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范文
时间：2023-03-15 21:50: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二）“靠近历史”的方法
80年代以来，中国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启蒙主义”的视角由于过分信任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和法则的力量，而忽视了对象的具体性、个别性。进入90年代，为避免这种将对象和叙述方法“本质化”“实体化”的倾向，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采取了一种“靠近历史”的方法，即努力把问题、作家作品等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观察，来看某一部作品、某一种体裁、某一类题材、某一个概念，与历史相关联的形态特征，以及这种特征的演化情况，并关注这种形态产生和演化的环境与条件。这种“历史主义”的“内部研究”的方法通过这种深入对象内部的“清理”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作者指出我们应当把“文学史叙述”包含在研究范围内。这样，我们便不得不考虑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历史事实与历史的叙述这两者在这一时期密不可分，因为这种叙述参与了历史的构成，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部分。可以说在当代，“历史”是一边发生，一边被记录下来的，这为探求过去文学史中“那些被作为事实陈述的事情是如何成为事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当代文学的生成：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
洪子诚将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放置于“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对当代文学的分期、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当代文学的许多概念和叙述都是在40年代后期就开始确立，而这种确立也正是为着“当代文学”的生成。
40年代后期实际上只有左翼文学有力量去“规范”、控制文学界。50年代之后，左翼文学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文学存在。在四五十年代，左翼文学通过推动文学实现“转折”，来确立他的绝对支配地位。通过把阶级斗争的方式引入文学领域来推动文学的一体化和整体性，不容许“多元”的情况存在。他们对当时文学界进行了类型划分，也就是一个不断对自己进行“剥离”的过程。作者认为左翼文学界的这一文学规范工作，也就是“当代文学”的发生过程，并由此构造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广义上的使用），或者说中国的‘革命文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左右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格局，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又有其特殊性，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态。作者十分重视和“”初期中国文艺界所进行的“革命文学”“大众文艺”的实验，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的美学实验，自觉开展的“先锋”性的文艺运动。然而，具有“先锋”特质的左翼文学，确立了在文坛的支配统治地位之后，通过不断对自身的“体制化”“规范化”，把自己逼近了死胡同，最终在“自我驯化”的过程中，革命性和批判性也消失殆尽，走向了自我毁灭。作者将左翼文学的这一演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一切“先锋”的命运。
洪子诚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的方式，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即从左翼文学到当代文学的演化。新时期以来，由于“一体化”和“体制化”的倾向，左翼文学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他将左翼文学放回当时的“历史情境”当中，从新的角度看到了左翼文学在当代的先锋性质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考察左翼文学在当代的演化，采取“内部研究”的方法来辩证的解读左翼文学，为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思考的问题。
篇2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状态，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空间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所以人类真正聪明的做法不是消解这种历史性，而是努力地去适应它。同时，伽达默尔还认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⑤，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在解读任何作品时，都带着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信仰与期望，当然翻译家在翻译作品时，本身就是一种再解读，所以不可避免地也要带着他们时代的信仰与期望。解读就是作品所拥有的过去视域和解读者的现代视域的叠加。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意义绝不是写作者的初衷，而只能是两种不同时代冲撞的结果，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历史”⑥。在他眼中，文本永远是开放的，意义永远是没有终结的，他的这种论断给我们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我们可以以刘振瀛老师为例看一下这种误读的方式。刘振瀛老师翻译《我是猫》虽然是1994年，但是他早在1958年就关注这个作品，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年代。刘振瀛老师1958年曾经写过关于《我是猫》的长篇评论，其中提到，“……这就使得他（指夏目漱石，笔者注）对金钱万能的社会感到无限的愤慨，从而用他的一支讽刺的笔向现实挑战……”⑦，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角度解读这部作品的，而这种解读的方式明显受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色彩”的影响，但是夏目漱石并没有那种自觉的、反阶级的意识，只是一个日本近代文学批评家所说的“文明批评”者。刘振瀛老师老师的评论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受到那个时代“阶级划分法”的影响，是在特定历史时代的误读。1994年刘振瀛老师出版了自己的译本，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作品的理解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试图从文本本身出发，分析作品的滑稽幽默、机制讽刺的美学特征。如他曾经写道：“……这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含有种种复杂的笑的要素……”。⑧可以看出刘振瀛老师此时对作品的理解已经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从政治观点转移到了文本自身的赏析之上了。
三、同一时代不同译者的误读
篇3
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具有历史的属性。它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因此,解读古代文学必须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将其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符合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文学的真实性、科学性、生动性。
(一)通过探求字源来了解文化蕴涵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表意文字,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而且是我们祖先生活的生动写照。从文字的构造中,我们可以窥见上古先民生活习俗的多方面情景。因此,在文学课教学中,对文字的探源及分析有利于了解原始文化内涵。“兴”在甲骨文中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即众人合力举起一件器物的场面,是群体借助舞蹈以表达一种狂欢和欢快的体验,这样才能把握“兴”的托事于物的基本内涵,进而了解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追求。“周”在甲骨文中是田字里面有四点,田是田地,四点象田中密密麻麻种植的农作物,可见周民族的命名与农业密切相关。“史”字,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并把“史”和“事”字放在一起,“事,职也,从史。”王贵民通过对勘殷墟卜辞也认为“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是事字的意义”,可见,在篆体字以前的文字结构上,史和事两个字是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历史与叙事是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诗经?卫风?氓》这首诗中何谓“氓”呢,作品选只是泛泛解释为女子对男子称呼,那为什么《伯兮》一诗对丈夫的称呼用“伯”呢?其实朱熹的《诗集传》对这个字已做了初步探讨,“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如何之称也。”意为初次相交,女子还未了解男子身份和姓名,因以一个大概“民”来称呼。明代杨慎《经说》云:“氓,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意即流动迁徙的人,氓是区别于本土居民的流民、外来人、外地人。这里用氓表示女主人公觉醒后对男子的鄙视。通过对文字的探源,对文学的理解更加生动和深刻。
(二)还原古代文学所产生的文化背景
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学现象均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如果不熟悉这种历史语境,一味孤立地讲述或研究文学现象,肯定会造成学术上以及知识结构上的缘木求鱼、苍白可怜或空中楼阁。袁行霈先生在《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的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把诗人及其作品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特别是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上,才有可能看到其艺术的奥秘。找到诗歌与其他文化形态相通的地方,着眼于横向的比较,可能看到平时不易看到的东西。见识广,采撷博,眼界才能高,诗歌艺术的研究才能不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范围内,而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更深层的意义上展开,同时研究的水平也就可以随之而提高起来”。[1]如《诗经》产生在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背景下,三者共同产生于原始劳动和宗教活动,三者的共同着眼点是功利和实用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三者是同时完成的。只有了解了这一历史语境,才能引导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和《诗经》深刻的社会内涵。再如研究“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汉代大赋,必须要了解汉代鼎盛时期的审美特征。过去认为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空洞的贵族文学,堆砌辞藻,虚而无征。如果把它放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大赋的意义不在于主观情感的抒写,而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性体认和穷形尽相的描摹,它的突出意义在于鲜明地体现了秦汉之际,特别是汉武帝时代那种进取、拓展、认知、占有、征服、创造等主流文化精神,体现了该时代那种感性、外向、宏阔、繁富、博大、豪迈、雄奇、巨丽等主流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展示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之际,那种征服世界、占有世界的自豪、骄傲,展示了那个时代繁荣富强、蓬勃向上的生气。这里弥漫着令人不断回首惊叹的大汉气象。解读楚辞,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巫文化的背景之下方能理解“飞升意象”、“香草美人”意象;研究建安文学必须把它置于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代中才能理解“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也”文学特色。
(三)还原作家与作品的创作背景
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除了受历史大氛围的影响之外,不少作品是作家有感于具体的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自己的人生遭遇,即为真实的感遇所触动而创作的。因此,解读它们必须要对作者的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进一步的了解。比如讲述司马迁和《史记》,司马迁的家世与家庭对其事业理想和学术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的青、壮年时代的三次漫游使他不仅考察了社会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情况,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而且对他的进步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形成以及丰富《史记》一书的内容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经受李陵之祸,使得司马迁在修史的过程中融入较重的怨刺成分,磊落而多感慨,具有深刻的见识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讲授屈原时,有人对屈原之死的遗憾似乎大于其价值,认为如果屈原不死,他可以暂隐山林,像陶渊明一样独善其身;或者像司马迁那样,隐忍而活,张显个人价值。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联系当时特定的环境、诗人的身份、人格、气质来审视屈原,而不应脱离时代,以今人的价值观去解剖古人。对屈原来说,他始终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避世隐居无异逃避责任,离开楚国则更是不忠不义,因此,他选择了与国同亡。两次流放没有让屈原去死,国家即将灭亡了,他才毅然投江,他的牺牲虽无法挽救楚国,但作为楚国的臣子,他的确作到了无愧于心。屈原热爱家国,用全部生命追求崇高理想的实现,将人性美发扬到震撼人心的高度。
二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
对古代文学最大限度的历史还原使我们能生动可感地认知作家、文学作品,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学习古代文学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与历史对话,从中寻找古代文明与现代人生的契合点。古代文学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它属于遥远的古代,是古代人生的历史反映,但它又是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是心灵的慨叹,生命的呐喊,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体验、复杂的生命思考,文学是苦难灵魂的终极关怀。这是文学亘古不变的内涵,也是一代一代产生共鸣的基点。它的共时性正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因此在教学中必须挖掘这些共鸣点,去追求那些心灵的震颤,撞击时耀眼的火花,使文学的春风吹绿心灵的沙漠。
(一)真情的感悟与真情的回归
情感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对文学艺术的审视,是一种对于生命情感形式的审美心理沟通和潜在的审美心灵对话的欲求和愿望。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了人类真挚而复杂的情感,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刻骨相思,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美好之情,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沧桑之叹,有仰天大笑的傲岸,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孤独与哀愁,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温馨,有杏花春雨江南的雅致闲情,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定。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强调得最多的是认识世界,而对情感、生命等人性维度比较漠然。使原本生意盎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文学变的支离破碎,成为了字词的解释、层次的划分、写作特点的分析,结果导致学生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变得心灵枯竭、感情荒芜、忽略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我们应该以美的眼光审视古代文学作品,领悟其中所包含的绚烂多彩的情感、崇高的生命活力。汉代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能成为千古至文,在于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这是人生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无时无处不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古代文学的教学不仅仅限于传授知识技能,还在于用教师的激情调动学生的热情让学生用心体味其中的真情,珍惜真情,回归真情,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从文学这个“间接的世界”去获得未来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叶嘉莹说:“我国古代诗歌有一种兴发感动的生命,这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像长江、黄河一样不停息的传下来,一直感动着千百年以来的人们,这才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宝贵,最可重视的价值和意义所在。”[2]
篇4
首先，该论著具有中韩两国古代小说学习、研究的工具书职能，也体现了研究状况总结、概览的学术史价值。按照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脉络，该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的时间线索经，以共时性的向东邻朝鲜空间传播的状况纬，概要而较全面地描绘了一部中国小说史及其向朝鲜半岛传播的文化地理图。读者不仅能够从中了解主要作品“是什么”，还能知道何时、怎样在另一国度、民族中接受、阐发甚至再创作的。全书体例由“正编”、“附编”相辅相成：“正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评述资料》有“中国古代小说总论”、“明以前小说评述资料”、“明代小说评述资料”、“清代小说评述资料”；“附编”《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分类书目》则延伸阅读，胪列精心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有分量的、代表性的古代小说研究论著书目，韩国学者所撰写中国古代小说博士学位论文目录。
论著描绘的中韩以小说媒介的文化交流史，呈现出韩朝半岛对中国小说喜好的历史事实。如我们由此可知《列女传》是被最早翻译的；《酉阳杂俎》于朝鲜成宗二十三年(1492)就已在韩出版；《娇红记》于燕山君十二年(约1506)就传人韩国，几年后就有刻本流传。
该书介绍韩国对中国小说受容情况是近乎全方位的，并没有回避朝鲜文人那些贬损攻击小说社会功能的言论，而且他们难免有些燕书郢说的误读，仍旧有助于窥见那个时代跨文化交流的印痕。如《太平广记》的传播、简缩、多次翻译，如《三国演义》何以在韩国古典小说史上影响最大，而《三国志平话》早在高丽末期就已传人高丽以及《三国志演义》周曰校本的发现(采自朴在渊)等。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改写)中国古典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并提供了确切的书目和具体史料甚至妇女喜爱的情况。
其次，该论著善于在中韩文学创作及其接受的比较中，发现与阐发各自作品的价值。作者将中国古代小说传人韩国的方式概括五个类型：“第一是中国的赐赠，第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第三是中国使臣带来赠与韩国，第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第五是中国贸易商带来。”在物质层面宏观审视后，又具体化到作品个案，如对于曾风靡朝鲜的明代小说《剪灯新话》等，中韩两位作者引述了多数大陆研究者难于获得的半岛接受者彼时自身的评价，如《广寒楼》与《西厢记》在明代朝鲜人眼中的异同：“《西厢》之莺莺易，而《广寒楼》之春香难。《西厢》之张君瑞则小，而《广寒楼》之李花卿则大也。……其肠断泪枯，怊怅送别一也，莺莺则失身于音书未绝之时，春香则保节于困苦将死之际。是则不同也。其琼琚相投、指心约一也，君瑞则背之，花卿则践之。是又不同也。故《西厢》之辞哀而促，《广寒楼》之辞乐而缓。此又观风者之所可辨也。”虽然所持批判的武器还是中原所传，但其中的朝鲜民族的自信心、民族特性等国别要素，皎然可见，而中韩双语文献的互补，也使得以往的片面或可得到较多纠正。
其三，该论著娴熟运用了新理论、新视角。新视角意味着新方法、新认识的得出。如“装饰性描写”，《三国演义》以此虚构了若干情节，塑造人物却并未因此影响历史进程；“历史连缀意义”如冯梦龙《新列国志》编撰，在实录中又符合史传文学的一般规律，不是罗列历史，而是“把所报告的种种孤立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往事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致力于让小说“揭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读者和社会生活发生影响”；还有作者自己命名的“揶揄模仿”，用来评价《儒林外史》的仿写现象(并且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寻找出处)，其对读者追索深层意义的引导作用，等等，都能将具体上升到一般，个别扩展到普遍，并且与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点到止。
“他者”视角的运用，如对李贽评论《水浒传》宋公明“忠义”的辩证分析，引述了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站在庐山之外视点上对好汉故事的看法：“中国的说话人和小说家，不仅对神奇的东西，事实上对生命的一切都感到兴趣，包括那些假若我们遵守美国出版界数年前的协约就会觉得有伤风雅的描写。尽管表面上拥护严厉的道德，中国小说并不戴维多利亚时代假正经的面具更值得我们注意。但是这种容忍，原来萌发于说话人与听众的低文化，与其说显示了现代人的开明，倒不如说是对疾病感到无须隐讳的一种兴致。”这样就更容易对古人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将《水浒传》的研究史扼要地勾勒出来。
其四，该论著也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所涉范围如题解、研究史概述、翻译及改写、禁毁及传播、评论与争论等，颇广泛全面，并能以少总多，以一代众。如《阅微草堂笔记》“题解”就借此细致解读了“子部小说”的特征及成因。而了增大信息量，往往采取“互文足义”，并且作一种体例。还表现在浓缩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史方面，特别是那些名著研究，作者基本做到了要言不烦，如数家珍，如《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作者、版本的争论，《水浒传》作者、版本等争论以及《西游记》主题风格的争论及其说法的原创性等，都甚见功力。而相关的评论，则提示参见某处某处。如讲“搜神”体有别于“拾遗”体、“博物”体后，又提示参见《山海经》题解的详细辨析；关于一些具体作品在韩反响资料的别处另见，一般都尾随在主要论列之后。这样有点有面，使用非常便捷。同时也使得全书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减少了交叉重复，特别有利于初学者和实际应用。该书卷首“编写说明”言：“本书的写作以文献学方法主，‘竭泽而渔’，致力于完整、全面地提供相关史料。”的确是做到了。
其五，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该论著出色地描述了中韩文化交流的小说史价值。(1)中国佚失韩国保存的，如《钟离葫芦》(采崔溶澈说)、《南溪演谈》、《太原志》等，还有的韩国所藏刻本品种超过中国的如《玉壶冰》；(2)韩国失传的，如《涿鹿演义》；(3)借鉴中国小说，由朝鲜人编选的，如《删补文苑楂橘》，就是以中国的《艳异编》等底本编选的(采朴在渊说)。显然，这不仅具有国别文学的研究价值，而且深具中外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
其六，值得注意的，还有该论著不尊者、贤者、长者讳，如海外学人论述，大陆往往罕有不同意见，而该书却能直言不讳其可能存在的偏颇。如指出夏志清中国传统志怪的原则缺乏亲切体会，对某一人物性格不同层次的看法的不足和成因不明，当然这并不影响对于同一海外学者正面引用。还有对视《西游记》“政治批评”、“仙话小说”的批评，将夫视“才子佳人”、视“恋爱”的批评、对女怪态度定位、人怪恋爱评价的不赞同等，这种唯学术尊的态度，贯彻了不曲学阿世的严谨治学理念，这在唱颂歌的多、谈不同意见少的近些年学界，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却明显地具有矫正学风的意义。
篇5
发生在一年前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永远留在中国人记忆中，一些文学工作者也致力这一题材的创作，意在为历史留存。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度重点扶持作品中也设立了“抗击自然灾害”专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几位重点扶持作品的作者，请他们介绍创作状况及感受。
作家蒋巍于去年年底完成了2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世纪大冲撞――多难兴邦：撬动历史的杠杆》，作品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是1998年抗洪以来世界和中国所遭遇到的种种灾难，书中描述了国家和人民因灾难而奋起，将灾难转化为经济建设和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书中有关地震的文字约占三分之一。谈到时隔一年的汶川特大地震，蒋巍动情地说：“从九八抗洪到非典时期，从零八春冻到汶川地震，我走过那些泪飞如雨的时刻，这些经历成为我情感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囚禁人类的不是命运，而是思想。命运用灾难的重锤，把人类打造成最柔软的钢铁。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灾难为生命和人类备好了产床。也正是因为屡屡与灾难发生大冲撞，人类才在命运的铁砧上打造了自己的钢铁意志和一切文明。可是，这难道就是人类的福音吗？”
作家李鸣生的长篇摄影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于4月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并被《中国作家》5期专号全文刊载。表现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这样的“大题材”怎么写？李鸣生说，报告文学能继续存活的理由是真实，还有就是思想。写作本书时，我想用现场视角、全知视角叙事的同时，也借助当事人的视角参与叙事，尽可能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他还说，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比如用文字描述一朵花怎样美丽、一个女子如何漂亮，码出一筐汉字也不如放上一张照片真实可信。于是我想到了图文结合，让照片客观纪实，融入创作，参与叙事，成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谈到这部作品，李鸣生感慨地说：“此次‘抗震救灾’以人为本，该书便以心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后如何重构心灵的家园；大地震让人心痛，心痛之后痛出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为什么在大难之时才轰然闪现？假设没有汶川大地震，今后灾难也不再降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难道就永远深藏心底吗？倘若大难与大爱真是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关系，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这笔民族的财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至于我的这部小书，不过像地震后的一块碎片，倘若能为遇难的同胞带去一份安慰，为活着的人们引出些许反省，为日后研究汶川大地震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留下一个‘标本’，幸矣，足矣！”
作家李春雷介绍说，他以那位大地震中最有名的“总理让路女孩”为背景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幺幺的地震》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3岁的小女孩宋馨懿（乳名幺幺）聪明、漂亮，喜欢跳舞。她在北川――一座美丽的小城里快乐地生活着，满眼鲜花，满心甜蜜，有着许许多多的童年梦想。但是大地震改变了一切：她的父母为了保护她，以手撑地，为她架起了一座生命之桥，从而双双献出了生命；数十名官兵为了抢救他，日夜奋战十多小时；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共和国总理主动帮助疏通道路；还有白衣战士们挽救她的生命，一系列爱心故事更是感人至深……这个不幸的小女孩虽然成了孤儿，并失去了右腿，但她在一片片爱心的滋润下，正在一步步地从灾难的恐惧中走出来，她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她的梦里又开满了鲜花……作为地震后赶到现场的第一批作家中的李春雷，去年就投入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中。他通过这位3岁小女孩的命运历程，用她的泪眼、她的恐惧、她的笑脸、她的新生，书写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汶川特大地震，以及挺立在大地震废墟之上坚强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作品角度新奇，语言温婉，感人泪下。去年以来，李春雷先后赴成都、南京、绵阳等地深入采访。今年，他再度深入灾区，沿途所见，稻田更加青葱，油菜更加金黄，去年毁坏和倒塌的城镇和村庄已经重新站立起来，并且比以前规划得更齐整、更现代化了。灾区人民已经从灾难中走了出来，人们的脸上又露出了笑颜，而且对新生活的信心表现得更加坚定，更加乐观。
篇6
1.1语文学习是历史学习的基础
高中历史学习与初中历史学习有着质的区别：彻底摆脱了对历史时间、事件、意义的背诵，而是透过历史现象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本质。因此，需要学生具备对语言文字的深刻理解能力，并具有联想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学生对文字语言的把握和理解，对学生分析、解决历史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高中学生经过九年义务阶段的语文学习和语言文字的积累，具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为理解、探究历史知识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教师要认识到语文与历史的联系，有意识地将历史学习与语文学习进行整合，将与历史相关的语文知识、文章内容引进到历史课教学中，引导学生养成自觉将语文与历史结合起来的学习习惯，让丰富的语文积累成为历史学习的坚实基础。
1.2语文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历史
语文是一门学习外延极广的学科，对历史知识涉及的尤为广泛。语文教材中有大量历史题材的课文，这些课文都是某一历史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叙写，在学习过程中会在“写作背景”、“作者简介”等环节中渗透相关的历史材料，学生会间接提取到大量的历史信息，比如，《陈涉世家》、《阿房宫赋》学习中，会介绍秦朝相关的史实；《出师表》、《隆中对》学习中，会涉及到三国时期的历史知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会让学生对中华民国那段历史中的动荡有深刻的了解。另外，语文是一门需要大量课外阅读的科目。除了课标规定的篇目外，还需要学生广泛涉猎各类体裁、各类内容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历史信息，对学生的历史学习会有激活和补充的作用。因此，历史教师要善于向语文借力，实现历史学习的灵活变通。
1.3借助语文能增加历史学趣味性
历史是一门相对“刻板”的学科。历史规律、历史本质的探究也存在一定的枯燥性。教师如果借助语文学习来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会让本来枯燥的历史学习变得丰富多彩。比如，在向学生介绍“谥号”这一历史现象时，教师让学生回忆语文学习中历代文学名家的谥号，并探究其含义。然后，向学生提供历代皇帝不同类型的谥号，让学生结合字义来探究这些谥号所包含的褒贬。学生不但能快速理解谥号的意义，且能够帮助学生从谥号去推测某个皇帝的作为，极大增加历史学习的趣味性。历史教师还可以将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作为史料，来引导学生分析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以及历史事件背后多包含的发展规律等。历史与语文的整合能帮助学生消除历史的枯燥和时空的遥远感，对帮助学生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历史学习与语文的整合方法
2.1借助语文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通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学习，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语文思维能力有了较好的发展。这种思维能力对思考、解决历史问题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思考“‘宗’是一个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宗字作‘’，‘’象宫室屋宇之形，‘’可能表示。”这个问题时，引导学生从历史和语文两个角度来综合思考：会意字是由意思独立的几部分构成，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表示宫室屋宇之中的一个物。“宗”与“祖”字在历史中最常用的是皇帝的庙号，如“高祖”、“高宗”、“中宗”、“玄宗”等，因此，这个图案很可能与宗庙里的祭司相关。再联系我们现在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祖宗”、“列祖列宗”、“光宗耀祖”等词语的含义，“宗”字很明显与先人相关。因此，从四给备选答案中很容易就能找到“祖先的牌位”这个答案。这种借助语文思维能力去理解历史知识和概念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走出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模式，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前后联系、融会贯通，不断扩展历史学习和思考的外延，将历史问题放到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思考，更加全面去思考历史问题，进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
2.2借助语文积累提高解决历史问题能力
到了高中阶段，语文课标对学生的阅读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通过课内外阅读，尤其是课外阅读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些知识涉及到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科幻甚至物理、化学等各个领域，能够成为各科学习的有益拓展。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与历史有交集，成为学生思考理解问题的背景。如果历史教师能从分利用学生在语文阅读中积累的知识来解决历史问题，势必会事半功倍。比如，在学习“”相关内容时，让学生思考以这一时期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并思考其主题是什么？学生自然能够想到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药》等熟悉的作品，当然马上会想到它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反应“”不彻底性。然后，让学生结合历史课本总结“”的意义和局限性。这种借助语文感性资料理解历史知识的学习方法，能帮助学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当学生在考试中，遇到反应“”不彻底的材料时，学生马上能找到问题的方向和突破口。当然，很多时候学生借助自己的阅读积累，还能够直接解决历史问题。比如，面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父亲让仆人转告贾府私塾老师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据此推出符合史实的结论是。”这道选择题，学生结合全书中贾政数次数落贾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诗词上下功夫，以及贾宝玉应付父亲检查时所读的书目，很明白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是“理学居于统治地位，‘四书’更受重视”。
2.3重视通过材料分析获取历史信息
通过阅读获取信息是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学习历史、解决历史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本上的材料来理解相应的历史知识外，还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分析历史资料、文学作品、观看影视资料等渠道来获取相应的历史信息，还原历史原貌。在我国，前的史料和文学作品都是文言文。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语文课上学到的文言知识来解读材料，并根据材料的时代和内容来分析材料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普遍性和局限性，从而指导学生全面、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得出结论。比如，让学生阅读林觉民的《与妻书》，结合历史课本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代表的民主人士最求的革命目标是什么？文史的结合，增加历史学习兴趣的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从鲜活的史料中感受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当学生对自己熟悉的语文教材从历史角度进行解读时，学生会将在语文课堂上体验到的认识和情感融入其中，能够唤起学生更加深切的情感体验，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等因素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解答历史题目有直接的推进。因此，教师要善于将语文教材中与历史相关的材料引进历史课堂，让学生尝试通过阅读材料，提取其中的历史信息，并结合教师提出的问题从历史角度进行解读和思考思考，提高学生获取历史信息和全面思考问题的能力。
篇7
“硬伤说”兴起之后，学者们似乎开始有意地带着挑剔的眼光阅读余氏散文，甚至将研究目光转向余秋雨本人，“忏悔说”“文化人格说”等一系列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开始越来越多的占据着人们的视野。这一批评直到新世纪以来才渐渐归于平静。以上研究者们对于《文化苦旅》态度的转化，基本是由褒到贬，先是《文化苦旅》的宏大视角，深刻的思想内容，后又开始诋毁之前的赞扬，认为这种写作看似深刻，但却是模式化十足，缺乏真情实感，充满了造作的痕迹，甚至从批文转向批人。批评者对于一本散文集的态度在短短十几年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究其关键必然是批评价值观的变化，而批评价值观的变化则必然反映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1990年代，正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大众传媒强烈冲击着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几乎将其排挤到了边缘的角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作家为了与新媒体争夺受众，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大众的眼球。散文这一文体为了求得生存也在这种商业化的侵蚀下变得日益“快餐化”，可是，物极必反，这种描写生活琐事的文学作品由于数量过多、质量平平，没有多少养分可以供读者吸取，很快便遭到了人们的厌弃。广大学者和读者十分期待高质量即思想深刻、内容广博、宏大，形式新颖的散文出现。
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散文环境中，余秋雨携《文化苦旅》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可以说，余秋雨正是因为符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才获得成功的，即他满足了读者阅读“文化散文”的愿望；打破了散文为政治服务的局限；表现了作家应有的个性；充分运用了知识分子赢回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初期的成功是社会转型时期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时展的必然。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转型这样一个事实，知识分子们也不再沉溺于自身危机，他们开始严格审视造成文学危机的真正原因，即将研究、探索的目光投到文学作品本身，希望通过改善文学作品的质量来赢回自己的读者市场。
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从而引出了“硬伤说”“模式化”等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科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文学形式也随之产生发，如短信文学、网络文学等，在这种新文学形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有了更加宏大视野，他们渐渐摆脱了盲目浮躁的心理，开始客观地看待散文这一文体的发展，对于《文化苦旅》的评价也就越来越客观化。综上所述，《文化苦旅》在1990年代的评价变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整治政策的变化是批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经济的发展变化则是造成批评变化的直接原因，社会转型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则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变化。
也就是说，1990年代初期文学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批评边缘化，批评价值观则倾向于具有宏大意义的作品；199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对作品本身的价值的深入研究，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观就开始在精英立场与大众文化立场之间挣扎，并逐渐形成了多样性、多元化的局面。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学样式的生发及批评主体派别的林立，批评价值观也就更加多元化，以至于形成了“自说自话”的批评格局，文学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可见，一个阶段的社会历史环境直接影响了此时期文学批评的价值观。
作者：李焕焕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篇8
关键词：课程改革 文学作品历史教学
《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正是在这史无前例的课改大背景下，广大历史教师纷纷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自主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教学实践活动，同时这些教学实践行为也直接促进了课程改革向新的更高层次进一步推进。这样的课改大背景为我们开展文学作品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机遇。
一、文学作品的界定和渗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作品不胜枚举。文学体裁主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其内容囊括了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涉及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的每个阶级阶层，可以说包罗万象，无所不及。与高中历史教材紧密结合，并能为教材服务的文学作品也为数不少。在教学中究竟选取哪种类型，采用哪些内容进行渗透，必须根据教材所处的历史时期，结合其阶段特征，以及该时期杰出的文学成就等方面综合考虑。
二、主动渗透文学材料，丰富历史课堂内容
文学作品的选取应本着“源于教材，服务于教材”的原则，文学作品的渗透应采用“文学鉴赏”的思路与方法。课堂上，要根据教材不同阶段的内容和特点确定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渗透。比如，先秦阶段主要讲述了从夏朝建立到秦朝统一以前的历史，时间漫长，内容众多。为了改变古代史教材枯燥无味的现状，进一步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增强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文学与历史的联系意识，从成语典故、《诗经》两个方面进行渗透。
1．成语典故。在具体操作时，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接受程度，利用成语典故之都――邯郸的丰富信息，先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成语典故人手。第一步，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并通过多种渠道（如剪报、查阅资料或实地访问等）自主搜集先前所了解的成语典故。第二步，指导学生总结、归类与教材紧密相关的成语，如与商有关的酒池肉林、倒戈相向，与西周衰落有关的道路以目、烽火戏诸侯，与春秋争霸有关的退避三舍、一鸣惊人、另外再延伸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等。第三步，对自己感兴趣的成语进行再次学习，并结合对教材的理解写出心得体会。
2．《诗经》。先秦部分的历史以奴隶社会为主，因此，学生全面把握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状况就非常重要。《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奴隶社会繁荣时期的西周到奴隶社会的瓦解春秋中叶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收录的内容涉及到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大量诗篇，反映了奴隶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学生对《诗经》的许多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都有接触，也就容易接受。所以，选取了《诗经》的典型篇章进行学习，以教案和课外阅读两种方式进行。选取了《诗经》中的《诗经?硕鼠》和《诗经?伐檀》，并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学习。首先让学生全面阅读《诗经，硬鼠》文章，为便于理解原文把译文也一并发给学生，让他们对材料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新的认识：然后引导学生根据设问分析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获取有效信息；最后转化成历史术语进行答题。为了加深对《诗经》的理解，把《诗经?伐檀》设计成了课下作业，并让学生自己设计一个或按学习小组设计一个自认为比较满意的教案。通过这种做法，学生对奴隶社会的特点、政策的实质、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等问题都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激发了学生学习古代文化典籍的热情，也培养了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的意识。
三、正确指导，形成方法
为进一步完善文学渗透的教学方法，真正激活历史课堂的生命力，提高历史课堂效果，在进行这种教学方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文学渗透过程中应时刻注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力争做到以下两点。文学作品的搜集应鼓励学生动手搜集、整理，然后，由教师筛选使用。课堂上要启发、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合作。让他们成为课堂上的主角。
2．指导学生掌握文学鉴赏的原则和方法。时代性原则：把人物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进行评价，避免跨越时空的“超人”评价观点。阶级性原则：从这个人的阶级立场出发看待他的活动目酌，不可戴上“无产阶级”的变色镜去苛求。客观公正性原则：摆脱“先人为主”的倾向，学会由“材料说话”，用“事实说话”。
3.文学作品选取以后对其如何设问就成为教学的关键，要做好这一步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设问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设问要与教材紧密结合，突出教材重点。设问要难易结合，循序渐进。设问要具有启发性，体现探究性和合作性。设问要具备发展性，体现时代性和前瞻性。
4．注意搜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以改正不足，积累经验。通过在历史课堂中积极渗透各类文学作品，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习历史的效率，也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为学生今后一生的发展有积极的帮助。
篇9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 文学材料 理论问题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学科间相互渗透基础上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吸收和借鉴，而历史地理学的这一特殊学科属性直接决定了可供它利用的研究材料的广泛性。在广泛的研究材料中，数量巨大的文学材料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加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资料利用的同时，我们还要加深对文学资料性质、范围、分类、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总结文学资料的使用规律，科学有效地利用文学资料服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
一、文学材料的性质
关于文学材料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它不仅是史料，而且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史料，是历史材料的一部分，即揭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正所谓“文史不分家”①，刘知几在历史理论名著《史通》中曾说：“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文与史起源的同流性，即文与史由于源流的同一性可以互相借鉴，文学资料可以为史学研究利用，当然史学资料亦可为文学研究利用。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近代的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②在梁启超看来一切学问皆史学，文学当然自不能外，以此推之文学材料自然就是史料，就是解开历史时期内各方面问题的一把钥匙。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要说明这点，首先就要说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建立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基础上的。从它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看，它既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而就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而言，无疑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在研究材料上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是基本重合的。这一点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有过相同的论述，该书的序言里在谈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时这样表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就其主要凭借的资料（历史文献）和研究的时间（人类历史时期）而论，基本上与历史学相同。”③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基本是重合的，换言之，一切史料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材料，一切文学材料亦皆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这点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证实，而且它被方方面面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所证明。借助对文学材料的搜罗解决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学材料的重要性在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历史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实例不胜枚举，在传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搜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对古今气候的变化、海陆的变迁、动植物的分布变化等的研究都需要从文学资料中寻找索。以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例，竺可桢先生在论证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冷暖变化时大量引用了《诗经》、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诗及文人笔记的相关内容说明其对应时期的冷暖情况，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有力地证明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变迁。另外，在新兴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更是离不开对文学资料的利用，在文化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文学的地位较特殊，既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文学艺术地理中）而存在，又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而存在，在这里着重谈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例，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由于正史在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文学资料中的碑刻、诗文、小说等就成了研究中所必需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不仅能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线索，其本身也是研究的重要论证材料。以麦思杰的《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为例，在对伏波水神的研究中，他认为马援作为神灵其形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而他证明种种变化的依据就是历代曾在广西为官文人的文集中相关的记载，通过相应时代文人的文学作品的记录证明伏波信仰的变化情况，当代人说当代事显得更直接有力。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个方面之外，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方面研究中文学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文学材料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利用是现实又必需的，文学材料的性质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
二、文学材料的范围
在对文学材料的利用中我们要注意对其范围的界定，就其大体范围而言应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历代诗歌类作品；志怪小说、唐传奇等历代小说；历代文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作品；《困学纪文》等历代文人笔记；元曲等历代戏曲类作品；历代金石碑刻、简帛资料；历代的方志资料及神话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在这个范围内的文学形式的材料都可以被称作文学材料，都可以为历史地理研究利用。
三、文学材料的分类
浩如烟海的文学材料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存在是有不同特点的，我们在实际利用中应加以区分，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及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需要等标准将文学材料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分类
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献典籍、历史遗存和口述材料。
所谓的文献典籍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就是由历代文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占了整个文学材料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利用的重点。所谓的历史遗存又可称为实物史料，指的是历代的碑刻、简帛资料，它们大多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古代文物，也就是潘树广在《中国文学史料学》中所指的“历史上的事物以其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的实体，包括地下发掘和地面保存的遗迹、遗物”④。所谓的口述材料主要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材料，包括神话传说、民歌等，它是靠代代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在这几类文学材料中它的价值是最独特的，对此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⑤而在三种文学材料中口述材料是最难保存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保存日益困难，因此加强对其的抢救性利用和研究很有必要。
2.按照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分类
在对文学资料的利用中最应该考虑的还是它的可信度问题，只有在正确区分文学材料可信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文学材料。根据文学资料可信度的不同，可以把文学资料分为直接性材料和间接性材料。
所谓的直接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更能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本身的资料，那些直接记录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的文学材料都可以归为直接资料之列，具体而言包括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学作品，包括碑刻简牍等实物材料，也包括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口述材料，直接材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依靠的主要文学材料。所谓间接材料就是二手材料，顾名思义它是后代人写前代事的文学材料或后代人抄前代人的文学材料抑或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的文学材料，具体来说以口述材料为代表的辗转抄录传播或不能直接印证所研究问题的文学作品都属于间接材料。直接材料经过选择后大多可以作为例证来使用，而间接材料则只能作为旁证。能否正确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直接决定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使用的合理与否，也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郭声波老师在《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引用了大量历代诗词和文人笔记等文学材料论证各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在材料的选择上正确地区分了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所选择资料都为各历史时期内当代人记当代事的诗词、笔记及考古实物等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相应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变化。如果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不加区分、不分主次则会导致论证不力甚至研究的失败。
3.按照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的分类
因为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在实际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学材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把各分支学科各自实际需要的文学材料进行一个大体的归类，当然这种区分只能是大略的并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
在实际研究中，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为方志类材料、金石碑刻、文人笔记和反映城市地理内容的诗词文等，如吴宏岐老师的《汉番禺城故址新考》一文就恰当地利用了相关的方志材料为佐证论证汉代番禺城故址所在问题；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描写自然风光或反映羁旅生活的诗词文、历代游记等，如卞鸿翔的《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一文在论证唐宋时期洞庭湖具体演变情况的时候就引用了相当部分的描写洞庭湖的唐宋诗词；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历代包括以农事诗为代表的反映历代经济生活的诗词文、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历代小说等，如周柳燕的《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一文就直接利用明清小说这个载体讨论明清时期我国商业资本的流向问题，通过大量明清小说的材料支撑整个论证；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通常为反映政治地理内容的古代诗词文、文人文集和碑刻简帛等，如鞠德源的《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作者借助永宁寺碑记的内容研究和考证明代所设置的奴儿干都司的相关情况；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般利用的文学材料多为方志类材料、历代小说、碑刻材料、文人笔记和文人的文集等，如王元林老师在《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大量引用明代的文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等文学材料。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则侧重于口述材料和碑刻简帛等实物材料，如赵心愚的《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就利用藏族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相关民族部落的考证。以上对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所侧重利用文学材料的归类只是大体上的，它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而变化，以这种标准对文学材料所进行的分类应该是动态的而非绝对的。
四、文学材料的特点
文学材料是经过文人或其他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一类材料，它是某一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其他资料，具有一些反映自身情况的特点。
1.直接性和形象性
文学材料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它能直接反映我要研究问题的本身，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时期内事物的本来面貌。它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是因为大多数文学材料是人们对生活的那个时期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耳闻目睹的历史过程的原始记录，它能够直接又形象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各方面生活的本来面貌，正如所说：“一定的文化史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
2.全面性和破碎性
文学材料既有全面性又有破碎性的特点，这是由于对文学材料不同角度的观察和使用造成的。如果站在宏观的全局角度审视文学资料，那么整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个时代内文学资料的整体是数量巨大、种类全面的，是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面貌的，是具有全面性的。而如果站在微观的局部角度审视文学材料，某一类或具体到某一种文学材料，那么它只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片段，要完整反映整个画面需要将许多破碎的片段加以整合，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材料又是具有破碎性的。对于文学材料的全面性与破碎性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利用文学材料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这种辩证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模糊性
文学材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这是文学材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历史材料的显著特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特殊技巧和手法决定的。一般历史著作的创作要求直陈其事，而文学作品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感彩，它更多地采用比喻、象征、铺排等写作手法，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对诗歌的生动描述：“诗的形象是生活的客观和诗人的主观的统一体。”⑦文学材料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们对其利用的难度，在实际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利用要注重对其的历史地理解读。
五、在使用文学材料中应坚持的几点原则
文学材料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在实际历史地理研究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学材料的特殊性，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过程中不能不加区分地盲目“迷信”，要根据文学材料的特点合理利用，其中有几点原则是在实际文学资料使用中一定要坚持的。
1.文史互见的原则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文学材料有直接资料和间接材料之分，数量众多的文学材料的信度是不尽相同的，加之文学材料模糊性特点的存在加大了对其真伪辨别的难度。因此，在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资料的可信度的判断，特别要加强一般性历史材料与文学材料的相互印证，注意所引用文学材料与历史时代性的结合，文史互见，去伪存真。
2.对立统一的原则
文学材料是全面性与破碎性的统一体，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研究中，对部分断面式材料的使用要放在整体性的材料中衡量和检验，而对全局性整体的材料的使用也要增加对具体局部的材料区分。总之，要坚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确地区分和对待文学材料的全面性和破碎性，合理利用文学材料，以期发挥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效用。
3.坚持以历史地理观统筹全局的原则
历史地理学是立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坚持以多重视角审视问题的学问，它具有特殊的学科属性，因此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从它的学科属性出发，在对材料的选择上要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基础，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对材料选择的视角也要放开，坚持多视角的选择。总之，在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坚持历史地理的大方向，以历史地理观统筹整个材料的使用。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23.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42.
③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9）：1.
④潘树广.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12）：79.
⑤班固.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45.
⑥.新民主主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94.
⑦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6）：22.
参考文献：
[1]庞天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潘树.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
[4]吴宏岐.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吴宏岐.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近代社会史研究[J].史学经纬，2006（3）.
[6]马铁浩.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J].兰州学刊，2008（1）.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
[8]麦思杰.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2008（6）.
[9]郭声波.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J].中国农史，2002（3）.
[10]吴宏岐.汉番禺城故址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7）.
[11]卞鸿翔.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2）.
[12]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J].明清小说研究，2005（3）.
[13]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J].文献，1980（1）.
篇10
关于文本解释的一般常见是，文本有独立于解释者之外的原意，解释者应该消除自己的主观先见、前见，从时间上、思想上、心理上、语文上“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真切地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以达到对文本及其作者原意的把握。这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同情之理解”。文本究竟有没有原意呢？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呢？解释者能否消解其历史性，而突破其时代和个人经验的限制呢？我们认为，文本及作者并没有原意，任何解释者总是带着其历史性来解读文本的，消解其历史性是不可能的。首先，解释者是历史中具体的人，脱离其历史性，则成为一个抽象的人。其次，消解历史性，解释者将成为一片空白，他的生活体验、知识水平、人格修养、艺术素养将被悬置，解释就不可能。总之，关于文本解释的一般常见，在实际的解释过程中并不能成立，而只是表明了我们的愿望和期待。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揭示出文本解释的一般特征，建构了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体系。
其一，文本没有所谓的一元性的原意，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文本的思想内容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意义体”。解释者只是侧重于某些意义的阐释，而不可能穷究文本的所有意义。因此，每一个解释皆是有限的，并不断地丰富文本的思想内容。文本面向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开放，文本常释常新，这并不表明文本解释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一是所有的解释并非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具有一定的共性；二是我们从不认为所有的解释都是一样的好，总是认为某些解释较为合理。
其二，任何文本一旦存在，必置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中，文本的意义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表现出历史性，这是文本的历史性。解释者总是处在他自己的时代背景、思想氛围和个人经验中来解释文本，这构成了解释者的历史性。文本的历史性与解释者的历史性构成一段距离，解释者不能通过“设身处世”以消解历史距离。历史距离使解释者与文本之间产生紧张冲突，是阐释文本意义的障碍，同时，历史距离也为解释者的创造性理解提供空间。
其三，解释者的历史性与文本的历史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伽达默尔由此提出“视域融合”的重要概念。“视域融合”是指文本历史视域与解释者历史视域的融合。解释过程就是文本的历史性与解释者的历史性在冲突中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解释者的思想向文本的渗透，另一方面是文本影响了解释者的思想，二者互动的、双向回流的诠释活动创造了新的文本意义。这是解释者结合他的时空条件和个人经验，而展开对文本意义的解释。
其四，解释者的先见、前见是解释文本的必要前提。“先见”“前见”的问题，是传统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争论的焦点之一。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者的先见、前见阻碍了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必须予以消除。中国的先哲即有此观点。《论语·子罕》中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说。就认识论上而言，“毋我”即是消除主观先见之意。庄子认为“心斋”是至人最高的精神境界。《庄子·人间世》曰：“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至人消除他的“成心”，心灵虚静寂寞才能正确认知大道，《庄子·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荀子认为，“虚壹而静”之心才能知“道”。这都是对主观前见的贬斥，但哲学解释学肯定了先见、前见在解释中的重要作用。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的前结构包括成见（前见）、权威和传统三个要素，它们构成了理解的必要前提。他由此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从启蒙时性主义观点来看似乎是理解障碍的前见，现在成了历史实在的本身和理解的条件，所以屏除成见就是放弃理解。没有先见、前见，理解和解释就不可能。
其五，文本解释总是“突出”文本的某些意义：一是由于文本蕴含这些意义，尽管其在文本中是隐微的、间接的；二是解释者有这样的先见、前见。伽达默尔认为，“突出”一种东西，正是前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视域的聚焦。文本的某些意义是解释者感受最深切、理解最透彻的，而与解释者的先见、前见深相契合，故解释者不遗余力地予以发挥。陶渊明曾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所谓“会意”，即读者的心意与文本的内容交相融合，因而“欣然忘食”。文本含有某种意义，但你没有这样的知识经验或体悟不深，你往往会视而不见，或简单解释而不能穷尽文本的这一意义。文本不含有某种意义，但解释者因自己的主观先见而投射到文本当中。这种解释是歪曲和曲解，是无中生有，即所谓“郢书燕说”。
其六，解释者在解释文本时，不是被动复制文本的原意，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文本意义进行创造性的解释。伽达默尔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1]
二
根据哲学解释学的观点，解释者的历史性、先见、前见，是文本解释的必要前提。历史性、先见、前见构成了解释者本人的修养，这是解释者能否合理而深入地解释文本的内在保证。解释者的修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解释者要具有真切丰富的人生经验。解释者的人生经验愈是丰富真切，且有反省精神，他与文学文本相会意的内容就愈多愈深入，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愈是深切。
（二）解释者要具有深广的知识修养。解释者对某一作品的深入解释依赖于解释者预先对文本内容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把握程度。一个不懂庄子学说的人，如果去解释《庄子·齐物论》，至多不过是文字表面的疏解，而不可能深入到作品的思想内容中。
（三）解释者要具有美善的人格修养。解释者的人格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有重要意义。那些胸怀狭小、自私自利的人，是很难深入地阐发杜甫诗歌爱国、爱民的思想内涵的，即使说出来，也肤浅生硬而不能深切感人。那些只计较个人私愤、私怨的人，在解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时，往往只能从司马迁个人遭遇李陵之祸上来予以说明。这未能把握司马迁发愤的实质内容。司马迁所发的愤，并不是一己的私愤，而是站在当世、后世之人类福祉的立场上激烈地批评专制政治之罪恶的公愤。
（四）解释者要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才能合理地解读文学作品。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解释者的修养即是根、膏；根茂、膏沃则能合理地阐释文学作品的内涵，即果实饱满、光华闪烁。
解释者具有深厚的人生修养，再辅助以适当的方法，才能较为合理地解释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是细读法。
其一，审慎地阅读文学作品中的每个词，积词成句，积句成篇；注意词、句、篇之间的微妙联系，从这种联系中把握词、句、篇的意义。整体必须通过部分来理解，部分必须通过整体来解释，这即是解释的循环。
其二，全面而统一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避免部分和矛盾的解释，从而构成完整鲜明的形象和意境。
其三，文学文本“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解释者要把文学作品中的隐含的意义揭示出来；对作品中空白的地方予以合理的想象；对微小的意义，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加以突出和扩充。
其四，仔细探求作品中隐喻、象征的含义。
其五，解释要具体、生动、形象，不要概括和抽象。
三
我们具体地解读两个文学作品，以确证以上的一些基本观点。
唐代诗人张泌的《寄人》：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栏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诗中的“谢家”是指东晋重臣谢安之家，诗人所爱恋的谢家之女是指貌美而又富于才情的谢道韫。诗人思念的是像谢家这样大族的女儿。这可能暗示诗人出身寒素而与谢女不是门当户对，从而成为他们爱情阻隔的主要原因。
分别之后，诗人梦中又来到谢家，他们相谐相伴在回合的小廊、曲斜的栏杆边。这表明诗人对谢女的依依深情，也暗指他们在现实中已经阻隔。诗人梦醒之后，非常怅惘和忧伤，明月有情，静静地照着清冷寂寞的庭院，陪伴着孤单伤情的诗人。明月有情，暗含谢女的无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谢女无情的幽怨，恐怕也寄希望于她的有情。春花从枝头轻轻地飘落，隐喻美好的爱情静静地凋零，诗人的内心充满着爱情失落的悲伤。“寄人”恐是虚，实是无人可寄。因为诗人与谢女并非短暂的离别，而是爱情的诀别。
这首诗的空白较多，富有言外之意，且多含隐喻。通过合理的想象和扩充，这首诗构成了一个完整鲜明的意境。美好的爱情静静地凋零，诗人的内心深藏着爱情失落的悲伤。爱情失落是人生的普遍遭遇，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因而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台湾诗人郑愁予有一首名作《错误》，有的高中课本选录了，对此诗的主旨，一般解释为传统的闺怨诗，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看法。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这首诗的主旨是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其一，有人认为，这首诗的主旨是闺中女子即思妇，思念漂泊在外的丈夫即征人。这位思妇听到窗外响起了“达达的马蹄”，以为丈夫回来了，内心充满了惊喜（这是美丽的），可是打开门一看，骑马的“我”只是匆匆路经此地的过客，并不是她所日夜盼望的归人（这是错误的），因此是“美丽的错误”。思妇独自在家，她的内心是寂寞的，也是封闭的（不愿意接受外面的人，而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诚）。
其二，有人认为，根据上面的解释，“我”与这位女子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如何能知道“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呢？从整首诗的意象来看，“我”透视了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我”和她具有不同寻常的情感。“我”就是这位女子日夜思念的人，她听到“我达达的马蹄”，以为我要回家了（这是美丽的），但“我”并不停留，而只是“打江南走过”（她不免失望伤心）。这即是“美丽的错误”。
其三，按照上面的两种解释，不管我与这位女子有没有什么关系，诗中的女子都是一位思妇。她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首先，一位思妇充满了对丈夫或情人的思念和期待，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不可能是“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她应该是多愁善感，春悲秋怨。其次，上面的两种解释，把“归人”理解为“回家的人”，把“过客”理解为“旅客”，这是从诗歌意象的表面义加以解释，未能追寻诗歌意象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再次，如果“美丽的错误”只是表现传统闺怨的主题，则这首诗也缺少新意。
我们的解释如下：
我走过江南的某一座小城，青石板铺成的街道，莲花自在的开落，我遇见了单纯美丽的你。我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城和美丽的你。在这宁静的小城里，你的心本来是单纯的、寂寞的，情窦未开，春风不来，柳絮不飞。我打开你的心扉，我们相爱了。你爱得是那么深情执着，把我看作是你终生的伴侣，一生的归宿（即“归人”）；可是，我渐渐地淡漠了你的爱情，厌倦了小城宁静平淡的生活。我终于离开了美丽多情的你。我只是你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匆匆的过客。你深情地爱我，我也曾经爱你，这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情感。但你爱得是深情执着，把我看作你终生的伴侣归客，而我淡漠了你的爱，最终离去，这又是错误。这错误的原因主要在我，是我辜负了你，我的内心包含着美丽的忧伤和寂寞的悔恨。
上面的三种解释，表现了文学文本解释的多元性、开放性，但第三种解释在笔者看来似乎更为合理。这种合理性体现在文本视域与解释者视域从冲突而走向融合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