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范文
时间：2023-03-28 11:05:32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学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黑格尔认为“哲学史并非外在于哲学的，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1]，这句富含方法论意义的论断对于我们重温社会学理论多少给了一个理由。如果社会学的历史从奥古斯特•孔德1839年在其《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里提出“社会学”这一新词算起，也有170年的历史了，这期间，无数的社会学家提出了各自关于“社会”的理论假设，并且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流派和观点。这些分类之中最具影响力且广为人们接受的就是按照范式对各种理论进行划分的方法。
一、“范式”理论
“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之中提出的。但他对“范式”的概念从未作过精确的定义性解释，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学者们认为库恩所称的“范式”，可以理解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1.在理论和方法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模型”或“框架”；2.在心理上，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共同的信念；3.在实际操作中，它是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起点、语言及教育内容[2]。范式实际就是研究立场，它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取向、共同的研究范围甚至共同的技术。但是，范式作为科学发展的逻辑并不等于理论本身，艾尔•巴比曾说：“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意思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相比之下，理论只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描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受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所看到的东西[3]。“范式”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们批判地继承了“范式”理论，首先，修正了库恩所认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他认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非此即彼的。其次，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使用“范式”这一概念：1.把“范式”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者区分不同学科，如物理和化学；2.用来代表某一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如社会学的经典时期和现代时期；3.用来代表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亚科学家共同体[4]。并且他认为最后一种是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见，社会学理论的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其中包括社会学家的基本价值前提、所研究主题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这一主题的概念选择、为观察和调查而对具体现象和问题的挑选，以及在分析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5]。
二、国外社会学理论家们对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分析
随着“范式”理论被全面地引入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家们都纷纷开始运用这最新的工具来反思社会学理论。他们运用“范式”考察社会学理论，大概得出了三种不同结果:社会学无范式说、社会学单一范式说和社会学多范式说。乔纳森•H•特纳是一个社会学无范式论者，他认为，范式这一概念要求过高，如果按照库恩的要求去衡量的话，现代社会学没有任何理论在严密性、精确性和确定性上足够构造一个抽象概念和定律的范式，以及已经检验的研究发现的范式[2]。而社会学单一范式论者却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是一种范式的科学，比如在社会学的初创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是以所谓“主体―客体”、“个体―整体”、“宏观―微观”等二元叙事为主题来研究传统社会是如何向现代社会变迁的[5]。相对于前两种论调而言，大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科学。其中就有最早提出社会学多重范式说的弗里德里希，也包括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瑞泽尔将社会学中各种流行的理论划分为三种基本的不同范式：社会事实范式、社会释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它们在范例、主题意象、方法和理论上都各有不同。社会事实范式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及影响。该范式在整个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度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名词。这主要归功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和涂尔干所推行的社会学主义，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功不可灭。这一范式发展出了奠基于自然科学理性原则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他们希望能够以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客观性和可测控性要求来进行社会研究。社会释义范式认为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去理解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行动者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它既是人文主义的，同时又是微观的。这一范式源于德国的学术传统，在经典时期有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在韦伯之后，胡塞尔的现象学通过舒茨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影响了美国社会学界，直接孕育了现象学社会学。另外，美国自己创造出的纯粹的社会学理论还有加芬克尔的日常生活方法论和符号互动理论，都属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释义范式之列。社会行为范式也具有自然主义和注重客观性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理解社会结构或社会事实，而是理解社会行为及决定或影响社会行为的内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或需求，后者如赏罚这样的刺激或环境因素）。这一范式最早是在心理学中获得发展的，它在现代时期的代表人物在心理学中是斯金纳，在社会学中则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大师霍曼斯。它们都从个人层面出发，将社会事实还原到个体的心理或行为层面，寻求社会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的解释。这种个体主义的立场既是社会行为范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它与社会释义范式的基本区别所在。
三、对于瑞泽尔三重范式理论的扬弃
瑞泽尔的划分与人们在学理上的常规认识一致，同时也与社会学中的现实相仿，因此提出以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成为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一种新的分类“范式” [4]。但是，这一分类模式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忽视了社会批判理论。瑞泽尔的分类基础是不同理论在有关社会现实的性质的基本假设方面的差异，而社会批判流派恰恰在这方面显示了与上述三大范式的区别：即它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取向的社会理论家们认为，事物的本质存在于对现实的否定或批判之中[4]。另外，早在瑞泽尔之前，哈贝马斯已经提出了一种与瑞泽尔略有不同的社会学范式构想，我们可以认为在其理论体系之中，批判的知识即社会批判范式。如此，在瑞泽尔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之外，哈贝马斯提出了社会批判范式。周晓虹教授正是注意到这两点，对瑞泽尔的理论进行了修改并且拟定图1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的这一范式的建构是以两对理想类型分别作为横轴和纵轴的：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他主张将宏观―微观、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视为两对既有一定的区隔、同时又互为过渡的“连续统”，这样就不至于认为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他认为“宏观―微观”涉及社会学家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及相互关系所持的态度：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宏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秩序是制约人性或人类行为的突生现实。而主张社会学应该将微观过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学者，则认为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是人性的“复述”，或者说是由人类行为建构起来的。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涉及社会学家们研究人性与社会秩序时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径。主张自然主义方法的学者，将社会事实或人的行为视为物，因此在他们眼中社会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为此，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将物理学或生物学视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有的自然主义社会学家力求将自然科学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统一起来，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是受着某种客观的规律支配的。最后，主张人文主义的学者，认为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意义或价值附着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们可以将社会现实或社会秩序视为是由人的有意义的行为建构起来的[4]。这样，周教授实际上认为社会学有四种理论范式（图1，图2）。
四、对周教授所建立模型的一点修改
周晓虹教授认为，经马克思并且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发扬的社会学体现了十足的批判特质，因而把“社会批判范式”单独作为一种范式提了出来，并且把该范式同瑞泽尔的其他三种范式一起进行了讨论，使得人们对社会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清楚、全面[6]。而在1998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沃特斯在其《现代社会学理论》一书中，运用了“主观的―客观的”和“个体论的―整体论的”两组理想类型划分出了建构主义、功利主义、功能主义和批判结构主义四种社会学理论的类别，他的这种分类方式，给了我们启发：正如有学者在对周晓虹教授构建的这一模式进行评价时所指出的那样，“宏观―微观”的关系更多的是从研究对象方面来说的，这样，根据范式的基本思想，研究者不但可以从整体主义的立场来分析宏观的对象，也可以去分析微观的对象，因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恰恰反应的是研究者的理论立场，而范式首先表现的就是研究者个人的理论立场和看待问题的出发点[6]。所以，该学者建议应该把“宏观―微观”这一对理想类型改为“整体主义―个体主义”，就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历史上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思想。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新的关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分类模式（图2）。
篇2
关键词:社会学;拓展训练;应用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291-02
一、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社会互赖理论的认知
社会互赖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柏林大学。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体是成员间的互赖性,是可以变化的动力整体,这就首次提出了“群体动力整体性”的观点。
考夫卡的同事勒温(K.Lewin)在其基础上,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群体的本质是其成员基于共同目标而形成的互赖,由此促使群体成为一个整体,若群体中任何成员或次群体的状态发生改变,将会影响其他成员或其他次群体产生改变;群体成员内在的紧张状态能够引发完成共同目标的动机[1]。
勒温的弟子莫顿·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两种社会互赖:积极的和消极的社会互赖,从目标结构角度得出了合作与竞争的理论。最终莫顿·道奇的弟子约翰逊兄弟将这一理论进行统整与拓展,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体系。约翰逊兄弟将社会互赖分为三种情况:积极的社会互赖、消极的社会互赖、没有社会互赖。社会互赖理论将合作和竞争作为关系变量而非个体变量来进行研究。它不仅关注在完成任务中合作和竞争的效果,而且对互动方式、心理过程、人际关系、对自我和工作的态度等也进行详细研究。在教育领域,社会互赖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学习的兴起与繁荣。
(二)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社会互赖理论主要研究个体间在合作性和竞争性的社会情境中相互影响时的行动效率、内在心理过程、互动方式及结果。虽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单打独斗的年代,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已经逝去,团队合作在当今时代备受青睐。但是合作离不开竞争,没有竞争的合作是肤浅的、毫无生机的;竞争也离不开合作,没有合作的竞争,是孤单的、狭隘的。
拓展项目的设计更倾向于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课程实施过程中,既强调学员之间的合作,又注重培养学员的有序竞争,最终达到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培训效果。团队目标的达成,是学员间合作的结果,但是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的同时鼓励竞争,有助于提升团队个体的能力,进而提高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而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又要注重相互之间的合作。竞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更高的目标的手段,在竞争中合作应体现“双赢”原则。一个人再强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个强大的团队可以攻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这就是团队力量的最好彰显。
社会互赖理论在拓展训练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完成拓展项目,达成团队目标过程中,学员之间容易相互诱导和影响。积极互赖使学员间产生促进性互动,如果学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可以感染到团队中的每位成员。这样不仅促进个人小目标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团队大目标的实现。消极互赖往往使学员间产生阻抗性互动,对困难程度评估过高,或者对自己的能力评价过低,都会使学员产生消极的互动,如果这种消极互动得到扩散,会对目标的达成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而没有互赖就意味着不会产生互动,目标也就肯定不会实现。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一)对群体动力学理论的认知
群体动力学(groupdynamies)亦称“团体动力学”,试图通过对群体现象的动态分析发现其一般规律的理论。群体动力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Lewin)的“场论”。“场”是他借用物理学上力场的概念,其基本要义为:在同一场内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响;当某部分元素变动,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会受到影响。勒温采用格式塔心理学观点,将个体行为变化视为在某一时间与空间内,受内外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勒温认为[2],群体行为由构成群体的个体来执行,但群体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对个体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来表示,即个体行为B是个体所处环境特征E与个体自身特点P互动的函数。
群体动力学主要研究群体的凝聚力(如决定群体凝聚力强弱的因素),群体压力和社会规范(如从众现象等),群体目标(如群体目标的有无对群体性能的影响)和成员的动机作用(如竞争与合作)等等。
(二)群体动力学理论在拓展训练中的应用
篇3
关健词:社会学理论 建构 功能 困惑
一、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从某种角度上说,理论是在讲一个独立完整系统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论又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专业理论和非专业理论的区别在哪里?着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他的《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一书中,列举了社会学专业理论与日常生活中的非专业理论的差别。大概可归为以下几点:(1)专业理论较之日常生活理论,表现出更多的系统性;(2)专业理论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3)专业理论提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发表,这对该理论的前途来说至关重要;(4)专业理论更依赖相关资料的收集;(5)专业理论可以是关于社会的总括性和通则性的思考;(6)专业理论同样关注理论的应用层面。以上六点,决定了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生活理论的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的地位。
社会学的理论,讲的自然就是关于社会学专业的故事。同样,引用乔治·瑞泽尔的定义:社会理论是一组互相关联的观念,能对社会世界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能解释社会世界,并且预测社会的未来。需要指出的是,瑞泽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定义,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社会学理论都要能够全面解释社会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预测未来。
二、理论的建构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理论脱离实际,深不可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理论建构过程的不了解。所以谈一谈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源头都是哲学。它产生于人们的思辨过程。当然,光有哲学的思辨是不够的。其他学科区别于哲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可以实证的。而迄今为止最具实证性的学科无疑就是数学。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将哲学与数学完美结合的学科。这是从学科的角度来谈。
接下来是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者的主观条件。所谓社会历史条件,就是指该理论产生的特殊的社会背景。社会学理论是为了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现象的历史性决定了社会理论的历史性。一般来说,越是复杂的社会背景条件,产生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观条件,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同样的根源,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可以提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其他人则不行?用米尔斯的话说,它取决于理论家个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谈完了根源与条件,现在来谈一谈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讲的。要了解理论建构的过程,首先必须明确理论的要素。乔纳森·H·特纳认为,社会学理论应有三个要素:概念、变量和理论的陈述与格式。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内容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
三、理论的功能
理论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为,社会学理论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社会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我们掌握了理论,就可以对社会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体现在它可以增进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我们都是社会人,社会学的理论适用于其他人,同样也适用于我们。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在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和修正。这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社会学这门学科也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不断发展。
第四,社会学理论的功能还能体现在应用层面上。比如,乔治·霍曼斯的交换理论,就被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中;默顿的越轨理论则被用于社会控制的实践中。
四、理论的困惑
在肯定社会学理论具有诸多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可发现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困惑。
1.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人类的无穷的智慧和极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赋予了人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换角度,换说法的进行反复论证。宏大理论的产生也大多基于在语言上玩的花招。米尔思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关于行动系统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他不无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论中的繁文冗词中确实有一些东西,但是隐埋很深,不过总说了点东西:理论的客观性问题。显然,这是个很普遍的问题。它首先表现在理论是否真实地反应了客观事实,它的解释力到底有多大。其次,个人的偏见也普遍存在。“尽管个人极力避免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但人们还是悄悄地溜了进去。”最后,在理论的接纳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
2.价值无涉与权威保留问题。有人指出,社会学理论要求价值无涉,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和受权威束缚。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价值无涉带来的是对权威的不尊重。并且,“人类社会将不再有不变的法则,因为人类可以任意改变这些法则所陈述的事实。”乔纳森·H·特纳在《社会学理论的逻辑》中如是说。
3.理论本身存在争论。可能是由于社会学理论至今尚未发展十分成熟的缘故吧,关于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争论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争论来自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争论。即所有社会学理论的前提假设的争论:人的行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影响到整个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样的争论也来自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争论。究竟是个体具有能动性还是集体决定个体的一切?这一直是社会学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另外,社会学力量论中的性别问题和现代社的起源和决定因素问题也存争议。这无疑让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遭受了严重的置疑。
4.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困惑:本土化问题。文军在《论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诸多问题,大致为以下三点:首先,由于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严重,这种不正之风也蔓延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导致基本社会学理论研究严重不足。中国社会学理论面临自后后继无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导向性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异常重要的影响。这导致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共性有余,个性不足。最后,中国社会学理论还过分依赖于外国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很多都是没有结合实际地照般过来。
五、总结
到这里,故事基本上讲完了。虽然社会学理论至今发展还不完善,存在许多问题,但它确实是具有很实际的功能和强大的发展潜能的。正像人类需要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大自然一样,人类同样需要社会学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社会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学理论的存在。
参考文献:
[1]乔纳森·H·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2]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篇4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篇5
1 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误区辨析
1.1 误区的表现
在以往的体育社会学、甚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理论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偏差，往往认为，只要不是使用问卷法的社会调查，不需要进行量化(统计处理)而主要利用文献法(亦称历史法或文件法)进行的研究，一般都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其实，这是对理论研究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其可能的逻辑依据是美国《哈珀柯林斯社会学词典》关于“理论”的解释，即“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有关现实某一领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都可称为理论，它通常包括对一般性概念的详细阐述”[1]。认识上的误区易于导致操作上的误区。事实上，如果仔细观察和推敲，在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甚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这种抽象的、一般性陈述的、甚至是重复的、缺少创见和预见性的文章。那么，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呢？我们先从理论的定义开始。
1.2 什么是理论
理解什么是理论，将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理论研究。对于什么是理论，有多种定义。“社会学家布莱拉克(H. M. Blaock)认为，‘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群概念体系或类型，它必须含有能够串联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概念或变量的命题’。雷诺(P. D. Reynolcis)也指出，‘理论是指那些被公认的科学知识的一部分的抽象的宣言’”[2]78。百度百科名片对理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作为一个汉语词语，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作为一个概念，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者认识，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3]。中华书局出版的《当代汉语词典》给出的理论定义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有系统的知识和结论”[4]900。日本东京都岩波书店出版的《广辞苑》中对理论(theory)的界定是：“能够统一说明许多个别事实和认识的、具有高度普遍性的体系化知识”[5]2526。范伟达认为，“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并在实践中经过检验的，用以解释现象之间内在联系的命题系统”[2]78。从以上几个关于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基本内涵：(1)理论是基于对实践认识的命题系统，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2)理论是系统化或体系化的知识；(3)理论的发展性使理论创新成为可能。由此可见，理论绝不是杂乱无章的知识，更不是随意的、抽象的一般性陈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理论的基本内涵。
1.3 理论研究
尽管我们在既有文献中难以找到现成的关于“理论研究”的定义，但如同对理论的定义那样，以不同的学术视角看待理论研究或许也会呈现出多种定义。为此，在这里我们只是基于上述理论的基本内涵，以及在实际研究中的一些体会尝试性地做出如下解释：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是指在某一学术(理论)或学科领域，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理论，对某一学术观点或既有理论，或学科架构，经由归纳、演绎推理，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建构、学科建构和理论创新的活动；亦指在某一实践领域，人们根据某一社会现象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经由归纳、演绎、推理，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因果关系)、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联(互动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发展路径(对策)的研究活动。例如，公共管理理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理论、公共组织理论、公共政策理论等。而在公共政策理论领域进行“公共政策体制”，“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等的研究，就属于“某一学术(理论)或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再如，建设体育强国的研究就属于“某一实践领域”的研究。这一命题产生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体育强国概念的内涵外延、体育强国的标准、体育强国的建设内容、体育强国的实现路径等，都是这一建设体育强国实践领域的具体研究内容。
1.4 体育社会学的理论研究
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应用研究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学通过对社会生活中的专门领域——“体育”的应用研究而产生的分支学科，属于部门应用社会学学科。同时，它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6]。体育社会学的双重学科属性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大方向：一是面向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二是面向体育(社会现象)实践的理论研究。面向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如哲学理论和作为母体学科的社会学理论；二是体育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如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学科视角与视域)、方法论和历史沿革等；三是体育社 会学的具体理论，如体育群体理论、体育组织理论、社区体育理论等。面向体育(社会现象)实践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的社会侧面(从社会的角度去把握体育的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6]，探讨体育和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或相关关系，预测某一体育现象的未来趋势和发展路径(对策)。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两大方向，恰好遵循了理论的基本内涵和严格意义上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点。
2 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误区辨析
2.1 误区的表现
在体育社会学乃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有一些文章，甚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只因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运用社会统计技术法进行了数据分析和处理，而不论这种问卷调查是否有理论指导和理论假设，就自称为实证研究。这是对实证研究认识和操作上的一个误区，其可能的逻辑依据或许来自对经验研究的误解，导致了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这两个根本不同概念的混淆。在社会学中，理论研究是与经验研究相对应的。所谓经验研究是指“与纯理论研究相对应的另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指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7]。经验研究一般包括现场观察(参与观察)、访问、社会调查和社会实验，而实证研究则另有所指。
2.2 实证研究的历史渊源
实证研究来源于社会学创建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comte)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即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后，英国的斯宾塞(H.Spencer, 1820-1903)进一步发展了孔德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进化论和生物有机体论，他注重以经验的实证方法研究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在斯宾塞之后，法国的杜尔凯姆(E.Durkheim)、帕克(R.E.Park)、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C.Homans)等人，都受到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在繁杂的社会学流派中，跻身于与人文学派相对立的实证学派行列之中，创立了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数理社会学、交换学派等理论或流派[8]322。应该说明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种研究范式，一种方法论取向。“范式理论指出，一定历史时期中科学家们都必须共同遵循科学活动的‘模型’、‘信念’，这种‘模型’、‘信念’实际上就是范式。它不是单一的、抽象的空洞概念，也不是一些概念的机械拼凑，而是包含着基本假设、信念、方法、仪器及应用准则的一套有着内在联系的系统，是一种视野和分析框架”[9]。
2.3 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准则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并不存在自己独特的实证研究。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必须遵循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准则。社会学界知名学者蔡禾教授提出了以下几个准则：(1)实证研究既包括理论层次的研究，也包括经验层次的研究，理论与经验不可割裂。实证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层次到经验层次，再从经验层次到理论层次，然后再从理论层次到经验层次，这样一个在理论和经验之间循环往复的研究过程。(2)实证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和统计数字的罗列，而在于发展理论以揭示社会事物的规律。(3)实证研究的核心是“假设—检验”。假设可以产生于既有的社会学理论，也可以产生于研究者的生活经验或研究兴趣、灵感，但必须对社会学理论有意义，并且是可以检验的。假设中的概念是可以操作化的，存在能被测量的操作手段。(4)实证研究对理论层次研究的要求是，理论应由相互关联的命题组成，命题则应是关于理论中一些元素关系的判断。理论必须是一个演绎系统，一般的、抽象的命题应能推演出特殊的、可验证的判断。简言之，实证研究要求理论能产生假设，并要求这种假设是可以检验的。(5)实证研究对经验层次研究的要求是，以有效度的工具有信度地测量社会事物，设计或收集能反映操作化概念(变量)的指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社会实验法等，都是实证研究可采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简言之，实证研究要求经验层次的研究能够提供用于检验假设成立与否的事实资料，没有理论假设的引导或不以检验假设为目的的经验研究，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实证研究。(6)实证研究的程序是假设在先，检验在后。假设应尽量从已有的社会学理论中产生，以促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研究中不得有意选择某些样本和数据或有意使用某些计算方法以得出研究者有意向的结果94。
3 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摹拟案例
为了有助于理解实证研究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本文试图遵循实证研究的准则，参照华莱士“科学环”模型的逻辑程序，以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中“第六章体育社会化之(二)国内部分”[12]及吕树庭等的《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一文[13]为基本素材，经过整合加工建构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体育社会学实证研究摹拟案例。
图1 华莱士“科学环”模型
(笔者注：实证研究的逻辑程序)
引自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P93
3.1 从理论开始的逻辑演绎产生论题和假设
3.1.1 论题：“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
［分析］：“实证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层次到经验层次……”[10]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是从理论开始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凯尼思(G. S. Konyon)、麦克弗森(B. D. Mepherson)等人，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会化即角色学习这一观点出发，开始了体育社会化的研究。他们将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划分为“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和“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这两个方面。国外学者大多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上，即研究人们是如何涉足体育世界，或是怎样获得体育角色的过程。凯尼恩等人认为：人作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 一体(个人属性)，并不是从降生就对体育有认识的。人们形成对体育的好恶态度乃至参与体育的程度，是在特定的场合(社会化机构)，受他者(社会化执行者)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是社会化的产物。家庭作为社会化的机构和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被社会学家看成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它担负着承续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责任，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下一代的社会化进程。为此，探讨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13]。
3.1.2 产生于既有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假设
［分析］：实证研究的核心是“假设—检验”，假设应尽量从已有的社会学理论中产生，以促进社会学理论的发展[10]。从以上论题的逻辑演绎，必然会推导出以凯尼恩和麦克弗森提出的体育角色学习理论为假设的基本框架(见图2)，这一理论(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具有一定身体、心理特征，以及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经济收入等的多种属性的个体，在社会化机构中(家庭、学校、社会)，被父母、子女、亲属、邻里伙伴、老师、同学、同事乃至竞技选手(具有奋发的精神、健美的体魄、出色的运动能力)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等的影响，而获得体育角色的过程[12]91－92。”表明了该假设产生于国外既有的体育社会学(体育角色学习)理论。
图2 “进入体育的社会化”三要素
引自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P92
3.2 操作化方法
在华莱士的“科学环”中，操作方法包括研究设计，概念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测量方法，抽样方法等[11]92－93。
3.2.1 研究目的与研究任务
［分析］：“实证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满足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和统计数字的罗列，而在于发展理论以揭示社会事物的规律”[10]。以发展理论揭示事物规律为目的，在体育角色学习理论(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的假设框架内，探讨“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需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从家庭社会化的角度，看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它包括：明晰家庭诸因素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程度；找出对中学生参与体育影响最大的因素，然后再探讨此因素与其他家庭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二，从角色社会化出发，看个人属性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它包括从业余体校所属与非所属的观点看参与体育；从初期(小学时代)社会化的观点看参与体育；从角色行为的价值倾向看参与体育；从性别角色的观点看参与体育[13]。
3.2.2 概念的具体化
［分析］：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理论认识是借助于概念实现的。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抽象性，但抽象概念是不可测量的。为此，必须将抽象概念(特别是非日常化的学术概念)转换成经验层次的可以被测量的具体概念(变量)，其前提条件是“概念之含义加以澄清，明确地予以界定”92。
3.2.3 假设的类型
［分析］：在体育角色学习理论(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的假设框架内，探讨“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可设置二元假设(X→Y)，并延伸至三元假设(X→Y→Z)。二元假设是将参与体育作为角色学习(Y)，在具有若干变量的重要影响人中，选择父母作为社会化机构——家庭的代表(X)，探讨家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的影响。三元假设是在检验了二元假设的基础上，将对Y影响最大的家庭因素作为中介变量(Z)，探讨其他家庭因素对Z的影响[12]98。
3.2.4 假设的操作化
［分析］：实证研究要求假设中的概念是可以操作化的，并存在能被测量的操作手段[10]。对假设的具体操作如下：
参与体育(Y)：对体育的价值取向程度(，认知层次)；对体育的喜欢程度(，情感层次)；对体育的直接参与程度(，直接参与层次)；对体育的间接参与程度(，间接参与层次)[12]99。
3.2.5 测量与抽样方法
［分析］：实证研究对经验层次研究的要求是，以有效度的工具有信度地测量社会事物，设计或收集能反映操作化概念(变量)的指标。问卷调查法等都是实证研究可采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简言之，实证研究要求经验层次的研究能够提供用于检验假设成立与否的事实资料[10]。该论题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测量，该问卷依据对假设中概念(变量)的操作设计了封闭式问卷，并进行了严格的效度和信度检验，以收集能够提供用于检验假设成立与否的事实资料。该论题根据研究需要对总体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3.3 经验观察
［分析］：在华莱士提出的科学环中(图1)，经验观察居于理论演绎和理论建构的中间位置，“中心线的右边是理论演绎的过程，即把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在这一过程中是运用演绎法。中心线的左边是理论建构的过程，它首先是运用归纳法由经验观察概括出研究结论，然后再上升到抽象的概念和理论”[11]94。经验观察在这里实际上是表示调查的实施和资料收集的过程。
3.4 量度、测定与分析方法
［分析］：“量度、测定与分析方法，指观察的记录、资料的整理、分类、评定统计及分析方法”[11]93。该论题在对收集到的问卷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的基础上，主要使用的量度是X(自变量)、Y(因变量)、Z(中介变量)，统计分析的方法采用了多维(度)Gamma(PRE)相关测量和Z检验，以及检验。
3.5 经验概括
［分析］：经验概括主要使用归纳法，“经验概括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为新的理论提供事实根据，能够检验原有理论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能使研究者从预料不到的事实中或偶然发现中得到启发与‘顿悟’，从而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想法，以此为线索来建立新的理论”[11]100。经验概括有两类归纳方法，一种是经验归纳(列举归纳和排除归纳)，另一种是统计概括。该论题采用的就 是统计概括。“由统计资料归纳出的命题称为‘统计概括’，它也是一种经验概括。统计概括依据概率原则，它说明，只要样本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那么在样本中发现的现象或变量间关系也可以在总体中观察到”[11]99。
3.6 检验假设
由此可知，在本论题中三元假设亦成立。
3.7 提炼研究结论
［分析］：该论题经由经验观察、量度、测定与分析、经验概括，提炼出如下研究结论：(1)在家庭影响诸因素中，对中学生参与体育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的态度和父母支持子女将来当专业竞技选手的态度；其次是父母孩提时代喜欢体育运动的程度；再次是父母现在参与体育的态度和父母的运动竞技水平；最后是父母的体育价值观和家庭经济状况。(2)在将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的态度作为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影响中介变量的其他家庭因素是父母现在参与体育的态度、文化程度、体育价值观和职业。(3)业余体校学生的体育角色学习是早期开始的，并具备了对运动竞技的适应性，这是他们加入业余体校的重要因素。(4)角色行为类型是具有价值倾向的，体育角色学习的程度是因个人属性而不同的。(5)性别角色差异影响着中学生参与体育的程度，即女生除体育认知层次外，在体育情感、直接和间接参与体育各层次上均明显低于男生。
3.8 理论建构和理论解释
［分析］：结论虽然包含有理论的要素，但它还是对经验概括的总结和提炼，并不直接等于理论，“理论建构的关键是从具体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社会现象的普遍意义或本质特征。这需要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103。该论题就是利用现有理论进行概括的，对观察到的事实可以尝试性地做出如下理论解释：(1)人的一生要在社会中扮演许多角色，社会化过程也就是接连不断的各类角色的角色学习过程。提供角色学习机会的社会化环境，对角色学习的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2)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意味着，只有在人们获得了体育角色学习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发挥体育对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即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3)在性别角色的差异中，不能简单地用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的差异来解释其参与体育的差异，而应看到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因素的影响。(4)凯尼恩等“进入体育(角色)的社会化”理论，在中国的国情条件下同样适用，即进入某种特殊活动(体育)的社会化，是角色志愿者通过社会体系内重要他者的影响而成为(体育)角色学习者的过程。
4 几点说明：代结语
1)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也是体育社会学为实践服务能力提高的必由之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质量的提高，将是一个长期与学科建设相伴随的动态过程。
2)本文关于理论研究误区和实证研究误区的表现是以抽象的形式提出来的，为何回避了具体所指，不言而喻。但重要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对研究的促进作用。
3)本文实证研究的摹拟案例，不是以一般(文章)的格式出现的，而是根据实证研究的准则，参照华莱士“科学环”模型的逻辑程序建构的。它是可供参考的，但不见得是很完善的。
4)实证传统的社会学虽然是社会学的主流，但在社会学发展史上还存在着一条以韦伯(M. Weber)为代表的与实证主义相悖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有人称之为理解社会学)。目前，运用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方法进行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并不清晰可见，我们期待着这类研究的出现，期待着体育社会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
篇6
一、涂尔干和韦伯
作为公认的宗教社会学之父，涂尔干（1858～1917）和韦伯（1864～1922）各自对宗教社会学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涂尔干首先提出了宗教社会学这一概念，主要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判断宗教现象的标准，宗教的社会功能者三方面着手研究。涂尔干认为信仰和意识是宗教最近本的构成因素，而的本质特点就是把人类所能想到的食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理想的，都划分成两个对立的领域，这就是神圣的与凡俗的领域。而对于宗教的起源和本质，涂尔干认为宗教崇拜的实际上就是社会本身，神性观念或宗教的那种力的观念的实在基础就是社会，这点和马克思对宗教就人类基于现实基础上而来的幻想有很大的类似性。因此，涂尔干对宗教的社会性分析认为：社会生活是宗教观念的终极源头，而对象的实在基础就是社会本身。最重要的是，涂尔干试图在宗教中寻求社会整合或社会统一性的精神资源，对宗教的功能性研究开启了宗教社会学中的功能论研究。如上所述，涂尔干的理论很方法在现在学着看来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简单的社会中的宗教本质和功能，被称为社会静力学，在现代的多远化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并无法完全切合。
而另一位宗教社会学之父马克思・韦伯着重关注有所造成的观念上的变化时如何引起社会行为（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并导致近代政治经济组织的变化，具体而言，他关注的是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韦伯的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可以看出，他在关注宗教与社会秩序关系之上，更关注宗教如何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意义。在这里，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一致性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因素决定生活秩序和制度的否定。此外，韦伯相继发表的《儒教与道教》、《印度教育佛教》、《古代犹太教》三部著作就着重谈到东西方宗教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韦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当代宗教社会学学着的研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二、功能论和冲突论
宗教社会学中的功能论乃是一种极其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的理论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迄今为止宗教社会学中最有影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会是帕森斯和莫顿，在20世纪后半夜发展成结构一功能论。其基本预设是：社会是由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在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中，其每一个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保持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每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部分以及系统整体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各种建制作为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在功能论看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或制度，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行为，也对社会履行着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其中莫顿又发展出显和隐形功能，以及正功能和反功能的理论。后期，学者们对功能的发展把变迁、冲突也纳入宗教功能的分析中来。
冲突论是对社会进行结构分析、也就是反叛对社会进行单纯的功能分析的理论结果。具体而言，冲突论认为矛盾、冲突和变迁内在与任何社会结构，在宗教社会学中制度化的宗教被视为一种具有自身的既得利益与利益述求的社会结构，认为宗教在社会冲突和变迁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冲突论发现，差异和冲突在宗教组织或共同体中时无所不在的普遍因素，既存在于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共同体的内部。冲突论既看到这种冲突会引起分裂、阻碍改革与进步的一面，也看到冲突会引起积极的社会变迁，更发现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冲有时会增进某一宗教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整合。这种对由差异和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变迁高度重视，客服了早期功能论只注意社会之统一、秩序的静态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造成的弊端。
三、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
自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接触、交流和碰撞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就几乎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无神论的民族，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理性主义影响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否定中国人或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否定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中国普通百姓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缺乏伦理意义的巫术信仰和事件，这种现现象在以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氛围中而受到打压排斥。然而随着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的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的宗教并非像西方基督教那样明显的在社会作为主流独立存在发展，甚至促进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而是以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方式方式把信仰和礼仪作为有组织的社会范式的一个有机部分予以发展，西方的宗教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或儒教这样存在的宗教形势，也可以说西方的宗教模式仅仅是西方的，中国的宗教模式是儒教这种独特的形势存在。以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杨庆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成果《Religion inChinese Society》（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最为突出，杨庆垄把宗教划分为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儒教即是分散型宗教，在维系宗法性社会结构及其秩序方面、文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积极功能。但是这种划分也不免落入把西方基督教奉为宗教的经典案例的嫌疑，套用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在中国传统宗教之中。
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奉行“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但是在改革开放后宗教的发展去除政治压制后极具膨胀式发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统一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代化、全球化趋势本是以世俗化为基础的，但是宗教团体和人员在中国的迅速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宗教的强大生命力和复杂性。尤其近十几年来，“”、国学复兴、“3.14”事件都有着各式各样宗教的身影，以及宗教“红、黑、灰”三色市场的存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目前政府和学者都无法做出比较合理的分析，只能对宗教问题采取着掩饰、压制的态度。
篇7
论文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伯特·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研究，梳理过程社会学理论，阐释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启示。在研究视域上，通过过程的视角去考察体育的功能价值、体育运动的起源、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开放性、动态比较的方法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埃利亚斯启发了一批西方学者运用过程社会学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第2代体育社会学家。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被接受和承认，研究者对体育运动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多为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师，其中不乏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巨擎，如狄奥多·阿多诺、诺伯特·埃利亚斯、马克斯·霍克海默、乔治·斯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研究者认为体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现象和问题，有必要对体育引发的社会学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解答。
诺伯特·埃利亚斯是过程社会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进程”理论，却并没有被主流的社会学所认可。60年代中期，埃利亚斯对英国体育运动较为关注，并把过程社会学应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很多人似乎认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是集中关注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对英国足球运动的演变、足球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足球流氓问题、参与运动动机、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运动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动的社会价值等方面较为关注，扩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引导了一批学者应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
1过程社会学
过程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是埃利亚斯研究社会学时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这门社会学拒绝为研究世界而将世界分割化和碎片化，它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它重视详尽历史分析和联系发展的方法论，使社会学免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及“具体化的结构主义”任一者。
过程社会学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不同于微观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也不同于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的这种二元对立，而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化解(尽管埃利亚斯本人否定这一点)。埃利亚斯想表达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这个概念下研究的就是人们相互依赖的形态。我们不能过度偏重人们的个体性，也不能过度强调其社会性，而应该是研究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一方面被社会影响或制约，另一方面则在与别人相互依赖的各种形态中发展自我。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有两种意识，第1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关注解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对体育运动的起源演变、个体在体育运动中的心理演变，不同历史形态下的体育运动的表现进行解释。第2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很好的融合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中的最好的特性。埃利亚斯是当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理论沿革跨越了经典社会学时代，并从经典社会学中汲取思想。他的过程社会学思想深受涂尔干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方法论的影响。
梳理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模拟性和表象性的研究，认为某些运动源于战争，在演变过程中对战争进行模拟，运动确定了时空范围，即在特定的场所以及特定的时间进行比赛，是对人类战争行为的表象反映。在模拟性和表象性的过程中，运用规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对某一项运动起源以及演变的研究。认为运动的起源和演变是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最终形成群体情感意识，个体到群体的情感意识的形成伴随着运动的演化全过程。对体育运动中暴力形成的个体心理表现的研究，认为暴力是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运动自开始时，就存在着暴力行为，人类不同历史社会形态时期，体育暴力表现的结果不同，体育规则对暴力行为进行约束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对体育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很有预见性，例如，他认为体育运动发展过渡商业化会导致运动发展的畸形。当时他的观点并不被人接受，而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兴奋剂泛滥、种族歧视、假球黑哨、年龄造假等体育运动中的异化现象，都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发展致使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
2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域的开拓
作为过程社会学的主要批判者，Horne John和JaryDavid却首先指出了将该理论用于体育社会学分析上的3大成就。他们认为，埃利亚斯的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开启:注意到现代体育运动是由政府所控制，用来取代过去的真实暴力的“虚拟战争”;将劳动分工和阶层关系视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和制度化的核心;注意到体育运动作为传达国家和群体呈现，以及个人认同来源的符号性角色。对体育运动项目起源的过程性阐释。
2. 1虚拟战争—规则化下的游戏
体育控制用以取代真实暴力，成为模拟战争。游戏具有战争模仿性。实际上，以前用规则约束的争斗都具有游戏的形式特征，这些形式特征就是规则。我们可以把战争叫做最猛烈、最费力的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之为最明显、最原始的游戏。考察当代社会学，就会发现一种强烈的研究趋向:对规范和规则的研究。运用过程社会学考察英国的猎狐运动后，埃利亚斯认为，运动中的一些规范和规则对运动者进行了限制和约束，从而对个体暴力行为进行了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逐步内在化，形成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泛化。这种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自觉，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所关注的都是规则所带来的个体行为的变化，个体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战争行为的虚拟。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在体育竞技的摹仿性对抗中，人们体验着强烈的激动与，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危险与伤害。因此，在埃利亚斯看来，体育竞技是一场在“想象性场景”里所发生的游戏，一场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竞争与争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异的游戏叫。埃利亚斯进而提出，对情感的限制和对理性的高度强调是文明的基础，情感的限制和理性的高度强调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的，规则很好地对情感进行了控制。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需要，并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例如拳击、田径和一些球类运动。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器，表现出对战争行为的模仿。战争虚拟化，规则制约下成为游戏。运动的规则化过程中体现了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
2. 2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权力的分配
埃利亚斯在研究体育运动发展和体育内在核心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单论体育文化现象，他把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中。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从英国传统的猎狐运动窥见出国家权力的分配(劳动分工导致)、议会制度的形成、群体的重组(阶层关系的形成)。猎狐运动的产生、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与当时国家的不断扩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日趋集中和重新分配相关。英国君主制发生变革以后，议会制逐渐建立，国家内部的权力、利益分配往往通过在各部门、各势力之间的充分讨论协商来进行，不再像以往那样凡事诉诸暴力，谁力量大谁上台，谁上台必清除异己。这些在议会政治里精通力量平衡的绅士、贵族，在球场上和狩猎活动中也要执行体现同样趋势的规则。这种对暴力的限制也逐渐内在化，逐渐成为自觉的意识。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把这种意识自上而下扩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深人到各个阶层。
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就是在劳动分工下引发了权力的重组与分配，并逐渐内化，形成了自觉意识。劳动分工促使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商业化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所带来的制度的变化、权力的变化、运动训练的变化，以及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都与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分不开。
2. 3体育运动项目起源与演变一一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
过程社会学将现代体育运动的产生、发展看作是随着文明发展一起变化的社会过程，重点探讨现代体育运动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现代体育运动各个项目出现的过程、与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什么关系、体育运动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什么变化等。
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很好的解释一项运动的起源与演变，在研究足球运动中，他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间题:个体之间的对抗运动如何形成群体之间的运动?群体之间对足球这项运动不同的理解又如何传播开来的。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重组的过程。他们会用一种群体能接受的风格的方式自我重组群体，如同喜欢跳舞的群体会自我重组群体以致整个舞蹈群体都能接受这种舞蹈。在持续的运动中，运动员从启初自我运动过程转变到其他运动员的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群体重组。运动的起源是一种随机的，不会被精心策划的，运动首先是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融合，在群体动力的推动下，经过反复的的重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建立的社会构造中展开，经历长期的发展，形成组织体系。这一过程便是运动产生的过程社会学。埃利亚斯依据过程社会学的研究，仿照工业化，提出体育化(sportization)，以此来说明英国的现代体育的起源和发展与传播和工业化有关，是一种自为发展形态，伴随着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业化只是创造了一系列的条件，催生了体育化的形成。
3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3. 1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扩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利亚斯就认为之所以体育社会学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是因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有很多分支，并且经常会产生新的学科分支，那么原有的方法如果仅限于在某一学科点上研究，就会出现研究误差，一种方法不能窥探一系列问题，也不能清晰地解释这些问题。因此，对于体育社会学者来说，应当在研究之初，就应具备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者结合其他的理论，这种理论能使研究者理解所研究的问题，超出了研究此领域的流行的理论。
过程社会学倡导在动态环境下研究，对事物的考察应当是过程式的，即事物的产生、发展、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外界的联系。通过过程的视角，揭示事物的本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仅针对封闭，静态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而需要适应不断变化、开放的系统，体育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稳态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传统的小群体理论是静态、闭合的，对解释面对的困惑的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此，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方法，不同于目前仍在运用的对小群体的社会研究的方法。事实上，埃利亚斯是对当时占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过程社会学在研究体育社会学时，注重把体育社会现象置于动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个体、个体相互依赖，以及群体、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对体育所引起的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把某一体育运动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看待，而不是放在静态的系统中考察它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出的发展观。
3. 2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
埃利亚斯在运用过程社会学研究某项运动时，总是把这种运动的发展演变史考察了一遍，并且对这种运动的发展会做出他的理论意义上的比较。在研究古代体育运动时，埃利亚斯认为，认识到通常作为体育之伟大典范的古代竞技活动具有许多特征，并且在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竞赛环境下发展起来，这并不困难。竞技者的精神风貌、裁判的标准、比赛的规则、运动员的表现等都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现代体育特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有关摔跤的暴力标准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变，整个古代对比赛活动中身体伤害甚至丢失生命的敏感限度，相应地，整个比赛的格调，都跟今天称之为“体育”的比赛活动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在动态中比较了两种奥林匹克的运动项目，“体育”从过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文明了、进步了，不再流血冲突了。
国际体育史学会主席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曾经这样评价埃利亚斯的研究:埃利亚斯指出相同形式的运动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他把体育文化准则和标准的差异归因于文明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其标志是相互依赖、垄断、权力的控制以及压力的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他注意到“国家的结构和意识的结构、受社会承认的体育暴力的水平和使用或旁观它的矛盾的界限，将以特殊的方式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文明化的进程伴随着身体的“文明”。普菲斯特的评价是对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好的总结。
篇8
（一）社会科学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现代性这三个字到处可见，使用频率颇高，究竟何谓现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曾经提及，“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往后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我们现在正处于高度现代性时期。”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二）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特点
吉登斯反对将社会科学现代性和传统承接起来，他也反对社会是持续进化的，这就是吉登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他坚持非持续性的现代史观，也就是所谓的断裂的现代史。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一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独特的，是任何传统的社会模式中所没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史明显是断裂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时，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变革也更加具有内在和外延的意义，从内在来看，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从外延来看，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这也就引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第二个特点：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紧密，事件造成的影响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蝴蝶效应，或跨区域影响。就像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远在异地的事件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科学现代性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它为我们营造出更舒适、安全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双重性，人类要做好心理准备去面对现代性所伴生的种种恶果。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也非常重视探讨现代性的阴暗面。面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吉登斯认为不要对这些风险麻痹不仁，相反，人类应该更加积极承担，将风险和危机转化成一种动力。
（三）社会科学现代性的维度
吉登斯反对用单一的维度去阐释社会科学现代性，他认为应该多元化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制度性维度。首先是资本主义，它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雇佣和劳动的关系为核心所构成的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技术层面的支持和创新，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因素。其次是工业主义，它是指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借助技术和工具，生产商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机械化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领域中的监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基础，这种监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础上。
篇9
传略
艾伯特。班杜拉于1925年出生在加拿大的Mondare.他在加拿大一个小的农业社区成长。1949年班杜拉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或文学士学位。1952年，从爱荷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期间，他提出了社会学习理论。那时，他认为心理学家应当“把临床现象用经过实验验证的方式加以概念化”（伊万斯，1976年：第243页）。班杜拉认为，心理学研究应当在实验中进行，以控制决定行为的因素。1953年艾伯特。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学人心理学教授职务，直至现在。
艾伯特。班杜拉获得许多荣誉和奖励。1972年，从美国心理学会获得杰出成就奖，从加利福尼亚州心理学会获得科学家奖。1974年，班杜拉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977年，他被命名为认知理论之父。1980年他被选为西方心理学会会长。1989年，他又在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任职（希尔格德，1989年：第11页）。
在其一生中，班杜拉撰写了一些文章和书籍，在心理学研究中被广泛引用。1959年班杜拉与理查德。沃尔特斯合作写作了第一部书《青春期的攻击行为》。1973年，他写作了《攻击行为：社会学习分析》。四年后，他出版了他最优秀的著作《社会学习理论》。这些书和文章多数涉及决定攻击和非行的心理学研究。1946年，多拉德和米勒出版了《社会学习与模仿》一书。艾伯特。班杜拉认为该书对他提出建模理论做出了贡献（伊万斯：第4页）。“米勒和多拉德有关人类发展需要更为强大的传达能力的模式而不是线索和错误的假说，引起了我的注意。”（伊万斯，1989年：第4页）。……社会学习和模仿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反应结果而获得能力和新的行为模式。（米勒和多拉德，1941年：第26-42页）
艾伯特。班杜拉认为家庭成员强化的攻击行为是行为建模的最主要的来源。他报告儿童在与他人相处时使用他们父母使用的同样的攻击性策略（班杜拉，1976年：第206页）。在爱荷华学习期间，班杜拉对儿童中的星际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班杜拉，1977年）。为了控制攻击行为，班杜拉认为问题应当在儿童时期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不应让人们先接受治疗，而在几年后试图确定他们所具备的效果。我们应当在推广之前就验证治疗（伊万斯，1989年：第3页）”。儿童依照成人特别是家庭成员的暴力行为而形成他们的行为，学会攻击性行为。比如，反复目睹父亲殴打母亲的男孩极可能成为恣意妄为的父亲和丈夫（希格尔，1992年：第170页）。
艾伯特。班杜拉的波波玩偶实验最为有名。艾伯特。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伊、行为的攻击模式如何形成？二、是什么促使人们的行为具有攻击性？三、是什么决定人们未来是否继续诉诸攻击性的行为模式？（伊万斯，1989年：第22页）在该实验中，他让儿童们目睹一位模特殴打一个塑料小丑，名叫波波玩偶。儿童们在那里观看一步录像，一位模特攻击性地殴打一个玩偶，“模特用棒槌敲他的头部，把它朝下猛摔，坐在它上面，反复地打它的鼻子，把它抛到空中，用球击打它……”（班杜拉，1973年：第72页）。看完录像后，儿童们被放在一间有好玩的玩具的房间里，但他们不能动玩具。记忆过程开始了，因此，儿童们变得愤怒和沮丧。然后，把这些儿童领到一间放着和录像中同样玩具的房间。动机状态产生了。班杜拉和许多其他研究人员发现88%的儿童模仿攻击行为。八个月后，40%的儿童重演波波玩偶实验中观察到的暴力行为。
观察学习也叫模仿或者建模。在此过程中，当个体观察和模仿他人学习行为时，进行学习。观察者在看到模特后的行为影响下，有四个过程，包括注意、记忆、原动力重演和动机（班杜拉，1973年：第24-28页）。
注意时观察学习的第一个成分。除非个人觉察和注意到了模特行为的显著特征，他们就不能通过观察学习到很多。比如，儿童们必须注意到攻击者在做什么、说什么，以重演模特的行为。（阿伦和桑托洛克，1993年：第139页）在波波玩偶实验中，儿童们看到了波波玩偶受到真实模特和电影化的模特的口头和身体虐待。
记忆是第二种成分。为了重演模特的行为，个人必须把信息编码成长期记忆。因此，信息将被再生。比如，对模特表演的简单的语言描述，被称为记忆（阿伦和桑托洛克，1993年：第139页）。记忆是帮助观察编码和再生信息的重要认知过程。在波波玩偶实验中，儿童们模仿他们在录像中看到的攻击行为。他们攻击性地殴打波波玩偶，因为这被编码和储存到了记忆中。
原动力重演是观察学习的另一个过程。观察者必须能够重演模特的行为。观察者必须学习，并具有模仿行为的能力。原动力重演的一个例子就是能学会滑雪或者骑自行车。一旦通过注意和记忆习得了行为，观察者必须有能力实行攻击行为。儿童有能力摔打玩偶。
观察学习的最后一个过程是动机或者强化。在此过程中，观察期望从模特的行为接受积极的强化。在波波玩偶实验中，儿童们看到成人因攻击行为而获得奖赏。因此，他们表演同样的行为以获得奖赏。比如，多数儿童看到电视中的暴力受到媒体的奖赏。历史上，银行抢劫犯都是英雄。许多人对邦尼和克赖德的死亡感到高度失望。当个人特别是儿童看到这类媒体时，他们会注意到，编码、再生、具有原动力能力，并表演模特的行为，因为积极的强化由媒体所决定。（布钦，鲍尔斯，克洛克，1991年：第201-202页）波波玩偶实验帮助班杜拉把“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经验仍影响他们的人格，使他们变成暴力成人”的观点理论化。
环境经验是儿童中间第二个影响暴力的社会学习的因素。艾伯特。班杜拉报告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区的个人比那些生活在第犯罪率地区的人们更有可能实施暴力行为（班杜拉，1976年：第207页）。这个假设类似于肖和麦凯的社会解组理论。他们相信处于文化冲突、堕落和缺乏足够社会组织中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巴托拉斯，1990年：第145页）。
艾伯特。班杜拉相信电视是行为建模的渊源。现在，电影和电视以图像形式展示暴力行为。暴力常被表述为可接受的行为，特别是从未被惩罚的英雄。由于攻击行为是许多影片的显著特征，高度接触媒体的儿童在模仿他们看到的攻击行为时，可能表现出相当高的敌意（柏克维茨，1962年：第247页）。比如，大卫。菲力普斯报告载重量级拳击锦标赛之后，杀人率会显著上升（克洛沃特和欧林，1960年）。许多死亡与电视暴力有关。比如，约翰。辛克雷在看了电影《的士司机》十五遍之后，就设法暗杀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电影《天生清白》中，一个女孩被其他四个女孩用瓶子给了。1974年，类似的不幸事件降临到一个加利福尼亚女孩身上。她的女孩们在法庭上公认她们在《天生清白》一片中看到了同样的情节。另外，罗纳德。沙莫拉野蛮地杀害了一位老妇人，并以精神错乱进行答辩。他的律师认为沙莫拉沉溺于电视暴力。结果，它不能区别真实与幻想。然而，因为陪审团不相信他的辩护而判他有罪（希格尔，1922年：第172页）。
当代视野
今天，许多社会学习理论家们提出犯罪是学习与犯罪有关的价值和攻击行为的产物。萨瑟兰发明了不同交际理论，认为个人在青春期从家庭成员和同伴习得犯罪行为（萨瑟兰，1939年：第25页）。阿克斯在《非行：社会学习观点》一书中认为个人通过自发反应条件习得攻击行为（阿克斯，1977年）。威廉。本森发现在儿童期看过量电视的青少年会变成成年犯罪人。他们实施犯罪，诸如和殴打，“比看电视暴力在平均量之下的男孩高49%”（森特沃尔，1993年：第70-71页）。班杜拉的理论也使公众和政治界人士到暴力引起儿童中的攻击行为。他在许多政治会议上讲解关于波波玩偶实验和电视对儿童的影响。一些政治家指出电视暴力引起攻击行为。克林顿总统实施了防治电视暴力的政策。
批评
社会学习理论主张个人特别是儿童，模仿或者复制他们亲眼观察到的他人、环境和大众传媒中的行为。生物学理论家认为谁学习理论完全否定了个体的生物状态。他们也认为社会学习理论否认了个体在遗传、大脑和学习上的差别（杰弗里，1985年：第238页）。比如，如果一个人看到绞刑或者暴力杀人，他/她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生物学理论家们认为反应应当是正常的，来自于自发的神经系统。在自发神经系统中，心律加快、血压升高、恶心和昏厥是反应的正常症状，个人在此特殊情况下表现不同。因此，症状和行为不是习得的，而是部分由继承而来。另外，社会学习理论否认经典的和自发作用的调节过程。个体学习的生物准备和从社会环境中处理论信息时大脑作用对学习理论至关重要，但是他们被社会学习理论所忽视。社会强化是基于有条件的刺激而对于无条件的刺激的关系的有条件的强化”（杰弗里，1985年：第239页）。
在波波玩偶实验中，批评认为儿童们受到操纵，以对包含攻击行为的电影做出反应。儿童们受到戏弄，因为他们不能接触玩具。许多批评认为所做的实验是不道德的，在伦理上是错误的，因为儿童们被培养成具有攻击性。“究竟有多少发现电视暴力和攻击行为之间联系的实验都具有道德问题？毫不奇怪，由于实验强加的方法，儿童留下了长期的印象”（沃思曼和洛夫图斯，第45页）。
许多人讨论电视暴力是否在儿童中引起攻击行为。许多研究指出电视并不导致攻击行为。比如，心理学家们发现一些卡通片的暴力行非常强，引起儿童描述攻击行为。但是，公众认为儿童把象埃尔默。法德射杀兔子这样的卡通篇看成是风趣和幽默。父母有责任告知孩子卡通片不是真是的。
费思巴赫和R. D.辛格认为电视实际上减少了儿童中攻击的数量（费思巴赫：1971年）。他们进行了一项为期六个星期的研究，内容是定期看电视暴力的男青少年和看非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项对比。六个星期后，费思巴赫和R. D.辛格发现看了非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比看了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更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研究现实，电视中的暴力允许观众和实施暴力行为的角色相联系”（费思巴赫和辛格，1971年：第247页）。在这样做的时候，观众通过联系能释放所有的暴力思想和感觉，引起他们比没有看暴力电视时更少攻击性。认为看电视暴力导致减少攻击行为的理论被称为精神发泄效应（格布纳，G.，格罗斯，L.，麦洛迪，W. H.，第40页）。
库克认为个人倾向于支持认为电视暴力引起攻击行为的理论，因为公众需要证明他们在他人中看到的攻击行为是正当的。他也认为电视是教育和积极角色塑造的形式。“如果电视中的暴力引起人们更具攻击性，那么电视中的好心的人物不会使公众对他人更客气吗”（库克，1993年，第119页）？因此，如果个人聚焦于积极的人物，电视会起预防作用。
尽管有这些批评，艾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在攻击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研究中仍有重要地位。为了控制攻击行为，他认为家庭成员和大众传媒应当为他们的孩子和大众提供积极的角色模型（班杜拉，1976年）。
参考文献
阿伦和桑托洛克，Allen，L.，& Santrock，J.（1993）。The Contexts of Behavior Psychology. Brown & Benchmark Press：Madison，WI.
阿克斯，Akers，R.，（1977）。Deviant Behavior：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Belmont Mass，Wadsworth：NY
班杜拉和沃尔特斯，Bandura，A.，& Walters，R.H.（1959）。Adolescent Aggression. Ronald Press：New York.
班杜拉，Bandura，A.（1962）。Social Learning through Imit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Lincoln，NE.
班杜拉，Bandura，A.（1975）。Social Learning & Personality Development：Holt，Rinehart & Winston，INC：NJ.
班杜拉，Bandura，A.，& Ribes-Inesta，Emilio.（1976）。Analysis of Delinquency and Aggress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New Jersey
Berowitz，L.（1962）。Aggression：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McGraw-Hill：San Francisco
布钦，Bootzin，R.，Bower，G.，Crocker，J.（1991）。Psychology Today. McGraw-Hill：New York
巴托洛斯，Bartollas，C.（1990）。Juvenile Delinquenc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New York
森特沃尔，Centerwall，Brandon S.（1993）。“Television and Violent Crime.”The Public Interest，New York
库克，Cooke，P.（1993），TV Causes Violence？Says Who？，The New York Times
伊万斯，Evans，R.I.（1989）。Albert Bandura：The Man and His Ideas——A Dialogue. New York：Praeger
费思巴赫，Feshbach，S.，& Singer，R.D.（1971）。Television and Aggression，Jossey-Bass，San Franisco
格布纳，Gerbner，G.，Gross，L.P.，Melody，W.H.（1982），Violence and Aggression，Television and Behavior：Ten Years of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Eighties：NJ
杰弗里，Jeffery，C.R.（1990）。Criminology：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Prentice Hall，NJ
米勒和多拉德，Miller & Dollard.（1941）。Social learning and Imitation. Yale Univer. Press：New Haven
希格尔，Seigel，L.，（1992）。Criminology. West Publishing Company：St. Paul，Minn
篇10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传统主义；理性资本主义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伦理”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伦理”？“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伦理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伦理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伦理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伦理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欲望、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伦理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伦理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伦理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伦理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裸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伦理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伦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中央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中央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伦理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精神。宗教伦理通过实践伦理或阶层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儒教伦理和近代西欧社会的伦理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伦理，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伦理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伦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伦理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王蓉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