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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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文明包括水生态认识文明，认识文明包括水科学、水伦理，本次生态伦理价值观确立是水生态文明认识的统一。水生态观念还包括水生态的制度文明，维护水生态系统稳定和高效利用水资源的制度安排。如何从制度上规范水资源利用，包括水资源开发的科学性、利用的高效性与有序性。水生态文明是水生态本身的物理载体文明。一个地区要实现水生态文明，应该表现为水生态本身的可持续，社会环境的安全性和水生态制度的完备性，以及水生态文明理念的制度性。

二、水文化的概念辨析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水生态文明是尊重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更高阶段。关于GDP如何衡量浙江“五水共治”的关系问题，应该利用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活等多个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将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与水生态和人口数量控制问题综合考虑。浙江有5000万人口，应将提高人口素质等发展战略作为综合考核的指标。从文化层面讲，水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驱动力，是水乡文化与生态相结合的产物。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和生态文化的培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如果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和刚性措施难以奏效。水文化不仅渗透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哲学观与道德观等精神层面，而且融入到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人们信奉的行为准则。可见，我国的水文化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就此而言，我们理当将水文化研究从精神文化层面拓展到生产生活领域，使水文化建设成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驱动力。水文化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构成和支撑，化解水危机、保护水环境、实现水的可持续利用有三条重要途径，即文化的途径、制度的途径和技术的途径。这三条途径缺一不可，在当代尤其要重视文化建设。今天我们不缺处理水、建设重大水利工程的技术，也不缺管理水的法规，缺少的是正确使用水的观念、利用水资源的价值观、善待水的行为。因此，水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化水文化建设，拥有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水文化，就拥有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水文化是生态环境的守护神，水文化是浙江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对水的充分认识及利用的结果，是留给当代的一份丰厚的文化财富。对浙江水文化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开发利用浙江的传统生态智慧、总结水环境变迁的历史经验教训、加深对于可持续发展观的认识，也将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份特殊的贡献。浙江文化宝库中蕴藏着丰富多样的水文化精华，既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也有生产生活层面的，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也有很强的应用价值，甚至不乏产业化发展的潜力。我们应该对那些在当代仍具应用价值的水文化元素给予充分的重视，这样既有效拓展了水文化的研究领域，又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的驱动作用。水文化是生态文化领域传播的载体，生态城市建设中生态文化培育，力求水文化与生态文化相融通，剔除传统中与生态自然不相吻合的文化成分，生成“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离不开水文化的融会贯通，这是生态理念融入城市生活的有效途径，也是水文化向生态文化领域传播的真实写照。

三、水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水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水文化反映着人类社会各个时代和各个时期一定人群对自然生态水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指导原则和行为方式。做好水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要处理好水利工程建设和水生态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流域和区域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重视生态文明的整体设计和细化，重视科技、经济、法律等手段的综合运用，重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对水利提出了文化层面的要求，统筹水利建设与城乡发展，以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水的良性循环保障流域其他生物具有良性生态条件，以打造富有文化内涵和高品位的水工程和景观性水环境，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水精神需求等水生态文明建设，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水利、民生水利、利水水利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水利的发展空间，这些现代水文明建设的主攻目标，都少不了水文化和新的水文化工程技术的支撑。水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是水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水生态文明建设往往是建设以水域及水利工程为主体的水利风景区逐步展开的，在建设中又以深度挖掘水文化内涵，做好水文化景观开发，建立水利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加强水文化价值推广，加强我国悠久的治水历史和水利科学知识宣传，让人民群众更多地享受水利优美环境，感受当代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和水文化的丰富内涵。水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推进有利于水文化建设和水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统筹水利工程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水利工程的景观元素和文化元素，提升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

四、用“五水”文化塑造水文化体系

通过爱水、保水、节水、治水、享水来实现水文化体系塑造，形成水生态文明引领的社会价值观。

1．爱水。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宣传，弘扬浙江优秀的爱水节水治水传统，倡导资源高效利用、环境友好、产业带动生态自然、景观优美的新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和水文化理念，形成水生态文明引领的新型社会价值观。

2．保水。推行饮水安全保护计划，关停重污染企业，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全民参与水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在滨水社区和民宅建设中推广中小型、家庭型潜流湿地;鼓励民间成立水生态保护组织，形成“政府—企业—百姓”联动保水净水的社会氛围。

3．节水。全面落实以供定需的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建立以单位产值用水量和节水效率为标准的产业竞争体系。在城市生活中推广雨水收集、中水回用等技术，将节水作为浙江的文化品牌进行塑造。

4．治水。积极开展以治水智慧为主题的科普教育，兴修水利、疏浚河道、截洪补源、造福百姓。

5．享水。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参与，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通过滨水商业、节庆和赛事等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乐水宜居的文化品牌。

五、构建“六水”城市水生态文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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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旅游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已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之一。旅游是关联性很强的民生产业。相关研究统计，旅游业投资每增加1元，可带动其他行业投资5元；旅游业每创造1元钱收入，可间接创造7元钱社会财富；旅游业直接增加1个就业岗位，可间接带动7个人就业；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可带动相关行业增收4.5元，产生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旅游业成为一棵“摇钱树”。但是，旅游与文化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旅游的文化就没有活力，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旅游业还是一种绿色产业，因其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已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成为各国各地区争相发展的产业。目前，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已有28个省区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其中13个省区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黔东南有33个民族和2个待识别民族，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的自治州，是全国苗族、侗族最大聚居区，也是我国苗、侗民族文化的核心区。黔东南有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分别有国家级、省级、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53处、88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座、名镇2处、名村3处，还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级1项，国家级52项68个保护点，省级175项206个保护点，州级186项218个保护点，有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1人，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7人，州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6人。此外，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雷公山麓苗族村寨和九侗六侗地区侗族村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传统村落225个（占全国、全省总数的14.4%和77.1%）。因此，黔东南被外界授予“歌舞之州”、“百节之乡”、“原生态博物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返璞归真的地方”、“世界苗侗原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留核心地”、全球10个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圈之一（中国有两个，其中一个是）等桂冠。改革开放以来，黔东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旧突出，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强，“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任务依然繁重，资源环境的约束依然强化，发展方式还较粗放，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需要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禀赋优势，抢抓打造发展升级版的历史契机，以民族村寨为根、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满足外界对异质文化的消费心理需求，打造在全省、全国具有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旅游产品，在打造旅游发展升级版中实现提质转型。经济落后、民众贫困是民族文化式微的重要原因，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让文化拥有者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培育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也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推进“科学发展、赶超跨越、同步小康”中能有效保护传承民族文化。

二、文化旅游发展时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黔东南就开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开发民俗旅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带来了严峻挑战，民族文化正面临淡化消亡的险境。如在民族服饰方面，愿意穿着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自觉学习、懂得制作民族服饰的人更少，现在的年青人几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饰，民族服饰文化传承渐显后继无人之势。在民族歌舞方面，许多地方酒歌不再广泛传唱，情歌不再时兴游方活动，失去生活载体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结亲当天男方派一男两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热闹的事，当天全寨人都会来欣赏对歌，可现在年青人不会唱、不愿唱也不愿听了，原来走进新娘家的门、走出新娘家的门以及整夜唱歌的习俗已不再。在民族语言方面也呈逐渐萎缩之势。外出务工是当前乡村民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纷纷外出甚至举家外出务工、经商，一些既会讲民族语言又会讲汉语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讲本民族的语言，而是更愿意让孩子说汉语甚至标准的普通话等等。民族文化保护的保护传承已成为一道世界性难题。这是因全球化、工业化浪潮所带来的标准化、有序化，对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对自由化、无序化的农耕文化带来巨大冲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日渐凸显。此外，文化旅游的开发不当也带来一定的破坏性，原因表现如下。

原因一：资源特征相似与开发中的“重建”问题黔东南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洒落在全州境内的广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环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广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锦屏、天柱、剑河、三穗等县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从江、雷山、丹寨、剑河等县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同一民族的文化资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这对打造极具个性特色的景区景点带来巨大难题。与此同时，在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有时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区景点，不仅导致旅游产品的高度同质化，还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

原因二：重资源开发与创新不足的问题当前，黔东南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很大部分还处于把旅游资源直接当作旅游产品来打包和兜售。在开发中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当做发展旅游的唯一“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出现旅游至上、唯利是图的倾向。为迎合和满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复制、篡改、伪造文化。侧重于餐饮、住宿、娱乐等基础设施“硬建设”，侧重打造“农家乐”，千方百计地向游客提供具有农村风味的吃喝玩乐的设施招徕游客，以尽快赚取利润，而在“文化”两字上下工夫还不足，对于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充分利用还不够，对文化旅游产品、旅游开发模式的创新有待加强。

三、推进文化旅游发展与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良性互动的建议

建议一：明确发展定位，创新发展理念一是结合地区实际，明确发展定位。结合黔东南、立足贵州、放眼全国、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将黔东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国、全球价值琏的布局中来谋划，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将文化旅游作为全州最具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优势产业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坚持生产性活态保护。敢于在市场化进程中保护文化，既要藏艺于民，更要载艺于旅、显艺于市，让文化与市场对接，激发文化主体的动力，让反映民族根与魂的文化能够传承后世，让原生态文化环境得到滋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求发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发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让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态文化魅力、体验浓郁民俗风情，不断把文化旅游业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强。四是以当地民众为根本。充分考虑到当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以传承人和当地群众为根本，关注传承人命运，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体人，激发众人参与，由个人传承变为群体传承，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文化自觉。

建议二：突出个性特色，打造“三个”集群一是打造环雷公山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岭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台江、剑河、丹寨等县的典型苗族村寨，积极推进蝴蝶园、亚热带鸟园、红豆杉植物园、苗药植物园和中国苗族文化体验中心等产品项目的建设，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苗族文化旅游区。二是打造黎从榕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点打造肇兴侗寨旅游区、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区、小黄等侗文化产业园、岜沙苗寨景区建设、三宝侗寨侗文化旅游区、五榕山城市主题公园及旅游休闲度假区、八舟河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等，打造世界级的原生态侗族文化旅游区。三是打造舞阳河流域原生态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阳河和镇远古城为核心，包括报京侗寨、杉木河、云台山、黄平革家寨、飞云崖、旧州、剑河温泉、谷陇苗寨等，打造在国内、国际有影响力的，集历史文化、自然风光、原生态民族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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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旅游文化是对图瓦民族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喀纳斯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境内，被纳入国家“人与生物圈”网络，同时还是我国图瓦人的主要聚居区。图瓦人是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被外界关注的族群，是蒙古族的一部分，被称为蒙古图瓦人。图瓦人历来有着保护牧场的强烈意识，形成了环境伦理观中的选择牧场的观点——即把畜牧业的发展限制在自然界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种传统观念控制了牲畜不断扩张给有限的草场带来压力的状况，也维护了整个喀纳斯生态圈的整体平衡，有利于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背景下，图瓦民族得以顺利开展自己的畜牧业并长久的发展下去。图瓦民族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是现代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对保护喀纳斯生态资源，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二）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具有急迫性

据课题组调查:诸多影响生态旅游健康发展的现象反映出喀纳斯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与生态旅游文化教育之间存在现实反差；反映出生态旅游教育普及度和教育深度与喀纳斯生态旅游发展的不相适应，具体反映在旅游开发、管理和宣传等各个方面。据课题组调查：喀纳斯村、禾木村和白哈巴的村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分别有86.4%、85.7%和86.5%的居民表示支持旅游业发展，并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不支持者在原因上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对旅游开发“会”或者“可能会”毁坏他们既有的生态环境的顾虑上。现实说明构建喀纳斯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急迫性。

二、环境伦理的演进与现代环境伦理内容的重塑

（一）传统环境伦理概述

中国传统生态伦理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与作为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理论基础的机械自然观相比，它主张世界的有机生成性而非机械组合性，它强调人与自然的血肉相依与和谐统一，而非为了人类的一己之私肆无忌惮地血腥屠戮其他生命物种甚至毁灭生命栖息的生存环境。“天人合一”思想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灵感源泉，它与人文主义精神及后现代生态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相互补充，给现今的我们在面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上给出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于18世纪末。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人们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酿成了灾难。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环境失衡，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空气和水资源的污染。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施韦泽在1915年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本质。保尔•泰勒在《尊重大自然》（1986）一书中表达了自然生物都有自己的权益，他提出的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和补偿正义原则成为捍卫西方环境伦理规范的典范。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多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攫取型经济”的生活方式，对自然地依赖性大。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观念看，受信仰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地崇敬，敬畏之情尤为显著。例如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生态伦理观念，其内容可概括为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与我们当今贯彻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理念不谋而合。

（二）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重塑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注重社会综合发展的新型发展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的“敬畏生命”伦理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崇拜自然并强调自然生态平衡的观念对于环境伦理内涵的重塑具有重要价值，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支撑。课题组认为：可持续发展观下环境伦理的内容至少包括两方面内涵——其一，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久的利益，要将生态利益，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提到同样的高度；其二，环境与自然资源在开发利用中遭到破坏，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生态资源的修复与再生利用，维护生物多样性，这时候生态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更高于经济利益。

三、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文化教育机制的构建

1.生态环境法制教育。

一方面，环境保护法律的实施保障是公平执法。对景区从业人员开展生态环境法制教育，目的是使其在执法过程中能正确制止不规范的行为或破坏景区自然资源的行为，维护景区的旅游资源，使他们的环境执法的效率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监测制度不断完善，从业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在喀纳斯旅游景区中，在限制游客数量的同时应该规范游客的旅游行为，加大自然资源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游客以及潜在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具有环保意识的游客们能自觉自愿的维护环境的整洁，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又使环保意识较差的游客能规范自身旅游行为举止。

2.可持续发展观下的生态文明教育。

生态文明的标志是实现经济利益，生态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喀纳斯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游牧山区到现在的景区人数过剩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速度之快是始料未及的。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景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种现状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文明的教育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3.环境科学知识教育。

生态旅游资源的规划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景区动植物的精心呵护都是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重要组成部分，这需要环境科学知识作支撑，教育先行是保障。

四、完善生态旅游文化教育的运行路径

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具有明显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普遍教育的特征。通过生态旅游文化教育可以建立起一个尊重自然、各方和谐发展的旅游新环境,进而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就喀纳斯景区的旅游发展来讲,旅游伦理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教育要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有序而超前地进行。

1.师资力量建设。

首先，打造一支固定的高素质的讲师队伍，学科背景应涵盖环境科学、生态伦理、环境法治等方面，应当足够了解和熟悉喀纳斯人文历史和喀纳斯自然风貌。其次，开展生态旅游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是宣传环保知识。而环保知识的宣传必须要有较庞大的讲解员，培训中应把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志愿者看成是培训的首要对象。

2.教育资金上政府应给予支持。

政府对环保事业的态度决定了环保事业发展的效果。政府应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环保事业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把环保教育的发展认真落到实处。开展环保宣传活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招募专业的教师和组织宣传活动的工作人员，以及置办基础的环保设施和印发环保教育的材料。这些准备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以确保环保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3.丰富教育内容与手段。

环境教育内容上分为环境科学知识教育，环境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和环境道德原理知识教育，手段上可以利用各种大众媒体展开。通过具体的环保活动，在不破坏景区环境和谐的情况下,利用多种方式进行公益广告宣传,使讲旅游伦理、讲生态保护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习以为常的行动。开展环保教育的宣传活动，通过印发材料对居民进行专业系统的环境知识普及，提高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促进了环保教育活动的多元化。

4.构建定期进行教育效果评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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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为人们反省全球范围内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总体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态模式”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这一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世界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文化生态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近年来，与全球范围内对环境与生态危机的深入反省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生态意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所蕴涵的“文化生态模式”的角度加强总体性的思考。这里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由构成文化系统的诸内、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文化生态模式”则是指维护文化生态生存、绵延的根本律则与运行机理。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所谓平衡性，即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共生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方面即阴阳构成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互相渗透的。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调协而生化万物，成为中国哲学世界图式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身即是相互渗透的阴阳之间的协调、平衡被看作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平衡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过程。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国哲学的这一理论特质在作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观念框架的“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其三，就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周易》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中庸”则至少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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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独具保险特色的文化理念真正贯穿于保险公司新产品设计、承保、理赔、服务等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行业的经营与管理始终;完善失信惩治机制，建立起一整套和保险市场主体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保险公司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保险市场信用秩序;完善公司考核制度，保险经营主体在保费规模和经营利润为基本考核指标的体系中引人诚信评价机制，将诚信真实与业务员晋升和公司经营指标挂钩，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四是建设优秀文化队伍，引导广大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感恩客户、回报社会的自觉行为，通过诚信文化建设促使保险业内部、行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交易成本更低，资源得到有序开发，推动保险生态环境地改善和净化。以保驾护航的资任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其为社会大众保驾护航的责任使命，从生态环境角度来说，就必须形成浓厚的责任文化氛围。一是发挥好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增强全社会的风险抵御能力，形成“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的行业精神，真正在社会危难之际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二是提供优质服务，实现和维护好被保险人利益，对客户负责;三是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成才立业平台和环境，对员工负责;四是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扶危济贫、回馈社会，对民众负责;五是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对股东负责。

保险行业通过弘扬责任文化实现对社会、对大众、对自身的责任履行，提高行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更好地促进行业生态的动态均衡。以遵规守法的合规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合规经营已经成为当代保险公司的核心经营原则，建设合规文化，倡导合规价值至上，是优化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一是要实现人人合规，这不仅需要从高层奠定公司合规文化的基础，更需要将合规理念贯彻普及到每个员工和每个岗位之中，将合规制定成为每个员工的行为准则，渗透进工作流程的每个细节;二是要强化以守法维权为主导的合规文化，始终把防范经营风险放在各项经营工作的首要位置，切实完善风险控制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树立维权意识，避免部分不诚信客户利用法律空子破坏损害保险公司利益;三是构建完善的合规文化制度体系，利用健全的制度巩固合规文化内涵、设计严密的合规流程管理，形式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对合规经营进行严格把控。各保险主体只有在合规的基础上建立起良比的生态环境，进而扩大业务规模，才能够保证业务发展更加持久健康。

以合作共橄的经曹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要建立以健康、持续、科学发展为远景的经营文化，以合作共赢为目标，推进保险生态环境优化。一是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合作共赢。保险业要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加快发展策略转型，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用更健康持续的发展发挥更多的社会功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二是保险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机构之间要有行业意识，实现资源共享，扩大保险覆盖面，深化保险业对经济社会的渗透度，以推进保险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积极推进产品细分和差异化管理，积极开发新产品，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四是保险企业与监管部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坚持依法经营，严格落实监管制度要求，不断减少销售误导和理赔不到位;五是保险企业内部的合作共赢。保险企业要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氛围，促进员工人生价值的体现和实现。保险行业树立起合作的经营意识，实现保险行业和社会、行业之间、企业内部的和谐共赢，最终会推动保险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以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保险市场的不断开放，消费者对保险的认知能力不断提升，让弘扬客户至上的服务文化成为实现保险生态环境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树立客户至上的服务准则，日益成熟的保险市场竞争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和价格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到了服务品质上，保险企业要始终坚持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保险需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坚持把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作为不懈的追求，始终坚持把维护好、实现好被保险人的利益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二是提升服务品质，要形成崇尚专业的良好风尚，努力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细分市场、清分渠道，构建起“区域一产品线一渠道”三位一体的销售组织架构，并通过实施销售人力资源改革，逐步实现产品、渠道、人员与客户的精准对接，开展第三方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内外部测评，有力支持公司客户服务举措的持续创新和客户服务承诺的不断升级，发挥服务价值链传导作用，实现后台与销售服务前端的有机融合和良性互动，最终提高客户端口的响应速度和服务效能。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最终价值来源于客户价值，弘扬客户至上文化，有利于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和推动保险客户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既是破解当前行业发展困局、改善行业形象的客观需要，也是优化行业生态环境，实现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优化保险生态环境创新是保险业发展进步的源泉创新文化的建立，一是需要创新发展方式;各保险机构要树立集约化经营和以效益为中心的市场观念，切实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全行业的共识，努力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要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业的广泛需求，不断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要从粗放开发资源向和谐利用资源转变，注重公司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诚信、优质和高附加值的保险服务;二是着力调整结构。

作者：赵芳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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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生态文化研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着重要的理论依据。研究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中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技术的创新，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手段、途径、工具和方法。研究生态文化中生态制度的创新，将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设研究

（一）构建丝绸之路文化贸易的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全球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扩大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国际市场，是实施丝绸之路文化走出去、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手段。通过整合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民俗、文脉、生态资源等，着力解决主要制约因素，构建起提升丝绸之路文化贸易的发展战略。

（二）构建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体系生态文化本身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生态知识、生态精神、生态产品、生态产业和生态制度等五个方面。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既要大力普及生态知识，也要培养弘扬丝绸之路生态精神，又要注意发展生态产品、生态技术、生态产业以及加强完善生态制度。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丝绸之路文化、经济发展的保证。

（三）开发丝绸之路生态产品基于生态文化的视角，分析开展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品开发的重要性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品的价值提升，从文化价值、产业价值、品牌价值、市场价值、生态价值五大价值的维度进行分析，以期实现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业在十后的跨越式发展。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品开发，以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文化保障力、文化创新力、文化核心力等六个方面为主。

（四）拓宽丝绸之路生态产业建设通过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传承、古籍整理出版、红色文化弘扬、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节庆赛事会展举办等，拓宽丝绸之路生态产业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生态文化发展带。根据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特色，在沿线的中心城市或重要文化所在地区建设文化产业，开发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文化产业基地，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衍生新的生态文化要素，例如与文化艺术业、出版印刷业、信息产业、动漫业、影视业等产业的对接。

（五）提升丝绸之路生态文化对外传播丝绸之路自古以来，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之一。名片上书写着它的精神、环境、资源、文化、历史、经济和人民。将这些要素融合，并合理的构建起文化生态环境，构造起能被世界认可的现代丝绸之路生态文化品牌，提升丝绸之路生态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三、结语

丝绸之路文化贸易战略与生态文化建设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是文化产品交易主体与其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系统。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生态平衡的自我调节机制来实现。重点研究文化产业生态结构平衡、文化产品交易主体结构平衡、文化产业生态内部制度环境平衡、文化产业生态外部环境平衡等四个方面。建议兴建集丝绸文化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消费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产业园，建立具有特色的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业带，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丝绸之路生态文化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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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诺；两种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英国学者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作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此后“两种文化”问题及其所衍生的理论体系又被称为“斯诺命题”，广被世人所关注，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屡被提及。其实，类似“两种文化”的阐述，在中国学界并不陌生。例如，梁宗岱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比英国人C.P.斯诺更早地提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危险1。

虽然生态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的直接土壤，是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从斯诺本人对“两种文化”的具体阐述来看，“两种文化”分裂的历史语境应该是当今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锲入点，而生态文化显然是弥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可能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原型。

一、“两种文化”——斯诺命题

所谓“两种文化”，用斯诺的话讲，就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截然不同，两者的鸿沟不断增大。

首先，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其次，非科学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这类似于我们今天常说的人文文化。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地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

最后，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显然，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

需要说明的是，斯诺命题本身的“二分法”思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二’这个数字是一个危险的数字：正因为这样，辩证法才是一种危险的方法。想把一切事物一分为二的尝试都是应当加以怀疑。我曾考虑过很久，怎样进一步加以改进，但最后还是决定算了。我正在探求稍微超出于这个有力的隐喻，又比一幅总的文化图小得多：为了这一目标，两种文化的说法大概是对的，分析得过于细致反而会损害它的价值。”的确，将文化截然分为“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在归类的过程中均不可能达到了完全的“类别化”，何况又是十分复杂庞大的文化问题！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

在现今的学界，“在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峙中，概念的模糊性与宽泛性以及缺乏一定的学术规范，仍是对话的障碍之一”。“所以，我们断言，两种文化的对话，远比人文精神的内部讨论纷繁杂乱得多”3。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同时，从数字方面来看，似乎也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所以，斯诺命题，至今在学界影响深远，为人们所重视。

二、斯诺命题——生态文化的锲入点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并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就像斯蒂芬·科里尼所言，“作为一种文化焦虑，对‘两种文化’分裂的关心大概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这种焦虑的现代形式在其早期是不清楚的”。“可以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视为这一焦虑的起点，人们开始担心知识类型间的裂缝会给个人修养和社会的良好状态都造成损害”。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非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为：“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5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前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后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显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所以，以下似乎就是“‘生态文化’作为一种叙述方式的不可回避的思维背景，即：1.人类与其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陷于深刻的危机，人类的生存悖论放纵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人类与环境处于浓郁的悲怆之中。2.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性与人类繁衍的无限性可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永恒的宿命，人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6。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实际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宽容、和谐、互利的文化理念”7。

显然，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对此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

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因为“‘生存原则’是生态问题的伦理底线”6。生态文化的最终归宿是人类的生存，而非种族的毁灭。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以及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差异明显，互不相让。而这正是生态文化历史与现实的锲入点。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能很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同时，又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因此，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发展。或许，这就是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

三、“第三文化”——生态文化

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等七个方面9。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9。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他说：“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而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到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木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10。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10。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10。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地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其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从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更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王文勇.论梁宗岱的“两种文化”[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255.

[2]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M]∥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3]纪真.“斯诺命题”的迷雾与新人文价值的探索——从〈我的人文观〉说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00103.

[4]C·P·斯诺.导言[M]∥C·P·斯诺.两种文化.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百度百科.生态文化[DB/OL].[20120509]http：∥/view/521577.htm.

[6]张蓬.“生态文化”元理论问题检视[J].江海学刊，2003（2）4649，206.

[7]李家寿.中国生态文化理念发展现状及其生成路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02106.

[8]C·P·斯诺.再谈两种文化[M]∥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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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斗勇研究员是广东中青年学者中不断有创新成果问世的文化人之一，新近又完成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课题《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并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这部书是作者几年来做了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而完成的专著，在研究珠江三角洲文化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文化生态学体系的全面方案，其中包含了一批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突现了鲜明的学科性和实践性。

一、戢著初步构建了体系较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具有鲜明学科性

“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兴学科，由美国的斯图尔德首先提出, 他在1955年出版的《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阐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在他那里，文化生态学是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的是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由此研究不同种族、宗教的地域环境制约因素。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在美国仍然是人类学系或人文地理系的课程。这一状况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变，随着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新传播媒体的流行，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新旧媒体的文化生态关系，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变化中的传播》一书；日本学者也发起了“传播新技术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究；1999年9月在吉隆坡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目前，文化生态学已进入“大文化”研究的视野之中，探讨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斯图尔德的理论在当今世界的应用、媒体伦理学、文化资本、城市信息环境与文化生态、儿童成长与媒体生态、媒体的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传播革命的基本性质及其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尤其是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新媒体环境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多媒体与社会改造、后现代思想与新媒体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文化生态学已成为世界文化研究的新的前沿性学科。但在国内，文化生态学只是在某些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中有简单介绍，以及有数篇文化生态学主题的论文，尚未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出版。也就是说，文化生态学虽然已经问世数十年，但概论性质的基础理论还不成熟，而这正是戢著的着力点。他在书中初步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包括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历史、特点、任务以及文化生态的系统、资源、环境、态势和规律等内容，在文化生态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成为一家之言。

二、戢著以文化生态学理论来观照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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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经》；《诗经》学；文化生态系统；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10-06

收稿日期：2013-04-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研究”（12YJAZH046）阶段性成果；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考”（2011BYY00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软件科学项目“《诗经》文化旅游开发与中原经济区建设协调发展研究”（1224004503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1―），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创立的，它主要用来研究某种文化与其生存环境及特定人群的关系。文化生态学的出现对于文化人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意义非凡，有学者评论说：“它弥补了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在进化论框架之下的许多不足，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了生物性基础、文化形貌与自然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20世纪80年代，文化生态学传人中国，给国内社科研究增添了无限的活力和生机。20世纪末，中国学者把系统论方法引入文化生态学，形成了文化生态系统理论。1999年高建明、黎德扬最早界定了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文化生态结构既是一个动态结构，也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要素的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文化生态结构不断演化，在演化中，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庞大的系统，而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又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2003年，黎德扬、孙兆刚则进一步深化其理论体系，指出：“具有自身价值的每一文化群落，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整个人类文化的流动和演化，显现其独特的作用。我们把这一动态的文化有机整体，称之为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主要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宝艳园博士的《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和赵艳喜博士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民族艺术研究》，2009年第1期）等。前者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探讨了中华文化体系的结构、特点及维护条件，后者则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结构和生态保护。但由于该理论是新兴理论，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尤其是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观照《诗经》学体系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至今还没有相关成果出现。笔者愿从《诗经》人手做一次尝试，把文化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分析研究某一具体的华夏精神文化遗产，力图为《诗经》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

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是指构成文化体系的诸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方式，它既包括不同等级的层次结构，也包括以立体组合关系为特征的空间结构。文化生态系统有多种组合要素，它们处在不同的结构模型和范围内，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总体上保持着动态的平衡。

（一）《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历史环境、文化环境）。《诗经》学体系下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体系，形成《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众多子系统，其中最具有鲜明特征和功能价值的，可以区分为山川地理文化子系统、民俗文化子系统、饮食文化子系统、名人文化子系统、乐舞文化子系统等。

《诗经》学体系的人群要素，以与《诗经》学关系的亲疏来说，首先是《诗经》篇章的作者和《诗经》中的人物形象，居于这一文化要素的中心轴。其次是为《诗经》学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诗经》学体系中的自然环境要素，最主要的是孕育《诗经》文化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延伸到江汉一带）的原野、山脉、河流等，它们伴随着《诗经》学的传承而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成为《诗经》文化生态系统中最为稳定的组成要素。历史环境要素方面，《诗经・商颂・玄鸟》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那时人类还处于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诗经》从西周结集到孔子编订成型再到西汉的经典化过程，见证了我们国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和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的进程；《诗经》在以后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既目睹了中华民族创造出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在近代的痛苦转型；如今，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为《诗经》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文化环境要素方面，《诗经》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最为密切，和中国文学、民俗、宗教、音乐等方面也有着一定关联；《诗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司马迁著《史记》时在探讨殷、周起源问题上广泛采用了《诗经》的说法，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念。

（二）《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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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选择和创建适宜本地区发展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并制定相应标准，进行示范推广，形成地区特色生态农业和支柱产业。因此，各地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创建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不能盲目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模式。近年来，通过对创建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的配套技术体系，逐步深化、熟化和生产实践应用，制定了基于“四水”（水禽、水产、水生蔬菜、水稻）、“特粮特经与畜禽”、“特粮特经与畜禽、水产”等3种资源禀赋的13项地方标准（其中江苏省11项，扬州市两项），并颁布实施，初步构建了“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示范推广的技术标准体系，为生态农业模式的标准化，提供了操作规程。

1基于“四水”生态种养模式的技术

标准江苏省里下河地区水资源丰富，水稻种植、水生蔬菜种植、水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等“四水”种植业和养殖业异常发达，形成了宝应荷藕和有机稻米、高邮麻鸭、邗江扬州鹅、兴化大闸蟹、盱眙和江都龙虾等各具地方特色的种植养殖带。在传统的种养基础上，嫁接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理念，研究集成了水产-水生蔬菜、水禽-水产、水稻-水产、水稻-水禽等生态农业技术体系，并研究制定相应技术标准。目前已颁布实施的“四水”种养模式有9个，分别是：《茭白-克氏原鳌虾共作技术规程》（DB32/T1687-2010）、《克氏原螯虾-水稻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46-2013）、《克氏原螯虾-水芹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39-2013）、《克氏原螯虾-荷藕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40-2013）、《克氏原螯虾-芡实共作技术规程》（DB32/T2338-2013）、《克氏原螯虾-鲢鳙混养技术规程》（DB32/T2337-2013）、《牧草-鹅-水稻链式操作规程》（DB32/T1157-2007）、《牧草-鹅-水稻-鸭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67-2010）和《有机稻田套样克氏原螯虾生产技术规程》（DB3210/T54-2013）。

2基于“特粮特经与畜禽“模式”的技术标准

2.1经济林果隙地种草养畜禽的生态农业模式

相对缺水的苏北平原和丘陵山区，土地资源丰富，随着农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效益良好的经济林果得到了迅猛发展，既改善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又积蓄了林果土地资源。近年来，通过生产实践，利用林果下面的隙地资源，种植牧草，发展畜禽养殖，创建了林果隙地土地资源的循环农业模式。研究制定了《林-牧草-鹅-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68-2010)，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2.2鲜食玉米秸秆（牧草）养畜禽生态农业模式

鲜食玉米是深受城乡居民喜爱的食材，许多农户采用分期播栽的方式，以达到均衡上市、获取良好经济效益目的。每年到了10月、11月最后鲜食玉米上市后，就在玉米行间套种冷季型牧草如多花黑麦草、紫云英等养鹅或牛、羊，同时将鲜食玉米秸秆，作为畜禽养殖的天然饲料。创建了鲜食玉米-奶牛-牧草生态农业模式，制定了《鲜食玉米-奶牛-沼气-牧草链式操作规程》（DB32/T1158-2007），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3基于“特粮特经与畜禽、水产”模式的技术

标准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相对均衡的地区，根据种植与养殖的对象和规模，进行合理的水、土资源的配置，使种植业与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协调发展，同时使农业废弃物得到循环利用，通过延长生物食物链，延伸农产品产业链。

3.1经济林果与畜禽、水产并重的种养模式

近年来，通过集约化种养示范，创建了在经济林果下种植牧草养殖畜禽、畜禽粪经生物发酵肥水养鱼的模式。资源配置：区域面积为1,000hm2，则林（果）、牧草所占耕地为650hm2，开挖建设水禽、渔共育的池塘250hm2，沼气、畜禽舍、围栏场地等配套设施25hm2，基础设施占用75hm2。一般养殖牲畜800~1,000头或养殖20,000只以上家禽规模时，建设500m3左右的沼气池。研究制定了扬州市地方标准《林-牧草-鹅-克氏原螯虾链式操作规程》（DB3210/T55-2013），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3.2鲜食玉米-牧草轮套作与畜禽、水产并重的种养模式

通过集约化种养示范，创建了与特粮特经作物轮作、套作牧草、秸秆与牧草养殖畜禽、畜禽粪经生物发酵肥水养鱼的模式。资源配置：区域面积为1,000hm2，则鲜食玉米或牧草种植所占耕地面积为800hm2，畜禽舍、围栏场、青储池等配套设施面积120hm2，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占用80hm2。养殖羊14,000~15,000只，或肉牛2,000头，建设沼气池800m3左右。制定了江苏省地方标准《鲜食玉米-肉牛-沼气-克氏原螯虾链式操作规程》(DB32/T1686-2010)，并由江苏省质监局颁布实施。

二“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产业化示范推广

1建立江苏省农业标准化

示范区为了快速推进“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的示范推广步伐，应在“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实施的集中区，建设江苏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其主要目的就是起到示范带动作用，让周边的农户看得到、学得会、用得上。如江苏省生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在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支持下，2008年在江都市仙女镇银河农业生态园，建成了江苏省“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2010年在邗江区公道镇现代渔业产业园，建立了江苏省克氏原螯虾繁育与规模养殖标准化示范区；2012年在邗江区方巷镇徐氏鹅业合作社，建成了江苏省林间套种牧草养鹅标准化示范区；2013年在高邮市送桥镇江苏普兴循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开始建设江苏省牧草-畜（禽）-渔标准化示范区。以上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的建设，为“双链型”循环农业模式的推广提供了示范样板。

2创建“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

产业化运行机制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是农民土地承包条件下，分散的、千家万户式的自主生产经营。为达到“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生产经营，必须创建良好的“双链型”生态农业模式产业化运行机制，将农户组织起来，将土地集中起来，发展规模的“双链型”生态农业产业。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双链型”生态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大多采用“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示范区＋农户”的运行机制，其生产经营的基本框架是，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联合科研单位创办示范区，以示范区为样板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对示范区和参与农户实行农资统供，统一生产过程控制，生产的农产品统一回收，统一品牌销售、优质优价。

3创立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