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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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学说决裂。”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二、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作者：毕慧婷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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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研究；新途径；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H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1-01

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是一种定性的、阐释性的、以阅读体验为基础的研究（赵永刚 2011），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可能会受到研究者个人感受的影响。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在文本语料基础上进行语言研究的语料库语言学逐渐引起了文学研究者们的关注。这种量化的、描述性的且以概率为基础的语料统计分析，恰好能弥补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使文本的分析描述更系统、更可靠（赵永刚 2011）。

一、利用语料库进行文学分析的优势

Wikberg（1997）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是个案式的、动态的、从微观到宏观、意义和形式互动的定性分析；而运用语料库手段进行的语篇分析则是批量式的、静态的、从形式到意义、微观与宏观互动的量化研究。以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分析文学作品，可以做出具体的定性定量分析，使用语料库的方法可以轻松地统计出整个文本的字节数、形符数、类符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句长标准差、平均段落长以及段落长标准差等。这些具体的数值都为后续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是语料库角度的文学作品分析与传统文学分析方法最大的差别，也可是说是优势之一。然而，语料库语言学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赵永刚（2011）认为，首先需要满足的是语料库的工具不能对文本或者语料产生限制。其次，不符合语法规则的文本不会影响文本分析。最后，使用语料库的研究过程不应该需要大量的人工检查。

自语料库语言学被研究者们用于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后，其研究重点也发生过转变。李晋（2010）指出，“该领域的最初研究以归纳验证文学文本的语言特征为主，而后期逐步转向对文本‘意义’的探析……可见语料库开始被用来对比研究不同文类的文体差异，以更好地归纳文学文本的特征。”

二、从语料库入手的外国文学实证研究

张海云、谢群芳（2010）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越南著名的中篇小说《志飘》进行了检索分析，从文本特征、故事情节和写作特色等角度对此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他们首先使用了Wordsmith Tools软件中的词表（wordlist）功能对文本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接着又使用了主题词（key word）和词图（Plot）功能对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又根据索引（Concordance）对这部作品的写作特色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传统文学批评中只注重概念演绎或者生搬某种文学理论进行穿凿附会的弊端”（张海云、谢群芳 2010）。

刘娟（2013）同样使用了语料库工具，从语料库文体学的视角探讨了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伊芙琳》一文的主角伊芙琳的精神逃亡。她借助语料库工具对文本的主题词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能对伊芙琳的心理活动进行一个更为客观的描述，探讨她在选择逃亡时的心路历程。这样的研究方式，避免了因文学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而产生的自发性和循环论证的弊端，通过更为可观的定性、定量分析，呈现出作品凝重而深刻的西方道德伦理观。

与之前研究不同的是，任艳、陈建生、丁峻（2013）的研究并不是以某一部文学作品为对象，而是针对英国哥特式小说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类小说在词丛方面的文体学特征，并据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他们认为，传统文学批评通常是基于评论者的直觉，通过逻辑思辨得来结论；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可以提取客观数据，运用语料库文体学的方法和手段，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更进一步拓展文学批评的准且行以及客观性（任艳、陈建生、丁峻 2013）。同时，这种摒弃某一单独作品或者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而将某类型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文学文体学研究方向。

三、结语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将语料库工具运用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似乎已经成为了必然结果。只要能够充分掌握语料库工具的使用方法，正确认识到语料库研究方法的优劣之处，扬长补短，必定能够得到一种更为完善、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方法，从而达到拓宽和深化文学研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Wikberg K.O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style using the techniques of corpus linguistics[J]. Language and computers，1997，（20）： 311-330.

[2]李x.语料库语言学视野中的外国文学研究[J].外国语，2010，33（2）：82-89.

[3]刘娟，道德与情感的交融――从语料库文体学视角探讨伊芙琳的精神逃亡[J].外国语文，2013，29（4）：48-52.

[4]任艳，陈建生，丁峻.英国哥特式小说中的词丛――基于语料库文学文体学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6（5）：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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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在他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新时代文学研究危机的担忧。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状况，米勒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J·希利斯·米勒在这篇文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是在电信通讯高度发达的现在，传统的印刷媒介渐趋衰落，与之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途径及其效果的变化。综观米勒对文学生存之难的表述，可以归纳出一下几点：一是电信通讯的产生和飞速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二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三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消解了文学、哲学、精神分析、情书等的意义；四是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文学同艺术一样，只属于过去。而他的对应方法就是利用电子媒体的可塑性，服务于政治，重塑意识形态；而对于文学之难，他却悲观到连解决的方案都没有提出，只是说对于尚存的文学遗脉，要“研究”，要“现在”研究。

不过，笔者却认为，米勒的观点，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从第一点问题电信通讯的产生和发展对传统纸媒造成了巨大冲击说起。的确，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一个电气化的时代来临，电逐渐取代蒸汽、煤等动力，而在全球范围内独行天下，电的使用使人类的生产史发生了一次伟大的飞越，它带来的是飞速运转的马达、齿轮和机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继而电子化又推广到印刷、传播行业，以往单一并且传播速度不够快，但是传播范围已经比较广的纸媒很快受到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因为电子传播的超快时效性、超广范围和超越纸媒视觉交流的单一而生成的多媒体技术，这些强大的功能和强大的覆盖能力都使纸媒难以望其项背。人类用以记录的载体都是为了服务于需要记录的精神思想实质，所以人类在发觉语言难以完全准确地记录、广泛迅速地传播时创造了文字，当人类发现文字的记录功能如果只局限在贝壳、龟甲、岩石、树叶上而不能得到更方便快捷有效的传播时人类便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纸的轻便利于运输存储、廉价利于推广、印刷术较于版刻石雕的快捷可复制性，使纸媒不但大大增强了意义的保存和传播，而且在纸媒的历史上，多如星河璀璨如星河的人类珍贵文化财产被保留，这也就是米勒说的诸如文学、哲学、精神分析的经典被印刷品制作并且流传的现象。印刷品对这些珍贵的人类文化财产的保存和传播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米勒却在新型的电子传媒面前板起面孔，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但是，笔者却觉得，没有必要对新生的电子媒介抱有如此大的畏惧感和反对感。

米勒的第二论点就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极大地左右了受众的意识形态，并且超越了政治的控制。米勒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电讯通讯果真如洪水猛兽一样入侵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更重要的是，电子媒介可以给人们制造出一种现实的幻境。当人们被包围在电子媒介的身影之中时，人们如同全面补充营养一样，维生素A、B、C、D，钙铁锌，各种讯息飞速地传播到人们的视野里，可怕的是，这些讯息都是在电子媒介进行了一种“无意识”的筛选、净化处理之后得到的，就像看似全面的人体所需营养，但是都经过药厂加工处理，失去了从天然果蔬摄取的本真，很可能在人体内产生异化。而电子媒介的这种过滤加工，就是米勒所忧虑的给受众一个虚幻的真实。当电子媒体铺天盖地地宣传强调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现象、一种模式之后，受众会自动地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即是如此一种，于是会改变自己之前的本来丰富多样的意识而去跟随媒体出示的模范，这就是一种米勒所担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他站在政治统治的立场上看，认为这种现状对政治的控制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说电信通讯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超越了政治的能力。

米勒的第三个论点就是电信通讯的发展消解了文学、哲学、精神分析、情书等的意义。这点的确是值得集中关注的问题。电子通讯的快速、方便、广泛、互动是它的优势，同时又是它的劣势。米勒在文中强调电子媒介使一切都变成讯息，电子媒介的运作就是所有这些信息的制作、存储、发送和检索。他举了个例子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网络上可以搜得到，但是，其他很多文学作品却被遗忘在书本里随着印刷品的失落而失落。不过，我却觉得这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反驳他的例子。而米勒说的那些他没有在网络上找到的著作，正如他所说，还是属于“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我们不否认在网络上是有大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找不到的状况，但是，我们肯定电子媒介的合理性的同时却绝对没有否认印刷品存在的合理性。网络毕竟不是万国图书博物馆，它没有可能也没有义务要存储世界上所有的优秀文学财产，被网络等电子媒介遗漏了的重要讯息，当然可以去从印刷品——书籍中找到归宿。这就是电子媒介和印刷品应该同时存在的有力例证。因为，人类并没有发展到可以完全用电子媒介代替印刷品的程度，也不用退化到完全用印刷品而摒弃电子媒介的程度，套用一句俗语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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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罗马社会的消费奢华之风有详尽描述的是历史学家李维，他笔下一位元老的府邸餐桌上所呈现的珍馐美味就是古罗马上层社会尽情享乐和挥霍无度的一个缩影:有来自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海湾的贝壳牡蛎，小亚细亚的松鸡和各种鱼类，直布罗陀海峡的兔肉，北非的鸵鸟肉，北欧的猪肉，西班牙的橡果，黑海之滨的坚果，埃及的蜜枣，南俄罗斯的蜂蜜，叙利亚的无花果，希腊契奥斯岛和萨摩斯岛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红葡萄酒，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4](P73)而到了60年后的塞内加所生活的时代，这种炫耀式消费已达到了顶峰，仅从当时的建筑物上即可管窥一斑:大理石材、花格平顶、玻璃门窗、装饰地板和墙内安装的暖气管道，等等。[5](P235)室内如此，户外亦然。放眼原野，无处不呈现出自然遭受破坏的景象:任意改道的河流、随意堆挖的河岸、追求直线美的田野划分、肆意抢占的大庄园，等等。[6](P124)对此，在致友人———古罗马著名骑士卢基利乌斯的第90封书信中，塞内加对当时流行的这种消费文明病给予了深刻的批评。在他看来，技术进步并没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进一步的贪婪和奢欲，因为技术失去了道德伦理约束。结果，到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楼舍和拥挤不堪的城市景象”，“还有那些人工修建的养鱼池和喷水池以及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幸福，而是纯粹的贪图享乐和挥霍无度”[7](P57)他进一步说:“相信我吧，真正的幸福是在建筑和石膏花饰还没诞生的那个年代!”[7](P58)“在简易的茅舍里，人们可以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当他置身于大理石中和金银华堂之下时，他已变成了俯首帖耳的奴隶囚徒。”[7](P58)所以，人如果完全靠技术来获取幸福，而没有道德伦理对技术加以约束，其结果只能是为技术所主宰，成为技术的囚徒和奴仆。正如他在总结技术滥用与人类无止境的奢欲之间的关系时所认为的那样:“正是由于我们背离了自然，这种享乐挥霍的乖戾之心才日益陡增，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恣肆作祟，借助于自身的发明才智，人类心中又进一步燃起了欲望之火，乃至于自己最后深陷泥淖，不能自拔。”[7](P59)人的这种贪欲从何而来?或者说，造成这种畸形扭曲的消费行为表现何在?塞内加对此探究了它的根源。他认为:从前的人类社会没有贫穷贵贱之分，但当某一天社会财富相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变得稀少短缺，原来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开始遭到私欲的冲击挑战时，人们就会偷偷将财物藏于腋下，变为自己的财产，从此，人类开始和自然中的一切有了异化之分，并逐渐和它们形成了诸多抵牾、对峙与冲突。正是这种贪欲使人变得贫穷，他们看上去攫取了许多，但最后却失去了一切。受这一思想的启发，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进一步肯定和支持了这种观点:“从早先人类开始将某块田产围上篱笆圈为自家财产的那一刻起，人类纯洁自然的、天堂般的生活也从此走到了尽头，原本和谐相处的财产共同体也从此分崩离析，不复存在。”[8](P41)所以，对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毁坏了早先人类的幸福，这种错误愈演愈烈，对后世产生了消极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的消费伦理也因此成了“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的代名词。同时，在塞内加看来，人之所以有贪婪之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自身某种智慧的缺失。具体地说，就是身处原始自然状态下的人类虽然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却存在某些缺陷。这种行为是由于他们对自然的懵懂无知所造成的，特别是这种行为，因为不能通过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变得高尚且合乎规范，因此也就导致了自身精神与自然的背离，这样，人类在自然面前往往就表现得行为怪异，荒诞不经，有失自身的体面和尊严。所以，只有学会放弃、明白舍与得的关系，人在自然面前才不会有任何负罪感，才能真正变成一个具有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的人，正如塞内加所说的:“做人的艺术在于，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7](P59)要想使自身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那就要消除贪欲，采取一种“节制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尊重自然，反对掠夺性开采和杀戮，节约资源，使大自然有足够的再生能力，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之源。[7](P61)

应按时序节律行事

为了尽可能延长生命，并为社会多作贡献，使自身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就必须促成“最大限度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这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终极性规范，它意味着人类自身与自然的“普遍共生”或“(大)自我的实现”，“让共生现象最大化”。[9](P25－26)深层次生态学的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塞内加遵循节律、顺时而动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启发。在《致卢基利乌斯》的第122封道德伦理书信中，塞内加认为:谁不按时序节律行事，谁最终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他就有些人颠倒白天黑夜逆时行事的行为给予了批评:“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喜欢颠倒昼夜，将该干的事翻个个儿，每当夜幕降临时，他们还一个劲地回味着自己白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可到了晚上，白天该干的事仍没干，甚至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7](P61)“这些人可不就跟行尸走肉一般。”“也许你会发问，如何会产生这种精神上的颠倒错乱现象，白天无精打采，而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黑夜?所有这些错误举止本身就和自然对立，它完全游离于原本自然的且必须遵守的法则之外，这就是他们享乐挥霍的最终目标，在颠倒迷乱中寻欢作乐。这样的结果最终会偏离正确的人生目标，甚至越偏越远，直至走到事物的对立面而无法回头。”[7](P62)在塞内加看来，这种时间消费观不但带来了人生精力的无谓消耗，同时也造成了身体机能的紊乱，因为这种对时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往往会造成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极大透支，从而直接影响人的寿命，甚至导致突然死亡。所以，在他看来，不分时间的尽情享乐是不值得提倡的。尽管古罗马科技发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和今天相比，仍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人在自然面前的无限渺小使塞内加看到了顺应天时的重要性，他认为:人要做到不心为物役，就应该遵循时序法则，这样才会健康幸福，延年永祚。然而，享乐和挥霍往往导致了人精神上的疯狂与错乱:有些人想方设法要让玫瑰在隆冬时节含苞怒放，这就是违背时序节律的典型表现，还有的人希望在屋顶城楼上种植果树，甚至营造森林，这岂不又是违反了自然地理空间的法则?[7](P62)更为有趣的是，倘若塞内加看到人类今天许多不合时宜、不因地制宜、违背生态伦理的做法，也一定会发出“这一切只不过是满足人类自己享乐挥霍的目的”的慨叹———大气温室效应、地球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战争饥馑、疾病蔓延等，这些无不和人类违背天时以满足自己的私心私欲有关。其结果，不但破坏了周围环境，阻碍了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信息和能量的正常交换，也会损伤身体，戕害灵魂，这完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生存病态”行为。[7](P61)如何规范人的道德伦理，让人走上顺应天时的自然之路?对此，塞内加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顺着自然所引领的道路前行，绝不能偏离方向，误入歧途。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一切都会变得轻松自如。如果和自然抵抗对立，那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情形，就如同逆水行舟，寸步难行，甚至最后船毁人亡。”[7](P66)所以，一切顺其自然就是尊重自然的最好表现，也是按照自然规范提升自我修养并获得幸福生活的保证。只有如此，“才会得到一种持久的心灵安宁，一种自由，不为任何刺激和恐惧所动”[10](P190)。心灵澄澈，克制私欲，这样就能充分展现人的生态智慧，使自己在自然万物中和其他生物系统一起协同进化，和谐共生，最后在自然中实现“共生现象”的最大化。

摒弃贪欲、崇尚节俭是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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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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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向在颠覆传统的空间理论方面，并不是对其进行全面的否定，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改造，在空间的转向理念中，空间和时间在世界中融为一体，共同存在，将时间、空间和存在连成一个整体，而在这一个整体中，空间和时间都并非是静止的，它们是不断在变化的。导致我们无法看见事物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并且对于当今时代的剖析，无论是从理论、政治或者是实践的角度，揭示空间的神秘的力量都是其关键所在。空间转向趋势理念中，经济、政治、阶级、文化、民族等各种力量集中在空间这种异质性的场所进行较量，而将这种存在于异质性空间中的各种力量的较量发掘出来则是当代的西方的空间理论的最终目的，进而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在当代，空间成为了批判得以实现的新型的平台。

二、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

第一，文学与外部世界在传统的理论中的关系在空间转向理论中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在传统理论中文学是作为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出现的，无论是哪一种叙述，都或多或少跟别的叙述空间产生联系，另外在传统理论中文学空间就是对某一固定空间中的时间进行相应的演绎，给人们的观念就是文学文本除了投身到空间没有其它选择，虽然在文学空间实际上就是从现实空间出来的，但是就文学本身来说，它就是构成社会现实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消费者的社会，就像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它跟传统的消费根本区别在于，传统的消费主要是以“物”为中心而进行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主要是一种“符号体系”或“影像”的消费，因此詹姆逊就将这种消费社会当成信息饱和的社会，也就是在该消费社会中虽然没有存在着真正的大自然，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信息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状态，因此他就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网络当做成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学。由此可以看出，现实空间跟文学空间经常会出现混杂的现象，这就使得某一种符号空间在该种信息化环境下还能不能以一种文学审美文本来对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看”者的眼光和态度来决定的，另一方面现实空间和文学空间之间的混杂现象，也使得人们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不断朝着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

第二，就拿文学文本空间以及文学空间的生产这两者来说，在传统理论中，它更重视对文学作品是怎样产生主导力量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在对文学文本空间内部的是否和谐进行重视。然而，当前的空间理论确实这样认为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elrreBoudrelu’又译为皮埃尔布迪厄)所谓的“文学场”(hteraryfield)就是文学本身，而文学空间的生产本身也会构成相应的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跟传统理论上的“环境”、“背景”相比，现代空间(场）有着很大的却别，当前的空间(场）主要是政治与文学、管理与被管理、先锋与保守等各种各样权力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体系，从而就会直接导致文学的文本空间不能以一个有机整体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在阅读、解释以及研究方面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学文本空间由于自身原因所形成的一些异质性所导致的；而文学文本空间本身的异质性在另一方面，也使文学阅读和解释具有更多的重复性，所以现代的文学生产、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这三者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互文性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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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认知文学研究；神经科学

0 引言

认知文学研究的最佳定义由Alan Richardson在2004年提出，他指出，“认知”是一个广义的术语，指的是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这种过程使得行为可以被理解。由于种类繁多的学科研究都涉及心理过程，所以认知学科也是一个广泛的总称，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有些像“女权主义研究”或“文化研究”，不是由共享的范式和研究方法统一起来的连贯的学科。所以，认知文学研究的定义不应该聚焦于学科领域的边界、目标或方法，而在于它的动态的、关联的本质。理查森认为这是文学批评家和认知理论家都极为关心的工作，因此能够互相借鉴，跨越差异。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样的对话的、分散的观点已经形成文学研究的认知方法。一方面，认知文学学者积极寻求专业的领域来进行对话，如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认知文学讨论组成员已经从1999年成立之初的250人增加到2009年的700人，到2013年已增至2000人。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类似于拼图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去消除其目标和理论方法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不管人类的思想和大脑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所在，以及我们还有多少未知，我们所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去寻找关于认知和文学的宏大的统一的理论基础。

正是在这种文学的认知研究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应运而生。该书是对认知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展示，也是对本领域发展方向的指引。其中收录了神经、认知、文学、生物等多领域内著名学者，如丽莎・詹赛恩、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Patrick Colm Hogan）、莫妮卡・弗鲁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等的最新研究动态，展现出前沿性、全面性和权威性三大特点。下面我们集中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期对未来研究有所启示。

1 《指南》内容概述

第二章题为The Biology of Failure，the Forms of Rage，and the Equity of Revenge，作者Ellen Spolsky提出，读者的阅读期待除了欣赏熟悉内容的定向期待之外，还包括求新求异的创新期待。现代艺术心理学认为，观众在将看到一部作品时，出于意识深层的探索内驱力，孕育着一种审美期待，期待看到新的东西。而司空见惯的老套旧式，对于审美器官来说，仅仅是一种重复性的单调刺激，不仅不能引起欣赏者的兴趣和注意，反而使他们心灰意懒，疲乏生厌。如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讲到：“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1987）荒诞作品造成观众无法忽略也无法解释的认知混乱。荒诞作品可以直面惯习和社会稳定方面的偏见，可以刺激新观念的产生。荒诞复仇剧在上演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其富含想象力的形式给艺术家（剧作家）、演员和观众的身体渗入促成社会变革的刺激物。尽管观众习得的知识会构成阻碍，告诉他们这只是一出戏，但是面对各种紊乱，观众仍然会有反应。

从生物学视角看，新陈代谢过程与认知过程一样，遵循动态平衡原则：生物体之间运用紊乱状态找到各自所需的组成部分。从神经科学视角看，打破习惯结构或者内嵌结构，形成新的结构是体验性抽象过程。从心理学视角看，人类可以感知不平衡，感知不平衡状态唤起的焦虑。这种感知能力正是人类对不公行为的普遍反映的来源。

第六章Rhetorical Theory，Cognitive Theory，and Morrison’s Recitatif的作者费伦是芝加哥学派（新亚里斯多德学派）的第三代代表。面对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各不往来的情况，费伦借用Lisa Zunshine的元表征分析法和Alan Palmer的社会思维（social mind）的研究以及其本人对叙事进程的研究法分析Toni Morrison的短篇小说《宣叙》（Recitatif），旨在将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结合起来 。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相同点是，首先，两者都认为叙事是作者和读者之间有目的的交流。当代其他的叙事研究理论都侧重文本历史和意识形态，而修辞叙事学更为注重作者-读者交流，认知研究则关注交流中的心智问题（经常通过读解人物的心智），这样，两者有共同之处。

认知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费伦认为：叙事阅读是一个多层次的活动，涉及读者的知识、情感、意识形态和伦理等方面。他借用拉比诺维奇（Peter Rabinowitz）的相关理论，将读者分为“作者的读者”“叙事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三个阅读位置。读者不同，其位置与叙事的交流方式也不同。第二个相似点是叙事学的重要任务是对于作者-读者交流背后的一般条件和机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而认知研究也在作出同样的努力。总体而言，两种研究路向都致力于将我们作为作者或者读者所形成的默契（tacit understanding）转换为清晰的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会丰富我们的创作经历或者阅读经历。两者共同的研究模式是：这两种方法都想要论证具体的叙事文本是如何有效利用那些一般条件与机制的，并且恰当地显示这种利用是如何帮助我们修正此前对那些条件与机制的理解。

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区别是修辞叙事理论主要考察叙事中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多层交流关系，认知叙事理论则试图揭示读者对叙事的认知理解过程。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都注重研究叙事的阅读过程，但前者强调的是读者对叙事的阐释和反应，后者强调的是读者理解叙事的认知过程。也就是说，修辞叙事主要研究叙事结果产生的具体意义，后者主要研究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产生的认知基础。二者在研究模式和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作为诗学体系，认知叙事学可以为修辞叙事学在考察叙事中的各种修辞关系时提供有用的范畴。

因此作者引入元表征分析法，旨在将修辞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结合起来。人类可以将某些表征内容重新表征出来，比如把他人讲的话语、从电视上看到的新闻或者从书本中获得的知识用语言重新表达出来，这种能力就是元表征能力。Lisa Zunshine认为，元表征是随时关注信息来源的认知能力。（认知视角）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与“从行动中构建人物思维”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这类研究成为“思维阅读”（mind reading）或者“思维理论”。Lisa Zunshine认为，思维理论是文学存在的关键所在，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过程似乎根植于我们能够赋予语言建构的人物以各种思想、情感、欲望的潜力，并且能够寻找线索去猜测人物的内心、预测他们的行动。费伦认为，文本背后有一种心智/思维，阅读的过程就是解读这种心智/思维的过程。小说中人物思维或者意识一直都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方面。A Palmer认为，明确叙述出来的人物意识仅仅是人物意识的冰山一角，读者如何在叙事文本世界中构建统一的人物意识更值得研究。Palmer强调读者从人物行动背后去理解其思维。虚构小说的实质就是表现虚构心理机制，从而将小说研究的重心引向人物思维研究（认知、情感、性情感觉、信仰等）。

第二十六章“文学文本中的波动――被忽略的时间维度”（Fluctuations in Literary Reading――The Neglected Dimension of Time）探讨了心理能力的局限与波动在文学研究中被人忽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固执地遵循理想读者这一概念。本章首先定义了资源加工（processing resources），“资源加工”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很平常，而在文学研究中则不多见，接着提出一个模式，分析阅读中资源如何受控。然后运用该模式分析文本，分析两个不同文本怎样发生变化和为什么发生变化。

在许多研究中，阅读一直被描述为似乎存在着一种分析文本的无限能力（an unlimited capacity），学者们经常预设一种绝不出错的感知、记忆和推测机制，运用于整个阅读过程中。事实上在阅读中，读者的心智活动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由于阅读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这就意味着任何关于文学阅读的解释都必须考虑在阅读过程中理解和阐释多种要素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认知心理学早已证明，心理能力有明显的局限性。

心理能力的局限与波动在文学研究中被人忽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固执地遵循理想读者这一概念。伊赛尔提出阅读的动态属性，对伊塞尔而言，文本解读过程随阅读过程的变化而变化，理解当前主题需用到任何潜在信息。但是，伊塞的观点有局限性，因为没有考虑到心理能量有限这一关键点。按照他的逻辑，阅读过程中读者似乎能够充分地加工，在记忆里保存，并且随意检索（retrieve at will）为任何特定主题准备的信息。他的加工模式暗示：阅读过程一完成，读者就拥有了作品多重主题涵盖的所有文本信息。基于几十年的话语加工过程研究和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伊塞尔的假设不正确。阅读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施予文本的有限心理资源必须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配。

心理资源包括记忆、注意、感知和推测的能力，它们可以灵活地投向心理加工的不同方面。因此，在文学阅读以及其他文本的阅读中，把资源分配给阅读的不同方面，这一策略对理解文学处理是关键性的。读者处理文本的不同方面的能力，会随着有限资源的分配而变化，比如，资源可能分配给词语的视觉的、音位的或语义的不同方面。由于心智能量有限，这就要求读者恰当分配心理资源，也就是进行阅读处理的“处理资源”（processing resources）。资源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意识机制，是对读者当下目标与情境作出的反应。尽管分配有可能受到意图的左右，但是很多情况下有意识的内省活动在资源分配中并不存在。加工的资源尽管总量有限，但是不是要求恒常不变。Kahneman对资源分配的研究认为，资源的数量可随刺激（arousal）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任务重要，刺激则强；读者睡眠不好，资源很可能低；情感对刺激构成影响，也必然作用于资源。Mind wandering，虽然读者在阅读文本，但是无法把信息整合为故事世界中的连贯事件。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对不同层次的文本加工进行的资源分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有多个研究探讨此话题，比如van den Broek的landscape model，虽然捕捉到了资源分配的时间维度，但是基于文本结构分析，没有考虑不同读者的显著点、吸引点，也忽略了不同读者的优先考虑因素和策略不同这些因素。无法解释文本与各种读者和情境变量（situational variables）的互动。相比之下，我们的框架把读者知识、读者兴趣、阅读目标以及阅读环境这些变化综合了起来。我们可以归纳出运用资源配置概念的三个结论：一是文学阅读不可能完整和有效（理想读者层面的有效）；二是阅读的不同层面竞争有限的资源；三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文本功能、个体读者在知识、心智能力、情感强弱的变化而变化。

2 结语

该书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如下：应重视文学作品的形式研究。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逊（Roman Jacobson）认为文学研究的目标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特定的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在俄国形式主义看来，文学研究的焦点是科学语言、日常语言所不具备的特殊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表达方式，正是这些非常规的方式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王东风指出，变异就是言语表达陌生化的体现，也是文学文本中文学性的所在。本雅明认为，文学的根本特质不是陈述事实或传递信息，因此仅仅传递了原文信息的翻译只是实现了传递的功能，是糟糕翻译的标志。在认知诗学看来，阅读文学作品时最高级的体验就是从阅读中获得前景效果。文学发展、变化的核心在于经常创造出新的前景效果。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前景，就没有文学性的存在，文学作品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偏离与变异不是文学作品竭力避免的手法，而正是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志之一。只注重意义的传递，随便抛弃看似奇怪的表达方式或者语义内容，必定抹杀原文的文学性和审美特性，使得原本风光无限好的审美之旅变得枯燥乏味。

参考文献：

[1] Bachelard，Gaston . Le Materialisme Rationel[M] .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2.

[2] Berger，Harry Jr . The Allegorical Temper：Vision and Reality in Book II of Spenser’s “Faerie Queene.”[M]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3] Zunshine，Lisa ed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M] . Oxford：Oxford UP，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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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文学 华文文学 全球化

1.引言

不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创作、传播和鉴赏都是以一定的媒介为依托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区分，在电子技术获得广泛应用之后又出现了文学的新品种――电子文学（如广播剧脚本、电视剧脚本等）。如今，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网络文学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及相关网络商的活动，从一开始就随网络的互联而拓展。随着Internet的建立，网上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种共享的便利程度是传统的印刷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网络文学是相互关联、彼此呼应的。如《新语丝》正在朝成为国际网站的方向发展，其读者有1/3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阿瑟、亦歌，北京的老猫、洪亮，上海的一华，天津的Sunny，长沙的Dove，哈尔滨的叶振宪等都对它的建设颇有贡献。2000年初，都会报（CityMedia）与热巢网（CityHot）共同主办“当代华人极短篇大展暨线上征文比赛”，通过自身和网络同学会共三个网站同时展出台湾、大陆和香港的作品，并进行征文比赛，相关网址为省略。时至今日，赛伯空间虽然还没有可以和屈子、李杜、鲁迅等文化巨人比肩的大师，但已是新秀迭出、“星光灿烂”。这些人甚至以其成就吸引了精明的书商，通过网络文学的印刷版将自己的光辉投射到赛伯空间之外。反向的运动是传统华文作家纷纷上网，借助于网络的国际互联使自己拥有“世界性”。上述双向运动同样发生在评论界，其结果是横跨现实空间与赛伯空间的华文文学世界的形成。

2.网络华文文学发展的平台

若想让网络成为文学新家园，不仅文学主体要上网，而且文学对象也要上网。文学对象上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其一，描写对象上网，或者说，文学主体在网上可以找到创作素材。其二，奉献对象上网，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可以指望自己的作品在网上找到受众、觅得知音。其三，师法对象上网，亦即形成一支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创作队伍，并有可供学习的范作、可供遵循的惯例。因此，文学在网络上的繁荣有赖于网民队伍的扩大。可喜的是，网民增长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时至今日，网络化的华文文学已经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比起传统文学的读者来，他们更富有参与精神，更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更不甘于为现实世界所束缚。“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难以形容他们在网上漫游的速度，“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无法概括他们的冲浪精神。正是这些读者以旺盛的需求呼唤着文学创作的推陈出新，并且为这种推陈出新提供强大的预备队。当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网民读者与传统读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由于传统作品“上网”和网络文学“下网”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正在缩小。

网络文学是以网络作为平台而发展起来的。它的繁荣离不开网络商的支持。近年来，网络商与文学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文学站点亦有不少向商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在海外，《花招》成了公司，兼顾服饰、饮食、保健、理财、美容、旅游；在国内，喻汉文将“黄金书屋”（省略，曾被评为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个人主页之一）卖给了门户网站多米来。在文学网站成长过程中，文学与商机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关系到网络华文文学的命运。1996年底，《新语丝》面临着被商业公司“亚美网络”吞并的危险。这种外部威胁导致了内部分裂：《新语丝》的创办人方舟子毅然决然地在纽约正式将它注册成非赢利机构，另一些人却因此退出《新语丝》，去为亚美网络办《国风》。自那时以来，方舟子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有效地避免了商业网站“烧钱”的通病。目前，该网站有两个镜像站点（国际版省略，国内版省略），其点击数合计约40万，在海外中文网站里名列前茅。由于访问量大，带来的广告收入完全可维持运行费用。上述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3.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谈论“网络文学”，而是着眼于“网络华文文学”的话，可以从所使用的语言、所认同的传统、所形成的观念三方面把握其特色。

（1）跨语言参照：工具与目标。

促使《华夏文摘》、《郁金香》等杂志的编委及其作者群在谋生之余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电子文学领域的动力，与其说是身居异邦的怀旧心理，还不如说是难以消释的文化情结，即对于华文或汉语的认同。对于这些人来说，外语用得再熟练也毕竟是“外”语，只有汉语才是母语，它不仅构筑了他们的文化家园，而且决定了他们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导致网上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其影响逐步扩大到整个汉语文化圈。作为华文文学写作手段的汉语，在网络化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成为有别于传统口语和书面语的电子语。这种电子语也许是口语化的书面语（像在众多文学网站上经常可以见到的那样），也许是书面化的口头语（主要见于字符界面的聊天室），自然也可能是比较纯粹的书面语（最常用于将印刷媒体上的文学作品搬上网），或者是货真价实的口头语（利用音频流技术进行实时传递）。与此相应，我们可以区分出网上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口语化书面文学、书面化口语文学。姑且不谈实时聊天是否正在创造一种崭新的口头文学，也不论接龙写作是否正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复兴集体创作的古老传统，令人欣慰的是，汉语（尤其是有简、繁体之分的汉字）网上传输这一瓶颈一旦被突破，超越媒体、跨越平台的华文文学世界便将呈现出勃勃生机。

（2）跨义法参照：怀旧与思新。

在1996年7月多伦多“电脑网络与中国文化”会议上，方舟子将网络文学称为“流放文学”，认为其特点是“怀旧”和“描写文化冲突”。就海外留学生的作品而言，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作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边缘人”，他们游移于母国文化和父国文化之间，对二者都有所认同，但也都难以完全认同。他们目睹父国之长而叹母国之短，有感父国之短而思母国之长。这构成了网络华文文学的早期特色。在《新语丝》发刊辞中，方舟子（2000）写道：“我们相信，这张网伸到汉字的发源地，让亲人们听到我们的心声的日子不会太远。”果然，没几年工夫，互联网便连到了中国，《新语丝》也成了第一份回归祖国的中文网络刊物。中国本土所兴起的网络文学，与其说是“怀旧”，还不如说是“思新”，浸着对“另类生存”的追求与渴望。世界各民族不仅有不同的语言，而且有不同的义法（包括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由此形成了迥然有别的文化。网络促进了跨文化接触的频繁化。这一点对于网络华文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倾向相当重要。中国本土的“网络”，或许是由于经常上网的缘故，不仅对于世界各地的风云变幻更加洞若观火，而且更多地接受了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更常追踪（甚至追逐）时尚。中国的现实世界还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奋斗时，赛伯空间却已弥漫着某种后现代情调，这不能不对网络文学的基调有所影响。当然，正如笨狸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不是网络文化的主流，网络上连具有反叛精神的真正黑客，其目的也不是摧毁不是解构，而是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是一种以重构为诉求的积极性的技术嘲弄。”（2000：39）网络华文文学所追求的“新”，同样应是一种积极的建设。

（3）跨行业参照：父根与母根。

对于网络文学的定义，国内已经有所探讨。李寻欢认为网络文学不是“写网络的文学”，也不等同于“网络上的文学”，准确定义应该是“网人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人阅读的文学”。网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其真正意义就是使文学重回民间。有网友反对李寻欢将网络文学的基点看成网络的“父根意识”，主张“母根意识”（即文学意识）。他运用归谬法来反驳李寻欢的定义，举出的例子是：当年“楚辞是楚人在竹简上发表的供楚人阅读的作品”，而1000年以后，唐宋时期的人读写在纸上的楚辞时，它还算不算文学呢？至如今，我们在电脑上读楚辞，它是不是也算文学呢？有鉴于此，他认为网络文学主要是个应用上的现象描述而非学术上的现象描述，它的概念内涵及外延将由事实来归纳给予而不是由演绎来强行定义，这就势必使它的定义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它的使用。

上述不同角度的考察表明：英语与汉语、中华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科技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参照，对形成网络华文文学的特色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参照并非网络时代所特有，但是网络本身加速了参照的进程，强化了参照的力度，并且提高了参照的价值。必须看到：网络化正在促进华文文学形态由文本向超文本的转变。对于超文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文本单位，而是它们之间的链接。正是这种链接将《新语丝》导向《枫华园》，将《花招》导向《橄榄树》。它在显露所谓互文性的同时，为世界范围内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明。

4.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

现阶段网络华文文学的处境，是在精英与大众、网内与网外、中国与世界等关系中显现出来的。网络文学的倡导者肯定它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而网络文学的非议者则对此加以质疑。其实，网络应用普及的真正意义，在于对“精英”与“大众”的传统划分的挑战。与此相应，网络文学兴起的真正价值，也在于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划分的挑战。如果上述两种划分至今多少还有点意义的话，那么，由于划分而形成的矛盾两极事实上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动中。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人类知识更新明显加快，原先的计算机高手只要短时间不学习、钻研新技术就可能落伍，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包括文艺在内的其它领域，知识更新同样逐渐成为对于“精英”们的严峻要求。相比之下，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大众转化为精英的门槛相当高的话（封建时代举子们可能科场屡败而终身无成），信息时代为人们自学成才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促进了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与此相适应，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事实上，在世界各国，网民几乎都构成了整个人口中平均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理当追求较高雅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网络应用正在迅速普及，随着信息家电的开发，上网正成为一种普通生活技能，这又孕育着使网络文化朝通俗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定高雅文化体现的是社会精英的追求、通俗文化体现的则是大众所秉承的观念的话，那么，精英与大众之界限的模糊化、动态化必然影响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野，使二者的划分变动不居。其实，“精英”抑或“大众”，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选择。消解二者的区分，并不是“数字化生存”的目标，“个性化”才体现其精髓。

5.结语

从“世界华文文学”到“华文文学世界”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华文文学内部，而且存在于华文文学与其它语种的文学之间。面对着Internet上英语文学、文化的强势或者霸权，华文文学在新世纪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网上华文文学是否必须走职业化老路以培养自己的“正规军”，是否必须仰仗联合国通用网络语言开发计划来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基，如何摆脱“儿女情长，风云气短”的现状进入新境界值得进一步探讨。概言之，21世纪的华文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压力转化为动力”的意义上，对创作和研究来说都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禹明华.网络文学的特征及其影响［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03）：37.

［2］马季.网络文学的三次冲击波［J］.红豆，2006，（03）：80.

［3］琳.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01）：30.

［4］笨狸.缘分［J］.程序员，2000，（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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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调：互文理论；文学研究；影响

一、互文

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方法。在古文中，把属于一个句子(或短语)的意思，分写到两个句子(或短语)里，解释时要把上下旬的意思互相补足，就是互文。

西方的“互文”是一种文本的理论，是文本写作与分析研究的方法。法国女学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最先提出“互文”概念：“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文本内部的文字符号、语言系统、社会情节、知识话语等不是独立的、单一的，而是与其它文本及知识话语存在着广泛的联系。

我国“互文”是修辞学的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在语篇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多语杂存和多体裁混合的现象，往往也会通过对另一些文章的重复、模拟，借用、暗喻等手法，让其他语篇向已知语篇产生“扩散性的影响”。

二、互文类型

在古诗词中互文修辞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

1、为了避免词语单调重复，行文时交替使用同义词，这种互文的特点是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词组或句子里，处于相应位置的词可以互释。这样可以从已知词义来推知另一未知词义。如：“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涉江》)其中的“用”和“以”处相应的位置，由此可推知“以”就是“用”的意思。又如“求全责备”这一成语，其中“求2与“责”处于相应位置，由此可推知两词同义。这类互文是容易理解和掌握的。

2、出于字数的约束、格律的限制或表达艺术的需要，须用简洁的文字、含蓄而凝练的语句来表达丰富的内容，于是把两个事物在上下文中只出现一个而省略另一个，即“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以收到言简意繁的效果。理解这种互文时，必须把上下文保留的词语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彼此映衬才能现出其原意。故习惯上称之为“互文见义”。如“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酋》)其上句省去了“皎皎”，下旬省去了“迢迢”，既“迢迢”不仅指牵牛星，亦指河汉女，“皎皎”不仅指河汉女，亦指牵牛星。

互文常见诗句：

(1)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

“东西”泛指“四周”。并不局限于东西两个方向。

(2)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木兰辞》)

其中“当窗”与“对镜”为互文。当窗以取亮，对镜以整容。垒旬是说对着窗户照着镜子梳理云鬓并帖上黄花，并非“理云鬓”只当窗而不对镜，亦并非“贴花黄”只对镜而不当窗。

(3)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

其中“行”与“灿烂”互补见义。即“灿烂的日月星汉之运行均若出于沧海之中”。并非日月只运行而不灿烂，也并非星汉只灿烂而不运行。

(4)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琵琶行》)

其中“下马”与“在船”互补见义。言主人下了马来到船上，客人也下了马来到船上。不然，主人在岸，客人在船，这样举酒饯行就可笑了。

(5)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术兰诗》)

上句省去了“坐我东阁床”，下旬省去了“开我西阁门”。两旬要表述的意思是：打开东阁门在床上坐坐，又打开西阁门在床上坐坐。表达了木兰回到久别的家中的欢喜之情。

互文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很多。特别在日常媒体广告和流行歌曲歌词中。如，周杰伦《本草纲日》的歌词，里面有很多药物的名称，听起来就像一张药方又像是在说故事。选也是互文的一种修辞。再如前途无量一前途无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水能载舟，亦能煮粥。是用音同、音近的字、词取代本体，表达一个新意思。

三、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与西方互文理论不同，中国的互文更多的是用于创作实践，在诗歌中这种实践随处可见。例如：“烟笼寒水月笼沙”就是其中的经典。很多认为这种互文是迫于字数限制的无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按照字面的理解，这句诗的意思是：烟雾和明月笼罩着寒水和水边的沙滩。但是。若把诗句改为：“烟月笼罩寒水沙”，意思是完全一样的。看来，互文不仅仅是因为受到字数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结构上的作用。其实，这种互文既是补充关系，同时也是对举的关系。从整体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明月朗照，烟雾缭绕下，是一片江水浸漫的沙滩。但局部来看，

“烟”更多地是产生于水上，而晚上能看到白沙是因为有“月”的照射，所以，应该是“烟”对“水”，“月”对“沙”构成两个组合，然后两组进行对举。而上面的改旬却无法将对举表达出来，可见互文并不是随便运用的，其中有内在的逻辑性结构。从这旬诗来看，互文既有整体互文的内容丰富性，也有局部细节的逻辑性，有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可见中国诗歌的细致之处。

西方重在互文的互补关系，而中国重在对举关系。西方的互文是在整体中解释局部，而中国的互文却是在局部中理解整体，也许速本身也是一种东西方的互文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克里丝蒂娃创造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已成为文艺研究的重要理论。“互文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在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意指某一文本(或意义)与其它文本(或意义)中的互相析取或互相建构的关系。它着眼于特定文本(或意义)与其它文本(或意义)的联系。互文性是广泛存在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书固然颇富互文性，即使是号称“独创”的文学作品，同样依靠互文性来建构与展示自己的内涵，用典就是诉诸互文性的常见手法之一。当然，互文性并非单指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同样是改变与影响文学实践的重要因素，读者先前的阅读经历，知识储备和在文化环境所处的地位也形成至关紧要的互文性。互文性虽然广泛存在，但学术界公认它作为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克里丝蒂娃发明的。

互文性理论的出现使文学研究更具有广阔的背景，在互文的视野中，文学研究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一个个互相联系的超文本。首先，文学与广泛的社会生活互文，文学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社会也不再对文学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两者是互相解释和共同促进的关系。其次，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互文。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意义世界，不同文本互相解释，共同把意义推向深入。最后。文本自身不同因素的互文。文本中的词、旬、意义单元互相印证，构成一个多维的世界。这有点类似于“语境”的理论，但也有不同。语境论注重在整体中理解部分，而互文论注重各个部分的互相解释。

这种互文理论虽然对我们的文艺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这来自西方理论毕竟带有深刻的异域经验。产生的土壤不同，其所指必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隔膜。对于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学也时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学之中也有互文的深厚传统，只不过由于中国的思辨思维稍为不发达，对这种文化资源也就缺乏有效的梳理和挖掘。

参考文献：

[1]夏腊初，西方文论的“互文”与汉语修辞的“互文”[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5期

[2]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