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生态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关于概念表述

在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中，对医患冲突现象的表述用语不多，且不统一，使用最多的是“纠纷”、“医闹”、“闹丧”和“医患冲突”，也有使用“医疗暴力”的。所谓纠纷，是指争执不下的事情，不易解决的问题，而纠纷的过程不一定都有暴力行为发生。所谓“医闹”，是指患者家属、亲友及受雇者一起，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殴打侮辱医护人员、打砸财物、设置障碍等手段，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并从中牟利的行为。2006年7月10日，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就曾直斥“医闹”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面对有争议的医疗结果，患者（死者）家属追求的又并非都是货币。所谓“闹丧”，俗称“打人命”，有非正常死亡发生是其引发的基本前提，其有着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发生地可能与医院毫不相关。如发生在农村公路的交通肇事事件。“冲突”一词的本意指近身袭击，同时也包括：直闯、碰撞、冒犯、争斗、矛盾等意，当然也含心理冲突；现代词意上的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以上事物的相互对抗过程，分为意识和物质两种，意识以认识为基础，所以是无形的，物质的冲突是可见、有形的。“冲突”的特征主要有：其直接目的是打败对方，直接以对方为攻击目标；双方必须有直接的交锋；冲突双方追求的目标既可能相同又可能不同；冲突在形式上往往突破了规则、规章甚至法律的限制，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危法性。冲突的类型包括：从规模上划分有个人之间和集团群体之间的冲突；从性质上划分有经济冲突、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民族冲突、国际冲突等；从方式和程度上划分，有辩论、口角、拳斗、决斗、仇杀、械斗、战争等。因此，综观已经被曝光发生在医院内的“那些事”，用“医患冲突”来表述应是最为恰当的。

（二）关于历史划定

《南方周末》报曾以“中国医疗暴力史”为题，长篇报道了我国的医患冲突历史，其中提到最早的案例为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致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因视网膜脱落疗效不满的患者包季厚。对医患冲突的历史划定，至今并没有权威的论述，但仅以2001年为划分而论史显然其“史”太短，准确地说也只是本世纪的“史”。仅从建国开始计算，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医患冲突早已有之，只是非现在如此严重而已。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为例，当被强制“结扎”的妇女因故死在手术台上后，以“兴师问罪”、“吊民伐罪”为特征的农村“闹丧”事件便自然发生，医院被砸、医生被打亦是常事，笔者就曾亲眼所见死者家属将“大队长”（现称村委会主任）家房子拆掉的场景，而对因“闹丧”引发的纠纷冲突，笔者在1991年参加的江西省社科课题成果中就有论述。

（三）关于成因分析

就医患冲突事件引发的原因，对现有论述分析后可用符号形象加以表示。一面是痛斥医院医生的不良医术、过度治疗、不负责任等等，谓之“活该”；另一面则是痛斥对医生的犯罪行为是丧尽天良，谓之“暴徒”；更深层次的则是结合我国的医改政策、医疗资源、相对贫困人群及弱势群体等进行理性分析，呼唤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将医生和患者在利益争夺中推开，从而真正避免冲突悲剧的发生。由此看来，国家医疗制度、医疗政策层面的改革，使百姓看得起病，重塑社会诚信才是治本之策。

（四）关于破解之术

在国家医疗制度层面解决之前，对已经发生、可能发生的医患冲突应积极寻找破解之术，这已形成社会共识。其中，以实行“咨询、受理、调解”三免费的第三方调解方式已开始为公众所熟知，为患者及家属所接受。以江西省南昌市为例，《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自2011年12月26日实行以来，共调解结案467起，结案率100%，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14年2月20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也曾进行了报道。“第三方调解”为医患矛盾冲突竖起了防火墙，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减压阀”。面对医患冲突，负有维护社会稳定之责的公安机关也在不断研究、创新化解之术。如江苏常州市公安局的“三听三算三调”法（即：听患方、听院方、听第三方；算法律账、金钱账、亲情账；联动处置、社会协同、重点掌控）；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公安分局的“六步法”实现了医患纠纷“零闹事”（即：常擦“清凉油”树牢维稳意识；用活“顺风耳”准确掌握信息；装好“减震器”，强化法制宣传；构筑“包围圈”，周密收集证据；狠出“杀手锏”把握时机严打；施展“组合拳”；联动化解争端）。就公安机关而言，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决及时打击各种涉医非法行为，打击职业“医闹”应是治本的关键之术。医患冲突是世界性现象。在寻找破解之术时，也应考察、借鉴他国经验。美国：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每一万名医院工作人员每年大约碰到八起非致命性质的攻击，约为一般职业的四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暴力：医院的职业风险》，建议医护人员要善于与患者及其亲友沟通。目前全美已经有38个州专门立法保护医护人员，法律规定医护人员必须参加政府相关机构义务提供的反暴力培训，同时还加大了袭击医护人员的惩处力度。同时，一些医院还对医护人员了一些行为指南，如不要透露个人联络信息、不要用强烈的灯光和色彩刺激病人等。以色列：以色列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所掌握的4047宗暴力袭击医护人员个案中，39%与医护人员的行为有关，29%与病人有关，16%与医院管理有关，因此该国在呼吁医护人员不应该遭受暴力对待的同时，也要求医护人员应该以负责的态度去解决矛盾，防止暴力冲突升级，在管理中应避免医护人员人手不足，医院过分拥挤等，并规范了医院管理和运作标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减少医患矛盾。印度：医院会聘请身材健壮、手臂上有纹身、看上去有足够震慑力的保镖站岗，防范闹事家属。英国：请设计公司组建了包括精神分析学家、服务设计师、急诊室顾问和社会科学家等在内的专家进行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使患者产生激动情绪、辱骂医护人员，甚至产生肢体冲突的原因，结论为患者不理解临床语言和操作流程，甚至对为什么有人比他们后来却先看上医生而产生不满，为此他们优化了看病流程，使暴力事件减少了一半。法国：法国是医疗事故频发的国家，每年平均30万－50万起，可法国同时还是医疗事故诉讼最少的国家，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法律体系不支持由于医疗事故或过失引起的诉讼。但又该如何保护患者的利益呢？它另有一套医疗事故获赔偿的法律手续，不过手续极为繁琐，患者及家属没有十足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往往会半途而废。俄罗斯：与许多国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将“调解”晾在一边，而采取“法律优先”，该国多项法律都贯穿了一条铁定原则：公民健康第一，患者及家属可拿起多部法律维护权益。

二、关于社会生态

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以生态经济为重点开始逐渐关注和研究生态问题，如今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更加活跃，其研究领域覆盖了经济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许多方面，如“生态宪法”、“生态化意识形态”、“政治发展生态化转向”等，大家对生态的认识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建设领域，扩展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领域。党的十最终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肯定的是，医患冲突是我国当下不良社会生态现象的自然反应，治理医患冲突就是治理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

（一）对部委文件的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国家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4年4月出台了有关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和意见,二者对比后不难看出，仅两年时间，从形式到内容变化都很大：其一，从卫生部、公安部二部发文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五部委联合发文；其二，将殴打、杀害、伤害医生由原第四款提前置首款；其三，增加了严格控制的危险物品的种类和等级；其四，首次将职业“医闹”列入打击对象；其五，在执法程序上，从一般性警告到可依法驱散、依法带离；其六，在执法过程上，要求公、检、法“快”字为先，并对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这六大变化，折射出我国社会生态病象的加重。

（二）社会学启示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认为，社会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也称作“社会系统”。“社会”与“社会系统”两个概念当然有侧重点的差异。社会是最为本源的概念，它等同于“人类社会”，更侧重于人群的聚集、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系统更侧重于社会是一个体系，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点，强调它是一个有机整体。依据社会说，社会具有六大特点：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社会是以人的交往为纽带；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社会是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精神的联系；社会系统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依据对社会的解读，不难发现，医患冲突双方本都是社会不同分工的组成部分，由于“疾病”的存在而必须产生交往，而交往或运行的过程中，由于视角和利益之差，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若干问题，问题积累导致冲突频现和升级，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社会病态现象的一种了。诚然，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本文讨论的医患冲突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越来越重视社会问题构成要素的分析，国外学者主张的二维分析法把社会问题的构成要素归结为：社会性、紊乱性和破坏性。我国社会学家则归结为：必须有一种或数种社会现象产生失调情况；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予以解决。当前我国正发生的医患冲突完全符合这四个指标要素的要求。一个好的社会系统其社会问题应是少量存在，良性互动的，其社会生态是一种良性、健康、令人愉悦的状态；反之，则是恶性、毁坏性、令人失望的状态。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能仅局限于简单事件的定性描述，冲突的多量存在和恶性反复只能证明我国社会生态不良状况的客观存在，所以单纯治理医患冲突的个案远非能真正治理不良社会生态的全部。

（三）冲突视角下的社会生态核心问题

如同治理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我们必须找到导致医患冲突加剧的社会不良生态的核心问题，但笔者以为社会信任、职业医闹和管控无矩是核心问题。由于腐败、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楼跨跨”等诸种现象的真实存在，信任危机已在诸多领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已成事实，如此，医患双方特别是患者对院方的不信任是自然要发生的。以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的的职业“医闹”是将医患冲突推波助澜的重要灰黑色力量。职业“医闹”的主体鱼龙混杂，但绑架社会，唯恐不乱是其行为的重要支撑点，如同将他人拐骗至矿井杀害，再反闹矿主出钱摆平“事件”一样，其行为令人发指，不能容忍，公安机关理应依法对其严惩。近10余年来，媒体、学者、公众等对弱者、弱势群体的解读甚多，已是人皆言弱势，当医患冲突发生后，受同情弱者心态的驱使，相关部门对患者、家属及职业“医闹”违法行为的沉默无形中强化了违法犯罪的心理，由此花钱买平安、忍气呑声是必由之路.管控无矩是纵容，不愿执法、不敢执法更有损神圣的国徽。

三、结语

篇2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篇3

按照一般的界定，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形态。然而，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因此，与其说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对应的文明形态，不如说，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是一种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以及社会的分配格局都将沿着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迹运行。因而，笔者把生态文明界定为上述广义的生态文明定义。

然而，生态文明的提出本身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种种的不和谐。

第一，从生态理性的角度看。生态理性是和经济理性相对应，而且，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理性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传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在经济理性的作用下，人们要追求的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产生了劳动异化、资本异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覆盖着利益面纱的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消除这一类型的社会公平隐患。按照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然而，在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环境公平问题如何得以根本解决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而，生态文明本质是和谐，构建生态文明必须从和谐的角度人手，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或制度重建消除各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二、市民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

理论界认为，中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领域之中，并认为，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将无法有效运行。另有学者更是认为，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进而推动社会领域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对于市民社会的理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比如，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主要从私人活动这一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既是一个实体性范畴，又是一个理念性范畴”，“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与其文化特征是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的，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过程以及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结合体系”。市民社会是解决传统社会结构下矛盾的重要途径，“根本出路在于公共领域挣脱商业化和技术统治论的影响，而获得复生”。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市民社会是以对私有财产权利的充分尊重并且加以法律上的严格保护为基础的。这是市民社会特有的市场经济的基础。第二，维系市民社会的，既不是横向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纵向的行政命令关系，而是在平等自治的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契约关系。第三，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第四，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第五，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社会成员的意见，在公共空间交换彼此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

三、市民社会对生态文明可能的贡献

如果生态学所说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那么，在生态学者看来，市民社会不可能对生态文明作出贡献。问题是，当我们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时候，生态文明的贡献者却会由现代公民社会创造出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利益的协调。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因而，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不管什么样的文明形态，促进并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其存在并发展的先决条件。然而，人们在追求的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与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的矛盾。因而，生态文明在物质利益关系上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一个发育充分的市民社会，通过明晰的产权关系界定，保障了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为人们创造财富实现自身的物质利益奠定基础；同时，通过产权的界定，确立资源、自然环境的保护边界，通过公共空间与政府的合理互动，保障公共政策的制定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比如，排污收费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只要我们知道污染带来的边际社会成本和企业本身的边际收益，就可以确定排污收费标准，但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是因为信息的问题，在确定边际社会成本时出现困难；其次是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不可能靠政府的简单规制就可以解决。在市民社会框架下，相关利益群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结成合法的团体，这些团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搜集相关资料，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依据，在维护自身利益(比如环保要求，避免环境保护中的不公平等)的同时节约了政府政策制定的成本。

第二，精神和谐的缔造。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下缔造精神和谐，市民社会通过其文化领域的作用保证人们认知自然的同时实现人们生活的非物质化。“作为文化生活的领域，市民社会拥有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区别的阐发生活意义的符号体系。”作为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是一种自主、自愿、全面发展的生活领域和关系结构，是人们普遍交往活动的空间，它渗透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市民社会伦理精神能够促进人的个性的增长、自由的扩大和利益的满足。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精神上健康，这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除了满足人们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以外，还创造了人们的道德生活世界，为人们提供广泛的公共生活空间。人们通过社团的和传媒的沟通不仅满足了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内在需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个体也实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市场经济导致了人们心灵秩序的内在紧张，导致浮躁的心态，人格的分裂以及精神家园的丧失，市民社会特有的公共精神能够培育人们的开放意识、交互主体的人格，以及宽容的精神和理性的价值取向。“当市民社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有效的环境时，同时也就消解了因生产和权力之争给人们造成的压抑和紧张。”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世界中，人们可以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有效地调节人们的情感和心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营造人们和谐的心灵和精神秩序，从而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利益平衡的构建。市场的作用导致了利益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单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不同的利益都要有合适的利益表达途径，否则，便会形成政治上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危及生态文明。成熟和健康的市民社会会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系统，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首先，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法治是市民社会伦理精神的现实表现。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马克思曾经断言，没有市民社会，就没有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其社会化，构成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的客观和现实的体现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在市民社会中，法律及其制度是人的需要及其行为的普遍形式，也是社会秩序的客观的和外在的表现，伦理精神必须透过法律和制度，透过法律和制度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合理性。”其次，市民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个体伦理精神和权利伦理精神的充分展开总是以社会的开放性为必要条件，开放性表现为非权威化，非权威化则意味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一种要求权利和义务对等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否定一切形式的特权，强调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社会，需要公平和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结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建构过程，是协调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是以生态环境优化与发展为目的、促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认识过程，也是逐步推进人类全面发展的过程。因此，构建生态文明新社会不应单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不应仅仅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应从整个社会结构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思考才可以看到生态文明的和谐本质。市民社会与广义的生态文明有着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民社会理念为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生态文明这样的高级文明形态提供了思路。建设生态文明新社会需要社会结构的调整，即从构建市民社会人手，构造和谐社会。

奥康纳把生态学看作是从生态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未来社会特征的新理论，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新的社会历史实践，即奥康纳本人倾向于赋予“生态学”以理论性质，而赋予“生态社会主义”以实践性质。当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析还是有差别的，马克思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意义。笔者认为，生态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它是一种和谐的理念，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因而，构建生态文明，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问题。

篇4

［关键词］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建设也开始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发展。在世界各地建设智慧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智慧城市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能提高经济的发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目前城市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我国建设智慧生态城市更加注重的是环保问题，并以此建立新时代的智慧生态城市。

1建立智慧生态城市的准则

智慧生态城市是集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数字城市、园林城市等特点为一体，从而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状态。所以智慧生态城市的建立要有一定的准则。

1．1符合公共利益

建立智慧城市就需要满足公共利益，关于个体的需求、人与人之间需求、个体与外部之间的联系等都进行相互的协调，这样才能更好的改善城市环境。公共利益主要是指通过协调资源，来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体现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同时也要实现人和城市之间的和谐，达到人文、科技产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1．2提高自律

想要保护城市的生态问题，主要还是靠行为的自觉性。在建设智慧生态城市中，要发挥自觉维护的优势，对行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方式进行有效控制，对城市的人口、居民的生活状况等进行合理控制，这样才能实现智慧城市的自律性，从而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思想对个体行为进行规范，提高人们的自律性，从而实现城市和人的和谐共处。

1．3符合智慧生态

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体现智慧和生态的建设，通过生态思想和智慧理论，实现关于人们的地理、人文、气候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对生态城市进行合理布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智慧生态城市体现在城市的持续发展方面，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提供更好的环境，从而实现城市服务的效率和优势的最大化。

2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分析

2．1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分析

在2012年的时候，我国建立了首批智慧城市试点，根据这些试点的城市建设情况，可以看出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实现全方面的智能化管理，比如:城市服务、环保、交通、工商业活动、公共安全等方面实现智能反应。只有这样，智慧城市的建立才能更好的存进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善城市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情况。建立智慧城市同时也需要合理的配置城市的资源，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实现城市发展模式的改进。目前我国已经有将近200多个城市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的建设，主要面对的问题还是传统城市存在的问题，各种污染现象和交通资源等问题的破坏。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就是要实现信息化，将农业的发展、工业化技术、信息技术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从而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健康问题的重视等，建立智慧生态城市已经成为必然，同时结合现代信息化技术，从而提高城市的智能作用。利用现代科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改变城市的功能和发展面貌，提高城市的便捷性、高效性、宜居性等。

2．2智慧产业建立分析

实现智慧生态城市的建设，提高智慧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生态理念和信息技术相结合，发展创新性的产业模式，减少工业化发展制造的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智慧产业链的建设，融合生态产业发展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比如:根据电子商务平台，建立城乡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减少工业污染;发展高新技术型的产业，实现高的附加值等。

2．3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

城市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建设智慧生态城市当然也要以人为本。首先在建设生态城市时，要充分融入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整体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其次就是合理规划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文化、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再则，就是加强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减少各种资源的浪费，发展循环经济，从而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以人为本、绿色环保的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生态文明。

3积极应对政策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建设向生态化、智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对环境建设不断进行机制探究，通过多种渠道，积极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改善，为了使其更加规范，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还要大力加强城市环境管理工作，加快构建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智慧生态发展模式。同时吸引各种各样的资本，使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得到大量的支持。

4结语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智慧生态城市，也将开辟我国未来几年的发展现象，现在为了做好智慧生态城市建设工作，就要强化智慧生态型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且要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其提出相应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为更好推动我国智慧生态型城市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作者:屈振辉 单位:邹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参考文献:

［1］冯琪．智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基本理论探讨［J］．智能城市，2017，(02):213．

［2］徐振强．智慧城市与城市规划、生态文明协同创新关键路径的思考［J］．城市住宅，2016，(03):6－10．

［3］袁业飞．智慧城市建设:还需量力而行———聚焦智慧城市热潮［J］．中华建设，2013，(03)．

篇5

关键词：生态伦理 绿色企业 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问题的紧迫性

1971年，美国生态、生物及教育学家巴里·康曼纳（Barry Commoner）出版了《封闭圈-自然·人和技术》一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的《商业周刊》评价此书是继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有关环境问题的最好且最具有挑战性的书籍之一；《时代周刊》称巴里·康曼纳是一个在课堂上拥有千百万人的教授，是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上最有见识、最具有说服力的代言人。巴里·康曼纳在此书中用极其生动的例子详细叙述了生态学的四条法则，即每一种事物都是彼此相关联的；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去向；自然懂得的最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如松等，2004）。生态系统中，每件事物均与其他周围事物相互联系，并且根据系统的回馈能力来支持其稳定的状态；其中，生态网络的复杂性和其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的畅通与否，决定着它所能承受的外界压力的大小及时间的长短。问题是：生态系统的回馈能力是有限定的，如果超出了系统的阈值，系统将无法负担而崩溃（王正平，2004）。可见生态系统是一个很脆弱的稳定结构，一旦被破坏，就会产生深远而且巨大的影响。

环视当今的产业生产，生态环境等议题不再是政治家的时髦用语，也不仅是一种道德启示，可被视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生态产业，已成为务实的、国际性的、不可回避的经济战略，它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综合利用和保护增值、回收再制等，并以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无污染的绿色产品、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消费等价值观为目标的一种庞大的文化工程，它以生产者、消费者、再生者、外部环境为四个基本组成部分，以生态战略、可持续发展等为思考点，以达成降低人类生态风险为目的。生态产业以实现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利用的最大化；废弃物利用的最大化；高效能、高产能、低耗能的优质生产；维护生态资源及其服务功能，使经济资源与生态资源做到均衡调节，发挥其最大的综合效益（欧阳志远，2003）。

在这个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年代，我们的态度决定了对刻不容缓的生态问题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污染、资源耗竭、动植物掠夺栖地、废弃物任意抛掷、人炸、土壤的侵蚀及贫穷化、气候的突变等，就生态问题的独特性与立即性而言，就足以构建一门新型的伦理学科。再者，在生态问题上所面临的伦理议题或者道德冲突，已不再局限于有关外部限制的协调问题或个人、团体的偏好之间的冲突；内部的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

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

生态伦理的建构、落实，与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与基础是一致的。因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生物圈的任何物种皆无例外；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自然系统的不间断运转而保证了能量与营养物质的供输。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建筑在对自然生物界的尊重与包容上，具有与自然界相同步的认知上，我们必须在生物学限度内生存与工作，尽管这样的限度不是刻意针对人类的努力去设限，但有限利用才能可持续发展，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应设法去增加动植物的种类并且丰富人类生活的方式，这样的道德基础，才能保证对自然的利用价值能公平地分配并保存给后代子孙，而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任何人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与地球上的生物世界负担起责任，从伦理和文化的角度看自然与人类生命及命运，不管在某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意识形态是如何的。

生态伦理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为核心的行动哲学，它有别于其他的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医学伦理、社会伦理等，这些伦理学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把道德关怀和调节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动植物、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从整体观察的角度思考，生态伦理讲的是人类未来生存攸关的重大议题。其中有严肃的一面：到底是人类利益优先还是生态环境拥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在现有体制下，已习惯既有的现实利益者，可能放弃所拥有的而去保障、维护他人权益及后代子孙吗？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与义务？第三世界对经济增长与生态伦理的认知有可能与发达国家取得共识吗？或许，正因为不完美、不易解决，我们才知道此问题的严重性与急迫性，我们才更应携手面对，发挥集体智慧寻求解决方案。必须指出：生态伦理的性质和主旨皆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的特征，它很难仅止于清谈，也不可能是纯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学问，更不可能哗众取宠，满足少数人一时的好奇与兴趣，它总会有持续的诉求，需要参与者充满了某种精神、感情、意志、行动的投入，它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透过行动与坚持它还可以成为一种信仰，一种终生无怨无悔彻底关注的信仰，一种为众生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不想去解释世界，而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人心、改造人类自身的内心世界。

生态伦理肇因于严重的时间问题、生存危机，认同这种信念，并且在它鲜明的实践性、信仰性的目标下，很可能会督促我们做点什么、付出什么。由于对现况的焦虑及自觉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无论如何想为它付出行动的渴望，不管是内在的行为改变，还是外在的生态保护行动，令人鼓舞的是：它可能带来知识的喜悦，也可能会要求一种精神信念的支持及生活方式的调整，并鼓励他人起而效行。因此，生态伦理的落实是信念的承担，也是行动的承担（何怀宏，2002）。

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最终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视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可持续发展等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基本尺度，并作为人类评判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成长、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

生态效益-企业发展的新路径

1992年里约地球高峰会议（Rio Earth Summit）中，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在报告中提出了将“生态效益”（Eco-Efficiency）作为一种企业发展的理念。1995年，经济与合作暨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挪威的罗森达（Rosendal）举行研讨会，提出了生态空间（Ecospace）、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s）、生态效益等有关可持续发展、消费的观念，对于经济活动与环境破坏之间的互动、驱力、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的心理与伦理动机等，生态效益被视为是最为实用的概念之一（章海荣，2005）。

生态效益基本上是一个企业经营的概念，可以被视为一种产生（out put）除以投入（in put）的比率，产出指的是企业、产业或整个经济体的产品与业务的总值；而投入则是指企业、产业或整个经济体造成的环境压力的总和。从字意来看，生态效益意涵着企业借由对生态及环境的保护，来提高经营绩效与竞争优势，并需要在整个产品与劳务中累进地降低对生态的冲击与资源使用的密集度，达到符合我们所顾忌的地球负载能力以内的程度。生态效益并非设限于现有产品与习惯，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激发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寻求突破性的管理绩效与行动哲学、开创无止境的商机与竞争优势，增加产品的可持续性及附加价值。

生态效益的核心是要促使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最终一致，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具有可利用性、功能性的绿色资源，特别是目前虽然不具有商业利益价值但却无可取代的资源，可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洛杉矶研究中心（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的罗文斯夫妇（Amory and L. Hunter Lovins）与知名企业家保罗·霍肯（Paul Hawken）共同提出了倡导绿色资源的四点建议：

大幅地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并抑制生物圈退化的现象，具有远见的企业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公益等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不但可以减少初始资本投入的损失，也将获得更大的收益。

使生产模式朝着生物链式的方向发展，在减少废弃物产量的努力中，一方面模拟生物及自然的设计，在封闭式环境的生产系统中，以无害的营养物质形式重归自然，另一方面是杜绝浪费，杜绝那些损害自然再生能力的有害废弃物。

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使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其中涉及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上的调整，从商品与购买者之间的关系，调整为服务与流动的经济关系。在此全新的价值观下，富裕度的衡量标准发生的质的变化，由过去以物质占有率来衡量社会福利的经济观点，转变为对于质量、功能、绩效等的期望值，其所获得的持续的满意度的高低，同时可借着产品的品质、实用性、功能性、耐久性来增加社会福利。

对自然资源进行再投资，回复及扩大绿色资源存量的投资，大规模提高生产率，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仍然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刘湘溶，2004）。

倡导绿色资源，明确地将生态系统的完善性、不可替代性与经济的获利目标相结合，因此，最先进行变革的企业势必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没有参与变革的企业，将来也无法避免这一挑战，企业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场绿色革命的挑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并且这一波即将来临的产业革命，企业的革新并非源于内部现有的产业结构，而是几乎来自外部的力量。如世界上最大的森林产业公司与死对头—绿色和平组织关于热带雨林活动网络接触计划未来的战略合作，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接触、合作，显示出企业开始面对和参与一直回避、反对的问题，并与之对话。这些率先提倡生态效益的公司，为企业的生态伦理做了最佳的见证，他们不但节省了人力、能源、资金，取得竞争优势，也提升了企业形象，同时也尽了维护生态之责，并同时强化了新的使命感与认同感（李明华等，2003）。

结论

美国自然生态学家梭罗说过：行善是一项永不亏损的投资。商业活动的真谛不仅仅是把钱财从别人的口袋转吸到自己的口袋中，尚可视为一项艺术演出，创造与呵护一个可以通力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双赢局面。在积极营求利润的同时，还应对个体生命、全球社会、自然资源的终极关怀付出行动。企业家更不是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掠夺、抢劫的贵族，企业是社会良心的重大指标，企业家是社会的精英，所有人皆会仰头瞻望。

生态伦理是一种共生理念，这是我们生存的伦理，需要公正的评价世界生态危机的一种责任，那将是我们文明视野中的经济新风貌、新秩序，也是企业走出经营误区、价值延伸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欧阳志远.上帝的陶杯[M].人民出版社，2003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5.章海荣.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刘湘溶.人与自然的道德话语-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6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篇7

关键词：高考材料命题；江苏历史卷；创新

2008年进入新课程改革后，江苏高考历史命题一改以往直接发问让学生回忆、归纳教材知识的模式，出题者开辟了材料命题的新模式，江苏高考历史卷基本上是平稳发展。江苏历史卷已开始向形成自己风格的道路上逐步迈进，“苏派”风格的轮廓若隐若现。具体说来江苏高考材料题命制具有以下一些特色。

一、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江苏高考试题历来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知识考查尽可能恪守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的要求。具体反映到材料题的命制时，题干中材料的可读性强，阅读和理解的难度适中。如中国古代史部分，尽可能用文言原文，既保持历史原味，又形成了一定难度，但基本都是高中生阅读能力范围之内，没有生僻字，没有难懂句。

同时试题中的材料是学生从未接触过的，具有较高的新颖性，但材料所反映内容基本都能够与《考试说明》和教材保持紧密的联系，考查的知识点尽可能是师生能够知道的，答案的设计也尽可能是从主流观点中推敲抉择，使得学生能够在接受高中历史教育的基础上保持对材料的认同感，既让学生能够在材料的基础上强化已有的知识，又让学生通过材料能够学到新的知识。

二、材料题的思维要求高

根据材料在试题中的作用，可将材料题分为三类：

1.引子型，即材料作为试题引子

在试题中处于导出题目的辅助位置，对整个试题起一种铺垫和点缀作用，但对知识的考查没有实质性意义。这种试题主要用于考查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识记程度，对材料的利用水平比较低。

2.映射型，即材料作为考查知识点的逆向反映

为了考查学生对教材某一处知识的识记、理解情况，但又不能直接发问，故而用材料设置情景，让应试者通过情景逆推出要考查的知识点。

3.推理型，即材料作为进一步逻辑推理的依据

这是指在试题中使用材料作为对课标知识点的延伸，让应试者针对材料做进一步的分析，然后得出答案。这种试题一般考查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难度要求也比较高。

这三类题型对材料的使用水平是逐渐提升的，材料在题干中的作用也是越来越重要的，而带来的也是试题自身难度的依次提高。尤其是推理型试题往往看似脱离了教材内容，但却是要求学生在掌握相应知识的基础上结合题干提供的材料进行推理，材料容量最大，对材料的利用率也最高，最能反映对学生三维目标体系的考核与评价。近观这几年江苏历史高考卷，推理型材料题已成为主体，材料在试题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教材的基础作用，到了离开材料已无法完成试题的地步。

三、试题中材料形式多样

史学材料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而图表类的资料给人直观、形象的认识，且增加趣味性和新颖性，比较受学生欢迎，同时也更加能够体现应试者的思维能力。所以江苏高考这几年的材料题命制是以文字材料为主体，同时也比较喜好图画、照片和列表等资料，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该类题型出现。以选择题为例（见下表），从2009年到2013年图表型试题数量和所占比重逐年上升。

■

四、关注地方史和社会生活史

1.富有了地方特色

随着高考命题权限的下放，命题组织逐渐呈现区域化，试题风格也出现多元化、地方化的趋势。江苏是文化教育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近代也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同时江苏学者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是国内翘楚，有着相当一批地方史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这些使得江苏高考材料题在命制时能够大量引用地方史材料，将江苏地方历史与风土人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高考试卷中，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如2008年第21题就引用到了江苏地方史的资料：“材料三 金阊（今苏州城西南）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2009年第10题引用了在江苏省常熟白茆乡时人传唱着一首山歌：“小农经济独木桥，合作社是康庄道，办起来，天堂哪有人间好”，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2009年第21题专门考查了“江南士大夫”带有江苏地方史色彩的历史概念，所引用的材料均属江苏地方史范畴。

2.关注社会生活史

社会生活系指历代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传承性、风俗性、地域性、交融性等诸多特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活事项体系。具体而论，它包括社会物质生活（衣食住行）、社会精神生活（人生礼仪与教育）、社会生产科技生活（农业手工业商业与科技）、社会年节生活（岁时年节节今）、社会信仰生活（宗教与祭祀）、社会家庭生活（婚姻丧葬与家庭敬老）、社会环境生活（生态环境活动与环保意识）等内容。

新课程改革以来社会生活史开始进入中学历史教学，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历史（Ⅱ）着重反映人类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了解自古以来中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人类为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生活所做出的努力，进一步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认识，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各个版本的教材都在必修二部分安排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一专题，重点讲述物质生活、社会习俗、交通通讯和大众传媒等变迁。虽然只是一个专题的有限篇幅，但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活史必然也成为历史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随着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入，江苏高考在命制方面更是展示出了对社会生活史高度关注的倾向，2008～2001年每年都会出现2～3题考到社会生活史内容，涉及到生产与行业生活、娱乐生活与风尚、道德信仰习俗、婚姻生活、饮食生活、社交甚至卫生保健等。

五、材料题形式敢于创新

江苏高考材料题命制形式主要是单项选择题和材料解析题，但是并没有受此约束，反而能够敢于创新，引入新兴题型，如史学小论文。撰写史学小论文的题型，最早出现在2010年全国高考新课程历史卷（第40题第3问），2011年全国高考历史第41题正式将小论文试题设为单独的题型。2012、2013年江苏高考大胆地引入了这一命题方式，使得试题内容、学生的作答和评分体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这克服了“小切口”材料解析题造成了视野狭小的局限，有利于考查学生对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掌握情况和学生关联结构层次与抽象拓展结构层次的高级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克明.新课程江苏高考历史命题的探索.历史教学，2011（17）：40.

篇8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J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124-4

一、研究的对象及意义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以传播生态视域切人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

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著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著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著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一二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著述。这些著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著述，但这些著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著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

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著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著《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著、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著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著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著、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分析归纳法是通过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专题性个案研究。本研究需要从个性到共性，发现一些共同的艺术传播规律或传播生态特征，做到个案剖析和理论总结相结合、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使论文达到理论研究高度，这要有赖于归纳法的采用。

交叉研究法是运用艺术学、传播学、生态学、社会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本论题进行综合研究，这些学科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以艺术学学科理论为先导，交叉研究法可拓展本论文研究视野、开拓思路。

历史比较法是本论题的研究需从总体上寻找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形式观念与人的精神需要之间的关系，当民俗艺术被放在时间坐标中审视时，需要把握时间的生命精神与民俗艺术传播变化、生态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历史纵向比较时间坐标中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变迁，可挖掘其表象中蕴藏的规律。

研究视点首先是，采用多维视角。本研究系民俗艺术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以艺术学观照为主，结合采用传播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资料来作分析整合研究，力求以新颖全面多方位视角呈现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的整体特色。

第二，把民俗艺术的研究和传播生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以往相关的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民俗学学科体系内的民俗传播与生态民俗研究、艺术学学科体系内的艺术与传播关系研究、以及生态文化角度的民俗艺术专题性研究，而把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纳入民俗艺术学研究视野的专门性理论研究尚属艺术学学科中有待涉及的新的研究尝试。

第三，重视规律概括与综合性表述。本研究虽为基础理论研究，但研究中也必须借助诸多鲜活且各具特色的个案资料，从具体的个案分析层面出发，进行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的相关性研究，从中探析抽取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特征与规律，并对其进行综合性表述与概括，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层面。

四、可行性分析

把传播生态理论纳人民俗艺术研究视野，具有可行性。其可行性分析主要抽绎了民俗艺术与传播生态二者之间的共性特征，并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试图从崭新的视角考察“民俗”与“传播生态”的交叉与共融。

其一，媒介生态学从生态想象介入传播研究，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和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以期望达到生态平衡，具有批判的意义和反思的力量。而“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研究民俗艺术的特征，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可开辟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民俗艺术的视野，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

其二，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摒弃了单纯的传播生态理论研究因缺乏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科技话语过多而掩盖了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使理论出现失衡等弊病，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

篇9

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在轻松的气氛中让学生学好知识是我一直的探求方向。学生是主体。因此，在教学之前，认真细致地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掌握知识的方法。通过钻研教学大纲和教材，不断探索，尝试各种教学的方法，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作为生物课单单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要让生命活动的过程留在学生的记忆中。提高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和提高课堂的时间效率是关键。

首先，我常常利用网络资源、各类相关专业的书报杂志了解现代生物科学的动向，搜集一些新的生物学成果介绍给学生，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开拓自己的教学视野和思维。我在教学中，同时也鼓励学生收集身边有关生物的问题，在课堂上开辟一片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关注问题的天地。通过这样的资料互动形式把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体现生物学科的社会性一面。

其次，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总是和情感紧密联系的，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行的。教学中，我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如生物标本制作，小论文的撰写，创意作品，还与开展昆虫名称的认识比赛。丰富多彩的生物课外科技活动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成长规律，既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激发求知兴趣，也增强他们学习生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外科技活动把生物课堂延伸到课外，为他们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提供了机会，通过发现、探索和解决一些生物学问题，了解生物科学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使用，更有助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升华为理想和志向，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培养生物科学的后备人才。

再次，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具体的东西比抽象的东西容易被感知，人获得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来感知的，使用的感官越多收获也越大。因此，课堂上，我习惯通过媒体影片、实物观察、实验操作、挂图演示、实地参观、事例说明、角色扮演等手段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后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学得更轻松也让学生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之中得到更多的操作技巧。同时，课堂上我重视德育的渗透工作，让学生在学习生物知识的同时，陶冶他们爱自然、爱科学、爱祖国、爱劳动的思想情操，树立关心生态环境等的思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

通过两年的努力，我根据生物学科的特点，迎合学生好奇心强的特性，大胆地进行课堂改革。把课堂与生活拉近，以形式多样的探究活动为主，让生物课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教学上基本创建了一个师生同乐，以生为本的课堂氛围，学生们都喜欢我的课，所教班级的生物统考成绩均能保持前列。同时，教学过程中，我善于总结经验，撰写学术论文，和同行进行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xx年撰写的论文《浅谈生物课教学中的趣味教学》获禅城区优秀教育论文二等奖并在学科论文交流大会上宣读，创新活动设计方案获禅城区xx年度一等奖。我积极地担任学校的生物公开课任务，积极参与区镇有交流活动、培训课程，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编辑推荐：学科带头人工作总结

2010学年个人年度总结

2012年度教师年度考核工作总结

2012年教师个人工作总结

篇10

关键词：生态智慧课堂；初中思想品德；策略

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初中思想品德课堂长期存在着只注重知识灌输，忽视学生的实践活动参与和情感体验，教学与生活疏离等情况，最终致使其教学脱离现实，难以取得实效。

要改变这些不良现状，就必须使初中思想品德课堂教学贴近学生生活，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跟上时代的步伐，构建生态智慧型的初中思想品德课堂，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德育功能。

1.生态智慧型思想品德课堂的内涵

“生态课堂”是指课堂由教师、学生、课堂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谐共生，使课堂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系统。“智慧课堂”是基于生命发展、基于智慧唤醒、基于培养合格公民的课堂。

生态智慧型思想品德课堂的基本内涵是指，在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在一个民主平等、和谐共生的学习生态环境中，积极调动起自身的一切力量，不断地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实现自身生命的成长和发展。生态智慧课堂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师生的智慧和潜能得到开发，它是师生点燃灵感、激发创新思维、集聚智慧的平台；二是师生情感体验得以丰富、有效思维得以提升；三是学生个体的独立人格得到充分尊重，师生之间的人际互动实现圆融共生。

2.构建生态智慧型思想品德课堂的策略

（1） 树立生态智慧型的教学理念。构建生态智慧型初中思想品德课，要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传统思想品德课程中学生习惯于思维跟着教师走，只是满足于跟上教师的教学思路，被动地接受，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要落实新课标提倡的“树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和信任，激发起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师生在这种互动的教学过程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进而探求新知识，培养创新意识。

（2） 拓展生态智慧型的教学内容。生态智慧型的教学内容是指在教学中以学生的生命需要为依据，开发与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围绕学生在生活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掌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规范和技能。首先，要善于联系学生生活经验，挖掘生活教材、活用生活教材。其次，用丰富的社会信息充实课堂。应从教学内容着手，善于捕捉生活素材，充实社会丰富信息。最后，我们要关注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及时把社会生活中的新焦点、国内外发生的新事件、科学技术新成就、学生生活中的新问题等融入到课程内容中去。

（3） 运用生态智慧型的教学方式。生态智慧型的教学方式是指教学要为学生服务，提供更多贴近学生个体生命成长和发展的灵活形式，让学生主动地把学习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命需要。首先，创设生态化教学情境。着眼于融入学生的真实生活中，基于情景激发学生真实的情感体验。其次，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可就一些学生关注的问题，通过开展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参加社会实践等形式，引导学生搜集资料、撰写论文、调查报告等，实现从教室到社会的转移，让学生有意识地将课本内容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最后，教师还可以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做游戏、讲故事、角色扮演、情境表演、现场直播、模拟法庭、辩论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学生的课堂活动真正成为教和学的中介。

（4） 营造生态智慧型的课堂环境。构建生态智慧型的思想品德课堂，要建立起民主平等、开放自主的师生关系，营造和谐融洽的课堂氛围。第一，要营造生态化课堂语境。教师要在课堂上充分地尊重学生独立自主地位，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与学生展开直接的面对面、心对心的对话与交流，而教师扮演思想品德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参与者的角色。第二，真诚关爱学生。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不犯些错误，可是学生却常常因为一点点错误就受到严厉的批评，而他们的进步却常常会被忽略。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多表扬，少批评，多肯定，少否定。鼓励和赏识每个孩子，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和求知的动力，更懂得用爱心来回报他人、回报社会，做负责的公民。

参考文献：

[1]俞世赞.思想政治课教学要面向学生生活[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