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科学哲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将科学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亲，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给科学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就好像指望第二代永动机被发明一样不现实。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如果科学哲学像科学一样精确，以至于我们从中可以准确地把握某一科学理论的每个细节，及其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那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评判该科学哲学正确与否的超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哲学具有评判科学进步与否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致力于研究出像科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哲学，从而得到科学进步最一般的公式，那么必然会出现超科学哲学这个学科，以便于给这以科学化的科学哲学做一个评判。因为科学发展需要这样一种立足点。

我们不知道维也纳小组如果得知如今的归纳主义被批驳的千疮百孔是否会感到黯然神伤。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归纳主义在解决科学理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当年，卡尔纳普的那本《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那句名言：“科学始于观察”，至今仍然余音在耳。但现在的大多数的科学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他的理论就像他的书名给人的感觉一样，太过夸大了。“归纳主义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事实‘依赖于理论的’，并且是可错的，没有充分明确的事实使他们观点得以维持，而且还因为，对于理论如何能够从可发现的事实中推导出来，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明。”①

归纳主义的困难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它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在与后面我将提到的否证主义还在进行着激本文由收集整理烈的智力交锋，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不安。因为归纳主义和科学史式的科学哲学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力图给科学定理的得出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方针。换句话说，有别于库恩、拉卡托斯或费耶阿本德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想要解决的是科学真理问题，而他们更侧重于解决科学是如何进步的。

如果把现在的闻名的被认为是科学样板的理论全部都拿出来统计的话，我认为至少有95%的定理和定律是用到过归纳的方法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强调只靠归纳推理我们就能得出科学理论，我的意思是说归纳仍然是大部分科学论文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科学哲学家纠缠归纳的缺陷的那样，不使用归纳的方法。在医药学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实验员们为了验证新药品的特性时，会一次性做出几十个或几百个同类样品，目的并不是简单的统计层面上得出某个药品性质的发生属性概率，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归纳推理的方法是稳定有效的。在我看来，科学没有受到科学哲学家们的争论的影响，实在是件幸事。

像柏拉图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出众，但又是最让他头疼的弟子一样，波普尔也是一个“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一样的人物。维也纳小组不得不承认，他们培育出了一个最有名气，但也是后来对他们的理论抨击最严厉，而且是最有效的学生。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更像是一部战斗檄文。他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既然我们绝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的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②

的确，按照查尔默斯后来的说法，否证主义者并不比归纳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小，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从逻辑上把否证主义驳倒。虽然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显得有些无奈，但科学理论发展脉络的雏形正是在波普尔“p1→tt→ee→p2……”的四段论的基础上得以成形的。正是这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才能在波普尔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我并不是沉浸在对波普尔的颂扬，以至于我忘却了我写这一段的的主旨。我只是强调一下，正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史，而他此后的科学哲学家大体都是按照他的方向走下来的。这不能不让人有些失落，科学真理如何得出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他们就转移到了科学理论如何进步。一个不错的理由认为，科学真理也许并不错在，只能在科学进步中不断逼近真理，只要搞清楚科学是如何进步这个问题，科学真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依靠动态的方法研究科学，依旧解决不了静态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比较幸运的是，有人也看出了问题。现代西方前沿的科学哲学，比如贝叶斯主义和科恩的非概率主义归纳正是这种趋向的回归。

当科学哲学家们为科学到底是什么还在争论的同时，科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关心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如果否证主义或者之后的科学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正确的话，也许不只一个人为下面这件事而感到困惑，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宏观的层面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显而易见的否证了，而在微观的层面又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牛顿定理这种显见的否证后的理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按照库恩的提议，相互竞争的牛顿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和量子论范式为何相处的如此和谐。或者按照拉卡托斯的想法，这到底是三个不同的研究纲领，亦或是一个纲领中三个相互否证的核心。

科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着，不单理论科学如此（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例子），技术科学也是如此。技术工程师和科学理论工作者相比，他们的哲学修养应该更为不足，甚至直接参加技术开发的人，从来不清楚科学哲学家们正在争论着什么，但是，正是他们快速地推进着科学的前进。在计算机行业，每项计算机硬件设备每年都在以几何倍数加速成长。从单核100m赫兹的中央处理器，到四核2000m的家用cpu，只短短的用了十年时间。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可以这样描述，一个电脑的核心部件的性能正在以每年32倍的速度飞速发展着。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可以想象在这项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或者意想不到的失败，但他们不一定是通过求教过科学哲学家，才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就我硬件工作从业经验来看，更多的进步方案都只不过是以下三项的合取，即大脑的一闪念、技术的熟练应用和出错后的及时更正。

篇2

科学说明，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领域。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开始到现在，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关于科学说明的观点，彼此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问题更成为人们大显身手的争论对象。

根据威士利·萨尔蒙（W.Salmon）的最近研究表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说明的研究及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萨尔蒙是从概括科学说明研究的方法论背景开始的。他认为，现代关于科学说明的观点萌发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最大代表卡尔纳普。因为卡尔纳普强调了理论的“解明”（explication）作用，主张哲学通过使用其它概念来代替模糊不清的观念而取得进步。自此开始，科学说明的研究便进入其当代史了。

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的《说明的逻辑研究》（1948）。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式，是现代公认的科学说明的经典理论。他在《自然科学哲学》一书中，对科学说明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他以前的科学说明观点作了简单的概括。亨普尔认为：“说明物理世界的现象，这本是自然科学最初的宗旨之一”[①]，科学是解释世界的，甚至任何理论、假说包括人类早期的话、隐喻等都是如此。但是，科学说明必须符合两个特定的要求：说明的相关性要求与可检验性要求。相关性要求表明，所引进的说明资料必须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使人们充分相信被说明现象在现在发生过或在以往发生过。这些引证的说明资料包括：科学理论（如定律）和辅助的事实知识。但是，相关性要求并不是说明的充分条件。例如气压表下降，风暴即将来临；如果大气压正常，那就定会如此。然而，只有风暴来临时，才能说明气压表的下降。于是，就要求第二项标准，即可检验性标准。

根据这两个要求，亨普尔提出了说明现象的“覆盖率模型”，即把所有要说明的现象都归之于理论定律的范围。这就是说，根据这个模型，事件的发生可以在下列情形中得到描述，即对事件的描述可以从论证中形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本质上至少在其前提中包含着一个普遍规律。例如：

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普遍规律）

有一只乌鸦，

所以，这只乌鸦也是黑的。

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说明理论。这种形式化的说明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1）说明个别事件的演绎—律则（D—N）理论；

（2）说明个别事件的归纳—统计（I—S）理论；

（3）说明规律性的演绎—律则（D—N）理论；

（4）说明规律性的演绎—统计（D—S）理论。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企图用一阶谓词逻辑对科学说明的本质作出精确的说明这种努力是无效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在亨普尔之后对规律性事件的说明并未得到发展。相反，却发展了那些对个别事件的说明的观点。

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亨普尔的批判开始的。这个批判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斯克里文和汉森等人试图抛弃亨普尔的“覆益率理论”，另一是布郎姆伯格（Bromberger）、舍夫勒（Scheffler）和普特南等人试图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亨普尔的观点加以修正和完善。普特南等人认为，相关性标准是不完善的，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中，进化论说明一种现象，通常只是表明：如果给定这种条件，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产生。这种说明靠的是建构一个发展模型。在牛顿万有引力理论说明天体现象的情形中，也是如此。如果给定某种宇宙由物质的可能分布状况，那么天体就确实会象万有引力所说明的那样运动。斯克里文则以偏瘫作为例子，说明了亨普尔理论的不完善性，布郎姆伯格则用旗杆的例子解释了说明的相关性。斯克里文在1959年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批判了亨普尔的理论，他认为，说明的任务是把“新的现象”纳入知识结构中，使不理解的现象变得可理解。但是，为达到此目的，并不一定需要把待说明者纳入已知规律中。例如，“桥倒塌是因为在其附近爆炸了一颗炸弹”，这就是说明，但却无须引进普遍规律作为说明的前提。斯克里文认为，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程学等较模糊的领域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现象，这些都不是“覆盖率模型”所能说明的。

由于许多人的批判，对科学说明问题的理解就出现了形式的、非形式的和半形式的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

在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亨普尔以及内格尔等人试图完善自己的理论。在这个十年中，历史主义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必要的张力》两本著作已出版，他的批判大大地影响了亨普尔。

库恩认为，“覆盖率模型”“无论其在最初提出的领域中有多少优点，却完全不适用于历史”[②]。“规律无论给历史叙述增添多少内容，它们对历史的说明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③]。根据库恩的观点，说明依赖于个人的科学世界观、依赖于范式。库恩的观点使得亨普尔不得不考虑认识的相对性，考虑说明的相对性问题。

在这个时期，萨尔蒙的科学说明观丰富了此问题的讨论。他在1970年、1971年对统计的相关性（S—R）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这种统计的相关性模式意味着：一个说明就是把单一事例赋予与被说明项结果的概率无关的同质指称的类，而反对把高概率赋予被说明项的归纳论证。萨尔蒙在其与杰夫雷（R.C.Jeffrey）和格瑞诺（J.G.Greeno）的合著《统计的说明和统计原相关性》一书中指出：“统计的相关性在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统计上相关的而非统计上不相关的方式缩小参照的类。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参照的类用于指称一个特定的单一事例时，我们必须问是否存在统计上相关的方法去细分那个类”[④]。此外，杰夫雷和格瑞诺也对统计的说明作了不同的分析。

这些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亨普尔。1986年，他写了“概率说明中的最大特性和似定律”一文，全面考虑了最大化特征条件与卡尔纳普全面的证据要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卡尔纳普的全面的证据要求坚持了一个归纳论证是基于所有相关有效证据之上的原则。所以，亨普尔准备既保留高概率的要求，也吸收相对性认知特点的合理成分。从而使其强形式化说明模型向弱形式化说明模型转变。

第四个阶段即1978年之后，科学说明理论基本上是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1）作为论证的认知说明观；（2）作为展示必然性的模态说明理论；（3）作为植根于因果作用的本体论说明观。

在这个最新时期，有许多作者对科学说明理论作出了贡献，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大概知道这样一些人：一是PererRailton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说明的演绎—律则概率模型。他坚持认为，偶然发生的事件应当偶然地说明。二是Fetzer和Nute在1979年发表了合作“句法学、语义学和本体论”一文，阐述了所谓“概率的因果演算”。三是由范·弗拉森和阿钦斯坦所创立的“说明的语义学”，特别是阿钦斯坦1977年在《美国哲学季刊》上发表了“说明的语用学”的著名论文，基本上形成了这个独特的理论。这个理论把以往对现象原因的客观性寻求转向了以人类为中心解释事物的随心所欲。从而把科学说明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科学无所谓说明，“科学中没有说明”，“说明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比不上以人类为中心解释宇宙事物的快乐”。[⑤]

对科学说明的最新研究，除了阿钦斯坦外，范·弗拉森也作了有力的探讨。1977年，范·弗拉森在“说明的语用学”中，对以往几十年的科学说明理论作了评价，认为这几十年的科学说明理论争论的历史是“有偏见的历史”，1980年，他在《科学的形象》中进一步详细叙述了这个“有偏见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反顾与批评性探讨建立了自己的“说明的语用学”。

范·弗拉森认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理论与现象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即描述现象与说明现象。描述与说明是不同的，说明往往高于描述。例如，波义耳定律描述了压力、温度和所容纳的气体体积间的关系，但却没有说明它，运动理论则说明了它。描述是一种包容，把事实包容在理论中。说明是一种回答，是要对“为什么P这种情形呢？”的回答。所以，说明必须要求科学去获得有关现象的信息。范·弗拉森认为，“说理论说明了某个事实，也就是断言这个理论与某事实之间有一种关系，它是独立于作为整体的实在世界是否适合于那个理论这一问题的”。[⑥]范·弗拉森对实在论的说明观作了批评，认为理论解释事实是相信理论为真的根据之实在论观点，是十分不可能的。说明是相当实用的东西，它是与应用理论的人对它关心相联系的，而不是关于理论与事实相符合的新发现。

语用学的科学说明观主张：说明的非对称性问题，是形成说明的语用学之最基本的因素。在许多情形下，说明往往都与世界产生的原因毫无关系，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完全取决于语境。例如，有一个人装饰房间，他父亲看到走廊上的灯亮着，于是就问：“走廊上的灯为什么亮着？”，结果他儿子却说：“我在等待一位朋友的来访”。这里的答案不是“因为走廊上开关开了，所以电流通过开关进入灯泡”，如果他儿子的回答果是如此，那么他父亲反而会哭笑不得、莫名其妙了。

语用学的说明观认为，第一，说明是一个语用的概念。基本的说明关系是“对于人P来说，X说明Y”的形式。当然，对人P而言，究竟什么可以说明Y，将依赖于P对Y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些什么等等。可见，理解与说明是同一的。因此，理解也是一个语用的概念。

第二，说明不是论证，因此，说明的理论与科学理论是有别的，首先，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大体模型，当我们解释科学时，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真或假。但是，我们应用理论对实在现象加以说明时，则不存在类似问题了。正因为理论是一个模型，所以，说明不是命题、不是论证。其次，理论作为模型，包含着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而说明则针对具体现实的现象。再次，如果理论是使用规范语言或逻辑，把实在世界作为其摹本，那么说明则是使用自然语言的，是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场所、语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由命题构成，这一命题依赖于逻辑的力量为真或假，而说明中的命题则随语境和使用场所的转变而转变。

第三，说明然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是“为什么—问题”的产生是依赖于语境的。问题在语境中产生，因此对问题答案的评价也显然离不开问题的语境。所以，尽管说明针对某一实际现象，但由于语境的不同，答案也不同。于是，答案就是一组依赖于语境的“可能世界”，所有语境都选择这组可能世界的一个命题与它相适应。

语用学的说明观揭示了科学说明的相对性，把说明看作一项理论、事实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中的活动。这比起概率统计的说明观，有了较大的改进，它对理论的应用者的目的和应用对象的具体条件引起了充分重视，体现了它的全面性。但是，由于相对地重视语境的作用，以致使科学说明出现以下情形：即语境是一个变化的量，是一个自变量，而说明过程却成了一个因变量，所以，这种强调实用主义方法的说明观是过于主观主义的。

【参考文献】

[①]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陈维杭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②][③]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

[④]W.Salmon:StatisticalExplanationandStatisticalRelevance,Pittsburg(1971)P42.

篇3

从价值论维度看，生命个体不仅是被动性概念，也是个自主性概念。受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选择和生存竞争概念的启发，康吉莱姆在把个体性理解为一种存在论关系范畴的同时，又赋予其价值论的意义。他指出：个体性概念和生命价值概念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一个生命体不能被归结为各种影响作用的交会地”，就是说，不能把生命体理解为一个纯然被动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机体所依赖的那个环境是被有机体自身所建构和组织起来的”。一个与其环境深度融合的生命体具有这样一种存在特性，即：它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赋予周围的事物以意义，而“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对与某个需求相关的价值的评估”。这种评估意味着，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构一个不可还原的价值论参照系。根据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这种价值论解释，康吉莱姆指出了现代生物学的一个基本缺陷：它试图将对意义的思考驱除出它自己的领域，使自己完全服从于物理化学的科学精神，将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让。实际上，生命价值在生物学中具有优先性，因此，对于以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的生物学来说，它首先应把生命体理解为一种意义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价值秩序中的一种性状。换言之，生命个体以其自身为中心来组织它的周围环境。从认识论维度看，生命与概念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康吉莱姆对生命个体性概念的第三种反思是从认识论上进行的：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生命研究如何可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康吉莱姆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哲学史———尽管他非常赞赏黑格尔的生命与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还是远溯到了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命体的本性是“灵魂”，而灵魂“同时是生命的现实、实体和它的规定、逻各斯”。康吉莱姆认为，亚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则的灵魂概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具有类同性。

按照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个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交换”。因此，现代分子生物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观都认识到了，所有的个体生命中都存在着一个逻各斯或概念。当然，康吉莱姆在这里只是以类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与概念之间具有同一性关系，而他对这种关系的证明，是通过吸收柏格森的有关思想来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观点，概念是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诞生的，它本质上是一种用以扩展人类机体适应其环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工具，换言之，概念认识是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概念认识又是虚构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实本质，只有直觉认识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质。就此而言，概念是与生命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机体都可以同化它们体外的事物以用于摄入营养和维持生存来说，它们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这种官能。在此基础上，康吉莱姆进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机体、肉眼可见的有机体才能够概括。所有的生命体，细胞、机体组织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层级上，生存都意味着选择和忽略。”由此来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说从环境中来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体的典型趋向，那么人类的抽象认识是对这种典型趋向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扩充。根据生物信息和认知信息之间所存在着这种同一性，康吉莱姆得出结论说，“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义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疾病、健康与差错

在阐明生命的本质是个体性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莱姆接下来试图揭示生命现象的深层特性。而他对生命现象的探索，是在对现代医学中的“健康”、“疾病”、“差错”等基本概念的哲学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对“常态”的偏离，而是病人作为一个“整体”所遭遇的痛苦。法国医学传统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是，“健康即常态”。这里，所谓“常态”是指“理想常态”，也就是一种用以定义健康状态的“统计学的常态”。基于这一常态概念，法国医学对疾病和健康进行了界定。疾病被定义为一种对理想常态的偏离，它表现为“正常状态的量的变异”。就是说，病理现象被描述为一般生理现象在强度上的增大或减弱。在康吉莱姆看来，这是一种疾病的实证主义观念；然而，实际上，疾病不能被还原为一种生理参数的量的变异。他认为，这种量的变异无疑可以成为疾病的一种指标，但只有当它反映作为整体的有机体的偏离，反映一种量的变异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病理的。例如，根据与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参数，血液里同样的葡萄糖含量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病理的，但对另一个就不是。确定一种症状是否为病理的关键，在于“它在一个个体行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所具有的内在关系”，脱离这种内在关系、孤立地谈论症状和疾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说器官、组织、细胞有疾病，这种说法在医学上是不正确的，“对所有的生命体来说……疾病只是作为整体的机体组织的疾病”。而从机体组织这个整体来看，疾病其实是生命的消极价值的存在，而消极价值是整个生命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疾病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独特性质。正因为如此，用以确定疾病状态的，就不是对规范和标准的偏离，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个体性，正如中国传统医学所表明的，医生所治疗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病例，他们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态”的恢复或持续，而是生命个体对环境的适应与创造。与上述关于疾病的哲学定义相适应，在康吉莱姆看来，健康也不是指恢复到由理想常态所定义的正常状态，相反，健康是指生命体经由容许自身变异的空间而对变化无常的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个衰弱与退缩生命的特征。一个健康的个体能够面对风险。健康是创造性的，能够在剧变中存活并且创造。”

与此相应，痊愈，作为一个从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应被理解为是恢复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状态，而应理解为一种新的“个体常态”。痊愈不只是一种对先前正常状态的回归，它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出现。3．差错差错，是生命的正常表现形式，是生命多样性的表征，是生命适应环境的创新能力，是科学思想史的“连续”。“差错”本来是一个病理学概念，但它一经诞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国哲学家的注意。法国哲学界对于差错的把握主要有两条研究轴线，一条是科学认识论轴线，另一条是生命科学史轴线。但不管是哪一条研究轴线，都深受康吉莱姆差错观的影响，以至于福柯称康吉莱姆为“一位关于差错的哲学家”。那么，康吉莱姆的差错观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莱姆首先提问道，假如某些生态学家或分子生物学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生命体早已被编程，生命是严格地按照既定程序来展开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解释生命现象中的“差错”？生命科学家把“差错”归因于遗传错误，又将遗传错误归结为信息错误。与此不同，康吉莱姆认为，大量的错误是在对环境的错误认知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出了错误，是人类将自己置于错误的地点，与环境产生了错误的关系，以及在错误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动、繁荣的信息。然而，这是正常的。康吉莱姆坚信，为了生存，我们在出错后适应，这应当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质中已包含着出错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遗传缺陷。不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可错性，正是生命的多样性的表现，它体现了生命打破旧规范的能力。基于这种理解，康吉莱姆指出，科学认识无非是对正确信息的“迫切探寻”。这种正确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发现。遗传密码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发而起作用？结果是什么？康吉莱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体情形中被恰当地提出并给予解答。以差错之于生命的内在性为基础，康吉莱姆进一步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是永远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体，是注定会“出差错”、必定有“差错”的生命体。概念，就是对这种偶然性的回应。而“一旦承认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对于这种偶然事情的应答，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差错乃是造成人类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体地说，真与假的对立，人们对此二者的赋值，以及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中各种机构所产生的与这种对立相联系的权力效果，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对生命所固有的差错所做的延迟了的答复而已。如果说科学史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只能把科学史当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实质上就是真与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这种再分配永远不会把终极真理透显出来，因为在康吉莱姆这里，“差错”并不是某种真理的遗忘或延误，而是人类生命和物种之间所特有的维度。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在自身中包含着差错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错误，而真与假的剖分，以及人们赋予真理以价值，是生命所能发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错是生命史和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这种差错观出发，康吉莱姆紧密地将生物学知识同他自己的独特的生物学史写法结合起来了。他拒绝像进化论者那样去“推导”生物学史，他所关注的是显示生命与生命认识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来追寻价值和规范的踪迹。

三、对生命科学的哲学反思

根据以上对生命本质和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康吉莱姆对包括生物学、医学在内的生命科学进行了哲学反思，试图为现代生命科学奠定新的哲学基础。对于生物学，康吉莱姆特别关注研究对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顾名思义，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知识”，但问题是：生命如何能够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康吉莱姆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包含如下几个要点：第一，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反，它是被“假设”出来人为地成为生物科学的恰当对象的。通过对反应、畸形、畸形环境、细胞、内分泌和调节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莱姆得出结论：生命概念实质上是从全部生命现象中抽离出生命体所特有的过程的产物。因此，生命与认识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着调节和自动保存，生物学当然要去探索保证这些程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物理和化学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学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机制同样显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错等。因此，生物学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体表现，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为关于生命体的科学。实际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认生命的独特性才能适用于生命，或者说，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认生命具有独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认识生命。第三，生命科学作为“科学”，它要获取认知信息，就此而言它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学是关于“生命”的科学，正是这一点使得生命科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也决定了生命科学不可能更不应成为物理学、化学等其他自然科学的殖民地。针对生物学完全被物理学和化学的精神所笼罩的现实状况，康吉莱姆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一种沉溺于物理化学科学的生物学没有什么好期待的，这种生物学被还原为或沦落为了那些科学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学有着不同于物理和化学的独特的研究范式。第四，从总体上说，一种认识如何能够成为生物学的认识？康吉莱姆给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学研究的是生存着的和倾向于生存的个体，即那些倾向于在一个给予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能力的个体，生物学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仅是那些可以纳入分析视野的作为部分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价值化环境的个体性全体。针对在生物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莱姆强调对于生命现象应该持一种整体论观点，其目的是要生物学研究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学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编写自身的历史并自觉地提出专属于自己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具体地说，生物学应当把自己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与环境之间紧张关系的一般方法。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常常称自己是一门“科学”，一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针对现代医学的这种自我意识，康吉莱姆在其1943年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正常与病理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在他看来，医学不是一种关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学，现代医学中的“正常”和“病理”概念是有问题的。在现代医学中，这两个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态概念而建立起来的，所谓“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态的状态，而所谓“病理”是指对理想状态的偏离。这两个概念的问题根源于理想常态，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成问题的。理想常态是指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一种抽象物，它在现代医学中被认为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具体个体，这就表明，它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视了个体性。因此，如何基于个体性来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现代医学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他的生命个体性概念出发，康吉莱姆提出，如果现代医学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它也应该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科学。在他看来，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这个医学问题其实只是生命价值之本质这个一般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对所有的生命存在者来说，“常态只是自然选择所维持的一般偏离形式”。他强调了生命价值与个体变异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把不规则和反常设想为影响个体的意外，而应看作是个体的实存自身，“生命体的各种形态不被看作是参照某种先定的真实类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视为一些机体组织，这些组织的有效性，即它们的价值，需要参照它们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针对理想常态，康吉莱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态概念，即“个体常态”，以个体常态来替性常态。个体常态不是一种统计学平均值，不能以统计学的方式被定义，它是一种新的常态，即个体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新结构。康吉莱姆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关于现代医学的规范性观念，他还力图将这种观念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将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沟通起来。这里，我们以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看法与现代医学中关于病态和常态的看法的类同性来说明这一点。现代生物学中关于特例和变种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认为特例或变种因为偏离了理想常态因而是病态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如果变种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话，那么它就是正常的。这种矛盾迫使康吉莱姆去提问：一个偏离理想常态因而是异常的个体，例如一只无翅的果蝇或一位酷儿，究竟是有病的个体，还是生物学或生活方式的创新？康吉莱姆指出，如果我们放弃理想常态概念，而将生物学中的常态概念理解为生物构造、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生命形式的变异恰恰就是对剧变的环境的一种有弹性的、有成效的适应。相反，缺乏变异的即常态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走向灭绝。事实上，在生物界，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新的生命形式取代旧的生命行为而成为常态是屡见不鲜的客观现象。同样，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就是常态。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态的。既没有常态的环境，也没有哪种生物构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态的，而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态。现代医学中所谓的“病态”其实只是指不符合已经得到确认的常规，其实这种“病态”也应该被理解为常态，即理解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以对包括生物学和医学在内的现代生命科学的反思为其出发点。现代生命科学家认为，动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环境不过是由物理的、化学的和机械的种种自然法则所构成的体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论上具有不变性。不仅如此，就连有机体的生物构造本身也是不变的。在康吉莱姆看来，现代生命科学的这一不变性假设，以及以它为基础所构建起来的“理想常态”，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个体性。于是，康吉莱姆生命科学哲学的致思路径就是，对现代生命科学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状态来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质言之，在康吉莱姆那里，所谓生命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性。正是站在个体性的立场上，康吉莱姆达到了对生命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在细胞、分子等水平上来更为精准地科学地认知生命，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命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恰恰相反，在康吉莱姆看来，死亡、疾病、畸形、异常、差错等生命现象，有着价值论与政治的问题。正是由于无见于此，现代生命科学将“差错”错误地描述为某种“偏离形式”。实际上，被理解为“偏离形式”的“差错”本质上是生命个体相对于普遍整体而言的特殊性，从个体性立场来看，它恰恰是一种常态。在康吉莱姆看来，生命既是一种维持现状的防御性活动，更是一种创造新的斗争活动。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态”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动有其价值属性，因此“常态”是一个价值论概念，而决不是像现代生命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基于这种认识，康吉莱姆构建了其生命科学哲学的历史认识论，强调“生命即概念”，从价值维度重构了“正常”、“病理”等范畴，要求生命科学研究从“理想常态”转向“个体常态”，并且恢复生命与认识之间的亲缘性。可以说，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哲学，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医学、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对它们的实际应用展开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考量，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例如，如果我们把基因的变异看作是缺陷并进而梦想着去消除这种缺陷，那么很可能“在这个梦想的结尾，我们却发现了基因警察，他们披着基因科学的外衣……梦想找到绝对的药方，往往就意味着梦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为恶劣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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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最大的看点在于从“硬科幻”引发出的对于终极命题的哲学思考，这使它既不同于以科幻为载体展示人文精神的电影，又不同于纯粹把科技奇观作为吸引观众眼球的电影。因此，《黑客帝国》是一部“软硬兼济”，在“硬科幻”的基础上，把“软科幻”的内涵和深度大大拓展和加深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触及科学哲学的范畴。科学哲学是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科学哲学”在英语中有两种表达方式:philosophyofscience和scientificphilosophy。虽然它们在汉语中都可以译作“科学哲学”，但两者仍有区别。前者指“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后者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所以亦译作“科学的哲学”。西方哲学关于科学的哲学研究自科学诞生以来就有，但真正成熟的科学哲学诞生于20世纪。《黑客帝国》的技术主题在于人与机器的战争，人文主题在于对人类所生存的“真实世界”的质疑以及人类的爱。由于对人“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种终极命题进行了从科技视角的阐发，所以，《黑客帝国》与“科学哲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电影的背景是机器人和人类的大战刚结束。机器智能在利用现有科学理论制造出技术成果方面极其强大，可以把一切现有技术都发展得淋漓尽致，从而能够打败人类，但却缺乏创造力。如果严格执行无用程序删除或限制的原则，他们的文明永远只能在一个水平上重复，而不会出现革命性的进步;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个原则，那么他们的整个文明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因此，他们设立矩阵来尝试解决这个悖论，利用人类在矩阵中创新的思想，为自己提供发展动力。当机器文明设立第一个矩阵时，他们只是单纯地榨取人类头脑中的创新。如果这个系统运行顺利，就一直利用人类，否则就升级矩阵，直至矩阵革命，彻底摆脱人类。设计师设计的第一个矩阵系统的崩溃，表明人类头脑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于是从第二代矩阵开始，增添了先知这个角色，负责研究人类的心理，同时也建立了包括“救世主”程序以及“锡安”世界在内的一系列矩阵升级和稳定机制。这个新文明独立存活于“虚拟”空间，传统的物理空间降为次生环境。在《黑客帝国》中，出现了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第三时空，它区别于传统科幻二元对立的“真实”和“虚拟”，因此，这部电影从更为新颖的角度阐释了人类存在的时空，同时也具备了更加丰富的意义领域。没有充分的当代科技理论做依托，《黑客帝国》也就不会有如此复杂的人文意蕴，同时，缺乏信息技术的常识的观众也很难体会这部电影的深意。因此，科学哲学使《黑客帝国》成为科幻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从文字到图像时代，再到以活动的图像为特征的影像时代，技术不断地参与到艺术的创造当中，并且飞速地改变着艺术的构成要素。当代电影的拍摄技术极大地拓展了“非真实影像”的表意空间，不仅能够展现“逼真”的“现实”世界，更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超越人类既有时间和空间经验的“超现实”世界。技术美学以最新的审美形象，延伸了人类既有的审美经验。在《黑客帝国》中，有三项技术值得一提。④首先，“子弹时间”(BulletTime)技术。导演可以营造这样一种效果:画面中的人物以慢镜头的速度发生动作，而观众却可以看到镜头本身正以正常速度围绕人物运动。其次，“动作捕捉”(MotionCapture)技术。演员穿上内含感应器的衣服，数码摄像机则通过这些感应器记录人物每一个动作的细节，然后把数码信息输入电脑，再加入电脑绘制出来的角色形象，使后者像真人一样运动。一旦场景的主要动作轨迹被完整地捕捉，导演就可以自由地控制摄影机的位置，而剪接的自由度也大大增加。在《黑客帝国2》中，尼奥大战100个密探史密斯，而那100个史密斯的虚拟形象就是从扮演史密斯的演员和他的12个替身身上提取数据的。再次，“虚拟拍摄”(Vir-tualCinematography)技术。这种技术把拍摄所需的一切，如场景、人物、道具、灯光等，全部整合进电脑，所有拍摄活动都能在电脑的虚拟场景中进行。实际上，这种技术实现了一种把想象无限制地纳入现实的可能，任何随心所欲的想象都可以用视觉呈现的直观方式得以表达。导演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在电脑上“指挥”角色表演，并从任意角度进行拍摄。由于输入电脑的数据完全源于真实世界，因此虚拟场景和虚拟人物不啻为真实世界的“全息”复制。借此，电影画面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鲍德里亚曾这样描述真实:“真实是从被微型化的单位，从母体、记忆库以及指令模式中产生出来———有了这些，它可以被无数次复制(着重号为作者自己加注)。它已经不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不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是否定的例子来衡量了。它只不过是操作的。实际上，因为它不再被包裹在想象之中，它也不再是真实的了。它是超真实的，是在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超空间中组合模式的一种光芒四射的产物。”

《黑客帝国》的剧情颠覆了尼奥对真实世界的构想，也颠覆了观众认为虚拟背后一定有真实相对应的传统二元思维。当矩阵世界被证明是“假”的，但“真实的荒漠”(thedesertofthereal)也未必真实时，双重的仿像世界有力地挑战了我们对“真实”的重新审视。《黑客帝国》完美地诠释了这个阶段的到来:“今天，整个制度都在不确定性中摇摆，一切现实都被符号模拟的超现实所吞噬。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模拟原则。目的性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是由种种模型塑造出来的，不再有意识形态这样的事物:只有仿像。”⑥思维指向技术理性，以归纳、分析、演绎、推理等为特征，意识指向精神文明的艺术、伦理、道德等领域。由于技术发展是物质文明繁荣的根本动力，所以技术理性也必然向人文精神领域蔓延，而技术应用于生活的直接目的就是实现各种便捷化、简单化。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不仅造就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并且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塑造新的精神文明。当前，面对种种现实，我们甚至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味排斥技术艺术和技术美学，则等于从根本上放弃了对人类社会最后的希望。《黑客帝国》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所构筑的仿像奇观，“这是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那些被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都将带上超真实的仿像特征，消失在符号和程序所编织的数字技术之中，而这正是数字技术时代仿像奇观给电影增添的魅力所在”⑦。

作者：李朝阳 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篇5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篇6

科学说明，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领域。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开始到现在，科学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关于科学说明的观点，彼此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问题更成为人们大显身手的争论对象。

根据威士利·萨尔蒙（W.Salmon）的最近研究表明，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说明的研究及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萨尔蒙是从概括科学说明研究的方法论背景开始的。他认为，现代关于科学说明的观点萌发于逻辑经验主义的最大代表卡尔纳普。因为卡尔纳普强调了理论的“解明”（explication）作用，主张哲学通过使用其它概念来代替模糊不清的观念而取得进步。自此开始，科学说明的研究便进入其当代史了。

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的《说明的逻辑研究》（1948）。亨普尔的科学说明模式，是现代公认的科学说明的经典理论。他在《自然科学哲学》一书中，对科学说明作了详细的阐述，对他以前的科学说明观点作了简单的概括。亨普尔认为：“说明物理世界的现象，这本是自然科学最初的宗旨之一”[①]，科学是解释世界的，甚至任何理论、假说包括人类早期的话、隐喻等都是如此。但是，科学说明必须符合两个特定的要求：说明的相关性要求与可检验性要求。相关性要求表明，所引进的说明资料必须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使人们充分相信被说明现象在现在发生过或在以往发生过。这些引证的说明资料包括：科学理论（如定律）和辅助的事实知识。但是，相关性要求并不是说明的充分条件。例如气压表下降，风暴即将来临；如果大气压正常，那就定会如此。然而，只有风暴来临时，才能说明气压表的下降。于是，就要求第二项标准，即可检验性标准。

根据这两个要求，亨普尔提出了说明现象的“覆盖率模型”，即把所有要说明的现象都归之于理论定律的范围。这就是说，根据这个模型，事件的发生可以在下列情形中得到描述，即对事件的描述可以从论证中形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本质上至少在其前提中包含着一个普遍规律。例如：

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普遍规律）

有一只乌鸦，

所以，这只乌鸦也是黑的。

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说明理论。这种形式化的说明理论包括四个方面：

（1）说明个别事件的演绎—律则（D—N）理论；

（2）说明个别事件的归纳—统计（I—S）理论；

（3）说明规律性的演绎—律则（D—N）理论；

（4）说明规律性的演绎—统计（D—S）理论。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企图用一阶谓词逻辑对科学说明的本质作出精确的说明这种努力是无效的，他们得出的结论也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在亨普尔之后对规律性事件的说明并未得到发展。相反，却发展了那些对个别事件的说明的观点。

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亨普尔的批判开始的。这个批判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斯克里文和汉森等人试图抛弃亨普尔的“覆益率理论”，另一是布郎姆伯格（Bromberger）、舍夫勒（Scheffler）和普特南等人试图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亨普尔的观点加以修正和完善。普特南等人认为，相关性标准是不完善的，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中，进化论说明一种现象，通常只是表明：如果给定这种条件，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产生。这种说明靠的是建构一个发展模型。在牛顿万有引力理论说明天体现象的情形中，也是如此。如果给定某种宇宙由物质的可能分布状况，那么天体就确实会象万有引力所说明的那样运动。斯克里文则以偏瘫作为例子，说明了亨普尔理论的不完善性，布郎姆伯格则用旗杆的例子解释了说明的相关性。斯克里文在1959年起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批判了亨普尔的理论，他认为，说明的任务是把“新的现象”纳入知识结构中，使不理解的现象变得可理解。但是，为达到此目的，并不一定需要把待说明者纳入已知规律中。例如，“桥倒塌是因为在其附近爆炸了一颗炸弹”，这就是说明，但却无须引进普遍规律作为说明的前提。斯克里文认为，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程学等较模糊的领域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现象，这些都不是“覆盖率模型”所能说明的。

由于许多人的批判，对科学说明问题的理解就出现了形式的、非形式的和半形式的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

在科学说明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亨普尔以及内格尔等人试图完善自己的理论。在这个十年中，历史主义者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必要的张力》两本著作已出版，他的批判大大地影响了亨普尔。

库恩认为，“覆盖率模型”“无论其在最初提出的领域中有多少优点，却完全不适用于历史”[②]。“规律无论给历史叙述增添多少内容，它们对历史的说明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③]。根据库恩的观点，说明依赖于个人的科学世界观、依赖于范式。库恩的观点使得亨普尔不得不考虑认识的相对性，考虑说明的相对性问题。

在这个时期，萨尔蒙的科学说明观丰富了此问题的讨论。他在1970年、1971年对统计的相关性（S—R）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这种统计的相关性模式意味着：一个说明就是把单一事例赋予与被说明项结果的概率无关的同质指称的类，而反对把高概率赋予被说明项的归纳论证。萨尔蒙在其与杰夫雷（R.C.Jeffrey）和格瑞诺（J.G.Greeno）的合著《统计的说明和统计原相关性》一书中指出：“统计的相关性在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统计上相关的而非统计上不相关的方式缩小参照的类。当我们选择了一个参照的类用于指称一个特定的单一事例时，我们必须问是否存在统计上相关的方法去细分那个类”[④]。此外，杰夫雷和格瑞诺也对统计的说明作了不同的分析。

这些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亨普尔。1986年，他写了“概率说明中的最大特性和似定律”一文，全面考虑了最大化特征条件与卡尔纳普全面的证据要求之间的关系。因为，卡尔纳普的全面的证据要求坚持了一个归纳论证是基于所有相关有效证据之上的原则。所以，亨普尔准备既保留高概率的要求，也吸收相对性认知特点的合理成分。从而使其强形式化说明模型向弱形式化说明模型转变。

第四个阶段即1978年之后，科学说明理论基本上是朝着几个不同的方向发展：（1）作为论证的认知说明观；（2）作为展示必然性的模态说明理论；（3）作为植根于因果作用的本体论说明观。

在这个最新时期，有许多作者对科学说明理论作出了贡献，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大概知道这样一些人：一是Perer Railton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了说明的演绎—律则概率模型。他坚持认为，偶然发生的事件应当偶然地说明。二是Fetzer和Nute在1979年发表了合作“句法学、语义学和本体论”一文，阐述了所谓“概率的因果演算”。三是由范·弗拉森和阿钦斯坦所创立的“说明的语义学”，特别是阿钦斯坦1977年在《美国哲学季刊》上发表了“说明的语用学”的著名论文，基本上形成了这个独特的理论。这个理论把以往对现象原因的客观性寻求转向了以人类为中心解释事物的随心所欲。从而把科学说明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科学无所谓说明，“科学中没有说明”，“说明的确是一件好事，但比不上以人类为中心解释宇宙事物的快乐”。[⑤]

对科学说明的最新研究，除了阿钦斯坦外，范·弗拉森也作了有力的探讨。1977年，范·弗拉森在“说明的语用学”中，对以往几十年的科学说明理论作了评价，认为这几十年的科学说明理论争论的历史是“有偏见的历史”，1980年，他在《科学的形象》中进一步详细叙述了这个“有偏见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反顾与批评性探讨建立了自己的“说明的语用学”。

范·弗拉森认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理论与现象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即描述现象与说明现象。描述与说明是不同的，说明往往高于描述。例如，波义耳定律描述了压力、温度和所容纳的气体体积间的关系，但却没有说明它，运动理论则说明了它。描述是一种包容，把事实包容在理论中。说明是一种回答，是要对“为什么P这种情形呢？”的回答。所以，说明必须要求科学去获得有关现象的信息。范·弗拉森认为，“说理论说明了某个事实，也就是断言这个理论与某事实之间有一种关系，它是独立于作为整体的实在世界是否适合于那个理论这一问题的”。[⑥]范·弗拉森对实在论的说明观作了批评，认为理论解释事实是相信理论为真的根据之实在论观点，是十分不可能的。说明是相当实用的东西，它是与应用理论的人对它关心相联系的，而不是关于理论与事实相符合的新发现。

语用学的科学说明观主张：说明的非对称性问题，是形成说明的语用学之最基本的因素。在许多情形下，说明往往都与世界产生的原因毫无关系，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完全取决于语境。例如，有一个人装饰房间，他父亲看到走廊上的灯亮着，于是就问：“走廊上的灯为什么亮着？”，结果他儿子却说：“我在等待一位朋友的来访”。这里的答案不是“因为走廊上开关开了，所以电流通过开关进入灯泡”，如果他儿子的回答果是如此，那么他父亲反而会哭笑不得、莫名其妙了。

语用学的说明观认为，第一，说明是一个语用的概念。基本的说明关系是“对于人P来说，X说明Y”的形式。当然，对人P而言，究竟什么可以说明Y，将依赖于P对Y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些什么等等。可见，理解与说明是同一的。因此，理解也是一个语用的概念。

第二，说明不是论证，因此，说明的理论与科学理论是有别的，首先，科学理论只是一个关于实在世界的大体模型，当我们解释科学时，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真或假。但是，我们应用理论对实在现象加以说明时，则不存在类似问题了。正因为理论是一个模型，所以，说明不是命题、不是论证。其次，理论作为模型，包含着对可能世界的认识，而说明则针对具体现实的现象。再次，如果理论是使用规范语言或逻辑，把实在世界作为其摹本，那么说明则是使用自然语言的，是与使用这种语言的场所、语境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由命题构成，这一命题依赖于逻辑的力量为真或假，而说明中的命题则随语境和使用场所的转变而转变。

第三，说明然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是“为什么—问题”的产生是依赖于语境的。问题在语境中产生，因此对问题答案的评价也显然离不开问题的语境。所以，尽管说明针对某一实际现象，但由于语境的不同，答案也不同。于是，答案就是一组依赖于语境的“可能世界”，所有语境都选择这组可能世界的一个命题与它相适应。

语用学的说明观揭示了科学说明的相对性，把说明看作一项理论、事实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中的活动。这比起概率统计的说明观，有了较大的改进，它对理论的应用者的目的和应用对象的具体条件引起了充分重视，体现了它的全面性。但是，由于相对地重视语境的作用，以致使科学说明出现以下情形：即语境是一个变化的量，是一个自变量，而说明过程却成了一个因变量，所以，这种强调实用主义方法的说明观是过于主观主义的。

【参考文献】

[①]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陈维杭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②][③]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页。

[④]W.Salmon:Statistical Explanation and Statistical Relevance，Pittsburg(1971)P42.

[⑤]范·弗拉森：“说明的语用学”，载《哲学译丛》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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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科学传播；实践论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92-02

一、在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之下的公众形象

对于科学的哲学研究及其哲学观，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科学这一现象系统和整体的认识，科学传播的实践受制于同时代的科学哲学，科学传播演变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更迭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所持有的科学哲学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科学传播方法的认识。现代的科学传播经历过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两个主要的范式。

传统的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论先在的哲学，其代表为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它是意识哲学沿着自身逻辑不断发展的产物，其主张科学作为代表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真理和纯知识具有逻辑必然的正确性。但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打破了知识论科学哲学的模式，随后以色列哲学家本-大卫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科学之所以在哲学上扮演了如此的角色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即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打破了基督教对人们思想上桎梏，科学家则扮演了修士们原来所扮演的角色，科学与教义一样，需要向全社会宣讲[1]。时至20世纪末，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的论证[2]。

二、公众理解科学的诞生与公众形象的转变

20世纪末，英国学者对科学普及的弊端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方案。其中重要的有，1985年的《博德默报告》，1995年的《沃尔芬达尔报告》，2002年的由参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做出的《科学与社会》报告。这一系列的报告就公众理解科学这一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具体建议。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出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科学普及范式的崩溃，而应该归因于，科学技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诸多矛盾，从而致使反科学主义尘嚣四起，公众不再信任科学这种意识形态。为了维护科学――资本主义的利益共同体，相关国家的政府机构纷纷推出公众“理解”科学的政策，通过公众理解科学，来维持原有的国家投入税金生产新技术，资本利用新技术来获利的利益共同体。

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公众从“刺激-反应”传播模式中的接受者，变成了一股可以影响科学发展的力量，公众成为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对象，科学家需要公众理解科学，进而支持科学。但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范式的出现，并没有扭转科学传播界将科学视为一种知识而非实践的观点。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科学共同体依然关注的是公众的科学素养，考查公众对基本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认知度，以及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否达到初步的理解。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范式下，公众概念的地位虽然得以提高，但是依然没有明确科学是一种实践的概念。

三、在实践论科学哲学之下的公众形象

虽然几乎没有学者讨论在实践论科学哲学视野之下的科学传播，在现实中也没有一种专门与实践论相匹配的科学传播模式，仅就实践论科学哲学而言，其内部就包含了对科学传播新的理解，以及在实践思想下，公众在科学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与以往的科学哲学相比，实践论的科学哲学不仅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实践，同时更进一步强调深入到科学实践的情境当中，来发现科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不仅在知识生成的过程中扮演了“网络行动者”中的一员，参与形塑了科学知识的生成；同时在科学知识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传播的过程中，需要受过实验室规训的成员的“转译”，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公众的态度。

1.科学的生成与公众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随着巴黎学派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对科学实践情境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也随之凸显出来，“受制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实验室研究只能停留在一个地点，而无法顾及网络、观察全局。……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过分地强调了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地点的研究，过分注重了对实验室中经验材料的研究，对它们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进行了过分的夸大。”[3]

基于对人类学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的突破，巴黎学派提出了“网络行动者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一文中利用“网络”这一隐喻，将形塑科学知识的力量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实验室之外，将更大范围的商谈联系起来，主张发现新行动者对于科学STS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往巴黎学派关注的实验室，包括科学实验规训、实验材料和现实环境等，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场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卡龙进一步地将这一网络延伸到实验室之外，将实验室及其有关的外在社会，共同构成一个行动整体和网络，政府、企业、NGO和公众等，任何能够影响和形塑科学的力量，都包含在这一网络之内。在对实验室的微观网络和外在的宏观网络两者磋商―互动的调查研究中，巴黎学派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实验室通过建构技术而影响社会，而各个行动者通过各种互动、磋商和博弈来形塑技术。网络行动者理论突破了传统单向度的科学生产―传播理论，将科学的生产和形塑引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情景当中。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下，科学知识的形塑和建构过程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在当下社会的语境中，无论是政策和法规的确立，还是大众媒体的监督，亦或是环境保护组织的行动，这三者对于工程的形塑的根本力量，都源于公众的参与。

2.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迁移过程中公众的参与

实践论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止步于强调公众参与到科学实践当中，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播过程同样也进入到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当中来。

劳斯在批判继承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恩・哈金的实验实在论的观点，指出以往的科学的情景研究忽视了实验的核心性作用。他认为，正是因为科学实验所具有情境性和介入性等特点，才使得科学知识在产生之初就拥有了具体化和情境化的特性。随后他进一步借用了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指出科学的实践和生产的具体情境塑造了它的地方性，这一情景的就是实验室，“科学知识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们在实验室（或诊所、田野等）中如何活动。”[5]在实验室中，“科学知识是一种介入性的活动，它植根于对专门建构的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典型的是实验室）的技能性的把握。”[6]77对这种技能的掌握始于实验室对科研人员的培养和规训，“福柯将他的注意力局限在构成人类个体知识的实践中。但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实验室中。而且运用的技术也十分相似。”[6]120

显然，科学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所以他进一步批判了理论先在的科学哲学所假设的科学观，他指出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技术的推广，是实验室生产的科学知识不断按照社会要求变迁的结果，尤其是不断被社会技术规范形塑，从而达到标准化的结果，“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的‘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6]109就是将实验室的这一地方性情境生产的知识，通过技术标准化的方式加以改造，从而适用于更广泛的地方性情境当中。

但劳斯并没有打算将科学知识影响局限于技术产品扩散和知识传播的效果当中，而是将这一问题放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审视。他借用福柯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的相关特征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是资本的积累、组织和有效利用。如果不对生产的物质力量进行重构和组织，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人进行重构和组织，从而使之更具生产性。在这种重构中，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想借福柯之口说明，技术应用的过程只是一个表象，其本质是科学知识脱离其生产情境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实际上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实践的‘转译’以适应新的地方性的情景。”[6]123但是，在这个拓展过程中环境的复杂性和技术系统的“紧密耦合性”形成了科学传播最大的障碍，从而使“在科学实践向实验室外的各种拓展中，实验室原本的规训变得不可或缺，因为它们把起源于实验室的诸多控制和限制强加给了世界。”[6]123

这种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变迁中的“转译”过程造就了科学传播中的科学共同体的权利。在转译过程中，科研人员将自身在实验室习得规训和默会知识，转译为新的地方性情境中的语言，从而将实验室的规训通过技术传播给了外部世界。这一传播过程，不仅包含着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同时也包括实验室内部的伦理规范，比如，网络技术的传播不仅仅是知识和产品的传播，同时将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公有主义”规范推向了全社会，从而形成了当下的“开放版权”运动。劳斯认为科学知识和技术人工物的传播过程中，科学家始终处于一种信息的优势当中，这种优势来源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如果想进一步促使科学知识的传播，让公众理解和支持科学，那么有赖于科学工作者在转译的过程中，通过选择适宜传播的语言，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

四、简短的结论

在科学普及的模式下，科学传播者将科学视为一种知识，而科学传播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公众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公众理解科学出现之后，虽然强调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从而将理解转化为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但是依然将公众视为一个被动的信息接收群体，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公众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也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公众对科学实践的介入。当代实践论科学哲学研究不仅了科学作为一种纯知识论的哲学观点，同时将科学实践情境展示给全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在科学实践中的地位得以凸显，公众作为行动者参与到当代科学的形塑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实践论科学哲学意在描述了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情境。与此同时，劳斯的科学政治学研究也凸显了在科学知识传播的过程中，科学传播其实质是地方性知识转译的不断转译，这一转译过程依赖于受过实验室规训的研究人员，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传播者因地制宜地制定传播策略、分析受众的情况，才能加速科学传播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哈伯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3]吴庆庆.人类学进路与社会学进路――巴黎学派STS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

[4]刘锦春.公众理解科学的新模式：欧洲共识会议的起源及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021.

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天文学；科学哲学；真科学

一、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起

从众多资料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历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在少昊氏时，人人私下研习天文，都搞起了沟通上天的巫术，致使天下大乱。颛顼帝命令重、黎二人“绝地天通”，禁止了平民与上天沟通交流。之后与天交流的权利就专属于天子，也只有天子钦定的巫觋才有资格去沟通上天。从此天文学在古代中国就成了皇家的专属品，而天子也开始拥有了对“天命”的解读权。这也就是中国漫长天文学史的开端。

二、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

我国天文学至于夏商周代时已经有了一定水准的历法。特别是到了周代，已经有人开始观测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时代，这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传统的天文学体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式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不仅二十八星宿体系确立，而且在历法方面有了重大的进步。我们古人开始通过观测日影长短的周年变化来确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这一时期流传了大量人们观测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详细记录。这些都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宝贵资料。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天文学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天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不仅历法得到统一，二十四节气，浑天仪等天文知识以及天文学仪器的进一步发明使得我国的天文学一路高歌猛进。到了元朝，由于铁木真缔造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辉煌帝国，我国古代天文学甚至传到阿拉伯等国，可谓是盛极一时。明清时期，中国开放了千年来“严禁私习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国古代天文学有机会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质疑

也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服务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学者就质疑中国古代天文学是否是真正的科学。甚至有些激进派的学者直接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入伪科学的深渊。在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历史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这个精华显然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都构成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总体上便构成总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都是人们在感觉经验基础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结果。此外在科学的本质与功能上，马克思还突出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按照马克思的观念，我们反观中国古代天文学，这是一门有着上千年悠久历史的学科，毫无疑问它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无数古代先贤们定历法、造仪器、编文献来研究这浩渺天空中天体运转的奥秘。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对社会发展变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根据天文学中观测到的星辰位置，发明了具有指向的“司南”。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为日后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大家觉得航海之术离我们日常生活过于遥远，不能说对社会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该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国古代天文学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石器时代，人们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农业经营方式，这种粗放的耕作模式导致了极端的低产。不过正是伴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历法的完善，节气的确立，使得传统农业高度关注农时后，精耕细作的优良方式才逐步趋于成熟，造福了无数黎民百姓。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太过于阳春白雪，那当代科学哲学界的泰斗吴国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学》一书中精辟分析了科学的两种基本用法，堪称下里巴人式的真知灼见。第一种是可以依靠它来振兴国家，第二种是某种积极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古代天文学及推动了航海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它又大力推动了农业的进步，在价值意义上来讲也是毋容置疑的“好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中国古代天文学是真正的科学呢？

参考文献：

[1]江晓原，钮卫星.中国天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张之沧.科学哲学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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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的发展使教育学带有浓重的实证主义倾向，将教育过程作为训练和控制的过程，〔3〕这种体系兼具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的特色。无论在哪个时代，始终没有正式的承认教育是一门科学。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教育的定义，依据教育的概念和要求准确区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明确各个基本理论的范畴和作用，在各种理论之间建立联系使之既相对独立同时也互相包容，最后还要确立“教育学”中的科学依据以及相应的规范、价值等要素。教育的发展以将实践教育学作为最原始的教育体系为起点，经历了教育哲学价值观的争论、教育科学的批判、近代科学发展带来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今，教育学最通用的概念是“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4〕”。这个概念将教育定性为“长期教导和训练的目的”，是遵循了近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原则，这种主义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研究教育概念，人们通常有一个缄默的假设：教育事实的客观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是用来标志教育事实的，教育概念要抽象和概括教育事实的客观的、本质的特征。〔5〕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发现，教育需要用三种理论来加以描述：抽象的教育概念需要哲学的思想去描述，教育的事实需要实践教育学的论证，但其本质特征却需要教育科学来定义。

（二）教育学三大基本理论

杜威对教育哲学下的定义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6〕”这个定义在当时“实用主义”潮流中风靡一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教育哲学在教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教育哲学要求在实践已经形成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中依据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历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7〕，这就解决了教育领域的多样化和特殊性问题。教育哲学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应对多样化、特殊性以及错误观点时可以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它代表着教育学的价值观。大多数学者对实践教育学的观点都围绕着“规范”这一词，其中德国学者维尔曼的定义较为符合理论体系的描述：“实践教育学是一个行为规范或戒律体系，它是规范性的、要求性的、规则性的教育学，其特征是强制性的。”〔8〕如果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实践教育学，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它对什么做出规范？二、它为什么要对其做出规范？三、它设定了什么样的规范？第一个问题针对的是教育科学，更加准确的说是教育科学的体系和实践过程中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自教育科学的提出以来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实践教育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理论和行为指导。因此在找出教育中的科学后，我们有必要对教育科学引发出来的种种行为进行一个约束，这里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教育科学的实践，它代表着各种教育活动实施的向导。第三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实践教育学的内容取决于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它包括道德规范、技术规范和事实阐释，诸要素在实践中有机地联系起来，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实践教育学必须为教育者提供一些转换措施，它充当着科学和教育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实践取向的中介。”〔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践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的规范，体现在道德、技术、事实阐释等方面，是科学与实践的连接性质的理论。教育科学是迄今为止争论最激烈的科学理论，支持实践教育学的学者始终认定实践教育学才是科学。这个现象用一句话描述再合适不过：“人们对教育的科学性的怀疑日益强烈，‘几乎没有一门其它科学像教育学那样，其非科学性的空话，热衷于偏见和教条式的议论比比皆是’〔10〕”。这个现象的产生是近代实证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分追求哲学思维刻意将一般的科学事实描述成难以理解的概念，已经偏离了最初教育科学提出时的设想。布雷岑卡认为教育科学是一种与教育哲学相包容、对教育不做规定的仅出于把握文化现象的这个目的来勾画教育的一类理论。这个概念体现了教育科学的特点：一、它与哲学相包容而不是被哲学所左右；二、它对教育不做规定有别于实践教育学，它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三、它的目的是把握文化现象，而不是依附于文化亦或是企图改变文化。〔9〕

（三）三大基本理论共存的必要性

篇10

波普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用他的证伪主义在人类知识的范围和界限、自然科学和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等方面提出了勇敢而全面的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上承逻辑实证主义之余绪又下开历史主义学派之先河。波普尔高扬批判理性主义,把批判作为理性的根本功能,认为判断一个学说或理论是否符合理性,要以其批判功能为标准。批判既指对其他理论的批判,也指是否能够接受其他理论的批判,这也是我们对待波普尔哲学的正确态度,即:一方面要了解波普尔在批判中建立起来的理论,认识到其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如何受到后继理论的批判,以有利于当今科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

一、科学分界的标准:逻辑上的可证伪性

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哲学的基石。波普尔认为,各类科学虽然有其显著的不同点,但也有理论上的共同点,这种理论上的共同点就是他的“证伪原则”,即原则上是否具有为经验事实的观察所能“证伪”的可能性。在波普尔那里,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标准,也就是看它能否被证伪,即逻辑上的可证伪性。科学假设或者科学理论要想立足于科学之林,则必须等待它们能否幸免于“证伪”鉴定,是否可以通过“证伪”这个关口。波普尔证伪过程中是以“猜测”和“反驳”的方法论为基础的,也即:试错法。试错法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对面临的问题大胆的提出猜测和假说,然后努力寻找和这一假说不相符合的事例,并根据事例对假说进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在第一次假说失败后,再提出更好的假说,运用同样的步骤对其进行证伪,这个过程永无止境。

二、证伪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

波普尔用证伪主义对科学的界限做了说明后,提出了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即:P1TTEEP2……。这个模式表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P1),因为他认为,任何观察都受一定的理论或理论上的倾向影响,是根据理论做出的解释。面临着P1,人们首先提出假说,然后对问题做出尝试性的解决(TT),再寻求与这一假说不相符合的事例,让假说接受严格的检验和批判产生错误,再通过证伪对错误进行消除(EE),然后产生新的问题P2。如此反复循环下去,问题会更加深入和广泛,通过各种尝试排除错误的可能性,逐步接近正确理论。根据这一模式,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是新理论代替旧理论的质变,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 可以看到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既是一个开放性的,又是一个非决定论的模式,人们可以不断地犯错误修正科学,但却不能完全预测和决定科学知识的未来状况,科学的尝试性和暂时性意味着,现有的科学知识描述的只是迄今为止的状态。和休谟反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相类似,他认为,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之间不可能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波普尔看来,对科学知识积累最有意义的事件是证伪旧理论,而不是证实新理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普尔科学哲学的魅力所在,它展示、并且充分肯定了科学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给科学家的想像力和自由创造活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这种模式鼓励科学家主动的发现问题,大胆的提出假设,既敢于批评公认的权威,也要积极进行对自己假设的证伪。现代科学的灵魂和发展动力就是创新,可以说波普尔为现代科学的创新指出了路径和方法。

虽然波普尔的这种模式在逻辑上具有优越性,但是科学史上的检验通常不是波普尔所说的意义上的一次性的证伪,科学知识的增长并非不断否定前人的完全质变过程。每一个重大的科学理论在其诞生时期都会遇到许多不可解释的事例,也就是说都会面临着被证伪的可能。如果人们按照波普尔的模式进行,就会放弃这一理论,致使新的理论夭折在襁褓里。在实际中,科学家们经常是无视事实的证伪,坚持自己的理论,最后成功地把否证这一理论的事例转变成支持这一理论的事例,从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顿的物理学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并不像是波普尔所设想的不断提出假说、不断证伪假说的过程。拉卡托斯就把波普尔的这种证伪称为“瞬间理论”即:通过一次性的证伪,便能立即把理论驳倒,他说,科学家都是“厚脸皮”,他们不会甘心一驳就倒。可以看出,“瞬间理论”虽然鼓励人们创新,但其实并不利于成熟理论的繁衍,也不利于新理论的发展壮大,抹杀了科学正常发展时期的建设性活动。

按照波普尔的理论,理论来自于猜想和创造,整个科学不在表现为真理性知识连续累积得过程,而是表现为各种新理论不断取代旧理论,真正发生质变的过程,似乎人类的科学领域是一个布满“尸体”的战场,只存在着被证伪的理论和即将被证伪的理论。然而认识论认为,科学发展始于人类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人们认识世界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就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这样看来波普尔哲学似乎是违背的,但如果深层次的分析波普尔的,一些积极观点有利于今天的丰富和发展,而且两者在一些方面具有共同的精神实质。

三、证伪主义科学观与实践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