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化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生态化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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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河道；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保护型河道；浙江省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3．2．2景观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1)构建上中下游的生境异质性，上游有潭，主静，文昌阁高耸潭西。下游为滩，主动，关帝庙动峙滩头。中间两弯是村落居处，缓急适中。由此，营造出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丰富水域生物多样性。(2)在中游清溪坊两湾处，保护当地条石砌石驳岸，加砌水下种植池，种植水生植物。在岸坡防护工程上，选用具有良好反滤和垫层结构的条石块石和当地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为植物生长及鱼类、两栖类动物和昆虫的栖息与繁殖创造条件。(3)在下游枫影滩处，利用具有透水性能的卵石、砾石等构成河床材料，为生物提供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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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辅导员 职业倦怠 生态学

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也是高校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更是高校师资群体中不可或缺的生态组成部分。本文将从生态的视角考察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成因素，提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构想，为稳定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建言和实践建议。

一、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生态意蕴

生态学的核心是系统论、整体论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及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性、关联性和动态性特点，恰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规律吻合。而辅导员发展权利应当“在需要与限制之间，需要表现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是满足生活的可能;限制表现为对欲求的控制与对资源的节约，它是满足生态的可能”[1]。辅导员是高校师资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同时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因子。当我们用生态学的视角探究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时，必然要研究它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外部环境的关系。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辅导员因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既依赖又反作用于开放的大学生思政教育生态环境。

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凸显“人”的地位，体现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辅导员职业发展包含辅导员与辅导员、辅导员与学生、辅导员与学校社会等的相互交往、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撑，其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十分明显。“辅导员群体是出于多维度的社会关系中，继而必须接受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社会价值和伦理规范”[2]。一方面，从辅导员队伍与社会的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辅导员队伍与学校关系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受制于学校的管理和规范;从辅导员生态主体看，辅导员队伍建设肯定要与学生及其家长、学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等发生联系。另一方面，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一个动态或持续发展的过程，其职业倦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辅导员自身的素质、个性、兴趣、习惯等，辅导员对角色的体悟与认可程度、工作环境、国家政策等。这里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内在自觉因素。因此，影响辅导员的生态因子是多元的，是复合的。

二、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困境解析

（一）专业知识困境影响教育效率从而诱发辅导员职业倦怠。

高校辅导员是高等学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文化的营造者和传播者，对学生的影响最直接，也最大。因此，辅导员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从辅导员职责看，他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稳定工作、就业创业指导、党团组织建设、班级生活及专业学习指导等诸多工作。而要胜任这些工作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支持，最好还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因此，辅导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但按照专业化的发展取向，辅导员要在这么多的相关学科都成为专家几乎不可能，甚至在以上学科具有较系统的训练都是困难的”[3]。这种广博与精深的专业知识困境，让本就事务繁杂的辅导员力不从心。“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大学生思政教育内容的来源”[4]。加之，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驱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或者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虚无化倾向，降低思想政治教育效率。因为其低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职业根本的辅导员难免被社会边缘化，于是极大地消解了辅导员的工作效能感，直接诱发了辅导员的职业倦怠。

（二）社会评价困境降低职业认同从而形成辅导员职业倦怠。

对老师的考核评价特别是对辅导员职业的评价是困难的。我们无法比较一位跪着上课36年的山村教师和一位项目费上千万元的大牌教授谁是更好的老师，仓促而简单地量化比较一定会南辕北辙。况且，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效应。一个辅导员研究论文比较多，管理学生也没有大问题，而另一个辅导员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积极联络校园讲座、组织社会实践，就是缺自己的研究项目和论文。若干年后，后者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业界精英，而前者培养的学生却业绩平平，那么谁更优秀一些呢？的确，这是一个评价悖论。目前社会对高校工作的评价重点在学科、科研及SCI、EI收录的高水平论文数量，而其培养的学生素质、能力水平往往因为难于量化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工作重心被扭曲的社会评价所绑架，几乎陷入只求硬性指标数量而忽视思想素质等软指标的泥沼，于是让工作在一线的辅导员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无力感，极大地削弱了职业认同感，形成了他们难于抗拒的职业倦怠。

（三）幸福观念弱化压抑创新热情从而导致辅导员职业倦怠。

在高校推行绩效工资改革的大环境下，“辅导员因其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直接影响其收入，成为在高校收入偏低的群体”[5]，或者说他们未来的收入增长预期偏低，这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的浮躁与利益驱动成为左右大众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当一个社会信奉金钱万能时，就会道德和精神幸福论变得虚无，而蔓延的财富幸福论又会弱化高校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热情的极大消弭。更有甚者，有的辅导员会把工作精力转移到追求收入上，追求那些易于量化的诸如论文、项目等指标，本职工作则局限在学生“不出事”的底线里。此外，辅导员不可能像法官和医生那样用本行业的专用术语捍卫自己的角色，也不可能在大学生中赢得像专业教授那样的职业认可与尊崇度。这种辅导员工作幸福感的弱化，使其产生失落感，从而导致其职业倦怠。

（四）公共危机时有发生妨碍校园安全从而强化辅导员职业倦怠。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积累，非传统安全滋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出现，增加了辅导员职业情景的压力。“无论是多么优质的学校，抑或是管理水平多么高的学校，想要根除风险都是不可能的”[6]。因此，维护高校校园安全稳定的压力就会增大，而直接面对一线学生的辅导员必然“春江水暖鸭先知”。公共危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使得处置危机常常没有应急预案可以参考。基于公共危机的人为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辅导员自然长期处于紧张和焦虑的“激情”状态中。

三、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

（一）用人才生境原理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

辅导员是生态的产物，生态则是辅导员的载体。花盆效应在生态学中称为局部生境效应，一方面其生存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因为人工介入使花盆植物长得比野外更好，但这种介入一旦消失则经不起风雨。辅导员受专业困境影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受限，而且与中观环境（具体学校）的政策关系密切。学校领导重视时，辅导员群体就会发展良好，一旦这种介入消失则其必然面临很多困难。辅导员群体作为一个生态因子，需要在一个具有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背景下才能健康成长。这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就是对辅导员成长发生作用的生态因子的总和，即辅导员的生境。在一定的范围内，生境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辅导员群体而言，能够消弭职业倦怠的诱发因素。生境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动态的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存在着能量和条件的交换。只有在良性的生境状态下，才能破解辅导员成长的花盆效应，消解职业倦怠，使其保持良好心态和精力，高效地开展工作。

（二）用竞争协同原理消解辅导员成长生态位分化。

辅导员队伍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合作与竞争最终呈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性。为避免辅导员内部恶性竞争，应当对辅导员进行分类、分层管理和考核。辅导员之间一定的竞争关系会产生必要的张力，催生辅导员内生动力，有效地防止人才沉淀，使辅导员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发展动力及高度的责任感和灵敏性，其能力因子也必定在工作中不断锻炼提高。这种竞争协同，通过辅导员个体因子间的合作与协同，实现双方甚至多方的互惠互利，并依靠人才协同关系在竞争自强化机制中消弭倦怠，从而使群体得到发展和进化。每个辅导员都是“不同的发展个体，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同样存在着专业发展的生态位分化问题”[7]。密切辅导员间开放、互信和自然的合作关系，促使各因子间在知识、信息上充分交流、共同分享，在思想信念、执业态度等方面相互影响，为消解辅导员职业倦怠奠定基础，为辅导员队伍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三）用终身学习理念抗拒辅导员成长的超耐失衡。

谢尔福德1911年提出了生态学“耐度定律”，他认为，一个新物种从诞生到繁衍生息必须依赖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但要使其灭亡则只要其中一项因子就足够。其中一项因子含量增减或者性质改变，一旦达到该种生物耐力的界限，就可能出现物种消亡的严重后果。同样，在辅导员生态系统中，影响因子对辅导员而言，也有耐受性问题。有学者指出，受知识困境的影响，辅导员“参加工作后，专业根基不牢的弊端就显现出来”[8]，常常对学生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无法站在理论的高度用专业的术语予以解难释疑，经常出现“大道理讲不清、深道理钻不透、歪道理驳不倒”的情况，影响工作效果。当一个或一些因子超过辅导员耐受范围时，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辅导员的职业发展。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辅导员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做学习型辅导员，“通过自身的学习，提高了自身的科研学术水平，在工作中会起到‘不令而行’的结果”[9]，才能更好地适应或者抗拒辅导员成长的影响因子，进一步消解职业倦怠，对自身的职业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四）提升职业幸福感引导辅导员走向自我实现。

有研究者认为，辅导员职业倦怠变为主观幸福感低下。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曾提出“幸福悖论”的观点，即收入突破某个临界点后再增加财富不一定导致幸福同步增长。“当欲望既定时，幸福与收入成正比，收入越大越幸福;当收入既定时，幸福与欲望成反比，欲望越小越幸福”[10]。因此，经济效益的提高既要表现在增加收入的效率提高上，又要表现在减少欲望的效率提高上，更必须比较这两个方面的效率。这就需要倡导辅导员实现幸福观念的转型，从追求物质到心灵自由，从结果幸福转型为享受过程，从根本上提升职业幸福感。只有辅导员走进大学生心中，实现心灵碰撞，就会享受思想交流的幸福，才可能得到辅导员个人精神的满足和愉悦，实现自我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大学生实现自我管理、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个过程拓展了个人的价值，实现了辅导员的社会价值。当然，幸福不仅在结果上体现，过程幸福也极为重要。一方面积极遏制欲望，另一方面追求知足常乐，享受生活的过程，有利于舒缓情绪、消解职业倦怠，走向自我实现。

参考文献：

[1]周国文.生态公民与一个生态世界的格局[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版，2012（3）：49-56.

[2]秦天堂.高校辅导员职业化建设生态论[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6）：20-23.

[3]朱孔军，林伟庭.从两难选择到整合协调―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8（8）：52-54.

[4]张华敏.教育生态学视角下高校辅导员生态发展的几点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3）：90-92.

[5]刘孝菊，王向东.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深层归因与系统消解[J].中国电力教育，2011（16）：30-31.

[6]郭德侠，楚江亭.学校管理：风险社会的视角[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3-128.

[7]莫华善，张传月.消解教师职业倦怠的生态策略[J].教育导刊，2008（9）：46-48.

[8]彭瑾.高校辅导员职业枯竭表现及其自我调适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8）：64-65.

[9]李宁.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分析及自我修复策略[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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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两型社会，静脉产业，循环经济

 

1．日本东京湾地区的产业发展及生态环境概况

1.1 东京湾的自然及产业概况

东京湾位于日本本州岛关东平原南端，为房总、三浦两半岛所环抱，南北长80千米，东西宽20-30千米，湾口仅6千米（图1）。里阔外狭，为陷落海湾。环东京湾区域有一都两县（东京都、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人口约2600万人，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产业中心。东京湾底部的东京都同南面的横滨市和东面的千叶市共同构成了闻名于世的京滨和京叶两大工业带，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东京湾地区主要有东京、横滨、千叶等几个特大城市以及川崎、船桥、君津等工业重镇，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3，主要工业有钢铁、有色金属、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等。从1975到1994年，东京湾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10%，275%和407%，2000年的三产从业人员分别占总从业人员的0.45%、23.1%和76.4%。

1.2 东京湾的几个主要城市

东京：日本国首都，全国政治、经济、商业、金融、文化中心，世界特大级城市环境保护论文，人口1255万人，面积2187.09平方千米。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工业城市，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这里。主要工业有印刷、机电、物流、食品和精密机械。东京港货物年吞吐量为4000万吨，是日本第六大港。

横滨：仅次于东京的日本第二大城市，是京滨工业带的核心城市。人口约356万，面积434平方千米。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横滨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兴建临海工业区，建立起一批极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中型工业团地。主要产业石油、石化、运输机械和钢铁生产都居全国前列。横滨港是全国最大港口，年吞吐量1.1亿吨，一次总靠泊能力90万吨。

千叶：千叶县政府所在地，人口90.9万人，面积272.08平方千米。2001年市财政预算6608亿日元。千叶是一个工业城市，钢铁、食品和炼油三大产业约占工业总产值的76%，其中钢铁工业占1/2。千叶钢铁联合企业是世界著名的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千叶港是日本国内货物吞吐量最大级别的国际贸易港，年货物吞吐量世界第四论文格式模板。

川崎：位于东京与横滨之间的工业城市，人口106.1万。面积136.5平方千米，是京滨工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总产值的80%来自重化工、钢铁、水泥、机电、炼油、造船和火电等。其中，炼油占工业总产值的25%以上。

君津：东京湾东南岸钢铁城市，人口8.4万，面积319.5平方千米。1971年设市，60年代填海建设的君津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世界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的骨干企业，年产钢能力1000万吨。专用码头水深19米，可停泊25万吨级巨轮。企业的人均产钢量约1000吨，劳动生产率居世界领先地位。

1.3东京湾区域开发对环境的影响

明治维新前的东京湾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江户（东京的古代称谓）的寿司”是当时日本的名吃。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沙滩与远方的富士山遥遥相对，自然生态景观十分优美。东京湾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二战后的40年代后期，新建的许多资源型工业分布在东京湾地区的填海新陆上，成为世界临海型工业区的典型代表。东京湾不仅是日本的工业、人口、国民收入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工业生产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由于工业布局过于集中，出现了用地紧张，供水不足环境保护论文，地盘下沉，交通拥挤，公害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进入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影响开始日益明显，空气污染、水污染、近海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首都圈人口的高度集中和急速城市化导致东京湾污染负荷增大，海水污染严重，东京湾的水污染物浓度高于日本国内其它海湾；渔业损失惨重，仅1962年东京都政府支付的渔业赔偿金就高达330亿日元；由于富营养化，每年5月-8月，赤潮发生天数达80天左右。

50年代以来，东京地价暴涨导致填海造陆工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东京湾各港口、城市临海工业园区、大型工业企业、羽田国际空港、迪斯尼乐园等都是填海建设的，东京湾填海面积共计约为2万4千公顷。大规模的填海造陆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纳潮量减少、海水自净能力减弱导致海水水质恶化，海洋生物资源退化。湿地破坏严重，明治时代的湿地90%以上已经丧失，95%的海岸线由自然岸线变成人工岸线。

由于海底多年沉积了相当厚的污染物，90年代以来，青潮频发，给近海养殖业带来灾难性后果。近年来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东京湾地区的城市化开发、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环境恶化的现象并没有使该区域居民更多地感受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喜悦，与之相反，近年来，民众要求改善东京湾生态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

2青岛环胶州湾区域的现状

2.1产业发展现状

胶州湾位于山东半岛南部，东西宽27.8千米，南北长33.3千米，面积362平方千米，是青岛的“母亲湾”。胶州湾口窄内宽，为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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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从全球化看现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思考 全球化与人文知识生产 论人文学术还家 承续与发扬：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根源析论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高中生物与人文学科教育的联系 简析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论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试谈抗战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集体学术转型现象 漂泊的东干人文学 高校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价值功能 “科学”的两次“狭化”及人文学的边缘化 现代性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 现代性与人的精神世界 论经济全球化与人的自由流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5年4月10日访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实施也同时连带了其背后的价值附加，所以，后续发展国家除了依据统一规则进行商贸活动、复制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程序外，还必须履行规则所附加的道德承诺，如环保和减排。但是，在环保和减排为标识的合法性背后不仅遮蔽了发达国家或区域将重排放、高耗能的产业早已转移到了后续发展国家或区域的历史事实，即资源环境的递次转嫁，同时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这使得在价值统一体下，后者必须向前者订购符合环保和减排标准的设备，全球新的经济结构链就此形成。因而，人们不难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种全球政治合谋的症候。此外，后续发展国家的内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无全球统一规则，因而也无人过问。由此，“全球采购”和“血汗工厂”构成当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论。加之资本跨界后必然引发文化资源的挪用，即传媒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消费引导，导致不同区域的消费同质化，因而跨国过程也不是“仅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4〕因此，人文社科学界对全球化的观察往往会关注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即通过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透视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运作。实际上，“后殖民”学术命题和阐释均与此相关。所以，对于作为通识语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应从多角度加以透视。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构性关系中，前者作为确定性条件虽然可以决定后两者的状况，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换言之，人文社科的学术活动总是历史阶段中的认知行为，这一思想陈述有其自身的惯例和逻辑。因为，“文化系统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而重要的是由语言所再现的，但还包括各类体制性机构，从管理层、宗教实践、建筑和大学课程和文献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实践之间并非只涉及到意义是否等值，而是存在着一个概念与文化关系所导致的意义范围和转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认为的，“甚至所有最为全球的术语‘全球化’本身也犹如‘现代性’或‘历史’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包含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范围”。〔6〕我们可以认定，作为“渐进”（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当下形成了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语境下，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区域中，这一问题的所指和论述层次必然会出现差异。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蔓延过程进行观察和解释，跨学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论。“就关注的学科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教育学、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题。”〔7〕简言之，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某种通识语，还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对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均是持续而深刻的，而且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直接进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其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编的著名论著《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则将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虚构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在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某种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即西方观念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展开获得了复制并形成某种学术语言、范畴和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因而，米尼奥罗直接指出，“我将首先探讨一下在过去五百年中语言与文学概念之间、人文学科与学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这五百年是具有现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与扩张中得以充分实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后续发展国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学术体制为保证知识共享的规范性使得欧美学术文化获得了大面积覆盖和复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文化到学术文化，全球的学术活动逐渐集中到主要的几个语种和文化模式上，由这些语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辐射到全球各区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类型：

语言及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欧洲现代文学、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现代阶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它以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的文学 （及其希腊文、拉丁文的遗风）、学术文化（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特征。〔9〕

值得重视的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文学术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成为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所引发的，其重要原因是各个后续发展的文化区域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历史阶段中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表层的类似现象和现成言说之间，发达国家的学术方式，包括命题、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资源，会获得首选，即后续发展国家对新现象解说的历史性滞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源有着自然的渴求，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对欧美理论持续引介，对其理论话语形态就一直抱有热情。所以，区域的学术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犹如沙士森米耶以历史学为例所指出的，“当代学术机构中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结果”。〔10〕与此同时，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其学术指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当代美国文论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说明当代文学理论特质时特别指出：

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伦理的力量结合起来。〔11〕

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状况，总是会寻求有效的解释方式，并由此带来理论生产的动力。20世纪前期由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来的理论分析方式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续至后半期。因此，理论发展与寻求针对社会文化特定现状进行有效阐释是直接有关的：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以来的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命题，如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语言学为支撑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其他的理论流派都与欧美学界密切相关，如精神分析（奥、法为主）、新批评（英、美为主）、原型批评（加拿大为主）、结构与解构（法国为主）、读者反应批评与接受研究（德、法、美为主）、女性主义（法、英、美为主）、新历史主义（美国为主）、批评（意、英、法、德、美为主）、族裔批评（美国为主）、后殖民批评（美国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论结构性问题、全球政治文化生态、族群与性别、多元文化观等，都是欧美学界在其学术体制下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区域的学者在其社会文化状况中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针对前期学说的理论盲点和言说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欧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当代文学理论选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莱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编的《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将当代文学理论分为12个部分进行选论分述：1.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2.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叙事学；3.修辞学、现象学与读者反应批评；4.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5.精神分析与心理学；6.历史主义；7.政治批评：从到文化唯物论；8.女性主义；9.社会性别研究；10.种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种族批评理论；11.殖民与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导论之外，引入5-12个学者的英（译）文专论，选集共涉及到90余名国际学者的论著和观点。所选学者除了少数为前苏联、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之外，95%为西方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且得到学界公认的欧美学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学界公认的选集或指南的选编情况与此选集大致相当，如《布莱克维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当代文学理论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奥罗特别指出：

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就是在同一个认知构建中的。文学语言大多是现代时期殖民语言，希腊文与拉丁文的遗风犹在。文学研究也承袭了同样的传统。……文学研究，无论是1945年前用历史哲学作理论，还是70年代时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作理论，其研究重点都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五个学术国家的文学作品上。〔13〕

上述相关的文学理论思潮不仅在全球蔓延开来，而且还进入了认知同一性的再生产，如论文、论著、项目与学位论文等，形成当代人文学术的全球化现象。如果仔细审视全球各个区域，尤其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东亚的人文学术，就可以看到这一学术生产链的清晰轨迹。全球化带来了某种学术现代性：非欧美文化区域大多将上述理论和议题作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上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正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光兴所指出的那样：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14〕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就主观臆断，欧美学界的知识就是某种霸权知识，采纳这一知识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将欧美经验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识的最基本功能是对经验的间接性体验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识本身的推进，而对知识的采纳包含着使用者的基本判断和符合学理的陈述条件。所以，单一主观主义的知识论往往是无效的。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们在过去并没有特别意识到人文学术的全球现象或现代性问题，没有注意到知识结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没有对其理论言说和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做出有耐心的审视和反思。所以，学界确实需要对不同理论资源拥有判断和甄别意识，在此基础上去“把握与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的知识圈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知识方式。” 〔15〕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体制的一种复制或模仿。虽然，这种复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价值评判，只是某种历史事实，但就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方面，中国学界主要的参与和再生产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区域类似，如持续引介、翻译西方理论，包括话语形态、范畴、术语、方法论和议题，继而在此类理论与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国本土的经验型个案等，但同时亦在客观上说明了上述理论范畴的跨区域有效性。因此，对这样一种共享知识的参与和再生产就存在一个学理性问题。因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本身则需要符合前者的生产方式和原理。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程序应当是：其一，对引介学术参照框架和理论本身的历史发生学应透彻把握，因为每一种理论的产生是理论家自我认知的意向性呈现，而这种意向性又与历史性和时代性存在着互文关系。有关理论的意向性，参见〔德〕沃尔夫冈・伊塞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论视角。其二，对本土经验的差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历史和实践均是观念世界递进的结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求符合历史现状和本土经验的替代性参照和有效解释。有关历史经验和模式理论，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实践经验。如是，才有可能对经验的历史性和理论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断并进入原创性生产。有鉴于此，新时期以来跟风式的学术再生产，包括缺乏关联研究的盲目编译和转述欧美的学术概念或其他形态的“新说”，除开早期的资源借鉴价值外，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此外，将此等“新说”作为认知框架或理论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现象上形成的所谓再生产只可能是无效言说。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有关的文章，特别是有关生态、性别、种族（非洲裔美国文学为主）和全球化选题的文学研究类论文和学位论文，均有上升的趋势。但其中很多论文还是在某种“全球正义论”的认知框架中，将生态、性别和种族等相关范畴置于道德制高点进行非学理性预设，然后找出文本中有关的对应要素进行支撑性说明，如用绿色书写对应生态、批判男权及白人等级以对应性别和种族等。这种对应方式本身并无对错，但问题是论证的方式不能仅以归纳文本中有关生态、性别和种族正义的表层编码代替文学研究的学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论文中，超出这些议题范围以及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论文相对较少，这说明上述议题的影响力，同时亦说明理论原创的艰难。但这些研究现状和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一些反思性的论文也陆续出现，这些文章既有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也有对研究范式的质疑。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动态”近五年来有关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国外理论中国化的立项和相关专著：，2015年4月14日访问。这方面的讨论除了学术论述之外，一些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损害学术基础和学术环境的现象参见中国新闻网：“评：学术名流、学界高管、学术掮客不算大师”，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访问。，由于这种讨论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因而影响较之学界内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国学术现代性包含了两个层面：全球化语境中的学术资源处理问题以及中国学术原创力生产问题，这两个问题互为结构。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资源的构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视不同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源加以整合并生产出符合经验的有效解释。资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对不同资源，不仅仅是欧美资源，加以多角度观察和理解，而且对理论和经验的双重透视需要克竞其功，方能在学问上做到“真实”且“深透”。〔16〕

〔参考文献〕

〔1〕〔2〕〔4〕〔7〕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全球化的关键概念〔M〕.周云水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7，10，9.

〔3〕王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2014：7.

〔5〕King， Anthony D.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

〔6〕〔10〕Sachsenmaier， Dominic.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8〕〔9〕〔13〕沃尔特・D.米尼奥罗.全球化进程、文明进程及语言文化之再定位〔M〕//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37-38，49.

〔11〕Leitch，Vincent B.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xxxiii.

〔12〕李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M〕.杨彩霞，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22-23.

篇5

 【论文摘要】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中坚，综合素质的提高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目前高校的学生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等综合素质还存在有许多缺陷，必须加以改革。 

 

 1.我国高校大学生素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1思想道德素质?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现状，总体情况是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一些不良社会环境，以及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形式化、应试化，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都渗透到大学校园，这不可避免地给当代大学生带来负面影响，使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如有些大学生缺乏奉献精神、早恋与网恋日益加剧、超前消费和浪费现象严重等。 

 1.2专业知识素质与能力素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校贯彻拓宽知识口径的教学方针，学生的专业知识有了较大提高。但也也存在着专业素质偏低、知识面较窄、人文素质欠缺、实际能力较差等问题。 

 1.3心理素质 

 现今许多大学生的心理成熟程度往往滞后于其生理和智力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扰与障碍深深地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甚至造成了人格的扭曲。特别是很多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家长的过分保护、溺爱让孩子养成依赖性。如有的学生离开父母来到大学后难以适应环境，不会与同学、老师相处，关系处得很紧张甚至恶化，时间一久，就会导致不良的心理状况，并导致身心疾病。 

 1.4身体素质 

 在现代大学校园里，一些学生不能参加正常的体育课，天气稍有变化．就会感冒发烧，每年的新生军训，总有学生晕倒送医院的事发生。如在上海、成都、重庆三市的复旦大学等六所高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发展需要中大学生把发展体质放在第十位。有人对湖北省境内的理工类、文科类、医学类、财经类、师范类5所普通高校554名在校本科生(男298人，女256人)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度、柔韧性素质进行了测定，把结果对照《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发现未达标者占群体的25%。 

 2．提高大学生素质的措施 

 2.1改善高校的育人的物质环境 

 古人云：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学生的各种素质正在不断的发展中，很容易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学校良好的综合环境，促使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不断的更新自己，以适应这样好的优良环境，自身的素质也会自然提高，相反就会有消极的结果。那么怎样创造好的环境来提高大学生素质呢？ 

首先，创建优美自然的生态育人环境，凸现生态教育的无穷魅力。 

现今许多校园，特别是大学校园都建有大面积的水泥硬化的广场或或门厅，如果改建成自然的绿色生态景观，如仿自然生态小山——小瀑布垂流，凹间小道蜿蜒，旁有溪流潺潺，鸟儿溪间飞翔，溪旁偶见仙台厅阁；仿自然水体——芦荷丛丛娃儿鸣，湿气升起负离子；仿乡土生态化的绿化模式——不同地域的自然符号，原生态的乡土…。校园掩映在这样一个自然生态化的景区之中，一方面使学生亲自感受乡土自然的气息和乡土生态文化及对生态化的直观认识和和保护生态的意识，是一个生态教育的绝好场所；另一方面优美自然的环境具有增进学生健康，陶冶学生心灵、熏陶学生行为、启发学生美好想象的作用。 

 其次，建设符合学校特点的建筑和点缀艺术，让艺术或文学点缀合理的分布在学校不同的空间。不同性质的学校的建筑风格应有不同的风格，并且用艺术或文学合理点缀校园，让校园的每一块墙壁都会“说话”。整个校园，要让学生视线所到的地方，都带有教育性点缀。 

2.2改善高校的育人的精神环境和人文环境 

 首先高尚师德和过硬的专业素质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中，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的发展和形成。”在学生面前。教师就是一本无字德育书，学生时刻都在阅读。教师是立校之本，而师德师风则是教育之魂。著名教育家斯霞也曾说过：“要使学生的品德高尚，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因此，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思想建设的首要工作。教师首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因此应学校广泛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深入学习师德规范，培育一大批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开拓创新的先进典型，才能形成先进带后进的风气，以带动整体师德的整体提升。同时，教师过硬的专业素质，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学生。 

其次，学生思想文化建设是学校培养高素质学生的基。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不断增多的热点难点问题难免会给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十分重要要。重点硬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建设，保证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二是切实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和方法，努力贴近学生实际，提供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案例式、实践式等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提高教师素质。教师要有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四是加强领导，为课程建设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为提高教师素质创造良好的条件。只有这样，师生才能有高尚的追求和不断进取的动力，才能成为社会建设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篇6

体系紊乱，缺少系统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多所高校虽然开办该专业时间不长，但大都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理论教学体系，从设立组织机构、设计培养方案、编制教学大纲到教材建设、教学制度建立与完善、质量评估体系构建与实施，从专业、学科、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到教研、教改和科研项目，相关院校均做了大量工作进行探索和创新，成绩显著、效果突出。同理论教学相比，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无论是软环境还是硬条件的差距都还很大，更无法同其他如工商管理、师范类专业相提并论。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实验中心、实践基地、经费支持、平台建设等硬件建设滞后；二是制度、规章残缺不全或流于形式，软件建设没有跟进；三是已有资源整合度差，缺少有效统筹和整合，效率较低。

考核评价失范，缺乏科学性。实践教学的评介体系包括评介的依据、目标、原则、方法、标准、实施、监督、反馈和采用等多方面内容。综合多所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突出问题表现在：实践项目的能力、技能和素质等目标要求不具体，教学活动缺少可靠的理论依据，评价方法欠科学、操作性不强致使评价结果信度和效度受到质疑，重目标轻过程、监督失控，评价结果不反馈或反馈不即时，等等。

原因分析

（一）跨越多学科的专业特点导致实践教学难度大。一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起源于威尔逊将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和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运用到政府管理中。因深陷政府规模扩张、机构臃肿、财政赤字加剧、行政效率低下等困境，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加、美、澳、新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以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地方化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与此同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把变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实现公共事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引进和创办起来的。该专业把培养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体、卫、环保、社保等公共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作为其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主要学习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并受到一般管理方法、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同时还要兼顾人文、自然科学、文理工交叉边缘学科的学习，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可见，跨越多学科既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显著特征之一，又是实践教学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专业快速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较慢的矛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政治经济生态原本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取向以效率为主，旨在打造一台高效、廉洁和简政的政府机器。该专业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引入我国的初衷也正是为了满足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然而，30多年改革开放，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比较缓慢。行政机制、人事制度、领导体制等变革的力度有待加强，政府、事业单位和第三部门的关系没有理顺，良性的政治决策体制、行政体制和监督体制尚未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同我国政治经济的生态环境脱节，如何将舶来的理论与方法同我国本土的公共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三）教育观念不能与时俱进。一是部分教育管理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对培育公共管理人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足够重视组织机构建设、基地平台建设和实验实训平台建设等。二是部分教师对实践教育的意义、目标、方法、内容、方式、评估、监控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清楚的认识与深刻的理解，其教学思维始终停留在单纯的课堂授课环节上，理念落后，方法简单，对学生的监督控制不力。三是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

（四）教师自身实践教学能力较低。“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教师，不仅应具备较高的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还应包括较强的公共管理的实践能力等。”实践教学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育人才的关键环节，欧美等发达国家均把公共事业管理的教学目标确定为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公共领域管理人才，并把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确认为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的基本特征。在我国，由于理论教育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的不协调、大多数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历程短、专职教师缺乏管理实践经验等原因，公共管理教师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不足，从而限制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工作的开展。

解决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问题的原则

要解决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尽可能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用性原则。实用性原则要求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目标设计、方法选择、形式组织、活动安排、质量评估等不能囿于理论，而应考虑教师的教学特点、能力水平和学生的专业层次、能力需求与能力水平等其他因素，同时还应兼顾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环境。

（二）能力本位原则。能力本位教育是以全面分析职业角色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为出发点来确定培养目标、设计教学内容、方法和过程、评估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思想与实践模式。开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模式时，应充分分析职业角色的能力需求，对相关能力需求进行细分，并按一定规律和逻辑关联进行科学整合，这样，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定位才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实践教学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三）本土化原则。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坚持“本土化原则”的具体要求是：秉持教育“国际化”理念，以中华民族优秀的管理文化传统为依托，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决策、行政及人事体制的政治制度环境为基础，坚持中国公共行政的教育实践路线，移植国外的先进公共行政理论与方法、借鉴外国的公共行政的实践经验，使之与本民族的教育实践相沟通、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和实践，创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生性的公共行政理论与方法，培养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管理人才，以便更有效地为中国公共行政管理服务。

改进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策略

（一）成立管理机构，制定管理规范，为实践教学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学校应由教务部门牵头，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成立由二级院系负责组织实施工作的实践教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院实践教学工作,起草实践教学相关各类文案规章、统计评估、协调、督导和归档工作；小组成员由本院系全体专职教师和实践教学老师组成，各相关人员应分工明确，责权清晰。小组负责人应高度重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及时组织小组成员研究、讨论和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二是研究、设计、完善或深入学习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确定开展实践教学的课程和课时，制定基地实践或专业实践教学的原则、内容和方法；三是制定相关的成绩评定方法和标准；四是遵循实用性、能力本位和本土化原则编制实践教学课程大纲。

（二）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为实践教学提供物质保障。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为社会培养的是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是该专业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高校是组织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主体，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学校的高度关注和较大投入；同时，实践教学本身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各相关部门只有在学校统一领导和协调下，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实践教学取得实效。

（三）加强课程建设，完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一是增加实践教学课时比重。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适当减少理论教学课时以增加实践教学比重。二是优化实践教学内容。针对职业能力需求结构和知识水平层次的不同，依照循序渐进原则，规划课程及其内容和教学方法，制定评估方法与标准，优化毕业论文（选题）的形式和操作规范。三是坚持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强化监控力度，做到任务具体、目标明确、流程清晰、全程跟进。四是注重考核公正、合理、规范。五是改进教学方法。根据实践教学环节和各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要求，选择和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法，注重案例研究教学、管理游戏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方法的综合应用，完善团队式案例研究教学过程的组织与管理。

篇7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后曾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反响，但未产生其提倡者所预期的长久效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主体论文艺学隶属于现代性理论家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学说开始取代现代性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话语。尽管内容庞杂的后现论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主体—客体二分法）和由此逻辑生发出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意味着它将被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所超越。这注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只能是个短暂的过渡。

二、从主体论文艺学到新整体论文艺学：一个必要的导言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如鲁迅作为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篇8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界定了“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的内涵：高端化，即产业层次高、产值利润高，具有高端产业主导作用;绿色化主要是在产业生态效应上的特征定位，体现与区域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效果;集约化主要是在产业空间的定位特征，体现在资源占用小、产业融合好。

张军扩在讲话中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贵安新区要更加坚定不移走绿色化发展道路，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不仅要在产业选择上切实守住生态保护的红线，加强污染治理，切实推广绿色生态建设。同时可以在贵安新区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巩固生态优势，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交通和通信条件，吸引高端人才，进一步深化打造对外开放平台，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王战在主旨演讲中表示，贵安新区已初步形成了“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的发展道路。他从8个方面对贵安新区发展提出建议：抢占“一带一路”新机遇、继续深化交通一体化、主动对接发达地区、持续创新旅游服务、集中力量发展大数据、进行产业升级、突出山地农业特色、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更新城市建设理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认为，贵安新区要善于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做到理论自觉、方法科学，做规划的时候要考虑到约束条件，在时间上要考虑好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因素，空间上要考虑本地的、本省的、本国的和全球的因素，领域上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拿出更好的发展规划。

篇9

论文摘要：高校环境的新变化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和要求。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人文关怀，探寻其实现途径，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为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伦理道德、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一、人文关怀的内涵及其价值体现

重视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从哲学意义上说，人文关怀关注人自身的命运与价值，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人文关怀以人文精神为主导，其内涵包括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自由尊严、道义良知的人道精神，公正平等、民主法则和理性精神。人文关怀的现实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着眼于培养人们树立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鲜明的个性意识与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与精神风貌。从现实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当代大学生而言，人文关怀就是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关心和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实现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存在及其发展，追问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因此，人文关怀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最为本质的内容，其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要把人文关怀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从以下三个途径展开。

1.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坚持什么样的教育观念或者教育理念，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倡导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充分肯定人，充分实现人的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基本关系中，追求和谐统一，目的是使当代大学生在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改造世界和改造自身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和谐、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中那种不从人本身、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出发，而是把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束缚人的传统做法，改变原来那种硬性地要求人无条件地、机械地按照道德规则行事以及人在社会道德规范面前只能是被动服从者的不良现象。我们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说教式、灌输式的教育而向对话式转变，实现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和相互磋商。对话式教育会引起教育者、受教育者双方热烈的讨论甚至争论，这是人与人平等相处的基本方式。对话式教育显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和教育者的情感投入，从而在师生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2.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为学生现实生活服务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去。这也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特色。在欧美发达国家，学校普遍具有良好的服务中心和服务设施，一般的学校都配有学生活动指导员，并设有咨询处、宿舍顾问、贷款和奖学金部、纪律顾问、法律援助部门等服务机构。同时，学校还聘请一些顾问，如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专家、精神病治疗专家等，来诊断和解决学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这些人性化的服务，在解决学生具体困难的过程中使学生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和社会的温暖，其公民的主体人格和爱国情怀也由此得以萌生。这种人文关怀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原有的强制化和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既容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心理，也不符合现代教育的主旨精神。

3.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育高品质价值观

学者周围平认为，人之为人，一个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指人对超出生存以上的意义的寻求。与理性相比，超越性更是人所特有的本质。超越性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它根源于对生命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愿生命流逝，便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发展丰富的内心生活；也因为这种爱，不愿虚度生命，便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对人生进行思考。二是灵魂的认真。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追问。三是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上述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其实质是对个人内在的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周国平认为，这比外在的生活更重要。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采取学习、体验等各种方式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深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提高他们的精神品质。

总之，人文关怀充分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体现了人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包含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目的。人文关怀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审视、把握和阐释。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在继承和发扬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体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实现全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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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研究

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和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景观，以及国内哲学创新的迫切性，国外的西方研究似有重“热”之趋向。因此，整理并发掘已有的史料，立足于新的视野，重新研究西方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流派，就成为一项摆在面前的重要工作。就过去的一年看，西方的研究覆盖了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斐伏尔和阿尔都塞等人，也包括了各个思想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西方国家理论、英国的等。既有新译著的面世，也有立足新角度的深入挖掘。

1.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和晚期列斐伏尔等人的研究是国内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首先要提及的是卢卡奇的一本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于2005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做了“追究既往”式的思想清算。作者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追溯到了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学说，对自20世纪起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源流、演变和社会后果等做了系统的考察和批判。作者认为叔本华、尼采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承担了不可推卸的“思想责任”。卢卡奇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也不一定完全赞同，但此书的出版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提供了另一新的材料来源。另外，其他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卢卡奇的思想做了分析。张亮对卢卡奇的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在对卢卡奇自传文献产生过程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政治辩护的本质和自我遮蔽的不良后果，并为国内研究走出卢卡奇晚年自传的阴影提供了建设性的向度。张双利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末世论的洞见》一文中阐释了早年卢卡奇思想向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转变的内在历程，以此为基础，作者在现代性批判的论域中，重新阐释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理论和阶级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一种末世论的洞见，它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末日，也预示了末日之后灾难重生的光明道路，唤起了理论中革命的阶级意识。张秀芹以“物化、总体性与阶级意识——卢卡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为题，仔细地考察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卢卡奇作为西方的鼻祖，虽然国内对其研究较多，但对有关其意识形态理论则关注不够；而且卢卡奇本人可能也没有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卢卡奇，不失为一个较好视野。

2005年有关葛兰西的研究应当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葛兰西是西方的重要代表，而且还因为葛兰西的理论，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和“霸权”(也有译为“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等)理论与我们当今的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国内学界对后研究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国内近年来后研究的兴起，葛兰西思想与后的关系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理解和翻译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葛兰西思想的不同取向和视野。因此，对葛兰西的思想及其影响给予格外的关注，自有其合理性。周凡和杨海锋都对葛兰西的"hegemony"概念做了辨析。周凡在《重读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文中，从"hegemony"的译名，即目前国内将之翻译为“霸权”、“文化霸权”、“领导权”和“主导权”等数种译名出发，结合葛兰西对"hegemony"的使用及其理论扩展，详细考察了葛兰西的"hegemony"一词的意义及其演变。他认为，"hegemony"描述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争取其他集团对其表示积极赞同，自觉地服从并自动融入到该社会集团的权利结构中来的一种控制方式。葛兰西的"hegemony"的产生既表现为一个负责的历史综合，也表现为一种意义的把握和延伸，而其理论内涵在市民社会、完整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概念的阐发中得到了深度而充分的展现。因而，将"hegemony"译为“霸权”是恰当的。杨海锋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一文中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hegemony"一词的含义及其延伸意义。此两篇文章都与国内对"hegemony"一词的多种译名有关，也与葛兰西理论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有关。杨海锋还在《葛兰西对克罗齐哲学的批判改造》一文中就葛兰西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关系做了探讨。他认为，葛兰西批判地改造了克罗齐的哲学，而克罗齐的哲学则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005年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诞辰120周年。布洛赫的思想研究，是中国的西方研究的相对薄弱环节。有学者发表多篇文章，对布洛赫思想加以评述。梦海发表《思想就意味着超越》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等文，对布洛赫的思想予以评论。他认为，布洛赫著作是具有包罗万象性质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哲学的贫乏时代，布洛赫通过《希望的原理》等一系列著作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20世纪西方世界是人性严重扭曲、精神普遍衰退的世纪。与听天由命、悲观绝望和虚无主义相反，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富于挑战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他的哲学思想远远超出了20世纪西方哲学史。此外，夏凡对布洛赫哲学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和评论。他认为国内外的主流意见有两种，第一种意见是把布洛赫当做一位乌托邦的者，第二种是把布洛赫哲学看做与犹太—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结合。夏凡则倾向于把布洛赫哲学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伦理学。他在总结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布洛赫思想渊源的“五基音”说，认为布洛赫哲学是由基督教伦理、古典人本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人本主义共同谱写而成的交响曲。

列斐伏尔是西方的重要代表，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大师、消费社会的研究者鲍德里亚的导师，其日常生活理论与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但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列斐伏尔的思想研究不够，而对其晚期思想研究，国内学界更是缺乏应有的重视。刘怀玉近年来一直在对这位西方学者进行研究。他强调了长期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指出其意义在于它是列斐伏尔一生中惟一一卷将日常生活概念及其基本范畴进行周密而系统地阐述的著作。刘怀玉还对晚期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思想进行了评介，指出晚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解释包含着更深层的逻辑分歧，而晚期列斐伏尔在生产的历史辩证法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之间的左右客串和摇摆对这种分歧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在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视域中介绍了列斐伏尔引发的消费社会批判思潮，并把它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公共生活领域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当然，关于2005年西方代表人物的研究绝不止上述几位，诸如对阿尔都塞、柯尔施和柯亨等人的思想的研究。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其研究重心基本转移到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有关这一理论及其影响，仍需给予更深入的探讨。但从总体来看，2005年有关阿尔都塞的研究并未超越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排除在阿尔都塞研究方面的一些补充性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早期政治哲学论文集《黑格尔的幽灵——政治哲学论文集》，已由南京大学唐正东等人翻译出版，它为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资料。此外，“西方”早期代表人物柯尔施和西方的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的思想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注意。

2.西方流派的研究

(1)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多年来法兰克福学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诸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2005年，仍有不少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倾注了心血。如张亮从历史的视角，对阿多诺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历史缘起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批判的思想进行了重新评判。法兰克福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目前仍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贝马斯的其他思想，诸如有关精神分析理论与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科学技术(特别是有关基因技术)的论述，已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并可能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另外，在已有多本哈贝马斯研究专著的基础之上，2005年我们又看到了有关哈贝马斯的另一本研究专著。贺翠香的《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一书于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基于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是如何重建的，他重建的怎样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讨论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及其不足。本年度，除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外，也还有相关的译著面世。马尔库塞弟子，现已移居到加拿大的芬伯格教授的技术批判理论综合了技术建构论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观点。芬伯格的研究路径和观点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已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一书也于2005年由韩连庆等人翻译出版，这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

近年来，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诸如哈贝马斯的学生韦默尔和霍耐特等学者的身上。必须承认，法兰克福第三代学人所面临的是不同于早期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等人的理论语境和和社会实践背景。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西方社会物质匮乏的消失、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变化，都向社会批判理论的第三论家提出了更多理论挑战。韦默尔和霍耐特二人虽然都是哈贝马斯的弟子，但二人与哈贝马斯的思想的远近却并不等同。相比较而言，韦默尔更多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新启蒙和新理性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核心目标仍是建立后形而上学的现代性理论，批判地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而霍耐特则试图另立门户，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研究还仅仅刚刚开始。近年来，学界对韦默尔的思想已有所关注和研究，如在《现代性的现象学》一书中就有专章介绍，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霍耐特的思想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喜的是，这一状况将在短时期内可能会得到改观，因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已普遍地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

(2)生态研究。生态学是西方的最新流派之一。2005年，学界对生态学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对生态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注。王雨辰对奥康纳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分析了奥康纳与其他生态学理论家在理论上的异同及其理论得失。郭剑仁则对以福斯特、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王建辉认为生态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其整体性方法。陈食霖针对部分论者将生态学看做是后思潮或后现代哲学思潮，指出应当在西方论域中认识生态学。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述评》一文中概述了国外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20世纪以来，北美的生态学比欧洲的理论更活跃。

(3)西方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葛兰西主义国家理论研究者R·米利班德等人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功能展开长时期的争论。可以说，西方理论家在这一领域已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因此，加强对这一领域的追踪研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就国内目前已有的文献和已发表的论文看，有关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对这一课题不断地进行追踪研究。2005年南丽军、尹树广以“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为题介绍了雅索普的国家理论。他们认为，雅索普在综合了制度主义、西方的话语分析理论、自组织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基础上，发展了西方的国家理论。在国家的方法论层次上，雅索普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强调国家、经济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雅索普认为，虽然国家自身的规定性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制度化分离的基础之上，但其分离的界限则是复杂多变的，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策略选择能力的前提。

(4)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研究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学界左右两翼围绕着展开长期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传入英国之后，又引发了结构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研究派别的争论。综合国内近年来的研究，可以说，英国的，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总的来说，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力度还远远不够。乔瑞金、师文兵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英国新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一文中，对英国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的发展做了追踪考察。他们认为，自20世纪中期后，英国出现了一批新者，也形成了许多新学派，其中历史主义的和结构主义的两个学派尤为引人注目。历史主义学派包括M·多布、E·霍布斯鲍姆、C·希尔、R·希尔顿和E·P·汤普森等。汤普森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之一。而结构主义的学派则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由P·安德森、T·奈恩和布莱克伯恩等人组成，安德森是其领军人物。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这两个学派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尤其以汤普森和安德森的长期论战最为突出。汤普森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和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安德森则对来自于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方法特别关注，并将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到英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乔瑞金、师文兵从这两个学派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方法的对立出发，具体分析了两派争论的焦点、实质和目的，并对历史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区别及其特征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双方虽然在研究中各有重点，但并非是拒绝相互借鉴和吸收。英国历史主义学派并非仅仅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而结构主义学派也并非仅仅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他们常常是二者的相互结合，其中的差别仅仅在于其侧重点不同。这可能是关于这两个学派研究中应该予以注意的。

二、后的研究

2005年，后研究逐渐成为国外研究的一个热点，并迅速地扩张其研究领地。涉入到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尽管对“后”这一称谓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但这不并妨碍对这一最新的国外思潮的研究和挖掘。事实上，如同“西方”这一概念已经存在的歧义和争议一样，笔者以为，有关“后”这一称谓，最终也不可能取得一个完全一致的规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当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关“后”这一术语的探讨和争论，会有助于该概念的澄清。

1.拉克劳、墨菲与后

拉克劳和墨菲作为后的代表人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周凡分别以《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后：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中、下)等文，对后的源流和概念谱系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他认为，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外的一种新思潮，其盛行的主要根源可追究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社会主义的挫折、的复兴、新左派的思想转变、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重要性的衰微，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等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背景。后解构了古典的核心范畴，并在话语理论的支撑下，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战略性的重建。正由于此，后自从它一出现起，就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和来自不同方向的理论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标榜“后”而闻名的拉克劳、墨菲只能算是后的旗手，而不能被视为后的鼻祖。因为在其之前的70年代，就既有英国的赫斯特和辛达思这样的后的先行者，也有50年代末的波兰尼和70年代的D·贝尔等西方学者。而围绕后的有关争论，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扩大了拉克劳、墨菲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和知名度。付文忠在《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一文中，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墨菲的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他认为，作为后的重要代表人物，墨菲在后期介入到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有关政治自由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墨菲拓展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有关“政治先于社会”的命题，强调冲突和对抗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政治竞争的对手不是有待消灭的敌人；现代民主的整个问题均与多元主义有关，并力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力图超越二者之间的争论，等等。孔明安在《“他者”的境界与“对抗”的世界——拉康的“他者”到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对抗”理论》、《后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等文中对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的观点做了评述。他认为，“社会对抗”学说构成了后的核心概念，它是拉克劳、墨菲在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阿尔都塞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思想、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基础上精心构建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拉克劳、墨菲在构建后理论方面的苦心孤诣，也是后理论区别于其他流派学说的关键。而且，“社会对抗”概念使拉克劳、墨菲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沟通了起来，并通向其所主张的“多元、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这一学说使拉克劳、墨菲成为后政治学说的核心，并使其区别于当今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流派。因此，对“后”的政治哲学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马克思的幽灵》与广义的后研究

从广义上而言，后当然绝不仅限于拉克劳和墨菲二人。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那些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也可以被纳入到后的行列之中来。就此点而论，南京大学早在本世纪之初，已率先对该流派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2005年，张一兵在以往构建的全新理论平台的基础上对该领域个案人物拉康、德波和德里达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本学解读。他系统地对精神分析大师拉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本专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他还解读了德波的《景观社会》的一些重要章节，发表了相关的系列文章。同时，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的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虽然德里达在国内的影响颇大，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也早已翻译出版，但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系统解读也只能说刚起步不久。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张一兵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逻辑基础，并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的真实含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研究，近来他也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他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的德里达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联系起来。他认为，德里达隐晦哲学的思想并非无“规律”可寻，但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对德里达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德里达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传统哲学的消解和颠覆，而是揭示出哲学从未有过的新面貌，即事物如何出场和如何传播；德里达正是根据这样的思路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而这样的阅读同时也是对《资本论》中“看不见的现象”的阅读，是对书中“幽灵性”的阅读，这一态度，表明了德里达所持的是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的立场。杨生平则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隐晦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因此，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不是为了发展，而是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