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思想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本；思想、语言、文化

一、丹纳治学思想之科学清晰严谨性

1、清晰的整体框架。《艺术哲学》是一本欧洲艺术发展史，总体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规律，然后谈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拉丁民族）、尼德兰的绘画（日耳曼族）、以及古希腊的雕塑，并以此来证明首篇中提出的观点：艺术品的目的是在于表现某个主要特征。最后丹纳提出艺术品的价值并不是不可评估、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主观看法，艺术品的价值是可以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即特征重要、有益及效果集中的原则等。整本《艺术哲学》，不论是首篇到末篇的整体框架，还是独立篇章内部结构，都是一目了然、非常清晰。

2、科学唯物的研究态度。虽然这是一本研究艺术的人文书籍，但是丹纳却采用了很多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他坦言“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的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是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可见丹纳的艺术史研究采用了唯物的观点，把艺术当做事实，探索它们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文章中无处不充满着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他把艺术的发展类比成植物的生长。另外还采用了“特征从属原理”“异体同功能说原理”等理论，并且引用地质学的术语“层”――即用自然界岩层的层层分级来类比特征重要的程度以说明自身观点，可见丹纳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自然科学色彩。

3、严谨的逻辑思路。在论证艺术品定义时，丹纳也是有步骤、有方法的，从否定中得出答案、由部分论证整体等方法都体现了丹纳在写这本著作时所具备的严谨逻辑思路。同样，当他分析尼德兰绘画时，丹纳采用一棵植物的生长周期来类比，以种子-植物-花的阶段性来类比分析造成尼德兰绘画特点与成就的原因就在于日耳曼种族（种子）、尼德兰民族性（植物）、尼德兰绘画（花），以这样一种贴切易懂的生物逻辑顺序来推理：种族（种子隐喻为始终存在的特性），民族性（植物隐喻为可以随历史和环境而改变的特性），以及有前面的特性而产生的结果（花隐喻为尼德兰绘画）。由以上分析可知丹纳所有举例对比始终为着证明他最终学术观点而服务，紧扣主题却又能做到层层剖析、抽丝剥茧。看过丹纳对拉丁民族意大利人与日耳曼族尼德兰人的种族性比较，作为读者的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尼德兰会产生这样一种绘画艺术，在日耳曼又会孕育另一种绘画艺术风格，从而丹纳水到渠成的归纳出预设结论――环境影响艺术，而在阅读时读者则会不自觉的追寻丹纳的思路。

4、多样的论证方法。《艺术哲学》一书，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对比、反证、举例、归纳、类比等方法的运用，在文中多处可见。就反证而言，丹纳在论证艺术效果集中问题时，从反面角度入手，首先分析作品不精彩的原因：指出中世纪初期法国文学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当时作家有观念却不知道表达集中的方法，无法把艺术效果集中渲染凸出，并且同时说明希腊后期戏剧创作衰微的原因却恰好相反：创作者技法太多而缺少浓厚的思想感情，从而才得出元素不能集中则不能表达确定的作品性格的结论，而一旦作品的性格不能表达确定，这一类艺术则可能会走向没落。

5、丰富的例证。丹纳有言“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就他的研究倾向性而言，他对例子的倚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艺术哲学》一书所用例子之丰富程度是可堪一叹的。丰富艺术史实的掌握对作者丹纳的写作是非常关键的，这种灵活掌握例子的能力亦是常人所未能拥有的。六大艺术种类、欧洲主要代表国家的艺术作品，丹纳都是娓娓道来。作者只有熟知各类艺术的代表艺术家和作品以及这些艺术作品的特点，才有可能在例证思想时信手拈来，珠圆玉润的切合思想证明思想。

二、傅雷《艺术哲学》的成功翻译体现了文学类翻译译者所必备的素质

1、译者的文化修养――“同情”的力量。好的文学作品译者须有艺术家的气质。“艺术家在事物前面必须有独特的感觉：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使他得到一个强烈的特殊的印象”而当艺术家（或原作作家）表达了这样一个印象时，译者必须要有能够“同情”的能力，能够敏感的意识到这一个印象，与原作作者产生共鸣。怎样具有这样一种能产生共鸣同情的能力呢，“一个人所能理解的感情，只限于和他自己感到的相仿的感情”，因此，要想理解艺术家，就需要使自己成为一名有艺术修养的人。傅雷翻译《艺术哲学》，前提是他理解了丹纳的《艺术哲学》。在翻译这本著作之前，他曾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文化修养。傅雷对希腊、意大利、尼德兰的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而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储备，才能在翻译时与原作者感情共鸣。另外，傅雷同丹纳一样热爱他们笔下的艺术，从他们的字里行间逸出的绘画音乐建筑，无不让人心生向往，对于一类艺术文化有如此的感情，怎会理解不到它的精髓并且表达不好呢。踏实的文化修养与对研究对象的热爱，能够使译者与原作作者产生“同情”，从而成就好的译文。

2、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扎实的语言功底是译者必备的能力，语言是通往其他世界的桥梁。掌握一门语言就能了解一个世界及其文化，同时再用语言来进行表达也就不再是难事。对比其它版本的《艺术哲学》译文，可以发现傅雷的译文表达流畅，用字灵活丰富，并且能用精准而易于理解的句子进行表达，可谓传神。在他的描述下，尼德兰丰富而有细腻层次并且时时刻刻变化的自然色彩也得到形象的表述，傅雷《艺术哲学》中译本说尼德兰的水是“煤灰色”，这就是一种中国风味的表达，他的语言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力，既保留原作意蕴，又让中国的受众觉得形象。文本在不同语言中转换，特定词汇难以对译，这样的处理足以显出傅雷的语言能力。《艺术哲学》虽是艺术批评论，但与一般的评论生硬板直不同。丹纳的语言充满了各种生动的形象及隽永的语言，傅雷译文的语言可以说是做到了为原作语言锦上添花，充分的发挥了汉语优势。对偶句、散长句交错、排比在他的译作中亦是随处可见。

三、结论

总之，做学问要求能以一种理性的思想做指导，丹纳科学唯物的研究态度、清晰的框架都是值得借鉴的。他懂得多种语言，还游历过希腊、尼德兰、意大利等多个国家，中国有句古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是丹纳的真实写照，同时又是获取丰富材料的媒介和途径。科学的思想、生动而不刻板的语言、游历体验后对欧洲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丹纳著就《艺术哲学》的重要因素。傅雷对这本著作的翻译，既保留了丹纳这三个优点，同时又以译者自身对欧洲文化艺术的理解以及深厚的汉语语言功底成功的把《艺术哲学》引入国门，既给国人带来了新鲜的艺术哲学体验，同时也证明翻译作品能打开文化传递的窗口。可以说，以思想、语言、文化为支点，丹纳与傅雷共同成就了中文译本《艺术哲学》在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经典地位。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篇2

关键词：《活着》；儒家文化思想；余华

余华是中国现代先锋小说的代表，他用一部《活着》为读者揭示了底层农民生活的困难，表达出了人类面对苦难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理念。《活着》创造了小说的奇迹，其发行量在当代小说中一直都名列前茅，受到了各个阶层读者的喜爱，是当代文学的经典文本。余华用一个接一个亲人死亡的事件亲手撕开伪活着的面具，让苟延残喘的生命渺小而又强壮的延续，用死亡来让活着的人更痛苦，最后是剩下活着。

一、《活着》对儒道的传承

《活着》用粗犷的手法描写了中国农村社会普通农民家庭的生存史，主人公福贵饱经磨难，生命里难得的温情一次次被死亡撕得粉碎，他终于在苦难的生活后获得“解脱”，具有了哲人似的思索。《活着》这一本书将血淋淋的死亡刻画地匪夷所思却又栩栩如生。而福贵却要带着亲人死亡带给他的伤痛活着，而这一活着，殊不知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直由时代延续，儒家文化正是因为它富有深刻的内涵与意义才被后人一代又一代的相传。正如活着一样，它所带给人类的深刻意义是让人类的生命生生不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知觉，情感，行为等心理要素，它们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积累下来的沉淀物。而活着便是人类这个种族、这个大集体所传承下来的无意识，仿佛人生来就是有求生的本能，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次才是生存的本质。

二、《活着》中的儒家文化

但是作者在这文学作品中用衰败和死亡来提点我们如果要想不仅仅为活着而活着就要有正确的生存意识，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生存行为。孔子坚信“天之未丧斯文”，而斯文就是我们所指的文化。对文化的终极关心就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价值、信仰等的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文化，没有了信仰，又能如何长久生存下去？唯有苟延残喘的生命在苟延残喘的延续。我想，作者是想通过最后这一悲惨的结局来告诉我们如何更好的活着，他笔下每一个人物死亡和主人公的失败都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的重要性。

儒家文化一直秉持着中庸之道，事实上，智者并不仅仅有孔子，亚里士多德也遵循着中庸之美。中庸的思想就是适度，凡事都有个度，当付出与回报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安乐幸福才会长久。而挥霍过渡最终只是为了生存而痛苦挣扎。在《活着》这一作品中，福贵本是大少爷，但是因为自己年轻吃喝赌败光家产，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生活，没有遵循儒家的中庸之道才招来祸患，气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虽然最后也知悔改，但是最终还是抵不过厄运的捉弄。再来看看福贵的小儿子有庆，因多次献血而被活生生吸死，又何尝不是因为不懂得如何平衡自己和他人的利害而白白死去，这也同样告诉我们中庸的思想，适度的思想。同时，有庆的行为还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仁”，第二层含义即仁者爱人，是所谓的一种品德，但是孔子当时推崇的“仁”是对执政者而言，但是当执政者没有“仁”时，长久的安乐又怎么能实现呢？如果当时的社会存在“仁”，又为何会让有庆多次的献血呢？有庆这样献血又是否遵循儒学思想上的“智”呢？我们再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福贵是个地主的少爷，没有担当起为家庭奋斗的一个责任，没有儒家所谓的“礼、仁、中庸”，阶级的统治就是不正的。最后作为一个人，更是没有孔子所谓的“自得”，即积极进取之心。我们中国人因过分享受当前，安分守己而忽略将来，不能做到未雨绸缪，而儒家的生存意识绝不能仅仅只停留在上层表面，能重要的是深入贯彻到每个人心。这样才能让个人、民族、国家更好的活着。相对于老子的道家而言，孔子的儒家更为积极入世，强调人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无为而治。所以也正是因为福贵一开始的错误行为，没有带来积极的结果，所以导致了悲剧的结果。

三、Y语

《活着》告诉我们，儒家文化中的生存意识可以让人活着并且活得更加舒服，而我所理解的儒家的生存意识绝不仅仅是活着，“礼治、仁爱、中庸”是儒家文化给我们活得更好的工具。作者通过亲人离去、家破人亡来反衬这些儒家人化的作用最后通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只剩福贵和狗这一凄惨的画面来强调突出了生命的张力，生存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活着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了。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结局也恰恰更能让活着的人们去深思：如何才能让活着的力量更加强大，让活着能加绚丽多彩？也让还在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心里得到一丝安慰，毕竟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

参考文献：

[1]黄海.解读《活着》：极度生存状态下生命个体的真实本相和生存意义[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5）.

[2]罗兴国.“死亡”叙写中的三种关系――《生死百年》与《活着》比较[J].绥化学院学报.2013（05）.

篇3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一个企业、一个项目的强大，同样是以文化建设为灵魂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项目文化是项目团队及其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形式新颖的活动，能增强项目成员的凝聚力、优化项目的管理力、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形成正确的导向、发挥激励作用，激发团队意识的一种阵地文化。

项目文化建设的规划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策划”做好了，“建设”就迎刃而解。规划中要坚持三大原则：统一性原则，要坚决推行施工企业的主体文化，强化文化纪律，增强企业的整体凝聚力和品牌影响力；突出特色的原则，在坚持企业精神、核心理念、企业标志统一的前提下，各项目部门要根据自身特点，提炼出个性鲜明的项目管理理念，充分展示各自的传统特点、工程特点、地域特点、群体特点；重在创新的原则，项目文化的发展动力在于创新，要坚持不懈地推进管理理念创新、制度创新、载体形式创新和工作方法方式的创新，全面提升管理水平，推进生产过程的科学化、生产方式的文明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最佳化。

要将建设项目文化的理念深入人心，应注意细节，加强宣传，将 其体现在工程建设的各个角落。现场的施工区、办公区，建立宣传栏，悬挂旗帜，张贴图标和标语等，塑造统一对外形象，努力实现施工现场亮化、绿化、美化，树立良好的视觉形象，激发员工爱岗敬业、拼搏奉献的工作热情，在无形中映射着项目文化建设的水平。

项目文化的建设关键在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让项目文化发挥作 用，因此要将其融入到项目管理中。在管理中注重“以人为本，全员 参与”，在项目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强调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着力在项目内部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营造一种具有亲和力和向心力的工作环境。高质量地开展各项员工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如建立文化活动娱乐室，参观历史文化博物馆、纪念馆，邀请公司文工团来工地慰问，切实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和行为引导，满足职工精神文化需求，陶冶情操，提升团队素质，营造良好的项目风气，从而展现员工良好的精神风貌。

由于郑万项目是在有限的时间下进行的，所以项目成员面对各 种压力应该有一种精神，行动要有道德标准。项目精神、道德文化建 设必须贯穿整个项目的始终。项目组织应该通过宣传、教育、项目制 度等形式灌输并强化员工的奋斗、团结、齐心协力的精神和敬业、临 危不惧的精神。这些精神是在项目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下所必需的，这些精神可以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使成员无私地奉献，不断地克服工程建设中的困难，不断创新、积累经验。

篇4

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andCulture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Social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

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

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

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

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

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

由此,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

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

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within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within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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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法律文化——检察文化这一分析进路，从广义上看，检察文化是指在一定国体和司法体制下，检察制度、检察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它包括检察思想、检察规范、检察设施、检察技术等方面。简而言之，检察文化是支配检察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该价值基础社会化的过程或方式。从狭义上看，检察文化单指精神文化，即支配检察官进行检察实践活动的意识、理念、方法等精神文化，是作为管理理论而言的检察文化。（参见徐苏林：《刍论当代中国检察文化之建构》，载《北京检察》2007年第3期，第4页。）笔者在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检察文化，主要从检察官进行检察实践活动的意识、理念、方法方面探究检察实践活动的法律文化品格。

摘要：“检察文化”是一个全新领域，中国古代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的检察制度，先秦儒家也没有将“检察”二字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通过对先秦儒家典籍中“检察”之“察”字的考析发现，其并非仅是字面意义的简单呈现，其内在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化的理论轨迹。“察”不仅是一种认识活动或行为，更是一种文化。其所包含的原则、方法、精神等构成了现代检察文化建设的“资源生长点”。

关键词： 察检察文化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3-0146-08

检察文化，是指支配检察官进行检察实践活动的意识、理念、方法等精神文化。①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我国检察实践要不断推向深入，不仅依赖执政者的治国理念，而且必须启动检察文化引擎，寻找最自然的、最根本的文化原动力。文化，必然是植根于民族之自我，且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因此，要探寻检察文化的遗传密码，必须回归“轴心期”的文化宝库中。鉴于此，笔者以儒家典籍——“十三经”和《荀子》为文献来源，以“检察”之“察”为考析对象和切入点，通过考析“察”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原则、方法、精神等方面，勾勒出先秦儒家对“察”的一个体系化、系统化的认识。

一、“察”之含义和地位

（一）“察”的含义

在儒家经典文献中，除《诗经》和《仪礼》外，“察” 这一词汇在儒家典籍中，共出现184次。“察”更多地作动词用，意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动作或行为活动。《说文解字》对“察”的解释是：“‘察，覆也。从宀、祭。’徐锴漀传：‘察，覆审也，从宀，祭声。’”段玉裁注：从宀者，取覆而审之，从祭为声，亦取祭必详察之意。按《尔雅•释诂》：“覆、察、副，审也。”可见，察，即审，审得清楚明白谓之察。《尔雅•释言》：“漠、察，清也。”《尔雅•释训》：“明明、斤斤，察也。”由此，“察”还有“清晰、明白、细致”之意。

在儒家经典语境中，无论是“察”作动词或是作形容词，其并非仅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或状态，这种活动或状态本身蕴含着相当高的规格和要求。作为一种活动，它严谨认真、明察秋毫，高度理性。作为一种结果或状态，光明正大、清楚明白、坦坦荡荡。值得注意的是，“察”并不仅仅指司法审断，包括审查、审定、审核、审视、审辨、审阅等，但审理、审判、审讯等司法活动肯定要做到“察”。

（二）地位——“以德配天”的重要方式

正是古人赋予“察”字这样一种意义，《尚书•吕刑》中说：“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这段论述从正反两面将“察”——详察狱事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从正面来讲，详察狱事是上天赋予四方司政的重要职责，也是圣贤伯夷的光荣传统。反面的教训就是苗民不详察狱事的施行，不选择善良的人，监察五刑的公正而任用虚张威势、掠夺财物的人，裁决五刑，乱罚无罪……从而遭到上天的惩罚。众所周知，在三代，人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天是一个至上的神，而人要行“德”，以“德”配天。天所赋予的职责是神圣而又至关重要的，不容违反，否则就要遭“天罚”。《尚书》作为一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继往开来的著作，在“天”、“帝”、“德”被夏、商、周三代视为最高权威和价值标准的时代，把“察”作为培养德、体现德的重要方式，要求官吏在定罪量刑时，务必详审、细察罪人的言辞，以确定言辞证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同时也要严格依据法理进行断狱，即“惟察惟法”，才能够“以德配天”。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察”是人行“德”的重要方式和活动。

②《论语•学而》。二、“察”之原则——“中和”之道

“察”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活动，其体察、判断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儒家的《中庸》一书正式提出了“中和”的概念,并将其上升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中和”思想所表达的是一种和谐、适度的状态。荀子在《至仕》篇明确提出：“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这里的“中和”主要是中正公平之意。在儒家思想中，“察”之重要原则是“中和”之道。“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理念之一。早在甲骨文中已有 “中”字,其意指立于正中央的旗帜或徽帜,反映着古代氏族的居民武装多以旗帜为中心这样一个事实。《考工记•弓人》说:“斫挚必中。”意谓砍凿木器,斧头要下到正中。《尚书•大禹漠》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说，这时的“中”具有办事要允执中道、切忌偏执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中,内也,从口、|，上下通也。”后来的《说文解字段注》又说:“然而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指“中”的基本意义是中正不偏,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因而符合“中”这个界限和标准的事物或存在状态就是“合宜”的,所以也就是合理的。

“和”字在殷商甲骨文中也已出现,系一种古乐器的象形字。郭沫若先生认为，“和”的本义为乐器,引申为和声。“和”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多意,如“和,调也；盉(和)，调味也”。“‘和’又作‘咊’,从口而禾声,意相应也。”杨遇夫在其《论语注疏》中对《说文》的这些训释作诠释说:“乐调谓之和,味调谓之益,事调适者谓之和,其义一也。”据此,“和”的本意应是声音相和,亦可引申成五味调和、办事适合等意,其基本意义可释为和谐、适中等。由上述考析可知，中，是准确、确凿、确当、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冤无滥、不枉不纵。和，是协调、稳妥。而“察”是从全部社会关系的权衡来求中，从全局来讲中。这样的中和才是适度、恰当、顺天应人的。察必得中，不中之察，害莫大焉。所以，察不是为察而察，必求中和之察。此外，中和之察，要知权，又不落入乡愿的无是非。

那么，在现实层面，“中和”之道如何贯彻呢，儒家认为，应该进一步贯彻以下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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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伊斯兰文化 儒家文化 培育思想 德 知

一、引言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十分注重对人的培育。《古兰经》云：我创造了他们，并使他们的体格坚实，当他们体格强壮、智力健全的时候，我赏赐他智慧和学识……（76：28）（28：14）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恶劣的品行……（41：34）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5：2）《礼记·大学》中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两种文化对人的培育理念可以分为对“德”和“知”的培育两大方面。

二、两种文化对“德”的培育

1.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重视对“德”的培育

伊斯兰教主张人类“信道且行善”，以“善行”为基本道德原则，说：“我的使命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你们中最优秀者，乃是你们中道德最高尚者。”儒家思想认为道德应该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①可见两种文化在对人的培育上都重视对“德”的培养。

2.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有共同尊崇的道德规范

伊斯兰文化提倡“凡信士皆兄弟”，要求人们相互同情，相互帮助，共谋幸福，爱人超过爱己，在日常生活中，要善待亲属，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近邻，款待旅客，宽待奴仆，尤其强调要孝敬父母，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古兰经》在明确提倡人们所应具有的敬畏、廉洁、诚实、公正、忍耐、宽容、团结、孝敬父母、善待他人、赈济贫民等美德的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谴责并否定了人们不该有的狂妄自大、沽名钓誉、饮酒赌博、诺言、欺诈受贿、嫉妒怨恨等恶行。

儒家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宽以待人”，要“舍生取义”、讲求信用、礼貌谦让，“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述而》）儒家还提倡孝亲与敬老，关于孝，孔于提出，要尊敬父母，赡养老人，以和悦的态度对待老人，这些都与伊斯兰文化不谋而合。

3.伊斯兰文化的“中正”和儒家文化的“中庸”异曲同工

伊斯兰教认为，凡为人处世要做到不偏不倚，不要过分也不要有所不及；即便是在宗教功修方面也不能过分，不能整日沉缅于祈祷、礼拜、把斋中，而忽视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同样也不能醉心于世俗的物质追求而忽略宗教功修和其它精神追求。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和条件下都应该做到“守正”，“正己”而“自洁”，反对顺从私欲而“妄行”。

儒家主张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恰到好处。中庸之道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求人们“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内圣外王”。

4.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第一信仰不同

建立“认主独一”的正确信仰，在伊斯兰看来，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修养的第一要务。穆斯林必须深信：宇宙万物之上只有一个造物主。只有他具有一切最完美的德性。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与之比拟。人与真主是主仆关系，人应无条件地崇拜，服从，“应当专心致志地敬事他”。（73∶8）除了信仰、敬畏和服从造物主之外，穆斯林还必须坚信六大信条中的其他内容，即信末日、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以上是穆斯林思想品德中的最起码的要求。

儒家文化在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上没有像穆斯林那样的，儒家文化信仰的是“道”是“德”是“仁”。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道德学派，他开创的事业是道德教育。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追求道。他教育他的学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义高于利的人生价值观，把“仁”看作高于生命的信念，《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仁就是推己达人的忠恕之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能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了仁道；为了仁牺牲生命在所不辞。

三、两种文化关于“知”的培育

1.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都提倡教育，尊重知识

伊斯兰教是提倡教育、尊重知识、崇尚实践的具有鲜明的科学文化意识的宗教。伊斯兰的经训，无处不体现着对穆斯林在知识素质方面的训导与培养。而孔子更是中国私塾教育的创办人，儒家文化对人在知识方面的培育是很重视的。

2.伊斯兰文化认为“求学是主命”，儒家文化主张“学而优则仕”

圣训所云“求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将追求知识与尊奉主命相提并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伊斯兰教重视学习的思想基础；“学者的墨汁，贵于殉道者的血”，把学者的品级升高到令穆斯林敬仰的瞩目地位，突出了伊斯兰教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科学意识；“求知从摇篮到坟墓”，揭示了人生的有限与知识的无限，确立了伊斯兰教的终生学习观和终生教育观；“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则体现了伊斯兰教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的对外开放观。

“学而优则仕。”从理论上概括了儒家关于学习目的的一个重要方面。学习是通向做官的途径，培养官员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学习成绩优良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如果不学习或虽学习而成绩不优良，也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学习与做官有了密切的联系，孔子鼓励学生们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要担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识本领学好没有。弟子们受到此思想灌输，头脑中普遍存在为做官而学习的念头，既然已学为君子，不做官是没有道理的。“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3.伊斯兰文化提倡研究和探索的科学精神，儒家文化则在乎身心之修养

值得一提的是，《古兰经》在勉励人们探求经典知识的同时，还大力号召人们“观察天地间的森罗万象”、“思考天地万物的创造”，鼓励人们广泛研究并深入探讨天文、地理、算术、历法、动物、植物等知识领域中的“迹象”，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这不仅突出了伊斯兰教通专结合的全面知识结构观，而且体现了伊斯兰对自然奥秘的研究与探索的科学精神。

儒家哲学缺乏知识论，儒家重视道德，忽视知识，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儒家对人的培育其侧重点在道德修养，而非知识开发。总的来说，孔子所要培养的是从政人才，不是从事农工的劳动者，他不强调掌握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他认为社会分工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与小人职责不同，君子不必参与小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所以他从根本上反对弟子学习生产劳动技术。

四、小结

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育才思想上就有了异同，通过其中最重要的“德”、“知”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从一个层面看出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异同。在对“德”的培育上，伊斯兰文化首先要进行的是信仰的培育，而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是“道”、“德”、“仁”，但是它们有着一些共同崇尚的道德规范。在对“知”的培育上，伊斯兰文化是把求学提高到主命的高度，而儒家文化认为求学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伊斯兰文化鼓励探索自然和真理，而儒家文化重视的是身心修养。

[注释]

①孔子对“子路问成人”的回答。

[参考文献]

[1]希缇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伊斯兰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杨朝明等著，《儒家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2000年版。

[4]严元章著，《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三联书店，1990年版。

[5]李信主编，《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6]周立人著，《思想纬度的重构》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7]董秀菊著，《儒家的智慧》，远方出版社，2005年版。

[8]傅佩蓉，《儒家与现代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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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根据职工的思想状态与工作状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职工进行先进的思想教育，促进职工不断地用积极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来，不断地提高企业的俄经济效益。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有效结合的重要途径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的增强，能够更好地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能够不断地促进企业员工形成群体意识，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好地平台。企业文化倡导企业要有一种催人向上的精神，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这些精神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传统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中，形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枯燥，方法模式陈旧，这些旧体制与新形势下的企业管理模式完全不相适应，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的平台正好解决这一问题。企业文化假设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不断地得以丰富与深刻，使的思想政治共做与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断地提高。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不断地拓宽。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人们再单单的追求经济利益，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塑造员工的集体行为。企业文化要促进员工向心力不断增强，培养全体员工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企业文化需要规定企业中统一的道德标准与行为方式，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热情，最带限度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促进劳动效率与经济效益不断地增强，这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就会避免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分离的现象，促进企业良性的发展下去。在现代管理体制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以人为本，促进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要大力培育企业精神，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及信仰与理念。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理念，营造一种公平公正，有利于工作全面开展的氛围，促进员工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中不断地促进自身的思想水平的提高，因此，企业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企业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为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丰富内涵，还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思路。

二、企业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共开展的途径不断地创新

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它需要员工自觉地遵守，是一种自觉地行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措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首先，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精神与物质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企业文化中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按两个方面，能够促进思想理念与经营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更好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其次，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将管理制度中强制型的制度逐渐的变成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的制度，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空乏。另外，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促进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地增强，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佳偶方面的不足之处得到弥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提供可能。首先，企业文化在观念上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在理念上的一种创新，这就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提供了指导。其次，企业文化在方法上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借助企业文化的载体，不断地丰富内容。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更好的载体，能够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有时代性与针对性，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方法与途径，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替提升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的及核心竞争力不断的提高，经济效益不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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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无疑为我国的思想政治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天地。但是，利与弊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应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腐蚀。这种情况下，教育青年学生警惕“酒绿灯红”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就成为当前加强我们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个紧迫课题。

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是剥削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作为跨世纪的一代，对这些腐朽的东西当然不能认同和接受，否则就有改变性质和宗旨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青年一代面对“灯红酒绿”败下阵来，就有腐化变质的危险，其后果不堪设想。历史经验证明，青年时期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其世界观、人生观还未完全形成，可塑性很大。青年是社会未来的主力军，是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与支柱。而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恰恰是瓦解动摇当代青年斗志、破坏社会稳定的腐蚀剂。只有让他们在政治上保持坚定，思想道德保持纯洁，才能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把巨大的精神力量化为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使中华文明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在新形势下，有少数同志对抵御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认为社会上既然客观存在“灯红酒绿”的现象，真正蜕化变质的也是极少数人，不值得大惊小怪。殊不知“祸患常积于忽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个人来说，决不能因疾小而不治。

当今社会是开放的、信息多渠道迅速传播的社会，腐朽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的行为、思维产生影响。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什么问题都看成是“灯红酒绿”是影响。因此，在教育中要引导学生弄清是非界限，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要划清正常的文化娱乐、健康的生活情趣与贪图享乐、追求腐朽生活方式的界限。随着社会的进步，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形式、手段等都较以前丰富多彩，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些先进文化与腐朽思想文化画等号。应当划清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自利、以我为中心的界限，划清正常的人际交往与搞庸俗关系的界限。人是社会中的人，但如果为了个人私利，搞“投桃报李”，甚至沾行贿受贿之嫌，这种交往则应杜绝。总之，我们要对社会上的腐朽思想文化保持高度警觉性，还要防止不区分情况，把什么都看成是腐朽思想文化的表现而一概加以反对。这样，才能解决好警惕“灯红酒绿”影响、抵御腐朽思想文化侵蚀这个紧迫课题，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建设健康深入发展。

（作者单位 四川成都市华阳警校路武警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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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评选2008年中国网络最流行的词汇，山寨绝对能跻身前几名。从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山寨服装，到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电影，层出不穷的各种山寨版似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如今“山寨”一词已经由商品扩大到了文化领域，“山寨”本身也被标榜成为一种“文化”。

那么到底山寨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其实山寨一词原代表那些占山为王的地盘，有着不被官方管辖的意味。如今，这个词被用于那些数码产品的生产模式上。它是一种由民间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模仿、快速、平民，涉及手机、数码产品等不同领域。“山寨”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创新恶搞和非主流的烙印。

自去年山寨现象成为全民话题以来，各方对其态度不一。有的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前段时间，央视《新闻联播》将“山寨”一词搬入节目，当着亿万观众的面探讨山寨现象，顿时引起广泛关注，将“山寨”推向新的高度。在这场金融风暴，山寨的出现对正规行业来说，无疑是一股强冷风。然后这股风暴却越刮越烈。

据统计，去年山寨手机的销售量超过1.5亿部，而山寨春晚叫板央视，也引起网友的一阵叫好声，可见山寨文化对草根一族的吸引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在山寨文化的影响之下，正规手机的生产厂家才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才会做出相应的应对之策，从而真正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也有人认为，山寨文化简单而言就是模仿。每一个大品牌推出新产品，也许还未投放到市场，山寨版的就已出现。也有人认为“山寨”是相对“主流”而言的，但“山寨”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有超越和创新。山寨产品的物美价廉，以及对主流垄断市场的冲击，就是“山寨”创新与超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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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仁”者的领导文化——孔子的领导思想

孔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长达两千年居于主流地位，它包含着许多治国安邦的领导智慧，这些政治智慧经过众多的为政者的实践，证明它们反映了领导活动的普遍规律，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相反，它对当今的领导者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传承意义。

“为政以德”是孔子在政治上的重要主张。“仁”和“德”在孔子的理论中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孔子强调领导者要重视“德”，“德”是孔子领导思想中的根基和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孔子要求领导者要以良好的品德来让下属信服并对下属施加影响力。“德”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一个基层领导者的社会公德是指他在社会生活中最简单、最起码、最普通的行为准则，这是培养领导个人魅力的关键因素。

“中庸之道”也是孔子及后世儒家极为推崇的经世智慧。“中庸”一语始见于《论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什么是中庸? 孔子曾以一句“过犹不及”来解释。他说中庸之道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在做事情时既不能够过，也不能够不及，因为过和不及是事物的两个极端。所以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实际上是平衡以达到和谐的处世艺术。它强调永远让事物留有一个余地，这样可以进退自如，从容不迫。如果把这一概念应用于领导理论，可以将中庸思维界定为高层领导者在战略决策过程中通过整合外在条件与内在需求而采取适当行为和方案的思维方式。在决策过程中，多方思考是指高层领导者在决策和意见表达的情境中，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的程度，在综合各方的意见和方案后，在领导决策中平衡各种情况，做到恰到好处。

“为政在人”是孔子的用人之道。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子的人才标准时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这也是领导者用人思想的体现，也对现代领导者选择人才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因循守“道”的领导文化——老子的领导思想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君主应当学水的本色，有功而不自居，过着勤俭的生活，日理万机不贪享受，治国能顺应社会规律、时代潮流，制利 国、利万众的：一旦制订颁布，就不轻易改动，让万民在颁布的下自化。

老子认为领导者的领导方式就是“无为”，就是放手，就是让自己的下属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大胆工作，而不是处处挑剔、事事干预，以至于下属谨小慎微、畏首畏尾，更不可不顾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节外生枝。同时领导者也应做顺应规律、顺应民心的事情，领导者应该用自己的行为辅助事物依循其规律的发展。老子的思想时时处处都要求注意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更要求领导者要善于审时度势，充分调动和发挥下属的能力，用最小的影响达到最大的效益。

我认为老子的"无为"思想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相 互关系的深刻理解，包含着对社会的有益启示，它要求人们树立一种超脱的忘 我的思想境界，无私无欲，利于他人。因而，老子的"无为"思想不仅有存在的价值，而且需要继续发扬。

三、集大成者的领导文化——孟子的领导思想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领导思想，提出以“仁政”为核心的一整套领导思想。首先，孟子认为“民贵君轻”，提出为政者“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他强了领导者必须是品德高尚，对人民负责的人；其次，他认为领导者必须“尊贤使能”，对于人才的取舍，孟子认为必须慎重，而且应当重视一般民众的批评和意见，这点体现出了现代民主领导理论体制下，民众的态度和意见对领导者政绩以及官员考核选拔的要求。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不否定自然客观因素的前提下，强调“人和”的重要性，领导的时候，上下思想统一很重要，而且要进行交流和互相尊重，一个“人和”的领导者领导下的团队可以战胜一切外界客观困难，对于领导者打造高效团队有着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团队成员也有激励和警示作用。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强调了领导者要用执行来实践自己的思想，在做的过程中，要周到的考虑到他人的想法和他人的感情，这样才能对下属产生积极影响，才能更好的激发和调节下属的情绪，增加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感，更好的维系和下属之间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