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研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11 10:24:5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艺研究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根据相关报道，光纤损耗的80％主要来自瑞利散射［3］，其瑞利散射系数是由密度散射损耗系数Ad和浓度散射损耗系数Ac组成。降低光纤瑞利散射损耗的关键是降低或改善光纤中的密度不均匀和掺杂浓度不均匀。光纤材料密度不均匀引起的散射损耗可表示为［4］：αd＝8π3／（3λ4）n8p2kTfβT＝Ad／λ4（2）式中λ为波长，n为折射率，p为Pockel光弹系数，k为波尔兹曼常数，Tf为假想温度，βT为等温压缩率。可见，光纤材料密度不均匀引起的散射与波长四次方成反比，与Tf成正比。光纤掺杂浓度不均匀引起的散射损耗可表示为：αc＝（1＋CRΔni）AR／λ4＝Ac／λ4（3）式中AR为纯石英光纤的瑞利散射系数，CR为经验常数（不同掺杂光纤的AR和CR如表1所示），Δni为掺杂i时折射率变化。
2低损耗光纤生产工艺的改进
2．1光纤芯棒折射率的优化
在VAD沉积过程中通过掺杂来改变芯层的折射率，构成光纤所需要的折射率分布及其传输性能。通常光纤都是由纯石英构成包层和掺Ge的高折射率石英构成芯层组成，但是芯层掺Ge破坏了石英作为传导部分的单一成分，加剧了微观结构不均匀性，增加了瑞利散射损耗，不利于降低光纤衰减。图1显示了随着掺Ge量增加，光纤1310nm和1550nm衰减系数呈增加的趋势。因此，对于掺Ge的石英单模光纤，可以通过降低VAD沉积中的芯层掺Ge量来降低光纤瑞利散射系数，但同时需要通过调节其它参数或途径来平衡芯层与包层间的折射率差Δ，例如掺F，否则会引起光纤的光学性能发生变化，诸如衰减、截止波长、模场直径、色散系数等［5－6］。为保证光纤的归一化频率V和光纤光学性能，需要结合相对折射率差来选择合适的芯径a，即Δ和a成为设计关键。图2a）显示了掺F优化后的折射率分布，图2b）显示了折射率优化前后的光纤衰减系数。
2．2光纤掺杂浓度的控制
由于GeO2和F的掺杂，使得不同掺杂部分的石英具有不同的黏度，其关系式如下：lgη＝lgηSi＋KGeΔnGe＋KFΔnF（4）式中ηSi为纯石英的黏度；KGe，KF分别为掺Ge和参F石英的黏度灵敏度系数；ΔnGe，ΔnF分别为掺Ge和掺F后的折射率变化。虽然掺F和GeO2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石英的黏度，但在等同的石英折射率变化下，掺F的石英黏度是掺GeO2的三倍［7］。在光纤芯层和包层中掺入Ge、F的浓度差别越大，则相应石英黏度差别也越大，在高温拉丝时容易引起芯层和包层的界面发生相对黏滞流动，产生缺陷和断键，这类缺陷会随着拉丝速度的增加而增多，影响光纤的衰减。因此，必须控制光纤中的GeO2和F的掺入浓度，使得光纤的芯层和包层具有相近的黏度。
2．3光纤拉丝张力和温度的控制
在光纤拉丝过程中，影响光纤材料密度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拉丝张力F、拉丝温度T和拉丝速度v，其关系式如下：v∝F／［3Sη（T）］（5）lgη＝－6．24＋（2．69×104）／T（6）式中S为光纤截面积，η（T）为相应温度下的石英黏度。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在高速拉丝中，光纤内部的残余应力σ随着拉丝张力F的增加而增大，其关系式如下：σ＝S2E2F／［S1（S1E1＋S2E2）（1＋η2S2／η1S1）］（7）式中E为弹性模量，下标1、2分别为芯层和包层。图3显示了拉丝速度v＝1500m／min时，不同拉丝张力F下，所制得光纤在1550nm波长的衰减系数。可见，拉丝张力越大，光纤在1550nm波长的衰减也随之增加。因此，拉丝张力不能过高，否则将引起光纤衰减的增加；但张力也不能过低，否则同样会因拉丝张力过小而引起光纤直径波动以及光纤的芯径和模场直径的不稳定，增加光纤的散射损耗。在拉丝高温下，光纤中的Ge和F粒子会发生扩散［8］以及存在GeO2GeO的热分解，从而影响光纤原有折射率的分布。因此，应针对不同的拉丝速度控制拉丝炉温度及温度场分布，改善拉丝温度T对光纤衰减的影响。扩散系数D的表达式为：D＝D0exp［－Eact／（RT）］（8）式中D0为扩散常数，Eact为活化能，R为理想气体常数。通常在相同温度下F的扩散相比Ge更快，扩散系数随掺杂浓度而变化。
2．4光纤拉丝热历史的控制
预制棒熔融成丝后，从2000℃高温快速冷却至常温（通常为25℃），此时石英黏度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剧烈变化。由于在冷却过程中温差较大，光纤内部应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内部结构仍处于无序的非晶状态，这增加了光纤的密度不均匀性。这种结构变化与光纤冷却固化时间有关，换言之，石英的无序性取决于冷却速率（或拉丝速度），相应的凝固转化温度即为假想温度Tf。由式（2）可知，Tf越低，光纤的退火效果越显著，光纤内部的应力释放越充分，光纤的瑞利散射系数就越小。图4示出了不同冷却方式对光纤性能的影响。图5示出了光纤出炉后，热处理优化过程，可见在一定时间内进行保温退火，延长了光纤内部应力释放的时间。图6示出了光纤在1550nm波长的衰减系数随拉丝速度加快呈增大的趋势，经热处理退火后，相同拉丝速度下的光纤衰减系数均有明显的下降。这表明，延长冷却速度（石英的假想温度Tf降低），有利于释放光纤骤冷过程中引起的内应力。因此，选择合理的拉丝速度和热处理工艺，对改善光纤材料密度均匀性和降低光纤衰减尤为重要。
2．5光纤拉丝锥形的控制
预制棒在拉丝炉中熔融拉丝，其锥形受拉丝炉结构、拉丝张力和拉丝速度等影响，拉丝炉热区越大、拉丝速度越快或拉丝张力越高，锥形会越短。锥形的变化对光纤衰减有明显的影响，锥形较长有利于降低光纤的衰减，这是因为延长锥形，可降低光纤的温度和张力，有利于降低Tf，改善光纤材料密度均匀性。但锥形也不能过长，否则，光纤成形的最终位置将超出热区范围；并且下炉口温度和气流的均匀性相对较差，也会造成光纤直径波动，从而影响光纤性能。
2．6光纤衰减优化结果
通过VAD工艺的优化设计、拉丝工艺的改善以及热处理等优化后，采用OTDR对其制备的光纤进行测试，结果如图7所示，优化后的光纤1550nm衰减系数中位值可降低0．006dB／km。
3结论
篇2
由于碾压混凝土在筑坝工程中的施工特性，水泥量少而粉煤灰和碎石的含量较多，所以说适合使用机械化作业，在施工的过程中采取的碾压方法为薄层碾压，然后在强度方面逐渐提升。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施工环境所采用的施工机械也会有所不同，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施工机械和碾压技术方面也相应的得到了提升，对施工工艺和机械有了更高的要求。摊铺混凝土辗压工艺，通常采用推土机或者施工专用的平仓机进行混凝土摊铺。同时，采用串链摊铺法和叠压式卸料很大程度的减轻了混凝土骨料分离等问题，当局部出现骨料分离时，采用人工处理取得很好的施工效果。采用薄层连续上升辗压施工工艺，大大的提高了浇筑层的高度，同时保障坝体的坚固，同时还充分体现了辗压混凝土快速施工的优点。在模板工艺、施工工艺、混凝土入仓、温控技术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薄层辗压连续上升施工，不仅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还大大缩短工期节约投资成本。新的成缝方式加快辗压混凝土施工速度通常工程施工中是采用预埋分缝板成缝或者切缝机成缝等方式成缝，新的成缝方式不仅提高工程的质量还加快辗压混凝土施工的速度，有效缩短工期。采用诱导板成对埋设的方式成缝，即诱导缝成缝方式应运而生，但其存在挖槽的埋设和固定不容易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结合沙牌碾压混凝土拱坝的诱导缝成缝方式，采用设置有重复灌浆系统的重力式的混凝土预制件型式进行诱导成缝。这种新的成缝形式安装更加简便，适合人工安装，并且这种结构形成更加安全可靠。将变态混凝土的使用范围扩大，优化施工变态混凝土是指在混凝土拌合物中添加一定的水泥灰浆,使拌合物具有可振性,再用插入式振捣器振动密实,形成一种具有常规混凝土特性的新的混凝土。变态混凝土因其施工中没有死角，且能将模板的周边进行很好的浇筑，所以在水利筑坝施工中已被广泛采用。在长期的施工过程中，变态混凝土用于坝面和岸坡基岩面接触的垫层效果明显，且与常态混凝土施工相比，质量上有了更好的保障，所以变态混凝土在建筑施工中会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单回路的重复灌浆技术，因其成本低，结构简单，施工简便等特点，适用于筑坝施工，这种重复的灌浆技术能慢慢的增加坝体的稳定度，防止拱坝在强度不够时因灌浆而拉开。混凝土施工中使用的模板是能否确保碾压混凝土连续上升的关键之一，因此在模板的选择以及使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目前碾压混凝土施工的模板广泛采用了可上下交替上升的全悬臂钢模板型式，这种模板上、下两块面板可脱开互换，并交替上升，轻易的实现了坝体连续上升的施工要求。
展望
随着经济建设脚步的加快，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项新技术新产品不断的出现在工程建设中，而工程的发展也应该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相应的有所改变。对于不同的施工环境，应该采用适宜的施工工艺，以满足施工需求。在水利筑坝工程中，碾压混凝土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且在质量上取得了一定的保证，对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说这种施工工艺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施工工艺适应工程的发展，我们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工艺进行了相应的改善，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在筑坝施工中，坝体的层间接触面是重要的施工环节，也是比较薄弱的部位，一旦这个位置出现裂缝，发生渗水现象，将会对整个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工程开工之前，应该对施工场地的气候条件和整体环境状况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分析在该种状况下，可能出现裂缝的原因，然后提前制定出防范措施，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可以使用新技术新材料，这些都是我国未来水利工程施工中研究的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对于混凝土在施工中的各项指标都是按照常规状态的情况下分析的，如果在寒冷地区施工的话，这些指标将不再适用，所以说对于在特殊环境下进行的施工，要根据实际状况来掌握各项指标，保证工程的质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该建立仿真模拟体系，通过对施工环境的模拟演示，可以发现在施工中会出现的问题，这样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事故的发生。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施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将会逐步改善在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将水利筑坝施工工艺发展的更好。
篇3
关键词：电烙铁；引脚型元件；贴片型元件
现在电子元器件的封装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电路板上的元件越来越少，越来越密，管脚越来越细，电路板越来越小。而且电路板上大量使用表面贴装元件，倒装芯片等元件，这无一例外的说明了电子工业已朝向小型化、微型化方面发展，手工焊接难度也随之增加，在焊接当中稍有不慎就会损伤元器件，或引起焊接不良，所以工作人员必须对焊接原理，焊接过程，焊接方法，焊接质量的评定，及电子基础有一定的了解。
电烙铁是焊接中最常用的工具，作用是把电能转换成热能对焊接点部位进行加热焊接是否成功很大一部分是看对它的操控怎么样了。一般来说，电烙铁的功率越大，热量越大，烙铁头的温度也越高。像我们对硬件改造选用20W的内热式(30-40W外热式)电烙铁足够了，使用功率过大容易烧坏元件，一般二极管、三极管结点温度超过200℃就会损坏。一般最恰当的必须在1.5～4s内完成一个元件的焊接。
现在常用的电烙铁有外热式和内热式两种，外热式电烙铁热效率高，加热速度快。内热式电烙铁功率较高，使用方法相同，但据笔者经验发现在市场上内热式电烙铁的配件较多（主要是不同种类，不同价格的内热式烙铁头在市场采购容易），所以建议使用内热式电烙铁。在许多文献中都有阐述，如果电烙铁尖被氧化后，要用小刀等刮除前端氧化层。笔者认为现在市场上普通价格的烙铁尖（外层有电镀层）都有防氧化层，在使用时不能刮，否则影响使用寿命，如果烙铁尖上有氧化层，要用湿透的吸锡海绵擦拭干净，后马上镀锡防止再次氧化。
助焊剂能使焊锡和元件更好的焊接到一起，一般采用得最多的是松香和酒精的混合物。现在使用的焊锡丝中，有一部分焊锡丝中心是空芯的内有助焊剂，使用这种焊丝作业时不用再另外使用助焊剂了，但如果是要焊接或修理的电路板焊点管脚表面已经变乌氧化，最好使用少量的助焊剂来加强焊接质量。
另外还有一些必不可少辅助工具，烙铁架，吸锡器，镊子，偏口钳，毛刷等，烙铁架应该是在其底座部分有一个或二个槽(用于放吸锡海绵)的专用架子，而并不是随便的架子，这样可以随时擦拭烙铁尖，方便使用。吸焊器可以帮你把电路板上多余的焊锡处理掉。
现在的电路板上主要有两大类元器件，一类是直插式引脚式元件，另一类是贴片类元件。以下就按这两大类，元件来具体的说一说每类元件的焊接方法。
1.直插引脚式元件焊接方法：
1.1烙铁头与两个被焊件的接触方式。
接触位置：烙铁头应同时接触到相互连接的2个被焊接件（如焊脚与焊盘），烙铁一般倾斜30-45度，应避免只与其中一个被焊接件接触。当两个被焊接元件受热面积相差悬殊时，应适当调整烙铁倾斜角度，使烙铁与焊接面积大的被焊接元件倾斜角减小，使焊接面积较大的被焊件与烙铁的接触面积增大，热传导能力加强。如LCD拉焊时倾斜角在30度左右，焊麦克风、马达、喇叭等倾斜角可在40度左右。两个被焊件能在相同的时间里达到相同的温度，被视为加热理想状态。
接触压力：烙铁头与被焊件接触时应略施压力，热传导强弱与施加压力大小成正比，但以对被焊件表面不造成损伤为原则。
1.2焊锡丝的供给方法
焊锡丝的供给应掌握3个要领，既供给时间，位置和数量。
供给时间：原则上是被焊件升温达到焊料的熔化温度是立即送上焊锡丝。
供给位置：应是在烙铁与被焊件之间并尽量靠近焊盘。
供给数量：应看被焊件与焊盘的大小，焊锡盖住焊盘后焊锡高于焊盘直径的1/3既可，焊点应呈圆锥形。
1.3焊接时间及温度设置
1.3.1温度由实际使用决定，以焊接一个锡点1-4秒最为合适，最大不超过8秒，平时观察烙铁头，当其发紫时候，温度设置过高。
1.3.2一般直插电子料，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50~370度）；表面贴装物料（SMT），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30~350度），一般为焊锡熔点加上100度。
1.3.3特殊物料，需要特别设置烙铁温度。LCD连接器等要用含银锡线，温度一般在290度到310度之间。
1.3.4焊接大的元件脚，温度不要超过380度，但可以增大烙铁功率。
1.4焊接注意事项
1.4.1焊接前应观察各个焊点(铜皮)是否光洁、氧化等，如果有杂物要用毛刷清理干净在进行焊接，如有氧化现象要加适量的助焊剂，以增加焊接强度。
1.4.2在焊接物品时,要看准焊接点，以免线路焊接不良引起的短路。
1.4.3如果需要焊接的元件是塑壳等不耐热封装，可以在元件本体上涂无水酒精后进行焊接，以防止热损伤。
1.4.4在焊接后要认真检查元件焊接状态，周围焊点是否有残锡，锡珠、锡渣。2.贴片式元件焊接方法：
2.1在焊接之前先在焊盘上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处理一遍，以免焊盘镀锡不良或被氧化，造成不好焊，芯片则一般不需处理。
2.2用镊子小心地将QFP芯片放到PCB板上，注意不要损坏引脚。使其与焊盘对齐，要保证芯片的放置方向正确。把烙铁的温度调到300多摄氏度，将烙铁头尖沾上少量的焊锡，用工具向下按住已对准位置的芯片，在两个对角位置的引脚上加少量的焊锡，仍然向下按住芯片，焊接两个对角位置上的引脚，使芯片固定而不能移动。在焊完对角后重新检查芯片的位置是否对准。如有必要可进行调整或拆除并重新在PCB板上对准位置。
2.3开始焊接所有的引脚时，应在烙铁尖上加上焊锡，将所有的引脚涂上焊锡使引脚保持湿润。用烙铁尖接触芯片每个引脚的末端，直到看见焊锡流入引脚。在焊接时要保持烙铁尖与被焊引脚并行，防止因焊锡过量发生搭接。
2.4焊完所有的引脚后，用助焊剂浸湿所有引脚以便清洗焊锡。在需要的地方吸掉多余的焊锡，以消除任何可能的短路和搭接。最后用镊子检查是否有虚焊，检查完成后，从电路板上清除助焊剂，将硬毛刷浸上酒精沿引脚方向仔细擦拭，直到焊剂消失为止。
2.5贴片阻容元件则相对容易焊一些，可以先在一个焊点上点上锡，然后放上元件的一头，用镊子夹住元件，焊上一头之后，再看看是否放正了;如果已放正，就再焊上另外一头。如果管脚很细在第2步时可以先对芯片管脚加锡，然后用镊子夹好芯，在桌边轻磕，墩除多余焊锡，第3步电烙铁不用上锡，用烙铁直接焊接。当我们完成一块电路板的焊接工作后，就要对电路板上的焊点质量的检查，修理，补焊。符合下面标准的焊点我们认为是合格的焊点:
（1）焊点成内弧形(圆锥形)。
（2）焊点整体要圆满、光滑、无针孔、无松香渍。
（3）如果有引线，引脚，它们的露出引脚长度要在1-1.2MM之间。
（4）零件脚外形可见锡的流散性好。
（5）焊锡将整个上锡位置及零件脚包围。
不符合上面标准的焊点我们认为是不合格的焊点，需要进行二次修理。
（1）虚焊：看似焊住其实没有焊住，主要原因是焊盘和引脚脏，助焊剂不足或加热时间不够。
（2）短路：有脚零件在脚与脚之间被多余的焊锡所连接短路，亦包括残余锡渣使脚与脚短路。
（3）偏位：由于器件在焊前定位不准，或在焊接时造成失误导致引脚不在规定的焊盘区域内。
（4）少锡：少锡是指锡点太薄，不能将零件铜皮充分覆盖，影响连接固定作用。
（5）多锡：零件脚完全被锡覆盖，即形成外弧形，使零件外形及焊盘位不能见到,不能确定零件及焊盘是否上锡良好.。
（6）锡球、锡渣：PCB板表面附着多余的焊锡球、锡渣，会导致细小管脚短路。
最后在说一下焊接操作的坐姿，由于助焊剂加热挥发出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一定的危害，如果操作时鼻子距离烙铁头太近，则很容易将有害气体吸入体内。一般烙铁离开鼻子的距离应至少不小于30cm，通常以40cm时为宜。
篇4
关键词：三仙壮骨胶囊；提取工艺；高效液相色谱法；川续断皂苷VI
三仙壮骨胶囊是由续断、羊藿、独一味、当归等几味中药组成，本品为研制者常年行医的经验方，临床用于治疗跌打损伤、筋骨扭伤、瘀积肿痛。方中续断、羊藿、独一味主要含有皂苷类成分及黄酮苷类成分，在水中溶解性较好，故此三味药材采用水煎煮方式提取。本研究采用正交设计法，以川续断皂苷VI为指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其含量［1-4］，以优选三仙壮骨胶囊水提部位的最佳工艺。
1材料与试剂
Waters2695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2996PDA检测器,Empowers色谱工作站，DiamonsilC18柱（5μm，250mm×4.6mm，迪马公司）。KQ100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BSZZ4S型电子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川续断皂苷VI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批号：111685200401）；乙腈为色谱纯；水为屈臣氏蒸馏水；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2方法与结果
2.1正交试验设计
按处方称取续断、羊藿、独一味药材，加水进行煎煮，在煎煮过程中，采用L9(34)表安排正交试验，以续断中川续断皂苷Ⅵ的含量为指标，对提取效果影响较大的加水量、煎煮次数及煎煮时间3个因素进行考察，各因素水平见表1。表1因素水平表
2.2川续断皂苷VI含量测定
2.2.1色谱条件色谱柱为DiamonsilC18柱（5μm，250mm×4.6mm）；流动相为乙腈水（体积比30∶70）；检测波长为210nm；柱温为25℃；流速为1mL/min；进样量为10μL。
2.2.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川续断皂苷VI对照品3.09mg，置2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解配制成质量浓度为1.545mg/mL的对照品溶液。
2.2.3供试品液的制备取水提取液适量（相当于续断药材0.75g），置圆底烧瓶中，减压浓缩至干，精密加入甲醇25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放冷，用甲醇补足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2.4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2、4、8、12、16、20μL，依次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各重复3次，记录峰面积。以川续断皂苷VI峰面积均值（A）对进样质量浓度（ρ）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为A=191595.75ρ97704.96，r=0.9998（n=6）。表明川续断皂苷VI在3.09～30.9μg/mL之间与峰面积具有良好线性关系。
2.2.5样品含量测定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及对照品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2.2.1”项下条件进行测定，测得的川续断皂苷Ⅵ对照品和样品色谱图见图1。
2.2.6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件进行测定，连续测定6次，结果RSD值为0.66%(n=6)，表明本法精密度良好。
2.2.7重复性试验分别取同一批号样品6份，按“2.2.3”项方法制备溶液，依法测定川续断皂苷Ⅵ的含量，结果测得含量的RSD值为0.92%(n=6),表明本法重复性良好。
2.2.8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同一供试品溶液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按上述色谱条件，间隔不同时间进行测定，结果RSD值为0.50%(n=5)，表明供试品溶液在4h内测定基本稳定。
2.2.9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已知含量的样品，分别加入一定量的对照品，置圆底烧瓶中，按“2.2.3”项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并在上述条件下测定，其平均回收率为100.30%，RSD为2.84%(n=6)。
2.3正交实验结果
结果见表2、表3。表2正交试验结果表3方差分析表从表2、表3中可见，因素A、因素C对实验结果有显著影响，因素B对实验结果影响较小。综合正交实验结果及节约生产成本的角度考虑，确定最佳工艺为A3B2C2，即加10倍量水煎煮2次，每次1h。按最佳工艺对3批样品进行验证实验，结果3批样品的平均含量分别为11.57、12.19和12.02mg/粒，可见该工艺稳定可行。
3讨论
3.1有关续断等药材成分提取的研究报道很多，综合文献研究和预试验，采用水煎煮方式进行提取，并以川续断皂苷VI含量作为考察工艺的指标，采用L9（34）正交实验表进行试验，得出三仙壮骨胶囊的水提部位最佳工艺条件。该工艺简便可行，有良好的可操作性。
3.2鉴于川续断皂苷Ⅵ有防止骨质疏松、增强骨密度的作用,与续断的传统功效吻合［5］,本文对提取液中川续断皂苷Ⅵ的含量进行了测定,其总量转移率为90.03%。
【参考文献】
［1］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一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31.
［2］谭洪根，林生，张启伟，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续断药材中川续断皂苷Ⅵ的含量［J］.中国中药杂志，2006，31（9）:726-727.
［3］马新飞，陆兔林，毛春芹,等.HPLC法测定不同续断炮制品中川续断皂苷Ⅵ［J］.中草药，2007，38（5）：707-708.
篇5
关键词：现场施工排水
1前言
当软土地基在荷载作用下，土中孔隙水将慢慢排出，孔隙水压力u减小，地基发生固结变形，但在总应力δ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应力δ′就提高，地基土的强度逐渐增长。同时，其与孔隙水压力u有以下关系：δ′=δ-u。
在该段地表上布置浅层排水系统就是为了改变地基原有的排水边界条件，缩短排水距离，使孔隙水压力在施工及预压期内大部分消散；并用路基超载加压来增大总应力，减少由次固结而产生的沉降，最终使有效应力得以增加、地基强度增强。从而达到沉降在施工及预压期内大部分或基本完成。浅层排水处理系统共采用了四种方案：开挖砂沟、铺设砂垫层、铺设S230横向塑料排水板和双复合土工布。
2施工准备工作
2.1清除边沟两侧根植土
应将设计两边沟外侧边缘间的根植土清除，深度控制在10～15cm，然后进行原地面的碾压。在设计边沟位置开挖临时排水沟，其深度和纵坡以能排水为宜。
2.2原地表面的处理
用6%石灰土填至未开挖表土时的原地面标高，然后再做路拱，横坡i=2%左右，并保持表面平整、密实。
2.3材料的选择和试验
2.3.1砂
施工中要求砂为中粗，细度模数大于2.2，含泥量不大于5%，用水冲法试验，试验方法应符合JTJ053-83《公路工程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的有关规定。
2.3.2S230塑料排水板
本工程所用的塑料板截面宽度为230mm，厚度为8mm，是由塑料芯板外包无纺布膜组成的复合体，除其外观应完好外，还应满足滤膜渗透系数大于5×10-5cm/s，滤膜抗拉强度大于10N/cm，复合体纵向抗拉强度9.0kN(10%应变)，复合体通水量294cm3/s，复合体拉伸应变11.8%(峰值应变)。
2.3.3复合土工布
本工程所采用的复合土工布是纯涤纶短纤无纺土工织物(ω≥400g/m2)和聚丙烯
有纺土工布。其技术指标为抗拉强度大于2500N/5cm2，伸长率大于14%，垂直向渗透系数大于0.08cm/s，水平向渗透系数大于0.35cm/s(20kPa)、012cm/s(100kPa)、0.06cm/s(200kPa)。
3浅层排水处理施工工艺
3.1砂沟
由于砂的渗透系数达到0.06～0.006cm/s，比路基调拱层至少大两个数量级，孔隙水将沿着横向砂沟并以大于原来的速率向两边排出，从而达到排水固结的目的。
3.1.1砂沟的开挖
在调拱层上等厚分两层铺筑6%石灰土层，厚度为15cm，宽度为B-2×90cm(B为设计
坡脚宽)。
本工程开挖砂沟的尺寸为深30cm，宽40cm，相邻砂沟的净距为60cm，其横断面开挖出的土应运至路基范围外。在砂沟的左、右两端，应特别注意清除杂质和土粒，以使砂沟中的砂与碎石反滤层直接相连；在纵向接头处，应整修出整齐的被碾压过的断面，其长度不宜小于100cm。
3.1.2砂沟内砂的回填和密实
开挖好的砂沟经验收合格后，分两层回填砂，宜用人工及小推车运输，禁止用重型轮胎式或履带式机械，碾压则用钢轮或人工夯实为宜。
3.1.3施工标准和要求(见表1)。
表1
检查项目允许偏差或规定值检验频率检验方法
压实度rd≥1.5t/m350m抽检二断面，
每断面三点环刀法
纵断高程±20mm20m抽检一断面，
每断面测五点水准仪
厚度0～20mm20m抽检一断面，
每断面测三点用钢尺测量
3.2砂垫层
砂垫层是一种软性垫层，其孔隙水压力的消散速率比砂沟快，它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毛细管水上升到路堤。
厚为30cm的砂垫层可分两层摊铺。摊铺时的松铺系数可按下式计算：K=rd×(1+W湿)/r湿(rd可取0.88.rdmax=0.88×1.5=1.32)，W湿取碾压时砂的含水量，r湿为砂的松铺湿容重)。但砂垫层的碾压需特别注意，应根据碾压面积大小，选用碾压机械。
3.3S230横向塑料排水板
本工程所用的塑料板，两面均有凹槽，具有良好的三维透水性，且由于外包的无纺布滤膜可以防止排水通道不被堵塞，构成水平排水层。
3.3.1排水板的铺设
在验收合格的调拱层上按中到中距离83cm，定出每条塑料板的位置。
铺设时，不能损坏塑料板的无纺布滤膜，塑料板应自然平展紧贴在调拱层上，不能隆起、扭曲。最好边施工，边用12号铅丝做成U型钉将塑料板固定在调拱层上，间距2.0m一个。需要接长时，应采用滤膜内芯平搭接的形式，搭接长度不小于20cm，不得错位。
3.3.2施工标准和要求
塑料板在运至工地前，应抽样检查其是否符合标准，抽检频率为1次/5000m，排水板间距最大误差在2cm以内，抽检频率为每8.53m(10条排水板)查一条，每条查10点；顺直度偏差控制在±2cm(20m长度内)，每10条检查一条，每用3m直尺连续检测；不合格的坚决不用，以保证质量。
3.4双层复合土工布
土工布除了能构成浅层排水层外，由于它的整体性和抗拉强度，当在较大荷载作用下，高模量的土工布受力后将产生一垂直分力，可以重新分配内部应力，减少横断面方向上的沉降差异。同时，土工布在承受拉力和与土的摩擦作用时，还可以增大侧向限制力，阻止侧向挤出。
土工布的铺设，应精心地将其平顺展开在调拱层上，不得扭曲、褶皱、重叠。拼幅时宜用平头搭接，搭接长度不小于30cm，搭缝上下应错开；而接长时宜采用缝接来保证应力传递的连续性，须用尼龙线作对面缝接，缝接长度不小于30cm。
施工中如发现土工布有破损时，应修补好或更换。还要注意土工布在存放和铺设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以免影响其性能受损。
以上采用的砂沟、砂垫层横向塑料板、双层复合土工布等措施，只能构成软基浅层排水层。其排水系统还包括两侧的碎石砂反滤层，它能有效地将排水层的水排向两侧边沟，而不致使排水通道被土粒堵塞。
4几点体会
(1)从路堤及软土层渗出的水，如果存积在路堤坡脚处，将引起边坡的局部破坏。因此，施工便道不能紧靠路堤坡脚处，宜将便道布置在临时排水沟的外侧，同时应处理好坡脚处的地表水，以利施工期的排水通畅，使地基得到快速固结。
(2)调拱层由于是6%石灰土底板，使得砂沟、砂垫层的下承层渗透性减小，而且中粗砂价格昂贵。因此，可以用砂砾石或瓜子片替代砂垫层或砂沟，只要满足其本身的渗透系数较下部土层大两个数量级、含泥量低于5%即可。
(3)S230塑料排水板，对比实际试验的各项技术指标和规范上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部分指标大大高于规范值，显然很不经济。在实际选材时，不能只依某些个人的判断或者是一些商业性的目的，而应通过对比试验，选定既能满足试验规范要求、又经济实用的材料。
篇6
论文关键词：超滤膜，组合工艺，饮用水处理
与常规处理工艺相比，超滤具有出水水质稳定，占地面积小，能耗及维护成本相对较低等优点，加之膜造价的不断降低，超滤技术已成为替代传统处理工艺的适宜选择。但是，由于超滤膜的截留相对分子质量较大，单纯超滤工艺去除溶解性有机物的效果不佳，易造成膜污染、膜通量降低等问题。因此，超滤膜常与其他工艺组合，组成超滤膜组合工艺，以提高对溶解性有机物的去处效果。混凝/超滤、常规处理/超滤和活性炭/超滤等工艺是最为常用的超滤膜组合工艺，在饮用水处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混凝/超滤组合工艺
混凝工艺通过电性中和、卷扫、吸附架桥等作用可改变原水中悬浮颗粒的尺寸分布，从而增强了超滤膜不能去除的小颗粒和溶解性污染物的去除作用。此外混凝还可改变颗粒物的表面电性，使滤饼层不会紧密附着在膜表面。因此，采用混凝作为预处理，可与超滤工艺形成互补，降低膜过滤阻力，提高对低分子有机物、无机物和无机离子等污染物的去除率[1,2]。
混凝/超滤组合工艺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将混凝形成的矾花去除后进膜过滤，二是不去除矾花直接过滤，即在线混凝/过滤工艺。比较而言，后者的预处理流程较为简单，且基建费用较低，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1,3]。
1.1混凝/超滤工艺的处理效果
1）对浊度及微生物的去除
混凝/超滤组合工艺对浊度及微生物的去除效果在众多研究中都予以了肯定。一般情况下，混凝/超滤工艺出水可保持在0.1NTU以下，且出水水质稳定，出水水质明显优于常规处理工艺。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不同水质的原水，不同的混凝剂，经过混凝/超滤工艺后的出水浊度都能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表1 混凝/超滤工艺对浊度的去除效果
序号
原水浊度（NTU）
出水浊度（NTU）
混凝剂
参考文献
1
12.3~26.9
<0.1
聚合氯化铝
[1]
2
16.3~75.5
<0.1
聚合氯化铝/硫酸铝
[4]
3
3.0~18.0
0.057~0.13
氯化铁
[5]
4
6.17~8.54
<0.3
篇7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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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口供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它的价值还未达到依口供足以定案的程度。在无其他证据之情形下，依口供定案，实乃对口供运用的冒进之举，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这种做法有凸显惟口供独尊，贬损其他证据之弊，属于典型的口供中心主义。然而，从法律理性和司法现实性观察，依口供定案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一)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暗含有依口供定案的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从法律原则上看，被告人的单一口供并不具有定案的效力。法律强调客观对待口供，有平抑口供和其他证据价值之精神，似乎既不凸显口供的重要性，也不贬斥口供的价值，属于对口供价值一种较中性化的表述。然而，如果仔细推敲这一法条的规定，可以发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该法条的规定表明口供在定案中具有重要性。只有口供，无其他证据不能定案之规定，属于对口供运用的一种特别规定。它将口供“锁定”，对其提出规范性和禁止性要求，而其他证据并未有如此的特别强调，这种在立法上突出对口供运用的规定本身彰显口供的重要价值。另外，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则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对口供重要价值的关注。这种立法方式实际上是司法实践中口供价值显著的现实反映。由于实践中口供可能被过分依赖，既引发刑讯等违法取供现象而增大口供的虚假性，又可能忽视其他证据的收集和运用，故以立法的形式强调对口供的慎用则是一种现实需要，但并未因此否定口供在证据中的重要地位。口供在法律隐喻中的重要性，则是依口供定案的现实基础。二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确立了一种口供补强规则。“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之规定，在于要求口供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可确定被告人有罪。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有主次之分，即存在谁印证谁的问题。由于口供在实践和法律暗含的精神中居于主要地位，口供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实际上是其他证据配合口供的运用，表现为以口供为中心，其他证据补强口供真实性的一种口供补强规则（注：对刑事诉讼第46条的这一规定，我国学界和司法界均认为属于一种口供补强规则。参见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徐美君著：《口供补强法则的基础与构成》，《中国法学》2003年第6期，第125页；谭劲松著：《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第15页；吴明磊著：《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人民检察》2001年第12期，第34页。）。虽然这一规则强调其他证据对口供真实性的补强，而非依单一口供定案，但这一规则与依口供定案的精神又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口供补强的实质在于，注重口供在定案中的主导性和决定性作用，只是在定案中口供运用的方式不同。口供补强原则非直接依口供定案，而在于通过对口供的补强，使口供具有可以信赖的真实可靠性，以此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此条件下，仍然可以将口供补强原则称为依口供定案的原则，所不同的是这种用作定案的口供是被补强了的口供。而且，其他证据即使不充分，未对口供的基本部分形成印证，但不影响口供的真实性，在法理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依口供定案的现实可能性（注：口供属于一种反映谁实施犯罪的一种关键证据，即具有人事同一性特征，在有口供的案件中，口供的证明价值在于其真实可靠性，而要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为真，并不一定要求其供述的各个方面都得有证据证实。只要能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非被强迫形成且其供述能被其他证据印证或在细节上有证据相印证，就应达到认定供述为真的要求。参见王余标：《论有供述案件的同一认定》，《人民检察》2002年第1期第12页。）。所以，口供补强规则实际上既是口供定案原则的体现，又是这项原则得以实施的一项重要保障制度。
(二)从证明规律上看，口供定案存在一种预设的理论前提。证据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关键在于证据的证明力即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口供作为一项直接证据，既能反映案件的事实过程，又可传达行为主体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及其行为的意识和意志因素，具有典型的“人事合一”之特征。因此，口供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当然在于口供本身是否真实可靠。口供的真实可靠性与对口供的补强证据的有无及多寡并无直接联系，对口供的补强只与法官对口供的内心确信存在密切关系。然而，口供的真实可靠性与对口供的相信或确信实际上存在明显区别。“相信”只是法官主观上对口供可靠性的一种确定性认识，这种认识可能与口供的实际真实性相符，也可能与口供实际真实性相悖。因此，在某一案件中，即使口供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抑或其他证据对口供存在补强功能，只是从法官的角度增强了对口供的确信度，但口供仍可能不具有实质的真实可靠性。相反，口供未被其他证据补强或印证，也不一定表明口供就不具有实际的真实可靠性。补强证据只是印证口供真实性的因素，而非决定或影响口供真实可靠性的因素。决定口供真实可靠性的因素在于口供作出的外在和内在因素。就外在因素而言，主要是获取口供的程序以及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例如，取供是否采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又如讯问中嫌疑人的律师帮助权是否得到了尊重，以及讯问的环境、地点、时间的选择是否恰当，讯问笔录是否交被讯问者查阅或向其宣读等。就口供的内在因素而言，则主要指被讯问者个体的情况。诸如被告人的年龄(成年或年幼)、生理状况(是否属于盲、聋、哑或有无其他生理缺陷的情况)、精神状况(智力的强弱、精神是否正常)以及被告人作出口供的思想动机(真诚悔罪或替人顶罪，抑或外在压力)等。被告人上述个体因素不同，实际上造成对案件事实的感知和表达等意识因素的差别，而口供外在因素的作用，又产生被告人口供意志因素的差异，口供的意识和和意志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对口供的最终真实可靠性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观之，法官是否能依口供定案，关键在于对影响口供真实性的上述内外因素的判断，法官从这一判断中所取得的对口供真实性的信任，显然较其他证据对口供的补强更为直接和真实。在此情形下，法官运用这一口供定案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它与口供是否有其他证据的补强以及补强的程度并无实质性的内在关系。尚需指出，“用来补强的证据，不是来印证口供，而是来印证口供所反映的案件事实。”[1]口供能否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又在于口供形成的内外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补强证据对口供的印证，实际上是对口供形成的内外因素是否对口供真实性产生影响的一种间接印证，这种补强证据的印证相对于口供形成过程中的真实性探知则居于次要地位。
应该看到，口供形成的内外因素本身可以通过法庭对侦讯过程的讯问记录、卷宗等的书面审查，庭审中对被告人、检察官、辩护人的讯问或询问以及口供内容的特征中加以了解和把握。当然，强调对口供形成过程内外因素的关注，并非否定或排斥补强证据的功能，补强证据的存在，能够增强口供的可信度。一个案件中，有补强证据印证最好，但无此证据并不能妨碍对案件的认定，强调口供定案的精神在于引导法官对口供审查的内容和方向作适当调整，更多关注对口供形成过程的实质性审查，而非仅限于对补强证据的多寡和优劣的形式审查。
(三)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运用单一口供定案的现实可能性。这里存在三种情形：一是司法机关只掌握被告人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有学者将其称为“纯粹的只有被告供述的情形”[1]。在此情形下，要求对口供的补强显然不具有现实性，能否依口供定案，取决于三个条件：其一，口供是否为被告人主动或自愿作出，如果是主动作出的，即司法机关在掌握案件相关事实前被告人主动做出坦白。根据“当事人没有动机承认一项导致对己不利(偏见)案件的事实，除非这个事实是真实的”法谚[2]，口供则具有可靠性。其二，陈述内容是否合理、无矛盾之处。口供陈述的动机、手段、过程和结果都十分明确、详细和具体，内容前后一致，无矛盾，该口供更具有可信性。其三，能否排除非法取供的情形。如果被告人主动或自愿作出供述，陈述内容自然、合理，加之被告方对取供方式、方法并未提出异议，讯问笔录及相应诉讼资料也未有非法情形之反映，可以据此排除司法人员非法取供行为，从而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口供真实可靠性就具有实质性保障。当然，在实践中，所谓只有被告人口供的情形是十分鲜见的，否则这样的案件不可能通过侦查、的环节，而进入审判程序。
二是案内虽有其他证据，但只能对口供中的事实情节和细节加以印证，而不能对“人事合一”的事实作出同一认定，这实质上属于只有口供的情形。这种情形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如盗窃案件中，除了有关盗窃的时间地点，被盗物品的数量、特征外，只有失主对被盗物品的陈述，以及物品价值的鉴定书。这些证据仅能证明物品被盗的事实和物品的特征、价值，而不能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犯罪，在此情形下，依口供定案就具有现实性。如果能排除非法取供的情况，保证口供是自愿作出的，即便被告人在以审中翻供，法官同样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依原有口供定案（注：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司法界有人认为，这类口供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先供述，侦查机关后掌握犯罪事实；二是侦查机关先掌握犯罪事实，后得到被告人供述。前一类口供可以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可保证口供的自愿性，因而可采；而后一种情况容易导致非法取证，故不应采用。参见谭劲松：《我国口供补强规则研究》，《法律适用》2003年第5期，第20页。）。
三是案内只有同案犯口供的情形。这类案件中，口供由不同人做出，口供具备一定数量，且口供之间互为印证，但这些口供具有同质性，从形式上看，也可称为案内只有口供的情形（注：虽然同案犯之间的口供具有同质性，但又不具有同一性，同案犯之间口供具有相互印证的作用，因此在实质上同案犯的口供在定案中得到了补强。）。在实践中，共同犯罪的事实在无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仅以共犯口供定罪的情况是存在的（注：如据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所辖武侯区法院对68例作出有罪判决的共同犯罪案件的调查，完全没有其他证据而只以同案人的口供相互印证定罪的5件，占共同犯罪案的7.35％，其中同案人口供又不完全一致而相互有推卸责任的3件。见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全国法院审理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指出：“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1]虽然该规定限于犯罪，但就实践中的精神而言，同样对其他共同犯罪具有参照适用的价值。应该看到，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共犯口供在定案中的合用性也可推导单一口供在定案中的可适用性，因为表面上共犯之间的口供相互一致，似乎可防止运用单一口供的风险，但实际上共犯之间利益及责任具有关联性，在某些情形下，共犯口供尤其是检举口供的运用可能较单一的口供更具有风险性。所以，无论同案犯还是单一犯的口供可否运用，关键仍在于它本身是否真实可靠。
综上可见，在我国，法律和实践都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依口供定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口供中心主义具有其存在价值。以刑事诉讼法的形式宣示“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于对依口供定案排斥的绝对化，在法律理论中，可能造成口供价值认识和口供规则构建上的混乱，对口供的具体运用和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关注口供定案的现实可能性，也非旨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示依口供定案的确定性，立法对“依口供不能定案”或“依口供可以定案”的明示皆非明智之举，口供的运用非一种制定法规则加以规范的问题，更多是一种实践性规则调整的问题，由法官针对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即上文论及的口供形成的内外因素)作出适当的自由裁量较为妥当。在这一方面，英美等国的做法可资借鉴。现今英国法中除几类特定案件推行证据的强制补强原则外（注：1795年《叛逆法》、1911年《伪证法》和1984年《道路交通管理法》分别规定的伪证罪、交通罪、叛逆罪要求对有关的证言、自白加以补强，方可认定该项犯罪。），其他大多数案件由法官或陪审团根据个案情况加以酌量处理。在陪审团参审的案件中，法官对依口供定案的风险性有向陪审团警告的惯例，但法官的警告对陪审团并无法律约束力，“如果警告是适当提出的，陪审团也有权甚至在缺乏补强证据的基础上定罪。”[2]美国虽重视对口供的补强，但在总体上，口供的补强仍属于法官规则或实践性规则的范畴，而非联邦宪法性规则调整的问题[3]。在个案的认定中，陪审团对口供补强规则的运用仍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威格摩尔认为，“法官首先运用这一规则，如果案件移交陪审团，同样的问题摆在陪审团面前，陪审团必须表明，补强是否是他们的意愿，而不依赖于法官的裁决。”[3]显然，法官对口供补强的指示或运用口供的警告，对陪审团也无强制性。我国未建立陪审团制度，口供是否补强实际上可由法官自由裁量，当然，法官的自由裁量也不具有绝对性，仍应在制定法中对其裁量权有所限制(如某些特定案件实行口供的强制补强)。另外，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意在使法官在证据运用的实际操作中，保留依口供定案的可能性，尤其在收集其他证据存在困难的情形下，赋予法官这一裁量权是必要的。
二、案内无口供，可否依其他证据定案的问题
就常理和法律规定而言，案内无口供，并不影响或妨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处刑，只要有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即可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然而，伴随依口供能够定案命题的成立，口供具有的超越其他证据的价值得以凸显，口供在定案中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如果将这一中心证据排除，实际上意味着依其他证据定案的不可成立性。其理由具体分述如下：
(一)无口供，其他证据如何充分、确实？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学界的理解，定案的条件在于证据充分、确实，事实清楚。在缺乏口供的案件中，所谓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不无疑问。口供是一种最完整、最全面的直接证据，被告人是否实施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事实、情节和主观状态，出自被告人之口的陈述最为详实和充分，即案件的“七何要素”（注：案件的“七何要素”是指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这些要素全面、具体地反映了案件的客观事实，包含犯罪构成的所有案件。）均涵盖其中，因而缺乏这种重要的证据，从理论和证据实际价值分析，即便齐备诸如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乃至高科技鉴定结论(如DNA)等其他证据，也难以对定案的证据作出充分、确实以及全案事实清楚的判断。除此之外，口供对定案事实和证据的意义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对查明案情具有引导和宏观把握之效用。学界一般认为，在无口供之情形下，其他证据即便是间接证据，若能形成证据锁链，对案件事实的各个环节和片段加以印证，就能达到证明案情的目的，但实际上无口供则难达此目的。司法人员对案情认识的规律通常表现为由宏观到微观、一般到具体的顺向深入过程，口供为司法人员提供案发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和后果等案件的整体情况，以如此整体的案情线索判断和分析具体的案件情节，才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如果缺乏口供，司法者对案情缺乏整体把握，可能导致对案情的细节无从知晓，侦查的范围和重点难以确定，收集证据无从入手，哪些材料需加以收集以及它们对证明案情是否确有用处难以判断，在此情形下，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则难保证。其二，实践中对许多物证、书证等间接证据的搜寻和提取，实际上是通过口供所提供的线索实现的。无如此的口供，司法人员不能获取或不能充分获取这些证据。尤其杀人、绑架等暴力案件，被害人下落、物证何处以及经济和财产犯罪中的钱款去处、销赃情况等，有赖于被告人的交代。故无口供的案件，也难以达到证据充分性的要求。
(二)无口供，犯罪主观要件无法认定或难以认定。犯罪的主观要件指犯罪者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如果属于故意犯罪，则延及犯罪的目的和动机。在刑法中，犯罪的主观要件是构成犯罪的重要条件。这一要件的有无或具体状况，对廓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具有决定意义。由于犯罪主观要件属于被告人心智的范畴，并不显露于客观外部世界，因而与犯罪客观方面等其他要件可从现有的物证、书证、人证加以认定不同，对这一要件的判定有赖于被告人的口供，尽管被告人外化的行为、手段和结果可能留有其一定的心迹，但这些外部事实仅能起辅助或推定作用，并不能起决定作用，无法取代被告人的口供。在实践中尚有些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完全决定于被告人的口供。例如受贿案件，按刑法第385条的规定，行为人需为他人谋取利益，才可构成该罪。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主观要件。行为人收受贿赂，而为他人实际谋取了利益，这一事实通过有关人证、物证加以认定并无困难，但如果有为他人谋利的意图，但因各种原因为他人谋利的意图并无物化的表现，这一意图的存在只能通过口供认定。故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口供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实际上具有不可或缺性。日本有法例指出：“关于犯罪事实之补强证据以如何程度为必要？就具体犯罪事实而言，其行为人与被告的同一性、故意过失等犯罪的主观要件，如仅有被告之自白，亦不妨碍犯罪之认定。”[4]在日本，除罪体外的犯意(故意或过失)、知情、共谋、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认定，能与犯罪的客观方面相符，并确保口供的真实性，无需补强证据[4]。我国台湾地区对此的态度与日本大致相同：“……惟非对于被告自白之事实均须补强证据。因之，对于一部分之事实，自白仍可作为唯一证据。例如对于犯罪构成事实之主观要素(故意、过失或目的犯之意图)，显难要求另有补强证据……。”[5]犯罪主观要件无需补强证据之要求，一方面表明被告人口供反映的主观要件最为充分和准确，无补强之必需；另一方面说明其他证据对犯罪主观要件无补强之能力。由此可见，无口供之情形下，其他证据因难以担负证明犯罪主观要件之责，对整个案件事实的证明也将难以完成。
(三)司法实务对口供难以割舍。口供对于保障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的必要性，符合逻辑地反映在实践中口供对于有罪认定的不可或缺性。当前实践中存在一种“零口供”的声音，但“零口供”并不等于对口供的排斥。“当侦查机关将包括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在内的证据呈送检察院提请批捕或时，检察官应视口供为零，然后根据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分析判断嫌疑人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应否批捕或。”[6]可见，“零口供”原则实际上是检察机关在审查犯罪事实上对待口供的一种态度或策略，并非对口供的排斥。更为重要的是，对待口供的这种态度，并未对法院在案件的认定上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法院最终作出的有罪判决中，几乎都离不开口供的支撑，在无口供情形下，依其他证据定罪的案件几乎为零（注：在成都中级法院随机抽查的250例刑事案件中，没有发现一件有罪判决的案例缺乏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证据(不包括翻供和共同犯罪中有的被告人没有供述但其他被告人供述的情况)。见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这种司法现状，实际上是口供价值的一种真实反映，因为无口供，尤其被告人提出辩解的情况下，法官依其他证据定罪并不放心和踏实。“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待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7]在无口供的情况下，法官实际上并不认为定案证据具有充分性。所以，实务中有罪认定并不能舍弃口供的运用。
口供在有罪认定中的不可或缺性，不仅属于对口供的一种事实判断，即无口供不能或难以定案是一种“实然”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是对口供的一种价值判断，即欠缺口供的案件不具有定案的“应然性”。口供定案的“应然性”，在于口供所实际具有的两项价值：一是口供的程序价值。如果被告人自愿作出口供，“被告通过口供而加入制造司法事实的仪式”[8]，实际上使司法机关调查和审理案件事实的单向性活动，变成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对案件事实认知上的一种互动活动，被告人对司法程序所进行的调查和审理由被动地承受，变为一种主动乃至自愿地接受。口供的这种表达使刑事司法活动不仅更为迅速和有效，而且对被告人存在一种无形的征服力，刑事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更具有合理性和权威性，刑事判决也才得以有效实施。二是口供的实体价值。刑事司法的最终目标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对于犯罪的预防或控制(特殊预防或控制)，“仅仅使犯罪者受到公正的惩罚是不够的，应该尽可能使他们做到自我审判和自我谴责。”[8]惩罚不应限于肉体，而更应是对精神和灵魂的触动。惩罚触及灵魂需以罪犯真诚悔过为前提。通过自愿的招供，不仅表明被告人对犯罪的悔悟，而且有利于减轻犯罪感而改善其心态（注：自愿、真诚的口供，往往对作出口供者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根据英国学者对冰岛囚犯的研究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中，被控人做出自白的原因在于减轻负罪感和存在一种向司法人员倾述自己犯罪的心理需要。），英国学者认为，“被指控人对犯罪负有责任的自愿承认是罪犯改过自新和恢复被害人权益的关键因素。”[9]所以，就整个刑事程序而言，被告人的口供对认定案情的实际需要和实现程序、实体的价值目标，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口供在有罪认定中的不可或缺性正是口供中心主义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三、口供中心主义对刑事诉讼产生的影响
作为口供中心主义内核的“依口供得以定案”和“无口供不可定案”两项立论的可接受性，实际上预示了口供中心主义命题的成立。也许人们存有一种担心，口供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对口供价值认识的思潮，不仅强化了人们对口供重要性的固有观念，而且它所反映的口供运用中具有的决定性功效，很可能误导口供的操作，容易导致非法取供以及忽视其他证据运用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反对口供中心主义的一种当然理由。然而，口供中心主义并不等于口供至上主义。这里有必要将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加以区别：口供中心的客观主义，认可口供中心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强调对口供的一种客观态度，重视并善待口供，力图改变立法(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和理论“稀释”口供价值的矫枉过正的倾向。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种口供中心的主观主义，即在立法和理论上明示和鼓励口供中心主义，以至惟口供独尊，排斥其他证据的口供至上主义倾向。显然，口供中心主义的前一种表现形态正是本文所倡导的，而后一种形态正是本文所反对的。所以，为口供中心主义正名，实乃倡导前一类型的口供中心主义，即还原对口供本应有的客观态度，赋予口供中心主义应有的内涵。这种口供中心主义，不仅无损于刑事诉讼的可靠性和有序性，相反对刑事诉讼有着积极的正面意义。
(一)口供中心主义有利于推动口供证据能力规范的真正确立。口供中心主义强调依口供定案的现实可能性以及无口供定案的实际风险性，无疑将口供推于定案的显要地位，口供的可靠性保障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口供的可靠性决定于口供形成中的各种内外因素，而对这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口供真实性影响的判断又需通过口供证据能力的规范达成。在英美等国，口供在有罪裁决中的决定性作用，除在于口供本身的属性外，还在于对口供证据能力的规范。在实际判例中，口供证据能力的判断标准包括任意性和真实性两个因素。由于口供的任意性对其真实性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任意性得以成为口供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即只有被告人任意(自愿)作出的口供才具有证据能力。而口供任意性实际上要求口供获取方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此，在口供证据能力的认定中，引入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以滤出因非法方法导致的非任意性口供。口供证据能力这种规范的确立以及相应排除规则的运用，对定案口供的真实性是一种有效保障。在我国，口供中心主义理念的回归，尤其在具体案件中对口供中心主义的践行，实际上有利于推动口供证据能力的规范以及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有效确立。这种规范及规则的运用，在于对口供形成过程的实质性审查，其较之对口供的证据补强要求，对口供运用的可靠性更具有切实保障，对口供中心主义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具有抑制作用。
(二)口供中心主义有助于证明理念的转变。口供中心主义使证明理念由过去对证据量的要求向证据质的要求的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简言之，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不再以多元证据对案件事实分段、分片证明，形成证据体系，达到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或补强为已足，而是强调证据(口供或其他的证据)的属性和品质，并以如此的证据为中心，形成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仍可能有其他证据的存在，但这些证据的数量、状态将不是案件事实认定的关键，法官所要考虑的是中心证据的状态和品质，以及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影响。因此，这种证明理念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证明的形式主义向实质主义的回归，其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结果，将是现行我国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作出相应调整。口供中心主义保留依口供定案的现实可能性，实际上有助于改变现实中刻意追求定案证据的充分性，为法官定案标准(主要是一种体现法官心证的标准)掌握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提供了现实条件。证明标准的这种松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是全局性的，不仅对具体诉讼制度和证据规则的确立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对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篇9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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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篇10
【关键词】：行政公告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告知
一、源自现实的问题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某市卫生局对该市纯净水市场中不同品牌的饮用水进行了大抽查，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公告了抽查结果，其中被认定存在质量问题的生产厂家认为，卫生局在抽查程序违法且没有合理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公告抽查结果，影响了该厂的声誉，致使其市场占有量明显减少，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故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1]
笔者以上所罗列的现实法律规范和案例，旨在表明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有关行政权行使信息的法律现象。我们姑且将这种以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称为行政公告。然行政公告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否有足够的法理支撑、应具备哪些构成要素等问题，都有赖于对行政公告的分析和论证。
二、行政公告释义
行政公告并非法律概念，充其量只是法学概念。受研究者兴趣偏好与精力所限，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对行政公告的专门研究非常匮乏，[2]行政公告作为普遍存在的行政法律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含义
纷繁复杂的行政公告现象背后，其共性在于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职权，通过公告形式来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据此，行政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权，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将与行政职权行使相关的信息向社会公布的一项行政法律制度。
首先，行政公告只是对一定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而不是性质上的厘定。现行行政法学研究，都是在界定行政主体行为内容性质的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行为作归类研究。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都是在界定其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这种本质属性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法律现象的概括。而行政公告不是对其意指的法律现象性质上的概括，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特定行政目标的纷杂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概括。这表明，行政公告作为法学概念，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是不同层面意义上的所指，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行政公告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依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机关可以有民事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甚至是刑事责任主体的不同身份。行政法所关注的只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出现时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状态。本文的行政公告，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时的公告，虽以公告方式行为，若不是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行政职责，则不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范围内，也不是本文所指的行政公告。
（二）种类
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性质、救济途径等可能存在差别，对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前文是从形式上界定行政公告，以行政公告内容的形式特征为标准，对行政公告进行类型化分析是可行的路径。[3]据此，行政公告可以分为：
1．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纸、新闻媒体、特定公共场所张贴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的一种行政公告。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范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通过对每个被规范对象的具体送达不具备现实性与可行性，故只有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所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向社会所的公告。
2．行政处理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将其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行政处理由于涉及特定的当事人，应该遵循政府行政相对性的要求，不得对社会公开，这是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然原则依托例外而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因某种因素的介入，行政处理决定可能会丧失“私”的特性，而必须向社会公开。虽然行政处理公告的法理根基、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现实中不乏行政处理公告的现象。如：《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3．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从广义上来理解，一切有关行政权行使条件、范围、过程、内容以及后果等因素都可称之为行政信息。但行政法所指的行政信息，应是与行政权行使直接有关的信息。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除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决定之外的，其他直接有关行政权行使的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布。这类行政公告在法律实践中非常普遍，如药品监督行政主体公布药品抽查结果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其他行政信息公告的规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三）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公告作为行政目标实现的手段，它与其他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法律现象之间的异同比较，有利于其自身内涵的界定和阐释。
1．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
依通说，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的告知。[4]作为向相对人告知一定的内容，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既属于行政公告范畴，也可以划归行政行为告知的范畴；且两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呈现性质上的一致性。[5]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1）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行政公告是行政主体通过报刊、新闻媒介、公共场所布告等可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有关行政信息的活动，它的表现形式一般是书面的。而行政行为的告知中，如拟制行政行为依据、陈述意见机会等，都是通过口头或书面向特定相对人进行告知。
（2）内容不同。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行政行为的告知内容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前者较概括和抽象，后者较为具体和细化。
2．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当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时，行政主体可以用公告形式向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理决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一定期间，视为送达。它与行政公告存在以下差别：
（1）性质上，行政公告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不能反映这些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而公告送达是程序性法律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
（2）内容上，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公告送达的内容是行政处理决定，至少在现今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语境下是如此，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送达。[6]
（3）对象上，行政公告的对象可以是特定而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非特定的社会公众；而公告送达，在一般情况下，其送达对象为具体、可数的行政相对人。
三、行政公告的性质
本文是从形式上对行政公告内涵作了界定，然真正决定行政公告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救济途径等根本性问题的是行政公告的性质。所谓行政公告的性质，是指行政公告是否属于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现有权利义务状态的行政行为范畴。行政公告包罗万千，不同种类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性质。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
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其形式是其次，关键在于行为内容能否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行政公告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取决于行政公告具体内容是否对相对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变化。一般而言，具备行政行为属性的典型行政公告有以下几种。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
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行为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划分。在非行政规范性文件领域，根据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惩戒效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与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前者主要指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7]
之所以将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具有惩戒性质决定的公告，纳入行政行为范畴，而否定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公告的行政行为属性，是因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现例举法律实践中的具体情形阐述如下。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据此，财政行政主体可以公告其作出的处罚、处分决定，该行政公告将对相对人现有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其缘由为：
（1）从立法意图来看。一般而言，行政处罚、处分决定只需送达相对人即可，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无需、甚至不得向社会公开。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财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基础上，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权力，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存在以及所受的不利制裁，从而影响相对人的良好声誉和形象，其目的在于加强财政行政主体的管理力度以及行政权行使的有效性。故从立法意图来看，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具有影响相对人人身权的目的，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8]
（2）从公告的内容来看。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意味着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行为作了违法性的宣告和确认，这不仅可能对相对人的财产权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只局限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特定范围内。而通过公告行政处罚、处分决定，使得原本不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其他社会公众获知该信息，使得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不利影响范围，这符合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之外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对于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信息只能作个体化分析，视其具体内容而定。一般而言，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常见形式：
（1）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相对人若有违法行为，法律一般是规定了实体性内容的制裁措施，或者追加规定行政主体可以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措施通过公告形式，公之与众，作为加重处罚。但有时，法律也会赋予行政主体可只公布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本身，而无需公布对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决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虽然，这种公告行为可以理解为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将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这类行政公告因其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现实性，而被归入行政行为范畴。
（2）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一般而言，行政检查结果只是行政主体作出实体性裁定的基础。但有时候，法律授予行政主体可以公开行政检查结果，而不作实体性裁定。此时，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开，就可能影响到被检查人等相对人的权益，该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就具有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此类行政公告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负有保证公民生活安全责任的行政主体，通过对有关公民生活安全的物品的监督和检查，向社会对其监督和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质量监督部门、药品监督部门等对食品、生活用品、药品等是否符合相应质量、安全要求等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
当行政公告不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时，就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对象的不特定性，其公开方式只能选择公告的形式，以行政公告为载体。但是，实际上对相对人产生规范性约束的是该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行政公告本身，行政公告只是作为该规范性文件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或许有人会质疑，没有经过行政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行政行为效力所具有的可分性表明，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有不同的效力，且效力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9]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只是一种附属性的程序行为，其本身不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10]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
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由于并不包含对相对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该处理决定的公告，不会对相对人的人身权造成不利影响，类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这种行政公告形式。如：
《煤炭法》第26条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或者经批准开采范围内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并公告。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经核查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吊销并公告。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1条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当向社会公告。
《专利法》第55条规定，专利局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登记和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除了对行政违法行为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之外，对于其他信息的公告，一般都不会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备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如：
《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防洪法》第25条规定，防洪保护区是指在防洪标准内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
《执业医师法》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汇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四、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
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11]无论是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抑或作为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由于都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行政公告的性质不同，即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差别，其适用条件也不同。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政府行政的相对性，以及过罚相当原则所要求的相对人不因自己违法行为而受到过度的不利影响等决定了，针对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一般不得向社会公开。但当有其他因素介入，经过利益衡量之后，可以允许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公开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具体而言，以下情况可适用行政公告：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通过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使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的相对人的声誉等权益受到减损，给予其较大的压迫感，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从这一层面上，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有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的作用和属性。但若将所有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定性为行政执行措施，那么将导致这类公告游离于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之外，使得不具备行政公告条件的行政公告逃避司法权的监督，因为对于行政执行措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若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是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情况下使用时，其就属于行政执行措施，否则就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相对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行政处理决定本身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时。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一般限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对于非行政行为当事人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但是，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政处理决定，虽然其相对人是特定的，其内容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了行政处理决定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和扩散性，要求非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予以执行。此时，该行政处理决定就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主体广为告知。这种公告形式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如《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投标人因违法行为而被取消参加今后招投标活动资格的，行政主体在作出取消其资格的决定后，应将决定公告。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开除或者撤职纪律处分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其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任职，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主要包括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其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制，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对于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一般应给予实体性的行政处罚或者处分，而不能只公告该行政违法行为。倘若违法行为相对人不履行处罚或者处分决定，那么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本身，或者只公告该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而不公告处罚、处分决定，以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督促相对人履行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义务。[12]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2）公共利益介入时。行政主体因履行职权而作的行政检查，一般只涉及特定的相对人，无需且也不能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但是，当行政主体所进行的检查或者其公布的检查结果，关系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也即当该行政检查或者检查结果有公共利益因素介入时，行政主体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其检查情况。[13]如食品卫生监督主体对市场上特定食品的检查结果、质检部门对市场上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生活用品等的检查结果，就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者大众福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公共行政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14]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但由于也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为，行政权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仍然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适用条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其对外生效的前提条件，未经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以，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制定主体的一项义务，只要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必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此类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应该是当该处理决定的内容有必要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以便作为社会公众今后行为的指向或者借鉴的，行政主体才可以用公告形式公布该行政处理决定，否则不得公告。如：《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根据行政效益的要求，基于行政成本的考虑，该类行政公告的适用也应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在行政信息会对社会公众造成影响，确有必要时，行政主体可以公告，行政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五、行政公告的救济
作为行政目标实现手段的行政公告，由于其只是对众多法律现象的形式概括，作为独立的行政手段尚未得到明确和重视，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少，行政立法和司法实践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认识，关于行政公告的救济，是一个有待规范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制，均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为标准，来界定是否将行政行为纳入各自的救济体系。所以，应根据是否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属性，分别论证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
（一）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属于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以及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对于这些行政公告，由于其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且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5]
（二）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由于它不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所以此类行政公告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系。但必须注意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模糊状态的行政公告的救济问题，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存在向行政行为转变的可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标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模糊、变动不居的状态。[16]在界定此类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时，必须坚持以最大限度保护相对人权利救济为原则，尽量将有争议的行政公告纳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体系。我们须确立这样的观念，即使是事实行为，若造成人民权利侵害或负担，而产生除去义务或损害赔偿义务时，则不应只视为事实行为，而应允许相对人提起救济。[17]
注释：
[1]类似案例可参见王国和等：《对一起因大桶饮用水质量公告引起行政诉讼的思考》，《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0年第2期。
[2]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专著体系，尚未有对行政公告的专门论述，甚至没有出现过行政公告的提法。有关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行政公告的研究文献也非常鲜见，只有学者张晓玲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的《论行政公告》一文。
[3]当然，行政公告还有其他分类标准，如以行政公告的内容性质为标准，行政公告有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与非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之分；以行政公告是否可以救济为标准，可将行政公告划分为可救济行政公告与不可救济行政公告等。但是，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形式标准之基础上，没有对行政公告进行形式上的划分之前，就以行政公告的实质作标准进行的划分，有本末倒置之嫌。
[4]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有学者将行政行为的告知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详见孟昭阳、赵锋：《论行政告知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将行政告知等同于说明理由制度，见张引、熊菁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关于此点，请见本文第二部分“行政公告的性质”的相关论述。
[6]其实，抛开学界对“公告送达”的传统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行为，无论是从实质层面，抑或从形式层面上来说，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送达行为，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普遍适用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个体的直接送达方式，而只能采取公告送达。
[7]当然这里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仅指纠正相对人违法行为措施之外，对相对人追加的不利处理，不包括对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如因相对人违法而需撤销其行政许可证，那么这个撤销决定虽然对相对人来说具有惩戒性质，但其属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不属于这里特指的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
[8]或许有人会将对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理解为行政处罚、处分的执行措施，督促被处罚人、被处分人依法及时履行义务，但即便如此，该执行措施也会对相对人产生新的影响，它与其他行政执行措施不同，其他执行措施只是单纯的对执行行为内容的实现。
[9]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使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即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
[10]这也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中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可诉的要求，如果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将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将导致该行政公告具有可诉性，必然导致公告所内含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可诉性。当然，行政公告主体、程序上的违法是否可诉，是否影响行政公告的效力则是另外层面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2]在日本就存在作为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即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3]利益衡量的裁判方法理论要求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权利重要性等标准，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详见[德]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2～321页。行政主体在此个案中，类似法官的角色，应运用作为裁判方法的利益衡量来决定是否进行公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告。
[1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页。
[15]如在日本，对于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可以提起撤销诉讼。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