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正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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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政论文 生态视角 语言特点 英语翻译 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052-02

近几年，中国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一系列大事件后，中国文化让世界都着迷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和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都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世界想要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策、文化和生活，所以政论文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政论文的翻译对译者的文化功底和翻译技能要求都非常高，而生态视角与语言翻译的结合所建立的新翻译策略就能够很好地帮助译者做好翻译工作。

一 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

1.政论文概述

政论文，是政治性论文的简称，它是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议论文。政论文论述的中心一般都是政治性问题。从政论文的性质来讲，中国政论文是带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议论文；从政论文的内容来说，它论及中国的国家机制和方针政策；从表现形式上看，政论文的出版和发行都是由政府机关负责的，如《人民日报》。

2.政论文的特点

政论文的主要功能是宣传、号召、表达、劝说。政论文的功能也决定了政论文的特点。与其他文体相比，政论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劝说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政论文在政治体系中表达出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由此可见，政论文在国家维持秩序稳定、解决社会矛盾时起到了重大的引导作用。这些都要归功于政论文的强大劝说力。

二 生态翻译学

将生态视角和翻译学相结合催生出了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有九个研究理论视角：（1）生态范式；（2）生态理性；（3）关联序链；（4）翻译生态环境；（5）译者中心；（6）译有所为；（7）适应与选择；（8）“三维”转换；（9）事后追惩。

1.生态范式

生态翻译学曾多次对译论范式进行定位，笔者最同意的一个定位是，生态翻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是从生态理性和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其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性质被定位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

2.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翻译所涉文本、文化语境、“翻译群落”以及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集合。翻译生态环境在其范围上分为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对译者来说，除自身之外的一切环境的集合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

三 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政论文中的术语所含范围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覆盖面很广。由于政论文的特点，对译文的客观性要求很高，在翻译时译者就不能翻译得太主观，要求有很高的忠诚度。有些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英文语境中是找不到相应意思词汇的，这就要求译者能在保持忠诚度的基础上进行发挥。既要内容丰富，又要求表达准确，这一点对译者来说是一大挑战。

翻译生态理论强调不同语种翻译之间的平等和文化交流的平衡，力图“将其他种语言的‘不洁’拒之门外，保持本族语的纯净”，注重“语言的生态学，即清洁性、伦理性和绿色性”。其具体翻译策略介绍如下：

1.直译

第一，逐字翻译。一些缩略语，它们所表达的意思都是字面上的，这样的句子适合使用逐字翻译法，可在保留其原来的形式的情况下进行直译。

如，“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生命和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所以可以这样翻译：“Life and safety first.”这样，既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译文以最简练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保留形式，原文释义。有些政治术语是具有节奏性的，形式整齐，内容丰富。如，“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可以使用此译法：“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re are laws to go by，the laws are observed and strictly enforced，and law-breakers are prosecuted.”

2.直译+意译

政论文中有许多地方都有其深层含义，不能使用逐字翻译的方法，这样会使意思表达不明确，外国人在理解时会出现问题，运用生态翻译理论也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保留形式+结构内释义。结构内释义是只对结构进行细微改动，有技巧地将浓缩的意思表达出来。如：“两纵十横、六河连通”，可以翻译成：“Two Vertically Running Rivers，Ten Horizontally Lying Water Systems，Six Rivers Connected”。

第二，保留形式+结构外释义。结构外释义是指有些原文是有中国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色的，在翻译这部分时可根据翻译生态理论的要求将原文中没有提到的背景和特色按照英语的习惯翻译出来，在翻译时保留中国特色。

3.意译

在政论文中，一些专业术语是带有数字的，而在翻译时含义的重要性显然大于数字，其数字在翻译中是可以不显示的，这样就可以意译。

第一，使用原意代替数字。比如“三农”一词，在翻译时就可以使用这种策略：“Agriculture，rural areas and farmers”，这也是官方的翻译方法。在翻译时也会发现，有些句子是非常适合这种翻译方法的。

第二，补译。专有名词是可以用补译法的。比如“中南

海出海大通道”等。

四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对几点原则的把握：精确、最简化、重视、完整、自然。

综上所述，在翻译时，要看看能否直译，在保留原文含义的基础上，保留其表达形式。直译的要求就是，在表达精准的同时做到最简化。在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要以直译优先。如果直译不能做到对原文翻译所要求的水平，就可以考虑直译+意译的方法。当然，在实际翻译工作中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1.翻译时的语言属于机械转换类型

语言翻译是把两种文化和思维模式在语言中联系起来的桥梁，是一种再创造的劳动，而不是机械转换，机械转换这种翻译方式也是生态翻译法着重要纠正的一种翻译方法。因此，在翻译之前做好准备，搜集好资料，是准确翻译和传达原文含义的重要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翻译前的准备工作可以帮助译者了解和理解原文背景和含义。理解是翻译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准确理解原文，又怎么能忠实地将它翻译成目标语呢？在日常生活中，译者要注意积累词汇和翻译技能，运用时代的产物（网络）和其他途径查找出可以表达原文意思的特色方式。

2.逻辑分析能力在翻译能力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大多时候，政论文的独特特点都需要译者对原文的结构、逻辑、含义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最后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方法和策略去进行翻译。在翻译学习的过程中，要多阅读些翻译家的作品，找出最适合的翻译方法。

五 总结

译者在对政论文进行翻译之前，要对政论文的特点、意义和风格有所掌握，深入体会生态视角翻译理论的精髓，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在经验中不断揣摩、研究，最终达到在翻译过程中能够选择最佳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周伟龙.当代中国特色政论文的语言特点及翻译策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S2）

[2]刘丽曼.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政论文本翻译策略[D].兰州大学，2013

[3]周彦军.谈政论文的英译――以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河西学院学报，2009（4）

[4]罗小波.政论文英译：顺应论的理论与实践[D].湖南工业大学，2010

[5]李红霞.目的论视域下的政论文英译策略研究――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J].外国语文，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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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价值取向 确定性与灵活性 公共秩序 主观论与客观论

自国际私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国际私法法典化问题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回顾历史，国际私法法典化并不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散落在其他法典中的法律适用规范、单行法律适用法、习惯规则或者国际惯例累积罗列，其精髓在于促进理论的不断创新，交往的深化便捷，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的加深与进步。对于国际私法法典化，学者的争论，派系的纷争以及国家之间的博弈都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的富有魅力。

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即在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中应该把握的大方向，那么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要想明确认知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如下几对关系：

一、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不同法系有着不同的追求。大陆法系弥漫着法律的确定性，欧美法系散发着法律的灵活性。然而，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或者说法律的魅力就在于其确定性，对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因此对于冲突规范而言，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法律的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确定性又会导致法律的僵硬与滞后，而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案件是复杂多变的，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确定的法律能否适应多变的现实，或者说在法官审理案件时，一方面局限于法律的束缚，一方面有碍于实践的灵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实现正义，如何利用法律促进民商事当事人的交往？简言之，对于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异议最大就在于，在制定冲突规范时是以确定性为主还是以灵活性为主。

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制定冲突规范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一方面，维护法律的价值，另一方面，适应现实的需要。在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进程中，确定性作为基本条款，灵活性作为辅助条款，同时给予法官有条件的自由裁量权。在冲突规范的立法中融入以下观点：

第一：软化连结点，即在冲突规范中加入可替代的连结因素或者并行的连结因素，例如对于合同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规定适用的准据法，那么可以适用合同的订立地法、合同的履行地法、合同双方当事人所在地法以及货物所在地法等。

第二：规定例外条款，即如果依据原有的冲突规范所选择的准据法仅仅与案件具有微小的联系，而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与案件有更为密切的联系，那么则适用另一个国家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

第三：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即有条件的自由裁量，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法官应该在给定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可以适用的法律中进行选择。

总之，冲突规范的设立要以确定性作为原则，灵活性作为例外。

二、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

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即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国家选择、管辖权冲突也就是说在案件中如果选定了管辖权，规定了由哪个国家进行管辖，那么就适用该国家的法律，而不考虑适用后所产生的实体效果，这种方式更强调冲突正义。而以内容为导向的法律选择，在选择适用准据法时，突出强调法律适用后的结果，追求个案的公正，其主导理念在于“利益分析说”或“结果导向说”，在充分考虑适用各个潜在准据法对当事人影响的情况下，选择最有利于当事人或者最有利于国家政策实现的法律作为案件的准据法。以冲突正义为导向的国家，选择好像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实体法律之间进行的，冲突规范可以被理解为“国家的选择”规则或者说“管辖权的选择”规则。话虽如此，但是在追求冲突正义的同时不能忽视甚至排除实体正义的追求，大多数国家，在制定法律适用规则时，虽然强调冲突正义，但也规定了特殊情况，例如涉及到弱势群体的保护时，就会相应的考虑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做出让步。

传统冲突规范以实现冲正义为目标，不考虑所选择法律的实体法内容。这种冲突规则指引的法律是根据案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虑被指引的法律的实体内容，没有查明实体规则内容潜在的冲突，没有明确实体规则潜在的政策冲突以及它们自身所包含的利益取向。只有当所选择的法律与本国的公共秩序原则相悖时才会被考虑。以“结果导向说”为主现代意义的冲突规范于传统意义上的冲突规范相比逐渐占据了上风。例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2款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就目前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来看，单单仅就追求冲突正义的国家而言，在立法过程中冲突正义也并非像一块铁板不可被触碰，追求冲突正义时，也强调实体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二者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互相独立的，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才是国际私法法典化的价值取向。

三、内国利益、外国利益以及国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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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文化景观设计语言

1.制器尚象造物观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的设计哲学里面“制器尚象”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并且它对于器物的象形寓意造型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邓樵在《通志器物略》中认为器物的造型、装饰是本于自然的万象，故而提出了“制器尚象”的命题。他列举：“器之大者莫如罄，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罄，或为大气，而刻云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舞，最小莫如爵。按：兽之大者莫如牛象，次之莫如虎，制尊象牛，极大者象象”[1] 。而这一点在秦代的园林中的“法相天地”观念中也有体现，秦代的宫殿的形制也正式在这样的观念下产生了象征至高无上皇权的紫薇殿，象征蓬莱仙境的三山格局。在康熙三十六景中的“香远益清”也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景点的名字来源于《爱莲说》中莲的意象表达。

2.制器尚象”与生态设计理念法自然之间的关系

观象制器，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的却含有创造性思维，这恰好是顺应在思维上的反映，可以说，先秦器物设计思想在对待宇宙自然态度的问题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天人合一一种本质一一积极的顺应：顺应宇宙自然、顺应现有的知识经验。器物的形式是以能够表达人的内心感受为标准。首先是顺应材料，这一点能够从《考工记》关于“审曲面势”的提法中得到精确的反映；其次，要顺应宇宙自然，包括“天时”“地气”，也包括作为装饰母题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还包括作为模仿对象的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等等；它也顺应时势变化、使用经验的积累，甚至制作传统等。观象制器可以被视为是对先秦器物设计思维特征的表述。而这种表面上表现为模仿、内在地却含有创造性的思维本质上就是顺应，或者不如反过来说，这种思维恰好是顺应的本质[2]。

“制器尚象”主张通过对自然事物形的模仿，将器型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引起人们对自然的联想，对“道”探求的渴望，“器”则成为解读和传承宇宙间万物之“道”的载体。道家“法自然”的说法，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后者所对应的方面更广泛一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法”，应该为“效法”或“遵循”之意。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传统[3]，在“制器尚象”思想的指导下，对自然的观察与抽象，反映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对外形特征及神韵的模仿，来表达借助自然之力避邪、崇拜、吉祥等的美好愿望，而较少由其结构去探求模拟以达到某种特定的功能，来满足人类使用的需要。对自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研究，是为了探索和模仿自然界中外在和内在的形式，更好地适应功能的需要，更明确地体现设计意图。

这正是生态设计所遵循的设计思想顺应自然维护其已有的斑块、廊道、基质的做法。正如《园冶》所说“宜设而设精在体宜”，就是反应的这样的道理，顺应地形原有的地貌特征，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去改造自然。这点和当今的生态设计是如出一辙的。所以现代的生态设计在强调生态的要素的同时不能忘记这个总领和统筹的观点。

3.象的含义与景观设计语言

3.1 象的含义与古典园林中象的精神内涵

“象”在内容上有三层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象可以是自然物的形象，也可以是人造物的形象，是外在事象；象理可以指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指人造物的道理，甚至是造物传统中的基本规范；象德则多指宇宙秩序和宇宙生命。因此，观象制器所顺应的就是外在于人的所有一切[4]。

张孟常女士在她的“分期研究”中提到器型制作的两种情况：1.模仿自然物根据对象物性质和器皿自身的比如结构特点创造。作为和社会制度、精神生活同为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的器物，与其他两个因素一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且在与其他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蕴涵了人类文化的理念和价值观，并受到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着特定时期的人类生活形态、需求情况、社会状况、技术与生产方式，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等等[5]。

3.2 象的精神与文化景观语言

我们由于生态学渗透着对文化的质疑并将人类看做是干扰的外力和因素，因此纯粹的生态语言和方法对风景园林也是不充分的[6]。生态设计语言是表达生态景观的基本特征、基本形态、基本空间组合以及维持这些组合稳定发展的内在生态过程。自然生态景观是在自然过程支配下形成的由自然生态因子形成的景观整体，描述自然景观的语言是自然景观构成的要素、因子决定下的要素复合形成的生境和由生境组合形成的景观空间组合。1）建筑形态、组合与村落增长图式。2）土地形态与肌理。3）居住模式图式。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综合揭示地方性文化景观的核心特征，成为人文生态和文化景观继承、保护与发展的关键。

通过关于文化景观语言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前面所讲的象的含义--即象（一般事象）、象理（一般事理）、象德（物事之意义）在我们文化和实际生活中的体现。

4.结论

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结论：一，古代的设计哲学里“制器尚象”的造物观对我们当今的景观设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二生态景观设计的设计语言有待于丰富，人文景观是生态景观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环境高度统一的经验、价值观和行为体系，是在继承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景观。在开展生态设计的同时，如何继承传统而又区别于传统，我们可以从“制器尚象”这一理念出发，找到适合的人文景观语言。

参考文献：

[1]陈布瑾，胡锦.谈“带懦尚象”对器物造型的影响[J].装饰.2003年第8期第124期

[2]陈布瑾.由“制器尚象”谈中国传统文化对器物造型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4）.

[3]皋陶谟.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

[4]赵农.制器尚象-备物致用.中国艺术设计史研究的思考[J]，装饰.2010.01（总第201期）：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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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资源短缺、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造成严重的生存环境压力。因此，循环经济日益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随着人与自然环境冲突的加剧，环境伦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循环经济中到底蕴含着哪些环境伦理思想，这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认识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人类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陷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深刻反省自身发展模式的产物。环境伦理思想源自环境伦理学，它研究和讨论的是生态环境中的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人类如何在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和提高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来对待自然和保护生物，从而更好的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及在资源与环境方面达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等思想都在循环经济中得到推广和应用。

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在循环经济中的运用

循环经济为试图解决经济的发展效率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它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也同样认为经济发展的持续性是建立在自然可持续性存在和发展之上的。环境伦理思想关于自然的价值和权力的论述为:自然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其中自然的外在价值是指自然事物作为资源，能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的需要，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利益。自然的外在价值对人们来说有功利意义，被人所广泛接受，并且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作为自然价值的内在价值却长久被人类所忽视。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自身生存的意义，它富有创造性，创造了地球上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创造了地球基本的生态过程、生态系统和生态物种，同时表明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观自然规律在地球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义的。

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而人类在地球上产生却仅是大约300-700万年前。虽然人类社会相对于整个地球的产生甚至生命的产生是短暂的，但人在生命层次序列和生命组织的序列中却处于最高位置。人是环境道德的主体，也是环境道德的人。但由于人类的狂妄自大，人忽视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疯狂的掠夺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直至造成生态危机。自然开始用它最原始的方式开始报复人类，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比如土地严重沙漠化，洪水淹没了人类的家园，各种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等等，此时人类才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人类开始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员，而不是自然的主宰者。以往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只注重自然的外在价值，人类生态价值，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利益，即自然的自身价值，从而导致大自然的报复，这是造成地球生态危机的伦理根源。而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就要明确人与自然不仅以相互利用方式存在，而且也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维持着地球自然的生态稳定。作为生命序列最高级的物种，却扮演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不称职的调控者。在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上，环境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基本判断的道德依据，我们对自然所赋有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最大限度的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责任，就是恢复和保存自然的内在价值，确立自然的权利，从生态整体主义观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类认识到自然内在价值及权利基础上所提出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生态模式，在明确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学习生态系统的智慧基础上设计出来的。在生态系统中，只要它正常运转.所有输人生态系统的物质都可通过生态食物链一级一级的转移，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运动转化。一种有机体被利用后，转化再生为另一种有机体可以利用的形式，几乎所有物质都在循环中被利用。生物圈的物质生产过程就是一种废物还原和废物利用的过程，一种无废物生产的过程。循环经济就是把生态系统的物质运动过程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它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即资源在第一次生产出产品后，其剩余物是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仍有剩余就再作为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废物，以对生物和环境无害的形式排放，能被环境中生物吸收和利用。

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和人类的实践能动作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循环经济中的伦理思想体现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里的生态化转化，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的价值。

二、循环经济中体现的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原则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三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以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运用一种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和消费观实现着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转贴于 (一)循环经济中的代际公平思想分析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能力永久的改变或毁坏地球，而且当代人的活动会对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热带雨林的大面积消失、臭氧层的空洞、土地沙漠化严重等等都将危及后代及未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对于这种把危害和危险留给后代，是对后代的一种不公平。环境伦理思想中提出的代际公平要求本代人的发展不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至少要留下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例如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维持地球生态环境质量等。环境伦理把关怀的对象由代内进一步扩展到代际，就好像为后代人建立一个大的资源与环境的储蓄银行，当代人应只消耗由储蓄银行产生的利息，而应将本金留给后代，以达到代际之间资源与环境的公平分配。人是可以通过理性把握历史的行动，可以通过理性来超越现在，接触未来，所以需要提倡代际正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循环经济正是这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思维的产物。代际公平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取向之一，循环经济在生产中减量化原则，要求减少进人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物质量，要求人们必须学会预防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产生后的治理。比如在生产过程中，制造厂就要通过减少每个产品的物质使用量，通过重新设计工艺流程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减少废弃物排放，提倡消费中多次应用。这种生产中减量化、消费中多次运用的做法，不仅符合经济学规律，更是一种对自然和资源的保护，是对子孙后代的一种公平式做法，是代际公平的一种表现。

(二)循环经济中的代内公平思想分析

作为代际公平的前提和基础的代内公平，对现今的环境保护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代内公平，要求资源和环境在代内要公平分配，强调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高于暂时和局部利益。当代的代内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比如，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利用殖民手段大量剥削能源和资源，不顾后果，目前存在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这种行为的积累。而且现今发达国家仍是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污染的主要生产者。他们以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掉占世界总量四分之二的能源，木材的85%，钢材的72%，其人均消耗量是发展中国家的9-12倍。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还采取了转嫁生态危机的做法，把能耗大、污染重的企业以转让技术，扩大投资和提高援助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直接把有毒的工业和生活垃圾甚至核废料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来处理。当然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只顾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顾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采用“杀鸡取卵”的行为也是代内不公平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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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赫尔德 社会民主理论 德育体系 建构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的核心思想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是与吉登斯齐名的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其在民主理论与实践、国家与公民社会建设、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等领域颇有建树。赫尔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民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起自身社会民主理论体系。囿于意识形态的桎梏，我国对赫尔德理论的研究一度缺位，研究重点集中于理论介说与观点比较，缺乏哲学与社会学进路的原点剖析和脉络梳理。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与“国家治理”理论的复兴，赫尔德诸多观点的时代性与先进性逐渐凸显出来。这也提醒我们，对于赫尔德理论的研究要从原点出发，积极寻求理论闪光点―尤其是社会民主思想―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以期对我国德育体系的良性建构给予一定的启示与帮助。赫尔德的社会民主理论梳理是本文论说的起点。

倡导全球社会民主治理模式，反对国家中心论。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始于对传统意义上国家中心论的批判，经历了“世界主义”到“全球社会民主治理”的转变。一方面，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等著作中，赫尔德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文化正受到侵蚀。在一个全球化权力重叠的文化场域中，传统道德与民主实践已经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对称性”与“一致性”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赫尔德看来，“国家民主要得以维持，需要一种全球性质的世界主义民主”，世界主义民主的本质原则在于自主性，要实现全球范围的自主性就要建立一个基于共同体的对于自主性认可的模式。①

另一方面，在《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到社会民主》一书中，赫尔德指出，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究其实质是一种单边主义，忽视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合于全球化治理的背景。为此，他提出了“全球治理议程”的概念来建立一个基于规则、正义、多边秩序的全球化替代性盟约。显然，基于此，赫尔德实现了从单纯的权力分配的世界主义向社会治理层面的全球化民主的转变，其基本理路是想通过全球性盟约来实现最大范围的正义、公正、和谐。尤其是，用赫尔德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的平等，解决不平等问题；“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强调环境保护、资源节约”。②

可以说，赫尔德的全球社会民主基于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他的价值取向建构初衷是世界主义的，然而从本质上说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故而，赫尔德的全球治理理论可以称为“温和的世界主义”。与本文相关地，赫尔德全球化社会民主治理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全新配置，主张在最大范围实现价值取向的正义与公平，这为赫尔德提出自己在经济与道德层面的新路径以实现全球社会民主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点。

提倡各层次多元合作，构建经济型道德观。那么，全球社会民主治理模式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实现呢？赫尔德给出了路径分析。在《全球化大变革：全球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赫尔德指出，“全球化具有意识形态性，它试图通过一系列的行动，来更有效地服务于某些利益，通过全球想象重新建构世界”。④显然，在赫尔德看来，“一系列的行动”就是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必然地要服从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利益与经济行为。赫尔德说，“在全球化运动中，如何按照不同的国家意志来安排合理执行，需要价值文化来加以维护，而文化的冲突就是利益冲突的副产品”。⑤可以说，全球化想象中，要实现社会民主治理模式，就必须重建新的、适应全球化背景的道德与文化价值体系。

赫尔德最终落脚于经济伦理或者说经济型道德体系。所谓经济型道德体系，就是指充分认知经济行为、活动的条理与秩序，充分调动各个层面的积极性，在平等与和谐的命题下不断规范凝结在经济活动的道德价值。经济型道德体系要求，人类应该用异乎寻常的责任感、使命感来投身经济关系，要在经济活动中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更为崇高的层面上创造并逐渐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生存质量、生存状况。对于经济型道德观的实现路径，赫尔德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元互动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资源等多种领域、多元合作，才能实现全面的改革，最终实现善治。这种态度大而化之就是赫尔德对于自然、人类都应该有一种平和的责任心态。

关注资源不平等问题，重视全球正义与和谐。诚如上述，全球治理理论与经济型道德在社会治理理论上有拓展，内容上有深化。此过程关注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强调的全球意义上的民主与正义的实现，需要从各个相关领域进行变革。正如赫尔德所说，“全球社会民主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协调并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赫尔德指出了重点突破的领域。

一是要突破道德关怀的限制，从国家或者其他特定组织转换为对于个人的重视。用赫尔德的话来说，就是要强调“道德终极关怀的单位是个体”。⑥其意在指明，人类本身就是道德领域的独特组成，每个人都应该值得得到平等的对待与尊重。

二是平等的价值地位要凸显出来。在赫尔德看来，平等的价值无处不在，既包括人与人的平等，也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平等。而人类（尤其是个体）的价值平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是个体实现地位平等与认可，需要通过个体权利的平等对待来实现。简言之，赫尔德的观点旨在强化个体价值的优先性、普遍性与平等性。

需要注意的是，赫尔德除了上述世界主义思想外，还包含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取向。基于这种价值塑型，赫尔德再次强化了经济道德型体系中的资源架构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全球化语境下，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人、财、物的流动，而资源的流动是各种资本升值空间最为核心的要素。然而，从全球民主的角度出发，资源之于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之于每个个体同样具有平等的价值。资源与环境、经济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助并协作的，只有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实现资源的自由流通，才有利于和平的价值理念的实现。恰如赫尔德所说，“当下，不仅仅要在国家层面，而且要在全球层面，实现资源民主的精心设计”。实际上，赫尔德此观点是对于新自由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让市场解决资源问题的反驳，他的基本路向是建立在经济型道德约束基础上的。

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对我国德育体系建构的启示

诚如上述，我们分析了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的基本观点，强调了赫尔德全球治理理论对于道德观念的绝对追求、对于个体道德地位的绝对尊重、以及对于个体权利与文化的绝对提倡，指出了德育内容从传统伦理向现代经济伦理的转变。在我们看来，基于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的“经济型德育观”包括经济发展观、资源价值观与生态生产观三个基本范畴，三者有机结合构成德育体系航母的“压舱石”，对我国德育体系建构具有较强借鉴意义。

强化经济发展观教育，凸显德育体系新支撑。赫尔德早就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为人造福，也可以最终实现人类的毁灭，关键就在于如何理智地运用这把双刃剑。实际上，当我们站在德育养成的角度重新审视他的论断，事实果真如此。近代社会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都在极大程度上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进而成为一种反道德的行为。

而自然也通过其独特的方式反馈给人类以负向的效度。基于赫尔德的分析，我们认识到，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力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程度越高，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就必然要更为强化伦理道德的力量，实现人和自然的有机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德育教育强调的是既不损害当代人的利益，也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显然，这是人类文明经济发展相关的道德体系的结晶，表征了人类重新认识到了自然的价值观念，不再以个人需求作为判定事物的唯一标准，而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出发，强化思想道德层面变革与经济道德核心的理念，也就是经济发展观德育模式。

完善资源价值观教育，提炼德育体系新参照。赫尔德对于经济伦理或者说经济道德的推崇旨在强调其自然资源价值观。实际上，对于德育教育而言，完善资源价值观的教育，也就是力图在日常的经济关系及活动中，充分认知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第一，从理论的层面来说，要求我们改变过去强调资源与环境是免费赠予的认识，强化德育教育中关于资源价值观的教育，让受教育者切实体会到，资源作为一种损耗品，倘若能够借由折旧的方式算入总价值，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会呈现反比关系。换言之，只有完善德育教育中的资源价值观，端正自身的德育出发点，纯洁行为指向，规范行为方式，理解资源价值、产值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实现，自觉培养德育主体作为新型经济主体对于资源、环境的道德关爱。

第二，从实践的层面来说，这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基本特点是相呼应的。我国和谐社会关键在于个人和谐、人与人和谐、社会与自然和谐，以及社会各系统、阶层的和谐，最终实现国家与世界和谐。由此可见，完善资源价值观教育，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炼出德育的体系化参照。

提升生态生产观教育，拓展德育体系新路向。赫尔德对于“经济道德观”的肯定，回答了当下责任意识缺失的解决之道。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生产观是市场主体对于经济行为、关系与利益实现的必然诉求。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责任主体的缺失也是道德领域，尤其是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命题。显然，市场主体过多地强调经济系统的作用，而忽视了生态观的培养，“结果是，技术与伦理的鸿沟空间加大。尽管这并非可耻，却是致命的”。⑦赫尔德的观点恰恰回应了上述责任主体的缺失。基于赫尔德的理论，我们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拓展德育体系新路向。一是强化经济发展与道德利益的平衡，改变过去德育中强化传统增长模式的特性，将环境承载力作为探讨的出发点。二是要突破既往生态价值教学工具理性的主导话语逻辑，让受众最为熟知的生活逻辑落实到生态价值学科话语逻辑中去。也即，现实与道德内蕴于生命哲学话语主题中，生态价值话语体系建构要经由生态价值话语实现生活话语到学术话语的转换。三是生态价值受众的特质决定的生态价值话语不仅是汲取到生活世界个别方面，而应深入生活去提炼生态价值教育资源，提升学科话语的内涵层次，得到受众最大效度的认同。

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德育意义生成的现实反思

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基于对全球化现实困境的分析，拓展了世界主义的治理模式，完善了民主、正义与和谐的治理体系，提出了经济道德观来倡导多层次治理、协同合作处理资源、环境等全球化问题，代表了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尤其是，赫尔德所构想的社会治理最终走向“善治”这一终极理想，与我国当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有较强的内在耦合性，对我国德育教育有积极启示意义。

需要看到的是，他的理论毕竟建基于想象与理论层面，其自身对于全球治理与德育理解的可行性、规范性与制度约束同样值得考究。第一，可行性。正如赫尔德所说，“理论家应该是先行者，应该走在前面，而非相反”。⑧显然，他也意识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以及在实行中要克服的种种的现实困境。这也在提醒我们，全球治理与经济道德在中国语境下的效度、信度问题。换言之，尽管其理论价值毋庸置疑，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应该探索适合中国德育现状的实现手段。第二，规范性。我们承认赫尔德经济型道德的积极意义，并不意味着其自身没有偏颇。实际上，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说，经济型道德作为一种德育价值观尽管指出自身的全球化背景，然而其出发点仍然是西方伦理经验主义与利益观念。这要求我们，在具体探讨时应汲取其合理思路，涉及到操作层面的体系建构考究仍要坚持从、社会主义的科学逻辑出发，保证其理论言说的规范性。第三，制度约束。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对于赫尔德经济道德理论与全球治理的接受，要存在一定的不对称。首先是价值观念的不对称。赫尔德观点的出发点是世界主义的，而其实现手段是多元化与自由主义的。其次是制度设计的不对称。经济型道德要求多层次治理模式，然而，这种多层次的制度设计又存在责、权、利的因果悖论，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制度层面最为棘手的问题。总之，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的核心―经济型道德，究竟在中国语境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还颇为值得商榷。

结语

赫尔德社会民主理论基于对全球化现实困境的分析，拓展了世界主义的治理模式。尤其是，经济型道德体系“三位一体”的理论建构对我国德育教育有积极启示意义。然而，他的理论毕竟基于想象与理论层面，其自身对于全球治理与德育理解的可行性、规范性与制度约束同样值得考究。

（作者分别为河北建筑工程学院讲师，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美]罗尔斯：《正义论》，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②[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龙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Held D， McGrew A.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④Held D. Reframing global governance： apocalypse soon or reform.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6，11（2）：157.

⑤Held 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⑥[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⑦安娜：“用德育课程论构建德育体系的实践研究”，《班主任》，2004年12期。

⑧彭晓玲：“高校德育保障体系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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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总会计师》创刊三周年之际，为回馈读者，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联合隆重出版《刘丽君文集――苦难是支歌》。在本书中收录了刘丽君在不同时期所写作的论文、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采访报道、通讯评论、报告文学、党建电教片解说词等百余篇作品，共计40余万字。这些作品都曾在国家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有的曾在各类征文评选中获奖。全书分为“焦点写真”、“高层访谈”、“论文选萃”、“社会随感”、“寄语读者”、“诗歌”、“小说”八节，内容涉及政治、文化、财经等各个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及参考价值。本书由著名财政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许毅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勇教授分别作序。

书中体现了作者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理性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一些是作者采访中国高层的实录，为我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他们人生、事业发展的宝贵文献；还有一些对我国重大事件的翔实记载，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辉煌历程；尤其是一些文章表现了她濒临险境和走向成功时的心路历程，面对苦难，如何以常人难及的毅力隐忍着，无畏果敢、从容镇定，迈着坚定的脚步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可以说在此书中，作者用崇论闳议把所有的苦痛升华为人生励志之歌，呈现给读者的是乐观向上的美丽愿景，是一部人生励志的警策。我们相信无论是昨天、今天和将来，这部书会给您以启示。

书评：

当你们看到文集里的那些质朴的充满哲理的、用苦难做注脚、用心智去灌注的文章后，你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刘丽君是一个奇迹，很多人这样认为。但当您走进她，就不觉得偶然了。

――著名财政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许毅教授

就像本文集的题目那样，把苦难当作一支歌来唱，那么也就没有承受不了的苦难了，换句话说，苦难也就是一种幸福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一境界，但只要有这种意念和愿望就很不错了。但愿刘丽君能够永远持有这种深沉而乐观的人生态度。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勇教授

本书为深情力作，是椎心泣血的痛，是对学术问题的刻苦钻研，是对人类大爱的深切渴望。作者立言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伦理，并以一贯之。坚持现实主义批评精神，尚真求实不虚美，打破世俗观念为小人物立传，弘扬普通人物身上的正义之气，大声赞美无受污染的爱。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共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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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德育;十五年;历史回顾;现实反思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1-0065-06

“制度德育”是继“生活德育、情感德育、生态德育、叙事德育、对话德育、主体性德育、欣赏性德育和后现代德育”之后我国德育领域的又一大理论创新，华中师范大学杜时忠教授2000年开始对“制度德育”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书中正式提出，至今已经有了十五年的发展历史。这期间发表了一系列与“制度德育”相关的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涉及范围较广，对中国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十五年来，有关“制度德育”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有专著三本，即杜时忠教授的《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刘超良博士的《制度德育论》和冯永刚博士的《制度道德教育论》。通过中国知网（CNKI）分别对“制度德育”和“德育制度”为篇名和关键词进行学术搜索，以2000～2015年度为时间跨度，关于“制度德育”和“德育制度”方面的文献研究有6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16篇，硕、博士学位论文18篇。笔者通过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归类、分析和加工，回顾了制度德育十五年来的历史发展，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述评和理性反思。制度德育丰富了我国的德育理论体系，完善了我国德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对我国德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一、历史回顾

1. 制度德育的基本内涵

制度是调整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或规约行为者行动的强制性规则体系。从文化现象学来看，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凝结着人类精神文化因素，不仅影响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制度具有巨大的德育意蕴。制度德育的发起者杜时忠教授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文中，基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制度德育重要性的认识提出了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的基本内涵。所谓制度德性，指的是制度是否合道德性，以及合道德性程度。所谓制度德育：德育制度是德育的重要资源，通过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个人 [2 ]。刘超良博士在《制度德育论》一文中在概括了杜时忠教授关于“制度德育”的理解，提出了制度德育的内涵：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德育是制度性的活动，以制度规范德育的实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道德 [3 ]。

2. 制度德育的学科价值

（1）制度德育的教育学价值：道德教化 制度德育的首要价值在于其教育学价值，有学者提出了制度德育的教育学立场，强调德育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导向功能，其揭示了制度德育的四大立场：制度德育的“成人”立场、制度德育的“儿童立场”、制度德育的“过程立场”和制度德育的“明日立场” [4 ]。制度德育的教育学立场主要在于其道德教化价值功能。首先，制度德育的成人立场，符合教育学“培养人”的道德立场与价值属性，也使得“制度”获得一种教育性的价值与属性，最终实现培养一个性格丰富的人、一个德性和谐的人和一个幸福完整的人的教育目标。其次，制度德育的“儿童立场”符合教育学的本质属性，“儿童立场”是教育学的根本立场，为此，制度德育必须坚守教育学的“儿童立场”，使得儿童能够真正理解和接纳制度，实现制度与儿童之间的高度融合，制度德育只有真正融入了儿童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在儿童的生命世界中促进儿童的道德生长;再次，制度德育的“过程立场”。过程孕育着生长，制度德育的过程立场，意味着教育的可能性，制度德育的过程立场首先是一个主体参与的过程，强调了制度德育情境下学生的参与性。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过程和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生们的过程参与性低，忽视了学生实际参与道德教育的过程，因此，道德教育过程要把学生的参与性放在重要的位置。制度德育是一个生成创造的过程，教育学立场重视对学生的生成、创生和开发的过程，为此，制度德育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和生成的状态，以形成制度德育的“场域与时空”，随时随地促进儿童道德的生长。制度德育的过程立场还是一个相互滋润的过程，这里的相互滋润强调的是多种主体、要素和结果之间的互动滋养过程，是一种联合生长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制度与道德的相互滋养;儿童、教师与制度直接的相互滋养;学校制度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关滋养的动态过程 [4 ]。最后，制度德育的明日立场，强调制度德育应该基于未来，而不是现成的，目光短浅的和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学校道德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坚持用正义的制度来“涵养”德性，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德性”，以道德制度培养“道德人”，对当前的学校教育而言，这是一项非常有希望与充满意义的伟大事业。

（2）制度德育的伦理学价值：人性向善 制度德育的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制度中蕴含着实体化、结构化和程序化的伦理精神 [5 ]，制度德育的伦理学价值倡导“人性向善”。人性是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高度统一，人性具有生成的特性和可变特性，并且朝着趋善避恶的方向去生成、去改变，如果人性不可改变，那么就不会存在教育。“人性向善”是人世间、自然间人与物和谐共处的基本需要，“善”才是人性和教育的本质，为此，强调教育必须触及学生的人性，所以制度德育就是要提倡制度正义和“善”，一方面表现为制度本身的正义，另一方面把正义的价值转化为制度的要求 [6 ]，强调制度德育的人性化，所以制度德育强调以合乎德性的制度培养“人性向善”的学生，促进学生“道德善”的过程，以人性化的制度培养“人性善”的学生，最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刘良超博士在《论德育制度的价值标准》一文中指出，好的德育制度既能促进人的德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又应该具有正义、自由和发展的价值标准，并指出正义是德育制度的首要价值标准 [7 ]。正如罗尔斯所言“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曾秀兰认为制度德育能够引导学生人性向善，他认为，人的德性状况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所提供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只要社会和学校能够提供像黑格尔所说的“活的善”的客观社会机构和制度体系时，其成员才能表现出普遍的“真善美”的行为选择 [8 ]。制度德育的伦理学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这种 “道德善”，借助制度的功能加以实现。在实践层面，制度德育的伦理学价值在于学校的制度建设要树立“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先，以关怀为首”的现代教育理念，强调教育民主化和制度的人文化倾向，构建学生民主参与、平等表达、公平诉求的良好机制。制定人性化的制度德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重要举措，以培养具有丰富情感的现代人，具有和谐德性的现代人和人性向善的现代人。

（3）制度德育的美学价值：美的熏陶 制度德育正是借助于制度环境对个体道德形成影响，以达道德育人的目标，但是，制度德育相比传统的制度或者德育而言，其重视制度的人性化取向，与传统的制度重视对人的约束相比，制度德育更加重视文化熏陶，使得制度德育充满温情的一面，这是制度德育最美的一面，充满了美学价值。现代教育制度缺乏美育，造就的是一代人内心世界的荒芜，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写道：“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唯一的路径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 [9 ]。”制度德育强调避恶从善，注重学生的道德参与和道德体验，注重审美经验和审美感觉的形成，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情操，净化学生的心灵，从而达到高尚的人格，正如柏拉图所言的“融美于心灵”，让学生的心灵更为纯净和美好，这可以被视为制度德育的美学价值。美是人的生命追求的精神实现，制度德育强调制度环境下创设美的情境、学生融入其中受到的是美的教育、美的体验和美的熏陶，注重诠释制度“道德善”与“人性美”。此外，制度德育不仅仅强调实践美学，更加强调生命美学，让学生从自由体验中形成对生命的尊重和生命的敬畏，让学生的生命情感更为丰富，心灵更加丰盈，以形成学生正确的生命观，从美学的视角丰富制度德育的内涵。

3. 制度德育的时代特征

（1）教育性 制度德育强调制度的德行，教育性是制度德育的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改变了传统学校制度“规训式”的约束，摒弃了传统学生制度的工具理性，充分挖掘现代制度的教育性价值，使得制度的教化功能和人文价值更加凸显，制度中的伦理精神，对学生的现实生活进行价值引导，通过一定正义的伦理要求或者价值准则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从而影响学生的德性生成 [8 ]。制度德育的教育性特征，在本质上与学校教育“教书育人”的教育目的与办学使命是一致的。

（2）融合性 制度德育十五年的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诠释了把制度与道德高度融合不仅仅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十以来，我国更加强调“依法治校”和“依德治校”，充分利用制度的约束功能和教化功能，制度德育也是适应时展的必然产物。在理论方法，制度德育要充分挖掘制度的德育性，强调制度和道德的高度融合，坚持个体道德与制度伦理的高度统一、坚持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道德逻辑与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在约束和教化中寻求制度德育的张力，实现“制度（体系）、标准（规范）、美德（德性）”三维一体的学校管理模式，这是道德教育的时代诉求，也是社会转型期间我国道德领域建设的关键点。在学校实践层面，制度德育凸显制度中人文价值、道德优势和伦理精神，加强对学校师生进行伦理责任建设和德性建设，有利于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推动道德制度转化为道德情感与道德信念，让制度德育影响学校中每一个人，以学生可以理解和接纳的方式进入儿童的生活世界，实现“制度―学生―德性”三者高度的融合，并且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落地生根，这有利于“依法治校”方略的有效实施，也丰富了学校治理体系，推动学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开放性 制度德育它并不是以“个人性”关系角度表达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范畴 [10 ]，制度德育不是一种封闭、单向的过程，而是注重制度德育的开放性，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面对一切的肯定与批评，注重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一切优质社会资源与教育资源来促进自我发展和自我优化，以促进制度德育的内涵与外延的发展、促进制度德育的深化与细化，促进制度德育分支学科的产生，这也是时代对制度德育提出的新的重大要求。

（4）互动生成性 有论者认为：制度德育不是把师生看做是制度的奴隶，不是培养“奴性人”，而是培养“道德人”。这就有赖于把制度德育作为一个开放、生成与创造的过程，而是各要素、各主体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包括学生、教师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制度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学校制度生活、学校学生生活与学生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所以，制度德育是开放式的德育模式，是诉诸师生广泛参与、良性互动和生成性的德育模式。制度德育不是以静态的或者现成的“制度裁刀”去学生的德育发展的丰富性，这样才能保持制度德育的丰富内涵与育人价值，避免人与制度的矛盾，把精力引导到制度的完善与人的德性的培养上来 [4 ]。

4. 制度德育的实施路径

（1）以“制度德育”批判“传统德育” 制度德育是在批判传统学校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在三个方面批判了传统的学校制度。首先，传统学校德育的渗透高度重视学生的心性，高度重视学校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而忽略了制度的道德影响，学校制度体系中程序性、强制性、规范性和权力性等元素成分居多，导致学校制度的行政意蕴浓厚，忽视了学校制度的德育内涵，难以发挥学校制度的德育意蕴。为此，从制度德育的视角看，传统学校制度的行政化值得批判，应该充分发挥学校制度的德育功能，强调学校制度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意识、公正与公平意识、责任意识等。其次，传统学校制度脱离了学生群体的生活境遇，在制定学校制度的过程中，缺乏学生的立场与视角，导致确立的学校制度难以被学生理解、接纳和拥护，学生对学校制度缺乏关注，缺乏敬畏，更不要说内化到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中去。学生立场的缺失，也是传统学校制度的一大弊病，导致了传统学校制度中人文关怀的缺失。而相反，制度德育，就是基于学生视角，这是制度德育区别和批判传统学校制度的重要立场。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培养人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学校制度必然要基于人文的视角，即要有“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即形成学校的文化制度。朱永新在《新教育之梦》一书中写道：“如果校长没有人文关怀、人文情怀，就不可能有教师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没有教师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也就说不上学生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情怀。” [11 ]因此，制度德育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要创设学校制度的人文情怀和道德意义，这正是制度德育所强调、关怀和肯定的。

（2）以“制度情境”形成“制度生活” 制度德育的渗透和实施在于给学校创设一种“制度情境”，所以，这就对制度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校制度设计要合乎道德精神和伦理需要，这样的制度首先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必须是能够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是以学校和学生发展为出发点的，是充满人文情境的，是以正义和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是遵循了人性发展需要的，符合社会发展的伦理价值。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化设计，在学校内部创设一种人文的、优化的德育意蕴，让学生沉浸其中，接受制度的濡染，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从“制度情境”到“制度生活”本质上是德育生活化的体现，制度德育和其他德育模式一样，最终都必然走向生活，与学生的生活与心灵相对接，触及学生的人性需求，在生活实践中走向成熟与完善。通过“制度生活”影响着学生对道德教育中所含规范的认同程度，建立合理的“制度生活”有利于调动学生的道德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学生个体对制度的理解、认同与接纳。雅斯贝尔斯指出，要实现道德的完善，必须不断激发个体自身的潜力，启迪他们的道德自觉，不断超越自我，通过制度化的生活，实现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主，最终实现以“制度生活”促进学生的“道德生长”的目的，这种制度化的生活一旦常态化，便能持久地发挥对学生道德的侵蚀、濡染与渗透功能，促进学生的道德生长和美德的生成，对学校的长远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促进当前的学校德育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以“制度生活”优化“学生品性” 制度让人的行动总是通过个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力量释放出来的，人的道德行为通过自己的行动所反映，所以学校生活的构建系统，首先要意识到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学校的制度认同和道德认同。所谓制度认同，是学生对制度的认同、理解与接纳，制度认同是制度内化为生活的前提，没有制度认同的制度生活是不能长久的。“道德认同”指学生对学校制度所蕴含的道德观念和所提倡的道德规范从理性和情感上予以认可并内化的过程，包括道德观念认同和道德规范认同 [12 ]。道德认同是制度生活的情感纽带，任何道德认同，缺乏正义规范的制度就不能真正得以贯彻和实现，更不可能内化为学生的道德品性与道德行为，所以只有实现制度认同和道德认同的相互统一，并调整好学生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的相互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德育“塑形铸魂”的道德效果。鲁洁教授指出：道德教育呼唤德性培养，道德教育的根本旨归来说是成人的教育，从具体目标来说就是成就人的德性的教育 [13 ]。所以，制度德育就是通过学校制度化的生活来促进学生的道德生长，制度化的生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情境性，充满文化情境的制度生活本身就具有道德性，不管它如何呈现，也不管采取了何种手段或方法，都熔铸了人类道德文化的神圣律令，都富于深刻的人性精神和人文意蕴 [14 ]。学生在文化情境中可以自由伸展，以达致思想与心灵的相互交融，全面扩充学生自我道德生命的力量，学生在制度化的生活中会有意无意地接受文化共同体的行为和信念，这种情境的影响是隐藏的，但它创设了真实的情境、真实的时空与真实的场域，在充满文化的情境中，通过学生成功的感受和体验，从而实现共同体的文化适应，具有内化道德品质、优化道德情操、促进道德生长的功效，在此基础上，内化外生为学生的道德品行，最终实现培养有德性的社会公民的教育目的。

二、现实反思

1. 完善制度德育的理论体系

通过对制度德育十五年来研究文献的归纳与整理，笔者发现在制度德育的理论体系建设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1）制度德育前提论。“前提论”主要指出制度德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必要性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期间“道德失范”亟须规范和治理以及学校制度文化特别是学校章程的制定;可能性主要从制度德育过程中个体的道德学习机制以及从制度伦理学中吸取营养 [15 ]。（2）制度德育的意义与内涵解读。对此阐述最多的是制度德育的发起者杜时忠教授及其弟子刘良超，他们对制度德育的内涵与解读更为专业与权威，见文章第一部分，这里不再赘述。（3）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制度伦理学、学说和德育社会学。制度伦理学认为：制度具有德育伦理与德育意蕴，对学生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具有导向作用，具有道德伦理精神和道德教化价值 [3 ]。学说认为，制度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与人的发展存在很大的相关性，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是否合理的最高标准 [16 ];德育社会学认为，德育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规范的环境下进行的，一定的制度规范引导着德育，德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制度是个体德育品质发展的重要因素 [3 ]。（4）制度的德育价值研究。其主要阐述了制度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制度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可以以制度规范德育的实施 [3 ];制度德性与德育制度的关系，杜时忠教授提出制度德育是道德建设的前提，德育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德育资源，德育制度就是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 [2 ];制度德育的价值标准，强调制度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以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5）制度德育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另一种是间接的方式。这是制度德育理论方面探讨的重点，也是制度德育体系建构的关键，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以杜时忠教授提出的“三部曲”为代表，第一步是观念上，要认识到制度的育人功能;第二步，实现学校制度的改造;第三步，把学校制度化为学生的生活方式，内化为学生的品德 [17 ]。（6）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是武汉理工大学卢楠楠的硕士论文《制度德育》和上海师范大学尹黎的硕士论文《制度德育机制研究》为代表，尹黎指出制度德育包括预期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认同机制四个方面，同时指出目标性、能动性、整合性和规律性是制度德育机制的主要特征 [18 ]。制度德育十五年的研究说明制度德育的理论体系还尚不完善，还处于初级的探索阶段，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度德育更多地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和制度伦理的角度进行探讨，缺乏其他学科制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视角。为此，制度德育领域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和创新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德育理论成熟的前提条件，因此制度德育的系统研究必须建立和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制度德育的学科群，加强制度德育的体系建设，从制度德育的哲学层面到制度德育的基本原理层次，再到制度德育的工艺学层次，构建制度德育的学科群，除了加强制度德育理论研究的多元性，还需要加强对制度德育现代化实践研究的实效性，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加强制度德育的理论体系，立足于我国德育实践和德育发展的国情，构建本土化的制度德育模式，丰富现代学校制度，以促进现代学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 回归教育实践的行动趋向

高度重视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两者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德育现代化的主流，制度德育只有在道德教育改革实践的过程中，才更接近本身，才能真正显示出其力量。制度德育和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如活动德育、对话德育、生活德育、主体性道德教育和欣赏性德育，都需要回到教育实践，回归生活，回归育人的原点。但是，通过十五年制度德育的研究发现，现行对制度德育的实践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学校德育制度的现状调查，主要有刘良超的《学校德育制度现状的调查分析》、蔡佳辰的《我国学校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和陈嘉丽的《学校制度的德性思考――基于广州地区的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都是从实践调查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制度德育的解决策略;另一方面有高校的研究生深入学校一线从事蹲点式的质化研究，刘任丰通过深入教育一线，采集现场资料，实地考察，从制度的层面思考学校德育问题，写成的博士论文《学校制度的个案研究》就是反思制度德育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破解的对策。制度德育十五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方面的实践研究极少，存在“高理论、低实践”的状态，出现了制度德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脱节严重的现象，理论研究严重缺乏实践支撑和实践检验，正如制度德育的开创者杜时忠教授在制度德育研究十年之际撰文所说：“制度德育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的不足便是缺乏教育事实与教育行动的支撑” [19 ]。关于制度德育的一些实践性问题也突显出来，如制度在真实的学校是如何运作的，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到学生的德育发展;在多元背景下，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推进学校的道德教育，如何保障制度德育执行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如何改善传统德育“规训式”的教育功能;在中小学实施制度德育的真实效果如何;制度德育如何在学校教育实践中走向创新？像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制度德育研究者们在实践中给以研究和解答，所以在新的时期，制度德育研究要坚持回归教育实践的行动取向，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必须改变传统的研究范式，既要保持制度德育重视自身理论的研究品质，又要向实践转化，注重制度德育的实践探索，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倡导行动研究，提倡“教师作为研究者”的教育使命，通过自身的教育行为的研究解决制度德育实践中的问题，并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重建和改进自己的教育行为，提高制度德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实效性，这是制度德育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制度德育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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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法；教学改革；四个关系

环境法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新增设的核心课程。与其他部门法的教学相比，环境法的教学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显“稚嫩”。也正因其“稚嫩”从而为环境法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可能。本文就环境法教学改革所需要处理的四个关系发表浅见。

一、环境法总论与环境法分论

环境法总论是对环境法基本理论、原则和制度的阐述和研究，环境法分论是对具体各分支部门法的分析和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一般而言，总论部分包括环境法导论、环境法的基本原理、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分论部分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建设法、环境行政法、环境侵害救济法、危害环境犯罪制裁法、国际环境责任。

但是，我国环境法总论与分论的教学并不协调。具体表现在；第一，总论未能有效地统率分论，致使分论结构不稳定且任意膨胀。比如，在生态保护建设法中，有的教师不仅讲授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法律法规，而且讲授防洪、抗震之类的法律法规；有的教师则不将防洪法、抗震法等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之中。第二，总论中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制度未能与分论中的分支部门法的具体原则和制度形成有效关联，致使总论分论“两张皮”。例如，讲授“水污染防治法”时，往往只是“就法论法”，仅对《水污染防治法》这一单行法律本身所规定的具体原则和制度作出分析和解释，而不注意关联其他与水污染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更不会以总论来指导分论，这不仅不利于丰富和深化环境法总论的内涵，也不利于学生对环境法分论的深度把握。

因此，为增强环境法的教学效果，应对环境法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作出适当改进。一是以总论为指导优化分论内容，确保环境法的“纯洁性”。众所周知，环境问题一般分为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第一环境问题是指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自然灾害；第二环境问题是指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作为环境立法控制对象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第二环境问题，也就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据此，诸如防洪、抗震之类的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环境破坏所实施的法律控制不应纳入环境法的体系。二是总论教学与分论教学要前后观照，彼此呼应。例如，讲授分论中水污染防治的三大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统一规划的原则、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统筹兼顾的原则）时，要与总论规定的环境法的基本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结合的原则）串联起来；讲授水污染防治的政府环境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时，要明确该制度是对总论规定的环境责任原则的具体落实，从而使学生充分理解总论对分论的指导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分论规定的各分支部门法的差距和不足，进而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同时，也才能发现环境法总论原理的不足，从而推进环境法总论的发展和完善。

二、实然环境法与应然环境法

实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现实表现样态，即环境法是什么；应然环境法是指环境法的正义追求，即环境法应当是什么。“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对“是什么”的描述不可或缺，它是研究“应当是什么”的基础。环境法教学也是如此。但环境法教学亦应在把握环境法“是什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探究环境法“应当是什么”，从而预测环境法的未来。所以，在环境法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往返于环境法的实然与应然之间。例如，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基石性概念，作为一种新的法律理论和社会主张，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要立足于实然之法，明确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利用或享受环境资源、在适宜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其主体包括公民、组织和国家，其客体是环境利益，其内容主要限定在公民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私权保护和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的公权保护之上。另一方面，还要着眼于应然之法，明确环境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道德权利、自然权利、“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国家法律是否承认和保护环境权，环境权都天然存在。由此，不仅人类应当享有环境权，而且某些与人类最接近的特定自然体和物种也应当享有环境权，如生存权、不受人任意侵害权、获得人道主义待遇权等权利。这样就使学生对环境权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环境伦理和环境正义观念。

再如，在讲授环境刑事责任时，教师除对刑法明文规定的环境犯罪罪名作深入讲解外，还可就环境犯罪的立法利弊、环境犯罪的归责原则、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与结果犯以及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等主题开展讨论。这样的讨论，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了解环境刑法的理论前沿，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对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新的开拓和创新。

总之，环境法的正义不仅存在于实然之法，而且同样存在于应然之法。环境法正是在实然性和应然性的张力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三、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

环境法学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并不是一门自给自足的学科。事实上，环境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它与传统部门法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例如，对环境法基本原理的研究涉及到法理学，对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涉及到民法学，对环境行政责任的研究涉及到行政法学，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研究涉及到刑法学，对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涉及到国际法学，等等。因此，学习环境法必须不断地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有益养分。

然而，现实是环境法的教学缺乏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课程内容没有张力，教与学都停留在环境法课程内容本身，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学生在课堂中接受的知识往往是孤立的、片断的、割裂的、凝固的，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无论是从环境法课程本身具有的学科交叉渗透的特点还是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考虑，传统部门法都应当成为环境法教学时借鉴和参考的应有之意。比如，在讲授环境民事责任时，既要从传统民法的角度给同学们介绍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引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而归纳出环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行为违法性问题；又要将环境民事责任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作比较，明确环境民事责任是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重在补偿，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是行为人对国家的责任、重在惩罚，由此决定了环境民事责任采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则采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得学生对环境法上的三大责任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可见，强调环境法学与传统法学的衔接，不仅打破了部门法教学的藩篱，而且给了学生融会贯通的机会，既巩固了旧知，又获取了新知。

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生活，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环境法的教学同样如此。具体来说，环境法教学要按照实践——理论——实践的设计思想，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此亦是环境法教学改革重点之一。对此，各高校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如组织观摩法庭审判活动、模拟法庭教学、专业实习、社会调查、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以训练学生运用法学知识解决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

其实，对于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在课外实施，课堂的案例教学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诚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实例研习乃在培养处理案例的能力，可以说是为将来从事实务工作而准备，故法学教育或官方考试的题目应多依靠各级法院判决而设计之，其功用有三：（1）以实例反映社会生活。（2）结合理论与实务。（3）法院的判决理由，当事人的主张及判决评释，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笔者近几年的环境法课堂案例教学实践，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

（一）精心选择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基础。典型案例既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掌握环境法理论，也可以燃起学生学习环境法的热情。在选择典型案例时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其一，案例的时代性。引入教学的案例要贴近时代、富于时代气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这样才能真正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关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达到寓乐于教的目的。笔者在授课时紧密结合我国当前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的实际及热点与难点问题，深入挖掘新鲜、有益的案例（如太湖蓝藻事件、宁波PX事件、环评风暴、PM2.5监测等），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案例研讨。

其二，案例的启发性。案例有无启发性，与案情本身的简单或复杂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结论也未必是唯一的。所以，案例的选择不在于案件本身是否复杂，而在于其间蕴涵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是否符合教学目标的要求。在笔者看来，只要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和提升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的案例就可以称之为典型案例。

其三，案例的全程性。呈现给学生的案例究竟应该是全程的、原汁原味的案例还是经过浓缩的、加工整理后的案例？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实践中的案例往往头绪多，涉及面广，外在因素也比较复杂。如果把这些案例原封不动地端出来，不仅学生不易理解，还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负效应。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每一个具体案件，都关涉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就事实问题而言，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案件事实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因而如何对案件事实材料进行甄别、筛选和建构，就成了法律工作者的基本功。所以作为法科学生不仅要学会处理法律问题，而且要学会处理事实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传统的教学法恰恰忽视了这方面的训练。即使是国家司法考试提供的案例也往往是经过技术处理的案例，也正基于此，即便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在刚“入道”时也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适应期，这不得不引起法学教育界的反思。笔者主张，案例的选择还是应当原汁原味，这样才能使学生亲身体验如何运用法学知识进行创造性思维，以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二）用心实施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的形式不拘一格：既可以由理到例，先讲解理论，然后运用案例解析；也可以由例到理，先陈述案例，然后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研讨，进而引出将要讲授的知识。但不管采取何种形式，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重视传统讲授与案例教学的交融，不能为案例而案例，而要寓原理于案例之中。

第二，重视讨论过程。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表达各自不同的见解，只要学生说得有道理，能自圆其说，就应得到鼓励。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和启发，并适时提问和追问，以使教学更有针对性。同时，充分的讨论也可以激发教师的灵感，正所谓“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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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事公诉制度 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

一、民事公诉制度的概述

民事公诉制度是国家公诉机关（在我国为人民检察院）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就社会中的某些民事违法行为向审判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活动。在这里的民事违法行为应当是指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故此，民事公诉应当是社会公益诉讼的一部分，只是由于其专门由国家机关来进行，而使得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其代表了国家对这些侵权案件的态度，是以公权的形式对侵权人进行制裁，而不是放置于私权领域进行。

二、构建我国民事公诉制度的必要性

诉讼是受害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一个屏障。面对公共利益被侵害的现状，改变目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事后监督”的模式，设置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公诉制度在我国显得尤为迫切。

（一）我国立法存在的关于公诉制度的缺陷需要弥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使得在涉及公益的案件中，由于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难以确定，或者有适格的当事人但是此人却不想起诉，愿意接受“私了”或者更严重点说，有人威胁其不准起诉等等，都将使这一危害公益的行为继续存在，危害更多的人。毫无疑问，这是立法的缺陷。

（二）现实中存在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需要解决

国家利益或是公共利益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河流、国有企业、生活环境，故此可看出这些利益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知保护公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因为没有具体条文规定被间接及可能被影响的社会大众有权起诉，也没有规定可以由一个国家强力机关来代表提起诉讼，使得这些破坏行为泛滥。

上述只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被侵害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知公益被侵害的严重性，并且在这些案件中受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起诉或者怠于诉讼；个别地方主管部门也可能由于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放纵这些行为，不监管或拖时间使受害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使得存在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无人起诉，无法起诉的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建立民事公诉制度有着客观需求。

三、对建立民事公诉制度的构想

（一）提起民事公诉的主体

许多学者认为应当由检察机关开展民事公诉工作，一方面，学者认为民事公诉制度对支持起诉原则的拓展，在我国最有能力支持诉讼的只有检察机关。一方面，检察院介入诉讼可以使保护公共利益的社会成本减少，同时由于其国家属性，其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震慑力与公信力，这样使那些侵害公益的侵权人及可能为地方利益提起保护的地方政府不至于肆无忌惮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熟悉法律，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故此我国可以以检察院为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机关。

（二）检察院行使民事公诉权的方式及其利益归属

民事公诉是检察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代表国家提起的，主要是为了保护公益，可以较好地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并且由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各种法律，所以当出现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时，可以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其可以适用强制性措施进行调查取证但应当得到法院的许可。因为：其一，民事公诉的本质虽然是民事诉讼，但是其涉及到公益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这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其二，假如让检察院和普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一样，那么取证更加困难，解决案件的时间可能拖的更长，这样旷日持久的诉讼，检察院又能支持多少？加之迟来的正义非正义，故此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实行强制措施的权力。但为了防止该权力被滥用，故此可赋法院以监督权。

（三）民事公诉案件的范围

1.将有关国有资产被侵占的案件列入民事公诉的范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以来，有关国有资产被侵占的例子不绝于耳。虽然我们赋权于一些机构进行监管，但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并没有规定由哪个机关行使，这非常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并且当前的一些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由于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人，所以连起诉人都找不到，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得不到施展。故此，将该诉权赋予检察机关不仅利于保护国有资产，而且使其有能力保护国有资产。

2.将有关垄断产生的侵害公益案件列入民事公诉的范围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行业准入制度、企业兼并等原因形成了不少垄断行为。主要有：医药，电信，供水，供电，铁路。一些地方政府排斥外来商品，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由此而来的是地方行政垄断。这些垄断不仅导致正常的竞争秩序遭到破坏，而且容易滋生腐败，直至危害到国家经济根本。行政监管是不可能完美解决垄断问题的，对这些垄断势力的限制只有通过国家的强权以实现。

3.将有关环境污染的案件列入民事公诉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加剧，与此同时，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扩大。

之所以如此，与司法机关无法直接干预有关。鉴于环境污染是公害，具有污染对象不特定、范围广、取证难、案件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想要获得赔偿，要靠单独的个人是很难的，因此，建立一个由检察机关进行此类维权的诉讼再好不过。

4.将关于破坏公共设施，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列入民事公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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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生态失衡；治理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站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波涛．谁来为低迷股市提供流动力[J]．证券市场周刊，2004(12)

[2]邓妍．中国股市制度结构本末倒置[J]．财经时报2004(3)

[3]杜亮．许小年：我从来都没主张过激进改革[J]．中国企业家，2004(4)

[4]李曙光．公司治理的生态危机[J]．财经，2002年(16)

[5]刘松．低效率股市投资理论及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刘永刚．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欲根治金融“原罪”[J]．中国经济周刊，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