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文学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四）积极组织阐释研讨

篇2

“人文”二字，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次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是指礼教文化，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对人生的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熏陶的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通过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通过对瓷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唐代的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改革为国家政治上的清明、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结束语：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发明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新连绵不断。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科技创造，尤其是四大发明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灿烂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丰厚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升华教材知识，在历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张凤飞论历史教育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代教育论坛2006.2.

［2］陈长华历史教育应弘扬人文精神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9.

［3］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夏毅辉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2

［5］袁英慧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科教文汇2008.7

［6］余伟民历史教育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篇3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内容提要】

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源于史学的“实录”精神，表现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其在作品中的体现又因文体不同而有异，散文举例证实，画赞返实入虚，诗歌似虚而实。它是对李白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

【关键词】 李白/实录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对“实录”最权威的解释，也成了后世优秀的史学家遵循的修史原则。“实录”一词，多出现于史学著作中，初唐人修的几部史书，都使用过“实录”二字。如《晋书》卷94《隐逸传》云陶潜《五柳先生传》：“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陈书》卷27《江总传》：“总之自叙，时人谓之实录。”《南史》卷48《陆慧晓传》：“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但“实录”一词却很少出现在初盛唐作家的诗文作品中，人物传记中偶有出现，如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云：“君故人范阳卢藏用集其遗文为序传，识者称其实录。”而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使用了这个词，这自然引起我们的注意，李白文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1]（卷27，P1263-1264）李白此处“实录”二字有两个含义：一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李白的杜撰，李白《对酒忆贺监序》也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1]（卷23，P1085）二是指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也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李白“素受宝诀”。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方法之一引时人语坐实。他在赞美别人时，常引当时人的话来证明一种事实。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盛赞裴长史高义重诺，云：“故时人歌曰：‘宾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门。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埒华轩。’”《与韩荆州书》为说明韩荆州在士人中的声望，云：“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方法之二引舆论证实。《任城县厅壁记》，称赞县令贺公，“拨烦弥闲，剖剧无滞。镝百发克破于杨叶，刀一鼓必合于桑林。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非神明博远，孰能契于此乎！”[1]（卷28，P1298）此段文字肯定有夸张的地方，但李白为了坐实对贺公的美誉之词，作了必要的交待，“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垂之将来。俾后贤之操刀，知贺公之绝迹者也。”[1]（卷28，P1300）李白的才情于此可见，上文表扬贺公，不免有夸大之辞，但“窃听舆论”一语，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一慰贺公，免去贺公担心过奖之虑，因为“舆论”如此，古人很重舆论，舆论反映民意，文中果有不符实际之处，因是来自舆论，也会得到别人的谅解；二安民众，李白文中赞美贺公的地方不免有曲谀之处，但李白指出这是源于舆论，是公众的意见，并非李白凭空杜撰。

方法之三以细节坐实，《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初，嘉兴季父谪长沙西还，时予拜见预饮林下，端乃稚子，嬉游在旁。今来有成，郁负秀气。”[1]（卷27，P1267）对往事的追记，用了“嬉游在旁”的细节，栩栩如生，非常真切。《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并序》有总的概括，也有细节的记载。“先时邑中有聚党横猾者，实惟二耿之族，几百家焉。公训为纯人，易其里曰大忠正之里。北境黎丘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职，蔑闻为灾。官宅旧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车尝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用不改，变为甘泉。蠡丘馆东有三柳焉，公往来憩之，饮水则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乡人因树而书颂四十有六篇。”[1]（卷29，P1387-1388）四个细节的勾划，表现了李公四方面的品德：一层是表扬李公教化横猾；二层是表扬李公正压鬼怪；三层是表扬李公德变泉水；四层是表扬李公政赢颂声。

特别是写自己的行为品德时，李白更是如此，非常讲求这种技巧。他明白：一旦重在描述自我言行的文学创作进入流通，真实性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价值判断。下面举《上安州裴长史书》以作说明。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一文中，作者陈述事实，自举例证：第一，以散金济人来证明自己的轻财好施：“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白之轻财好施也。”[1]（卷26，P1245）第二，以善理友人后事证明自己存交重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是白存交重义也。”[1]（卷26，P1245-1246）

同样以别人耳闻目睹之事实证明自己品行才情的不凡：第一，广汉太守亲见其养高忘机之举——“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1]（卷26，P1248）第二，苏＠②赞其文之事，“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不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1]（卷26，P1247）第三，马公盛赞其文，“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1]（卷26，P1247-1248）

李白文章重视引用他人之言证明真实性，这里却提示我们对李白个性和生存方式的进一步思考，细绎李白引用时人语之处，会隐约感到李白正生活在失去别人信任的危机之中。一般与别人的交流中，只要陈述事实即可，但李白在每陈述一个事实之后，总是心有余悸，担心别人不相信，故又向对方申述一下，这件事谁也知道，这句话谁也听说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四海明识，具知此谈”、“此则故交元丹亲接斯议”就是如此。造成这一尴尬局面的原因，固然有小人的诽谤，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云“谤言忽生，众口攒毁”。也由于自己言行失检，他有时行事说话可能略带夸张，并不考虑其后果和影响，这样致使和他交往过的人对李白留下一个说大话的印象。他在《上李邕》诗中说：“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句话很值得体味。

在不同的文体中、在不同的描述对象中，李白的写实思想所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比如李白笔下有一批间于文与诗之间的韵语——画赞，分析这类文学品种更利于我们分析李白写实的观点。唐代绘画以及雕塑大致以实为主，从流传的文人画看，韩干画马、吴道子画人物，大致上届于写实一类，唐人称为人物造像叫“写真”；敦煌壁画属于民间艺术，由于绘画的基本功欠缺，写实也不能逼真，写意如飞天的形象，除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外，表现出民间艺术的大胆活泼。

既然在“画赞”中，李白面对的对象是绘画中接近真实的事物，他在“赞”语中，就不能就实物论实物，而是要尽力表现其神韵，李白的画赞，正是展示了一种返实为虚的过程：

《壁画苍鹰赞》：“突兀枯树，旁无寸枝。上有苍鹰独立，若愁胡之攒眉。凝金天之杀气，凛粉壁之雄姿。觜铦剑戟，爪握刀锥。群宾失席以愕眙，未悟丹青之所为。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何意终年而在斯！”这里用了拟人、夸张、衬托的手法，“吾尝恐出户牖以飞去”正说明绘画达到了“逼真”的效果。《方城张少府厅画师猛赞》：“张公之堂，华壁照雪。师猛在图，雄姿奋发。森竦眉目，飒洒毛骨。锯牙衔霜，钩爪抱月。”《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高堂闲轩兮，虽听讼而不扰。图蓬山之奇禽，想瀛海之缥缈。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胎，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凝玩益古，俯察愈妍。舞疑倾市，听似闻弦。傥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在画中物象逼真的基础上侧重展现其神采。

李白一方面赞美绘画的“真”、“自然”：“粉为造化，笔写天真。”（《金陵名僧＠⑤公粉图慈亲赞》）“爱图伊人，夺妙真宰。”（《安吉崔少府翰画赞》）“图真像贤，传容写发。”（《宣城吴录事画赞》）“笔鼓元化，形成自然。”（《江宁杨利物画赞》）另一方面也希望画能体现出神采和空灵：“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虚空其心，寥廓无主。”（《志公画赞》）“了身皆空，观月在水。”（《鲁郡叶和尚赞》）“至人之心，如镜中影。挥斥万变，动不离静。”（《李居士赞》）要能“穷神阐化”（《当涂李宰君画赞》）。附带提一下，“水月镜影”比喻虚幻景象或作为艺术境界的形神虚实已包含在李白的画赞中，“水中月、镜中影”又作“水中月、镜中像”，“水中月、镜中花”，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李白“水中之月”、“如镜中影”的比喻本质上就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之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追求文学创作的“空灵”、“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文论家一般是在论述司空图文学批评时提及的，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云：“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有云司空图的看法可能受到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的启发。[3](P676)如果从文学思想表述的相似性来说，在戴叔伦、刘禹锡、司空图之前应当加上李白。

再说诗歌，李白诗歌极富浪漫情调，但仍然能体现其写实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诗中有一组关于鸟的意象群[4](P148-161)，这些鸟类，除来自传统文学中那些神话、传说的凤凰、大鹏、精卫、天鸡等外，大部分还是来自于现实中的黄鹄、雁、孔雀、子规、杜鹃、鹰、鹧鸪、白鹇、鹅、鸭、鹳、鹦鹉等。如李白笔下的子规，《蜀道难》：“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奔亡道中五首》：“歇马傍春草，欲行远道迷。谁忍子规鸟，连声向我啼。”又如鹧鸪，《山鹧鸪词》：“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秦地见碧草，楚谣对清樽。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秋浦清溪雪夜对酒客有唱山鹧鸪者》：“客有桂阳至，能吟山鹧鸪。清风动窗竹，越鸟起相呼。”《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醉题王汉阳厅》：“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尽管这些鸟类在诗中所起的作用或有不同，但都是生动的现实生活中的意象。

李白诗歌多有写实佳作，而有些诗歌因对所描述对象多渲染烘托之词，而疑其为非写实之作。李白的文学禀赋在于能将别人难以描述的奇特景象描写出来。比如《蜀道难》就表现出李白的这一才能，南朝阴铿有《蜀道难》诗一首：“王尊奉汉朝，灵关不惮遥。高岷长有雪，阴栈屡经烧。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比起李白的诗，阴铿写蜀道难相当单薄。李白诗中表现蜀道之险，虽有夸张，却都是实录，詹鍈先生《李白蜀道难本事说》分析《蜀道难》主题诸种说法，甚有见地，其中汇通《剑阁赋》、《送友人入蜀》、《蜀道难》诸篇说明写蜀道的情形也是对其险阻艰难的实录，文云：“按太白有《剑阁赋》，题下自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赋中写剑阁之险，与此诗极为近似。如：‘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剑阁峥嵘而崔嵬’，又：‘连峰去天不盈尺。”上则松风萧然瑟飒’——诗：‘枯松倒挂依绝壁。”有巴猿兮相哀’——诗：‘猿猱欲渡愁攀援。’又：‘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诗：‘飞湍瀑流争喧豗，砅崖转石万壑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诗：‘问君西游何时还？’‘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诗：‘侧身西望长咨嗟。’”[5](P34)其将《剑阁赋》与《蜀道难》相似或相同句意作了比较，无非使人们知道，他们的共同之处正说明其描写的真实性。另一首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开始是这样写的：“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这个开头不容忽视，尽管李白此诗极想象之妙，但李白充分考虑到诗歌的真实性，瀛洲，是神话中仙山，李白用了“信难求”给以否定，而天姥山是现实存在的山，在今天浙江新昌。尽管此山云霞笼罩，但是可睹的，而且接下去描写了天姥的高耸。诗是写梦，梦中神游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故作者明晰交待了入梦与出梦的过程，由“我欲因之梦吴越”至“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白诗名极高而掩盖了他的文名，应该说李白的文章在初盛唐的散文中是有特点的，当我们一旦注意到李白在文章中的论证方法时，发现李白清楚的思维能力和诗歌的逻辑力量，通脱而不迂执，能选用活生生的事例说明问题。这样的行文特点在诗歌中也有体现，否则会错读了李白的诗歌。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唐诗别裁》云：“诗境虽奇，脉理极细。”《唐宋诗醇》云：“此篇夭矫离奇，不可方物，然因语而梦，因梦而悟，因悟而别，节次相生，丝毫不乱；若中间梦境迷离，不过词意伟怪。胡应麟以为‘无首无尾，窈冥昏默’，是真不可以说梦也。”这里对胡应麟的批评是正确的。

李白对真与美概念的理解是辨证的，运用也是辨证的，诗中的想象和夸张大多以现实为基础。《秋浦歌》其五：“秋浦多白猿，超腾若飞雪。牵引条上儿，饮弄水中月。”如果说“弄天上月”，肯定不真实，猿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弄水中月”，就很真实，不过月是水中月，只是真实月亮的影子，这就有了虚中寓实的意味，也表现了诗人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

李白有些诗记实性较强，如《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写作缘起尽见序文，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美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诗较长，五言六十句，计六百字。如序所言，诗叙写了魏万相访的过程和行迹，历历在目，夹带诗人的才情和区域山水的高度概括以及对自然景物特点描写的夸饰，成为独特的叙事诗。此诗写实性极强，如王琦注所析，首写魏万爱文好古，而隐居王屋之事；次叙其自嵩宋沿吴相访之事；以下则叙其乘兴游台、越之事和自台州泛海至永嘉遍游缙云金华诸名胜之事；最后则叙其自姑苏至广陵相见和其还山而相别。如其中叙述魏万乘兴游台、越之事云：“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此中久延，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1]（卷16，P748）台、越之景，一一据实描写。整首诗歌叙事和序中所记魏万所到之地和所为之事次序一一对应，诗歌结构正是以事实为基础而顺次展开，其记实的条理性为理解李白诗歌的写实一面提供了一个证据。

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仅因为主流和非主流思想的并存，而且还表现为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异态分布的状况。我们分析了李白写实的美学思想和作品中的写实倾向，但仍然认为李白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流，而本文的写作只是对李白思想和创作的另一方面的分析，只是对李白主流文学思想和创作的补充，希望能丰富古代作家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白．李太白全集[M]．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刘知几．史通通释[M]．浦起龙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篇4

[关键词]史学论文写作 改革 创新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在史学论文写作教学活动中，创新“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一堂理论课程，对历史学本科学生继续开设史学论文写作理论课程，要通过调整使学年论文能够和毕业论文更好地衔接，学年论文总结和毕业论文启动同时进行，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论文，即两个写作实践，包括历史学本科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科学合理地安排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锻炼，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三环节指理论教学过程中的三个具体环节，包括研读式环节、探求式环节、思辨式环节。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在理论学习中，首先结合理论学习，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学术论文进行研读；其次，结合理论学习进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以探求本质；第三，指导学生对具体选题进行思辨，然后再进行写作实践。

篇5

教学论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尽人皆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曾说：要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最好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治教学论之道如不反思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之不足，转而走向实践教学论，教学论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就不可能被“连根拔起”。

一、理性主义教学论的迷失

迄今为止，教学论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主义。这里的“理性”，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那里与信仰和“神性”相对的人的理智性和后天的世俗化能力，更不与“非理性”相对．而是指人类通过观念活动把握和处理外部世界的特殊能力。相应地，“理性主义”特指西方近代认识论中与“经验主义”相对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直接秉承本体论(ontology)通过概念的逻辑推理以表达纯粹原理的致知方式，把经验之外的理念世界作为自己的致知领域，突出强调概念及其逻辑关系。恰如F·培根所说：“经验主义者就像蚂蚁，他们收集食物并使用它们；理性主义者像是蜘蛛，他们由自身吐丝织网。”

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从近代起就对和教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康德是试图用理性演绎的方式构建教育学说的第一人。赫尔巴特继承康德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教育学“必须把论述基本概念放在一切论述之前”，其教育著作以明确的定义为基本写作特征，有很强的思辨性和逻辑承接性。其教学理论以“教育性教学”和“多方面的兴趣”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了教学目的、教学过程、教学步骤、教学材料、教学效果、教学、教学计划以及综合教学、教学等一系列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关系。这些概念后来构成了理性主义教学论的基本框架，影响到前苏联的教学论体系，并经由前苏联影响了东欧和等国家。此后，建立一套严密的概念体系，将所有教学经验都囊括其中以“指导”教学实践，成为一代代教学论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人们声称，要从纷繁的教学现象中抽象出一个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概念作为教学论的“逻辑起点”，然后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经由“逻辑中项”，渐次构建一套范畴体系，以达到对全部教学逻辑图景的揭示。结果，“是什么”这类本质主义的问题明显比“怎样做”的问题更占支配地位。教学论表面以现实教学为研究对象，实则是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现实的教学生活之上，即在形而上学的观念世界中建构一套具有逻辑自足性的概念体系。这显然是理性主义研究框架的产物。

客观地说，教学论在刚从教育学中独立出来时，其母体学科——教育学也刚刚脱胎于哲学，深受理性主义的支配，它不可能一开始就走出一条与理性主义殊异其趣的致知之路。从上看，赫尔巴特和前苏联学者构建的那一套教学论范畴，客观上也促进了教学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并在理性主义框架下促进了教学论的发展。但教学论发展到今天，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是不容回避的。

(一)强调理论陈述的绝对确定性，与教学的人文性格相悖

确定性原则是自笛卡儿以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的根本原则。在这种知识观看来，知识就是要排除怀疑获得确定性。理性主义教学论受此影响，把去除教学经验世界上的各种“非本质的”不确定因素，为教学提供绝对确定的、不可怀疑的、能对所有教学起预测和控制作用的真理性陈述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只不过与一般(如学、社会学和学)不同，它不是在经验发现中，而是在先验的逻辑推演即理性思辨中来追求确定性的。

试图用逻辑证明的方法来建立一套绝对确定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早就将理性主义的这种方法斥为“逻辑魔术”。因为逻辑证明就是演绎?而演绎的结论不仅不可能提供超出其前提所已蕴含的东西，而且其结论的确定性还必须以其前提的可靠性为基础。可理性主义者进行逻辑推演的出发点往往是先验的，因而是不确定的、值得怀疑的。理性主义教学论无论给“教学”下一个多么周全而符合逻辑规则的定义，充其量都只不过是人们对教学的一种理解而已。教学概念作为李凯尔特所说的“文化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解性、规范性、历史性和价值性，惟独不具有绝对普遍性。由这样一个不具确定性的前提所推演出来的教学理论怎能拥有绝对确定性呢?

不仅如此，教学世界的根本性格是人文性，它虽有一定的客观基础，但从来就不是循着客观而展开的事实。教学不是给定的、确凿的和由线性的因果关系支配的，而是由人给出的、具有众多可能性的、复杂的和开放的。它不可能客观化到能让我们有条不紊地去解剖、分析、，然后获得精确的“教学规律”或“知识”的程度。教学论不可能把教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学论如果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确定的知识体系，被先验的逻辑推演所规限，或拘泥于事实的发掘，被奉为不变的真理，其作为“人文之学”的理解性、意义性、引导性和可批判性就可能丧失殆尽，从而失去人文学科应有的魅力。

(二)追求理论的普遍性，实践解释能力下降

寻求普遍性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又一重要特征。从致知方式上看，理性主义思辨哲学就是寻求普遍性．认普遍性为真理的哲学。理性主义教学论也把追求处于“最高层次”的、最具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教学之知”作为最终目标，以为一般的、普遍的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教学论的全部理论陈述，无论是教学过程、教学规律的描述，还是教学组织形式的分析，都试图超越具体教学科目的限制，也不管具体教学时段的特殊要求。人们认定，这样的教学理论才最有水准并最具实践指导能力。

然而，不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它们对普遍性的宣称都是存有疑义的。有人早已正确地指出：“认为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能够产生出普遍的知识，这是一场打赌”，“无论人们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实现过。”社会科学认定的适用于全世界的那些原则实际上只代表着人类极少数人的观点。即便是以往被认为最具普遍性的自然科学，其普遍性也是有限度的。科学规律所开出的仅仅是世界各种可能性而非普遍确定性。自然界既不受决定论的制约，也不能从简单的微观世界推导出来。作为人文知识的教学论，其普遍性就更值得怀疑。对教学的认识从来就与人们对人的期望、对教育的期望和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这些更具前提性的问题相联。而这些问题都是文化运思的结果，不可能获致绝对普遍一致的回答。教学论概念的含义一般都不可能是普遍的、自明的，企图以这些概念为基础去追寻整个教学理论的普遍性显然是不现实的。

教学论的“对象”与其它人文学科的对象一样，“与其说是人所可能面对的那些事情，不如说是处在这些事情中的人所持的‘态度’”。故不可用主、客二分的立场去把握，而需要研究者“设身处地”地去直接“体验”和“领悟”。理性主义教学论不仅将教学论的对象视为一个客观实在的、只待研究主体凭借理性去把握的对象物，而且将这一鲜活的对象一层层抽象为普遍的概括，并将“理论”视为居于实践“之上”的“另一方”，这必然导致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分离，实践解释能力下降。教学世界作为人文世界，理论本身就应存在于实践之中，表现为实践智慧，而不能被先验地构造后再“”于实践，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三)追求宏大体系，试图充当教学世界的“立法者”

理性主义教学论的又一通病是追求宏大体系，试图为教学实践“立法”，对所有教学活动实施控制。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对“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治学之途提出过批评，罗素也曾告诫研究者要谨防陷入“对体系的爱好以及与之相随的体系创造者的虚夸自负”。事实上，思辨哲学在黑格尔之后的没落就表明了宏大叙事的缺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默顿在谈到追求宏大体系给20世纪社会带来的后果时认为：社会学因此成为昔日庞大的哲学体系的翻版，花样繁多，体系壮观，而灼见贫乏。这话虽过尖刻，但的确道出了宏大体系虽然壮观但不免虚弱的事实。任何学科想用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将本领域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都是不可能的。哲学没有做到，被认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物也未做到。理性主义教学论在将教学之知抽象为宏大体系的同时，剥夺了一切个别性言说和教学智慧的可能。“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语)。社会学在默顿之后走向了“中层理论”，教学论该作何选择呢?

试图用一种完备的教学理论为教学实践“立法”也是不可能的。实践理性自有其自身的运转法则，理论理性只是参与实践的一个因素。从来就没有从某一教学论体系推导出来的、能统治一切的“教学样式”。教学有赖众人的智慧，尤其是实践者的智慧。“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总之，我们不相信教学理论能为教学实践“立法”。

理性主义教学论的上述问题使其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实践工作者越来越难以认可其自命的权威；另一方面，它自己也在体系的追寻中举步维艰。教学论的确该尝试新的思维方式了。

二、走向“实践”的教学论

诚如思辨在近代解体后哲学既可转向实证主义也可走向现象学及哲学解释学一样，放弃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教学论也有实证主义教学论和“实践教学论”两种可能走向。

实证教学论在整个20世纪都一直有人提倡。W·A·拉伊是实证最有力的倡导者(其《实验学》大部分篇幅讨论教学)。美国的教学论在桑代克之后基本走上实证之路。赞科夫也力主以实验的方法对教学问题作综合性。然而，教学论依然把追求教学之知的普遍性和确定性放在首要位置，以揭示“教学”为最高目标，其偏失与理性主义教学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达成以上目的的途径不同：前者主要是实验、统计等经验概括的方式，后者则主要是概念间的逻辑推演。科学教学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学心和教学学的，但并未给教学论自身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更没有为其赢得“科学”的美名。实验的方法因无法回避教学的人文性、价值性、理解性和不确定性，而在教学研究中进退两难。这表明，教学论不能走纯科学化之路。

面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教学论应追寻实践哲学的指引，转向以探寻“实践之知”为己任的实践教学论。这与我们对教学的重新理解有关。自近代以来，人们普遍将教学视为达成既定教育目的的手段。这种完全形式化、工具化的理解使教学目的成为纯粹外在的东西，教学不再构成人自身的生命承诺。而事实上，教学作为全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是教师和学生根据实践之知自由选择成长可能性的生活实践。教学世界首先是个可能的价值世界，既与人的全部属性相联，又与教育的整体内涵相通；既应重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又要重视人作为生活主体的目的性、性、文化性和社会性；既应重视形式和手段，更应重视和目的。因而，教学从根本上看是个“实践问题”。这种“实践”不是与“”相对立的实践，即近代意义上运用固定的科学知识、原理、规则和方法进行生产的过程，而是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生命实践。它的对象是人，而非物。它涉及规范地提出目的，而不只是既有目的的实现。它关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而不只限于人的欲望与要求的满足。它不是工具性的，而是价值性的。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关键的问题不是效率，而是如何与人建立最充盈、最合理的意义关系；它需要的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给所有人提供确定不移的答案和行动指南的先验知识体系，而是能给人启迪和灵性的教学智慧。因此，对教学的追问不能满足于理性思辨和唯科学主义的传统，而要同时遵循实践哲学的导引。

以实践哲学为指导，教学论在研究对象、致知目标、表达方式和与教学实践的关系上，都将不同于理性主义教学论和实证主义教学论。

(一)实践教学论以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教学生活世界”为对象

前已指出，理性主义教学论将“教学世界”人为地分为超验世界和现实世界，并以超验的理念世界为致知领域，结果导致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分离；实证主义教学论将教学世界完全“客观化”，只以其中的“科学事实”为研究对象，有悖于教学的人文性格。实践教学论主张以“教学生活世界”为对象，将教学论的研究对象由抽象的“理念世界”降至现实的“生活世界”，对教学作整体性理解。

“生活世界”不同于抽象的、非现实的“理念世界”，它是所有意识对象和实践目标最终的地平线，是人们生活的历史实践的终极实在，“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具体的周围世界之中，而且我们的一切关注和努力都指向这个世界”。“生活世界”始终是“先存在着而有效的”，是“在先被给予的”，对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源初的规定性。它是一切科学(包括科学)的前提和基础，科学之知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其它一切知识也都是通过生活的介人才获得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如果教学是人类的一种生活，“生活世界”就是教学论必须予以关注和理解的。教学理论只有扎根于“教学生活世界”，教学存在的根源才能被解释，理论探究才能转化为教学实践意识和实践行为的形式，才不至于远离我们的生活和目的，丧失对实践的必要性。

实践教学论必须面对多种内涵的生活：一是作为“教学生活世界”之母体的人类共同的生活实践和教育实践。只有以人类共同生活的价值和理想及其对教育的诉求为背景，教学论才有可能洞察教学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方式。二是人类和民族共通的教学生活。实践教学论要探讨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形式的教学对个体的意义、意义的达成方式以及促成此种意义关系的教学智慧。三是研究者个体以及其他教学个体的教学生活实践。实践教学论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获致教学世界的客观真理，毋宁说是要确立人们对教学世界的真切信念，因而它必须展现个体教学生活的多样性，特别是要对研究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作深人心灵的反思。

把教学世界作为一个“生活世界”来理解，使实践教学论对教学的审视不再只关注其某一层面，而力图对它作整体的基础性理解。教学领域虽存在事实性的东西，可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但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从根本上讲归属于心理学或社会学，而非教育学。教学论只有将事实层面的内容让渡给这些学科去研究，自己则站在它们之上对教学实践作更基础、更整体性的人文式审视，才能赢得自身的独立地位，并保证学科的合法性。同时，“生活世界”总是现实的、具体的。以“教学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使教学论的致知领域由超验的“理念世界”降至现实的“生活世界”。这从根本上避免了二元论特别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给教学理论带来的空疏与虚幻。“教学生活世界”的现实性，决定了教学理论的有效性。

(二)实践教学论以体现为“教学智慧”的“实践之知”为基本致知目标

理性主义教学论追求超验的逻辑框架，经验主义教学论以探求“科学之知”为己任，实践教学论则以“实践之知”(教学智慧)为自己的致知目标。

“实践之知”不同于“科学之知”和“技术之知”。“实践智慧是在实践上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知识类型和推理形式，它不等同于任何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知识’，它是人在生活世界中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和经验。”因而它不是普遍的规则或方法，而与具体事实情景相联，具有时间性和偶然性；不是被证明的和可习得的，而是修辞性的和与实践俱来的；不是外在于目的的、手段性的，而是在实践中与目的同在的。教学中的“实践之知”(教学智慧)同样不是关于“是什么”(know-what)的知识，即不是客观的理论、规则或超验的范畴体系，而是在教学实践中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它作为教学的理想、信念、原则和规范，作为智慧“内化”在主体的“实践理性”中，在教学实践中践行。它是对流动着的“活”的教学实践的意义的理解与阐释。

作为“生活世界”的教学既不同于科学世界，也不同于超现实的观念世界，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它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是以价值和意义为中心的。这个领域不可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描述，而只能借助价值性的考察和透视，去进行深思熟虑的理解与推断。在这样一个领域，教学论首先所应贡献的不是确定不移的“科学知识”和概念体系，也不是一般的规则或技法，而是能引导人们在各种教学情境中进行审慎思考与明智选择的实践智慧。

(三)实践教学论以价值性理解与洞察为基本致知方式，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共在性”

理性主义教学论和实证教学论突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差异，认为理论是在实践之上建立的普遍性知识体系，而实践只是运用这些理论去从事“生产”(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的具体活动。这是典型的近代自然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模式的一种。在古希腊，“理论”和“实践”都只是人类存在的不同方式，无所谓孰先孰后，更无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只是到近代，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工具理性全面支配人类生活，“理论”才被简化为“科学之知”，“实践”则演化为与亚士多德的主张相反的“创制”性活动，即技术生产活动。自然科学中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相隔离的关系模式才成为理论与实践间普遍的关系模式，支配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而实际上，科学之“知”并非一切“知”的形式，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等人在20世纪重提人文科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则再塑区别于“科学世界”的“生活世界”的基础性意义，从而确立了实践之知和人文之知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实践之知和人文之知“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是实践的一部分，因而从根本上与实践不可分离。”因此，以“实践之知”为致知目标的实践教学论的致知方式，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教学实践背景之外去寻找客观可靠的知识体系或抽象理论，而是在教学参与中，在对整个教学活动的价值性反思中来获得教学智慧。它所获得的理论是对教学实践的理解与重建，而不是建立在假说一演绎之上的说明或基于先验起点的逻辑推演。这就决定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共在性”。“实践之知”产生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完成，它的有效性表现在它与教学实践的不可分割的参与式关系中。在这里，教学理论虽不等于教学实践，但不存在高于实践的理论，也无所谓理论“指导”(居高临下的规限)实践，教学理论就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始终与实践同在的“思”之产物。如同“伦理之知”，它必须在践行中方能最后完成。

(四)实践教学论以教学理想和教学信念的自由表达为基本的陈述方式

由于致知目标和致知方式的改变，实践教学论的陈述方式也就由追求宏大体系转变为教学理想、教学信念等教学智慧的自由表达，这是由实践之知的特殊性、个体性及其对自身限度的自知决定的。

实践教学论以思想的畅扬和意义的澄明为己任，不追求“教学之知”的绝对确定性和普遍性。它尊重教学世界的复杂性，不将流动的说成固定的，将非逻辑的变成逻辑的，将暂时的当成永久的，将主观的变成客观的。它突出强调理论陈述的个体性和特殊性，不仅不排除研究者的“先人之见”和独特理解，而且视理论陈述的多样性为教学对话之根基。它不将实践之知当成能对教学的所有“角落”发号施令的普遍原理或行动指南，对不可言说或暂不能言说的部分严守沉默。以免“人类一开口，上帝就发笑”(维特根斯坦语)，

篇6

关键词：苏轼；文艺美学；主体间性；自我主体；对象主体

中国古典美学具有朴素的主体间性特征，儒家有“天人感应”学说、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观点，道家直接提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思想内涵与西方现代主体间性理论遥相呼应。苏轼是宋代学者型文人的代表，在思想上，融贯儒释道三家精华，形成独特的文学观点和美学思想，在诗书文画方面都有巨大的成就。对于他的美学思想，虽然没有专门著述，但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却时时可见，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突出代表。在对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哲学的反思下，现代西方哲学、美学逐渐向主体间性过渡。主体间性打破了二元论哲学的桎梏，主张将世界纳入主体范畴。在主体间的存在中，世界不再是被主体征服的客体，而是另一个自我，两者是平等和谐的关系。审美主体间性理论则强调审美活动中自我与世界的平等，反对传统的主体与客体割裂的二元论，通过了审美体验、审美同情和审美理解等现象学的阐释表达了对物我合一的本体论境界的诉求。主体间性理论由西方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入我国，金元浦先生在《文学解释学》中较早地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中，此书可称得上是我国介绍主体间性理论的开山之作。当代学者杨春时教授则创造性地针对主体间性所针对的三个领域进行了划分以及阐释。

近年有陈士部先生撰写了《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一文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于阐释中国古典艺术的特质，很具有启发性。以上是针对主体间性较为宏观的研究。而从微观上看，许多研究者也开始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分析具体的文艺理论著作或者理论家，如孙琳的《论文心雕龙的主体间性》，洪世林的《苏轼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后者对笔者有较大的启发。苏轼文艺美学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典型特征，本文试图从本体论层面上的主体间性美学出发，对苏轼的文艺美学进行阐释与反思。对于审美活动中的主体，苏轼没有直接提出过相关表述。但是其丰富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创作却使他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观念，并通过其文学创作表现出来。他曾写过有关道教丹诀的《大还丹诀》一文，苏轼写作此文虽在于讲述道教炼丹之秘诀，但道教内丹理论与两宋道学有着密切联系，苏轼的哲学美学思想受其影响很大，甚至许多观点都根源于此。其本意是在构想一种内丹生成的过程，即“性灵”与“六华”生成人，再不断汲取天地“六华”养成内丹。但以美学的视角来看，这段话可以说是苏轼对于审美思想的总括，包含着苏轼对于美的感悟。首先苏轼提到形器之外的“英华”即其概括为“六华”者，实际上就是世界万物“美”的具体表现。在苏轼《赤壁赋》中曾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造物者之美，赋文中之略举“声”、“色”，而在《大还丹诀》中更加丰富，演变为“声”、“色”、“光”、“味”、“力”、“膏”等六华。在苏轼的美学观念中，他不只把世界局限为个人审美的对象和客体，而是强调世界在与个人的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与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下文中，苏轼进一步提出审美过程的另一主体即“我”的存在，所谓“此了然常知者与是六华者盖合而生我矣”。从主体间性理论来看，“六华”无疑是世界万物美的表现，而“了然常知者”可视作审美判断力，只有在世界与个人的审美交流即“与吾接”的过程中，审美主体性与美的表现相融合，审美主体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后文中，苏轼进一步说道：“此了然常知者存乎中，则必与是六华者皆处于此矣”，通过审美主体的审美交流，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实现了超越个体与社会的本真存在。这也是现代主体间性哲学的核心观点。可见在苏轼的文艺美学中，在文学活动中的我与世界是平等的两个主体，主体间的交流是审美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苏轼文艺美学与主体间性美学的本质论遥相呼应。那么审美活动中主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个人审美体验的基础上，苏轼的文艺美学强调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两个主体之间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也不是单方面的认识，而是在充分交流的基础上产生审美同情，从而相互融合，达到一种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苏轼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如“人之所以信者，手足耳目也，目知多寡，手知轻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度量与权衡，岂不自信而信物？蓋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以人之耳目和度量权衡设喻，苏轼提出只有自我主体深入艺术对象中，摆脱外界干扰，摈弃个人的主观判断，即“无意无我”，去认知体会，才能获得对艺术对象的审美理解，将其表现得真实可信。

在评论文与可等人的艺术实践时，苏轼将其成功归因于“与物化”、“与物交”，亦是其物化主张的表现。苏轼虽然强调了物我合一、以物观物的审美境界，但同时也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以物观物表现了一种物化的倾向，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个人对万物的体验与同情，这种审美同情在老庄哲学中发挥到极致。然而经世致用的儒家文化教育使得苏轼难以彻底成为老庄的信徒。他十分关注现实世界，有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也有着不俗的政绩。然而坎坷多舛的征途令他不得不回到了独善其身的精神世界中。因此在审美过程中，他强调“寓意于物”的非功利态度，以获得审美愉悦和自由，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个观点出自苏轼《宝绘堂记》：“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在《超然台记》中他也有进一步的阐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苏轼对比了自我主体的两种态度，并指出只有“寓意于物”才能获得审美愉悦，“微物”、“尤物”在这方面没有差别，而“留意于物”则让人难以得到审美愉悦和自由，而是为物奴役。这种论述与现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美学著作《美学》中关于“非功利性关系”与“功利性关系”的论述有相似之处，黑格尔强调非功利性是审美活动是否成立的标志，苏轼虽没有上升到本体论高度，但谈到非功利性对于审美愉悦的决定性意义。苏轼的文艺美学中既有身与物化的倾向，亦有寓意于物的追求，表面上二者似乎是矛盾的，而事实上二者却是对立统一的。身与物化从对象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对象主体对自我主体的影响；而寓意于物则从自我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自我主体的审美修养和判断，尤其是非功利性的态度。两者出发点不一，但却互相补充，有利于审美主体间的和谐交流。这种和谐的交流在创作论上演绎为“与造物者游”，在创作实践中表现为“随物赋形”。陈士部先生在《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时曾谈到三个方面的内涵，“艺类融合的文本互渗性”是其中之一。孙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特征研究中》进一步阐释为“注重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两者都指出在抽象思维处于潜隐状态的农耕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范畴具有超越艺类的概括力，古代文人常强调“得意忘言”，而不甚介意文本的艺类归属。不同艺类间的融合是中国古典美学主体间性的表现。苏轼文艺美学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点，他主张打破艺术形式的束缚，进入一种时空一体的审美境界。

针对诗词，他在《祭张子野》一文中说道：“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婉转，盖诗之裔”，将词视为诗之苗裔，以致时人“以诗为词”的批评。针对诗画，他最早提出“诗画一律”的观点———“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中强调了形似之外的神韵作为诗画的共同追求，从而提出“诗画一律”的观点。此外在艺术创作中，他也常常打破艺术门类的限制，如以古文句法入诗，以致南宋严羽“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批评，再如在绘画理论中首次提出“士人画”（后称为“文人画”），师法王维的写意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书画艺术的融合。可见，苏轼自觉地将各种艺术门类相互联系，创造性地推动了我国古典艺术门类的交流与进步。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具有主体间性特征，但是总体来说是一种前主体性的主体间性，因此具有历史局限性，是中国美学的主体间性特征的古典性的体现。从根本上看，其局限性表现在苏轼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在主体性没有获得独立和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西方的主体间性理论则是在已有的主体性理论确立后的修正。因此这种主体间性美学在明代逐渐被，被陆王心学等更强调主体性的哲学美学思想代替。但是苏轼在审美体验和理解方面的许多论述仍然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如在《答谢民师书》中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其中谈到审美过程中对象主体的复杂性以及进入审美理解的艰难。此外从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苏轼运用了中国古典美学惯用了“体验———理解”的方法，同时由于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人，在文艺创作方面有着独到的审美体验，因此他的文艺美学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避免理论研究的形而上学缺陷。但是，苏轼的主体间性美学毕竟属于古典的美学思想，从根本上看，其主体间性是不充分的，没有进入一种哲学思辨的思维层面，其侧重点在于生命体验。苏轼是一位学者型的文人，贯通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正如中国古代许多士大夫一样，他在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徘徊，在出仕与归去之间摇摆不定。无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其文艺理论还是艺术创作，都是随着其仕途的逐渐衰落而走向成熟的。一定程度上，文艺创作只是现实人生的一种弥补，苏轼曾自述：“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

篇7

关键词：课外阅读历史课学习实践与构想

如何让学生真正地感到历史课既好听又好懂，既好学又好用呢？我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与实践发现：将高中生课外阅读引进历史课学习中来，拓宽中学生课外阅读，把高中生课外阅读与历史课学习结合起来，不失为当前高中历史课学习的有效途径。阅读（自觉的或非自觉的、文本的或非文本形式的）作为传统的学习方式，在今天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获取信息方式，有人说：“阅读几乎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然而，现今中学生课内外的阅读量小而面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过去那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景象已经难得一见。

历史高考越来越倾向于考查能力，这抽象的能力培养使中学历史课不仅面临不断更新知识的挑战，重要的是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的考验。传统做法为提高能力，在高三阶段大搞题海战术，试图通过集中训练获得能力，但效果往往不佳。原因非常简单，能力内涵丰富，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形成。因此有必要将高中生课外阅读与历史课学习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分析、综合、归纳、评价等高层次的能力。

而中学生课外阅读的现状，不能不引起我们历史教师的忧思。结合对新课程标准的解读，本文拟就高中生课外阅读与历史课学习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新课程标准重视历史学习资源的开发利用

既要减轻学生负担，又要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学习水平，特别是提高学习能力，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中强调：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经过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批准出版和实验的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写的历史课教材，在知识容量上，新教材从中学生认知心理规律出发，改变了旧教科书难度大、内容多、小而全的状况，新教材的“少、精、易、新”特点十分明显。

文史哲等人文学科与数理化等自然学科相比有不同学科的特点，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多的是人文学科的要求。在课程内容相对减少，甚至不再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是否完整的情况下，历史课教师如何实现新课标的三大“课程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仅仅通过课堂教学，显然是不够的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新课标特别引入了一个“课程资源”的概念，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阐述“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甚至“海量”的各种历史课程资源中，中学生只能“取其一杯羹”，抓住那些重要的内容、掌握那些重要的能力、体验那些最重要的过程。新课标把“文字资料”认定为一种最主要的课程资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键是我们对这部分课程资源怎么进行开发和利用？除了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教材教辅资料外，更需要我们用两只眼睛来看教学，两只手来抓教学：课内和课外都要重视，把教学过程延伸到45分钟以外。因此，在现有历史课程主体教材（课堂教学用书）之外，有意识、有计划、有系统地构建一个中学历史学科课外阅读体系，正是充分开发和利用历史学习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完全符合新课标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

二、开展课外阅读活动的初步实践与构想

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目前已经在笔者所在地区（江苏省）实施一年多了，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认为应自觉以新课程标准来指导教学，自觉根据新课标理念和教学建议，尝试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探索开展课外阅读活动的形式方式，提高历史课学习的效益。

新课标有关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对于改进高中历史课教学，我认为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要让学生体会到独特的历史责任感，认识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来？只有真正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以指导学生历史课外阅读作为一个突破口，才能开拓历史教学的新天地，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最高境界：历史学习成为学生终身学习的自觉行为和发展需要——我相信这也就是新课标三个层次“课程目标”中最高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自发的课外阅读，对学生来说，并不欠缺，但是，其盲目性、偶然性、随意性必然制约课外阅读的效果和意义。因此，就有了高中生课外阅读与中学历史学习相结合的必要性。

在实践中我们了解到，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这一环节上，教师对“读什么”、“怎么读”这两个主要问题把握不够准确，所以相当一部分学生觉得，在课外阅读方面虽然下了很多功夫，而仍然于能力的培养无甚裨益。造成课外阅读这种“高投入、低效益”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主要症结所在，还是由于这些学生在课外阅读活动中，不知不觉陷进了某一“阅读死角”，以致徘徊、困惑，从而制约了诸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那么，如何学生的课外阅读进行指导？高中生在课外阅读中应该“读什么”、“怎么读”？联系平时的教学经历，我有一些不成熟的设想：

1.历史课外阅读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阅读杂志

我国有很多与历史科有关的杂志，如《历史学习》、《中学历史课教学参考》、《中学政史地》、《历史月刊》等。阅读这些杂志可以获取很多有用资料，我在教学中就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去查阅。历史学习中经常需要对历史上的人或事进行评价，如在评价新航路的开辟时，我就把《历史学习》上的《新航路开辟的两种作用》印发给学生，让他们去读，读完再进行交流，最后表述成文。结果同学们都踊跃发言，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现。可见，阅读的力量是无限的。

（2）阅读史书

我国有大量的与历史相关的书籍。像二十四史以及国内外人物传记，还有近现代史资料汇编等等。学习《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时，我采用以人带事的方法，把《史记》中秦始皇的部分印发给学生去读。并且要求他们在读的过程中自己翻译并归纳出政治方面的内容，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还提高了概括归纳能力。经常这样训练，学生在做最头疼的材料解析题时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3）进行网上资料的阅读

21世纪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学生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上网阅读资料，中国教育网、中学历史学习园地、K12等网站上都可以找到历史学习需要的相关材料。指导学生去查阅既可以开阔其眼界，又能获取最新资料。

2.历史课外阅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历史课外阅读与其它学科（语文、政治）课内外阅读体系的关系，一方面应突出各学科特点，一方面应避免重复，发挥互相配合的总体优势。

（2）要处理好与学校图书馆、学生家庭读书环境、社会图书资源（如互联网）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关系，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多渠道的、大综合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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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相关实验验证科学假设。带教教师协同学生依据凋亡相关理论提出检测方法，学生自行设计相关实验验证假设，并论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分析重难点问题，完善设计方案，并最终确定实验的主要仪器（倒置荧光显微镜、凝胶电泳和成像系统）、流程和可能的结果。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学生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及实施的可行性。在给予必要的协作基础上，给学生留有积极思考的空间，注重训练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综合运用知识解释现象的能力。

3.按照预定实验设计方案验证科学假设。带教教师协同学生依据预定实验方案，对已经过小分子药处理的LL/2细胞凋亡进行初步检测。带教教师采用引导和提示形式参与实验过程，不过多干预学生的实验流程和操作步骤，引导学生运用所掌握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验现象和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中LL/2细胞DNA的提取及琼脂糖凝胶电泳是本实验的重难点，为帮助学生熟悉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可以带领学生观看DNA提取和琼脂糖凝胶电泳相关的教学视频或幻灯片，强化学生对该部分实验的操作规范化。

4.记录实验流程步骤，完成实验，撰写报告。带教教师从实验设计开始就要求学生做好实验记录，待实验完成获得结果后，协作学生总结实验结果，并分析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解释，最后撰写并提交报告。完整的实验报告应包括实验设计方案、流程步骤、结果的呈现形式、分析与讨论，旨在训练和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素养，同时体会整个实验过程的科学合理性与可行性，使其意识到科学素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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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工作坊”——一种并非全新的教学模式

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的“工作坊”(workshop)并非全新事物,其起源于欧洲(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培养工程设计与建筑设计为宗旨的包豪斯学院。该学院的创建者、现代建筑设计的奠基人之一格拉皮乌斯以“技术与艺术并重”为教育理念,提出学习过程仿佛“工厂学徒制”,学生是“学徒工”。在教学过程中,负责教授理论课程的教师引导学生的专业发展;而担任技术制作课程的导师则负责指导其实践教学。由于教学实践需要特定场地,因此学生日常实践空间——工作坊逐渐成为实践教学的核心,以此形成的教学模式亦被称为“工作坊教学”[1]。工作坊的教育模式被教育者引入到其他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后,逐渐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教学和讨论模式。这种“案例工作坊”模式是指,以在某个领域富有经验的主讲人为核心,20～30名成员组成的小团体在该主讲人的指导下围绕某个话题或案例进行活动和讨论。由于这种学习模式强调面对面交流和参与者的互动学习,因此参与者可以获得更多通过普通讲课无法获得的思考和成长体验“,案例工作坊”便逐渐成为一种提升自我的学习方式普遍存在于各专业领域中[2]。工由于新闻学与传统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不同,是一门现实性,操纵性极强的学科,因此新闻理论教育仅仅传授专业理论知识不可能使学习者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这就要求在新闻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做到知识、理念与技能并重,提高新闻实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把实践意识贯穿于新闻教育的全过程。尽管绝大部分新闻院系已经强调专业实习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但传统的新闻理论课堂教学和教案则依然围绕“教师、教材”为中心展开,其核心是教师怎样讲好教学内容,重视对学生进行封闭式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却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导致的后果往往是便于学生的知识增长却不利于他们的综合专业能力的培养。因此,从新闻学科本身的性质来看,把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工作坊”引入新闻理论的课堂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和吸收,更有助于增加课堂的现实元素,增强学生的思考和实战能力。

2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

从国内新闻院校的教学实践来看,已有部分高校以“案例工作坊”作为新闻理论课堂教育的主要模式,笔者所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系也开始以“案例工作坊”为突破口对理论教学过程进行探索。下面将以新闻理论中的“新闻价值”为例,简单介绍“案例工作坊”在新闻理论课程设计中的应用与运作。第一,由指导教师全面制定与掌握教学计划与实施方案。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指导教师要明确“新闻价值”专题的培养目标以及对学生的具体要求,明确学习计划,并在实施过程中引领学生全面贯彻该计划。在具体教学内容设计上,教师计划以“新闻价值”的概念、“新闻价值”与“新闻的价值”之讨论、“新闻价值”要素的要点和内容,以及“新闻价值”要素的变迁作为学习目标。其中,为了适应媒介融合和新媒体等媒介环境变化的需要,课程设计将以“新闻价值”要素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变迁作为讨论和分析的重点,也计划通过“案例工作坊”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在当前我国新闻环境下,有关新闻价值的把握和判断标准的转变问题。第二,教师为学生提供理论帮助和宏观指导。理论学习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基于工作坊模式的课堂教育以讨论、实践为核心,但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相关理论的学习不可或缺,因此教师需要在讨论实践之前引导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具体办法是教师作为引导者,提前安排学生阅读相关主题的教材、专著和论文,并要求学生在媒体实例中进行印证和思考,为“案例工作坊”的讨论做准备。导师除了要求学生自行寻找媒体案例进行学习外,还布置学生准备讨论2010年初在各大媒体风行一时的“犀利哥”报道。

2010年3月,一个在宁波流浪了十余年的乞丐从网络红人一跃成为大众传媒竞相报道的明星——“犀利哥”。各地媒体亲自到宁波追踪他的生活状况,以大篇幅报道此人的身世之谜,帮助他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并护送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更为有趣的是,境外媒体也加入了追捧这位网络红人的队伍,香港《苹果日报》在3月6日的头版头条刊登题为《本报宁波直击,犀利哥身世大曝光》的报道,英国《独立报》内页的世界新闻版面以头条报道犀利哥,将其照片与著名时装品牌D&G最新时装照放在一起,并称他为“中国最酷的男人”。导师提前向学生介绍上述案例背景,要求学生查看有关报道,并提出“新闻价值”的有关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第三,教师模拟情境向学生提出争议性问题。导师在课堂上模拟编辑部和学术讨论会两个相对独立的情境,向学生提出实践性和学理性的两类问题引发学生进行全方位思考,使理论与实际在讨论中得到结合。应该注意的是,学生的分析讨论并非盲目地进行,而是始终在教师的引导下规范展开,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达到学习目标。一方面,导师首先为学生模拟一个媒体编辑部的情景并向学生提出实践性问题,要求学生从媒体编辑和记者的角度思考面对“犀利哥”这样一位网络红人,新闻媒体是否应该报道、怎样报道,并由此思考在媒体实践层面“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和受影响因素等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导师再模拟一个学术讨论会的情境并向学生提出学理性问题。根据传统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像“犀利哥”这样的“小人物”并不具备多大的报道价值,甚至难以登上大众传媒的“大雅之堂”。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甚至是社会底层进入媒体报道的视野,以致出现了不少用传统的新闻理论难以圆满解释的现象。因此,导师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列更为深入的理论问题,如:从当前出现的媒体现象来看,传统的新闻价值要素受到怎样的挑战;到底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新闻价值的标准判断;同时,在新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变化和新挑战等等。第四,强调学生分组展开充分讨论,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案例展开讨论是综合学习与研究的过程,学生也可根据讨论中遇到的困惑向指导教师提问,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回应也不是讲述,而是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引导启发。针对“犀利哥”报道的案例,指导教师可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提示学生可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新闻价值要素的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角度进行思考。例如,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网络新闻实践认知的不断积淀,新闻媒体在价值取向上也越来越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致使新闻价值要素判断上的侧重点发生转移,整个新闻报道呈现出软化的趋势[2]。在引导的过程中,导师不是平铺直叙地讲述观点,而是启发学生通过讨论和思考得出相关结论,这样学生才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专业判断能力。第五,总结、评估与反思。讨论结束后,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讨论进行总结,并对学生在“案例工作坊”中的表现进行评估。最后,教师还需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一份讨论报告,其作用主要是反思在工作坊中获取的经验感受,并使其把这种专业理念内化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篇10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