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认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美国瑶族；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作 者】玉时阶，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132-005

American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Yu Shijie

Abstract：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American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d analyzes the features about them.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Yao’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different from the average American and other ethnic identity on development process. American Yao’s identity process did not follow the law development likes “cultural identity-ethnic identity-national identity”,but from national identity to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American Yao;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20世纪70年代，一部分东南亚瑶族因避战乱，被联合国难民署作为难民安置到美国居住生活，并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但和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不同，美国瑶族人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国籍的认同，文化的认同却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文化认同，它既有美国的主流文化内涵，又有瑶族传统文化的因素。

一、 认同的理论视角

“认同”一词来源于英语“identity”，用于表示身份、属性等方面的确认或同一性，其最早出现于哲学领域。后来，经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心理学家的引入，成为心理学中分析自我同一性的核心范畴。所谓自我同一性，是一种发展的结构，有时指一个人对其个体身份的自觉意识，有时指个体对性格连续统一体的无意识追求，有时指自我综合的无言操作，有时则指对某个群体的理智和特征的内心趋同等。［1］认同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后，常被用于表示某个特定主体与特定客体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中，“认同”一词一般用来表示个体对自己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2］

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生活的环境不断发展变异，人们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及自己属于什么群体的问题，都会遇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难题。所谓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同样，民族认同也可以在这个定义框架中得到演绎。［3］而文化认同则是指民族群体或个体对本民族价值的笃信，对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命运的理解和关注以及族群关系的认识等。［4］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和某一特定的国家。从认同的特点来看，文化认同先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对于一个国家的原住民族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国家的移民，特别是移民中的难民来说，究竟是文化认同促进了国家认同，还是国家认同促进文化认同，却很少有人研究，特别是像美国瑶族这样一个从东南亚逃难到美国的族群，他们对美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应和别的民族存在一定的差别。

二、 生存第一――美国瑶族的国家认同

20世纪70年代，由于老挝政局动乱，大批瑶族人“逃离老挝，翻山越岭，穿过湄公河，来到泰国不断壮大的难民营。”［5］后来，这些瑶族人被联合国难民署分期、分批安置于欧美的一些国家。被安置于美国的瑶族人主要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2002年约有3万人；其余的分布在蒙大拿、阿肯色、伊利诺伊、德克萨斯、亚拉巴马、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州，2002年约有5000余人，形成“大分散、小杂居”的分布格局。

一般说来，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文化认同先于国家认同，但美国瑶族作为从东南亚迁入美国的难民，其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却先于文化认同。最初，瑶族人从东南亚迁入美国时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他们既不再是老挝人，也不是美国人，他们是难民，是为了生存而逃难到美国的难民。所以，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即必须尽快获得绿卡，得到美国国家（或政府）的认同，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美国政府将他们安置于难民营中暂时居住、生活时，派人到难民营中教他们学习英语与生产技能，介绍美国的国情、社会，让他们尽快地了解美国、熟悉美国、认可美国。经过难民营的学习培训，绝大部分瑶族人都学会了英语和一门劳动技能，对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找到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获得了绿卡，成为了美国公民，完成了“东南亚难民”向“美国公民”的转变过程。这意味着美国瑶族人已确认自己属于这个国家，已与美国这个国家形成一种契约，即作为美国公民，他们既可享受美国公民应有的权利，亦应承担美国公民应尽的义务。 其国家认同的过程通过国籍的认同得以实现。对于他们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难民来说，“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与首要标志是“国籍认同”，没有国籍认同，也就没法实现国家认同。所以，东南亚瑶族难民取得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既是他们对美国“国家认同”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对美国“国家认同”的继续。经过30余年的努力，现在的美国瑶族人不仅加入了美国国籍、获得了绿卡，成为美国公民，而且都能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生活方式已经接近当地的主流社会。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改信了基督教，一部分青年人开始与当地人通婚，为了生存，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原住国的认同。据美国瑶族协会负责人赵富明、赵召山、赵贵财等人介绍，瑶族刚进入美国时，多从事一些以出卖体力为主的工作，如超市售货员、酒店服务员、加油站工人、农场工人、学校和医院等单位的勤杂人员，少数人受雇于政府机构的管理部门工作。现在，除有部分中年人仍在各种工厂、农场、公司、服务行业从事体力劳动外，许多年轻人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成为政府公务员、教师、律师、医生等，部分人还自己注册公司，创办企业，成为小业主。这些企业多为旅店、洗衣店、餐馆、加油站、农场、超市、汽车维修点。如李文凤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经营一家超市，同时还担任美国西部瑶族华文学校的董事长。赵有财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经营一家旅馆，并投资音像业。赵召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经营一个银行储蓄所、一家汽车旅馆、两个汽车加油站。赵富明在俄勒冈州政府担任公务员，盘文凯在萨克拉门托市任公务员，邓有官在西雅图当小学教师，邓金田在西雅图市任公务员。对于许多美国瑶族人来说，老挝只是他们曾经居住过的一个国家，是他们千百年来迁徙过程中的一个驿站，他们不会忘记她，但他们不会再回去，因为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对优勉瑶人文化很感兴趣，但我知道它对我没什么益处；我必须去学习和懂得美国文化，否则将一事无成，因为我生活在美国。”［6］波特兰市赵金先林对笔者说；“战争迫使我们逃离老挝，是美国收留了我们，除了美国，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不加入美国你怎么办？”费•芬•萨乔也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是属于这里的，老挝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怀念我的国家，但我不想回去，在老挝工作太辛苦了，不像在这里，我真的喜欢美国。”［7］莱•普•萨利亦说：“我于1979年来到美国……我很怀念老挝，但我现在也在这里住了好多年，我不想回去了……这个国家非常好，非常的美丽。”［8］不仅一般的美国瑶族人这样说，就连像赵富明这些美国瑶族的精英也认为：我们已经是美国人了，所以，我们就得按美国的规矩去做事。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他们的“家”。经过近30年的努力，他们不仅已经成为美国公民，而且开始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中逐渐发挥作用，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提高了瑶族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据萨克拉门托市瑶族协会主席盘文凯先生说：该市所处的加利福尼亚州共有亚裔人成立的民间社会组织3000多个。2002年，加州政府通过媒体和社会对这3000多个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根据各个社会组织的业绩和作用，从中推出5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为加州社会组织的精英，结果，加州萨克拉门托市瑶族协会主席盘文凯先生被推选为加州社会组织精英之一。在萨克拉门托市瑶族人为笔者等人举行的宴会上，我们看到了盘文凯先生所获得的证书及奖杯。波特兰市的赵富明先生担任全美瑶族协会主席期间，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多次邀请中国国家民委和中国瑶族组团访美，并就增强中美瑶族文化交流问题撰写文章，发表于华盛顿大学学报上。赵召山先生在里土满市难民安置指导中心工作期间，深入瑶族社区调查，撰写了“在美国再定居的瑶人的影响”一文，参加在越南召开的“国际瑶族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该文被收入大会论文集《瑶族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现在与未来》。这部分瑶族精英的出现及他们在美国与世界各国所做的贡献，不仅提高了美国瑶族的地位和形象，为美国政府赢得了荣誉，而且也改变了美国社会对瑶族的看法，客观上强化了美国瑶族人的国家观念，推动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的认同。

三、“半个优勉人和半个美国人”――迷茫的美国瑶族文化认同

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为了生存下去，首先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但国家认同并不等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虽然与国家政治生活相关，但又有区别。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其变化的速度与程度历来落于政治、经济之后，故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历程也比国家认同的历程要艰难。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明清之后，一部分瑶族人就开始离开中国，进入东南亚国家居住生活，但他们一直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基本上与中国瑶族相差不大。［9］30多年前，一批瑶族人又以难民的身份从东南亚移民美国，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绩，成功地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实现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但对他们来说，美国毕竟是个新的国家，许多事情完全是陌生的新鲜事物。他们在从难民向公民，山地民族向都市民族，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西方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从而使其文化认同难以一朝完成，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移入遭到了瑶族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从而使其文化认同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自称是个政治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瑶族从东南亚移民美国后，“总是尝试接受美国文化的神话，这个神话相信所有人都拥有完全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可以干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可以成名、可以变富。”［10］但正如美国瑶人福•乔伊所说：“美国的生活就像年轻一代的梦想，在他们心中就像到了‘天堂’似的。他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充满自由与机会的国度。但与此同时，许多人在这里却难以找到属于他们的社会感情世界。”［11］即使是年轻一代的美国瑶人，他们也“总是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他们想要融入美国的青少年族群当中，但却力不从心；有许多远大的理想，他们追逐财富与名利，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观点却是不完全理解和不现实的。”［12］他们既追求美国的现代文化与民主自由，但又怀念瑶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信仰；他们既不可能保持瑶族的传统文化，又不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优勉人，半个美国人。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里，我称其为过渡文化。我感觉在两个文化之间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因此我要保留我自己的民族文化，又要学习新文化――美国文化。”［13］这种文化的迷茫主要表现为：

1、语言认同的差异。瑶族从东南亚进入美国后，经过在美国难民营的强化学习及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流，绝大部分人都学会了英语，不会说英语的美国瑶族人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美国出生的瑶族人，不仅会说英语，不少的人甚至已不会说瑶语。这种语言文化认同的英语化趋势使美国瑶族社会中的老人和精英深感不安。历史上，瑶族是个迁徙不定的山地游耕民族，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他们曾借用汉字及其模仿汉字发明的土俗字来记载历代祖先曾定居过的地方或历史，沟通感情，抄写经书，瑶族中长期流传的《祖图》、《信歌》、《家先单》、《盘王大歌》、《过山榜》等，都是用汉字和瑶族土俗字抄写的，然后用瑶语喃念。如果不会瑶语和中文，就不会读这些民间传统古籍，就不懂瑶族的传统文化。于是，全美瑶族协会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瑶族人在家里和民族节日聚会时必须说瑶语，并且与中国瑶族及有关专家联系，将中国瑶族地区试行的瑶文引入美国瑶族社会，在瑶族地区开办瑶文培训班，编印瑶文课本，教美国瑶族人学瑶文、讲瑶话。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广播电台还为美国瑶族人创办瑶语节目，每周安排15分钟的瑶语广播栏目。即使是已改信基督教的美国瑶族人，亦可用瑶语在教堂中念圣经，做祷告。现在美国瑶族社会中瑶语和英语并存，美国瑶族人在与主流社会交流时，用的是英语；在本民族社会内部和家庭中则用瑶语。正如桑•科埃•萨乔说：“我对生活在Halsey Sguare 感到很满意，因为我有机会与周围生活的优勉瑶人讲同一种语言。我认为让年轻人生活在自己民族的文化里，讲自己的语言是一件很好的事。”［14］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看，英语在美国瑶族社会中的传播与普及，增加了美国瑶族与其他民族接触的机会，有利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但在英语的传播与普及过程中，又使美国瑶族人不断感受到瑶语濒临失传的危机，从而产生对外来语言文化一体化的抵抗情绪。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力图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美国公民，企图实现全体国民的文化认同，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或弱势族群中却是那样难以实现。

2、的差异。历史上瑶族主要信仰自然宗教与道教。瑶族在东南亚国家居住时，亦有极少数信基督教。［15］但自从进入美国后，受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瑶族人改信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瑶族人的家庭中不再设祖先神龛，改贴耶稣画像；有瑶族经书、神像、法器的人家，均将其送人或烧毁，逢星期天到教堂念圣经、做祷告。而大部分美国瑶族仍保持传统，祭祖先，敬盘王，崇敬三请三元等道教神；家中厅堂仍设有神龛，加州奥克兰市的瑶族协会还购置土地建盘王庙，供全美瑶族人每年到此祭盘王。平时的小型祭祀活动有架桥、解煞、续魂、送堆、做秋、收惊等，较大的宗教祭祀活动有还盘王愿、度戒、挂灯、发童、祈保丰收、祈保人丁等。［16］笔者在访美期间，曾参加过加州瑶族的解煞、续魂和为死者超度灵魂的宗教祭祀活动。在许多美国瑶族人的心目中，虽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在美国居住生活，但死以后还是要回到“扬州”去与祖先团聚的，而不是到天堂去见上帝。所以，死者的后裔要为死者做道场，请师公念经，祭神，超度死者亡灵，让他早日到祖先的身旁。道场做得越热闹的越好，如家庭经济一时不允许，也可以以后补做。正如桑•科埃•萨乔所说：“我们有宗教仪式，那对我们的族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几个月前，我们举行了挂灯（实际是男孩的成丁礼）。我父亲已去世很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举行这种仪式，我已故的父亲在天国神灵世界就会生活不如别人。这个仪式就是为了让我父亲在天国有着受人尊敬的地位。”［17］这种对宗教文化的认同差异，不仅反映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主流宗教文化的认同差异，而且也反映了美国瑶族人对美国文化认同的差别。

3、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的差异。瑶族人到美国后，受美国生活习俗的影响，也开始吃西餐，穿时装，部分瑶族，特别是青少年喜欢唱流行歌曲，跳现代舞蹈，过情人节、感恩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基督教信徒还过复活节、圣诞节。他们正在逐渐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文化。但大部分瑶族人仍保留传统生活习俗，他们虽然也喝牛奶、吃面包，但平常主要还是吃大米饭，肉、菜或煮或炒。除过西方节日外，还过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盘王节，每逢传统节日，各家各户亲人团聚，备办酒肉，请师公喃诵经文，祭祀祖先，然后共同聚餐。特别是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的盘王节，各州、市的瑶族聚集在一起，穿瑶族传统服饰，唱瑶歌，跳瑶舞；请师公设坛请圣，奉供品，祭盘王。尽管已有少数青年男女与外族人恋爱，但传统的民族内婚习俗仍对美国瑶族人有很大的限制，通婚范围仍限定在本民族内部。除信仰基督教的瑶族人按基督教礼仪到教堂举行婚礼外，大部分男女青年相爱后，仍须托媒求亲、合八字，如命不相克，方能订婚下聘礼。成亲之日，男方家要派接亲队伍到女方家接新娘，新娘入门时要请师公举行祭仪，然后才拜堂、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婚后生育子女，凡满月、对岁都要宴请亲友。10岁以上的男孩要举行挂灯仪式，成年后要依传统习俗进行度戒。正如福•乔伊•萨利所说：“保留我们民族的特征，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的和亲戚之间的亲密联系。这是我们保留文化传统的唯一方法。如果我们的子孙太过于美国化，他们不会关心自己是谁，也不会关心亲戚间的联系，这样，将来我们可能会完全迷失自己。我们会成为美国人，但我们的肤色不会改变。我们不属于美国。假如我们不属于优勉瑶族，那我们什么也不是。”［18］

四、余 论

“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因此人的自身认同和集体认同问题都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所有的认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系统中人们历史活动的过程和产物。”［19］时代变了，人们的生存境遇变了，人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

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各种形式的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共同体最稳固而长久的黏合剂。在共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原始的氏族、部落认同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20］大多数人与民族都经历了这种从文化认同到民族认同再到国家认同的认同发展过程。但这种发展过程并不是唯一的。从美国瑶族人的认同发展过程来看，当瑶族从东南亚作为难民进入美国时，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美国国籍的问题，即国家认同问题。在国家认同问题获得解决后，在国家认同的推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下，美国瑶族人的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形成新的多元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美〕简•卢文格著，李维译.自我的发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360.

［2］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1).

［3］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J］.民族研究，2010(2).

［4］邓治文.论文化认同的机制与取向［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2).

［5］［6］［7］［8］［10］［11］［12］［13］［14］［17］〔美〕艾•乔伊•萨利（大卫•特•李）等著，李筱文、盘小梅译.移动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6.60.74.71.13.12.13.62.60.62.

［9］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3)；玉时阶.中泰瑶族文化变迁比较研究［J］.首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论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5］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瑶族考察组编著.泰国瑶族考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294-295.

［16］黄钰、黄方平.国际瑶族概述［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366.

［18］〔美〕艾•乔伊•萨利（大卫•特•李）等著，李筱文、盘小梅译.移动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5.

篇2

关键词：余光中 文化认同 原乡归一

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在台湾的乡愁诗人中，余光中显得最为耀眼和典型。他的成长历程非常坎坷，从小就和母亲逃难至台湾，对故国亲情的守望为后来的诗歌创作埋下了乡愁的种子，而当他移居他乡，原有的母体文化与本地的文化发生冲突时，诗人在这种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和感受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价值。他的诗歌体现出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特色。如在《我之固体化》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虹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当诗人置身于文化碰撞之中时，这种“拒绝融化”的宣言和以“冷”和“坚硬”为特征的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捍卫，让读者感觉到强烈的民族意识。

优秀的诗人总是善于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虽然余光中在21岁时就离开了大陆母体，但他的诗歌作品却一直和本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无论是在台湾、香港还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他的诗歌总忘不了从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掘素材，并打上鲜明的民族印记。他在《白玉苦瓜・自序》中说：“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去蘸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1]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在《白玉苦瓜》中这样写道：“一只苦瓜，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看茎须缭绕，叶掌抚抱/哪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在这里，诗人凭借敏锐的艺术目光，截取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白玉苦瓜”这一意象，将真实厚重的历史感和爱国的情愫注入到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白玉苦瓜”中，从而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饱满的民族意识。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和文化传统的诗人，余光中还在其创作的乡愁诗歌中将个人体验与祖国之爱以及民族之恋融为一体，凝结成内心深处强烈的中国情结。除了《白玉苦瓜》外，余光中还创作了其他一系列此类主题的乡愁诗，如在《黄河》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我是在下游饮长江的孩子/黄河的奶水没吮过一滴/惯饮的嘴唇都说那母乳/那滔滔的浪涛是最甘，也最苦/苍天黄土的大风沙里/你袒露胸脯成北方的平原/一代又一代，喂我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远祖，商，周，秦，汉”。在此诗中，诗人对黄河哺育祖先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同时又用了一个“远”字，将祖国母亲对祖先的养育之情推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并以“商，周，秦，汉”四个朝代来对远祖所处的时代进行细化解读，由此可见诗人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认同。又如在《寻李白》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樽中月影，或许那才是你的故乡/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而无论出门向西笑，向西哭/长安却早已陷落/二十四万里的归程/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诡绿的闪光愈转愈快/接你回传说里去”。在这里，余光中展开了想象，传神地写出了李白对故乡的深情仰望。诗人借助李白这一历史人物，怀古咏史，通过描写李白的记忆，来进行自我的再认识，并以此实现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传递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

二、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

余光中的乡愁诗除了体现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外，还体现了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从而体现出诗人浓郁的原乡情结。由于历史的原因，余光中离开了大陆漂泊到了台湾这一个小岛，诗人的生活被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所影响：与原乡脱节，被逼离乡背井，寄居于异地的陌生环境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饱受对祖国母亲的思乡之苦，这种相思在其人到中年时显得尤为浓烈，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小小孩的记忆，30年前，后土之宽厚与博大，长江之滚滚千里而长，巨者如是，固长在胸臆，细者即如井边的一声蟋蟀，阶下的一叶红枫，于今忆及，亦莫不历历皆在心头。不过中年人的乡思与孺慕，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仅是那一块块大陆的母体，也是，甚且更是，那上面发生过的一切。”[2]通过余光中的乡愁诗，我们看到他书写出了一个历史时期漂泊在台湾的无根者的悲情，在著名的《乡愁》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家被视为生命的本原，中国人天然就有着深深的恋家情怀和怀乡情结，故土和家乡的兴衰与变迁始终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和思想。余光中自然也不例外。“游子思归、落叶归根”的家国意识始终在牵动着他内心敏感的神经。于是，他在对童年的追忆中找寻慰藉，在诗歌创作中融入浓烈的思乡之情。大陆故土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地方习俗甚至家乡风情，都被描绘得意趣盎然，形神兼备。如在《当我死时》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又如在《大江东去》一诗中，诗人写道：“大江东去，枕下终夜是江声/侧左，滔滔在左耳/侧右，滔滔在右颊/侧侧转转/挥刀不断//失眠的人头枕三峡”。在这里，诗人将自己对长江的思念之情写得细致入微，由此可见作者思念之浓烈。此外，在另一首诗歌《乡愁四韵》中，余光中则通过反复地咏叹直接地书写出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之情，诗人这样写道：“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又如在《中秋月》一诗中，诗人借中秋之月同样书写出对故国的无尽依恋：“一面古镜，/古人不照照今人/一轮满月/故国不满满香港/正户户月饼，家家天台/天线纵横割碎了月光/何日重圆，/八万万人共婵娟。”

由此可见，在余光中创作的乡愁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坚守和对祖国大地的回归与依恋。无论在创作中如何地自由挥洒，他都在告诫着自己，一个客居他乡的“浪子”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到自己的故乡，回到自己归属的民族，同时认同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余光中也正是通过其创作的乡愁诗来告诉人们，自己的故乡在永春，自己的文化之根蕴藏在绵延五千年的炎黄文化里。

注释：

[1]余光中：《白玉苦瓜》，台北：大地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篇3

毫无疑问，一个行业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行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自信。可以说，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关系到中国会计文化能否行稳致远，而且决定着中国会计能否如期实现会计强国的战略目标，还有什么历史任务比会计文化建设更重大更迫切呢？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说：“文化如同生命内里的血管系统，而血管里流淌的是主观精神的血。”探索当代中国会计文化的路径关键是提振会计人的精气神。同时，着眼于如下重点环节：

一是关注互联网时代的会计文化生态，建立中国会计网络平台。互联网时代的会计行业，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这是一柄双刃剑，会计行业利用互联网可以满足资讯获取、文化传播、价值扩散的要求，提高便利性，创造一个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但同时博客、微博等自媒体也带来一些虚假信息，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认知混乱，进而影响中国会计整体形象塑造。建议由有关部门牵头成立行业文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构筑中国会计人网络平台，组织网评队伍，把脉舆论走向，播撒正能量，增强软实九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会计文化建设的新空间。

二是创新会计文化载体，丰富会计文化内涵。建议开展“心系大局、尚德求新、砥砺品格、服务发展”的行业使命和“诚信、专业、境界、创新”的会计精神孕育与宣传活动，外塑形象、内提素质，引导会计人“愉快工作，幸福生活”。开展包括演讲比赛、摄影比赛、征文比赛、高端论坛、文艺汇演、体育比赛等多种形式的行业文化建设活动，运用电视专题片、公益广告，微博客等多种媒体传播手段，展现会计文化魅九绽放会计人风采。本着“源于基层、发自内心、全员参与、鼓舞奋进”的原则，组织企事业单位、会计师事务所、大专院校、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关会计人员积极参与，奋力营造“迈向会计强国之路：咱们的文化咱们建”的浓郁氛围。

三是以文化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为科学发展提供动力源泉。要克服会计文化建设与管理“两张皮”的不足，推动行业文化软实力向科学发展硬实力转变，推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工程、会计信息化工程等系列发展战略向文化辐射力的转变，推动会计审计准则国际趋同向国际融合的转变。要在坚持科学方法的原则下建设好行业文化，找准行业文化建设的路径，让文化建设能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显化于物、统摄于魂，真正找到文化落地的土壤，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让会计文化建设既能保持行业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又能确保组织和会计人的活力激发与调动，为行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

凝聚会计文化价值认同，行动主体在于1400万会计人。会计人可能并无“远大”抱负，但会计人是诚实的人，是真诚的人，是具有信念的人，是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是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会计人从事的事业或许平凡，但会计人力求使心灵充盈而饱满，散发着文化的光辉。会计人深切地体悟：会计人是什么，中国会计就是什么；会计人怎么样，中国会计就怎么样；会计人心中有光明，中国会计就不会变暗。

凝聚会计文化价值认同，要彰显隐性教育功能。今天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方式日趋多样，流行文化、通俗文化、娱乐文化、网络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应研究把握当代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充分利用这些新的文化品种、文化形式为会计使命、会计精神、会计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服务，汇聚强大的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濡染力量。

凝聚会计文化价值认同，要顺应会计人的新期待。文化是思想领地和精神家园，是思想依归和精神血脉。熔铸会计文化，不仅是世界会计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现实面对，也是应对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客观需求；不仅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会计文化建设要以平民风格、民间话语彰显亲和九以创新意识、创新行动践行核心价值观，以实践成效佐证其对于中国会计人的实际价值，以温暖和感动鼓舞中国会计人砥砺前行。

篇4

一、文化认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之源

企业是国家肌体的细胞。实现“中国梦”，对于企业来说，也就是在“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前提下，追求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市场价值。企业的稳步持续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国家经济基础，文化建设和文化认同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企业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动力之源。古人云，“上下同欲，无往而不胜”。“欲”，就是价值观、终极目标和愿景。上下同欲，也就是从上到下价值观、终极目标和愿景的文化一致认同。

“文化认同识人，能力匹配用人，系统培养育人，愿景融合留人”是贵阳卷烟厂始终不渝的人力资源理念。近年来，企业不断引进不同层次人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后续力量。文化认同首先从新员工进厂抓起。因为如果新员工的思想理念和行为与企业文化不相符，不但不能产生1+1>2的效应，反而会带来内耗。新员工进入新环境开始新的工作，心理压力或如林黛玉初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林黛玉因为与贾府文化格格不入而落落寡合，最终抑郁而亡。当今的年轻人自然比林黛玉开朗自信，但如果不能适应企业文化，也可能会跳槽离去，从而造成企业人才流失，增加企业招聘成本。实施有效的企业文化培训，使新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从而鼓舞员工牢记员工的职责和使命，以负责任、重执行、求卓越的态度优质完成本职工作，实现个人和企业的共同发展，这即是企业文化认同的第一站。一位大学生进厂时认为当工人没有发展空间，大有“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的感觉。但他经过入职培训走进现代化车间，便有了企业文化认同感，顿悟今日之贵烟乃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舞台，即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与企业成为生命的共同体。文化认同，以感恩之心对待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能够不断激发出员工对工作的热情与创造力。在新形势下，引导企业全员一致的文化认同，毫无疑义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员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建筑师”，是基础，是关键。只有所有员工都能真正认识到企业文化对于本企业的重要性，才能打下企业文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上下同欲，企业全员一致的文化认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每一个人都从我做起，才能实现“中国梦”。

二、文化认同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有力引导

既然员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扮演的是“建筑师”的角色，要修建一座精品大楼，就必须让建筑师认识到自己在建筑过程中的责任和重要性。企业文化建设是人的思想领域的建设，是企业生存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需要，是企业经营好坏的重要标志。企业文化建设旨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激发职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正能量。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求生存、谋发展、抓机遇、迎挑战，就必须构建社会认可、员工认同的先进企业文化，并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丰富文化内容，不断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才能不断提高员工自身的整体素质，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社会发展中获得健康持久的生命力。

贵州中烟总结了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科学而艺术地提炼了企业的理念、核心价值、使命、愿景等，建构了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贵州中烟的价值理念是企业文化的内核，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目标、经营方向并规范着员工的思想行为。作为一个具有近七十年历史沉淀和优良传统文化的老厂，为实现“中国梦”，贵阳卷烟厂明确提出把牢固树立行业核心价值理念作为构建先进企业文化的核心目标，提出了“做最受尊重的烟草企业”的愿景，把“提升生活品位，成就社会和谐”作为自己的责任，以“报效国家、回馈社会、成就员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全厂上下的努力，在构建先进的企业文化建设中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正确处理行业与社会、行业与政府、行业和员工的利益关系，提高“做精产品”的能力，按时、保质生产出符合标准、为消费者认同的卷烟产品，创建行业优秀卷烟工厂，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一份丰厚的物质基础，是贵阳卷烟厂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同时，把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度――即文化认同，放到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最前沿。

三、人文环境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

与自然环境相对，人文环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不断演变的环境，可以定义为：一定社会系统内外文化变量的函数。企业人文环境是指内部的隐形环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企业灵魂。能够称得上企业灵魂的则是一种和谐、融洽、健康、富有生机的人文环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中，企业的领导与被领导、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融洽；也只有这样的人文环境才能激发职工的敬业爱厂精神，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归宿感和企业凝聚力。

篇5

国民对国家履行国家功能情况的获知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来实现的，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建立与维持。我们把能导致国家认同的建立与维持的信息界定为国家认同信息，国家认同信息对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与贡献。民族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信息关于民族的定义，目前民族学界普遍认同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共同的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当然，民族特征仅具有相对性。就共同语言的特征而言，英国人、美国人以及爱尔兰人都说英语，但他们都不是同一个民族。就共同地域的特征而言，一方面，共同地域居住的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另一方面，同一个民族也不一定居住于共同的地域。就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而言，同一个民族的人也不一定处于相同的经济生活状态。例如，对跨界民族而言，中国的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就处于不相同的经济生活状态中。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或者说区别于他物，总是因为它独有的特征，该特征对它而言具有本质性、决定性和标志性。对民族而言，亦是如此。民族具有的以上四个特征中，文化特征则是民族的独有特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⑤他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指在物质世界中，一切经过人的加工，体现了人的思想的东西。非物质文化指观念、制度及规范等。同样，民族文化也有物质和非物质之分。民族物质文化是指与民族相关的工具、服饰及建筑等等。

民族非物质文化是指与民族相关的价值观、、风俗习惯和民间艺术等等。文化是因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事物，人是文化唯一的缔造者。当事物甲成为事物乙唯一的缔造者时，事物乙也就成为事物甲存在的标志。鉴于此，文化是人存在的标志。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文化便成为人类区别于地球上一切非人类事物的标志物。在考量社会上某个群体时，群体文化便成为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标志物。一个民族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消失了。这种消失并不一定是指作为民族成员的生理个体的消失，而是指民族作为一个群体的消失。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许多民族，由于自身民族文化的消失现已难觅踪迹，如盎格鲁-撒克逊族，我国古代的契丹族、匈奴族、女真族等。文化既然是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事物，也因此成为民族的核心利益。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是对民族核心利益的保护与实现。由国家主导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信息就是民族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信息，该信息对国民或不同族群民众的传播必然对社会的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和贡献。以新疆为例，来考量由国家主导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信息：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传承信息。我国历部《宪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目前，新疆地区使用10种语言和8种文字。就传媒而言，《新疆日报》用汉、维、哈、蒙4种语言文字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使用汉、维、哈、蒙、柯以及锡伯6种语言文字出版出版物；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使用汉、维、哈、蒙以及柯5种语言制播节目；新疆电视台用汉、维、哈、柯以及英语5种语言制播节目。新疆门户网站天山网创办于2001年。2003年开通维吾尔文版，2009年开通哈萨克文版，2003年开通俄文版，2006年开通蒙文版。

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信息。《十二木卡姆》是集歌、舞、乐于一身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套曲，有维吾尔“音乐之母”的美誉。《十二木卡姆》被政府列为重点拯救的艺术品，1955年完成了录音、记谱及歌词整理，1960年出版了《十二木卡姆》乐谱。自治区于20世纪80年代还成立了木卡姆研究机构和艺术团，以进一步推动木卡姆的保护与传承工作。2013年，木卡姆被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民族古籍的保护与传承信息。自治区政府已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包括：维吾尔族不朽名著《福乐智慧》3种抄本、影印本，哈萨克族的医学名著《医药志》，锡伯族萨满教的经典《萨满神歌》等等。截至2011年，全疆共收藏有少数民族古籍9754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信息。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截至2013年1月，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3784项，其中，国家级项目70项，自治区级项目185项。

篇6

关键词：上海宝贝；后殖民语境；民族文化；认同危机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进程加速的时代，世界融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市场，全球化以崭新的方式增加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联系，世界日益变小。这种巨大的变化，使世界各民族文化日益趋同，民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能很好地融入全球化的大氛围，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密切关注的问题。

一、浓重的后殖民文化色彩

电影《上海宝贝》由卫慧同名小说《上海宝贝》改编，同名小说《上海宝贝》是一个典型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本，而在电影《上海宝贝》里，这种露骨的文字表达更是转为裸的视像表达。

话题女王白灵扮演的女主角倪可，毫不避讳夸张大胆的表演需求，将文本中的表述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主角之一的马克是德国商人，他身上有一种雄健霸道的“法西斯”气息，对于“我”有一股非同凡响的吸引力，但是“他不会为我离婚不会为我破产，我也没有向他献出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投身马克怀抱后，倪可却越来越深爱着天天，天天与倪可心有灵犀却性无能，倪可怀念他那“有灵魂”“有颜色”的吻。最后，马克回国，天天死去，在这两者所代表的“灵”与“肉”之间徘徊的倪可生命还将继续，于是她只好痛苦地重新思考“我是谁”的问题。

《上海宝贝》中，倪可的生活是：物质消费、感官满足、追求。她兴致来时写点小说，大多时间出入酒吧、夜总会、星级酒店、美容院、网球场，举行派对等。电影中倪可不断展示她的品位：她坐的是别克车，喝的是朗姆酒，抽的是七星烟。透过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的表现，我们看到电影表达出来的文化殖民意识。品牌追求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消费现象，随着资本的流动这种观念也在向世界各地渗透，此种现象被有些评论者概括为“文化殖民”现象之一。《上海宝贝》尽管是一部以上海为大环境拍的电影，但其真正的情节与话语早已是西式的，似乎是西方作家的作品在上海的组装，其一体现出的品位和品牌意识，透露了卫慧的思想中有摆脱不掉的迎合殖民化的倾向。

二、认同背后的民族文化危机

在后殖民文化研究中，民族文化身份的确立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角色定位、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其中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是他人认可的基础。电影中不时会出现诸如Ferragamo靴子、Marc Jacobs牛仔装、Bowery Bar、Cafe Carlyle、EIJI美发沙龙等作者认为是时尚和品位标志物件的符号。综观整部作品，充斥其间的消费模式和消费品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他者”色彩。电影对时尚品牌所代表文化价值的认同，也是对西方文化观念的认同。作品中大量外文符号的穿插和西化时尚生活的渲染都是角色定位失调和自我文化认同缺失的表现。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生产的消费品都不值得一提吗？

在我国，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过圣诞节和情人节，而对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七夕节、重阳节等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则不屑一顾。所以，有人强调，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因为一种文化，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而文化的全球化，导致了很多人不知道、不清楚“我是谁”，或者使“我”有了多种身份，原来清楚的，现在模糊了；原来自信的，现在惶惑了；原来相信的，现在怀疑了……

《上海宝贝》这部电影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认同的缺乏、民族文化的缺席、西方消费文化的侵入，都是自我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表现。让我们不禁怀疑这到底是“文化全球化”还是“文化帝国主义”？

三、民族文化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当然，全球化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洪水猛兽。全球化一方面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球化的推行，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全球网络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形态间的接触、对话，可以形成世界性的文化共享；全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不管人们处在什么样的国度，拥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都可以以独立身份，随时随地参与其中；先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文化条件的改善和提高，为民族文化快速走向世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所有这些，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正如《上海宝贝》这样的电影，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消费文化”和“后殖民色彩”，一味地趋合西方读者的口味；另外，为何中国作家的电影却由德国导演执导，而且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这也是一个很让人值得研究的问题。电影完全受“消费主义”“身体主义”知觉引导，卫慧用这种下意识的“东方主义”来达致肤浅“全球主义”白日梦。实际上，我们只有应将中西文化更好地结合，才能做到“墙内开花里外都香”。

应该看到，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综合实力。要使民族文化获得保护和发展、乃至于走向外面世界，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就需要民族的强盛作为坚实的后盾。与贫穷落后相伴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是没有对应的能力的，也自然面临着更大的冲击。

参考文献：

【1】Chris Rojek，Stuart Hall，Cambridge：Polity，

2003，p.ix.

【2】[美]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下)[J].现代外国

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5.

【3】[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J].国外社会科学

1995，（6）

【4】[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A].王

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2.

【5】[美]亨廷顿.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J].现代外

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6）

篇7

阮家明，科勒公司大中华区总裁。1971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9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拥有社会科学学士学位以及注册会计师资格。1998年，在北京加盟入科勒担任会计经理。2000年至2005年，被任命为科勒中国财务总临及科勒亚太区财务总监。2005年，出任科勒中够董事总经理。2007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MBA学位，并被任命为科勒大众华区总裁。

对于幸福的追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当初，在我读到《诗经》中“国风”篇的时候，我r解到当时的人们对于社会现状的无奈，同时又不断渴望、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我是被触动的。其实对于生活的不断追求与创造，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是相同的。而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的我们拥有很好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条件去创造自己未来的生活。我看到的很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内心的“回归”。

内心需求的“回国”

这个时代的社会差异其实很大，我们都在讲求个性，每个人的需求也都是不同的。而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很小，人们都在不断地追求、崇拜西方的一切：西方的时尚、饮食、以及西方的礼仪。那时的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淡漠，甚至会盲目地把它当作是一种束缚，弃而不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里，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的时候，被忽略的却是自己的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在充分汲取西方营养的时候，具有千年文明的中国认识到了自我的回归，大家不再盲目地模仿别人，而是更关注自我的需求。

在这个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不断追求。这样的多样化是这个时代特有的。因为我做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厨卫产品，我更直观地从这个角度看到了一种“回归”。以卫浴来说，我们从最初的基本卫生需要，发展到追求美观，继而追求精神艺术层面的内容，到目前最基本的自然与舒适。我们不再去关注西方人在用些什么，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用什么，我们自己适合用什么。这就是一种回归，是我们对于生活需求的回归。

文化的认同感

在我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大学里，我开始熟悉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接触到悠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一门“智慧”的学问。伟大哲学家孔子的“仁义礼智信”在我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慢慢积累起成功的经验。西方人做事往往很直接，中国的文化教会我们如何委婉，如何给自己也给他人留有余地。这是我在国外体会得很深的一点。中国有着几千年的骄傲，其实我们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真正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而在国内，我们更容易忽略这些。

中国文化中的谦虚和宽厚很重要，这也是多年来我深刻体会到的一点。它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影响，左右着我的决策。我也一直维护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海外华人在国外取得的成功，我觉得这些并不是偶然的，有些地区甚至引起外国人对华人的嫉妒，正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的文化中巧妙地融合了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

时尚的“回归”

我想任何一个外国人看到中国这60年的变化都会感到惊讶的。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注定会使我们的国家趋于强大。对于国外的时尚我们已经追逐了几十年，我们追随着巴黎，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时尚步伐，但现在我看到的是更多的是时尚界已经融入了一股“中国风”，中国元素已被很多时尚大师化身成为时尚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我们“国风”吹向世界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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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文化认同感；区域隔离

中图分类号：H0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4-02

大家都知道，我国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每一个民族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我们就称之为“方言”。方言自很久以前就慢慢形成并且流传下来，而现在的普通话也就是由原来的“官话”演变而来的。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根基性和地方性。方言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保留地域特色，比如大家喜爱的京剧、沪剧、川剧等等，全改成普通话应该就没人听了；方言也帮助人们产生地方认同感，比如人们见面往往从口音中就可以辨别对方是老乡；但方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间的交流，有些偏远村庄甚至会出现出村需带翻译的现象，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现在各地都在推广普通话。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允许地方语言的使用，但是很大程度上都被统一了。一方面大力提倡普通话，一方面人员流动性加大，交流时就需要一种大家都能比较理解的方式，普通话就慢慢占据主导地位了，而且年轻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在公司说方言会让人觉得很土。流动人口大，从小就离开家跟随父母，现在接触的媒体太多都讲普通话，这也证明了社会的潮流和进步。正常的发展。推广普通话，必然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得原有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俗称“不正宗”了。方言虽然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根基性，但是还是抵不过普及普通话的大流，因为全国各地人员的流动性就决定了方言一定会被人们慢慢地“搁浅“。

什么地方都有方言，但是现在的人都只爱或是只会说普通话，什么方言的都不会说或是不想说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肯定也会有各个地区的特色，如果一味地去叫所有人说普通话从而忘了本，似乎丢失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之于不顾。比如说笔者身边的许多人都是这样。明明都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父母都是说方言的，但是从小父母都不教我们也不让我们说陕西话，取而代之的都是教我们普通话。现在面对很多长辈时，就很容易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像是从外地来的一样，很没有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和对这类方言的认同感。因此，很多人都担心不久后的将来方言就会逐步退出人们的社交范围，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种方言这是必然，但不能一味地只是去推广普通话而忘了本，不然大家以后就只会普通话，那有什么用呢？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和多种美丽的语言，是多么伟大的创举！

所以，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各种矛盾就应运而生了。讲方言的人群，对母体语言文化的认同感低。城市的外地人口太多，冲垮了本地的语言秩序。甚至就连在校的学生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甲同学说：“我觉得我家乡的方言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有效保护，将使她更年轻。”乙同学：“应当大力推广普通话，抢救方言没有必要。”丙说：“什么时代了，还讲方言？太土气了！”同学们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应该保护方言，因为方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摒弃方言，因为方言的使用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摒弃方言可以消除语言隔阂，更好地促进各地区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普通话的发展势在必行，但中国人对待方言的态度也一定要有所改变。不一定就要像上面的同学说得那样走极端，我们既要保留方言又要学好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社会交流的通用工具，而方言是我们自己地方文化的精髓是不可丢弃的，普通话在中国过去也是方言只不过现在是普及的方言，而其他各地方言有他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普通话不可代替的，如果真的消亡那么中国文化将失去很多宝贵财富。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由方言所引起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感的问题。

以前在书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资料。历史上，泰州方言圈就长期属于扬州府，当年扬州府的区域极大，基本上包括了现今扬州、泰州、南通的全部和盐城的南部。所以很多人经常把泰州与扬州混为一谈，但其实两者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而最大的差异就在方言。方言是中国人同乡认同的最重要的载体：只要方言相同，哪怕族系血统不同，都觉得亲切，比如江浙太湖片人与浙东人，血缘上虽然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太湖片人基本上是中原人后代，而浙东人中的越人血统相对较多），但因为所操方言均为吴语太湖片，故而相互认同，通婚现象也较多；反之，方言不同，哪怕是同宗同族，却也觉得相互之间隔了一层纸：这道理很简单，你会认同一个讲话你听不懂或听着怪异的人吗？可见，方言的不同决定了泰州与扬州在心理认同上的隔阂。严格来说，这里属于南方。但这里的人不会特别执著地以南方人自居，因为毕竟在长江以北；当然也更不会说自己是北方人。正因为此，所以泰州人把北方说下江官话北片、中原官话和山东官话的人称为“侉子”，把南方说非官话方言的人称为“蛮子”，俨然一副居中自傲的态度。这种南北居中的状态其实是有不少好处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官话区，所以说东南沿海方言区的人就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排挤；反过来说，这些人也会对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强烈的认同感。相比之下，泰州方言圈的人处于官话与吴语区的交界处，对吴语和其他南方方言区有着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另一方面，对官话区也不排斥，其结果就是该地区人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位置，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较有认同感。

从以上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区域方言与人们的文化语言认同感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方言类节目的流行。在艺术作品中方言比普通话更能够传神的表达一个地域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人物的个性特点。方言的地域性很强，能够更深刻更细腻地表现艺术作品中的地域风情，因此，自古以来文艺作品中，方言一直在流行着。比如说我们的陕西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都市碎戏》，从电视艺术上来讲，水平并不高，与那些中央电视台的深度节目根本无从对比，但是收视率很高，那是为什么呢？其一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其二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方言。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区域迅速火起来，就是由于它凝聚了大量关中地区的观众群体。所以，我们说，方言流行增强地域凝聚力。作为观众，我们带着理解和高兴的眼光来看这一方言热潮，但是它是有弊病的。从文化上讲，方言流行的最大弊端，是反映了地域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大省一个标志就是语言要成为大省，把语言的辐射力和覆盖率扩大，这个省份的影响力、市场形象等各方面的影响就越大。每个地域都在为自己社会经济的发展努力着，但在这种争夺中容易引发一种狭隘的地域文化意识，而不是现代的宽容的文化共享。

方言过度流行的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地域语言的隔离。在电视剧里说说方言是无妨的，有利于艺术作品的生动和传神，但是应该看到它深层的弊病。前边说可以促进地域间的交流，但方言过度流行同样可以导致地域间的隔离，就是文化心理上的区隔性，语言越来越远心理就越来越有隔膜。一个地域的人口都只说方言，一年两年看不出问题，一代两代下去，这个地域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离心力就很强。当然现在没有这么严重了，我们是杞人忧天。但是要从文化上解读它，就要深谋远虑，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觉得它是有弊病的。

到20世纪90年代，先生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后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体验到。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其文化的。例如，大多数犹太人虽然已改操英语（犹太复国后又曾一度复兴希伯来语），但犹太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通过表现在共同的犹太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犹太民族文化认同感来获得和增强的。中国历史上的契丹、匈奴、女真等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丧失了表现在其文化上的心理素质，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这些族群也就从此消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对地方方言有足够的重视，不能一味地摒弃，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普及普通话，增强各族人民对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齐心协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泰州方言文化圈自古有之[EB/OL].http：///d11

篇9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四所建筑专业室主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建筑师

1993年获厦门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

1996年获东南大学建筑系建筑学硕士

2008年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建筑学博士

2009年受聘为苏州大学建筑学教授

在作为设计师的同时,长期从事设计理论研究,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与交流,与学术界保持同步,在建筑核心刊物为主近40篇, 2009年即将由建工出版社出版20万字博士论文专著《跨文化语境中的建筑思维》一书。设计专长领域有:城镇设计运营与设计/酒店策划与度假设施设计/现代商业地产策划设计/现代医疗建筑设计

所获奖项:

1993年 闽台文化交流中心设计获台湾洪四川财团法人建筑优秀人才奖佳作奖

2000年 厦门沙坡尾渔港社区改造方案获UIA“北京之路”建筑创作奖二等奖

2003年 上海国际汽车城大厦方案第三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三等奖

2004年 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获第四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二等奖

2005年 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获上海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

2006年 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获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2006年 卢湾区医保事务中心获第五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三等奖

2006年 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提名参选人

2007年 芳茂村生态社区中心获第六届上海国际青年建筑师作品展二等奖

2007年 参与主创的无锡医疗中心获上海市建筑学会优秀创作奖

2007年 参与主创项目瑞金医院门急诊楼获上海市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2007年当代中国青年建筑师优秀作品大赛二等奖(建设部主管,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

2007年 萧山博物馆上海市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2008年 获上海市勘察设计协会“最具大师潜质的二十位青年建筑师”荣誉称号

2.“地域认同的塑造与再塑造”范式批评

“地域认同的塑造与再塑造” 范式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揭示了地域认同的可变性,也即科学地指出地域认同是在时间积累中塑造起来的。这个思想是在地域主义和批判的地域主义思想基础上有所突破发展的,使文化符号和场所之间获得了再组合的自由和逻辑。 地域主义建筑的思想是把建筑按地域进行区划,然后将建筑文化限定在特定地域形式进行发展,但最终陷在创新和继承的矛盾关系中不能自拔。批判的地域主义提出针对特定地域因素做新的创造,也即“此时此地的创造”,这点与“地域认同的再塑造”是相近的认识。但后者所包含的“去疆域化”或“脱域”以及“再疆域化”和“嵌入”等思想则更加自由,它为当代跨文化传播中的许多现象提供了认识依据。如移民建筑文化,跨文化建筑传播,文化杂交现象。(图24~25美国的outlets,图26奥斯陆的歌剧院,图27伦敦市政厅)

有学人指出:贝聿铭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作品是鼎鼎大名的香山饭店,这个作品也是有关地域性表达的典型例子。可以肯定的是香山饭店具有中国传统的意韵,但其选用的符号是来自江南园林,这种南北的错乱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认同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不同地域的符号、形式或者平面布局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并且以如此的设计来标榜地域性,那么很显然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问题了。这是偷换了概念,地域性成了一面旗帜,但具体的行为同地域毫无关系。这一评论并不否定香山饭店的美学价值,只是对某些理论以此为例表示疑义。抛开地域性,形式的选择只是一种审美倾向,在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民族主义有反弹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日益开放和交融的社会环境里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地域性这个名词要平和和理性得多。(17) 如按常用的民族和地域的概念来理解这问题确实存在矛盾性,然而如果用“地域认同的塑造与再塑造”范式来解释就没有问题:中国建筑文化对身处美国的贝聿铭来说已是一种记忆的符号,江南文化符号“去疆域化”(或“脱域”) 后在北京郊区“再疆域化”使建筑“嵌入”地段中,这是文化符号和地域的重新组合关系。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各地也有不同的民族和地方建筑文化,他们之间也存在跨文化传播的现象。长期以来,地方建筑风格表达的倾向集中在形式层面的再现,而交流的对话本质被忽视了。这里以上海驻拉萨办事处项目的真实案例来说明问题:上海的设计方经过内部方案评选,提出了模仿传统民居建筑形式和院落布局来表达地方建筑文化的设计方案。但出乎设计方意料的是,同志非常不满意,他们说:“我们要看民居还不容易,拉萨周围都有货真价实的,还要看你们假的?恰恰相反,我们希望看到能代表和体现上海文化特征的新建筑!”这次小小的“文化冲突”给上海设计方很大震动。这个案例也确实值得深思:从地域主义设计思维来看,上海设计方思路似乎天经地义,但从“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范式来看,方面的观点更有合理性,因为上海办事处是代表上海的,应当着眼于表达上海的建筑特色和形象,为提供一个了解上海的窗口,也实现文化多元化的对话。从“地域认同的塑造与再塑造” 理论范式来看,应当将上海建筑文化“去疆域化”然后“再嵌入”拉萨的地块。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在气候适应性和建造方式方面还是要融入地域因素。(见图28上海驻办事处照片)

3.“文化的商品化与传播” 范式批评

“文化的商品化与传播” 范式考察我国当代建筑发展时应当看到基本面:在外来资本的驱动下,房产投资及消费市场迅速与国际接轨,促进了房屋生产与消费的发展及其整体水平的提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化发展的二十年来,作为商品的建筑在满足消费需求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新的建筑类型和功能,使建筑服务当代社会的能力增强,更加具有人性化。这也是与国外投资商带来的新观念和新设计分不开的,国内外的交流带动了我国建筑整体水平的提高。

另一个热点议题是随着市场的开放,愈来愈多的境外设计公司进入中国,占领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从“文化的商品化与传播” 范式看,对于外来设计现象不必都解读为“空间殖民主义”。一方面这是设计市场全球竞争的结果,对于片面的崇洋现象也可以理解从建筑产品的娱乐与消遣性解读,不同的建筑文化常常作为娱乐和猎奇的素材;因此境外设计的跨文化的新鲜感更能够满足某些消费趣味的需求;另一些场合或可以理解为投资方的“商业炒作” 行为。(见图29浦东平安金融中心/ 图30 罗西广场旅馆 )

外来建筑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流行性和阶段变幻性。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到建构概念以及新现代和极简主义,每次都引起一阵浪潮,此起彼伏。对此,我们不妨从作为商品的建筑艺术的流行性属性来考察,这种流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体现,流行的内在要求也促使建筑不断制造新的流行。对于这种流行与变迁,既不应盲目抬高到学术创新,也不要贬低,要平常地分析其利弊。(见图31~33上海一城九镇图片)

从上述三个跨文化传播范式理论展开,我们尝试从更宽广的视野去把握当代中国跨文化建筑现象,并希望为许多纠缠不清的学术话题提供理性的答案,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见表3)

四总 结 语

本文解析了五种跨文化传播理论范式,接着运用三种跨文化建筑传播范式对中国当代跨文化建筑现象进行多角度评析,试图为当前的建筑热点问题提供比较新颖的视角和答案。本文是将跨文化传播范式运用于建筑传播现象评析的理论探索,希望初步勾勒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

在此感谢笔者在同济大学的博士导师项秉仁教授对本课题研究的支持与帮助!

注释:

[17] 方晓风,卜大芄.全球化和地区性.建筑师,2002,(10):51

篇10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自觉；文化安全；大学生

作者简介：张惠华（1954- ），男，天津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及第二语言习得、英语教育；高腾（1982- ），男，山东人，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7-0016－03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以塞缪尔·亨廷顿和弗朗西斯为代表地一批学者以“文明的冲突”、“文明的终结”等观点来诠释文化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1][2]。文化安全议题正变得日益突显，比较高等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也指出：“传统的学术中心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越来越集中于北方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中的大国(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中心国家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观念和实践。”[3]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和潜在的威胁出发，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特征、原因、以及面临的问题等诸多方面都做了细致的探讨，同时，学者们大都从全球化的视角论述我国正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突显了文化安全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从文化安全的视角对目前大学教学活动中存在的文化安全教育的缺失现象学者们关注还较少，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研究思路。文化作为大学的核心基石，大学的文化趋向应该引起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也指出：“大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学的象征就是文化，大学的现代化首先是大学文化的现代化”[4]

笔者拟从文化安全的视角，综合运用定量考查和定性分析，对天津两所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程度及文化自觉意识做出个案研究。

一、文化安全、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对文化安全和文化认同，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达成明确的界定和厘清。笔者认为：文化安全以及文化认同的共同基点是文化，二者的内容界定离不开对“文化”概念的深入剖析。

“文化”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要追溯至西汉刘向的《说苑》：“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是“文治教化”之意，包含有“以文教化”和“以礼驭民”的意思[5]。而西方学术界对“文化”一词的释义则更为繁杂[6]。西方历史中，拉丁语“Colere”承载着最初的文化本意，起先为“耕作”之意，之后， 西方“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渐渐铺展开来，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关于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的研究》一书中，文化被系统性地表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7]。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8]，文化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现象，具有多种维度，涵盖社会活动各个方面。基于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在此选取西化文化（相对于传统文化）影响和承载的重要个体角度出发，把文化界定为以下七个维度：生活方式、消费性娱乐艺术、文艺性文学艺术、风俗节日、价值观念、语言文字以及宗教神话。

文化自觉是在“文化反思”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由社会学家在《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一文中提出。他认为“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9]

先生从全球化背景下阐述“文化自觉”或“文化自觉意识”这一概念，重点强调了保持文化自主性、兼容性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文化自觉”应包含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大力弘扬”。文化自觉虽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是对大学生的文化自觉而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化自觉体现了大学生对文化的自我觉悟和觉醒，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反思，对国外文化的借鉴与批判，进而参与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在信息传播电子化的当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以下简称大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加强了对西化文化（包括欧美和日韩文化）的认同，这种强化如果存在，是否是英语学习深入的一种表现，或者仅是一种文化发展融合的自然过程；在两种差异化显著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化文化）之间，受试对象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还是后者，或者受试对象在何种层面上更易达成对外来文化的认同；非英语专业学生在学习期间是否具有文化安全的意识以及他们的文化安全意识程度如何。

（二）研究假设

假定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强化了对西化文化的认同，但这种认同主要是经济转型时期消费性文化流行所引起的一种表层文化认同[10]，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对这种类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作用并不明显；如果剔除消费性文化因素影响，大学生对西化文化的认同要低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研究方法及受试对象

本次调查内容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分别采用了问卷调查、交流和访谈的形式进行数据材料的采集和分析工作。

根据分层抽样的原则，本次调查对象为随机抽样的两所高校非英语专业的六个院系，并做到社会科学及文史哲专业和自然科学及理工科专业的平均分布。共发放问卷400份，其中有效样本为378份，男性213人，女性187人，年龄分布为18～25岁，所得数据全部用Microsoft Excel和SPSS17.0进行处理。

（四）实验工具及数据采

1.问卷设计。调查问卷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为受试者基本信息，包括学籍号、性别、年龄、专业、大学学习阶段、英语学习年限；二为考察学生对西化文化（即欧美和日韩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阈值，测试问卷涵盖七大子域，共30个问题，同时为保证数据采集的简易性，问卷采取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Lickert Scale）：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确定，4=同意，5=完全同意。对西化文化认同测试项的实验结果会通过对传统文化认同对应测试项的实验结果获得比照和验证。

2. 问卷内容。(1)问卷的信度。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原始问卷信度进行数据分析并做了二次修订，最终修改后的问卷信度达到0.734。依据Cronbach’s值判断，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0.7以上适合做量表分析；(2)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利用KMO(Kaisa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检验模型各变量是否具有相关性，以及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最终得到KMO=0.708; Bartlett球型卡方值为1655，球形检验显著，自由度为595，显著性(sig)0.000，为明显显著，表明问卷矩阵中各子要素之间有诸多共同因素，适合做因子分析；（3）公因子分析。运用通用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正交旋转法(Varimax)和斜交旋转法(Oblimin)归纳公因子，并依据特征值，碎石图检验结果，经过尝试分析，最终确定提取7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方差和达到70.80%，7个因子能够反映研究问题所需的大量信息，而又不重叠。最后通过对照问卷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笔者得出大学生对西化文化认同的7种类型（如表一所示）。

三、研究结果

（一）学生对传统文化与西化文化认同的比较

采用平行问卷测试模式以对比验证大学生对西化文化的认同程度是否得到了横向对比模式下来自传统文化的认同数据支持，笔者采用的李克特量表形式，所得均数的极值为15（如图一所示）。

平行问卷测试模式同时包括了上表中所述的七个维度（公因子），通过直方图我们可以判断，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和西化文化认同并不具有绝对的负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方式、消费性娱乐文化以及价值观念公共因子测试中，两者负相关性体现的相对显著；而其他因素，诸如传统文学、语言文字方面，大学生仍然展示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也进一步证明了笔者最初的假设，西方消费性文化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西方历史性文化因素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

同时笔者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考察两者之间是否有差异（见表二）。

根据方差齐次性检验结果：F值为0.038，显著性概率为0.837，因此两组方差差异不显著，因此通过考察t值-4.483，相关系数r的绝对值在0.3～0.5之间，表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同和对西化文化认同处于一种弱负相关关系。

（二）非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认同的组间差异

在综合访谈、问卷定性分析以及深入考量数据统计结果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性别”、“英语学习年限”和“大学学习阶段”作为自变量，文化认同的因子值为因变量,对不同组别的文化认同趋向进行了多元方差分析。

1. 学习年限与文化认知趋向。由表三分析结果表明,“学习年限”下所示的一年级和四年级对文化认同有显著的主效应，大学刚入学时期对母文化的认同度要大于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度，而这种差别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大学学习以及生活阅历的增加出现了一种倒置。

结合笔者对受试学生的定性问卷考察以及访谈结果，做出了以下尝试性的分析，首先是地理位置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以及偏远地区，他们大学之前缺少有效的西化文化输入渠道；其次社会生活圈的变化，大学之前的学生生活圈局限于老师、同学及少数亲戚朋友之间，大学之后这一局面发生了转变，使得他们信息的接受源呈现爆炸式增长；再者学习内容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使大学生接触到了前沿的理论知识，思维变得开阔，也有接受新事物的意愿。

2.学习专业与文化认知趋向。不可否认，通过英语的学习能够影响学生的文化身份，Giles H. & P. Johnson(1987)也指出，第二语言的学习会影响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身份[11]。语言是文化身份的外在表征[12]，是文化身份的重要表现手段[13]。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尤其是英语专业学生，具有显著的双重文化身份[14]。

但是，不同专业的大学生是否也表现出同样的文化认同程度。笔者挑选了社会科学专业和自然科学专业两个变量，对两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做了独立样本 T-test检验（如表四）。

根据上表所得数据可知，文科专业学生对两种文化认同趋向的差异显著性（0.005﹤0.05）要远远大于理工科专业学生，通过定性分析以及访谈结果，笔者推测，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归咎于诸如性别、知识构成和行为情感等诸多因素，对这一发现的可靠程度有待进一步的梳理鉴别和分析。

四、结论

通过对大学生的西化文化认同状况个案的简要分析，所获得数据表明当代大学生对多元文化有着开放的胸襟，同时对本土流行文化发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位置关系普遍没有明晰的架构意识。这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是否让年轻一代产生文化焦虑，是否会让他们陷入民族身份认同危机？

按照李庆本的观点：“文化的核心价值构成文化的深层结构，主要是指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民族信仰和价值趋向等等，而语言、艺术、宗教、哲学等则是它主要的客观性载体”[15]。对身份的双重认同，Bosher曾对100名苗族大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新入学的大学生在没有放弃他们本土文化及民族归属感的情况下,能够适应学习异国文化,并能发展其双重文化身份[16]；而且通过本文分析证明，大学生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多是一种消费性、商业性层面上的表层追逐和自身身份和价值的外向诉求，他们的思维模式、民族信仰、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层面上的内在素质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根本性颠覆，我们可以称这样一种现象为传统文化内核下的“西方外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年轻一代已根据自身精神需要，对多国流行文化进行吸纳和整合，倾向于大众文化多元形态发展，这种大众文化的融合趋势，在不影响国家文化和民族传统深层结构和核心要素的基础之上，是兼容并存、共同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孙程芳. 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模式的研究[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2）：70.

[2]Francis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J].The National Interests, 1989 (16),.3-18.

[3](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 施晓光译. 传统与过渡: 高等教育的国际规则[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142.

[4]李元元. 大学文化建设的意义和策略[N].光明日报，2005-3-25.

[5]庄绪策. 信息化时代我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2008（5）：9.

[6]GaoYihong.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1+1>2”[M]. Beijing: PekingUniversity Press, 2001.

[7]程. 当代西方文研究词典[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307.

[8]夏征农.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821.

[9]. 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10), 7.

[10]Jerry M.Burger著, 陈会昌译. 人格心理学[M]. 北京: 轻工业出版社, 2000.

[11]Giles, H. & P. Johnson. 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A 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Maintena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Language, 1987(6): 69-99.

[12]Joseph, J. E. Language and Identity: 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3]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 2000 (1): 87-91.

[14]任育新.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文化身份的调查与分析[J].外国语言文学, 2008 (1): 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