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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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古希腊热”；周作人；吴宓；罗念生；陈康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徐良利，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灿烂辉煌，不仅在古代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世界文明的发展也起过促进作用。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和社会条件的限制，直到明代，欧洲传教士的东来，中国才对古希腊文明有了少许了解。此后，在清末，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中国对古希腊的认识逐步加深，出现了评介古希腊的论著。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中国学术界与古希腊文明的关联有所变化，这种关联值得深入全面地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一些古典学者，他们大都留学国外，有的还懂得希腊文，熟悉希腊古典著作。他们走出国门之后，发现中国自称文明古国固然不错，但远古希腊也有古老、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有那么多神话传说，那么多英雄人物，诗歌，散文，戏剧，雕刻，哲学，史学，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引人入胜。于是，他们便把希腊文化引进中国，并探索其奥秘。一时间古希腊成了热门话题。某些学者在希腊典籍和作品的翻译、研究上，古希腊文明的阐释上取得重大成果。

所谓西方古典学是关于古希腊一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等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猎希腊古典学的局部。他们掀起的“希腊热”，不应成为后辈学者认识的“盲点”，不甚了了。在已出版的有关论著，如黄洋、晏绍祥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晏绍祥著的《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刘家和、廖学盛主编的《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对这一时期学术界的“希腊热”都有所忽视，没有加以评述。这一热潮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它反映了前辈学者在艰难条件下辛勤的探索，它又表明前辈学者不盲目自封，而是立足世界、洞悉世界古老文明的雄心壮志。对前辈学者探索希腊文明历程的研究，当属学术史的领域，借用张广智教授的话语，这一研究能使我们听到“先行者的驼铃”，能看到“探索者的足印”，从而使后辈学人的有关研究“越会有的放矢，更有深度”。

下面以学者的业迹为线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希腊热”，加以考察。

一、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文化的译评和研究

周作人(1885—1967)早年留学日本时，掌握了古希腊文，一生将相当精力投入希腊文学的译评和希腊文化的研究上。在20世纪上半叶相继翻译下列希腊文学作品：路吉亚诺斯：《大言》，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0月28日。海罗达思：《希腊拟曲》二首(《媒媪》，《塾师》)，刊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10月第10期。谛阿克里多思：“《牧歌》，刊于《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谛阿克里多思：《情歌》，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日。谛阿克利多思：《割稻人》，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4日。朗戈斯：《苦甜》，刊于《晨报副刊》，1921年12月11日。路吉亚诺思：《冥土旅行》，刊于《小说月报》13卷11号，1922年11月。谛阿克里多思：《牧歌一首》，刊于《语丝》24期，1925年4月。路吉亚诺思：《论居丧》，刊于《未名》终刊号，1930年。海罗达思、谛阿克利多思：《希腊拟曲》(共七篇)，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亚坡罗陀洛斯：《希腊神诸神世系》，刊于《艺文杂志》2卷10～12期，1944年。

在每种译作都附有说明与考释，表达了周氏的研究成果。罗念生称赞周氏这些译作：“译文相当忠实，有自己的风格，在当时是‘标准的翻译’，我曾根据这些译文中的专名译音，制定出古希腊文译音表，收入我此后数年中出版的古希腊戏剧译本。这个译音表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1957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为一些文学出版社所采用，对统一译名

了一定作用。”止庵认为“周作人所译介的古希腊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亦具有文化价值，其出发点既是文学的，也是思想的。”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翻译了外国学者如佛来若、劳斯、哈利孙等人有关希腊神话的论著，对读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大有帮助。

周氏对希腊文学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第一卷就是专门评介希腊文学的，分“起源”(神话)、“史诗”、“歌”、“悲剧”、“喜剧”、“文”、“哲学”、“杂诗歌”、“杂文”几部分。吴宓高度评价此书，指出：“盖自之起，国内人士竞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止庵称赞说：“《欧洲文学史》更主要的还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周作人在思想上受到古希腊的深刻影响，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要点已见诸于此书中。”

周氏具有的古希腊文学素养使他对古希腊文化有一整体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古希腊文化体现了“现世”，“爱美”，“节制”三个特征。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深刻认识，他给予希腊文化以高度的评价：指出“西洋文明的主线来自希腊，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从希腊谈起”。

综上所述，周作人引进希腊文明功不可没，他对古希腊文化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一文中评价周作人时写道：“他的对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

二、吴宓对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研究 —1978)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即受希腊文明的熏陶，1920年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潜心研读英译本《柏拉图全集》，写有详细的札记，并选修希腊罗马史。9月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选修欧洲政治学说史，写有论文《孔子、孟子之政治思想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比较论》。

吴先生学成归国，1926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时，开设有希腊罗马文学课。1938年他来西南联大工作时，继续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研读过耶格尔(jaeror)的《论亚里士多德》，乌维克(urwick)的《柏拉图书简》，康福德(comfod)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著作，领悟颇深。此外还读过利文思通(livingstone)的《希腊精神与现代生活》，柏里(bury)的《古代希腊史》等书。吴先生讲授过有关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哲学思想的课程，他礼赞苏格拉底写有《苏格拉底像赞》：

亹亹苏哲，奋志求真，明法殉道，杀身成仁。

天地正气，日月精魂，音容宛在，光焰长存。

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

举世横逆，吾独辛勤，内省不疚，常视斯人。

在礼赞中，吴宓把苏格拉底与孔子相提并论，尊为“西圣与东圣”，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也表达了他寻求中西会通的意向。吴先生也非常崇仰柏拉图，他说：“余最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义。”他热衷希腊文明，称颂“今世深厚之生活，盖皆本于希腊人所创造之理性也。”“古希腊之哲理艺术者，为西洋文化之中坚，源流所溯，菁华所在，为吾国人研究西洋文化所首先注意者。”

正因为吴先生如此服膺希腊文明，所以才努力进行介绍、宣传。他曾以《学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希腊文明，亲自并组织友人撰写论文，翻译近20种(篇)有关希腊的古典著作或论著，其中重要的有景昌极、郭斌苏翻译的柏拉图《五大语录》、《苏格拉底自辩义》、《克利陀篇》、《斐都篇》、《筵语篇》、《斐德罗篇》。向达、夏崇璞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这两大哲人的著作在《学衡》连载后，还先后单独出版，为中国学人了解、研究希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柏拉图对话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哲学、伦理、自然科学、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等，几乎无所不谈。可以说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通过阅读柏拉图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希腊民族的精神世界。

《学衡》杂志还发表有a·童壁著郭斌苏译的《希腊之历史》，嘉德纳著朱复译的《希腊美术之特色》，尹吉著胡稷咸译的《希腊之宗教》，乃特著汤用彤译的《希腊之哲学》，穆莱著吴宓译的《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等文，这些译著大开了中国学人认

识希腊文明的眼界。

令人注目的是吴宓又致力于希腊文学的研究，写有《希腊文学史》，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学衡》第13期和1923年7月出版的《学衡》第14期上，共两章，计有35 000千字(不知何故吴先生未将希腊文学史全部写完)。

《希腊文学史》第一章《荷马史诗》共八节，分别为“荷马以前之诗歌”、“荷马史诗之内容”、“荷马史诗之结构”、“荷马史诗之作成”、“荷马史诗之评论”、“荷马史诗之影响”、“荷马史诗与中国文章之比较”、“伪荷马之著作。”这一章内容丰富，学术信息详尽。如第四节在评述“荷马问题”时，列举有十位学者的看法。再如第五节“荷马史诗之评论”，综合各家之说，归纳为七个方面：内容、文章、性质之比较、描绘人物之法、神与人之关系、道德观念、描绘之入神。对这些都加以明晰的叙述。第二章《希霄德之训诗》(今译为希西阿德的教谕诗)，共四节“希霄德以前之训诗”、“希霄德之略传”、“希霄德训诗之内容”、“希霄德训诗之评论”。吴先生还把荷马史诗、希霄德训诗与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将《伊利亚特》比之于《封神传》及《三国演义》、《奥德赛》比之于《西游记》及《镜花缘》，又比之于《左传》。更从“其大体精神及作成之法”，指出弹词与荷马史诗相类似。吴宓还把希霄德之诗与《诗经》、《易经》等进行了比较。后世学者王锦厚高度评价吴先生这两章论著，指出：“这两章，在当时相当全面、系统地考察并论证了荷马史诗及希霄德训诗的来龙去脉、特色、意义、影响，这是我国学者用自己的观察、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编撰的第一部希腊文学史，也是第一部国别文学史。它的出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第一次向中国文艺界及广大读者介绍了世界另一文明古国希腊文学知识，而在于他开辟了研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新的途径，运用比较的方法编撰系统的文学史。”

吴先生熟悉并积极推介有关研究希腊文学史的书目，反映在他发表在《学衡》第6期(1922年6月出版)上的《西洋文学精要书目》中。在这份书目中，共介绍了有关希腊史、希腊文学史、史诗、训诗、情诗(今称抒情诗)、庄剧(今称悲剧)、谐剧(今称喜剧)、历史原著、哲学、辞令及亚历山大时代及其后世的十多类英文书籍共156种。

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又致力于普及希腊史知识，1933年1月9日写有《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62期，以希腊史上海克多(今译赫克忒)抗敌殉国、德谟森尼(今译德摩斯提尼)抗击马其顿等事迹激励国人抗战斗志。1948年3月15日他在武汉文化会堂作了以希腊罗马史诗兼及修昔底德与幼里庇得的剧作《特洛伊妇女》为内容的演讲。

三、罗念生对古希腊喜剧的译介和希腊文化的研究

罗念生(1904—1990)1922年到1929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对古希腊文学发生兴趣，喜欢读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1929年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1932年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深造，选修希腊文与考古学。1933年从古希腊文译成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同年人希腊雅典学院修雅典城志、古希腊建筑、雕刻、戏剧艺术等课程，成为中国第一位希腊留学生。期间在希腊国家剧院观看过希腊戏剧。1935年任教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翻译课、希腊文、希腊文明及考古学。1936年翻译出版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欧里庇得斯的《依斐格涅亚》、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38年译出阿里斯托芬著的喜剧作品《云》，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39年任教四川大学外文系，担任希腊悲剧、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等课程。1940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美狄亚》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1943年所撰的《希腊漫话》，由中国文化服务社重庆分社出版，同年所译欧里庇得斯著的《阿尔刻提斯》由重庆古今书局出版，1944年译成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欧里庇得斯著的《特洛亚妇女》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译作埃斯库罗斯著的《普洛米修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希腊悲剧、希腊神话等课。 以后罗念生继续致力于古希腊戏剧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丰硕，详见《罗念生全集》第八卷第374-375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罗先生翻译这些剧本时，历尽了辛苦。他曾指出：“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

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300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在这一时期，罗先生还对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其成果辑入所写的《希腊漫话》一书。他在序言中交待，在希腊游学一年期间，对古希腊发生过强烈的情感，写作了几篇文章和希腊抗战史话，共20余篇，可惜有些已散失，现今结集十八篇成书。《希腊漫话》一书属于学术论文的是以下几篇：《古希腊与中国》、《希腊精神》、《怎样研究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悲剧的特点》、《<特洛亚妇女>引言》、《古希腊雕刻》，这些论文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前两篇。《古希腊与中国》一文，从文字方面考证了希腊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古代希腊与中国的交通往来。什么是“希腊精神”，这既是一个关于希腊文明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罗先生在《希腊精神》一文对此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他认为作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其特点有七：(一)求健康精神；(二)好学精神；(三)创造精神；(四)爱好人文的精神；(五)爱美的精神；(六)中庸精神；(七)爱自由精神。罗先生强调指出：希腊精神与我国固有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他们所表现的种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爱自由的精神。

罗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把他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引进、研究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戏剧作品)的艰巨而宏伟的事业中，引导中国学人进入希腊文化的殿堂，登上这座高山。黄宗仁在纪念罗先生的文章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甘于寂寞，皓首穷径，

东土西天，馨香一炉。

四、陈康、严群致力于古希腊哲学的探讨

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了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到30年代中期，古希腊哲学研究出现繁荣景象。在众多学者中，陈康与严群最为突出。

陈康(1902-1992)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拉丁文。40年代任教西南联大，讲授古希腊哲学，他的名著《巴门尼德斯篇》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陈康在翻译柏拉图的这篇著作原文同时，还分别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义释、历史的考证、义理的研究等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经过这样翻译和注释的译本，确切地说是个注释本。在文字上注释的部分比原著的翻译部分要多出9倍，这个译本解决了柏拉图哲学研究中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过去研究者都夸大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说法，摭拾亚氏表面上对于柏氏的批评，便以为两氏的哲学根本对立。陈先生却根据他自希腊文原著的独到研究，揭示出自柏拉图的思想过渡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的线索，指出亚氏只是承继、发挥、补充柏氏，并不反对柏氏。贺麟高度评价陈康这一研究成果，指出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人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土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当代古希腊哲学史研究专家陈修斋也认为陈先生这一作品代表了我国学者在西方古典研究中的最高水平，是在这领域内能与西方的有关权威学者相抗衡，并实际超过西方学术界在这领域内水平的代表作。

严群(1907-1985)1929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修希腊哲学，1932年入研究院继续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935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希腊哲学史、古希腊文与拉丁文。1938年转入耶鲁大学继续专攻希腊文与拉丁文。

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的《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学术专著，它用表解和诠释的方法对亚氏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准确的概括和转述，并结合中国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至今仍起着导读作用。2003年列入浙大学术精品文丛，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来严群又著有《希腊思想》，由华夏出版公司在1948年出版。此书围绕古希腊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内在联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揭示希腊自然哲学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发展过程。在严群看来，思想和学问这东西绝非突如其来，总是一代一代积累而成的。以西方文明为例，它有三个来源，即希腊哲学、犹太宗教和罗马法律。他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来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不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

世学者黄见德高度评价《希腊思想》一书，指出：“在论述中，材料集中，观点明确，立意新颖，全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却给人以精雕细刻的印象。”关于严群的学术生平及著述参见《世纪学人自述》第三卷“严群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五、其他学者有关希腊文明研究

何鲁之(1891，1965)早年留学法国，在成都大学任教时，出版有讲义《希腊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期间，写有《希腊民主政治》(在中英、中美文化协会的讲演)，刊于《华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42年3月5日，后辑入王挺之、孙锦泉主编《川大史学·世界史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醪(1910，)早年留学日本，在四川大学任教期间，写有《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第二期，后辑人《吴廷谬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阎宗临(1900-1978)早年留学法国和瑞士，1944年任教桂林国立师范学院时写有《欧洲文化史论要》(桂林文化供应社1944年版)，后辑入《欧洲文化史论》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第五章为“古代希腊文化之特点”。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在1922年写有《希腊人生活之实况》一文，刊于1931年出版的《世界杂志》第1卷第1期。 年留学美国，曾任教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写有《希腊文学研究》，刊于1922年1月15日《改造》第4卷5号。

缪风林(1898-1959)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写有《希腊之精神》刊于1922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八期。

郑振铎(1898-1958)曾旅居英法两国，回国后任教燕京大学、暨南大学，著有《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193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

陈训慈(1901-1991)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4年以后任教中央大学史学系，写有《希腊四大史学家传记》，刊于1926年出版的《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应该说，解放前，限于社会条件，中国学者在世界史研究方面，从总体上来讲水平不高，与外国学者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相比也显得薄弱。但不能说没有学术专精的学者，在世界史某些领域，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注释：

①详见陈德正：《19世纪后期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辑入《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李长林、杨俊明：《清末中国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与评述》，辑入《中西古典文明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沈扬：《中国人对希腊罗马文明的早期认识》，辑入《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这些成果表明中国学界对古希腊文明的认识已比19世纪后期有关的了解大有进步。在19世纪后期，中国的希腊古典学处于开始引进阶段，这表现在文献形态上。总体上绝大多数论著停留在编译的阶段。介绍性的文章占绝大比例，评述和研究性的论著微乎其微；在文章的深度上还只能根据国外流行的书籍进行一般性的转述，很少能依据古典史料作学术考证和研究。

③详见张广智教授为王海利著的《法老与学者一埃及学的历史》——书所写的“序言”。

④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辑入陈子善主编：《闲话周作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⑤《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再版重印。

⑥见《学衡》第48期，《柏拉图对话录之四·筵话篇》之文尾。

⑦穆莱著，吴宓译：《希腊对于世界将来之价值·编者识》，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⑧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重印。关于陈康及其主要著作可参见汪子嵩、王大庆编《陈康论古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参考文献：

[1]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古典学(董乐山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止庵.苦雨斋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止庵.苦雨斋识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周作人.欧洲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9.

[6]钟叔河.希腊之馀光·周作人文类编(8)[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7]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8]王锦厚.五四

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篇2

一、东西方逻辑学产生的背景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二、古希腊逻辑学成就及同中国的比较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三、两种不同逻辑体系的特点即形成的原因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篇3

论文关键词：技术；德性；技术德性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亚氏技术德性思想以古希腊先哲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继承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对技术的独到见解，形成了自己的技术德性思想。 

一、古希腊先哲奠定了技术德性思想的基础 

古希腊人以神话的形式向我们展示其改造自然的愿景，自然力被神话，征服自然的前提是某个特定之神的存在，技艺之神应运而生，技艺的神话是指在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人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幻想出来的技术，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的运用等方面的神话，古希腊人此时的技术水平还相当低下，偶然的技术发明令原始人惊叹不已！ 

人类要生存就要改造自然以获得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物体，这样的活动即可称为技术。因为利用技术创制出新产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古希腊人对技术持肯定态度，人们逐渐明白“用每一种官能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看看他们明细到什么程度。……在体力和敏捷上我们比野兽差，可是我们使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记忆智慧和技术……可见的东西使我们看到了看不见的东西。”[1]同时，技术具有原始性缺陷，对未来具有不可预知性，隐藏着巨大的负面效应,此刻就迫切需要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技术在其应有的轨道内运行，切勿出轨。 

人们运用技术的目的是让思想蓝图变为实物，从而为我所用。“建筑材料现实地存在的时候，就是它被用来建筑的时候，也就是在建筑过程中。作为建筑材料的建筑材料，它的现实性就是建筑，是那个建筑活动……铜潜在地是一座雕像……作为潜在的东西，它的完全现实性才是运动。每件东西都能够有时候是现实的，有时候不是。”[2]因技术活动是潜在理念变为现实存在，过程中诸多不确定性使其后果难于预料。人的认识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故技术德性问题日益显著。技术是充满智慧和自由的，但是技术本身又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技艺之神对人类拥有的技艺表示担心，忧虑人类过度运用技艺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道德约束尤显重要，从而对技术进行理性层面的审思。此乃古希腊人对技术德性的审视。 

二、苏格拉底的技术德性思想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苏格拉底看到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提出，耕作是其他一切技艺的养育者，而且农庄的管理可以培养人的领导能力。他认为：“耕作对于农业贫瘠的雅典来说至关重要，要重视生活最必须的农业经济基础。”[3]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根本，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苏格拉底时代主要靠农业生产来获得，要想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只能通过革新技术，更新劳动工具，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类最初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石器，随着冶炼技术的进步，青铜器逐渐取代了石器，技术继续发展，很快铁器成为主导，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众多生产技术都蓬勃发展起来。“制造和使用工具，以及技术的文化传承，乃是人类生存模式的要素，而且为一切人类社会所实践……没有一种人类社会可以没有技术而得以维持。人类自身的进化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幸掌握了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并使之传承下去；因此，人类进化史的基础是技术史。”[4] 

三、柏拉图的技术德性思想 

柏拉图认为：神创造一个理念，工匠在神的指引下，把神原本设计好的理念变为现实，但是工匠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人造物的外在形状。“对其他工具也一样。当一个人发现了天然适合某样工作的工具,他必须把这种工具天然的‘型’表现出来,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材料,而不能凭想象随意把它表现成其他样子。”[5]柏拉图认为并非每个人都是铁匠，而钻孔使用的钻头是铁匠制造的，表明技艺是工匠的一种内在规定性、一种必备的技能。柏拉图强调：产品使用者对产品比产品生产者更有发言权，“木匠的工作是造舵,如果要把舵造好,必须得到舵手的指导。”原因在于：生产者不管生产出什么产品，其最终目的在于让渡其使用价值而获得价值或者得到与其价值相当的其他产品，而接受产品的人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对产品性能最了解，从而能提供准确的优点与不足，便于该产品生产的技术改进。 

工匠制作出物品，在给人们该来好处的同时，也伴随着负面效果，即技术异化。在《斐德罗篇》中谈到埃及古神塞乌斯发明了文字，便于人们积累经验流传于后世，形成宝贵的财富。而国王萨姆斯则认为:如果人们学会使用文字,就会过于依赖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人脑懈怠，反而给我们带来害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技术异化的征兆。 

最后，柏拉图谈到繁荣的城邦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标志：1、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2、有城市文化和形成文化人阶层；3、因人们对土地的争夺越演越烈，军队应运而生。这些需求的满足都必须依靠技术才能完成。柏拉图看到了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益处，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人类社会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指出人类的贪欲对自然造成很多伤害，对技术的负面效应深表忧虑，这成为亚氏技术德性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 

篇4

高考满分作文议论文800字：各有千秋

“江山代有人出，各领数百年”一言，道出了每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有的灿烂文化的真谛。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者虽处于动荡之世，思想却激跃出前所未有的夺目火光。儒、道、法……各家思想在碰撞中交流，在争辩中借鉴，它们是乱世中明亮的火焰，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造就了诸子百家的璀璨辉煌。

人们时常感到生不逢时，期望回到或飞越到某个时空的过去或未来，但不曾想，每个时代自有它得天独厚，不可比拟的机缘巧合，从而衍生了不可复制描摹的独特，春秋战国如此，中国近代亦如此。

近代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侵略，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与高远目光，造就了中新文学的无比震撼。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白话文小说如《阿q正传》等新式文学作品，让人震耳发聩，唤醒了国人麻木的灵魂与涣散的斗争意志，我们亦会赞扬这个时代，钦佩这些爱国者，或者向往这血与泪交融而出的文化结晶。

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上演着它们的独有的历史，各有千秋。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

宁静浩瀚的大海，孕育着古希腊的绚烂文明。精美的雕塑，奇妙的神话，闪耀的哲学之光……无不让人心往神驰，愿可生活在那美好的和谐中，但也有人愿活在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刺激时代。

文艺复兴时，资产阶级为反封建求民主，从古希腊文学典籍中汲取精华。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说：我愿回到古希腊那民主的年代，却更愿活在当下，肩负我的责任，将人文主义延展于今。的确，各个时期的文明成就各有千秋，我们只能选择喜欢或倾向于哪个，却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但文化责任感却让人甘愿在这时代开辟人类精神新天地。

篇5

关键词：知性思维，实践思维，中西哲学

 

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对中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以及对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性思维与古希腊哲学

知性思维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 即爱智慧①的意思。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

据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顾观察天象，不慎跌入泥坑中，遭到一个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地上和身边发生的事。后来柏拉图认真对待了这一嘲笑，认为该女奴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哲学家们经常驻足在常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们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并非为了达到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本性。哲学家们排斥了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学成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纯思辨活动，“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范围”[1]。

对形上本体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腊先哲们知性思维的特征②。为知而知的出发点将哲学家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天际和抽象的思维领域，产生了从伊奥尼亚派“形体质料说”到新柏拉图关键词的本源意义或者说是哲学之本性的话，那么，“本体论问题可以说最能体现哲学本性的问题了”[2]。

古希腊知性思维的特征还表现在逻辑学的成熟上：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对思维本身、思维形式本身进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逻辑理论的深处，从而他们经过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断努力，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

二、实践思维与中国先秦哲学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发点以现实需要为指向，并普遍接受这一目的的制约。也可以说，实践思维有着求实用、求功利的特质，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西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范畴之间划上等号，它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只强调一种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它也不同于作为获得科学途径的实验主义或者审视知识之结果的实证主义，虽然它们也具有与知性思维相反对的一面，有着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谈的倾向，但这仍逃不脱在人的外围世界打转转儿，仍然是为一个解释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实践思维的主要表现。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归，知是行之先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3]《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实际的人，也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谈鬼事，都是为重人事。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这里，荀子已明确将行动上的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目的。主张“贵用”的墨家，不仅在思想体系上具有实践思维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墨子及众多门徒在行动上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知性思维。至于老庄之“道”与“无为”，亦无非是另辟蹊径的人生处世之道吧。，知性思维。如果说没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实质了，那么，实践思维则更在“求真”与“求善”的结合。

三、中西哲学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中西哲学发展的原点时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的特征和差异，实际上也适用于中西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总体差异。尽管这个整体发展模式在某个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有过不同的偏离，但这也正如原点所具有的个别现象一样，并不影响中西哲学所带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宋明理学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维”的味道，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不了，以至于他们把宋明两代的灭亡加罪在这些“无事闲来谈心性”的学者头上，并很快就以“经世致用”之学扭转其发展的方向。反过来，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号召哲学家关心人事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物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实践，然而，在对待人事的方式上，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对待自然的一套来研究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4]。所以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在中西哲学上的差异尚不只在研究范围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态度上。

总之，实践思维和知性思维成为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偏好的认知态度和方式。在思维起点上，实践思维以“实用”为求知的首要动因，知性思维以“求知”为求知的出发点（此即所谓追求纯知识的热情）。在思维内容上，一方面，二者关注的对象各有侧重，实践思维关注人及其与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维关注自然、关注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内容的思维领域里，实践思维关注于人的德性实践，知性思维则以重分析与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道德理论方面的关注。

四、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之影响问题上的中国式反思

当中国人在近代战争中败于西方人之手后，“”、“维新变法”便成为噩梦惊醒后的直感选择，然而不过是技艺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袭，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于是二十世纪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其中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没能孕育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思想重新审视，对此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科学”产生的问题上，正是实践思维模式让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实践思维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中国主要发展起来的是应用型知识体系”，即使‘理论的建立也必须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其针对生存意义、经济基础层面的现实需要，还是观念意义、上层建筑方面的现实需要”[5]。反之，所作所为怕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实用价值，则为学界所不齿。《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知性思维。，知性思维。子墨了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知性思维。”公输之此时表现的尚是一种技艺，远非抽象的科学理论性的知识，却已不能为人所容，那就难怪在知识的旅途中，中国人与超越于实用意识、偏重思维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最终分道扬镳：他们选择了科学，中国人选择了技术。，知性思维。

如果我们庆幸自己还有技术，那么技术这棵苗在中国实践思维的土壤里却缺少充分的营养。首先，实践思维欠缺有时甚至鄙夷知性思维中可贵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辨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便离不开理论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产生之前甚至在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难一眼望穿的，所以，戴着效用意识的近视镜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谁能说公输子发明的“鹊”不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雏形呢？可惜被墨子狭隘的实用思想一句话抹杀了！最后，实践思维中极端的道德、政治实践目标钝化了中国人向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人―社会”的结构中，“义欲之辩”、“义利之辩”让人们惭愧地弱化了物质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终被“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实质内容所代替。

注释：

①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

②用知性思维来说明西方本体论发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为证明中国先秦时期没有或缺乏本体论的证据。但中国的本体论更偏重体用一源、当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着明确的“人道”实践指向。

参考文献：

[1][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求实出版社，1982.

[2]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5]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篇6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文化对应了不同的观念和审美情趣。翻译是文化信息的传递，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领域的一种文化信息传递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语言的社会环境。中西文化有着众多差异，这种差异影响到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翻译和鉴赏。所以，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方面的研究时，不仅要研究语言，也要研究文学作品所诞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文学作品反映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很好地实现中西文化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风俗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

(一)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对于价值观体系，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核心。而在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价值观当然也是代表群体性的价值。中国人总是在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相反，外国人却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但却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中国老百姓往往侧重于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识大体、顾大局，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而传统的西方文化非常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有时候甚至是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本质。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等。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等。相对而言，汉语中则有“众人拾材火焰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

(二)风俗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也传递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最为普遍，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的象征。例如，“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的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领导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隆。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等。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有所不同。例如,“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再如，在中国，“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敬仰的意思,如“老先生”、“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尊敬的称呼。而在西方,“old”一词却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含义。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人文条件等不同，造成了中西思维方式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由主到次，递相叠加，形成“树形”句式结构。而东方民族的综合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句子结构以动词为中心，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形成“竹形”句子结构。

二、西方文化对英美文学的渗透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同时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罗马、古希腊是欧洲文学的发祥地,古希腊文明一直在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基督教思想则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早已深深地渗入到西方人的文化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并以哲学、信仰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和促进着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古希腊罗马神话与英美文学

文化的代表是文学作品。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对其进行传播和发扬,就必须对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那一片沃土有所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例如，不断地涉猎一些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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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祗和历史典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寓意。英美文学和古希腊神话关系深远,其主要表现为神话故事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如莎士比亚、雪莱、尤金奥尼尔等。 众多诗人、剧作家及小说家无一不采用古希腊罗马神话来丰富他们的题材。由此可见,希腊罗马神话极大地丰富了英美文学作品。倘若对于这些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够深刻或根本就不了解，就不能更充分地欣赏和理解这些名作,因而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主旨和意图,当然，对其翻译也就会感到难以下手或表达不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因此，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神话的故事及其渊源,是掌握典故内在涵义的重要手段之一 。

例如:“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要想完整的翻译此句,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一段神话故事。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后手握他的脚踵让他在冥河中浸了浸,除了未受到浸洗的脚踵部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变的刀枪不入。结果,他却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因此“achilles’heel”后来就被用来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这句话就可译为“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倘若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在理解和翻译的时候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二)文化根基《圣经》与英美文学

作为西方文化根基的 《圣经》一直被人们视为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英语语言文化也很有很大的影响。“《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它以小说、诗歌、历史、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记述了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与朝圣的心路历程。”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源于《圣经》的典故不计其数。作者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巧妙地引用《圣经》里的词句和典故、人物。例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及《力士参孙》分别取材于《圣经旧约》故事中的《创世记》、《士师记》和《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圣经》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典故和成语故事早已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广泛的被引用，更有甚的是有的作品中甚至直接的对《圣经》进行整段的引用。同时,《圣经》中又有许多典故慢慢变成习语进入到英语语言之中,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英语词汇,例如“noah’s ark (挪亚方舟)”、“judah’s kiss(犹大之吻)”、“solomon (所罗门)” “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等。而这些来自《圣经》的文化对英汉文学翻译者来说,往往就容易成为一个文化盲点,从而造成理解上偏差；如果对《圣经》了解的深度不够,就无法理解并翻译出英美文学作品中带有此类宗教色彩的语句。

三、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逐渐转向文化间的比较。一般而言，翻译中文化的转换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foreignization)。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概念,最早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venuti提出的。而他的这种思想又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schleiermache的观点的启发，即“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mona baker认为：“看一个翻译是归化还是异化,往往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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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中国学者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拉开了对此问题的论述的序幕。其中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其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其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来说是规定性的,而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有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王东风认为:“归化和异化也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某种延伸,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但是归化和异化也不是径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面。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种特性,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即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都是相对的,所以无论采用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其所用翻译方法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相互覆盖,因此,归化和异化从表面上看只是两种大的方向,其具体程度则是随着不同翻译方法所占的比重而各有不同,并由此延伸出策略上的不同倾向。具体来讲,归化的主要手法包括省译、替换等;而异化则主要通过音译、直译和注释等手法来实现。归化、异化并不对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为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服务。

例如，张谷若先生在译哈代作品《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为了向译文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知识,增进他们对原文的了解,就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同时又用脚注解释说明了许多基督教的知识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以帮助不熟悉该作品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很多学者已经通过考察各类作品的不同译文,指出没有哪一部译作单纯采用一种翻译手法,而是采用了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化译法。作者还认为异化与归化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适度的问题。适度的归化可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而适度的异化则可以使读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原语文化,进而加强文化的交流。过分的归化和异化都会阻碍对原作的理解,多元互补才是做好文学翻译的关键。

篇7

关键词：伊壁鸠鲁，原子论，偏斜运动，重量，天体

伊壁鸠鲁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在有关原子论的思想上，伊壁鸠鲁继承、修正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将原子论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主要探讨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自然哲学中的主要差别，特别是在原子论上的差别，并重点阐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

一

德谟克利特（Demokrit，约公元前460-370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希腊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留基波最著名的学生，他的原子学说主要就是从留基波那儿继承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两人一起发展了阿那克萨克拉的“种子”思想，创立了原子论。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宇宙万物各有自己的本原，这无限多的本原就是各种事物的最小微粒――“种子”，每一种“种子”的形式、颜色和气味各有不同。在此基础上，留基波首先提出了万物是由物质构成的原子学说，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无数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

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别的说法都只是意见。世界有无数个，它们是有生有灭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它们在宇宙中处于涡旋运动之中，因此形成各种复合物：火、水、气、土。这些东西其实是某些原子集合而成的；原子由于坚固，是既不能毁坏也不能改变的。太阳和月亮同样是由光滑的圆形原子构成的，灵魂也由这种原子构成；灵魂就是心。我们能够看见东西，是由于影像投进了眼睛的缘故。”[1]简单地说，就是他认为，宇宙是由原子和虚空共同组成的。原子有两种特质――大小和形状，它的数量、大小和形状都是无限的。运动是原子的固有属性，在原子的下落运动中，较快和较大的撞击着较小的，产生侧向运动和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万物。一切物体的不同，都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在数量、形状和排列上的不同造成的。

伊壁鸠鲁（Epikur，公元前341-270年），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原子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是有限的。原子除了有形状、次序、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差别。原子不论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在虚空中都以同一的速度降落。原子既然有重量，那它在虚空中就必然进行直线下降运动。原子在直线下降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原因脱离原来的轨迹，发生偶然的偏离，因而与其他原子相互碰撞组合成万物，形成无限的宇宙。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一切天象都是自然现象，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聚散离合而已。

二

虽说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伊壁鸠鲁修正和完善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自然哲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主要说明了两者原子论的主要区别，重点讲述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并进行了细致分析。

原子有重量的特性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除了有体积大小和形状上的差别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区别。原子的特质就是大小、形状和重量。他指出，除去形状、重量和大小及与形状必然有关的一切属性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原子不再呈现任何现象的特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原子有体积。另一方面，体积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说，原子并不具有任何体积，而原子之间只有一些体积上的改变。可以说，只需要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认它小，但并不是小到最小限度。因为最小限度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规定，而表现矛盾的无限小。”[2]这表明，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尽管有体积，但它在运动中由于原子之间体积上的些许改变，而使原本的体积被否定了，这样原子就不具有任何体积了。这实际上包含着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矛盾。原子有体积，但不能无限的大，也不能无限的小。如果原子体积无限的大，那这个虚空就不能够装下它；相反地，如果原子的体积无限的小，那么原子就成为虚空中一个纯粹的点了，也就不是原子了。

考虑到原子的形状，原子形状的对立面就是没有形状。因此原子形状的差别是无法确定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无限的，原子的形状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原子的体积既不能无限的大，也不能无限的小，如果原子有无限多的形状，那么就会有无限大的原子，这样就与原子体积的规定相反了。这与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可以大如天体的观点是不同的，伊壁鸠鲁认为微小原子的数量和大小是无限多的，但其形状却是有限的。

“伊壁鸠鲁提出重量作为第三种质，因为在重心里物质具有构成原子主要规定之一的观念上的个别性。所以如果原子一旦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那么它们必定也具有重量。”[3]这就是说，重量体现了作为居于物质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在经验性的表象的世界中，原子一定具有重量。重量只相对于中心而存在，但原子本身就是实体性的重心，以自身为重心，所以世界上没有一切事物共同趋向的中心。

通过对原子的特性的考察，伊壁鸠鲁重新诠释了原子的特性，将重量作为原子的主要特性，修正了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有体积和形状的观点。

原子的偏斜运动

关于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到底有几种方式，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看法是不同的，伊壁鸠鲁认为有三种运动方式，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只有两种。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4]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是原子的必然运动，而原子的偏斜运动则是直线下落运动过程中偶然的、非因果性的偏离。他把与必然性的偶然偏离，看作是非因果性，并且把因果性与必然性等同起来。伊壁鸠鲁的这种认为原子具有必然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偶然的偏斜运动的观点，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起来。这能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5]马克思认为原子偏斜运动证明了偶然性的存在，而直线下落运动则证明了必然性的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偶然性没有原因。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偏斜运动这两个环节相互矛盾，但都包含在原子的概念之中，这说明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之中包含了偏斜运动，这也就是说必然性之中包含了偶然性。

关于第三种运动――由于许多原子的相互排斥而引起的运动，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是从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偏斜运动中综合地结合出了原子的排斥运动的。如果原子只是直线下落的运动，没有偏斜运动的话，原子之间就永远不可能相互碰撞、相互排斥。因此，只有在不同原子直线下落运动的过程中，原子脱离直线发生偏离，原子之间才会相互碰撞、相互排斥，进行排斥运动。不同的原子之间的偏斜运动，是原子在相互碰撞、相互排斥中实现的。正是在这种相互碰撞、相互排斥的运动中，原子才能通过其它原子意识到它自身。所以，原子它们只能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推之，即排斥就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通过排斥，自己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6]依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说明原子在它们运动过程中结合的可能性，更是为了说明人类个体所固有的相对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是由脱离必然性的偏斜表现出本质的。

相对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偏斜运动的意义。他只考虑到了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排斥运动，把这两种运动看成一种必然性的行为，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原子只有这两种运动的话，那么有了直线下落运动，怎么才能推导出排斥运动呢？德谟克利特把两钟运动单独地看待，只认识到排斥的片面的物质存在的表面现象，没有将直线下落运动和排斥运动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在偏斜中形式的规定显现出来了，而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7]

原子的两种规定性

伊壁鸠鲁区分了原子的两重含义，认为原子一层含义可理解为本原，另一层则为元素。马克思根据自己的证明认为，“捏造‘不可分的元素’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要从‘不可分的本原’过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跟想直接赋予它们以特性一样是困难的。但我并不绝对否认这种区别。我只是否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不变的原子罢了。不如说，它们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规定。”[8]这就是说，关于伊壁鸠鲁将原子分为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即作为始基的原子和作为元素的原子，马克思认为这应该理解为同一种原子的两种不同规定。对于作为本原的原子，我们感觉不到存在，而作为元素的原子则是感性地存在着。伊壁鸠鲁认识到原子具有的两重含义，所以他的原子论并不局限于物理学，而且能用应用于自然哲学和伦理学。

同时，马克思指出原子的概念本身包含着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给原子赋于‘始基的’和‘元素的’这两种规定性，把存在于虚空中的原子认作‘始基的原子’，把作为客观现象基础的构成物体的、具有质的原子认为‘元素的原子’，就表明他已把握住了原子内部的矛盾，并将这种矛盾客观化了。这就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的两种规定性的意义。”[9]

但是，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喜欢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存在，习惯将一种对存在的规定性当作存在本身。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伊壁鸠鲁那里，“无限的东西”是原子和虚空共同具有的一种质，其中的“无限”不仅用来表现原子的无限多，还被独立化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一种原子。

神是由原子构成的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从自然和事物的内部寻求一切宇宙现象的原因，从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他并不是一位无神论者，他认为神是存在的，神是由原子构成的，但是它们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不问世事。因此人不应该对神有丝毫的恐惧和盲目的崇拜。对于人而言，神不过就是具有人自身所希望获得的美德而已。马克思对此十分肯定，对伊壁鸠鲁在原子偏斜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个体自由和无神论思想十分推崇。

伊壁鸠鲁不认为原子的运动受到各种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他否定神是最高的法则制定者。一切天体现象都是自然现象，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在伊壁鸠鲁看来，传统观点中人对神的崇拜，认为神支配着世上一切，反而会破坏人心灵的宁静，甚至产生恐惧。于是，伊壁鸠鲁在遵循自己绝对的准则――“一切破坏心灵的宁静、一切引起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10]的情况下，提出了天体不是永恒的这一观点。

但是，伊壁鸠鲁又认为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体性这种形式的物质，天体是成为现实的原子，在天体中促成原子发展的是物质与形式之间、存在与概念之间的矛盾，而物质与形式、存在与概念这两者之间彼此相互矛盾。这好像又是由于天体是永恒的。伊壁鸠鲁因此而感觉到他之前的理论的方法变得不同了，最终他感觉到了就是在这个矛盾中，自我意识才得以形成。而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天体破坏自我意识的宁静，扰乱它与自身的统一，因此天体不是永恒的。

三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在继承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出发，说明原子的存在，根据原子的三种运动需要来论证虚空的存在的。并且，伊壁鸠鲁将原子原有的两种特性增加为三种，着重指明了重量是原子的固有特性。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更具有辩证法的性质，这与德谟克利特机械的唯物的原子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伊壁鸠鲁修正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使原子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因此，马克思才在博士论文的最后指明，“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及其所有矛盾，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11]（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IX，7，第44-45页

篇8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化传统：公正思想；和谐社会

从古希腊奴隶制社会开始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西方思想家一直前仆后继地追求一种正义的理想社会，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不懈努力，创造出了丰富的公正思想。现以古希腊文化为视角，对公正思想的演进脉络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所启示。

一、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公正思想

公正((justice，或译为“正义”、“公道”)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典籍中，源于古希腊文“Orthos”一词，“表示置于直线上的东西”，后引申为“表示真实的、公平的和正义的东西”。正义观念实质上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发展的社会秩序、条件和规则的意识，是一种社会化的理性、理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体现着人的发展水平、自我意识和理性的健全程度。

“德漠克利特认为正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正义要人尽自己的义务，反之，不(正)义则要人不尽自己的义务而背弃自己的义务’。二是‘正义的力量在于坚决和无畏，反之，不(正)义的结果则是对不幸的恐惧’。可见，德漠克利特的正义观揭示出正义即各尽其责，正义是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这两点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而且对今天都具有借鉴意义。它至少告诉我们正义不仅仅是利益的合理分配，更是义务与职责的正当履行，正义既是价值目标又是价值评价的标准。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正义作为一种美德也源于知识和智慧。“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智慧。”由于苏格拉底把正义看成是美德之一，并把它归结为知识和智慧，也就使正义由宇宙的客观法则转化为人的主观知识和据于知识的行为。

柏拉图突破了美德的知识局限性，在《理想国》中把正义解释为“每个人作为一个人应当只做适合他本性的事情”，并把正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成为古希腊著名的“四大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之一。他在论及正义时坚持苏格拉底的论断，即一方面，他认为正义应被视作其自身和家庭“正当地享有自己的东西和做自己的事情”。这一论述涉及当时社会三个等级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正义与其社会固定的等级秩序相联系；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将正义视为既具有个人性质，又具有行为和事物性质的统一体。而个人、行为和事物是否能够被判定为“正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判定为“正当”的，这一问题只有具有认识形式或理念卓见的人才能够回答，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所有具体的人、行为或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带有理念的特质。

亚里士多德继承、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观，集古希腊正义思想之大成，系统、全面地分析、论证了有关正义理论的内容。认为正义就是适当的比例。他首先从正义的表现形式上，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和特殊的正义。又指出特殊的正义中存在着分配正义和纠正正义目，分配正义的实质就是各得其所应得，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纠正正义则指人与人之间经济上交往和制定契约所遵循的原则，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关系。

古希腊后期，斯多葛学派主张，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奴隶和外邦人，而不仅是城邦中少数公民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在于他们拥有理性。即使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维护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并保护这些权利。

二、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公正思想的特点

在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古希腊各流派的主要正义观点后，可以发现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公正思想有如下特点：

首先，最为明显的是，对于公正思想源头的追溯使古希腊时期的正义理论映人眼帘。如前面解释的正义内涵所述，虽然在汉语中正义和公正有着些许差别，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述及源起时，二者都源于对于英语“justice”的理解和认识。在古希腊时期，正义主要是个道德和法学概念，是一种伦理学和价值观，是人们对美德的向往和理想社会的憧憬。但这种正义观为以后公正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正义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有机统一。正义表现为对安全、秩序、公正等社会层面的共同要求，也表现为对于个体发展中的自由与效率等的诉求。人类的一切制度以及对政治文化之理性设计和历史实践，都遵循着社会有序、个体自由思维进行。作为人们的价值目标和塑造理想社会的途径，正义是评价社会秩序好坏以及社会制度公正与否的价值标准，引领着社会的建构、发展与进步；同时，正义还属于应然的、观念的和道德的范畴，是具体的、客观的、现实的，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和品格。可见，正义或公正是对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理性平衡。

再次，正义是相对的、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正义会有不同的理解：从德漠克利特的正义即各尽其责，正义是善恶是非的评价标准的抽象的思辨正义，到柏拉图的正义是理性之体现的理想主义正义观，发展到亚里土多德的对正义进行具体分类讲究“正义就是适当的比例”这种现实主义的正义观，使正义走过了一条从思辨到理性、从理想到现实的沧桑之路。总之，尽管西方先贤哲人们的观点各异，但对他们思想精华的把握使我们了解正义的一般内涵即为：各得其所。具体而言，正义是人们在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依归，合理分配社会权益和义务的道德理想和法治标准。

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是一个系统概念，指各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存在状况。用来描述人类社会，指的是社会秩序稳定，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相互关系融洽，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趋向缓和，社会各成员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聪明才智、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掘，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精神生活不断充实，人类文明不断推向前进的状况。这与西方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不谋而合。因此，对西方古代社会公正思想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形成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1．西方古代文化传统中的公正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维方式的启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统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哲学的思维基础。西方古代公正思想的演进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注重思辨，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再加以综合，走过了一条从思辨到理性、从理想到现实的发展历程。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直观整体经验，通常借助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整体分析、判断。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要保留传统的从整体上观察分析事物的长处，同时吸收西方思想家们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式，汲取西方实证分析、层面分析和归纳综合的科学方法，把感性和理性相结合，把整体性和个体性相结合，用制度、理性、社会公正等思想来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的关系。

篇9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神是游戏的恋人”，把宗教与体育之间的特殊关系惟妙惟肖的描述出来。茫茫远古时期，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其“变化无常”直接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由于生产力低下和认知有限，人类对自然灾害只有逆来顺受，无法解释自然现象，人民便将天灾疾病归因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于是便产生了原始宗教活动。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力量时，在惶惑、恐惧、幻想之中自然地使用“万物有灵论”的原始思维，认为自然界许多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都存在与人一样的活动和思想、欲望。作为当时社会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制约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决定了宗教与与体育相互影响的必然客观性，人类远祖们的原始宗教活动中逐步萌生了祭祀性的体育活动。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又表现为人对自己创造的价值――神的双重态度，即“希望与恐惧交织的双重态度”。在原始人看来，体育、舞蹈是“人一神”交流的最佳媒介，具有娱神祈福的特殊功能，所以，他们利用原始体育游戏和舞蹈顶礼膜拜，娱神祭祀。恩格斯也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各部落阁有其正规的节目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体育的产生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英国学者赫丽生和康福德在《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以人类原始宗教为视角，恩尼奥托斯半神为视线，通过对大量神话传说、考古文物、早期文献，以及早期人类宗教习俗的分析和解读。对古希腊竞技会的起源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了竞技会起源于母权制时期枯瑞忒斯为成为年度恩尼奥托斯半神而举行的赛跑的结论。在祭祀活动中，巫术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巫师是原始巫术的执行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要用身体活动来表现种种巫术。可以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师是最早的体育家和运动员，渐渐的，一些巫术变为游戏、竞技，变为传统的体育活动。的岩画为我们研究原始宗教与藏族史前体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蔡显敏在《岩画》中论述：岩哂中的内容从史前的日、月、动物、狩猎和生殖崇拜，到渐渐刻有战争、宗教、通商等生活的发展图卷，直到苯教的初步形成时，岩画表现的原始体育形式就有数个战士持盾、执矛准备战斗的情景，具有很大的原始宗教色彩。在原始宗教时期，花腰傣人民崇拜自然，信仰万物有灵。随着各种祭神形式的规模逐步发展，这种形式慢慢演变成一种祭礼活动。花腰傣民族主要进行的宗教活动是具体化了的万物有灵，即是人有灵魂、水有水精、山有山神、寨有寨神、树有树神等。花腰傣人民在崇拜自然的过程中包含和孕育了原始体育活动的萌芽和雏形，他们希望用特定的动作如模仿性的舞蹈来影响和控制大自然现象，以达到村寨平安的愿望。这些经常性的、富有激情的、夸张的舞蹈和活动实现着原始体育的功能、客观上实践着体育的行为。

二、原始宗教活动推动了民族体育的发展

马赛尔莫斯认为，礼物交换往往伴随着三种义务――给予、收受与回报。“礼物和所有个人财产都具有‘豪’这种精神。你送我一件东西，我把它转送给另一个人；被这件东西的的精神推动，这个人回赠我另一件礼物。它是是最早送出礼物的精神‘豪’。”既然礼物是一种符号体系，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展演的民族体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礼物”。是人们献给神灵的礼物，作为这个礼物的交换和回报，人们得到神灵的庇佑。因此，在远古社会各民族为了得到其信奉的“神”的庇佑，在各自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进行各种与其本民族文化因子相关的体育活动，以达到“娱神”的目的，从而认为自己会得到庇佑，达到心理上的寄托和满足。同时，通过定期的宗教仪式中的体育活动促进了民族认同，加强了民族内外的交流和团结。因此在宗教和节庆活动中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乐于被人们接受。

相传远古时期，人烟稀少，彝族始祖每当夜幕降临，便因孤寂而哭泣，一天哭泣声传至天上感动了星神，星神就变作美女下凡来教他荡秋千，为了纪念星神彝族世世代代荡秋千。居住在昆明西山区谷律一带的黑彝，每逢阴历正月十五都要祭祀星神，届时，当地民族都端上猪肉、美酒聚集在长远秋架下烧香磕头，祈求星神保佑，仪式完毕后，人们便踏上秋千荡秋。云南大理白族的“本主崇拜”是一种以“本主”为中心的崇拜，本主庙会有一系列的程序和仪式，如请神、迎神、祭祀、娱神等活动，其中就有白族民间传统的霸王鞭、舞龙、舞狮等体育活动。在白族“绕三灵”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中，白族人要吹着树叶、弹着三弦、敲着八角鼓、打着霸王鞭，进行集体巡游和划船活动。民间舞龙往往是“男性的狂欢活动，是村落实力的展示”。而云南石屏哨冲镇村落当地花腰彝由于远古时期原始宗教的影响，形成了独具少数民族女性特色的“凤舞龙”体育文化。哈尼族原始宗教、婚庆和丧葬习俗中，武术、摔跤、打陀螺、荡秋千、打磨秋等成为哈尼族了必不可少的体育活动。广西壮族信奉蛙图腾，在其民间体育活动中流传着“青蛙舞”的祭祀性体育活动，在左江崖画留下的蛙神崖画也证明了壮族祖先崇拜蛙神并向蛙神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古老崇拜。在西南苗族的“踩花山”的“踩花杆”、“蹬脚架”，西北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柯尔克孜族的“飞马拾银”，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 景颇族的“木脑纵歌”、藏族的“赛马会”等与民族宗教相关的节庆活动中，民族体育不断的得到丰富和发展。

正是这些民族节日与宗教祭祀活动，推动着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不断衍传与发展。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信奉的原始宗教有着密不可分了联系。

三、 结语

可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与本族笃信的原始宗教有着必然的联系，并相互依存。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宗教意识逐步减弱与淡化，宗教活动中的体育活动也随之逐步从宗教功利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娱神到娱己的转变，向着健身、娱乐的民俗性体育和具有生活情趣的民族传统体育演变。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论娱乐.[J]，浙江学刊，1999.5. 92-95.

[2]饶远、陈斌.体育人类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156.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1972（4）:88.

[4]胡春雷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起源考――兼评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27.3):1-4.

[5]丁玲辉.略论文化学视域下的藏族传统体育[J],中国藏学2011.l (总第94期):137-143.

[6]马赛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

篇10

论文摘要：希腊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蕴含着丰富的、迄今仍熠熠发光的教育思想。柏拉图以“人性论”为前提，倡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民主和谐的政治制度。他大力提倡教育，认为获得正义及善的美德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但教育是直接为所构建的国家服务的。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是初等教育，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城邦统治者——哲学王。《柏拉图》中追求美好生活，净化人的心灵，培养德性的教育思想，在当今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人性论；教育思想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全书共分十卷，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王应该为国家的统治者，倡导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正义”为主题，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人性中的德性思想，开启了西方史上人性“知、情、意”和价值“真、善、美”三分的先河，休谟和康德的哲学理论皆以此展开。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理想国得以实现。因此卢梭认为《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论著，而是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的最好论文”。

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理想国》人性和教育思考的影响

1.社会基础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为争夺希腊霸权，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不但使雅典丧失了希腊霸权，而且使雅典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战争使雅典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国内民主制度遭到挑战，政权逐渐落到贵族手中，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走向衰败。这使得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对城邦怀着极大责任感的思想家开始思考雅典的前途，他们设想组织一个理想的城邦，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和谐的。

2.哲学基础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1）理念论。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理念”的知识是人的灵魂先天具有的真正知识，可知的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理念的派生物。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各式各样的事物有各式各样的理念。不同的事物组成了事物的世界，而由它们的理念所组成的总体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前者是可感世界，后者是可知世界。柏拉图曾经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来论证两个世界的学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日喻说”。柏拉图把可见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大地生物的关系，认为：“太阳不仅使看见的对象能被看见，并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虽然太阳本身不是产生。”

（2）辩证法。黑格尔曾明确指出：“在古代，柏拉图被称为辩证法的发明者。就其指在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学的形式，亦即以客观的形式出现而言，这话的确是对的。”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指通过谈话展示思想之间的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和综合，进而求得真理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辩证法不是诡辩术，它是论证理念的重要手段。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可以看出辩证法是最高等级认识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通过辩证促使探索理念之间的关系、学会建构理念体系的方法，提升逻辑思维及想象能力。

（3）认识论。认识论是柏拉图获取理念的方法。柏拉图的认识论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理念不能依赖于人的直觉。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在理念世界存在的本体，即“相”。“相”是沟通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第二，认识论要经历三个阶段。柏拉图认为最低等级的认识，它的心灵状态是想象，所以认识过程尚需继续深化，最后才能以理性思考获得善的理念。第三，认识理念是为了认识自己。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对外部世界及理念的认识才能使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理念是先天的，即每个人天生就是拥有理念的，所以他认为，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不是一种后天的积累的学习，而是对已经存有的理念的回忆，这个回忆的过程就是对外部世界认知的过程。所以柏拉图的认识论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论，通过回忆，进而认识自己，寻求善的理念。

正如波普尔所言，柏拉图的国家哲学最终“可以扩大为关于‘万物’的普遍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伦理道德出发，以追求善的理念为目标，追求人性和灵魂的完善。国家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没有对人及人性的深刻分析，政治便失去了正确的逻辑起点，因为社会是人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对人类社会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人性问题上。

二、《理想国》中的人性观点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探讨“什么是正义”及其柏拉图对“灵魂”的认识和反思。“灵魂”的解读和“正义”的剖析也是对“人性”诠释和展望。正如R. Waterfield 所言“柏拉图提请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应当将他所建构的城邦的诸多特征作为理解我们自己内在心灵的地图或钥匙”，“个体内在的心灵世界是本书的关切之点。”

1.人的灵魂

古希腊的奥尔菲斯教派与毕达哥拉斯早已涉及到灵魂的问题，提出了灵魂不死与转世的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继承与发挥了这一学说，在他看来灵魂是不能加以分解的，它是有生命的和自发性的，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纯粹的，因它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堕落到地上并被圈入于肉体中，因此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过程，同时灵魂是会轮回转世的。灵魂的净化需要教育，柏拉图对灵魂进行了三重区分，称其为灵魂的三个等级，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在人的灵魂中，理性是是灵魂的本性，也是灵魂的最高原则，它与理念相通；激情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是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则指肉体欲望，既可服从理性也可背离理性。“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如果想让你的灵魂免于遭受俗世中那些欲望打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摆正你的思想、你的立场，用美德来克服欲望，净化你的心灵。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观点实质上是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探讨，是人们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和探索。他强调理性对激情、欲望的控制和指导作用，并把这种作用作为德性形成的基础，从而确立了以理性灵魂为核心的人性论思想路线。灵魂的状况仍是国家的超政治基础。灵魂塑造着勇敢、智慧、节制、正义等一切美德。柏拉图的灵魂说使人类对美德的获得寻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他试图先通过达到对美德最本质的认识，以至于达到真善美的境界。灵魂说强调对人德性的教化，倡导人向善，希望通过改造人的灵魂的教育，使公民拥有理性的灵魂，教育培养合格的公民，进而完成政治上的抱负，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 转贴于

2.正义

“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在《理想国》中阐述了三种正义观，一是以色拉徐马库斯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他指出：强权就是正义，拥有权力的人就代表正义。不正义为善，正义为恶；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有利、快乐，最不正义的人是最快乐的人。二是克法洛斯开始认为“正义”即“讲真话”和“归还所应归还的债务”，但是到最后就不再坚持这个观点。三是苏格拉底对色拉徐马库斯和克法洛斯观点的反驳，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是善的理念的体现，是人性追求的极致。

正义分为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两者间是一种相互维系的关系。一个城邦由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部分构成，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德性是智慧，他们负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武士的德性是勇敢，他们保护城邦不被侵犯，维护城邦内部的秩序，劳动者的德性是节制，他们应懂得控制欲望，辛勤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这个城邦就能实现正义。而个人的正义是指公民自身的品质，是智慧、勇敢、节制等德性的和谐统一。人们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通过人性的教化，进行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锻炼才能获得知识，从而拥有德性，这是实现个人的正义的过程。在人性修养中，只有达到个人正义才能实现城邦的正义。正义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所应具有的品质和美德。当时的雅典处于连年混战之中，柏拉图希望通过教育使公民学习正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安邦，实现一个安定和谐的王国。

三、基于人性假设前提下的教育使命

从教育学的视角探讨人性问题，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产物，教育对人性具有定向、引导、控制和改变的积极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净化公民的灵魂，养成正义的美德，引导他们获得知识，形成完善的人格和德性。

1.教育回归人性

柏拉图的教育是古典的自由教育，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灵魂特性，以社会属性为本。柏拉图认为教育应适应天性，过度教育是有害的。尊重人的天赋禀性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教育。当今教育在学生选择专业上依旧以“物化”为标准，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禀性，这种重功利的为学理念与柏拉图旨在发展人的理性、达到心灵和谐的理念相悖。因此，强调回归人性的教育是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知名教育学者科尔指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活动，它应当通过激发人的人性方式来培养人。”学校教育要认识到学生的个性，不同类型、不同天分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在追求向善的路径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人性的完善既是学校教育的永恒产物，同时也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

2.教育要引导心灵的转向

教育引领心灵趋善在《理想国》中表现得十分明确。只有理智才可以指导灵魂，只有德性才可以教化心灵，它们相互协调才可以形成正义。在心灵和身体的教育方面要注意爱智和激情这两者的和谐与平衡。只重心灵的教育会使人过度软弱，只重身体的教育又会使人过度粗暴。

教育指引人们选择善的知识以及懂得将善运用于对大众的教化，用善的理念加强对公民的引导，使他们由此获得赋有正义、理性的美德。现在社会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功能的丧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化的失败，并由此致使民众对至善的背离，追逐利益和权欲。教化本质的揭示就是引导心灵的转向。教育的本性在于使人的灵魂变得完整，使人格得到完善，摆脱罪恶走向善。“正义是心灵的德性，邪恶是心灵的缺陷。”教育不只是教会人们知识，最主要的是让人们获得精神上的启示，引导灵魂走向理性，将人内在的“善”引导出来，获得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