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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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发展教育技术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他要求，“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示“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20年来，这些指示一直指引着我国教育技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积极利用现代技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是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融入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设计之中，深刻揭示了科技、教育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关系；同时正确分析和把握当今时代特征以及世界范围内教育、科技发展新趋势、新情况。1977年10月19日，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就对英国开放大学利用广播、电视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教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当即表示：“我们要利用电视手段来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时隔不到4个月的1978年2月6日，邓小平同志亲笔批示“同意”筹备电视大学，半年后又批准筹建中央电化教育馆。这些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视与支持。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力主发展广播电视教育等手段，并把它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教育的重要途径，用政府行为，积极推动它的发展。

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求教育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要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进行变革，逐步实现教育自身现代化，包括：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模式等多年方面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对教育技术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第一次从教育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发展教育技术和教育技术的作用，奠定了教育技术作为实现教育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小平同志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积极关注各种先进媒体如：计算机等高新技术进入教学领域，对传统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组织形式、课程体系、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的变革所产生巨大影响。在计算机还没有开始普及的时候，他就要求“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我们已经承认比国外落后了”，就“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力戒空谈”的思想。

2、教育技术发展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结果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和政府积极支持教育技术的发展，几任政府领导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创造性地推动这项工作。

1986年为落实开办卫星电视教育台，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卫星电视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他说：“现在，教育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一个是如何发展高等教育问题。义务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要把这个基础打好，得要两条政策。一条叫因地制宜，就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教育发展的状况，来考虑和确定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划，在全国不搞一刀切。再一条是要培养合格的师资。”为此，“参考国外用广播电视卫星传送教育节目的经验，中央决定在我们租用的卫星上专门开一个教育频道。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使全国尽可能多的中小学教师不脱离工作岗位，就得到培训提高的机会。使他们经过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学习，达到合格的水平”。他还说，开通教育频道有利于发展成人教育，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培养大批专门人才。“电视教育频道把晚上的时间给电视大学，可以使更多的在职职工和农民能够不脱产学习。中国这样大，需要那么多的专门人才，只靠普通大学一条路是不行的。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发展高等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电化教育的优势。使人才的培养做到收效快、质量高。”

为落实卫星教育电视网络建设，总理亲自布署：“租用国际卫星、编制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上行站的投资和经常费用由中央负担；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要自己解决卫星地面收转站需要的投资和经常费用”。要求各地“一是要支持这件事情，二是要勤俭办事”，“采取各级都分摊一点，都集点资的办法”，解决资金方面的困难。他指出：“这件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各省、市、县领导要以实际行动来组织和支持这项工作。”

在国家的统筹规划和分类指导下，我国卫星电视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了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和10个省级教育台，107个地（市）级、数百个县级教育电视台和10000多座接收站，66000多个放像点，全

国70%的地市以上有线电视台转播了中国教育电台的节目，形成了全国卫星电视教育传输网络。

1992年在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和学校电化教育，推广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抓好教育卫星电视接收和播放网点建设，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全国电教网络覆盖大多数乡镇和边远地区。”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卫星电视教育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给予扶持”。“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至此，学校教育技术和卫星电视教育纳入了国家法制化的轨道。”

卫星电视教育开办十多年来，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电大课程与各类教育节目共九万多小时。有效地配合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由62.8%提高到89.9%，其中70%是通过卫星电视教育手段实现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十年培养毕业生137万多人；农业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也通过卫星电视，使近百万农民达到中专毕业水平或单科结业。卫星电视教育的开通，改变了中国远程教育的面貌，推动了“普九”和扫盲工作，也推动了继续教育的发展和“燎原计划”的实施，缩小了因教育投入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

3、改革开放是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从本世纪20年代视听教育引入中国，定名为电化教育以来，我国开展教育技术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改革开放创造了教育技术发展的良好机遇。

教育技术的大发展是经济发展、人才需要的直接结果。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类专业人才供不应求的矛盾尤为突出，而现有的传统高等教育规模一时很满足大批量、多样化培养人才的急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力主用电视、广播等先进媒体手段武装教育，增加新型教育方式，扩大教育范围，解决教育资源不足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20年来，广播电视教育培养的大批毕业生在国家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已经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重要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导下，我国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教育教学改革呼唤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实践证明，一系列行进的物质型技术和智能型理论引入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工艺的面貌，使班级授课提高了效率和质量，使学生分散、个别化学习成为可能，扩大了教育时空，延伸了学校功能，使更多的学习者有了学习的机会。

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使我国学校教育从视听教育逐步跃入了计算机多媒体阶段。丰富的市场，多功能、多价位的竞争创造了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情况的教育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选择恰当媒体，推进教育技术现代化，进而进行一体化教学设计的广阔天地。通过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交流，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有些方面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誉。

在国际交流中，我国学者积极吸取国外研究成果，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把电化教育推向教育技术新阶段，明确指出要把过去的工作范围从视听教育或视听媒体的研究与应用，拓展为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估的理论和实践。使电化教育由原来的教育教学的辅助手段，变成电子信息技术等物质型技术与系统方法、传播理论、教学设计等智能型技术相互交叉、结合、相互渗透的新型学科——教育技术学。

面对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认真研究国际现代远程教育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根据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任务，在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教育部提出，发展面向21世纪的终身教育（学习）的现代远程教育，要按照“统筹规划、需求推动、扩大开放、提高质量”的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及构造面向21世纪的终身教育体系作出新的贡献。

二、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指引下，我国现代教育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体系，已经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1、初步奠定了教育手段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从1978年，小平同志亲自批准成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央电化教育馆，到1986年，成立中国教育电视台，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技术的三大系统，即由中央、省、地（市）、县电化教育馆（中心）以及学校电教机构组成的学校教育技术系统；由中央电大、44所省级电大、823所地（市）级电大分校和1766所县级电大工作站组成的广播电视教育系统；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省、地（市）教育电视台和县、乡卫星教育电视收转台及放像网点组成的卫星电视教育系统。在三大系统的有力支持下，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得到进一步普及和应用。

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差异很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政府一直强调发展现代教育技术，要坚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具体实际，分类指导的原则，在“七·五”和“八·五”期间都提出了“中等学校和中小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指导并推动了学校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建设。

从目前的情况看，现代教育技术在我国中小学的应用，仍然基于视听媒体技术的多媒体优化组合教学形式为主；基于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网络的远程教育形式已经在一部分学校中开始应用，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现代教育技术在中小学的应用，优化了教育过程，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效率，减轻了学生负担，促进了中小学

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改革。我国高校已经由视听技术向多媒体、网络化发展，进入到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阶段。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或地区提出“建设现代化教育强省，启动或建设现代化教育工程”。据1995年底对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缺贵州省）的统计，“八五”期间我国教育技术总投资为115亿多元，其中财政预算内投入占80%，预算外投入占20%，平均每年投入23亿元。由于国家和地方对发展教育技术的重视，我国用于现代化教育的设备、设施在20年间有了突飞猛进发展，为教育现代化建设打下较好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

2、音像电子教材建设不断满足需要

音像电子教材建设作为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保证，多年来，一直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过去，我国教材建设形式单一，基本是文字教材“一统天下”。随着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教材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视盘、计算机软件等音像电子教材已成为我国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中小学的音像电子教材建设经历了从投影、幻灯（80年代初期）到录音、录像（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初期），以及到现在以多媒体组合教学形式为主的几个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以投影、幻灯、录音、广播、电视、录像、计算机等媒体优化组合的多媒体教学形式不仅是现在，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学校教育的主要媒体形式。中小学使用的音像电子教材，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规划和组织建设。中央电化教育馆及地方各级电化教育馆为中小学组织编制了大量的投影、幻灯、录音、录像等音像电子教材。随着教育软件市场的发育和逐步规范，涌现了一批教育软件公司，生产制作符合学校需要的音像电子教材。一些有条件的学校、教师还自己开发制作了适合教学需要的音像电子教材作为教学的补充。截止到1995年底的统计，用于教育过程的音像电子教材，幻灯、投影片为8.3亿张，录音教材1716万小时，录像教材1708万小时，计算机教学软件28万个，光盘3.9万张。新媒体的交互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认知主体作用的发挥，有利于知识的获取与保持，有利于对教学信息最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引起了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有更多教师的应用和参与开发新的教育教学软件。

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建设也发生很大变化，由借用普通高校的文字教材，配套录制“课堂搬家”式的音像教材，变为自行编制适于远距离教育要求的、相互配套的文字与音像电子教材。全国电大现有录像带167.9万盘，录音带198.7万盒。我国卫星电视教育开通了综合教育、电视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等三个卫星电视频道，在北京地区通过35频道还播出一套综合教育电视节目，每天共播出5.1小时。使一些学校通过接收，选播，扩大了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软件供需之间的矛盾，逐步满足教育教学的需要。

3、现代教育技术科研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现代教育技术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广泛开展，研究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受到了各级领导和从事现代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重视。学校现代教育技术的科研已经从早期的媒体对比型研究、学科专题型研究向以整体、综合为主的实验研究过渡。各级电教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队伍，开展了一批对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如：现代教育技术环境的研究、中小学音像电子教材建设的研究、信息技术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应用的研究、我国基础教育实施现代化教育工程的策略研究、中小学校及职业技术学校电化教育设备配置标准的研究、中小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建设现状及其资源共享的实验研究、小学语文“四结合”的实验研究、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教学优化的实验研究、电化教育促进中小学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等，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

我国高校中的教育技术专家、学者在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开展教育技术理论、方法，远程教育，计算机多媒体教学，教学设计，资源共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前导和推动作用。我国远距离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在远距离教育的开放性和教学现代化方面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了全国广播电视教育改革和发展。“八五”开始，为推动农科教结合、燎原计划实施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家教委组织开展了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实验县的研究。全国有一批综合实验县，在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宝贵的实验研究经验和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

4、建立了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一支队伍

在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教育技术学学科专业体系，形成了具有较强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技术专门人才队伍。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已经在我国绝大多数师范专业的高等院校中建立起来。非师范专业的高等院校，也有部分设立了教育技术学专业。教育技术学学科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层次齐全人才培养能力。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支有理想、懂专业的专门人才队伍。这部分人才除了从从事教育技术相关专业工作的同志和教师中选，进行培养和任用者外，大部分是从教育技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据1995年的调查，我国已有教育技术机构74849个，专职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的人员达20万人，还有数十万兼职从事教育技术工作的教师，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支具有较强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技术队伍必将在实践

、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5、探索了全面提高学生以及劳动者的素质的途径

各级各类学校充分利用先进媒体手段，积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教师和教育技术人员充分利用录像、电影等媒体，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节目给学生们播放，使孩子们在形象生动的画面里和感人的情节中接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一些中小学还建立了卫星电视接收站和校园有线电视网，收集了许多优秀教育电视节目、教育影片、VCD光盘、录像片定期为学生播放，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高等学校为加强思想政治课建设，编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音像教材，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开展中国的国情教育。由于改变了传统单一说教的方式，多种媒体教学，为学生所喜闻乐见。一些高校充分利用校园“有线电视台”，每周编制校内新闻和反映本校教师学生生活的专题节目，使大家了解学校工作，表扬先进，指出存在问题，使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深受师生欢迎。

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及各省级教育电视台在播放教学节目的同时，积极开办教育新闻、教育信息和综合性教育节目，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介绍教育战线工作情况，宣传优秀教师、著名专家的业绩，使社会对教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中国教育电视台举办的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展播，受到社会好评。

电化教育的开展为广大农村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并成为科教兴国战略的组成部分。许多县电教部门以支农为己任，把当地农民急需的农业技术知识、商品经济知识、医疗卫生知识的录像节目送下乡，宣传了致富门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深受农民欢迎，直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的地方把如《稻田养鱼》、《毛竹种植》、《烤烟技术》等录像片反复为乡村农民播放，使农民迅速掌握了致富技术。还有的县电教部门将扫盲识字与推广一、二项致富技术结合在一起，利用电教手段培训农民，也收到很好效果。1991年原国家教委表彰了天津市静海县等31个综合开展电化教育，在学校电教、教育电视收转站建设、农村实用技术推广等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县为全国电化教育先进县。

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优势，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服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电教手段得到广泛应用。职业高等专科学校、职业高中、大型厂矿培训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开展教育技术工作。电力系统、人民银行系统利用专业培训录像带直接为基层岗位培训继续教育提供了形象教材，受到社会广泛欢迎。

三、认真总结20年的基本经验，积极规划面向21世纪的发展蓝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我国重新起步的教育技术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历程，为教育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邓小平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加快教育手段现代化的思想，是我国教育技术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南，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教育技术重新起步与迅速发展，源自改革开放后国情的实际需要，来自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技术的发展要自觉服从、服务于“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适应与满足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积极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服务。

教育技术实践领域涉及面宽，覆盖面广，必须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依靠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协作，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既要依靠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和必要的投入；又要坚持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取得社会支持；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

教育技术是一门新兴科学，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手段为教育服务，为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服务。在信息化过程中，要重视网络化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同时要注重各种现代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不能偏废。只有注意把“常规媒体手段”与“先进媒体手段”恰当结合，才能取得最大的教学效益。

教育技术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学过程的组成要素。教育技术要深入学科、深入教学、深入课堂。要调动广大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积极性，始终围绕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有效开展工作，并始终把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益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术学科和事业的发展，要高度重视教育技术工作者和广大教师的培训工作，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育技术队伍，通过他们观念上的转变和实践上的努力，促进并支持教育技术的发展。

电子媒体教材建设始终是教育技术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统筹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持久地抓好这项工作。软硬件建设必须协调发展，政策和资金要向软件倾斜，使软件建设从数量上、质量上进一步缓解目前仍很突出的供需矛盾，逐步满足目前我国的迫切需求。

20年来，我国教育技术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上还显落后。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准确把握世界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进一步加强宏观管理，进一步从战略高度规划教育技术工作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与信息资源，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整体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也对教育战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带入21世纪，我们必须在深刻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战略。

随着现代信息与通讯技术的飞跃发展，即将来临的21世纪，许多新的技

术将应用到教育领域之中，从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数字化音像技术，广播与卫星通讯技术，虚拟现实仿真技术都已应用到了教育与教学中。教育技术的内容和形式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发展趋势可归纳为：音像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卫星广播技术应用于远距离教学；多媒体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个别化交互学习；交互网络技术应用于通讯教学；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仿真教学。与此同时，当前的教学媒体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信息显示的多媒体化，信息传输网络化以及教学过程的智能化。从教育技术的应用领域看，国外教育技术正在学校教育、培训和作业技术三个方面向纵深发展。这些发展趋势和特点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策略应是：巩固发展以音像技术为基础的课堂多媒体组合教学；逐步推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

首先，要发展学校教育技术，促进素质教育的开展，实现教学现代化

面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国学校教育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于观念上的转变和随之而来的教学环境的改变。教育技术工作应高度重视对现代化教学环境的建设，重视教育技术对促进教学模式和方法改革的研究。

在基础教育领域，要进一步巩固发展以音像技术为基础的课堂多媒体组合教学，根据不同地区，加强分类指导，使大部分学校在不同层面上的教育技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推动“普九”工作的巩固、提高，促进素质教育的开展。通过《全国电化教育“九五”计划》的实施，到本世纪末，全国城市中小学和县城中小学达到原国家教委颁布的一类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的学校总数增长8%，有条件的乡镇中学、中心校和少数民族寄宿制学校达到二类电化教育设备配备标准；常规技术媒体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应用；现有卫星资源被充分用于教学活动，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有条件的学校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和实验，少数学校和发达地区建立起校园网并与社会联网。通过全国中小学1000所现代教育技术实验校工作，带动和加强教育技术实验研究，总结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开展教育技术的典型经验，指导并促进学校教育技术的全面开展。统筹规划，加强审定，引导教材制作企业的发展，使一体化设计的教材初步满足多层次、多规格的教学需要。

在高等教育领域，根据高校的不同情况，建设不同层次的教学环境，把教育内容、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建立在教育技术的平台上。到2010年，使我国若干所高校的教育技术水平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各校都有应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多媒体教室，使其在数量上基本满足教学需要；建设校园网络，实现教学信息、图文资料和管理信息收集、存储、检索、调用的现代化，并与“教育科研网”联网，及时获取国内外信息资源。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实施的基础上，一体化设计教材。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育技术工作的意见》，初步完成高校教育技术机构的有机合并，使学校教育技术力量得到综合利用，运用教育技术的学科和教师范围有明显扩大。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建设远程教育设施，以自己的优势学科参与远程教育，使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

在现代远程教育领域，面对世纪之交，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态势，要把现代远程教育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面向21世纪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建设，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逐步推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

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必将进一步使教育领域产生深刻变革，促进教育现代化。它也将进一步突破传统教育时空的限制，扩展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大众化和终身化。同时，它将会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需求，促进优秀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带动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成为国家信息产业发展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推动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将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不断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到2010年，基本形成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远程教育体系。现阶段，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的公众和专业信息传输网络，形成以卫星视频传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的多元化现代远程教育专业传输网。充分发挥实力雄厚的研究性大学的优势，开展大学后继续教育。通过各类高校的远程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提高公民的学历层次和科学文化素质，积极探讨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发展多种行业和专业的继续教育，为在职专业人员提供各种进修机会，满足各方面学习者多层次和多样化的终身学习需求。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和中小学开展中小学远程教育试点，扩展教育资源。提高师资水平；建设学习资源中心，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学生主动学习的条件，推进素质教育。以中心城市为依托，逐步形成以省（直辖市）为主，统筹管理的现代远程教育区域网络。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解决老、少、边、穷地区教育问题，推动“普九”和“扫盲”工作，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篇2

关键词：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认真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演变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落伍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富民强国”就一直成为萦绕在中国人民心头最大的愿望和理想。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志士仁人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从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由于他们把现代化的视角放在了西方的模式上，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而这几代人苦苦追求、舍身奋斗，最终还是以悲壮的失败走下历史的舞台。它尽管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仍旧是久久难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开辟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主张大规模的改造”，唯一可行的是采用“激烈方法的社会主义(列宁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正是在这种“俄式”革命的指引下，通过“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又一伟大的篇章，从新中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是稳健的，中国共产党在“以苏为鉴”的口号下，按照既定的模式，不仅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成功地对几亿农民实现了合作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党内出现“快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急躁情绪和机械仿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没有取得战略意义的价值地位”和当时“思想观念上防资本主义的弦崩得太紧”，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模式过早地出现了转换，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发育不全”、举步维艰的曲折历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会主义”一直是邓小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建国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这30年的曲折发展，尤其是20年的严重失误，邓小平开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进而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率先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此，中国真正找到了一条走向繁荣富强的路子。

综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次现代化建设思路的演变，实践证明，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任何“西化”或者“苏联模式”的道路都是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出路的。

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来看，其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规律就是蕴涵在这绚丽多彩的发展模式之中。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模式时，从一开始就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制宜，各国情况不同，其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来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深刻的论述和独特的设计。

首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由于“”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里“左”的错误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思维方式上习惯于把讲政治与讲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搞现代化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针对这种错误的思想，邓小平在1975年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时，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真正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上去，他一方面抓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抓科技教育，大力纠正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由此可见，邓小平是从现代化事业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代表着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的高度，来认识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这一问题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内涵，而且找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方向，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路明灯。

其次，邓小平一方面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批判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指出我们讲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这种现实的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建设一个“小康之家”。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时要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社会主义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二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模式。

在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一方面，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全面发展进步的社会。他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建设。邓小平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最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有可靠的保证。一方面，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要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必须有可靠的政治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动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三、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紧贴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实际，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结晶，不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它紧紧把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紧密结合起来，给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了蓬勃生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邓小平那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的形势下，由于有了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指导，才使中国社会主义在逆境中奋起，才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希望。

篇3

[关键词]宪法现代化人权民主价值形式主义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权、生存权等，忽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个体权利。一般认为，人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但在笔者看来，人权主体主要是公民个体，集体或团体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延续、或者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体人格时，它才享有部分的权利。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针对公民个体才具有实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国家目的或集体权利，其代价必然是牺牲公民个体权利。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对“人民”原则的确认。“人民”原则是民主的精髓，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dueprocess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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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现代儿童学习理论

小学语文习作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文能力、文字能力、书写能力与阅读能力。因此，合理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提高习作教学的生活化、多样化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简析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作为一项成熟理论，包括诸多内容，下面从理论发展过程、心理结构重要性、理论运用模式等方面出发，对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进行分析。

1.理论发展过程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理论作为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进一步论述学习的本质及其形成。因此，该理论重点探讨儿童学习的本质、过程、踊、方法和策略。其次，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应用这一理论能够让学生在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以及具体运算阶段都有着更加显著的成长，现今得到了许多小学教师的青睐与实践。

2.心理结构的重要性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对于儿童的心理结构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通常来说，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在小学语文生活化习作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构成更应充分反映学生的心理结构。在第二阶段和初级阶段组成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练习”，在总结过程中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形成的关键期，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应充实并完善习作教学内容，将内容生活化、多样化，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实现飞跃式提升。教师可以把习作内容与学生的实践生活相联系，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3.理论运用模式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运用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学习是利用自己的经验，积极建构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学生的学习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和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学习模式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好奇心会得到满足，也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习作内容更加丰富。

二、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应当具有灵活性，下面将从开发学生智能、合理创设教学情境、形成学生自我认知等方面出发，对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

1.开发学生智能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起到开发学生智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发学生智能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深刻认识到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下，智力有八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在习作教学中起到的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会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方向和程度产生显著差异。因此，教师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将生活中不同的内容与片段作为习作主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的写作素材更加充实。

2.合理创设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对于创设更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学语文教师在合理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当为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自我表现机会，引导每个学生进行自我塑造。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创设各种情境，以便更有效地激发或支持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最终取得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学习效果。

3.形成学生自我认知

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形成自我认知。小学语文教师在让学生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应当着眼于采用有利于学生发展自知的方法，可以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经验建构自我认知。其次，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维，最终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模式。

三、结束语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学生语言综合素质发展，因此通过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良好的习作学习体验有着极高的教学意义与教学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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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1].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2）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2）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2].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外围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3].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4]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5]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6].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7].“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8]，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9].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10].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代理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信访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1]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2]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3]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4]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5]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6]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7]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8]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6页。

[9]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10]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8] 张千帆：《道德与理性——对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法学文献，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4年11月8日

篇6

关键词：物流系统优化计划采购新型仓储配送

0引言

由于物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传统的供应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的需求，要以合理的物流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实现“供应好、周转快、效益高”的目标，就要经济合理地完成物流的全过程以及对物流环节系统硬件的改进和管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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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煤炭企业物流现代化模式

1.1实现“三个转变”和坚持“三个不变”。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国有大型企业的物流系统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指令性计划不复存在，企业所需物资主要依靠市场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物资供应部门必须适应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和坚持“三个不变”。就要转变过去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供应主体要转变，随着物资体制的改革推进，保证供应的主体将逐渐成为企业供应人员自己。储备格局要转变，无论从定额和结构品种上都要进行转变。在做好“三个转变”的同时，要坚持“三个不变”，一是坚持为：企业基层生产建设和其它方面的服务不变；二是保证供应的任务不变；三是坚持供管结合的原则不变。

1.2集中管理为主，分散管理为辅。作为国有煤炭大型企业，物资应采取集中管理为主，分散管理为辅(分散管理应在统一资金管理的前提下)的管理体制模式，在原来“二集中、五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逐步实行和完善“三集中、五统一”的管理体制，提高计划的准确性，提高供应人员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企业集团订货批量大，竞争力强的优势，将企业的物资供应牢牢地拧在一起，确保一盘棋，集中订货供应，降低进货费用，解决当前部分材料采购分散和各自为政的不良倾向，提高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在目前买方市场的形势下，如果对主要资金和大宗材料、主要设备不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把采购权下放到基层单位，势必会造成同样一个品种的物资几个下属单位都去采购，给人力、资金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且各种关系和不恰当手段的竞争卷入，更会造成各种不正风气和不必要的应酬支出，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参与市场竞争。实行物资集中采购、物资储备计划集中管理和物资消耗的统一制度，有利于物资部门发挥整体优势，实行物资经济批量采购，形成稳定的供货渠道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并降低物资采购进货成本，防止了二级单位的多头采购。另外可以使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生产部门和供应部门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物资采购质量。实行物资供应集中管理，物资供应部门要实实在在的为企业生产建设搞好服务。另外对个别小批量、特殊专用物资的分散管理，由驻基层单位供应站负责，这样可具有灵活性，便于及时保证供应，降低储备。但一定要在集中资金的统一管理前提下，坚持个别品种物资放开与大宗物资统管相结合的原则，并在价格和质量上实行宏观监督管理，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同时搞好储备定额和材料消耗的管理，充分发挥人、财、物的作用。

2现企业物资流通管理的现状分析

2.1目前有部分煤炭企业的物资储备仍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储备模式，即企业物资供应部门设立一级总库，各矿(厂、处、队)设立二级库，有的甚至保留了车间，班组的三级小库。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有效地保障生产所需物资的及时供应，但在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的今天，大多数物资已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传统的储备模式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在仓储管理方面，仓库布局不合理、装卸搬运环节不配套，造成重复搬运，多次作业，不仅效率低，而且损失浪费严重。此外，由于层层设库造成材料积压现象大量存在，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材料及产品多次中转运输，中间环节延误以及多角周转使许多企业苦不堪言，额外支出了大量运

2.2物流系统各环节管理粗放，缺乏科学性和严密性，很多企业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方法的变化，物资采购手段方法落后，缺乏规范化。库存管理只采用传统的储备资金定额管理办法，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实际库存动态等。从煤炭企业内部信息传递和处理技术看，相对于物流系统合理化的要求普遍落后，制约了物流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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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现代化煤炭企业物流系统的具休措施

3.1加强物流系统的计划采购管理

3.1.1物资计划的编制首先要以确保煤炭企业正常生产所需的物资并以成本所能容约的材料费为控制依据。参照近几年材料消耗指标提报物资需要计划，并要坚持自下而上的原则，平衡利库的原则。二是在计划、生产、技术等部门的专业审查后编制出物资计划，最后由企业物资主管部门根据生产矿井(厂、处、队)提报的物资计划，参照各部门的审批意见，对物资计划进行审核，确定物资到货时间和到货批次，完成计划编制程序，使物资计划编制的目的性明确，准确性提高。编制计划的依据充分可靠，计划的指导意义明显增强，很好地解决了市场经济物资计划的编制问题。

3.1.2物资采购管理是物流系统的重要内容，物资采购要根据计划组织货源，应坚持货比三家，择优选购，要实行比价采购、比物资供应质量、比物资采购费用、比物资供货价格、比售后服务、比供货单位信誉及货款承付方式等，以最佳的购销方式，取得最优的质量、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服务，达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物资比价采购在具体操作中，根据物资品种情况，批量多少，价值高低，市场采购难易程度，是否现款提货等因素，又具体分为比价采购和限价定点采购。对当地市场采购的土特产材料以及物资采购品种杂、单种物资采购价值低，零星采购次数频繁，较难形成批量采购的物资，以企业物资主管部门在大范围调查市场行情的基础上，公布《物资价格信息》进行限价，实行限价定点采购。

3.2加强物流系统中的物资储备管理

调整库存结构，降低库存储备，盘活超储积压物资，加快资金周转，利用代购代销，减少对储备资金的占用，是加强物资储备管理的核心。根据我国目前大多数物资是买方市场的特点，煤炭企业所用的物资一般分三大类：一类是短线重点物资，这类物资是市场较为紧俏物资或是直接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物资，对这类物资要加强合同管理和安排到货时间，并必须有必要适当的库存；二类是中线产销平衡物资，一般情况下是尽量多储备信息少储备物资；三类是市场长线物资，这类物资原则上是不储备。加强物资储备管理，建立新型仓储势在必行。

3.2.1物资储备观念必须更新，传统储备观念以大而全来达到保供的目的，其前提是物资短缺及物流信息不畅。而目前物资市场资源相当丰富，物流信息十分通畅，因而必须针对当前物资市场的特点，树立新型的物资储备观念，即以物资信息为纽带，充分有效地调动企业内外两部分储备资源，以达到保障供应的目的。

3.2.2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物流信息网，优化企业物资储备管理。随着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逐步深入，不少企业已经使用计算机进行物流程序化管理。企业内部物流网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使企业内部各成员单位能够共享企业内部所有的物资储备资源，为物资在企业内部各成员单位之间相互调剂提供准确及时的依据。

3.2.3充分利用社会库存。在企业内部库存得到优化之后，还应该用供货厂商的库存来合理降低本企业的物资储备。通过与供货厂商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供货厂商相关物资的库存情况为己所用。

3.2.4利用供货厂商的辐射能力，积极处理超储积压物资，通过他们的销售渠道及时处理。

篇7

引言：“不一样”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 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12]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13]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 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14]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15]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16]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17]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18]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9]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20]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21]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22]“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23]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24]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25]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26]毛泽东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27]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28]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29]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权、生存权等，忽视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民个体权利。一般认为，人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但在笔者看来，人权主体主要是公民个体，集体或团体仅仅是作为个体的延续、或者被视为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体人格时，它才享有部分的权利。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只有针对公民个体才具有实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国家目的或集体权利，其代价必然是牺牲公民个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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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RIZ理论；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引言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在国外，文化创意产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的直接现实。从国际创意创业的发展来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韩国、丹麦、荷兰、新加坡等国都是创意产业的典范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本文通过对当前文化创意的研究，致力于发展文化创意的产业链条，将文化创意这一创新方案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结合当前我国创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资源为背景，利用TRIZ理论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当前现状的文化创意发展方案。使其既能满足国民对创意文化的基本要求，又能在设计自己的创意文化方案时提供帮助。

1 基于TRIZ理论的文化创意产业结合技术研究

1.1 研究概述

通过调研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及相关领域，得知中国文化创新领域正处于劣势，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世界对中国文化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是必然趋势，但文化方面的发展着实令人担忧。通过结合TRIZ理论的总结以及相关方法，使用九屏幕法（图1）深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以及当代的文化特点，剖析其存在的优势。

由九屏幕图分析是一个思维发散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创意丰富多彩，例如包含汉字、四大发明、戏剧以及诗词等，而近代现代中国文化创意有些匮乏，很少再有创新，这也说明中国的文化创意需要有所革新，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使用生命曲线（如图2），从九屏幕也可指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量基数小但又增长缓慢，可以得知当下中国文化创新领域正处于成长期，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这也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最重要的是有自己文化的特色，可以将文化创新，加以更广阔的传播。类似于TRIZ方法解决工程问题一样，将一种或几种创新方法用于解决文化创新领域的相关问题。首次将文化创新领域和TRIZ创新方法结合起来，实现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模板化设计。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计算机Web技术实现模板的智能化使用，实现文化创意领域的智能化分析。

1.2 实现智能分析

实现中国文化创新领域的智能化分析平台（CCAP），使用分离原理，分成三个层次，其体系结构如图3所示

基础层是CCAP的基础，主要包含文化创意相关案例与TRIZ理论相关工具以及算法（如40个发明原理、技术矛盾和物理矛盾解决方法、物-场分析法以及ARIZ发明问题解决算法）等，该层为整个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后期软件实现通过算法上的支持。

服务器层主要是App层的基础层，为App层提供运行的硬件环境，除硬件服务器外，该层还提供了软件服务器，如使用tomcat以及WebLogic等，实际才开发过程中，由于CCAP并发量并不会太大，因此采用了开源的tomcat进行实现。

App层使用Web技术，通过需求分析，采用B/S架构，以及Spring框架的MVC分层，实现基于TRIZ理论的文化创意智能化分析，前端采用Ajax技术，使用如今比较流行的前端框架，突破传统的请求-响应模式，更加适应智能化分析的需求，具有较好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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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结构化；现代性；全球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理论倾向，一种是新的理论综合的潮流，另一种是研究的视野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向全球化扩展的倾向。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有不少学者呼吁要倡导一种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面对全球化，许多宏观社会学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伴随着这种呼声，各种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理论也竞相登场，吉登斯结合其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分析紧密地连在一起，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是现代性的各种制度维度在全球蔓延的结果，吉登斯用结构化理论中的时空要素的延伸机制将二者连结起来；吉登斯的这种全球化观，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转变论”。

本文试图系统评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与“全球化”分析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他的理论有失偏颇的地方，也给予了几点相应的质疑。

一、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二元论”

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在认识他的结构化理论之前，必须首先分析一下他的“双重解释学”——一种认识论，它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

1．“双重解释学”：它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双重解释学”的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入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和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关于“”、“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2．结构、结构化、结构二重性、时空。吉登斯把结构界定为规则和资源，因为规则和资源本质上具有可转换性，所以在他的笔下，结构根本就不是某种固定的东西，它只是在人使用它们的时候才具有某种意义，这和帕森斯的相对稳定、外在于人的行动的结构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而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地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

为了让结构具有更强的伸缩性，解决日常活动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制度的构成问题，吉登斯将时空因素正式引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吉登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时，并未夸大这种能动性，他也认为，人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最主要的客观因素就是时间和空间。

3．行动、反思性、意外后果、区域化和例行化。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和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问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②，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了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

4．社会再生产、系统再生产。所谓的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而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笔者认为，吉登斯的确进行了某种很有成效的理论综合，他敏锐地发现了位于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两极的重大理论缺陷，可是他的理论综合最终化解了这种裂痕吗?①吉登斯回避了结构与能动谁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主要从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手进行分析，详细地分析了二者是如何互动的。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吉登斯否认了外部客观世界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稳定性，那我们的外部世界又是从何而来，吉登斯似乎倾向于将这些问题悬置起来，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时，这些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如果没有稳定性的“结构”的存在，那么他对现代性的几种制度维度的分析(下文还要具体讲到)又如何解释呢?如果“结构性原则”或“结构性特征”能解释现代性的制度维度，那么这岂不是帕森斯的结构观的重现吗?只不过是以一个新的“结构性原则”来代替原来的“结构”概念而已。②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一样，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他的理论的前后逻辑也存在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因此，吉登斯有没有解决二元对立的理论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

二、反思性的现代性

吉登斯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大纲之时，就试图融合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视角，这两种视角构成了他的理论具体分析运用。吉登斯用制度反思性分析现代性，时空因素同时将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结起来。在这样一种解读中，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性面貌凸现出来。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对现代性是这样界定的：“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生活或组织形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认为当代社会不过是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产物，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反思性现代性，他将反思性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特征，并且试图用反思性现代性来化解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1．现代性的断裂性：相对于前现代社会，吉登斯强调强调现代性的断裂特征，是与他的理论旨趣相关联的，即，要为解读现代性，特别是高度现代性，找到合适的理论思维支持，因此他在他的很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了主流社会学的各种进化论思想。

2、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吉登斯用“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和“反思性的制度化”等三个因素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动力。

前现代社会的时间总是与空间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使用，日历在世界范围标准化，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了；与此同时空间与场所也出现了脱离，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空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时空的分离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制度的抽离化”，这种抽离化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象征符号，一类是专家系统。

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个体行动者对共同在场的互动情景的监控，在现代性条件下，反思性由于抽象系统的发展得以制度化，与传统相比，个体行动者或社会行动者不再以本地的经验和传统为中介，而以来自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为中介对社会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现代性，就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

3．多维度的现代性分析：作为对现代性的单一维度分析的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多维的分析视角。吉登斯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不同的制度维度或组织类型；监督机器成了与现代性兴起相关的第三个制度维度，监督可以是直接的，如福柯讨论过的很多例子，像监狱、学校以及露天工作场等，更重要的是间接的监督，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监督。第四个制度性维度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军事力量始终是前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在那些文明中，政治中心从来就不能长久地获得来自军方的稳固的支持，但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实现了在领土明确的边界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

4．现代性的后果：“去传统化”、“自然的终结”和“自我认同”的改变。时空分离和脱域的制度化反思促使传统全面而快速地从现代生活中撤离，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不断被修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反思的中介，习俗和日常实践受到严重的改变，它们远离地方性情景，由不在场的抽离系统主导行动。同时，反思性现代性也带来了“自然的终结”，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由先前的自然环境转变为某种反思性地制造出来的“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主导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为主导的关系。人类遇到的最大风险不再来自于自然，而来自于由高度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经济秩序的崩溃、生态的灾难性破坏、极权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爆发等。

现代性的制度化反思不仅出现在社会的结构层面，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带来自我认同的某些变化，“在现代性的情景下，自我认同的形成越来越为行动主体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他们依据大量来自抽象系统的知识以规划理想中的自我及其发展。”④自我反思也成为现代性制度化反思的一部分，个人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专家知识的指导和干涉。

以上是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分析的大致解读，同样，笔者感觉到他的某些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它们是：①将反思性的制度化看作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的特性似乎有点不妥，难道在前现代社会中就没有反思性吗?现代性的反思性是制度化了的反思性，它发生在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再生产的层面，笔者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也有跨越时空的抽象系统的存在，这种区别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在的通讯与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抽象系统的再生产在速度与强度方面优先于前现代社会。②对高度现代性的“断裂”特性的分析也有偏颇之处。依据吉登斯的社会变迁观，历史都是由一系列的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阶段与前一个阶段都应该具有“断裂”性，既然如此，“断裂”也就不是高度现代性的唯一特性了，历史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产物，而这很难解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③对现代性后果的分析中，吉登斯始终未对现代性造成的全球范围的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进行分析，而这些问题却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全球化不平等的扩大，这是事实，全球化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几乎每个国家内部的差距也都扩大了。”④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首先是从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起步的。他反对将历史的演进看成是一个规律的推进结果，但是他将现代性划分为早期现代性与高度现代性，是否也有重归进化论的嫌疑呢?

三、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吉登斯总结了两种关于全球化的观点，一种是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献，一种是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前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一国家体系的发展之上，分析它在欧洲的起源及在世界的扩散，当欧洲的国家体系成熟起来，相互依赖性也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国际领域中国家间彼此的关系，而且体现在政府间组织的迅速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一种朝“一个世界”发展的运动；吉登斯认为这种分析仅仅涉及到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国家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把国家当作国际舞台上的主体行动者，就很难处理那些既不是国家间也不是国家以外而仅仅是跨越国家界限的那些关系。吉登斯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总结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吉登斯认为沃伦斯坦成功地摆脱了许多正统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变迁的阐释中存在着的“内发型模式”倾向，但是吉登斯同样认为这种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归结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的分析，吉登斯总结出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它们与现代性的维度相对应。

全球化的第一个制度性维度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的主要权力中心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也相对独立于政治，尤其是跨国公司，公司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而民族国家是全球政治秩序中的主导者。

吉登斯将民族国家体系的存在理解成某一受反思性监控的东西。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他详尽地分析了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相比出现国界的观点，民族国家在领土内拥有自主性并受到别国认可。

在全球化的第三个维度一世界军事秩序中，吉登斯指出战争的工业化特性，军事力量和战争也都表现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第四个维度涉及全球劳动分工体系方面。现代工业内在地基于劳动分工之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劳动分工的全球性依赖有了很大加强。

正如其他一些学者指出来的，吉登斯将战争或暴力纳入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将社会学理论的分析触角伸向了更为直接和敏感的现实问题，使他的理论更具有立体感和现实感。

篇10

"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 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 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 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