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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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评述文章中，我们想聚焦于米歇尔教授对食品科技前沿进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尝试对“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这一充满争议但又极具现实性的主题做些思考。1995年，莱斯特•布朗首先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示性问题，理由是中国人口在快速增加，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正在走向多样化，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农业生产能力［2］。然而幸运的是，借助于现代育种、化肥等高效农业技术，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实现了农产品从“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3］，用强有力的现实回击了布朗的质疑。目前，有学者提出“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理由是中国的粮食产出和需求之间存在突出矛盾，无法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满足需求［4］。是不是中国除了推进转基因商业化，已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饭碗问题，养活自己，而且这样的选择是否具有伦理上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或许米歇尔教授的观点会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为一位谨慎的科学乐观主义者，米歇尔教授首先强调，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对食品生产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期盼。科学和技术总是与食品生产领域中的动人承诺和美好期盼相关联，并推动着食品生产的进步。科学食品、科学烹饪、科学饮食，这些词汇代表了20世纪兴起的一种理想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将使人类摆脱自然的不确定性，获得对食品的彻底控制。现代食品科学向我们承诺，将生产出便宜、健康而美味的食品。现代农业和食品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集约化的单一农作物种植生产体系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最新进展，还可能引发农业和食品产业的根本性变革，从基因组层面更好地进行粮食生产、食物选择和搭配。

然而，威胁、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之俱生。单一种植的商业化农业可能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无法满足消费者和多元化的需要，还可能破坏自然景观，危害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可持续性。新农业和食品技术的进展，可能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或饮食习惯受到影响，例如面向特定目标群体开发的食品不能用于非目标群体，否则会出现伤害。特别地，转基因食品的反对者将这类食品称之为“弗兰肯食物（Frankenfood）”，声称“科学技术对神奇植物的研究将会从冒险性的救赎追求蜕变成地狱之旅，最终将产生自然影响微乎其微的人造食品”。

如何化解生命科学和技术在农业和食品产业应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呢？米歇尔教授认为，实践的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是关键。他指出，生命科学的近期发展，使得农业和食品领域的实践发生了一系列变革。生命科学改变着这些实践，并要求修改传统标准和规范体系。例如，健康诊断、健康检查和健康咨询，这些过去在医学部门开展的项目也在食品行业变得普遍起来。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发展正在塑造全新的食品概念和食品实践，并将模糊食品和药品的界限。这些新食品实践将个体对食品的选择权赋予健康咨询顾问、营养学家和超市经理等，并使其与科学的最新进展相关联。

根据米歇尔教授的分析，基于营养基因组学的食物链，技术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具体体现在如下六种实践活动中：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对基因和功能关联性测试的科学实践；识别通常拥有共同基因图谱群体的科学实践或流行病学实践；基于“从田间到餐桌”、营养科学或设计科学的生产食品和药品的技术与科学实践；为消费者和患者提供这些食品的服务中介，包括家庭医生、药剂师、营养学家等的实践；超市的实践；有关市场化后的监控实践，如安全标准、实施和控制。基于这些全新的实践，基因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正预示着食品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将以全新的方式密切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联系，凸显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患者之间的新关系和新的互动方式［1］166。借助于基因图谱，专家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遗传特性来确定其冠心病的几率，判别哪些饮食习惯或哪种类型的食品对其健康有益，并开发针对特定人群的功能性食品。这种定制的方式意味着必须筛选、取样和储存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以便为其准备个性化的食谱。总之，将生命科学和相应技术嵌入社会实践，意味着将科学的社会实践向其被应用的社会实践开放，并寻找这些实践和冲突之间的联系。

米歇尔教授还以功能性食品为例，对这种个性化趋势做了多层面的思考。功能性食品可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健康或改善一些身体机能，如减少罹患疾病的风险，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等。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米歇尔教授对这类功能性食品大唱赞歌，认为基因组学和相关的功能性食品引发了一种从适合每个人的均衡饮食到专为个体定制的最佳营养饮食的转变。但是，功能性食品并不总是有益无害的。即使像维生素A和D那样分解脂肪的维生素，在大量服用时也会产生健康问题。所以，功能性食品的开发和商业化自然也是公众辩论的热点话题。米歇尔对此总结道，有关功能性食品的社会辩论，除了涉及对相关的健康风险等问题进行规制和监管外，还有许多文化层面的考虑。如一些人担心食品科学和技术所带来的诸多功能性食品会毁灭整个饮食文化，引导消费者不为乐趣而只为健康进餐，结果是科学的食品话语主导了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还有人担心食品和药品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可能导致社会生活或饮食文化的医学化，使社会个体越来越依赖于食品专家的设计，最终使食品生产商变得越来越像药剂师和医生。我们吃东西不再出于乐趣，而是因为其包含适量的抗氧化剂或Ω－3脂肪酸，这意味着像味道、口味等的消失和人类饮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的丧失。米歇尔教授对此也忧心忡忡，他特别指出：“如果功能食品变得很普遍，这将会导致彻底的个性化，其彻底程度远超过人们所梦想的。这将意味着膳食最终完全消失，每个人根据健康和食品科学的流行观点只吃有益于他或她健康的东西，这些东西将因人而异。我们的基因图谱将决定我们吃什么，而不再是我们所属的文化或个体的哲学体系。”

“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营养和食品的多层意义。米歇尔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个体性的自由主义立场，侧重于对生命科学和基因组学等科学和技术进步对个体人饮食方式的影响，这不同于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的视角。在东方文化语境中，我们更多采用的功利主义立场，将问题的求解域锁定在如何通过技术或其他手段来增加食品的总量供给，而不考虑个体的权利和对食品多样性的选择权。不同的文化视角，可能引出不同的伦理主张。东方文化可能将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作为首要的政府责任或义务来讨论，而米歇尔教授所表达的西方文化观点则强调消费者和相应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明确地将食品安全（food　safety）和食品多样性作为政府规制的第一要务。

基于历史的、社会的实践观点和商谈伦理学的方法，米歇尔教授进一步强调指出，科学和技术持续地要求嵌入和控制，并通过公众辩论、政府和组织得以建构。这“不是为了防止其有害影响，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影响，以使其明显的优势和缺陷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得到发挥和弥补，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在不同科学和技术道路之间做出选择”［1］122。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发展可看作是对公共道德框架的有趣挑战，它们并没有把先验作为动力来描绘分界线或擦去禁止标识。技术和伦理的共同进化清楚地表明，二者在相互作用中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技术有广泛的伦理蕴含，伦理在本质上与技术相关联，没有哪一方可以保持稳定和不变”。他因此主张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技术时代农业和食品产业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寻找“技术时代我们如何养活自己”的策略。因为借助于这种方式，公众认知在经受公开辩论进行检验的同时能得到暂时尊重，同时消费者的能得到适当拓展，诸如食品选择的自、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和后代的潜在影响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也能得到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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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科学哲学中，“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如果说“物质”是对现实的自我组织和某种长期存在的能力属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质运动的能力，“能量”这一概念描述了关于物质运动的强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则是有组织的物质或能量系统的复杂程度，它可以对系统的复杂性程度进行定量评价。21世纪以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在现代文明的浩淼烟海的信息资源的总量中，如何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科学的加工与处理、创新与应用，以及对其具体的内容进行解释等，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人类现在所面临的许多复杂性问题的需要。为此，高等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知识信息量以几何倍数量级增加且不断变化和更新，无论你怎样用知识去填充学生的头脑，都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哲学的观点转变我们的教育理念、改进我们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教学的内容和评价体系。于是，主张开展通识教育，回归教育的真正本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培养目标的“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对现代教育“非人化”回应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二、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

通识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第一个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识教育已成为当代国际教育领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识教育”？英语中有两个词：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译为“自由教育”、“博爱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现在所说的“通识教育”大致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涵义。了解通识教育的内涵和本质，成为我们认识所面对的客观世界的基本问题之一。一般说来，通识教育从性质、目的和内容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知识传承和狭隘的专才教育。首先，从性质上来说，通识教育被定义为“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其本质是对自由和人文精神的传承；其次，就教学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再者，从教学内容上，通识教育不再局限于对单纯专业知识的传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统一。

三、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通识教育的基础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环境以及教学实践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体体现，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特征和属性。

1.基础性。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完备的人格以及拥有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全人”。因此，也决定了通识教育的基本属性。

2.多元性。通识教育作为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其内容涵盖德、才、学、能、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种元素、多重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矛盾统一体。

3.自主性。作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养和主体能动性的思想，突出学生的主体特征，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促使学生的全面发展。

4.开放性。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决定了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师讲授和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5.发展性。学生是发展的人，学生身心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通识教育注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且教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的过程，充分相信每一个学生，努力激发学生的潜能。

四、通识教育中的多重关系及矛盾统一性

1.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通识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认识和实践活动。传统的教学过程把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形成“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教育的对象。比如在课堂上，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很少，课堂气氛也显得比较沉闷和松散。另外，教师的讲课往往很满，现成的结论和定理较多，未能给学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施与和客体接受的关系，而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教育则更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中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单单是教育的客体和对象，而是学习的主动进取者，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主导—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参与和完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活动。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教学活动中要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动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2.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客观世界具有二元论的特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可以存在非常明显的相互影响。通识教育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旨在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专业教育则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与技能。但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对立统一，作为一对矛盾体共同构成整个高等教育的架构。传统的专业教育往往局限于狭窄的专业范围和单纯的知识传承，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潜能；通识教育虽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点，但过于空泛的通识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确的应用背景和专业支撑，也会使学生感觉学无目标和无所适从。因此，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3.通识教育与哲学教育。通识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应重视哲学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其原理和规律可渗透到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通识教育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认识和实践规律以及对事物的批判性思维等。（2）哲学教育可有效地将传统教育中的单纯知识传承转化为通识教育中的智慧建构。哲学教育与科学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机地融合，能促使学生思想、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如在新生研讨课和专业课中适时地将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运”、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苏格拉底时代的“知识与德行合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满智慧和理性的哲学思想与学生一起分享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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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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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哲学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创始人的著作，把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文本和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正宗的”，这不是真正的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哲学的开放性

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哲学的各形态之间、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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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荒野猎人》;影视文学;哲学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能够通过文学、影像、音乐等多种元素向观众讲述故事、传输思想。一部好电影，不仅是影视手法的娴熟表达，更是艺术思想的完美体现。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近年来执导的多部电影，给我们树立了典范，特别是他的《荒野猎人》。冈萨雷斯导演过《通天塔》这样既充满戏剧性又探讨人性关系的作品，《荒野猎人》延续了其一贯的艺术风格，即在融合了种族、暴力、宗教、哲学、历史、意识流等元素的基础上对人类自身进行了审视和思考。影片讲述了19世纪美洲北部一个皮草商人起死回生、为子复仇的故事，情节较为简单，也没有过多的人物对白。该片演员的演技、管弦乐器的配乐、摄影技术等，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单凭这些，它还不足以在奥斯卡评奖中脱颖而出。奥斯卡电影奖一向重视作品的“故事精彩、价值创新和人性深度”［1］，《荒野猎人》堪称佳作，冈萨雷斯获最佳导演奖，其魅力应该归于该片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维，演绎了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影片通过一个近乎蛮荒的电影背景，向观众艺术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荒野猎人》为例，从上述三方面来阐释冈萨雷斯电影中的哲学法则，以期归纳撰写一部好的影视剧本所需的技巧以及好的影视剧本所应具备的文学元素。

一、人与自然:文明与野性的角逐

人类是自然界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人类创造的文明实际上是对自然深刻改造的结果。在《荒野猎人》中，主人公身负重伤，丧失自由行动的能力，遭同伴抛弃，当他的枪支也被夺去时，就完全成为一个自然属性的人。这时，他身上所体现的是人作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尽管他依然心怀丧子之痛，尽管他依然遭受内心仇恨的煎熬，但他不得不放下心理包袱，理性思考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之中如何延续岌岌可危的生命。格拉斯目睹狼群掠食野牛，虽然他饥肠辘辘，但不敢靠前，这表明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并不具备优于其他物种的特权。如果一定要说有特权，那应该就是人类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本能，这使其成为自然条件和其他物种的统治者。影片有一个镜头令人震撼:格拉斯为了在朔风凛冽的环境下存活，剖开马腹、去除内脏、赤身而卧挨过漫漫长夜。这是人类在恶劣环境下求生本能被激发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一本能特征的传承，才使人类能够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除此之外，人一旦脱离文明重返自然状态，就是一个依赖自然恩赐的弱小生命体。自然界和其他物种的存在满足了人类衣食住行的需求，所以人类要心存感恩，珍爱自然。影片一开始，就出现了格拉斯等人捕杀麋鹿的镜头，可见动物是人类食物的来源。随后又出现了格拉斯的同伴们制取兽皮的血腥场面，他们只留下动物的皮毛，而将鲜血淋漓的动物肉体抛去，这一做法是对人类贪婪属性的深刻讽刺，人们掠杀动物已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对食物的需要，而是为了制成商品以谋取更大的利益。这一违背道义的行为也超出了人作为自然生命体存在的本源意义。很快影片便出现了印第安人前来抢夺毛皮货物，并与格拉斯的队伍互相厮杀的场面。可以说，战争是人类遭受自然惩罚的一种极端形式。艺术源于生活，被欲望和贪婪蒙蔽双眼的人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荒野猎人》所传达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影片中，印第安人首领和法国商人交谈的一句话颇具哲学意味，法国商人说印第安人的皮草是偷来的，而印第安人首领回复说:“Youallhavestoleneverythingfromus．Everything!Theland．Theanimals．”在自然面前所有人都是盗窃者和掠夺者，贪婪是人类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但不是人的天性。大自然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影片以人类捕杀物种这一轴线创造出了万钧的剧情张力，让人在“文明”的题旨之外，深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性和依赖性。影片中不断出现格拉斯来到一个堆积如山的牛头骨图腾前的镜头，这寓意着人类对其他物种的过度屠杀是一种违背自然法则的暴行。“人熊大战”激动人心，格拉斯攻击熊幼崽，却遭到母熊的猛烈反击，母熊两次放过格拉斯，但都被格拉斯拿起的武器再次激怒。这讽刺了人类对自然毫无顾忌的掠夺，同时也诠释了人与自然本可以和谐相处。如果有一天，其他物种全部灭亡，人类也将自行消失，因为人类也只是全部食物链中的一环。据说，格拉斯的扮演者莱奥纳多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选择出演本片也许正是其内心意向的真切表达。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自然都犹如一面镜子，将人类的行为结果投射给人类本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保持敬畏自然这份不变的信念，是勇气，也是幸福。人对自然的敬畏必然会提升人类的灵性，这也是维系文明的真义所在。

二、人与人:同化与异质存在的较量

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没有种族、地域、血统的差异。但由于生存空间和资源的限制，每个人一出生就如同商品一样被贴上了国籍、种族、出生地等人为标志。这种天生的差异造就了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占有度的不平衡，更进一步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影片的主流价值观在于反对暴力和种族歧视，建立和谐世界，这与西方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流价值观———反恐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荒野猎人》中有三种不同族群的人:印第安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美国人从印第安人的领地获取兽皮，遭到印第安人的杀戮，印第安人则将截获的兽皮转卖给法国人，以获取枪支和马匹来保护领地不被美国人侵占。法国人不仅暗中收购毛皮，而且绑架了酋长的女儿并栽赃给美国人，支持印第安人与美国人对抗，这样既可以消灭商业对手，又能买到廉价的皮草。可以说，利益是造成三个族群互相排斥、互相仇视的根本原因。格拉斯是一个美国白人，与一个印第安女人相爱并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长，妻子惨遭白人士兵杀害。为保护儿子、为妻报仇，格拉斯将这名士兵杀死。由于身世复杂，又带着一个拥有印第安血统的孩子，他常遭队友的猜疑。但在格拉斯身负重伤时，他的同伴起初并没有对他弃之不顾，这一点彰显了人性本善的精神内涵。然而，队友菲茨杰拉德利欲熏心，为了金钱，不仅杀害了格拉斯之子，还将格拉斯抛弃在荒野任其自生自灭。可见，人性中善与恶原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利益可以将这种平衡打破，将人类推向了罪恶的一端。格拉斯垂死之际，得到一名印第安人的救助而得以生还，不料这名印第安人又被法国人缢死于树上。为了报恩，格拉斯救出一名印第安女子，盗走马匹，最终回到营地。曲折的身世和坎坷的经历使格拉斯逐渐认识到种族并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屏障，人性的善恶也并不与人际关系的远近有着必然联系，素昧平生的所谓敌人也能出手相救，近在咫尺的朋友也会落井下石。“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2］经历了起死回生，格拉斯获得了超脱世俗的大彻大悟，对生死和善恶有了重新的认识，也许这正是《荒野猎人》(TheRevenant)还被译为《还魂者》的原因。《荒野猎人》表现出利益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杀戮的根本原因。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惨绝人寰的事件的发生，无不与某一群人为了获得其觊觎的利益有关，而人与人之间仇恨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不仅是自然惩罚人类的极端手段，也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极致表露。翻开历史的篇章，战争对人的恶性所激发的程度每一次都超乎人的想象。格拉斯在弥留之际总是幻想与亡妻和儿子的重逢，表现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对幸福的渴望，物质的欲望造成心灵的创伤使人类更加向往心灵的净土，而情感则成了心灵孤独空虚的唯一救赎，这也是对残酷现实斗争深恶痛绝的深刻写照。影片结尾，格拉斯为子复仇之后，独自走向陡坡，深深叹气，表情痛苦，眼神中流露出无奈和悲伤。可见，杀死仇人并未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仇恨可以消除，伤痛却难愈合。每个人都能成为善意的传递者，也能成为恶行的发起者，如耶稣所言:“天堂在你心中，当然地狱也在!”不管是人与人的仇恨，还是不同人群间的战争，都是一把双刃剑，获胜方可能会摧毁所谓敌人的生命，也可能会暂时获得眼前所谓的利益，但仇恨和战争带给人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永远都是难以愈合的伤痛。影片虽未明确表达，但可以看出导演和编剧的意图:只有敬畏生命，关爱他人，珍惜和平，人类才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

三、人与自我的矛盾: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

“我是谁?”这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难以回答的问题。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索程度要远远高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生命体，人本身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如生与死的矛盾、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等。就《荒野猎人》而言，人的自我矛盾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

每一个生命体都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由于大气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获得它们是人与生俱来的求生本能。但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物种，正是由于人类还具有极强的整体意识。人类一方面要求个体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又要约束自我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这就构成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人和作为整体社会一部分的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菲茨杰拉德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他对利益有着迫切的追求，即使在与印第安人厮杀的生死存亡之际，依然不愿放弃毛皮货物;在格拉斯身负重伤之时，他建议杀死格拉斯以减轻全队的负累。唯利是图、以自我为中心、人的个体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菲茨杰拉德又有着一定的整体观念，虽然与队长产生了激烈冲突并坚决要留在船上运送皮货，但最终还是服从整体放弃了木船和大部分皮货，选择跟随队伍回到营地。在杀死格拉斯之子，抛弃格拉斯之后，他明知罪行可能暴露，但还是回到了营地，既为了获得船长的奖赏，更为了获得在群体中的归属感。最后事情彻底败露，他才只身逃进森林。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在故事中一直处于个体性和整体性的徘徊状态，他一直在为自我利益考虑，但残酷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又让他不得不投身于整体以获得相对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现实也是如此，很多人终日忙碌就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而获得切身利益，但同时又不得不与竞争对手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获得有用的资源和信息。这种矛盾状态的产生就在于人类的私心，只有改变自我观念，以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豁达心态去面对每一天，才不会为生活所累，为现实所烦恼。

(二)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

“Thewindcannotdefeatatreewithstrongroots．”这是格拉斯之子在格拉斯垂危之际告诉他的一句话，运用了隐喻手法。“树根”指人强大的精神意志，“风”暗指残酷的现实。不管现实如何残酷，它都难以击倒一个有着强大精神信念的人。格拉斯的复仇经历展示出精神信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Aslongasyoucanstillgrababreath，youfight，keepbreathing．”每当格拉斯接近死亡时这句旁白就会出现，呼唤他努力活着。这其实也是格拉斯自己精神意念的展现，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信念作为支撑，他不可能在残酷的荒野中生存下来，这种精神力量既来自对亲人的怀念，也来自对仇人的憎恨。爱与恨的交织，使格拉斯在没有希望的荒野之地，依然没有熄灭心中的希望之火。精神与物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首先精神依赖于物质而存在，人的精神依赖于自身的肉体。格拉斯在身体伤残之时，精神也几度崩溃。他曾在冰洞中手拿木炭写下“FITZGERADKILL-EDMYSON”，这一镜头暗示出他对于生存感到极度的绝望，对于现实的无奈，精神上对于复仇的放弃。这种精神上的退缩正是由于肉体的虚弱和物质的匮乏。相反，因为获得奖赏，生活在营地的菲茨杰拉德过着优裕的日子，但由于精神上的负罪感却精神萎靡，靠饮酒度日。同时，某些精神又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格拉斯之妻遭受杀害之后，胸口缓缓飞出一只小鸟，妻子对格拉斯微微一笑;格拉斯在弥留之际，幻想与儿子在一处残缺的教堂之中重逢。这些画面都象征着，精神至上，精神不死，可以在依然思念自己的亲人中传递下去。通过正反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出，物质的满足并不一定带来精神的快慰，同时物质的匮乏也可能带来精神的迷失。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统一，折射的是善与恶的较量，人性中光辉与黑暗的此消彼长。但无论如何，人只有保持一颗强大的内心，拥有坚固的精神支柱，才能在残酷的生命旅程中走到最后，这也许是影片带给我们的哲学智慧和精神启发。

四、余论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日益破坏，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电影题材逐渐增多，如电影《阿凡达》，也是在告诫人们要珍视生命、爱护自然。在现实的召唤下，文学工作者和影视文学的创造者也应该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将这种敬畏自然的精神传播出去、发扬光大。其实，不管艺术手法如何复杂，艺术思想如何深邃，艺术形式如何丰富，艺术的本源意义始终在于教人求真、使人向善、为人创美。存在是人类永恒思考的哲学话题。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已经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远远超出其本源意义所限定的范畴。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活着”，而是为活着注入了各种形式，甚至不管这些五花八门的形式对生命体本身是否有实际意义。只要这些形式能够满足某种感官的需求，满足于欲望的膨胀感，就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于是，就有了各种畸形病态的行为方式出现，就有了人与人之间无端仇恨的产生。人们已不再追求生命本身所应有的“真”，也不再探寻不同生命之间所应包含的“善”，更不再创造生命存在所应带来的“美”，而只是一味地索取，企图以各种利益的获得来满足无尽的欲望。如此，到头来只会造成生命方向的迷失、人类道德的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影片最后，主人公讲了一句话:“Revengeisatthecreator’shands．”这揭示出所有违背自然法则、违背道德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不管遭受惩罚者是个体的人还是整体的人类。正如海明威所言:“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3］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体，永远都要对自然怀有尊重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对自我怀有惩戒之心，在生命路途上，在历史长河中，且行且珍惜。

［参考文献］

［1］周思明．奥斯卡美学密码:谈《荒野猎人》的启示［J］．中国文艺批评，2016(03)．

［2］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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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方法改革；西方哲学；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6-0268-03

一、研究背景与改革目标

2010年9月，在贵州大学教务处的安排指导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选择“西方哲学通论”作为教学方法改革试点的实验课程，我们为此花费数年时间开展了积极研究和努力探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前身是为哲学系本科专业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开始实施新的教学方案，其中相关措施有：取消原“西方哲学史”课程，而代之以“西方哲学通论”课程，同时新课程的适用对象从原哲学本科专业扩展至人文学院的中文、历史、新闻、哲学等各专业。

为落实和实现这一新的课程定位和课程任务，就必须进行教学方法改革，必须不折不扣地、真正做到哲学教学工作的深入浅出，以便让人文学院的哲学专业和非哲学专业的学生都能真正参与到哲学教学活动中来，从中受到真正的哲学教育，为各自的各专业知识的进一步学习打下良好基础。这当然就为相应的课程教材和课程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要对相关教改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与研究，以期不仅推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更能辐射其他相关文科课程。而且，高校哲学课程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内容与方法的不可分离性：方法内在于内容中，内容又提升和巩固着方法，哲学内容（哲学问题）本就是对哲学方法的凝练和反思。所以，本课题虽然是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但却必须对授课教材做出改革和更新，否则就无法真正展开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我们因而用三年左右时间编写和出版了体现本课题研究宗旨的新的哲学通论课教材并按照此教材施行了新一轮的教学实践，以观察教学方法改革的实际效果。

二、“西方哲学通论”教学方法改革的具体措施

考虑到“西方哲学通论”作为哲学课程的特殊性，我们具体的教改实践是按照以下几个环节来展开的。

（一）结合本课程所展开的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指导思想改革的关系研究

“西方哲学通论”的教学方法改革依据于本科阶段哲学教育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西方哲学通论”这门新课程的出现本身就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产物，而其中所渗透的改革精神首先是高等学校教学指导思想的改革。之所以要将这门西方哲学课程从哲学专业提升至学院各专业必修的平台课，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实现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转向。就文史哲各专业的具体情形而言，让这些专业的本科学生接受普遍的哲学教育有利于其本专业学识的深化和巩固，而且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应有方案。

其次，设立“西方哲学通论”并不意味着削弱原有的哲学专业教育的职责和使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我们并不因为这门课的平台课程性质就降低这门课程的难度和深度，我们将为哲学专业学生以及有志于在哲学领域进一步深造的其他专业学生提供良好奠基并为进一步研究预留接口。

（二）结合本课程所展开的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内容改革的关系研究

设立“西方哲学通论”这门新课程来取代和提升原有课程设置，并且为了实现上述双重教学目标，我们就必然要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就具体问题而言，我们改变了原有教学内容史论比例。“西方哲学通论”无疑仍是要以讲授西方哲学史为载体，当我们的教学内容将更加突出“论”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把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主要方法、主要历史脉络向学生“论述”清楚。这样的话，这门课程才避免成为一个纯粹史料、纯粹知识的堆砌物与拼凑物；也只有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把问题讲清楚，才能真正让各专业学生有所收获。

所有教育的真正困难之处不是把“什么”讲清楚，不是让学生记住“知识”，而是要让学生弄清“如何”，让学生看清研究对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标与归宿。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此理，这样才能真正对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有真正的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的教改实践从自身而来具有这样两个特点。

1.我们改变了原有过度侧重知识和史料的哲学史教学。具体教改实践中我们突出了“论”的因素，更加侧重对哲学之“如何”的问题的论述和讲解。

2.我们并未完全丢掉知识的传授。否则这门课程的性质就将发生变化而不再适合本科教学。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史论结合，而且要侧重后者。

那么，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就必须先要做到教学内容的改革，由于目前国内的各种相关教材大都是侧重史料的哲学史传统教材，为了我们的具体教改实践的需要，我们用三年时间编写和出版了一部适合本课程需求的“西方哲学通论”教材。

（三）教学方法改革与教学主导性改革的关系研究

“教学主导性改革”又可细分为对“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关系研究问题。我们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教学主导性的适宜转交”的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被我们设置为一个问题来加以探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切教学方法改革都最终是为了激发和持续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我们究竟如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经过讨论，我们的对策是：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改革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来改革我们的教学方法，以期推动我们的教学改革实践。

传统的哲学教育方法是教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单纯的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这种教学模式尽管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弊端是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我们看来，要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根本地意味着要把主导权适当地转交给学生。因为只有有了主导权，或至少有了对主导权的经验或追求，一个人才能对学习有真正的和持久的兴趣。那么，具体到教学实践问题上，我们就有必要改变原有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让学生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和主导意识。我们所采取的改革措施有如下几点。

1.按照学号秩序安排学生担当“五分钟的教师”，即每节课开始留出十分钟，让做好准备的学生充当五分钟的教师，在讲台上对全班学生讲解他所理解的某个哲学问题，然后有五分钟的时间供其他学生对该学生提问，最后教师对整个环节给予点评。这个方法我们实施了很长时间，学生反响良好，充分调动了学生思考哲学问题的积极性。

2.将全班按一定人数分成若干小组，每月展开一场哲学专题的探讨活动，每个小组提供对该专题的研讨报告，各自安排代表上台发言。小组之间相互点评、打分。

3.教师在讲授课程时要坚持两个原则：（1）教学主导权的转交只是适当地转交，教师必须掌握最终的决定权，否则教学秩序和教学进程都会受到干扰，最终损害的是教学质量。（2）教学活动的重心要放在对学生领悟力的锻炼和提升上。只有坚持这两个原则并充分展开教学实践，我们才能有最坚实的把握来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终激发其兴趣和提升其哲学素养。

（四）教学方法改革与考试方法改革的关系研究

在“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传统的考试方法――期末考试成绩决定最终成绩，的确有较大弊端。因为这容易使得学生在课程学习时过度注重对知识的记忆和储备，而忘却了哲学学习的根本要义。首先要去理解、领悟义理，绝非只是去记忆知识。我们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践中当然可以反复向学生强调指出哲学学习的特点，但为了在形式上能予以体现和保障这种指导精神，对考试方法和考试形式进行改革的确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我们说教学方法改革也需要考试方法的改革。

我们具体的措施如下。

1.增加平时成绩的考察和鉴定，将平时成绩按一定系数纳入最终成绩。平时成绩的考察形式主要有课程论文、课程发言、小组报告等。人数较少的班级适当提升平时成绩系数，创新实验班可以考虑将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系数提升至60%。

2.改革期末试卷题目结构和内容，对试卷题目的难度和深度要有切实把握，既能满足检验学生知识性学习的一般要求，又能考察学生思辨性领悟的学习效果，即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一要求的实现既依赖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必须能多少体现改革效果。那么，这就为我们的试卷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认真总结每次平时讨论、期末考试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哲学考试的最适宜的模式，最终为哲学教学活动提供有力支援。

三、教改成果与经验总结

通过推进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我们使得绝大多数学生在哲学专业知识和哲学一般素养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具体而言，进行通识教育，我们打通了文史哲各专业的原有专业限制，让学生能够了解进而掌握西方哲学史的基本问题，提升哲学素养，从哲学层面提升和巩固人文素质教育，同时也为哲学专业或有志于对哲学问题进一步深造研究的其他专业学生提供了基础和预留了接口。其次，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地了解并初步掌握西方哲学历史脉络及基本内容，引导学生学习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哲学教育中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通史与原著的结合、阅读与思考的结合。

总之，“西方哲学通论”课程的教学方法改革使我们看到并确定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此即：在授课对象的广度和教授内容的深度之间，通过努力和合理的规划，我们是可以达成一个合理的、有机的平衡的。这被我们视为本课题研究所取得的最大收获，因为这一经验必将有助于其他平台课（公共课）的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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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形态。同时二者又是可以通约、可以比较的。现阶段，在重视中西哲学对话时，应注意到中国哲学史特殊的方法论。讨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进而才能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展望。陈来对于目前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培养与学科发展等基础性问题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世界性的知识领域和世界性的学术领域，因此要使本学科的学者具有世界性的学科眼光，尤其要重视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回应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关的各种挑战，逐步掌握中国哲学研究的主导权。其次，要提高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既需要“内在的理解”，又需要“客观的呈现”。郭齐勇总结并评述了萧萐父先生及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教学方面的经验，强调训诂、考据与义理并重，以及中西互动的中国经典诠释方法学，并注意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世化。

李维武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轴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其总的特点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对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应坚持和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表现为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两个方面。从时间向度看，首先要处理好中国哲学开展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从空间向度看，要处理好哲学史与文化历史之间的联系。田文军指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多种研究形式，学者们或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或从思想史的角度、或以史论批判的形式、或以哲学问题史的形式、或以文献考释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因此，同样是以指导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侯外庐、杜国庠先生批孔批儒，而郭沫若先生尊孔尊儒，郭沫若的研究强调转化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很值得重视。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有很多，其书写方式也是多元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值得重视。黄玉顺指出，哲学之变化发展，乃渊源于当下的生活。中国哲学亦然，现代中国哲学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上学，也不是拒斥形上学，而是要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高华平指出，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学科属性、研究现状和研究对象等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文、史、哲综合研究，既是必要的又是紧迫的。同时，这一综合研究是现实可行的，比如各高校“国学班”的开办就是很好的例证。柴文华指出人的视域决定了原典的意义，以现代视域研究传统原典符合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多维度书写方式中，现代视域与传统原典的结合应是较佳的选择。

二、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学者们试图突破原有范式的局限，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不断探索、积累和创新，以期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杨国荣对实践过程的理性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这一理性化从实质的层面看，不仅与“理”相关，而且也与“情”相涉。实践活动的合“情”合“理”，意味着既合乎普遍的法则和规范，又适合于特定的实践情境，二者的统一，构成了实践过程中理性化的具体形态之一。高瑞泉认为动力与秩序是中国哲学的双重关怀，它源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历史，并随之而呈现出某种复杂变奏。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哲学“动力”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秩序的重建，它表现为“启蒙反思”、进步主义批判和儒家的重光等。乔清举指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趋势是“在中国的哲学”逐渐成为“中国的哲学”，当代中国哲学研究需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主体性其实是一种创造性，更具体地说是原创性。

在中国哲学的现展中，应如何与现代西方哲学接轨，凸显创新性？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陈道德分析指出，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这恰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根本没有的。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被给予了充分的研究，符号学应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李广良指出中国现象学的成就不仅在于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研究，而且在于现象学的中国化。现象学儒学是儒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态，它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其中包含着现象学与儒学的比较研究。其本质在于通过现象学回归儒家的源初存在，激活儒学的活力或“内在生命”，开始面向儒学的“事情本身”。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既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李翔海提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转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中国哲学予以更完整的关照，以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定哲学形态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内在意义，突显其立足于“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

三、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学科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及价值的再认识、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化之途径的思考。张学智对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宗教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具有独特的宗教性格，它以其形上学、超越性而又具有精神追求的具体在场性带上了精神宗教的性质，并从而抑制了基督教那样的典型宗教的产生。这种宗教性格，可以对中国文化自身的许多特点予以根本性说明，同时克服由于宗教与现实力量分离所造成的诸多弊端。

温海明讨论了儒家实意伦理学，这种哲学意识认为人在世间并与世界共同创生，人与人的关系开始于人与世界相交接的缘发端点，其目的是为了从意识的缘发端点出发说明人在变化的世界中的生存与运作状态。“实意”是儒家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儒家传统的“诚意”可以解释为将意念的实化。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以及现代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处于不断拓展之中，字义的考证、文献的梳理、义理的阐发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推动了现代哲学的发展。王中江对简帛文献《凡物流形》中的“一”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探讨，认为在这篇文献中，“一”是首要的概念，有四重构造，并据此证明《凡物流形》是黄老学的文献。吴根友主要以《周易》与《老子》中“复”的观念为核心，考察了“复”在中国美学方面所具有的意蕴。陈乔见对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公私观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合私成公”的理念，实际上源自于原始儒家的仁义观念和忠恕之道，二者有着内在的融贯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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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今天的儿童少年进行适当的抗挫折教育，增加一些磨练，使他们 懂得如何正确对待挫折、失败、困难，从而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对于他们将来的成长，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实施抗挫折教育必须遵循科学规律。

要制订科学的实施计划，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分步实施。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低，表现千奇百怪，情况千差万别，对学生实施抗挫折教育，一定要摸准病情把准脉，区别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必须充分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其行为的特征，破译其内心的密码，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比如，有些学生各方面都比较出色，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经常受到表扬，成长比较顺利的青少年，往往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低。他们自身显露出的“光芒”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别人也容易只看到“光芒”而忽视他们的不足。一旦有人指出其缺点或不足，他们往往难以接受，更经不起挫折和磨难的打击。因而，对于显示出这样那样“光芒”的学生，可以故意设置一些挫折，故意不表扬，不肯定某些优点，使其在受挫中得到磨练，以弥补他们心理锻炼上的缺陷。又如，那些学习较差的同学往往比较多地表现出怯懦和自信心不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往往表现为无所适>:请记住我站域名/

二、实施抗挫折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各教材中有关不怕困难，战胜挫折的内容，采用讲明道理、直观引导、设置障碍、模拟训练等方法，启发学生懂得每个人在成才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必须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挫折面前不气馁，敢于夺取胜利，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抗挫折意识。在实施抗挫折教育中，心理测试和心理咨询是必要的，它对矫正学生的不健康心理，正确施教，培养学生的优秀心理品质是不可缺少的。

三、活动课程和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是实施抗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

小学生都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确定切实可行的抗挫折教育内容和抗挫折目标。定时间、定地点、定辅导教师、定辅导内容，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磨练意志。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板报、墙报、广播的形式渗透抗挫折教育。重视环境氛围的教育作用，努力营造抗挫折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氛围。如在橱窗里设立抗挫折教育专栏，展示学生战胜困难的事迹图片；在班级墙壁上挂上名人战胜挫折的警句等，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接受教育。

四、要把抗挫折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的抗挫折教育立体网络。

首先要发挥教育委员会、校外教育基地的作用，请老、老八路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请著名劳模、企业家介绍他们的创业之路，使学生从小培养艰苦奋斗，不怕挫折，敢于竞争的精神。其次，要把抗挫折教育的内容纳入家长学校 教学和研究范畴，使家长在家庭中有意识地创造抗挫折教育的氛围及和谐的家庭环境，配合学校实施抗挫折教育。第三，要设立家庭劳动岗，通过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

五、实施抗挫折教育还需要目标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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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人口集中的区域，由人口、建筑、街道、交通、空气、植被、水体、工业区、商业区、办公区、生活区等人工环境组成。绿色设计又叫生态设计，它是一种设计的理念。其中的“绿色”是指像树叶一样绿的颜色，借指无公害、无污染的符合环保要求的食品或能源。目前，与“绿色”一词相近的生态、环保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绿色设计的概念中，设计只是一种常态的行为，而绿色作为设计的理念，是整个设计的核心。所谓城市的绿色设计，就是城市的规划和设计要无污染、无公害，达到环保的标准，建设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

二、实施城市绿色设计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地存在，事物的这种联系，又使事物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事物从量变到质变，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最终推动事物的发展。这其中涉及一个“度”的问题，只有当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事物才会发生质变，控制好事物的量和度，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关键。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使城市工商业逐渐繁荣发展起来，城市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资源，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城市危机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满为患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1978年，中国总人口约有9.6亿，其中城镇人口约为1.7亿，占总人口的17.9%，乡村人口约为7.9亿，占总人口的82.1%。改革开放前，我国约有82%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约有13.4亿。目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约为6.6亿，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约为6.7亿，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加快，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迅猛，几乎要与农村人口持平。其原因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农民意识的觉醒，憧憬着新生活的人们，放弃农业，走出农村，走向城市。农村人口通过送孩子进城上学和进城务工两种方式，融入城市，城市人口的飞速增长给城市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城市亟待转型和升级。

2.城市盲目扩大，资源紧缺，环境恶化

城市人口的增长，首先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口过密、交通拥堵，导致食物、住房、水电等生活资源消耗过快，补给跟不上，城市基础设施也难以满足飞速增长的人口。其次，是为了解决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迫使当地政府放松政策限制，以增加企业数量和让部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来吸纳失业人口，城市的土地被大量地征用，过度的资源消耗导致水土和空气污染严重。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和空气等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直接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雾霾和沙尘暴天气增多，气候反常，旱涝灾害频繁，严重地威胁着城市人口的健康和生活。唯物辩证法的因果关系告诉我们，有前因必有后果。我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和建设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城市人口的猛增和盲目扩大，导致城市发展过快，不堪重负，达到了承受极限。为缓解城市压力，城市必须实行科学合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

三、城市绿色设计中的哲学理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的哲学精髓。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就是不能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要顺应自然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生活理想，也即“道法自然”，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而然。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修正了老子的哲学思维，开创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相反的概念。“天”代表着自然，是无拘无束的自然存在。“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活动。“天地万物人为贵”，“人为”就是为了达到人类的生活理想而有选择性地对“自然”有所作为，而这种行为又不能是没有约束的胡作非为，必须要遵循“天道”，也即尊重自然规律。只是因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存在和行为必须符合“天意”罢了，正所谓“天意不能违”也。所以庄子极力赞美天地万物的自然有序，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同构的社会理想，其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理念。城市作为可塑的人造环境，其绿色设计中的哲学理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尊重自然，保护城市环境

人类是万物的主宰。在自然界中，人类的行为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类不但要适应和顺从自然，还要改造自然，通过改造自然，为人类创造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杜绝破坏自然。对于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来讲，要让城市变得清新自然，只有切断城市污染的源头，才能减少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具体措施是严格禁止生活污水、工业有毒液体和气体的排放，避免造成对河流、湖泊、地下水、土地和空气的污染。另外还要禁止乱倒工业和生活垃圾，以免造成环境的污染，特别是要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对空气的污染。

2.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控制城市发展速度

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城市的发展不能违背规律，物极必反。城市发展要遵循质量互变原理，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严格把好“质量”关。城市作为人造的自然，要把握好发展的“火候”，控制好发展的速度。不能为了实现城市化而盲目地进行造城运动，也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城市环境，更不能为了一时的繁荣而进行过度开发，做“杀鸡取卵”的蠢事。要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的发展。

3.坚持科学发展，统筹规划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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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健康史询问

患者年龄、职业、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出现与活动有关的血尿和腰部阵发性绞痛,应首先考虑肾、输尿管结石；有排尿中断、膀胱刺激征者,应考虑有膀胱结石的可能。

1.2身体状况

肾区及输尿管行走区叩击痛,或触到尿道内结石。膀胱、尿道结石阻塞时,易发生急性尿潴留。

1.3心理状态与社会状况评估

患者有无因泌尿结石引起的疼痛、排尿困难、血尿等造成的焦虑、恐惧心理,是否出现因结石不能排出、症状反复发作而烦躁不安情况。家属对患者的关心、照顾情况等护理措施。

2一般护理

2.1解痉止痛

肾绞痛发作时,可使用阿托品0.5mg,肌内注射。绞痛剧烈者加用哌替啶50~100mg,肌内注射。

2.2输液

疼痛和恶心呕吐不能进食者静脉输液。轻微的疼痛通过静脉输液症状也可缓解。必要时液体中可加用解痉药物,如山莨菪碱注射液20~30mg静脉滴注。

2.3

对膀胱结石,应指导患者采取适当如侧卧位排尿,可缓解疼痛,利于尿液排出。

2.4促进排石

大量饮水是预防泌尿系统结石形成和生长最有效的方法,日饮水量在3000ml以上,保持每天尿量在2000ml以上,可有效降低尿中形成结石物质的浓度,减少晶体沉积。结石<0.6cm、光滑,无尿路感染、梗阻等情况的患者,大量饮水并配合适当运动,口服利尿、排石中草药和溶石药物等,结石多能排出。

2.5防治感染

给予适当抗生素防治感染,必要时做尿液细菌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以指导用药。有肾功能受损者,还应注意避免应用有肾毒性的抗生素。

2.6心理护理

泌尿系统结石急性发作时疼痛剧烈,患者焦虑、恐惧、烦躁不安,除需要立即进行解痉止痛外,应讲明所施行的医疗护理措施的意义,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配合进行治疗。

3体外冲击波碎石术(ESWL)护理

ESWL原理是利用液电效应,通过高电压、大储能电容产生冲击波。通过X线或超声波对结石定位,将冲击波聚焦后作用于结石,将结石击碎,碎石随尿液排出或用内镜取出。对肾、输尿管结石有很好疗效,特别适用于结石直径<2.5cm的患者,使许多上尿路结石的患者免于手术,具有安全、无创伤性、治愈率高、可反复使用等特点。但结石下段有梗阻、大的鹿角状结石、妊娠期、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安置心脏起搏器和过于肥胖的患者不宜使用。过大的结石一次不易击碎,可形成“石街”,有些患者术后可能出现血尿和一过性肾绞痛等并发症。反复使用者,治疗间隔时间≥7d。ESWL手术前后主要护理措施如下：①治疗前排空膀胱尿液。②每次排出的尿液均需过滤,并将结石存留,以便观察碎石排出情况。③施行硬脊膜外麻醉者,治疗6h后可给予常规饮食。④鼓励患者多饮水,每天应保证饮水量在3000ml以上,必要时静脉补液,以利冲洗尿路,促进碎石排出。⑤术后碎石通过输尿管时,可能出现肾绞痛,可用解痉镇痛剂对症处理。⑥定期检查泌尿系统平片,以了解结石排出情况和以后是否有新的结石生成。⑦如果碎石大量涌入输尿管形成“石街”时,需用输尿管镜取出或采用其他方法排出。⑧出院后如出现肾绞痛、发热、血尿等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复诊。⑨出院时碎石尚未完全排出者,需定期到医院复查。

4手术患者的护理

4.1术前护理

①术前应协助医生做好全面的检查,如心、肝、肾等功能测定,泌尿系统造影及结石定位摄片等。②手术当日晨送患者进手术室前,应再拍一张泌尿系统X线平片,以了解结石的位置是否移动。如有结石移动,需及时报告手术医生,以便重新考虑手术切口与手术方式。③对合并有泌尿系统感染者,应待感染控制后再行手术。

4.2术后护理

①肾、输尿管结石术后,常规放置肾、输尿管周围引流管,并按泌尿系统引流管常规护理。②患者取半卧位,以利呼吸和液体引流。③肾盂造瘘管如引流不畅需要冲洗时,每次冲洗量不得超过5ml,注入时压力要低,如患者感觉腰部发胀时即应停止。④肾盂、膀胱造瘘管一般留置10d以上,肾盂造瘘管拔管前应夹管2~3d,观察有无漏尿、腰痛、发热等现象。或经造瘘管注入对比剂摄X线片,证明上、下尿路通畅时方可拔管。拔管后造瘘口盖无菌下敷料,患者向健侧卧位,以防尿瘘。耻骨上膀胱切开取石或经尿道切开取石术后常需进行膀胱造瘘,术后护理同膀胱损伤膀胱造瘘管护理。⑤注意观察引流液的量、颜色、有无出血。一般肾、输尿管和膀胱手术在术后2~3d可有少量血尿,以后尿液颜色逐渐变清,如有持续性血尿应查明原因并做出相应处理。⑥严防术后出血,肾实质切开取石、肾部分切除者应绝对卧床2周,防止继发性出血。

5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