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华文文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篇2

泰华作家以汉语为写作语言,汉语不仅成为他们进行写作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汉语写作本身已经代表了作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表现在泰华作家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泰华作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区域文化的联系。泰华作家身处异域他乡,他们与祖籍国有深厚的情感联系,但这种情感联系往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对自己所在家乡亲人和风物人情的情感依恋,在很多泰华作家的情感深处,往往承载着其祖籍地特有的区域文化传统。在泰国,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就是潮州文化。泰华作家身处于这种氛围中,自然受到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这些区域文化因素带到文学创作中,成为泰华文坛一处奇异的风景。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泰国本土公民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信仰佛教,其国民的宗教情感非常浓厚。目前全泰国共有寺庙一万七千余座,佛寺遍及各地各区,在闹市区见到金碧辉煌的佛寺也是常事。佛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去庙宇里进香许愿、依例布施是泰国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身处平和安详的佛教文明的现实社会氛围中,泰华作家必然会受到影响,他们不仅对佛笃信无疑,在文化心理上也深受其影响,在处理作品主题和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矛盾冲突时,都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佛教的情感意识,常常用宗教的感化来化解矛盾、平衡心理、劝恶从善。比如有首诗这样写道:“在半闭半开的佛眼前/我一无所求//从心灵的书架上/掏出珍藏的佛经/――念诵再念诵//我也是一尊佛。”诗作体现了佛即是我,我即是佛,超脱虚静,宁静平和的佛国文化氛围。

泰国的华文报纸是泰华新文学诞生的基础和土壤。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依附于泰国华文报纸副刊产生的泰华新文学的发展经过几起几落,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喜获丰收。这期间出版的著作,超过泰华文学以前出版著作的总数,尤其以散文和微型小说的成就更为突出。较有影响的散文家有:司马攻、陈博文、老羊、姚宗伟、梦莉、范模士、许静华、姚公桥、洪林等;微型小说代表作家有司马攻、倪长游、马凡、曾心、陈博文、郑若瑟、钟子美、梦凌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处于发展中的泰华文学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憧憬,但是,二十一世纪泰华文学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一批第二代泰华作家远离文坛,剩下的大多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作家,而第三代的作家群又尚未真正形成。鉴于这种情况,“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成立了专门的“留中文艺写作学会”,组织文学活动,鼓励文学创作。他们每年举办文学讲座会和新书会,先后出版了《留中岁月》《湄南情怀》《窗内窗外》《平台试步》《湄南漫步》《河边风景》《椰林放歌》等七本文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创作水平有待提高,但一个年轻的泰国留学中国的大学生写作群体正在逐步形成。

2006年7月1日,在台湾诗人林焕彰的推动下,泰国华文文学团体“小诗磨坊”成立。主要成员是泰国的七位诗人:岭南人、曾心、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蓝焰,再加上林焕彰,象征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共同探索六行之内的小诗新美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每年出版一本《小诗磨坊》,如今已出版了四本,分别由龙彼德、计红芳、张默、吕进等作序。七位泰华作家笔耕不辍,在商业化程度较高的泰国,坚持写作本身就表明一种姿态:要做文学之舟的护航人。

篇3

在一次媒体群访中，梁文道如是回应对引进港台及其它地区华文文学的看法。在此外的一些场合，他都表达过想要引介马华文学的心愿。本刊连线梁文道先生，请他谈谈为什么他觉得引进马华文学是重要的，以及大陆读者该用怎样的角度理解马华文学。

书香：关于马华文学，您曾经以英语文学做过一个类比。

梁：我用英语文学类比，是针对大陆读者来说的。就如我所说的，印度人、奈及利亚人也会用英语创作文学，同样的，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也会写华文文学，我们不要那么简单地把文学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连结起来。事实上，如果真的要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谈的话，我觉得这些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更像是一种移民或者是离散文学。比如说，犹太人到了欧洲之后以自己的希伯来语或者是混合出来的希伯来语继续写作，那是一种离散文学，但是这种离散文学说起来又是非常复杂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历史背景更复杂，在看马华作品的时候要注意，国族身份认同是他们书写的一大主题，但是不要用这个眼光去框住他们，而应该看到，恰恰是复杂的历史现实，使得他们在书写这些题目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同于已经清楚被给定的身份，是有待发掘探讨的主题。

书香：相对来说，这两年港台文学引进在大陆蛮火的。

梁：我觉得还不算吧。我仍觉得他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严肃对待，尤其是在文学评论界和学术界。我举一个例子，这两年大规模引进的港台文学，在重要的、年底的读书评论上几乎都是铩羽而归的，无论是朱天心、朱天文、张大春、骆以军、董启章，主流的文学评论界其实还不是那么重视他们。

书香：是不是有接受习惯的问题呢？

梁：这个很有趣。在很多国家，首先引进另外一个地区文学的，往往是学术界、评论界。对他们的读者而言，习惯看本国的，或者是他们熟悉的文学作品。那么谁去负责向他们引进别的国家、地区的文学作品呢？往往要透过评论家和学术界的努力。但是在大陆比较奇特的是我们的读者反而比评论家、学者更愿意冒险，更愿意去尝试接受新的事物。

此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什么别的国家的学者、文学界会比他们的读者更容易认识到其它地方的文学呢？因为他们可能拥有比较多对外交流接触的机会。回看大陆的情况，我们的主流文学作家、主流的学者，有一些常年为马华文学的文学奖当评审，他们比大部分读者更早接触到这些地方的文学传统，甚至相当熟悉。但是很奇怪，那个影响没有发挥出来。这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文学的读者和文学的学术界、评论界，对其它语种或者其它地区的华文文学的接受之间出现了这样一个距离。

大胆地讲，对于今天很多的大陆读者，或者是学者而言，要去读台港或者是马华文学的难度，甚至比读一些外国翻译文学还要大。为什么呢？翻译其实牵扯到一个汉化的过程。很多时候，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照顾我们母语的读者，会把一些外国文学中原本我们非常陌生的表述方式、行文方式，转变成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可是面对一个不同于我们的，但是又同样用中文在写作的文学，我们就做不到这点。这时候它的欣赏难度就比较大。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读骆以军的作品比翻译书还难。另外一点，心理预期不同。本来就是一个外国人以外国文字写作，有这样的预期我就知道该怎么去读它。可是今天忽然来了一本华人用中文写的作品，对它的预期就是自己熟悉的那套。大陆读者在看马华文学或台港文学的心理预期就是，都是用中文写的东西，所以理所当然地就用从小到大在大陆所熟悉的那种方式去看它，这时候就会觉得“怎么回事我都看不懂”，这就变得更困难了。但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才有必要去看这些作品。

书香：在引进马华文学作家作品时，有时引进者会把这视为了解海外华人生活经验的一个窗口。

梁：这当然没错，不过我有点担心会走回老路。坦白讲大陆介绍台港文学、马华文学的历史并不短。比如朱天文、朱天心的作品早在八九十年代就有人引进过，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当时没有起到现在的这种作用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引进这些地方的文学时，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当作了解海外华人生活的示范来看而不是文学作品来看。最早开始引进台湾文学的那一批人，与其说是文学专家在看台湾文学，倒不如说是台湾专家在看台湾文学。就等于是外国的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来读中国文学，他们在乎的是怎么样从中国文学中去看中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中国人怎么想事情，怎么生活……但如果是外国的文学专家来读中国的文学作品，他看的就是文学。我觉得这点分别很大。所以我觉得在引进马华文学、台港文学的时候，更加关注的应该是文学角度，而不是透过这些文学认识马来西亚或者台港地区。这个先后次序应该颠倒过来，过去那么做的时候，那些作品在大陆的文学上产生不了影响和碰撞，是没有共鸣的。

书香：那大陆读者该用什么角度来看马华文学？

梁：以阅读文学的角度就可以了，特别注意这些文学作品跟我们常见的大陆的文学作品的区别在哪里。当然还是能看出作者的马华生活经验，可是看所谓的生活经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注意到他们的生活经验怎样改变他们的文字，怎样改变了中文。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手上正好有一本张贵兴的小说，我随手翻到的，《猴杯》里面有一段：

阿都拉的头脑在宴会中像蝙蝠出穴，同时扑窜数千种犀鸟形象，每一只都大致相同和喧嚣扰人，同时五官羽爪又是如此模糊残破，它像食猴鹰出击，一次又一次穿入蝙蝠群竭取灵感，直到爪酸喙麻两翅疲累，犀鸟的原始形象似乎还隐藏在那黑暗的洞穴中，这是他三年前重新创作后少有的才思枯索，他看着少女亚平妮，中年华人饱腻的嚼着象鼻肉，觉得是那象肉的柔软肥嫩搅糊了它的准确，他甚至觉得象的笨和拙绊住了他的敏捷，他慢慢而不被发觉地离开宴会，走到屋廊外面对瘦月孤星。

刚刚我读的这一小段，他的文字是中文对不？我们其实都能听得懂、看得懂，但是你注意他的语言的节奏，那么绵密、那么悠长，它里面出现的所有意象，犀鸟、大象、蝙蝠群，都不是我们一般的北方华人文学里面会出现的意象，你可以说这就是所谓的看到马来人的生活了。我一直认为，马华文学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在于，它的确是脱离了这些发明或使用华文的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因此他们的语言会不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让我们看到，原来很多中国人传统使用的中文，有很强烈的地方风土色彩在里面，比如说，寒夜客来茶当酒；比如说，我们写到秋天常常会写落叶，想到寒冬就会写大雪纷飞，但这四季的变化在南洋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回过头来想象，在当地成长受教育的这些作家，他从小读的中文，从汉赋唐诗宋词一路以来，这些广阔深远的华文文学传统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是被中国这片土地酝养出来的，但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是只存在于文字的，所以在学写中文和读中文的过程里面，他们已经注意到：中文是一种修辞。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在书写现实。而对他们来讲，文字不是在书写现实，文字是一种虚构。反过来，他们看到了很多北方华人看不到的景致，比如说雨林，这些地方的颜色、温度。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发现传统的中文变得不够用，他们就要想办法把中文带到一个地方，是能够写到他们生活经验中看到的东西。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书香：您说到的这点，在台港文学中应该也会出现吧？

梁：会，所以我总是在同一个脉络底下去介绍这些海外华文文学。可是，还是觉得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马华文学跑得更远，而且台港文学说到底还是在一个传统中文的范围之内，但是马来西亚根本就是异国的东西，那是另一片土地、另一个国家，他们说的是另一种汉语的环境下产生的东西。

篇4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学；文学文本；《喜福会》

一、 序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东方的华裔作家们开始大量涌现并跻身于西方文学大潮中。海外华人作家们或多或少正面侧面都经历了东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他们的作品也不约而同的表现了他们复杂而矛盾的心态，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内涵都被展示出来。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就是海外华人文学家的杰出代表，她的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生动再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和华人文化的互动关系，具有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本文试从跨文化交际学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进而探索出一条新的使东西方两种文化趋向融合之路。

二、 海外华人文学文本《喜福会》中的跨文化因素

海外华人作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具有中国人的面孔和深入骨髓的华夏文艺内涵却出生成长或是生活在海外，接受的事异域文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海外华人文学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书写，既有着与故土文学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有着与其极其相似或迥然不同的样态，同时也在反观故土和新大陆的文化中，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人在差异性的生存空间中所特有的精神状态。小说《喜福会》的作者本人谭恩美是一个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华裔作家，但是她本人曾明确表示她的作品是根据外婆的经历改写，说明她虽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教育，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了家人潜移默化的“中国式”教育。在《喜福会》中，她所描述的也是解放前夕四个从中国移居海外的母亲在美国的生活波折，以及她们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心理隔膜、感情冲撞、爱怨融合。

《喜福会》中的母亲与女儿们是一群身处于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异乡人”和“边缘人”，他们在异质文化中交流、冲突并最终走向了融合。小说中“母亲”是身处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异乡人”，“女儿”是夹在中美文化之中的“边缘人”。母亲们在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受尽生活的磨难，最终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远赴美国求得一份生的权利。然而，美国凭借其主流文化的优势，排斥和歧视异族。文化丧失了原有的文化身份，在新的环境中又找不到应有的位置，移民母亲显然是美国文化中的“异乡人”。所以在美国，母亲们仍然用“中国式”的方式爱着她们的女儿，母亲们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生活文化圈子里，对外部世界感到恐惧，并本能地拒绝主流文化。

另一方面，“边缘人”（marginal man）理论是由芝加哥社会学派学者帕克在提出的，《喜福会》中的女儿们都出生在美国，在美国主流文化的浸染下长大。但是与母亲们不同，她们对中国有种抵触的情绪，而对美国的一切趋之若骛。但是，尽管华裔美国女儿极力迎合美国主流文化，她们其实和母亲们一样，都是白人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中的“他者”。 与母亲们“异乡人”的身份所区别的是，她们更是处在中美两种文化的“边缘”。可是，不管女儿们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多么美国化，她们身上有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母亲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以及各自的婚姻。女儿们的这种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挣扎于两种文化的选择境地，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品尝许多痛苦。正如谭恩美本身，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作一抉择而感到无可奈何。她们有两种身份：对美国人而言，她们是中国人；而对中国人而言，她们又是美国人。

但是不管是“异乡人”还是“边缘人”，作者都试图在文本中为她们找到出路，对于母亲们来说，过去受苦受难的经历，强化了她们在“边缘化”的生存中赢得“非边缘化”生存的决心。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经历磨难的母亲们重拾记忆的碎片，在强势文化的背景下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重塑一个完整的自我。同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原本在心里认同美国文化的女儿们经历了事业、婚姻与家庭的挫折，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缺陷和不足，对自己的边缘地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逐渐变得成熟，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对她们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 、跨文化的认同与融合—东方的自我重塑与反思

《喜福会》承认中美文化差异，不回避冲突，它坚信多元文化最终是可以和谐相处的。当母亲们逐渐学着说着蹩脚英语，习惯了每个周末的美国宗教活动时，她们已经迈开了接受美国文化的第一步。当女儿们对母亲有了更多的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对自己的边缘身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逐渐变得成熟，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对她们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母亲的严厉只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女儿们的醒悟使得母女矛盾逐渐缓和。女儿们在海外生存经历了“自我片面认同，拒绝本族文化” -“必然产生冲突”-“消极面对”-“积极面对”-“走向融合”的几个阶段，最终认识到，只有与母亲和解，勇敢面对冲突，主动建构海外华人的双重身份，才能最终走向幸福。

当中国逐渐强大，越来越活跃于世界大舞台上，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逐渐得到世界的尊重。有着强大祖国支撑的美国华裔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日益得到美国人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融合也就成为必然。在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的今天，所有国家的文化都是彼此联系的，要想使国际的交往更加融洽，就要尽量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尊重彼此的传统和文化。谭恩美通过《喜福会》找到了结合中西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又各具魅力的文化的切合点，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平常的关系——母女关系对文化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尽管有着不可避免的冲撞，也未尝不可以共存和兼容，爱和真诚永远是沟通心灵的桥梁，连接世界的纽带，这种解决方式也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崭新的交流融合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海外华人文学文本《喜福会》的 跨文化解读，将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参考书目

［1］ （美）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

［2］ 孙莹——

［3］ 潘亚暾.海外奇葩——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

［4］ 程爱民主编.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篇5

关键词：哲学文化；哲学；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7-0014-01

哲学起源于文化，哲学是文化的医生。文化是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前进的，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哲学文化的认识。由于以往对中国文化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很多反思具有局限性，因此，探究中国哲学文化要以对中华民族的强烈情感为基础，通过各种途径来论证中国哲学文化基本精神合理性，中国的哲学文化包含着世界性，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要克服其民族局限性，发现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而要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哲学精神是先哲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对于先哲思想所做的心灵的交契。

一、探究中国哲学文化的历史意义

中国哲学文化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反思大都是仅仅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通过各种途径的比较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今的世界已日益一体化或国际化，民族的生存已不再是简单的本民族的事情。尽管我们说文化的民族性本身就包含着世界性，因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都具有人类性，但是只有在民族的文化实践中体现了文化的人类性、世界性，也就是实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世界化的时候，哲学的这种历史性行转折，表明时代的主题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换。哲学的关注点已不再是物而转向了人。只有从文化哲学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否则，中国文化也很难得以新生，这也是文化的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要随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只有这样的反思，才能从人类文化整体的高度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世界意义问题，从而说明中国哲学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文化哲学这一特定视角或视域来透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必将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观念。

二、探究中国哲学文化的思路

1.文化哲学要从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入手

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哲学以及人的重新理解，文化是不同地域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主导性的文化模式正在发生变迁，其中的文化危机是正是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效，从而导致文化的转型。 文化哲学在文化的这种转型期通过对文化的深层反思而形成的。 文化哲学所引起的转变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转变。哲学传统，采用归因主义的方法，探寻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它主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的功能在于参与各种社会团体的交流，引导人民在现实文化生活中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

2.中国哲学文化要以人为本，中国的哲学就是人生哲学

在哲学史上 ，文化哲学具有历史的深层性与现实的紧迫性，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哲学重新理解，特别是对文化的 “哲学式”理解。哲学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自然哲学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人为本”的哲学就是探究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问题。以认得需求为本，把人看作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主体。以人为本”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长远奋斗的目标。人生哲学积极性的功能提供了渐进的理念，说明做人的道理是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取向问题。

3.要实现中国哲学价值观的创新

有强烈的创新意识，突破自身的局限性与时俱进地正确认识客观规律、掌握规律并在正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实现自我超越的人才能改造客观世界，才能在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层面。创新是对现状的否定，是不满足现状就要对现状进行的提升。理想就是现实中超越的最后结果。西方的基督教强调是靠外力提升拯救是一种外在创新，没有勇气好像只能轮回，这些都是把创新的动力寄托于人性之外一种神的力量。人性善理论是中国哲学中圣人更高的思想境界，也是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例如：消费欲望是间接的、内在的。消费观念的持久性、稳定性，引导着产品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创新。消费主义观念的核心构成是消费，消费观念与快乐之间保持着微妙联系，消费文化趋势人本对未来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设想和憧憬，从而滋生对当下生活的不满，不简单停留在和魅力制造的层面上，而是以其“丰富”的哲学内涵渗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消费能够帮忙建构人主体性的感觉。从哲学角度来说，人们希望尽可能突破这种有限性，突破这些就要建构庞大的精神影响力来扩张地域性和历史性影响，从而有效地实现生命的突围，消费实现了生命扩张和自我救赎中国哲学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是采用综合创新的路径。中国哲学将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注意强调人做君子独善其身的君子形象。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撑使得我们民族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激励着我们民族乐观向上的动力，其中的实事求就是我们中国哲学的独到提法。不断创新的人生观是中国哲学重视实践，要求人德才兼备，有德没有才不行光有才没有德也不行。

参考文献：

[1]臧公余.论文化哲学视界中的“文化”范畴[D].苏州：苏州大学，2002.

[2]胡长栓.文化哲学的悖论及其历史向度[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1.

[3]吴吴静.和谐文化的哲学审视，孔学研究（第十四辑）——云南省孔子学术研究会第十四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昆明：孔学研究，2008.

[4]林树龙.从文化哲学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D].苏州：苏州大学，2002.

[5]钟添生.论中国哲学精神的基本内涵[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2）：7-9.

[6]李勇.媒介文化的精神哲学——作为消费社会观念撒播者的当代传媒[J].新闻界.2009，（04）：72-73.

篇6

关键词：教学处理；文化价值追求；小学语文课文

一 、小学语文课的文化价值追求

为了提高小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积极的人生态度、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爱国主义情感，小学语文课文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需要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基本素质、培养文明行为意识和良好道德品质、规范学生行为习惯等方面，都体现了小学语文课文的选文的生活气息和现代意识。为了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应注重学生科学精神的培养。在语文课文中，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规律、学会科学思维、发挥合理想象，重点在培养学生认真思考和仔细观察的习惯。课文中有对为祖国科学事业勇于牺牲、做出贡献的内容，这些课文对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激励。初次之外，还应重视对学生民主法制观念的培养，该观念的培养对国家向着法制化道路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语文课文中通过对有关古今中外法制建设文章的选取，通过单元语文、课后练习等活动，培养小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以及正确的法律意识。与思想品德课不同，语文课以感人和优美的文字实现对学生思想道德的熏陶。与思想品德课的枯燥文字及单纯说教不同，语文课文在确保选文具有典范性的基础上，还具有着可读性，人文因素也深深地渗入其中。可以说，语文课文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学生的审美意识、道德情操以及审美情趣，培养小学生热爱生活的质朴品质。

二 、小学语文课的文化价值教学处理

2.1系统整合

语文教育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论从人格的塑造，还是道德的形成。处于教学需要，语文教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通过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的。将教材原有的单元体系打破，并将其重新组合，这样能够帮助学生进行归纳和发现，形成了新的学习资源。而在每个单元的内部，可以发现不同之处的存在，也可以对文章之间的相同之处进行研究、分析。重组教材，促使学生生产创造意识与研究意识，潜移默化地熏陶了学生的内心，为学生的积极探索之路提供了一条捷径。从文化层面整合处理课程教材内容，让学生获得行之有效的与文化进行对话的平台。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学生在语文素养、语文能力、语文知识等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提升。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统整语文课程内容，并将语文文化意蕴深化，有助于学生将书本知识联系到实际生活中，也有助于学生对诸多学科知识之间所拥有的关联性进行理解、掌握。在文化的境界中，也不能脱离文化创造性的实现与文化情境性的体现。

2.2找准切入

语文知识内涵丰富，它包括了科技、经济、生产、生活等发展的实际广泛联系的应用知识，而不仅仅指通常意义上书本语文知识。适应创新、适应实践、适应生活、适应学习等语文应用能力称之为语文能力。通过学习语文知识，对语文的智能结构、能力、知识进行不断完善，以获得可持续、和谐、全面的整体素质，这就是语文素养。文化创新与文化继承的特性体现在培养目标里。提高文化品位、吸取优秀文化营养、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对当代文化生活予以关心，这些都是选择文化核心的重要之处。

2.3文化关怀

通常情况下，小学语文教学很少将学习推入创造文化阶段，更多的仅仅停留在对情感的领悟和对知识的掌握上。在进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应让学生为人物而感动，培育他们的文化心理，丰富学生的心灵体验，深切关怀民族传统和民俗文化，对心灵和心理世界进行感受和思考，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文化责任的熏陶，让学生不得不将目光放远世界。语文学习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将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提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趣和品味不能停留在认识阶段，而应当是具有实践性的。所以，语文课具有非常的文化意味，为学生心灵播撒下创造文化的种子，还表现出语文课堂教学高远的“志向”。学生通过语文课文的学习和熏陶，逐渐负有对生活的责任，和对文化负责的心态。

2.4广泛综合

语文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综合性，语文的综合性决定了丰富的语文课程内容。语文素养是学生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学生学号其他课程的基础。因此，在进行语文课程教学时，应联系、重视其他学科，以语文为基础，发挥出语文课文奠基作用和多重功能，在众多学科活动中，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实践。开放性也是文化的本质，教学部能仅仅限制与语文学科内部，要想语文课文化意味变为现实，应综合内容，将文化相互启示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

2.5多元解读

除注重选择内容以外，语文课文还应较好地将文化意味体现出来。纵观教学方式，通过分享个性经验与多元化的自主参与，都体现出课堂文化的重要意义。在思想的碰撞中，语文的意趣、情味等焕发出缤纷的色彩。开放的系统就是文化，为让学生真正体品味出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就让语文课的文化氛围洋溢起来。

三、结束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语文课文选取了很多优秀文化精华作为教育的素材，这些课文或反映出我国历史辉煌文化成就，或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人的丰功伟绩，或反映出我国著作的精彩不凡，而课文课后的练习也拓展了学生独立的鉴赏能力及阅读能力，传承了我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培养了学生呢个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以多年教学经验积累为本，浅谈小学语文课文的文化价值及其教学处理，丰富了语文课文文化价值。小学语文课文构建了人的行为规范意识体系、构建了人灵魂意识体系，将文化价值追求在多方面得以体现。

参考文献：

[1]陈国安. 小学语文课文中“四大名著”改写选入的反思——兼谈小学语文教材的价值观[J]. 小学语文教学，2013（4）.

[2]朱永萍. 孩子，你是课堂的主人——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培养[J]. 新课程学习：上，2013（2）.

篇7

摘要：本文认为，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特殊的民族文化身份，使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站在几种文化的交叉点上，而她们的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性别、文化的悖论。

关键词：华裔 性别 文化 悖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以文本形式实现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的文学创作起着重要作用，文学文本以特有的审美形式表现了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裔美国文学异军突起，女性作家从女性的身份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女性主义作品。而华裔女性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和历史时期以及她们特殊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既是她们构建作品的基石，也是她们在美国文坛获得巨大成功的源泉。如现今最为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的作品都体现出创作者立场和文化身份上的不一致性，显示出对男性“言说”非纯粹的“他性”表现。而男性“言说”的这种复杂化，也使她们陷入创作的悖论。

一 性别的悖论

相对于男性作家，华裔女作家作为女性写作，其女性独立的性别意识的建立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打破男权中心神话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受到种族社会中的白人男性的剥削和歧视，华裔男性失去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家庭中也自动地丧失了权力地位。女性作家作品中“沉默的父亲”意象就是集中的体现。并且，由于本族男性感觉到自己没有权利和在白人男性统治阶级面前的无力，他们会表现出男性之间夸张的大男子主义，而少数族裔妇女则是这种表现的受害者。因此，少数族裔妇女不仅要直接承受白人阶层强加于她们之上的种族歧视，更有通过本族男性转嫁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华裔男性所受到的歧视最终会由华裔女性来承受，并给她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的痛苦和伤害：因为移民的族内性压迫相比较本土的性压迫而言更严酷。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华裔男性在家庭中不复有在故国家庭中至高无上的父权和夫权，而失去了原有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依托的华裔男子在家庭中显得脆弱而且无力。在女儿的眼中，他们不仅沉默，而且被去势化，被女性化，甚至代表其男性身份的性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华裔女性写作中父亲形象的刻画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汤亭亭的《中国佬》中，父亲不再具有作为父亲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和给予孩子的父性力量：他从事的是洗衣业，而在美国，这是只有妇女才从事的职业；父亲被吉卜赛女人骗过两次却毫无办法，因为他英语不好无法争辩。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父亲无力把握自己、把握现实，他要么大发雷霆，要么沉默不语。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喜怒无常，让人害怕，但这些并不代表他孔武有力，却是其虚弱的表现。伍慧明小说《骨》中的父亲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男人，他常年出海，借以回避与家庭、社会的各种矛盾。此外，汤亭亭还在《中国佬》中通过对华裔美国男性的刻画提出了性别身份改变的问题，这也是广受男性华裔作家批驳的一点。让我们来分析《中国佬》第一章“关于发现”中唐敖被抓到女儿国的这个故事。作者将唐敖被女性化这个故事放在小说的开首，其实就己经预示着作品中的男性被女性化的命运，而她对这一故事的改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这些。在李汝珍所作的《镜花缘》中，林之洋对于自己被迫女性化这一事实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反抗的：被缠脚后，他哀求国王放他出去；晚上他自己将脚偷偷放掉；得知将成为王妃后，他摔脱花鞋，用手将白绫扯乱……但在汤亭亭的笔下，唐敖对自己被女性化的事实没有做任何反抗，似乎坦然接受了。作者在这里加入了一个自创的情节，“她们逼他洗自己的裹脚布；洗净的裹脚布像美丽的锦缎一样从一个墙头蜿蜒至另一个墙头。”这个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些许唯美化的色彩，从而将男性女性化过程中的痛苦一笔抹掉了。汤亭亭笔下的男性不仅在生理上被女性化，更甚的是还被沦为女性观赏和玩味的对象，从而使男性被女性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汤亭亭所讲述的故事在此结束，但李汝珍的故事并未由此打住。林之洋被救了出来与妻儿团圆，还与唐敖一起救出了世子，这些都被汤亭亭忽略掉了，男性被女性化的事实由短暂的事故变成了永久的真实。通过这些描写，汤亭亭展示了移民状态下的华人男性失去了男性特征和性力量，被阉割，被剥夺话语权，且他们对这一事实保持沉默。

在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牺牲华裔男性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模式。她们忽略了华裔男子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女性化待遇，就连女性主义评论家张敬钰也认为：“如果不考虑历史上强加给华裔美国男子身上的‘女性化’标签，不面对种族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和民族主义的反应，尤其是如果不同亚洲与西方文化中一成不变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概念作斗争，那么是不可能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化领域内的性别问题的。”当女作家对华裔男性进行去势和消音的时候，她们便不自觉地走进宣扬女性优越的死胡同，从而创造了另一个女男二元对立。伍尔夫说过：“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美国华裔女性作家对于男性的贬斥，显然是对女权主义理想的背离。

二 文化的悖论

由于受到种族、性别、出身、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华裔作家具有了一种既有别中国传统又有别于美国主流文化的特质，如他们中的一些人顽固地坚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平等自由等思潮的影响。这使得他们成为夹缝中的特殊群体。

一方面，美国白人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这个民族。早期华人移民被美国社会定格在这样一种套话中：软弱、胆小、狡诈，男性缺乏男子气概、消极。综观19世纪以来的这段历史，中国人的形象在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最为人知的中国形象莫过于令人生畏的“人海”，与之相伴的则是中国人对生死的漠然和对权威的盲从。而人口众多、麻木不仁、敬畏权威、盲目服从，正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印象。所不同的是，19世纪中国数量庞大的人口总是与饥饿、疾病、贫困、拥挤破旧的居住环境联系在一起；而20世纪中叶的朝鲜战场则让美国人目睹了中国人强悍和智慧的一面。于是，从前成吉思汗游牧部落的强悍形象又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死灰复燃，并使他们想起，中国人是那个曾经征服过西方文明的东方民族的后裔。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报道的所谓中国新形象，其实与过去流传在西方世界里的中国套话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人对机械武器装备的、不亚于美国人的熟练操作，又印证了美国文化中的“绝顶聪明的中国人”的另一个中国套话。

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鼓舞，美国亚裔族裔意识、文化身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要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阐明并牢固地树立起美国亚裔的美国人身份。而以赵健秀和汤亭亭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坚决投身于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书写，努力消除主流社会强加在美国华裔身上的刻板形象。赵健秀在他的小说《甘加丁之路》中，努力消解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刻板形象，致力于重塑美国华裔的男子气概；汤亭亭在《中国佬》中重新塑造了勇敢、智慧、具有男性气概的美国华裔；朱路易的《吃一碗茶》对畸形的华人单身汉社会的再现，尤其是其性畸形的再现，揭发了造成几代华人单身汉“虚弱无力”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法律和政策的不公；而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则试图在美国主流社会建立一个华裔女性的独立人格，从而发出了华裔女性寻求独立自主的极少数声音。与此同时，汤亭亭在重塑美国华裔的男性气概的同时，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为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代言，把华裔女性塑造成具有女性意识的勇敢的女性，解构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裔女性的丑化和侮辱。谭恩美在《喜福会》中通过对过去的记忆，使华人女性获得了自我的重生和重构。

美国华裔作家在努力消除种族主义刻板形象、重塑华裔自我形象的同时，也通过文学创作再现了被美国主流社会湮没的美国华裔的历史，在以白人为主流的美国历史中努力建构美国华裔的历史，为美国华裔国家身份的建构挖掘依据。汤亭亭和赵健秀分别在《中国佬》和《唐老亚》中再现了华人修建美国铁路的历史功绩，重新定义了美国人和美国历史，宣告了在美国遭受种族歧视的华人是建设美国的先驱和英雄，是美国历史的参与者和建设者；美国华裔的历史是美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是美国重大成就的编年史中应该书写的一页。

许多美国华裔作家的成功已经超越了族裔政治和民族学的范畴。如在去族裔化的写作中，作为优秀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心灵深处，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超越了文化差异的，是不管何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都有可能会面临的处境，都有可能会产生的思想与行动。而这些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因此，在稍稍触及移民生活、留学生生活的常见主题后，她后来就更多地直接楔入对人性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华裔的探索上，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几乎完全走出了华人圈文学的影子。除了在小说中偶然提到的关于女主人公夏娃的种族特性和描述她与自己的心态复杂的同胞们交往时的苦不堪言之外，故事与族裔性已经没有关系，男主人公亚当的同性恋者身份又让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不再清晰。小说最后，一个华人女性和一个白人男性在超越名利、民族和性别的障碍后紧紧拥抱在一起。作者意图阐明的是，把所有的流于表象的属性禁锢全都解除，人类才真正能够尽情地表达和享受到爱和温暖的群体。而这种爱和温暖也是真正的文学写作的目的所在。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严歌苓一直在遵循她自己对文学的定义，即文学就是“人学”，没有比人更高级的文学存在，也没有比表现人的文学主题更宏大和更主流的文学主题。

华裔文学作为东西文化杂交的新品，兼具中美文化的基因，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和顽强的生命力。既然欧洲白人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把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称作美国文学，为什么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就不能被称为美国文学而必须在前面加上定语“华裔”呢？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才是美国原来的主人。而这又形成了一个悖论：倘如将来有朝一日，华裔文学果真被称为美国文学，一些华裔作家所捍卫的华裔属性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同时，有着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文化背景的华裔作家，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被阉割，被去势。那么，中国移民成为美国人要放弃多少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便中国移民成为了美国人，但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岂不是又和美国所标榜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政策背道而驰？

三 结语

华裔作家独特身份构成其写作的独特纬度，他们的身份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种族问题，而是与阶级、性别、性趋向、民族、来源国、居住地、第几代等因素紧密相联系。文化认同的混乱、危机，使海外华人在边缘化的逼迫中更深切地感受着性别、文化这些主题，从而寻找自我的价值、形质，确立其赖以生存的信念系统。他们所面临的性别悖论和文化悖论，当族群不再阻隔、性别不再隔膜、交往促交流、互动促融合之时，也将不复存在。而在文学研究中寻找这些悖论却又寻之不得，将成为又一个新的悖论。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西方文学经典中的性别叙事策略”（2009d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

[2] 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沈甫根：《神话世界的“离经叛道者”――解读金斯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外国文学》，1997年第2期。

[4] 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篇8

摘 要：在中国画教学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洋写实技巧，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却相对减少。发展至今日在艺术类院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学中，传统文化教育呈逐年剧减趋势，其结果使得许多学艺术专业的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其文化水平之低下已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加强美术专业（尤其是中国画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是目前学术界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

关键词：艺术教育；文化缺失；中国画教学；文化传承与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J20-02文献标识码：B

Cultural Loss in Chinese Painting Education

ZHAO Shan-jun

中国画的概念首先是要建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其成长兴衰无疑是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情况相关联的。文化是一个画家的中心支柱，文化功底的深浅是衡量一个画家水平的重要尺度。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当今艺术教育中（尤其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研究这一课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画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中国画具有范文化的性质。首先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上的，中国文字的诞生与发展和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到后来的钟鼎魏碑等，不仅其本质的文化缘源，即“书画同源”，也有工具上的同根，使得书与画成为不可分割的同宗，究其文化根基皆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探究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境界问题，（包括人生境界，处事境界，思想境界）作为中国艺术则是把对内心的境界的提高作为根本的文化标准来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不简单的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动态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因此，文化即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是我们祖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影响着今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也直接影响艺术家的思想境界和创作境界。世界上最早的正规高等美术教育当属中国宋代，当时的皇家画院招生，首先是要考文化，先了解学生对文化的了解与掌握，然后再考专业技巧，史料记载学生入学要学习“经，史，子，集”几门文化课，使学生能在以上几方面的修养上都得到均衡发展，因为中国文化本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理念，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文学，中国文化是具有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一种文化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大和谐的境界。二是兼容，传统文化并非一个封闭系统，它始终以一个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外来佛学的兼容，这一点恰恰是现代学子所应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品质，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境界，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也正是现在学生所缺少的精神

支柱，让其懂得于世于国的责任。

二、“五四”运动以后传统中国文化受到了冲击，对中国画教学影响至深。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学子们大多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四书”、“五经”之中，从而导致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陷入了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化的泥沼，人们急得寻求一种新的能动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人自身，包含人的整个思维方式及行为公示具有新人文理念的文化传承方式。由于在寻找现代化道路的急切，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过激否定，以至于逐步消解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文化的真空由西方文化来填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鲁迅，这样的俊杰之辈也相继说出了否定中国文化的过激语言，美国有一位教授在谈到“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时说：“在全世界范围看来，中国是出现文化断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汉唐以来，画家大多具有相当的文化和文化人的身份，中国画文化传承与西方最不相同的就是文化情结，不仅在于题材及书画形式上，更在于内在的文采，清雅闲逸的书卷气息，以及从容，温文尔雅的审美特质，注重个人成就与人格评价的一元性，从艺者的艺能成就与其人品格行为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因此注重人道德品格的评价，即人生目标的首项，“修身”的注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髓。而在“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画教育中，恰恰缺失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虽然我们也引进西方的先进的造型理念，如写生、素描的手法，但对中国画来讲，文化精神绝非画素描和画写生这样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画教学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很快，是文化艺术大发展的跨越时代。艺术品的商品性在现行的特殊市场经济条件受到了重视，甚至于超越了艺术品本身的价值，这就使得许多人情绪浮躁，“国”字号的教学与学术单位频繁的“高研”、“精英”速成班的招生使得原本就没有系统的构建完整的中国画教学体系被又一次打乱，从理论上讲，整个艺术教育模式更趋于“现代”，所以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要和国际接轨，在中国画教学中甚至加入电脑绘画这样的课程，而原本就不多的传统文化欣赏与精读，再次被挤出教学板块，除几大美院的中国画专业还保留一点儿“大学语文”课程以外，其他大部分院校的绘画专业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关于国学的必修和选修课，而我们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传统文化的比例在试题当中更是少之又少。所以造成现在的美术专业学生（不单指中国画专业）普遍文化水平低下，本人曾担任几次艺术系招聘专业教师的评委，应聘者大多是研究生，在提问他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简单的问题时，有很多人都回答不上来。难怪陈授祥先生疾呼：“一百年来，我们的美术学院几乎没有系统的教授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中国画，这也是我们一百年来民族审美心态和文化心态殖民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从历史上看，中国画的教学在其模式上看是有其独特的理念和方法的，早在宋代邓椿就提出：“画者，文之极也，……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林风眠也曾说：“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代，如此生生不已的。”可见中国画之精神底蕴，是以深厚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又怎么能创造出：“溪山行旅”“早春图”等传世之作，又怎能理解“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样深邃的命题呢？如果没有对上下千古的思考，对人生天地间这里的领悟，没有浓厚的学养，广博的见闻，没有自身的修炼“胸中脱去尘浊”是不可能产生的一种超逸，自然，高尚的人格境界的。而我们现行的教育模式恰恰忽略了这种境界的培养。翻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美专的中国画科的课程设置，透视学，色彩学，艺术解剖学，艺术论，哲学，美学，金石学，书学，图案，以上均为72课时，中国文学324课时，西洋画（实践技能课）324，中国画（实践技能课）1836课时”。再来看一下某综合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学生2007年第二学期的课程设置，人体写生96学时，线描70学时，中国美术史36学时，大学语文36学时，临摹96学时，自由选修课必修1门，从课程的前后比较来看，上海美专的课程设置已经相当的好了，他几乎涵盖了所有国画专业相关课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相当大，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必须硬性的接受所应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故使之综合的文化修养得以提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画人才（也包括相关专业）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应该开设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古典诗词，文物鉴赏等相关课程，而应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全过程。

综上所述，寓人文教育于国画教学之中对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及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艺具有更经常，更重要，更深刻的意义，其原因有三。其一，由于国学传统文化系统的教育的断代，其意义上的道德人格及人文教育在我国高校中尚无体系，学生们早已厌烦中学到大学一贯制说教式的政工人员的人文教育，因此对学生进行人格品德教育，从国画专业知识系统作为引向尤其重要，大部分学生缺少泛读和精读中国传统文学名篇的经历，这就使得他们的语言匮乏，缺少语言智慧，甚至连给自己的作品起一个合适的题目的能力都没有，更不用说诗，书，画，印了，把国学思想寓于教学实践当中去，这也是每一个专业教师的责任，在讲述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岁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人文影响，同时进行人格品德培养，也是应作为对专业教师的国学能力的一种考验。

其二，在教学中，对学生绘画技能的教授和人格教育应密切结合进行，从中国画其艺术特点本身来看，它蕴含着对品德人格，人文教育的特殊成分如果没有对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精华完整正确的认识，像培养出具高的艺术审美能力和丰富的艺术涵养，以及高品位高格调的艺术境界，艺术追求的学生是不太容易的。只有教师通过在教学中，从优秀的哲学观，艺术观和大文化的角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引导他们热爱自然，关注生活，追求心灵的纯真与洁净，树立对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艺术追求目标，“胸中脱去尘浊”使人格意识，品德意识都达到一个追求完美的境界。

篇9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和作用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职工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凝聚人心以实现自我价值、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定势，将员工引导到企业经营目标上来，使员工将实现经营目标自觉地变为自己的行动。由此可知，企业文化并非仅止于制度、标语、厂服等形式层面,而是由企业员工理想、信念、哲学、道德、作风等群体意识凝聚而成的深层的价值观念，其核心是共同的价值观。

企业文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

1.企业文化通过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现代企业的竞争已从价格、质量、技术等竞争转化为高层次的形象竞争。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能增强企业内部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能使企业获得社会和顾客的认可与支持，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在物质层面上，优秀的企业文化体现为企业可以为社会输送合格、高品质的产品；在精神层面上，企业文化向社会传递着企业的精神风貌，展示着企业良好的形象。

2.企业文化用一种精神力量把企业员工凝聚在一起，形成企业向心力。对企业而言，每一位员工，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所以在工作中难免会产生矛盾、误解或不和谐的现象，这不利于企业的团结，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整合员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促使企业内部协调一致，为共同的价值目标而努力，使企业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最终赢得竞争的胜利，求得企业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企业文化对员工的约束是一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可以大大提高员工素质。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存在的重要前提。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而企业又是在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企业文化建构应有哲学视野。

二、企业文化建构原则

1.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运行实践。文化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是文化发生的一般规律。企业文化也是伴随着企业的诞生而存在的，它是对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模式、以及处理与客户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理论提升。企业文化的形成应是对企业运行实践的总结，它是来源于全体员工的生产实践，又去指导员工的行为。企业文化不是企业家为了创造企业文化而设计出来的人为的设计文化，或者某些企业为了所谓的企业文化而提出一些互相模仿，内容雷同，没有自己特色的口号之类的东西。企业在日常运行中，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管理模式和方法，这种模式和方法可能是对企业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企业就需要不断的调整，将不利因素变成有利的因素。如此不断地积累，就会形成一套企业特有的经营管理思想。企业家们的功劳就在于：把这套经营管理的模式加以总结、提炼，使之升华为企业文化。这样形成的企业文化，才更富有个性，更能符合企业的实际。

2.企业文化建构应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企业文化根植于社会主流文化这个大的系统，它不能偏离、更不能背离主流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即以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企业文化建构应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时代主题。

篇10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桥梁

[作者简介]徐昕，广西民族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121-03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2007年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un-chx0758)资助

1959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他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不理解的鸿沟，而这种文化的分裂对社会是一种伤害、一种损失。实际上，斯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两种文化及其分裂问题的人，但他从理论上第一次表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泛重视和争论，以致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呼声日益深入人心。

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在人类文化中孕育和成长，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科学文化是人类在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理论体系及其器物制作的总合，其核心是理性、规范、创新、效率等科学精神[1](P214)，它以自然知识为基础，在人与外在世界的两极中，侧重于外在自然。而人文文化则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过程中，对人的存在、生活意义、终极目标与历史使命进行探索与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理论体系。人文文化体现在人类求善、求美的过程中。它在人与外在自然世界的两极中，侧重于人类自身，以人的价值本身来决定对某种东西的关注程度[2]。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它规范、指导和约束着人类自身的活动。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文文化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思想环境，开阔了人们的胸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科学文化则在指导人们改造自然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力量和信心，加深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论是从“外向认识”自然与“内向观察”自我的意义上，还是从规范科学共同体行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长期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事实表明，二者的融合不仅可能而且从未分开过。因此，当斯诺开始那个著名的演讲时，他无疑是揣着这种自信和一份唐吉诃德式的浪漫走上讲坛的，而萨顿更明确地提出：可以将科学史作为联结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二、科学史成为桥梁的学理基础

科学史是研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一门学问，它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诸多科学事实本身及其相互问的关系[3]。科学史不仅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辉煌的人类文明史。科学史不仅对理解科学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加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整合，都发挥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

1．科学史具有人文内涵

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就其本质来说，科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4](P26)，属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有着浓厚的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所包含着的清醒的判断能力，即根据背景和情境来对事物进行判定的能力，才使得科学史自身避免了不应有的偏颇和武断。

因此，科学史既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演化史、传承史。科学本身之所以有无尽的魅力，除了其应用能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外，还在于它的丰富的精神成果。萨顿出于对科学的深入考察和深刻理解，认为科学史是一种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及其发展，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却是人道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科学的求真、至善、臻美的最高目的内化为一种“持续的努力”[5](P67)，这种“持续的努力”赋予科学以人性，有了这种“持续的努力”，“才使人性在文明一步一步的实现过程中得到完全的胜利[5](P89)。科学并不缺乏人性，缺乏的只是人们从中挖掘人性的意识。诸如科学家的高尚品格、求知精神和献身精神，凡此种种，都是科学人性的体现。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比较有成效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基本属于历史的方法。如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或如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它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一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6](P6-17)。

同时，科学史也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在西方，大约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从若干传统的人文与社会学术领域中，相继衍生出了一些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的综合性学科，比如从哲学视野中的科学真理问题发展成科学哲学，从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而发展成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就这样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科学管理与决策研究共同构造了一个学科群。这一学科群的标定并不是根据这些学科的外延来判断的，这是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社会进步中具体的科学。在这些学科群中，科学史是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并进而成为这些科学人文类学科的基础平台[7]。这样的学科系统，是最利于沟通“两种文化”的。

2．科学史的科学性质

科学史研究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最早的科学史实践者通常都是科学家。科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说明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因此科学史家就应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应该接受一门或多门科学的训练。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了解和评价科学资料，就无法正确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即使是作科学史的外史研究，去考察科学发展和各种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要求研究

者具有相应的科学素质，如默顿虽然是社会学家，却在萨顿和数学家兼科学哲学家的怀特海手下接受了长期的训练。

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史也力图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传统的科学史研究多是采用历史文献分析的方法，但近代以来，模拟实验和实地考察的方法，正日益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类方法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以其“实证判据”的特点，为科学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实在性提供证据，从而解决了以往由单纯文献资料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在青铜器的研究中，就可以通过化学成分的分析来推知青铜器中铜、铅、锡的含量，从而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制造水平和铜料来源等问题。考察和实验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验证资料的准确性，避免了从文献到文献的单一视角。

三、科学史成为桥梁的教育路径

改革现有的科学教育理念，用各种手段增加其中的人文因素，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借助科学史的手段。一般说来，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大致有如下3点：

1．提高学习兴趣

增强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是科学史的功能之一。历史故事可以提高理科学习的趣味性，起着把科学知识包上“糖衣”的作用，对某一学科、某一理论之历史来源的追述，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和这个理论。正是基于这个事实，科学史经常被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2．培养科学素质

(1)科学观的形成

科学史，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和更新的历史。它忠实地记录了科学的历史变迁过程，把科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讲述出来，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的历史继承性，从而有助于形成科学的历史观。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科学结论几乎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部情况。

科学史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科学成果，既承认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也看到其局限性；既认识到其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永久性和绝对性，也认识到其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暂时性和相对性，从而弥补专业科学教育之不足。这对于活跃思想、开阔眼界、正确把握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2)科学方法的引导

科学定律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公众理解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学方法并应用这些科学方法解决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科学史介绍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分析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科学认识方法来说，这其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借鉴和启发，汲取其方法论养分，增强方法论意识，培养其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3)传播科学知识

对目前严格分科的教育体制来说，科学史的这一功能较为突出。文科学生需要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而理工科学生由于自身专业的限制，也同样需要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 科学史在讲述重大科学史事件时，必然包括了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如讲述开普勒的历史作用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太阳系天体运动状况的介绍，不可能不涉及对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阐释，这种介绍和阐释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因此，科学史有助于加深对科学自身的理解，它在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3．内化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是促进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是科学活动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萨顿认为：科学精神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宝贵，它是“科学的生命”，是科学活动的灵魂。

科学文化体现的精神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精神，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本身就体现着人文精神，它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爱因斯坦曾说：关心人类自身及其命运，必须是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以及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揭示的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的精神气质等，本身就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以实证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珠联璧合为根基的科学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衍生的独立性、独创性、自由、宽容等价值，都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情操；也是抗衡和抵御现代社会的种种流行病――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的有效解毒剂。这样，我们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中，就看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同时，科学史可以帮助树立全面而准确的科学形象和科学家形象，领悟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人文性，从而沟通文理，加深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在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不仅增长人类的自然知识，也传承独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科学精神，传播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同情和宽容精神。科学史有利于塑造这样的科学家形象，而单纯通过理科学习，则很难达至这样的目的。此外，科学史还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科学如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的关系及文化背景，从而让人领悟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领悟到科学其实也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J]．读书，1994，(4)．

[3]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4]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