在《语文研究》第3期（总第56期）的《定襄方言的“咾”和“唡”》均属此类。

3）另外也有普通话与方言词汇的对比研究。比如：沈怀兴2005年9月发表在《语言研究》第3期的《“知不道”和“不知道”》说明了两者不仅来历、结构均不相同，而且本义完全不同，引申义亦不尽相同。

4）当然也不乏普通话近义词词汇之间辨析的论文，而且这一类论文占的总数是最多的。简单举一例加以说明：周小兵1994年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的《“常常”和“通常”》主要考察了这两个词在语法分布上的区别并解释了它们在意思上的差别。再如周小兵与邓小宁2002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1期的《“一再”和“再三”的辨析》、张发明1984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6期的《“一会儿”和“不一会儿”》均属于此类论文。

5）辨析论文从原来单纯辨析几个词的区别到研究几个近义词的功能应用。肖奚强2002年发表在《语言研究》第4期（总第49期）的《“正（在）”、“在”与“着”功能比较研究》，文章分析了“正（在）”、“在”及“着”之间的异同。认为“正、正在、在”是表态副词，都表示动作的进行，其态意义的核心是“进行”。但三者在语用功能上也互有异同。

6）最后，我们从各个词性角度分类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名词、副词和动词类的辨析论文的数量是最多的。相对地，虚词类的文章则相对较少。所以，虚词类方向的辨析论文应是今后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3.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1）从原来单纯的辨析到现在综合运用综合、分析、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来阐释词语之间不同的文章渐渐地多了起来。早期的文章只是单纯地说明词语间的不同，而没有运用数据统计等各种分析手段来辨析。如徐静茜1981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6期的《“起”和“上”》以及金有景1981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4期的《“实验”和“试验”》都属于这一类的文章。而近几年的辨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变得愈加地完备而科学。例如：莫彭龄2004年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的《词汇的“词”、语法的“词”和修辞的“词”》。

2）从原来的手工到现在利用高科技计算机手段来收集语料。收集的速度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身有体会的。

3）不仅只是词汇层面的辨析，也扩展到了语法层面。如：李茉莉1990年发表在《汉语学习》第3期的《试比较汉语表示完成的动态助词“了”与日语表示完成的助动词“た”》对比了“了”与“た”在“时”、“限制性”、“单一性与多用性”方面的不同。

篇8

关键词：汉语方言 “时” “体”

一、引言

汉语方言时体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方言语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汉语语法研究中“时”“体”的概念是舶来品，汉语语法学界围绕着“汉语有没有时制”和“时与体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展开长期的争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有意识地开展时体问题的研究，邓守信（1985）、刘勋宁（1988）、陈平（1988）等相继立足于汉语实际，对汉语的时体问题进行反思，着力于理论探索和时体系统的建构。对汉语时体系统的争论也从另一方面客观上促使一些学者把视角投向汉语方言，从方言的考察中来寻找佐证。梅祖麟（1980、1988）、汪平（1984）、施其生（1984、1985）等学者就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来探讨汉语方言中“体”范畴与普通话的异同。经过汉语方言学界众多学者三十多年的努力，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根据作者所掌握的相关资料，对三十年来汉语方言时体研究的状况进行简要的述评。

二、起步期（1979年～1989年）

汉语体貌系统研究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尚新在《突显理论与汉英时体范畴的类型学差异》（2004）一文中对英、汉语进行了比较，指出“汉语是体突显的语言”，认为“汉语中的时间概念可以在体范畴中得到隐含”。戴耀晶早在1997年就指出：“‘时’研究与事件关联着的时间；‘体’研究与时间关联着的事件”，可见“时”“体”二者之间难割难舍的密切程度。

方言的“体”系统有着较为独特的表达方式，其中蕴藏着许多可以发掘的问题，研究方言的体貌系统可以为汉语体貌问题研究带来新的材料，为汉语体范畴系统的建立提供方言学的真实文本。从本文所搜集到的130余篇关于汉语方言时体系统的期刊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体”的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对“时”的研究成果（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时”的几篇文章中，“时”还大都是和“体”放在一起讨论的。）

汉语与印欧语等屈折语在语言类型上的主要区别之一是词的形态和构形方式。仅从印欧语的理论出发而不结合汉语的实际，很难对“时”“体”的本质有准确的把握，也难免会产生争论。从现代汉语普通话对时体问题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开始将方言纳入到研究当中，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起步阶段。梅祖麟《吴语情貌词“仔” 的语源》（1980）、《现代汉语方言里“着”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8）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研究与体范畴相关的助词，探求它们的语源。汪平《苏州方言的“仔、哉、勒” 》（1984）把江苏方言的“仔、哉”和普通话中的“了”进行对比，指出它们的异同，描写比较细致。施其生在《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1985）一文中，对汕头方言的持续情貌及其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在《闽、吴方言持续貌形式的共同特点》（1984）一文中考察了闽、吴方言持续貌与普通话不同的一些特点，指出闽、吴方言持续貌的共同特点，并探讨了这些共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这个时期对时体范畴的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描写，并以普通话为参照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这些文章在共时描写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大都从历时角度对一些助词的语源或者某些特点的成因进行探究，这无疑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使这类研究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虽然这一时期的成果相对较少，但是都非常有价值，对后来者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发展期（1990年～2000年）

汉语方言“体”的现象相当复杂，随着学界对方言语法研究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逐年重视起来。1993年，“中国东南方言语法讨论会”的召开，可以说对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讨论，会议从理论层面对汉语的“体”进行了反思，学者们认为汉语的“体”与西方语言的“aspect”并不完全相同，进而基本确定了汉语“体”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对“体”和“貌”进行了区别。此次会议的成果《动词的体》由张双庆主编，并于1996年出版。1994年10月15日～17日“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学院召开，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动态范畴问题，与会学者以各自的母语方言对动词的体态范畴进行了初步的描写与分析，并于1996年出版了《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在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aspect究竟称为‘动态’好，还是称为‘体’或‘体貌’好？总之，一句话，问题成堆，答案暂时没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先后召开的这两次关于汉语体貌系统问题的重要会议，对汉语“体”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统一的认识，但是会议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后来学者们研究汉语方言的时体问题带来了诸多启发和帮助。这种对理论探讨的自觉意识标志着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研究和前一阶段相比，从广度上看有所扩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方言时体研究的地域扩大。方言的研究成果固然与各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程度大小有关，也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重视程度有关。虽然这一时期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区上（如吴方言，闽方言等），但其他区域的方言时体研究也慢慢出现，如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1991）、王艾录《祁县方言动词结果体的内部屈折》（1992）、吕枕甲《运城方言两个表时间的助词》（1993）、伍云姬主编（1996年）《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张成材《商州市方言几个语气词在句末所表示的时制范畴》（1997）、曾毅平《石城（龙岗）方言的起始、接续、经历、已然体》（1998）、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等。

2.时体在方言语法系统描写中的比重增强。这一时期，一些汉语方言语法单点的研究著作出现，其中学者们对所描写的代表点都用较大的篇幅进行时体系统的分析与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方言语法研究》（1997）、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1998）都单立章节详细描述了所研究方言点的体貌表现形式。

3.研究对象有所扩大。以往方言中对“时”“体”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体范畴的某个小类进行描写，这一时期已经开始出现对方言区内体范畴进行系统描写与构建的文章。徐阳春《南昌方言的体》（1999）一文先从语法意义着手将南昌方言的“体”分为“完成、持续、进行、经历、重行、依然、尝试、起始、继续”等九类，并还将这些“体”表达的语法手段分为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两类，词汇手段主要是利用虚词（特别是助词）作为“体”的标记，形态手段指以动词的重叠作为“体”的标记。然后系统地分析了上述各种“体”的不同标记形式，细致地探讨了这些“体”标记的句法分布形式。从“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句法分布”三方面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南昌方言体系统的整体面貌。

综观这一时期的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以分析对比为主，视角主要放在共时层面上，局限于对某个方言区进行孤立的研究，或者只与普通话作简单比较，很少有跨方言区的视角，从方言之间的对比中去探寻方言间的共性。这就片面强调了孤立的特点，而忽视了该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共性和差别，不利于汉语时体系统的建构。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他们超越所处的历史阶段，毕竟学术研究有着不可避免的前后相承的连续性。在这个阶段，孤立的分析也是必要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方言样本。有了材料的积累，才使得之后的对比分析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归纳概括，构建汉语体范畴的理论体系。

四、繁荣期（2001年～2011年）

随着本世纪方言语法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不同方言区学者的重视与关注。这一阶段方言时体的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活跃。该课题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也让一批博士、硕士生涉猎其中，在研究地域范围上呈现出遍地开花的面貌，出现了大量关于方言时体研究的优秀论文；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多样化，视野也更开阔。概括地说，本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时体研究论文和著作在数量上激增。

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论文类还是著作类的研究成果都已大大超过以往。据笔者掌握的现有资料，仅从所收集的单篇论文数量来看：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世纪前十年方言时体研究的论文成果在比例上占压倒优势。

从著作类情况来看，本世纪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专著井喷式持续出现：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曾毓美《湘潭方言语法研究》（2001）、陈淑梅《鄂东方言语法研究》（2001）、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2001）、张一舟《成都方言语法研究》（2001）、彭兰玉《衡阳方言语法研究》（2005）、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2007）、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2006）、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2007）、阮桂君《宁波方言语法研究》（2009），这些语法研究著作中，都较大篇幅描写了单点或大方言区以及次方言片的体貌现象。此外，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方言研究专著出现，其中语法部分大都涉及到方言时体的描写，本文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一些专门描写汉语时体问题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伍云姬（1999/2006，中译本）《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罗自群（2006）《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其中伍云姬的《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及其演变》以一个大区方言的动态助词为研究对象，全面地描写了湘方言动态助词的线性系统及其动态特征，并诠释了该动态系统语法化的历程。这种从共时与历时角度研究汉语方言体貌特征的做法，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第二，理论上开始运用多种方法探讨问题。从历时的层面看，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引入了语法化理论。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纵向角度来考察某个助词（或者说体标记）的语源，但这主要是运用音韵学的知识对助词的考据，与语法化是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如，蔡国妹《吴闽语进行体和持续体的语法化序列分析》（2006）一文，先描写了闽方言莆仙话的进行体和持续体特征，然后结合吴、闽语其他八种方言的资料，分析了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的语法化序列，进而勾勒了它们演变发展的过程；庄初升《一百多年前客家新界方言的体标记“开”和“里”》（2007）分析了“开”的虚化轨迹――从表示趋向动词，到作为“唯补词”，再到完成体标记；伍巍、李立林《涟源六亩塘方言进行体和持续体的生成发展――“害嗯哩”“到嗯哩”从处所词语到体标记的虚化研究》（2009）从涟源六亩塘方言中处所词“害嗯哩”“到嗯哩”虚化为动作行为的进行、持续或状态持续等“体”意义的分析中，为“汉语方言中的时体标记成分都是从处所词语虚化而来的”这一规律作了论证。运用语法化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文章还有金辉、邓先军的《长江以南汉语方言持续体标记“到”的语法化》（2008）、苏俊波的《丹江方言体标记“在”及其来源》（2010）、《丹江方言的持续体标记“的”》（2010）、瞿建慧《湘西汉语方言将行体标记“来”》（2011）等。

从共时的层面看，增加了不同方言之间的横向联系，把语言类型学引入到汉语方言的时体研究中去。由于对方言时体的研究已历时二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样本，在客观上为跨方言的比较研究打下了材料基础；另一方面语言类型学的引进及其发力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所以，这一时期运用语言类型学来研究现代汉语方言的文章也多了起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推史有为的《汉语方言“达成”情貌的类型学考察》（2005），文章对汉语中表“达成”貌的语法表现成分在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的不同表现进行重新思考，将它们对比后归类，找出类型上的特点及在地理上的大致分布，使我们对“达成”貌的整体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饶宏泉《汉语方言三种体的共用分布和特征互动》（2011）借鉴语言类型学的动因互动分析思路，解释了汉语方言中进行体、持续体、完成体三种体标记呈现三大类型（位置对立、标记兼用、标记三分）所形成的“五缺二”格局，展示了汉语方言研究与类型学研究可以实现良性的互动。此外还有陈郁芬《粤方言与闽、客方言进行体标记的类型异同》（2011）、《粤方言进行体标记类型的概貌》（2011）等，都展示了语言类型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生命力。

第三，对时体理论的反思和探讨。郑定欧《说“貌” ――以广州话为例》（2001）指出，汉语在引进西方语法概念并使之汉化的过程中，容易犯生搬硬套的错误：首先是把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言事实往西方概念的框架里套；其次，中国方言众多，研究方言的时候往往把方言特有的语法往共同语语法里套。这就引发了一些争论。20世纪90年代汉语对“体貌分合”的思考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体”“貌”不分；“体”“貌”分离，但“貌”从属于“体”；“体”“貌”分离。针对这一现状，笔者以广州话为例，以实证的方式，对“”“落”“过”“开”及中嵌“两”字的动词重叠式进行讨论，指出印欧语中“aspect”的内涵并不全部地适用于汉语广州话的解释，进一步提出以“过程”和“非过程”作为归类标准来区分广州话的“体”和“貌”，从而对整个“体貌系统”的内在机制提出了一个解释模式。这些理论的探索也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近些年，一些学者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谈汉语方言中的“时”“体”。如钱乃荣（2011）《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在吴语中的接触结果》指出，上海话中的两种完成体句式表达――SOV完成体句和SVO完成体句，前者是土语形式，后者是外来形式的叠加；王志敬（2007）《论汉藏语同源持续体标记》根据汉语西北方音中的三个“给”字，论证了西北方言中的“给3”与藏语的持续体标记具有同源关系。

综上所述，此期的研究不仅拓展了方言时体研究的广度，还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不仅有语言事实的比对，还有理论的探索；不仅有共时的描写，还有历时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个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当然，关于汉语方言时体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结束，就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理论水平的发展。由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呈现整体滞后的历史因素，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角度一直受制于共同语语法研究的总体研究水平；因此，近些年来，关于时体系统研究的方言类成果大都局限于对单点方言的描写，对大方言区的体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谈不上进行跨方言的类型学比较研究。如何在描写的层面上加快理论解释的脚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对时体系统的理论构建上没有大的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初，方言学界召开了两次大的方言语法时体问题研讨会后，就几乎再没有大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方言时体问题，对方言时体问题的总体理论研究水平没有大的进展，关于“时”与“体”以及“态”的关系、汉语是否存在“时”与“体”、方言时体问题研究中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和手段等等问题和争议，至今仍未有根本解决。

3.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时体系统的力度不够。总体来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时体问题还是较薄弱的环节，所收集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还需要拓展研究的领域，加大研究的力度。

五、结语

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体现着共性。对汉语来说，我们在关注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性的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汉语缺少形态变化，这与印欧语有着类型上的区别，我们就不能用西方的那些理论来硬套汉语。另外，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也存在着差异，不仅体现在结构上，还体现在功能上。在时体问题上，不仅普通话与各方言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各方言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对汉语时体系统的构建必须立足于汉语的实际这个基础之上，不仅要立足于普通话的实际，还要立足于汉语方言的实际。而汉语方言“体”的现象又相当复杂，在目前汉语方言“体”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从外部来说，呈现出方言区之间的不平衡，有些方言区的方言研究比较充分，有些方言区的研究比较滞后，甚至还是空白；从内部来说，“体”范畴的下属小类上也存在着研究不平衡的现象，有些“体”研究得比较成熟，有些“体”的研究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方言时体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单个点的研究深度上，还体现在方言之间的横向比对研究上，只有对大量详实的材料找出其内在联系，发掘其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更准确地构建现代汉语的时体系统理论框架。

（本文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74010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WYB02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0910kyzy34]的资助。）

参考文献：

[1]胡明扬.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2]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卢小群.湘语语法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伍云姬.湖南方言语法系列[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6]项梦冰.连城客家方言语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7]徐慧.益阳方言语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8]张双庆.动词的“体”[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

篇9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1996年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7年。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06年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篇10

一理论教学探索

“教学活动是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从根本上来说，教育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1]因此，对外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授课教师更应认清培养任务，对授课方式做出新的探索。

1借助多媒体设备高效教学

现代汉语课程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理论性较强，如果课堂上单凭教师的口头讲授，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由于多媒体具有图、文、声多种效果融合甚至有活动影象这样的特点，因此，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更为良好的课堂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例如，在“语音”这一章讲授语音的属性时，我们需要学生了解，由于其发音器官状况的不同或发音方法的改变，人在发音时会形成不同的音色。因此有的人音色粗重，有的人音色尖细；有的人音色沙哑，有的人音色清脆。这部分知识并不难，但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照本宣科，很难提起学生的兴趣，课堂效果势必不好。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借助音频媒介，向学生播放他们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语音特色的广告，比如“七匹狼”男装的广告是“与狼共舞，尽显英雄本色”，粗重的男音透出一种稳健的风格，非常适合男装类产品的品牌表现；而“强生”婴儿产品的广告词“从第一次到每一次”细柔的女声流露出浓浓的母爱与温存，是非常适合母婴用品的语音音色。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很容易地掌握不同音色的声音在实际言语交际中的运用，从而促进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能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

再比如，“文字”这一章的知识在现代汉语课程体系中是重在了解、鉴赏的内容。我们在讲“汉字的形体演变”的时候，如果只是向学生讲述“甲金篆隶草楷行”，哪一个时期产生了哪种字体，各种字体有哪些特点，课堂气氛往往会死板、沉闷。但如果借助多媒体设备，通过图片或动画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可以把以往静态的课堂教学形式动态化，把抽象的教材形象化，使学生的多种感知器官共同参与认识活动，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2选取适切有趣语例生动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所有的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现代汉语课的知识大多比较抽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尽量选取有趣的、贴近生活的语例，吸引学生注意力，引起学生共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解语法时，我们常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而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而这“结构规则”到底是指什么呢？这对学生来说是很抽象的。我们可以选取贴近生活的例子来进行讲解。“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下象棋一样，如果光有棋盘、棋子，还是不能游戏，还需要有对弈双方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在这里，语言和词汇就像是象棋中的棋盘、棋子，而语法就相当于游戏规则。听到这里，学生都会对这部分的内容产生很直观的印象。

3注重与其它语言学科之间的联系

现代汉语是一门基础的、工具性学科，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步入大学后接触到的第一门语言学类课程。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应特别注重本课程与其它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为今后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首先，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学科关系异常紧密。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绪论》中说：“在语言学各个部门中，汉语史首先要和现代汉语取得密切联系。因为汉语史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比较的基础上的。”

例如，古今汉语都有名词作状语的情况。现代汉语能充当状语的名词，一般是表示时间或处所的名词。如：今天我休息。咱们北京见。但在古汉语里，除了表示时、地的名词可以作状语外，普通名词也经常直接作状语。如：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汉书·霍光传》）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马中锡《中山狼传》）

通过古今汉语的对比，不但有助于学生对现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而且可以从历时的角度使学生认识到汉语的发展演变。

其次，从人才培养目标来看，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积淀，这就要求现代汉语教师在讲课中也应有意识地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例如，教师在讲授“汉字起源”的学说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就是“结绳说”，认为汉字是在先民结绳记事的基础上产生的。教师可以从这个知识点引发开去，向学生介绍“结”这个文化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引导学生知道，从原始社会至今，“结”一直作为一个文化意象深深存在于中国人心中。在汉语中，许多具有向心性聚合的要事几乎都用“结”字作喻，如结义、结拜、结盟、团结等等；“结”是事物的开始，有始就有终，于是便有了“结果”、“结局”、“结束”；在古典文学中，“结”一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彩，“结”就有多么千变万化，像“同心结”、“结发夫妻”等等，都是从“结”中引申出来的。

这样的引申不但使课堂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有助于学生相关知识的积累，为今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实践教学探索

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在其整个专业培养目标中占据着很大比重。但由于学时安排、教师精力以及学校硬件等条件的影响，许多学校都存在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的现象。

1结合讲授知识设置实践环节

教师可以定期安排实践性教学环节，开展与本课程相关的活动，如语言规范化知识竞赛、社会用字用语调查、地方方言调查等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

例如，在讲授“绪论”部分方言知识的时候，由于大学班级里，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遍布于各个方言区，因此授课教师可以把实践环节的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结合书本及教师所讲授的理论知识，分析自己的家乡话在语音、词汇及语法等方面与普通话的差异，并把思考所得的结论与其他同学交流，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讲解“词汇”一章“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这部分内容时，可以让学生结合校园流行新词的使用情况，阐述词汇的发展变化。通过分小组调查、提交调查报告的方式，得出学习结论。

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应用，可以把现代汉语课从单一、枯燥、抽象中解脱出来，把学生从被动听讲拉到主动参与中来，从而使现代汉语课更丰富、更鲜活、更具体，有效地改变学生的听课状态，使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人。

2结合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毕业论文写作是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大学四年学习成果的展示，是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综合考查。

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可以将讲授知识与指导论文写作有机结合起来，不但可以为毕业论文的写作积累素材，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布置调查报告及小论文的方式，引导学生发现感兴趣的语言现象，考察现象背后的原因，并尝试用相关的语言理论进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认真点拨，有针对性地布置阅读书目，指导学生形成书面材料。并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随着语言知识学习的深入，不断深化完善自己的论文，为今后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结合本专业实习

一直以来，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实习都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在一些内陆城市，留学生数量有限。如何解决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实习问题，一直是本专业教师不断努力解决的难题。而像英、美等接收留学生较多的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

为了促进留学生尽快融入当地社会，英、美等国会让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学生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和学习。笔者认为，若本学校有在读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将他们带入本科生的现代汉语课堂，让留学生与本土学生一同学习、交流，促进不同文化的交融，加强互相之间的了解和联系。在提高留学生汉语水平的同时，更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实习机会。

综上所述，对外汉语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紧密结合对外汉语专业特色，在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等方面开拓创新。教师在课堂上应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选取鲜活的语料，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改进教学思路，改革教学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7.

[2]程伟民.论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