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教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教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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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一）（略）

（二）“请求权”思维方法培养的欠缺法律思维是思维的一种形式，主要属于理性思维，其与法律思维方式同义，而法律思维方式主要包括：法律思维结构（主体借助法律知识和观念建构起来的概念框架）、法律思维方法（可分为站在立法者立场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站在司法者立场上的针对个案生成法律的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程序（从法律出发，根据法律进行思维，最终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③民事法律思维，同样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④民事法律思维的培养与我国大陆法系民法体系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大陆法系民法的立法采用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的方式，具有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法律体系。首先，大陆法系民法体系的构建以法律关系为主线。“民法总则”规定的是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则，概括归纳民事主体、民事客体和民事行为；民法分则分别规定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民法总则与分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完整、静态的法律关系网络；其次，基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流转将会引起权利义务的变动，为实现这种变动，民法学中缔造了一种处理实例的思维方法：“请求权方法”。请求权分析方法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法律思维方式。请求权方法，是指处理实例应以请求权基础（或称请求权规范基础）作为出发点。这种分析方法适合实务需要；同时，其可从法律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避免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及未受节制的衡平思想。以请求权方法去分析案例中的法律关系，更能用体系性的思维去领会民法知识性内容与思维方式，形成法律的思维能力，进而运用这种系统的法律知识和思维能力去解决争议。⑤然而现有的民法教学模式，主要为一种“经院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够较好的建立法律思维结构，但无法帮助学生建立法律思维方法，也不利于培养学生通过法律思维程序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由于欠缺请求权分析方法的培养，学生局限于死记硬背民法知识，无法领会民法的精神实质，遇到案例往往无从下手。基于此，法学教育界也在进行积极探讨，尝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来弥补“经院式”法律教育模式的不足。其中包括了“案例教学法”，“法律实习”和“模拟法庭”等多种模式。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法律院系已尝试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这种英美法系的舶来品以弥补现有法律思维培养的不足。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与相关培养方式的比较

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即“将学生安排在直接面向社会从事法律服务的法律诊所中，通过让学生承办真实案件，面对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对方当事人，以及教师在学生办案过程中的具体指导，使学生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能，了解什么是法律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从而为培养高水平的法律人才打下基础的一种教学模式。”⑥与其他民事法律思维培养方式相比较，诊所式法律教育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与案例教学法的比较案例教学法，是美国著名法律教育家兰德尔所提倡并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模式，一般认为“案例教学法被认为是讲授与学习的最适合的方式，是它塑造了教师与学生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观念”⑦近年来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学中得到重视，但该教学模式在民事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仍存在需要互补、改善的地方，比如：由于没有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法”体例的支撑，教学中较难通过案例汇编来传授大陆法系偏向体系化和理论化的法律知识；案例教学法仍是通过虚拟真实案例情景，通过教师编制出来的案例素材进行讲授，这就导致学生与真实司法实践的脱节。而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其教学目标着重于学生法律职业技巧的形成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种教学模式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案件中，由学生扮演“准律师”的角色，学生需要对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利用已有法律知识，通过分析归纳并找出其中的线索来解决问题。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导，教师为指导者、辅助人和监督者，教师采用比如提问式、对谈式、模拟训练、个案分析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教学方式，更加突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尤其在学生职业法律思维，即“像律师或者法官那样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培养方面具有案例教学法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诊所式教育模式与传统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1.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与法律实习的比较我国各个法律院系均安排有学生的法律实习，然而法律实习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对于法律职业的疏离感，但是实质上这些活动并不能称之为课程，因为它根本就不贯彻方法指导问题，只是学生到一个实习单位进行自我体验而已。⑧与法律实习相比较，诊所式法律教育有其系统的教学安排，学生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主导者而非辅助人。因此，如果说法律实习能够带给学生法律实际工作环境的初步体验；那么诊所式法律教育则是把学生置于法律人的地位，在教师的带领下让学生以“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2.诊所式教育模式与模拟法庭的比较。模拟法庭根据教学需求，有针对性的选取假设的案件，通过由一部分学生扮演原告、被告、辩护人、法官等不同角色，其余学生进行观看，以期训练学生多方位思考的能力，使学生更加生动地理解在课堂所学的相关法条。但由于案件是假设化的，无法给予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同时，模拟法庭的使用，仅是对专业课程的辅助，无法像诊所式法律教育那样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进行全面的学习。因此，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与模拟法庭相比较，在法律思维的培养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对民事法律思维的培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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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除坚持一般法律教育外，还充分利用特殊个案的处理，培养大学生用正当程序解决纠纷的意识；有意识地强化医学生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意识教育；根据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医疗事故案例分析讨论或开法律案件专题辩论会，培养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编写综合案例开展课堂讨论；把法律意识教育与在学生中开展“以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工程”活动结合（无偿献血、义工爱心活动、公益活动、为灾区捐款捐物活动），宣传血液管理、传染病防治和医疗事故处理等法律制度，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和爱国主义情怀，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医学生法律教育实践模式的实践

我校在公共卫生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在医学生开展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好新生入学教育、专业成才教育、医院实习教育、毕业教育等环节，根据医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分层次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对低年级学生，着重加强法律法规常识教育；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着重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毕业教育活动中，着重进行以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为重点的廉洁行医教育；在集中考试阶段，结合加强考风考纪建设，进行诚信道德教育；同时，在形势与政策课中适当安排法纪教育专题，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法纪教育。[2]另外，开展读书报告会、辩论会、研讨会、模拟法庭等系列活动以及“三下乡”、“进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使学生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觉悟得到提高，增强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具体采用的实践系列活动见上表。

医学生法律知识教育实践成效

（1）有意识地按照《医学生法律知识教育实践系列活动方案》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亲身体会了把法纪教育渗透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思想道德教育与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把培养医学生守法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相结合的成效，开拓了医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的新途径，明显增强了在医学生中进行法律教育的频率和成效。（2）探索医学院校法律素质教育为突破口，以课堂教育为主渠道，以系列活动为载体，以校园文化建设为阵地的新型实践模式。实现学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全面性、基础性、常规性和实践性，突出其系统性和开放动态性，促进学校“大德育”，促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有效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促进学生素质的综合协调发展。具体表现是：1）加强学生法律素质的日常教育，提高了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建立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预防和减少学生伤害事故。2）充分利用特殊个案的处理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了大学生用正当程序解决纠纷的意识。3）通过加强医学生病历书写和学习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强化了医学生举证责任倒置法律意识教育。4）根据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特点，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医疗事故案例分析讨论、法律案件专题辩论会和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编写综合案例开展课堂讨论，培养了学生法律实践能力。5）把法律意识教育与在学生中开展“以爱为核心的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工程”活动结合（无偿献血、义工爱心活动、公益活动、为灾区捐款捐物活动），宣传血液管理、传染病防治和医疗事故处理等法律制度，培养学生医者仁心和爱国主义情怀。（3）根据社会违法和犯罪类型变化和大学生犯罪的新特点提出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培养医学生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相结合[3]，建立了一套既符合医学教育标准和基本要求，又符合国情需要的实施方案及操作方法,编制了《医学生法纪教育知识读本》,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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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素养

1.大学生必须诚实守信。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法制经济。大学毕业生无论在国内创业,还是在国际上发展,都必须遵守交易规则,依法办事。诚实信用原则是现代民商法中的“帝王条款”,它对民事活动和商事活动公平进行具有普遍控制作用。在商事法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交易行为当事人应尊重交易习惯,依诚实信用的方法而为交易活动,以维持公平[2]。事实上,当今市场经济已进入诚信时代,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诚信日益成为企业的立足之本与发展源泉。因此,诚实守信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品质[3]。大学生一旦涉足创业领域,就要具有职业道德。有的大学生创业失败的原因,就是缺乏商业信用,如稍有不满就肆意毁约,结果造成两败俱伤,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直接导致他上了业界的“黑名单”。可见,大学生既然选择了创业之路,就要遵守这一行的规范。刚入行,更应把信用放在第一位,以此赢得客户的信赖,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企业得到长久的发展[4]。

2.大学生创业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要正确处理好合作与竞争、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就离不开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法律意识本质上强调的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自觉地运用权利义务对等性的原理来有效地化解矛盾,促成和谐,支持创业。

3.大学生创业必须具备法律修养。大学生处于青年期,心理发育快而又未完全成熟,心理脆弱起伏大、易冲动、自我控制能力与承受力较差、人生阅历浅、做事欠考虑,但创业复杂,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极易误入歧途,甚至违法犯罪。而法律修养能有效防止创业者冲动、激愤,理性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挫折。

(二)法律知识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知识

创业知识主要指与创业相关的理论、政策、法规及必备的专业知识。其中法律知识在大学生创业的全过程都必不可少。企业创办之时,大学生首先要了解创办企业的类型和程序,因此必须具备较全面的市场主体法,如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等基本知识;企业创办后,要生存要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各种交易行为,从事各种各样的民商事活动,要面对各种竞争,要融通资金,要抵御和化解各种风险,这就要求创业者必须有较全面的市场主体行为法,如民法、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保险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另外,大学生创业时还要具有基本的规范市场管理秩序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在一项研究调查中,当大学生被问及“您是否了解创办企业的相关程序”时,84.94%的学生选择“几乎不了解”和“根本不了解”[5]。这表明,实践中创业者基本法律知识欠缺问题非常突出。

(三)法律能力是大学生必备的创业能力

创业法律教育不仅要使创业者知法、守法、懂法,还要使其学会用法。只有学会了用法,大学生的创业之路才能越走越稳。

1.大学生创业时需要有较强的法律政策掌控力。近年来,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创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诸多方面。对立志创业的大学生来说,只有了解这些政策,才能走好创业的第一步[6]174。但实践中许多创业者根本不知道或知道但不知如何利用这些优惠政策,法律政策掌控力不强。

2.大学生创业时需要运用法律知识防范、抵御并化解各种风险。大学生创业必会遭遇各种风险,其中也包括各种法律风险,如何利用法律和政策来防范风险、抵御风险、化解风险,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但实践表明,很多大学生在创业前很少认真了解与创业相关的法律内容;或者虽有所了解,在实践中的众多环节上却忽视法律,不懂得运用法律,在风险和利益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以赌博意识、投机心理和冒险行为替性的法律思维,以致造成一些惨痛的教训[6]173;或者在遭遇风险时束手无策,使创业夭折。

3.大学生创业时需要运用法律,依法妥善解决纠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与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等关系人发生矛盾和纠纷,协商和解、调解都不失为解决争议的好方法,而仲裁和诉讼则是解决商事纠纷的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对诉讼法、仲裁法等程序法有基本的了解,并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大学生创业教育、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设置现状

(一)创业教育及其课程体系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还停留在搞一些与创业有关的活动阶段,主要局限于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创办、经营商业企业或科技公司以及组织创业竞赛活动等操作层面上,这种意义上的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往往把大多数学生排斥在创业教育之外。有的高校虽有毕业生创业指导中心,但也仅仅停留在创业团队创业过程的扶植上,如鼓励学生自办公司、开展创业计划竞赛等,这对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会有一定帮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创业教育,我们发现物质条件保障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洞悉学科前沿的优秀师资队伍、作为知识载体和传播媒介的优秀教材[7]这三个方面的软件设施,且必须首先构建课程体系。西方国家的大学非常重视创业教育系列课程设置问题。如美国大多数院校都将创业作为一个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因而具有完整且成系统的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体系。在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的开设还处于探索期。从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来看,只有少数高校开设了创业教育、创造学课程,再辅之以零散的创业管理、商业计划书、企业家精神、科技创业等课程,且这些课程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没有将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之中,导致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基础知识学习的脱节。尽管有些学者正致力于创业教育课程设计的研究与探索,但尚未形成一套权威的完整的课程体系。

(二)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设置严重缺乏

我国各高校都针对本科生开设有法律基础课以及一些专业选修课,如经济法、合同法等,但都是学位课程,不是专门针对创业教育开设的,对培养创业者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提高创业者的法律能力,远远不够。已有的创业课程体系设置研究成果中,从建议开设的课程体系看,也没有将法律教育及相关课程设置提到应有的地位,少有提及法律类课程设置的。如有学者提出创业课程的设置应分为学科渗透课、必修课、选修课三种情况。而这三种课程中仅在选修课中提及设置“公司法与合同法”[8]。没有将法律课程作为一个体系,作为创业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科学规划和设置,从而导致创业法律教育缺失。

三、大学生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的建构

创业法律教育的培养体系应建立在完善的课程体系上,注重创新和实践。创业法律知识是一个内容庞大的体系,也是一门专业知识。如何将创业法律知识及能力培养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创业人才的培养体系中,课程体系是核心。因此,必须充分了解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体系设置的特点,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系统、合理的课程体系。

(一)创业法律教育及课程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1.针对性原则。即操作和实施的目标就是使创业法律教育在规定时间范围内达到预期的结果,培养或塑造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较高的法律修养、较强的法律能力的创业者。

2.相对独立性和配套性原则。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与目前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体系相比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课程体系,但与此同时,法律教育课程也要与其他课程相配套,而不能孤立地开设,应与其他创业教育课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综合的体系。

3.知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原则。创业法律教育的课程首先是要求在校生对法律知识有较为全面的理解,让其具备法律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类活动及活动项目,使受教育者在活动中形成和产生各种外显的操作行为和动作,从而作用于内部身心,并使之发生预期变化的特定课程组织方式。4.多样性原则。创业法律教育课程的综合性、活动性必然要求课程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也就是选择性和弹性。

(二)创业法律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

基于以上创业法律教育及其课程体系建构应遵循的原则,创业法律教育的课程体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增强创业法律意识类课程。创业法律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大力提倡创业法律意识,创业法律意识的培养主要应重视知法、守法意识;尊重交易规则、诚实信用的意识;依法办事的意识。因此,创业法律意识类课程主要学习内容是知法、守法、懂法,课程设置主要是法理学,另辅之以法律逻辑学、法律方法学等。通过这些授课内容的设计,不断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全面理解创业法律教育的内涵,强化遵守交易规则、尊重交易习惯、诚实守信的意识,认识到知法、守法、懂法的重要性和作用,并使之内化成一种人格、气质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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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素质教育 高校 法律教育

作者简介：李玉德，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政法与经济管理系。

一、法律素质教育内涵分析

“素质”一词在教育界的含义主要是指人在先天禀赋结合后天影响、教育作用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结构。一般来讲，学术界将素质分成三类：一是身体素质，指人们感知、运动、神经等身体器官，尤其是大脑等在结构和机能上的综合特点的稳定呈现；二是心理素质，指的是在人们身体素质的基础之上，通过教育的作用和环境的影响，借助学习等实践活动形成的稳定的心理品质；三是养成素质，是指人们在适应和选择环境、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综合的、稳定的社会品质，养成素质是素质结构中的最高层面，法律素质正是养成素质之一。

在学术界对法律素质内涵的观点中，与中国当前法治社会对人才法律素质要求标准相符合的是观点，认为法律素质是指通过对法律知识系统性的学习，从而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法律思维、情感、信仰以及法律意志等心理因素的综合内在体现，这种观点自从提出就越来越被人们普遍接受。法律素质作为一种典型的养成素质，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具有社会性品质的综合体现，其是建立在对法律知识系统性学习的基础之上，通过学习者的不断体会和领悟，从而将其内化成为人们自身的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现象形成特定的心理体验、法律评价和态度倾向，并且最后通过运用法律的能力将这种品质表现出来。

法律素质主要由法律知识、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法律意识、法律运用能力等心理要素，以及法治观念、权利义务观、契约自由观、程序公正观等社会内容构成。

二、我国传统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和平稳运行的必要保障。纵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其已经很难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们也越来越对高校法律教育的改革倾注了非常大的关注度。我国高校法律教育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分离

从属性上来看，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中调整、约束人们行为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从善与恶、好与坏的角度，通过人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统习惯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和调整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法律则是利用强制性来规范、确保人们行为的合规合法，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道德和法律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不可偏颇。道德强调的是自律，将被动的遵守变成主动约束。法律强调的是他律，其通过强制性和威慑性约束人们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道德和法律运用不同的约束形式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从本质上看，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在我国传统教育中，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通常是被割裂开来，往往偏重于道德修养教育，因此很难使学生持续性地形成稳定的法律信仰，而这又会反过来对道德认识产生负面的作用，最终影响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法律学科课程和法律活动课程相分离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特别看重学科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而忽视活动课程的作用，认为活动课程会扰乱在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且还与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不相符。因此，在我国高校的法律教育中，学科课程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活动课程，有些甚至都没有开设相应的活动课程。高校法律教育老师，往往只重视对法律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而忽略对学生法律素质以及相关能力的有效培养。在法律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学生对法律知识认知，学生往往都是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法律知识的，对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情景的分析涉及过少，师生间缺乏互动。但是归根结底，法律都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教师只阐述某一具体规定，而未能让学生掌握和领会该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的话，一旦学生遇到真实情况的发生，如果缺乏具体的明文规定，往往会束手无策、无法灵活应用，甚至造成学生自身的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三）法律教学避重就轻，对法律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不足

长久以来，因为我国古代法制的特点，程序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只知道实体而不知道程序，将程序法视作实体法的附属品，可有可无。受此影响，在我国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在高校法律教学实践中，教师为了迎合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往往会有意识地增加更多的实体法的内容以及相关案例，占用了本该是学习程序法的时间，另外因为学生没有真正进入社会，也未曾经历过相应的法律执行程序，因此学生对程序法的感知会更加的模糊。这就导致高校法律教育的成效有所影响，使得学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法律基础知识，进而影响了学生对法律实际运用的能力的有效培养。

（四）法律教学偏向义务本位，权利意识的培养力度不够

从我国法治观的发展演化历程来看，我国的法治观还是侧重于“义务”的规定，强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社会控制。在我国传统的高校法律教育实践中，仍然还残存着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子，具体表现在法律教育内容编排上，往往强调学生的守法教育，而忽视对学生用法能力、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培养。在以义务本位思想为指导的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教学主体即老师是以预先设定学生是“恶”的前提下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其教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课堂的法律教育活动，使学生知道不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这种教学活动几乎完全抹杀了学生在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对增强学生的法律素质产生加大的负面作用，甚至会造成学生对法律的片面理解从而产生不良的情绪。 三、高校法律教育的素质教育发展新取向

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时展节奏，经济建设要有现代化的思想，相应地教育也应当有现代化的理念和策略，在人们思想观念向现代化不断转变的同时，社会的法治建设也要走向现代化。

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教育已经出现了在要求学生掌握法律知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培养，通过引导和鼓励学生开展法律实践体验，使学生在遵守法律、守护法律、运用法律的前提下，对法律内涵和法治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去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新趋势。高校法律教育的理念发生了重大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渐致力于学生法律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法律素质的全面培养

法律意识指的是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想法、观点、心理反应等的总称。作为将来市场经济的主体，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立足社会的必要条件。据有关调查显示，现阶段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大学生在出现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后能够拥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能够诉诸法律。学生已逐渐将法律知识、思维以及信念融入自己的主体范围之内，将被动转化为主动，进而养成良好的法律运用能力和法律信仰，从而使得学生法律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逐渐致力于对法律刚性特征与现实社会纷繁复杂性之间的调和

众所周知，法律是具备强制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就像俗语讲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但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却与法律的刚性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和不适用的地方。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法律的制定、执行、监督等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的要求。这同时也要求在高校法律教育过程中，要致力于向学生讲解法律的刚性和实际社会情况的多变性之间的协调，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运用的灵活处理。

（三）致力于法律理论教育和学生实践的有效结合

单纯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灌输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素质的养成是不足的，尤其是对学生正确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高校法律教育新理念要求教师重视学生对法律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在实践运用的过程中对法律理论知识加深体会和掌握，进而有效地提高学生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维的活跃度，对高校法律教学课堂学习进行巩固和补充，进而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的目标。

四、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实施策略

法律素质教育导向下的高校法律教育，最终是要依靠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具体方法和策略得以实现，要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形成正确的法律体会、法律情感以及法律信仰，进而提升学生的法律运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效法律素质教育的最终育人的目标。

（一）将法律情感教育逐步融入高校法律教育中

法律情感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法规所持有的情绪反馈以及形成的有关体验。大学生的法律情感，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知识的学习、逐渐的内化，才能真正培养起来。一个学生是否具有正确、坚定的法律信仰，能够在充分理解法律知识的额基础上信任法律，进而在主体性作用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是衡量一个学生具备法律素质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在高校法律教学的具体过程中，明确法律情感教育的培养思路，尽量将法律情感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整个法律教学过程中去，才能真正地提高高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科学、健康的发展模式。

（二）将个性教育逐步融入高校基础法律教育中

高校素质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的人，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和个人潜能的挖掘。个性发展和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个性发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对学生个性以及潜能的挖掘、发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的平均主义，根除了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形式固定、教学方法老旧等弊病。素质教育理念引导下的高校法律教育，就是要充分重视个性教育的思维的融入，根据学生具体的情况，因材施教，善于利用不同学生对法律学习过程中的不同兴趣和特长，从而真正有效地提高学生整体的遵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学生养成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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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教学方式。在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进行讲述的过程，往往以教师单方面的授课为主要方式，缺乏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加之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不深，思想上不够重视，经常有逃课或不认真听讲的情况发生，课堂效率较低，学生们往往都是在老师的灌输下被动地接受法律知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

（2）课程设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在2006年课程改革之前是分开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但是在两门课程合二为一之后，由于将“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排在“法律基础”之前，教师在授课的过程往往习惯于把教学重点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养”上，而忽视了有关法律知识的教学，教师的不重视就导致学生对于这部分知识的忽视，甚至是无视。除此之外，教材中有关“法律基础”部分的知识编写不够精确、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进行编写，理论概念性较强，知识分布过于紧密，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疲劳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问题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编写的严肃性。

（2）增强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平衡性。

2.教学改革

（1）完善我国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机制。根据我国目前法律教育发展现状，建立起一个从小学开始至初中、高中、大学的完善而衔接有效地法律教学体系，从小就开始培养学生一种法律意识，真正地体会到法律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2）提高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强大学生法律素养教学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课者的法律素养。目前，高校中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师可能会出现知识断层的现象，由于他们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法律变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随时更新他们的法律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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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广东省连州卫生学校2011秋护理专业两个班共136人。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教材(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2009年7月第1版)方法对照组:护理2011秋护理3班67名学生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满灌讲授法”进行教学。观察组:护理2011秋护理4班69名学生采用“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教学方法。具体步骤:(1)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老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启发学生阅读教材或相应参与书,学生发现问题,提出疑难,做好记录。(2)组织答疑:在教师主持下进行以案例为主的课堂讨论,其内容有教师布置的思考题(针对护理专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及法律基础知识)和学生自学中提出的问题,采用主动发言,教师提名或事先指定专题发言。(3)总结归纳要点:教师概括性地总结归纳本次课的要点和讲授学生自学中出现的问题。(4)达标练习:以教学大纲为指导,每个教学单元都进行学习效果考核验收,检查学生掌握情况。两个班均由同一位老师任课,统一进行考试,考试中使用水平相同的同一试卷。结果见表(表1、表2)从上表结果可见,两种教学方法考试结果有显著差异。“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优于传统的“满灌讲授法”教学。

问卷调查

为了检测二种教学方式的效果,在课程结束后以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有：(1)对两种教学方法比较;(2)掌握知识的系统性;(3)能加强重点内容的掌握;(4)能提高自学能力;(5)提高思考能力;(6)提高归纳总结能力等项目进行调查。结果如表2。表2结果表明,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掌握知识的系统性、掌握重点、难点等效果优于“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教学法”。而“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Learning,CBL)教学法”教学法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归纳总结能力等效果好于传统的“满灌讲授法”。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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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律动教学；应用；音乐教学；做法

引言

所谓的音乐律动，又被称之为听音乐、做动作，其指的是在音乐旋律的影响下，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做出一些有规律的拍手、跺脚、拍肩和拍腿等肢体动作。在对音乐课程教学当前教学情况来看，以律动的形势开展音乐科目的课程教学，不仅可以培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还能调动起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将律动教学理念应用到音乐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一、从心理教学入手

对于音乐教学来讲，要想保证音乐课堂教学手段的有效性，使得教学内容可以被学生所接受并掌握，就需要对学生的心理情况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并且，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不同年龄段学生在智力、动作能力、体力以及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为了能够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需要充分重视学生身心循序渐进的发展，利用从简人难、由浅入深的方法，让学生可以通过不断的累积音乐知识来为自己奠定一个坚实的音乐学习基础。与此同时，为了调动起学生参与到音乐课程教学和体验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音乐教师需要按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性格来制定律动教学形式。其中，低年级的学生比较好玩、多动、好奇性强、喜欢模仿、情绪转变较快，所以，可以设计一些比较明了、夸张的肢体动作；中年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音乐知识基础和学习经验，其自身的表现能力比较强，所以可以设计一些夸张性较差的肢体形式；高年级学生自我意识比较强，表现力差，所以，可以设计一些带有内涵的肢体动作。例如，在向低年级学生讲授《天鹅》这篇音乐课程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以手臂动作为主，既能够表现出音乐的美感，又带有一定夸张性质的的肢体表现形式，这样可以点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可以快速的参与到音乐活动之中，从而达到良好的音乐教学效果。

二、突出音乐课程的形象美

正常情况下，让学生能够对所要学习的音乐内容形成形象且具体的思维形态，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利用形象的语言来表示出律动教学的特点，让学生能够生动形象的感受到音乐教学的内涵，这样才能够使其在律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然而，部分音乐教师由于害怕讲授的太多会导致学生出现厌恶学习的心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就会省略到一些语言，从而导致学生对于部分音乐理念不是十分的理解。但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教师在讲授时需要学会取舍，留下一些能够清楚表示音乐内容和能够表示律动教学理念的语言，从而提高律动教学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在向七年级学生讲授《猎人合唱》这首音乐曲目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这是怎样的猎人呢？对，这是一个机警的猎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这首音乐中基本的乐曲基调机警，向学生展现出来，从而使学生在演唱这首音乐时，其歌唱的声音就会因此发生较大的改变。

三、抓住音乐的神韵

对于音乐曲目来讲，律动属于音乐的种子，所以，在应用律动教学时，教师不可以将律动简单的认为是通过听音乐来模仿音乐动作，即不可以将律动教学作以简单的节奏或者是旋律律动的形势，更不可以将律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音乐作品理解成配合肢体语言的伴奏曲目。在进行律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坚持“利用律动让学生体验音乐”这一最终教学目的不动摇，将律动教学当成教学手段的一种，让学生可以通过对音乐表现形式和肢体语言的理解来更好的学习音乐。与此同时，在律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提高对音乐的关注度，培养学生养成听音乐的良好习惯，使学生能够主动的参与，且全身心的融入到音乐体验活动之中，对音乐有更好的理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紧抓音乐教学的本质，以此作为律动教学的基础来开展音乐教学。

四、激发学生的潜能

音乐这门艺术具有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概念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不同音乐内涵的解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所以，音乐也是最能够体现人们性格特点的一门艺术，这使得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自己思维来想象和解释音乐，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出去。而律动教学的应用则能够将音乐的这种自由性全面的发挥出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利用肢体语言将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表现出来，从而提高自己学习音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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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道德；法律化；道德化

一、法律与道德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道德与法律有密切的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在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出两者的概念，即什么是法律，什么是道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在法律的发展规律中曾存在的法律与道德的浑然一体状态。两者浑然一体当然就无所谓法律与道德的问题。直至西周，所有的规则、仪式都被称为“礼”，虽然它的背后是“刑”，但仅仅是保障“礼”实现的工具、手段，而不是独立的规范。这个时候是不会出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只有当法律开始从以前的那个混沌的整体即“礼”中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才能应运而生。我们以《法经》及“法”、“律”等概念以区别于“刑”的姿态和内涵的出现作为这一分离或矛盾开始的标志。由此，才有了我们开始从立法角度看我国与西方的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二、从立法角度比较中西对于法律和道德关系的不同

（一）中国――道德的法律化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影响极大，所以儒家伦理思想也影响了立法中对于一些罪名的规定，例如：对于“不孝”罪的规定。儒家以孝为百行之先，大力提倡孝德，并把孝与忠即父权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孝亲的人自然也会忠君。正因为这样，在儒家的刑法思想中，不孝之人被视为“元恶大憝”，必须从重严惩。

再如：《唐律》的“一准乎礼”，是说《唐律》是合乎儒家道德的。所谓“纳礼入律”，是把儒家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儒家道德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唐代名臣长孙无忌主持修撰的《唐律疏议》，一开篇就提出了“因政教而施刑法“的主张。既然刑法是官方推行政教的工具，那么刑法贯彻儒家的道德原则就很自然了。《唐律疏议》又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进一步说明了刑法对德礼的维护作用。“纳礼入律”的结果给《唐律》赋予了儒家化的道德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又被转化为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法律原则。该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规定上：第一，对老、幼、妇女、残疾人的宽宥规定。第二，对犯人进行生活照管和医疗救护的规定，第三，“权留养亲”的规定。该规定时说犯罪者因家中无成年男子而暂留家中奉养尊亲，对其刑罚暂不执行。第四，谨慎断刑、疑案从赎的规定。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功能，使犯罪分子在接受处罚时也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从此意义上说，《唐律》的刑罚也是一种“教育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就是制定法律应该符合道德，立法应该符合道德，道德应该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实现，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认定法，从未有过以“何其不法”去批评某种道德，足以说明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根本、更应依据或遵守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立法角度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概括为道德的法律化。

（二）西方――法律的道德化

相比较古代中国来看，西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应该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有关系。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法观念，即与正义不可分割的自然法观念。西方思想家认为，法律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法律中体现了正义等德性，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有人说“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就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范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成为了一部道德规范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道德法律化的倾向。所谓道德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法律的、国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我们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其法律中含有道德的意味，有道德化的取向。这些都体现了法律的道德化。

三、结语：给我们的启示

面对我们古人有些极端的将那些肯定国家利益和个人义务的道德予以不切实际的法律化，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交流开放社会、多元创造的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规范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道德――既不是崇尚乌托邦的“大公无私”，也不是那种画地为牢的乡野习俗，而是具有对所有主体普遍适用性、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具有统一性和在人们行为中具有必行性的法律规范。从它的执行角度来看，其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尤其对义务的落实上，但是，这种对于义务的统一的、长期的落实，一旦形成为一种习惯，便可以变化为康德所称道的人们的内心的道德。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借助的是法律而不是传统道德。

【参考文献】

[1]《法经》

[2]《唐律疏议》

[3]《法国新刑法典》

[4]《德国民法典》

[5]《略论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中国法院网

[6]《论法律与道德》，刘舒，载《考试周刊》2007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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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基础教育 有效性 定位 优化

［作者简介］黄馨（1981-　），女，四川达州人，四川外语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工作。（重庆 400031）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2-013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面向广大非法学专业的大学新生，群体相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相当庞大。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既需要法学专业人才的引领，也需要发挥各类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青年人才的作用。法律基础教育在整个高校教育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必须准确定位教育性质和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增强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学效果，提高大学生的法律基本素养，促进青年人才法律水平的普遍提升。

一、领会课程基本精神，准确定位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

法律基础教育是高校“基础”课的基本内容。对法律基础教育的定位即是对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目标以及教育主体进行准确的界定，科学设置“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有效实现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要对法律基础教育进行科学的定位，首先必须全面领会“基础”课的基本精神和宗旨。关于“基础”课的性质，由全国统一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绪论”部分作了如下表述：“基础”课，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的重要课程。课程以为指导，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法律观为主要内容，把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思想品德修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增强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性，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即“基础”课隶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范畴。这一属性决定了这是一门培养人、使人健康成长、成为人的课程。所谓“使人成为人”，就是讲授做人的基本理论、价值和知识，使学生具备现代社会做人的基本知识和素养，成为合格的现代人。高等学校的课程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使人成为人”的课程，二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的课程。所谓“使人成为某一种人”的课程，就是讲授某一类理论、知识和技能，使学生能够胜任某一类工作，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某一种人。这类课程可称为“专业课程”。“基础”课属于高等学校“使人成为人”的课程，不属于“专业课程”，肩负着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

深刻领会“基础”课的基本精神，把握“基础”课的属性和任务可以帮助我们对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学性质、教学目标作出以下基本界定：高校法律基础教育不是传授法律专业知识的专业课教育，而是隶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法律基础教育的价值目标不是“培养法律专门人才”，而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发大学生法律方面的潜能，激发学习法律的兴趣，调动学习、运用法律基础知识的积极性，帮助养成社会主义法律思维方式，提高法律素质。

二、围绕教学目标，把握教学重点

从“基础”课教材来看，“法律基础”部分内容丰富，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基本可概括为社会主义法律基本精神、基础理论和具体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两部分。在教学中，存在“教学内容多”与“教学时间少”的矛盾，若试图通过法律基础教育将丰富的社会主义法律知识体系统统触及无疑是空谈，势必造成教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难以把握重点，影响教学效果。因此，要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法律基础教育，教育主体必须重新整合教材内容，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根据教学目标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学目标是增强大学生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法律基础教育应重点围绕大学生法律素养和法律能力的提升两个方面展开教学。

（一）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1.培养大学生健康的法律心理。法律心理是指社会主体在一定的法律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基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法律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体法律生活的实践而对法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情绪和习性。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新生具有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其生理发育日臻成熟，心理尚处于断奶期，发展不成熟，法律心理不健全，法律认知模糊，往往违法甚至犯罪以后全然不知、后悔不已。因此，对青年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法律心理教育与引导，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的需要。

对大学新生进行正确的法律心理教育需要抓好两个关键点：一是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认知。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运行的思想、观念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但部分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认为自己不是学法律专业，只要不违法，就不必学法；有的学生甚至公然挑战法律权威，走上了犯罪之路。药家鑫这样的“好孩子”撞人后为了掩盖罪行再杀人，这一悲剧虽只是极端个案，但给我们以警醒：当前部分青年法律意识缺失，教育必须肩负起培养青少年法律意识的重任。对青少年进行法律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通过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引导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提高他们学习法律、学习这门课程的自觉性。二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诉讼心理。我国公民的权利受到我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但生活中个体难免与他人发生纠纷，权利随时可能被侵犯。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应该依照法律程序，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权。而据调查显示，大学新生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选择法律途径维权的微乎其微。所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必须培养学生正确的诉讼心理，帮助学生形成诉讼权利意识，使他们懂得国家建立诉讼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公民的权益纠纷，制裁惩罚犯罪，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帮助大学生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信仰属于信念的范畴，是信念最集中、最高的表现形式。而信念就其内在产生过程来讲，是人们对基本需要与愿望强烈的坚定不移的思想情感意识。可见，信仰是坚定的信念，是一种高级的意识形态；法律信仰乃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形态。法律信仰的培植体现了法律意识教育的终极目的，培养大学生坚定法律信仰是法律基础教育的核心，树立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必须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另外，法律基础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教育的生命就在于教师传授给大学生新颖的、符合其自身思想的知识，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这种所谓的思想是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植根于对客观事实的终极性信仰。大学教育的精神决定了法律基础教育的目标应当重在培养大学生对法的终极性信仰。因此，在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以培养大学生的法律信仰为根本目标，改变“压缩饼干”式的法律基础教育教学内容体系框架，创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主线，以“思想观念”为核心，以“行为规范”为基础，以“相关权利与义务”为重点的法律基础教育教学内容体系，使法律基础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真正融为一体。

（二）增强大学生的法律能力

法律能力是法律素质的最高级形态，大学生法律能力的提高是检验其法律素质的核心依据，因此，法律基础教育的目标归宿应是提升大学生运用法律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问题的能力。

1.提高大学生的法律基本表达能力。刚从中学跨入大学的新学生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和考核的影响，运用法律的能力比较弱。以四川外语学院“基础”课为例，从考核结果来看，学生的法律基本表达能力欠缺，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首先，提高大学生法言法语的口头表达能力，重点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引导学生在记忆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理解书本上的法律词语；二是让学生比较法律词语的表述与一般词语的表达方式的区别；三是设计实践环节，让学生操练法律口头表达，其关键在于组织者要对学生的表现做出针对性较强的评析，并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记录在案、予以反馈，以此激励学生持续训练的积极性。其次，提高大学生的法律书面表达能力。“基础”课的课程目标是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素养，因此学习完“基础”课后，学生至少应掌握最基本的法律文书的书写格式，如书、简单的合同等。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解诉讼法时，适当扩大教材的知识范围，重点补充法律文书的写作。通过对基本的法律文书的讲解，使学生对法律相关知识的认知不囿于理论阶段，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提高大学生的案情分析能力。案例教学法是法律基础课的基本教学方法，其关键在于列举的案例必须是具有很强代表性的经典案例，让学生运用学到的理论知识对所举案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这既能增强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又锻炼了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对提高学生法律素质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期末考试中，应避免对书本知识教条式的考查，必须设置一定的案例分析题目，全面考查学生的案情分析能力，以检验学生学习的效果。在案例分析考查中，可将口试和笔试结合起来，对学生的法律口头表达与文字表达能力进行综合考查。大学生法律能力的提升必须在实践中实现，经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如果有条件的话，要尽可能带学生走出课堂，到法庭旁听、法律院校观摩或观看相关的录像片，还可以请司法人员走进法律基础教学课堂作报告。

三、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优化教学模式

法律基础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属性决定其主要功能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中，应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主线，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和目标实现的角度，探索、优化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学模式。准确定位法律基础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功能是解决“基础”课教材内容“多”与“实”矛盾的有效途径。“基础”课教材是众多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性较强的好教材，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教材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如教材法律部分为了保持教材体系的完整性，内容层面过多过细、知识点繁多，而“基础”课教学时数非常有限，教师如果力求面面俱到，只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轻描淡写的阐述，难免有不透彻、不实在之嫌。这就需要牢牢把握法律基础课的课程属性，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价值目标，合理取舍教材内容、设置教学重点。如第八章实体法律部门涉及的法律法规内容广，教师若想花大量时间详细介绍每一种法律、法规，讲授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在较少的教学时数内是无法完成的，而且其背后所蕴涵的基本精神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挖掘。以宪法权利义务的讲解为例，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应该清楚自己有哪些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因此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宪法部分教学的重点，教师要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着重从宪法的基本精神和重要价值两个角度去灌输引导学生，使其认识到法定权利和法定义务是一对紧密相连的法律概念，每个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有赖于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是为了神圣的权利得到实现，从而帮助学生理解宪法的自由精神、平等精神和法治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法律内在的自由价值、平等价值、正义价值、秩序和安全价值、效益价值，自觉树立社会主义权利义务观念，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他们就会正确对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成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统一体。这样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大学生在掌握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和提高自觉进行思想转化和行为控制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基础”课程的内在要求。再如，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教材的过渡章节，既有道德又有法律知识，对于这部分的讲解，教师可以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通过灌输梳理相关知识，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的内在依存关系，认识到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基础、评判标准和推动力量，充分展现法律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导向性，从而顺理成章地从道德部分过渡到法律部分的讲解。只有这样的教学模式才能真正达到“基础”课对原有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两门课进行有机整合的根本目的。

法律基础教育教学首先应科学定位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和目标，以及教育的主体。在准确把握法律基础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须对法律基础的教材内容进行有机整合，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根本着力点，有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功能，找准教学重点，拓展法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不断优化法律基础教育，有效提升法律基础教育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0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邱伟光.人生导航的行动指南——一门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新课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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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情形，这种行为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不是自己直接行为后果，而是由本人的人、代表人、辅佐人、被监护人或者法律规定的对其他人的行为，须由本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也就是说，这种侵权行为不是自己本人的故意或过失所为，法律基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规定由本人来承担责任，其中一些形态被称替代责任。如劳动合同关系，劳动者在履行劳动义务过程中，实施的侵害后果，则由用人单位承担，之后，在一定情形下，可以依其他法律关系向具体实施行为者再度求偿，这就是替代责任。再如，甲乘火车由A地赶往B地，途中被窗外扔进来的石块击破左眼球，被迫行眼球切换手术。击伤甲眼球的石头虽然不是承运人铁路企业所扔，但根据我国《铁路法》对他人权利提供保护的专条规定[20]，承运人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之后，他再向有关侵权行为的具体实施者求偿，即使该后果是由犯罪行为直接所致，亦同，此乃转承责任，也就是我国《合同法》第121条规定[21]的具体运用。

    （3）危险责任，其“特殊”之处在于，该行为本身并不是违法的，而且为该行为也并不一定必然就要产生侵害他人权利的后果，只是因为该作业行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该危险性一旦变现，就会给社会和他人人身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立法考虑到该危险性是由作业人作业行为相伴而生，同时，也只有作业人才能有效控制该危险性的发生，所以法律规定危险后果一旦发生，不问危险后果是由何人所造成，应由实施危险作业的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作业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一定情形下，才可以免责。如《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某人所为的作业行为属于放射性作业，给他人造成人身健康和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只有在损害是由受害人的故意行为所造成的情形下，才可以免责，既使放射侵权行为是由他人的违法或犯罪行为造成的，该作业人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只有作业人才能防止或控制危险的发生以及损害的大小。当然，作业人赔偿之后，再向其他行为人追偿。

    （4）非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这一侵权态样的“特殊”之处在于，损害后果不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而是由物件，如动物、树木、悬挂物、搁置物、产品等的管理、制造原因而引起的，损害后果是由一种非人的行为的事实造成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制造人与该物在物理空间上还有一段距离，立法基于一定的立法政策，规定由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制造人或者销售人，就该物对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上述四种侵权行为态样都因其有“特殊”的一面而归因于特殊侵权行为，但它们都是对一般侵权行为类型的反映。比如，在共同侵权行为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态样，它必然是侵权行为的三种类型之一，要么是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要么是违犯保护他人的法律规定而致该人损害，要么是以违背公序良俗的方式侵害他人权利或法益。总之，无论是哪种态样的特殊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与一般侵权行为一样，必然是对他人的权利或法益侵害，但侵害受害人的最初的或直接的行为方式，必然是一般侵权行为的三种方式（类型）之一。

    （二）道路交通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形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不同的人身损害情形，会引起不同的法律关系，也有异样的法律适用。从司法实践看，道路交通运输中，发生人身损害的情形主要有：

    1.机动车与机动车相挂撞。这种情形的交通事故数量最多，如两车追尾、相挂、正面相撞等，且车必受损，人员不一定有伤亡。如果只是车辆受损，则适用过失推定原则，根据过失程度轻重决定责任大小；如果车内有其他乘客，则分两种情形处理：第一，如果该承运人与乘客具有直接的客运合同关系，则该乘客即以两车共同过失侵权为由，向二者主张共同侵权（过失）的行为责任，因为机动车的双方，都有安全行车义务，也有发现、判断、避让危险的注意义务，但是，如果直接承运人既没有违犯交通法规的行为，也合理地尽到了发现、判断、避让危险的注意义务，则只能根据客运合同关系，请求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也可以向其他有过失的直接责任主体，请求侵权损害赔偿，或者二者皆可。承运人赔偿后，可以向其他有过失的直接责任主体追偿或代位申请执行，或者受害人向其他责任主体求偿不足，再向承运人求偿，承运人可以将其他主体已经履行赔偿的部分剔除，并在自己已经赔偿的范围内，再向其他责任主体追偿。第二，如果承运人与该乘客没有直接的客运合同关系，而是与该乘客的合同承运人有另一层承运合同（连环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承运人），如果直接承动人与另一机动车方都有过失，则依共同过失侵权行为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客运合同关系，将合同承运人以侵权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前者兼为。如果只有该乘客的直接承运人的对方有过失，则依第一种情形所列相同的方式求偿。

    2.机动车内的原因造成的乘客人身伤害。有三种情形：第一，因机动车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乘客人身伤害，如机动车避让道路上的目标而紧急刹车、猛转弯、刹车失灵等原因，给乘客造成人身伤害，当属违犯保护他人权利的法律规定类型的侵权行为（过失）。第二，车内其他人员的原因而引起的乘客人身伤害，如在车内，司乘人员将乘客打伤、车内其他乘客间的人身伤害包括等，受害人既可以依违犯保护他人权利的法律规定类型的侵权行为（过失）为由，向承运人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依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的侵权行为类型，向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求偿，或者二者皆为，但要转让有关权利。第三，一定情形下，有关司机弃车逃跑，如有一案例，犯罪嫌疑人将刀架在司机脖子上，要求司机必须向某方向开去，司机佯装答应，到了一路段，发现前面值勤警察，司机急忙打开车门，从正在行驶的车上跳下逃跑，向警察报案，结果车辆失控，跌入山下，造成车上13人死亡。这种行为既不属于正当防卫，也不是紧急避险，而是实实在在的侵权犯罪行为。因为，此时的司机，就如同消防队员一样，已经没有紧急避险的权利，除非车辆停稳后逃走。

    3.为躲避行人或另一机动车而引发路人人身伤亡的。如为了躲避路上的行人或对面驶来的车辆，冲出路面，将正在路基下施工的工人碾压致死，则受害人可直接依侵权行为求偿，但该机动车方不能以紧急避险为由，主张抗辩，原因在于，第一，紧急避险一般情形下，不能以牺牲他人（一部分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另一部分）的生命，生命无贵贱，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第二，道路交通本来就是一个危险作业，有关主体时时具有遵守交通法规，不引发危险，对他人引发的危险具有发现、判断与避让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说，在自己不制造险情的前提下，有发现、判断、避让一切险情的义务，而且能够引起交通事故的险情，大多是突如其来的，所以，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我们不主张以紧急避险为由，对抗机动车给他人人身造成损害的侵权责任的诉求，更反对将机动车给他人造成的损害，转由险情引发人承担责任。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适用紧急避险是毫无道理的，试想，在险情引发人找不到的情况下，受害人人身伤害如何救济？这对受害人证明负担太重，会引发不公平的结果。

    4.外来物造成车内乘客伤害，主要是车窗外的飞来物，给乘客造成的人身伤害，属于违犯保护他人法律而引发的侵权责任，应当由承运人赔偿，赔偿后，再向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追偿，如果能够找到直接侵权行为人，并且有赔偿能力，当然可以直接诉求。

    5.机动车冲撞路人。这种情形比较简单，由冲撞人根据过失轻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同法》第302条的法律分析

    《合同法》第302条的法律分析，实际上是对客运合同中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理解与适用，也就是说，违反该条规定发生他人人身安全损害，承运人承担的责任是一个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或者是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从司法裁判结果看，笔者收集到的法院判决书判决内容看，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在适用本条的法律规定上，不同法院判决差别甚大，甚至情节完全相仿的案件，有的法院支持受害人的诉讼请求，而有的法院则驳回受害人的诉讼请求，特别是在违犯保护他人法律而生损害的侵权行为类型的交通事故案中，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理由都是诉讼主体不合格，在此，特别要对客运合同法律关系作一探讨。为便于全面理解，我们先将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侵权案件类型作一总结区分，然后，再将客运合同有关问题作一解析，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个重要而被司法所忽视的推定：有违犯法律规定行为的，推定有过失以及该推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广泛运用。

    《合同法》第288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客运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承运人）用交通工具将乘客由一地运载到另一地，而向他方收取报酬的合同。故，第一，客运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承运人，另一方不一定是乘客，最典型的如免票乘客的小孩，他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他是乘客。再比如，在利他合同的情形，一方当事人与承运人协商，将某人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第二，客运合同原则上是双务有偿合同，但也大量存在着单务或无偿客运合同，而且也还有利益对价的情形。比如，按规定免票乘客，当事人同意搭载的乘客等，都是单务和无偿合同。第三，客运合同属于运输合同的一种，是以自然人的运送为对象的合同。根据运输工具的不同，客运合同可分为公路运输合同、铁路运输合同、海洋运输（海运）合同、航空运输（空运）合同等四种客运合同或者其联合形式。

    从我国法律规定看，对于客运合同的法律规范采取分别立法的形式，即对于铁路运输合同，由《铁路法》调整，对于海洋运输合同，由《海商法》调整，对于航空运输合同，则由《民用航空法》调整，而对大量存在的公路运输合同，却由《合同法》进行调整，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客运合同单属公路运输合同，虽有道理，但应当考虑我国的立法现实：第一，《铁路法》、《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制定的时间要比《合同法》早，第二，前三部分法律都有部门立法的痕迹，许多条款规定的不一定科学，甚至不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故《合同法》中的客运合同规范，应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客运合同。

    1.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主体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判决书，都将客运合同的承运方主体，限定在专业运输公司范围内，而将其他承运人主体排除在外，这与《合同法》的本意是不相符的，极大地限定了《合同法》对于客运合同的调整范围，使一大批客运合同游离于法律调整之外，致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处于“无法可依”状态。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解释某一法律条文时应极力将立法本意展现出来，《合同法》分则所规定的典型合同（有名合同）皆为国家意志干预私人意志的结果，法律之所以干预客运合同，除了客运合同内容可以定型化、可重复使用性、效率性之类的经济方面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客运合同之运输行为属于危险作业行为，会给周围的他人权利造成危险，而且这种危险源自从事高速运输的承运人的运输行为，只有承运人能够有效控制该危险的行业特点，在一些方面直接由法律来规定而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如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对于诸如安全保障义务之类的危险注意义务允许当事人协商，承运人会滥用势力，与旅客签署不要求承运人承担安全运输义务的客运合同，一旦危险变现，社会财货和福利减少，受害人损害得不到救济，家庭经济由此不振，国家残疾人充斥，个人或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之而下降或削弱，负效甚大，故国家干预客运合同内容，不是干预运输企业的运行机制或业务流程，而是干预或控制运输行为给周围环境造成的权利侵害危险，此即《民法通则》第123条：“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规定的核心所在。故，客运合同的法律调整，目的在于规范或防止运输行为的危险性变现，而不是规范运输企业自身的运作。

    客运合同的承运人主体，一般为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飞机、汽车）的所有人[22]、管理人或使用人，在法律上可以将之区分为强制缔约主体和任意缔约主体。所谓强制缔约主体，也就是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在我国这种承运人一般以公司的运输形式存在，如汽车运输公司、铁路运输公司、海洋运输公司、航空公司等。除此之外的包括车、船、飞机在内的所有交通运输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都有可能成为客运合同的任意缔约主体。比如，张三有一自用小汽车，与李四商议，将李四送到某地，由李四支付运费，张三与李四间即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在有的国家，将客运合同强制缔约主体称为商事合同主体，其关系适用商法调整，而将任意缔约主体则称为民事合同主体，适用民法调整，我国对此尚未作区分。

    承运人主体之强制缔约主体与任意缔约主体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强制缔约主体，一般以旅客运输为营业目的，并以运输企业的形式注册成立，而任意缔约主体，一通常不以旅客的运输为常业，也不在有关部门注册成立旅客运输企业或旅客运输业务，存在形式一般表现为自用（单位自用或个人自用）或者机动车出租、租赁等。第二，从合同的内容约定看，强制缔约主体具有强制缔约义务，对于乘客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没有协商的余地，只有同意的义务。如我国《合同法》第 289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对乘客没有选择的余地，比如，有的地方法规还特别强调规定，不得“拒客”，否则，必招致严厉处罚。而任意缔约主体客运合同的承运人，对于乘客和内容可以选择，甚至可以拒绝与一些人订约，或拒绝一定范围的乘客乘坐。第三，从客运合同的缔约过程与方式看，强制缔约主体，一般没有谈判协商过程，大多以格式合同（客票）的形式表现，交付客票时客运合同成立，以乘客剪票或办理其他乘坐手续时客运合同生效。如果根据交易习惯，在先上车后买票的情况下，则乘客自登上运输工具时客运合同开始成立并生效（以行为事实订约情形），故通常情形下，承运人对乘客的情况不了解，承运人跟谁订约也不清楚。而在任意缔约主体，则有谈判协商的过程，通常对乘客的情况比较了解，并以主要条款（运输条件）达成一致时客运合同成立，以乘客登上运输工具时生效。第四，在对客运合同的证明上，强制缔约主体式的客运合同以客票、剪票或登上运输工具的事实为主要证据，任意缔约主体的客运合同则以登上运输工具的事实为主要证据，必要时再附上其他文书或证人证言来证明。第五，从表现领域看，强制缔约主体一般适用在海洋运输、民航运输、铁路运输以及城市公路公共交通运输，而任意缔约主体，则仅适用于公路交通运输中。

    2.客运合同的效力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成立、生效、无效、撤销或解除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客运合同的效力，本文主要研究作为任意缔约主体的承运人与乘客所签订的客运合同是否有效问题，因为这类合同在司法运用中问题最多，争议最大。现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类因“运送”自然人而引起民事纠纷情形，进行探讨。

    （1）强制缔约主体与乘客间的客运合同关系

    这是最常见的，对此并无太大争议，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情形而导致乘客人身伤亡时，除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以外，承运人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非强制缔约主体与许可搭乘的乘车人间的客运合同关系

    非强制缔约主体主要指不以旅客运输为营业目的，未在工商行政机关登记，不从事公共运输的企业或其他形式的公共运输主体，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团体所拥有的客运交通工具，个人所拥有的自己使用的交通工具，这些机动车在运营过程中，难免要许可搭载其他乘车人，只要这种搭载行为不违犯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间就成立客运合同。现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团体所拥有的客运交通工具在承运中发生的民事责任为例，对之进行论述。

    概而言之，非强制缔约主体与其他人间订立客运合同关系，发生损害的责任情形，主要有三：其一，在从事公务或进行业务过程中的交通运输工具，出车目的是进行公务或业务活动，车辆搭载的主要乘车人为该单位工作人员，如果有关人员，如单位领导、司机等，同意搭乘其他人员（搭便车），则该单位与该搭便车的乘客间存在客运合同关系，原因在于，第一，该单位与搭便车的乘客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互不隶属，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第二，双方以运送该乘客到目的地的意思表示真实。第三，这种意思表示内容（运送目的）不违背法律规定。至于是否收运费，这不是客运合同的成立要件，只要作为承运人的有关运输工具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许可搭乘”[23]，客运合同即成立，从该乘客登上交通工具时，客运合同生效。其二，将本单位车辆出借、出租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时，表面上看，应当符合借用合同、租赁合同构成要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也就是说，只有登记簿上的车辆所有人才是最直接的承运人主体[24]，因此借用、租赁机动车的行为，只是约束出借人、出租人与借用人、租用人内部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以之对抗第三人，因借用或租赁的机动车而与其他人成立客运合同，发生乘客人身伤害或其他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所有人和借用人或承租人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所有人的出借或出租行为+借用人或租用人的运输行为=事故责任的承担原因）。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所重点规范的是机动车的运输行为而不是机动车的所有权，也正是运输行为本身而不是对车辆的所有权行为，给周围的环境造成了危险。其三，机动车的驾驶员或其他人，未经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许可，擅自出车或许可搭乘其他人，也成立客运合同，机动车的所有人为一方主体，该所有人对驾驶员或特定其他人的聘任、监督也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即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人员伤亡的，应依《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当然，赔偿后可以向驾驶员或有关人员追偿。

    前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其它团体所拥有的客运交通工具个人，发生民事责任的情形，也适用于其他所有非强制缔约主体，如私人拥有的机动车辆的运行，在客运行为中发生的民事责任情形。

    （3）在非载人的机动车或在客货车的载货处，搭载乘客的民事责任

    非载人的机动车，如拖拉机、收割机、铲车、货运卡车等，客货车是指一部分（通常在前部）载人，一部分载货的车辆。如果非载人的机动车或在客货车载货的部分载人，其间当然不成立客运合同关系，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严格贯彻机动车功能分开，保障安全原则，客货不能混装，功能不能替代，如该法第49条规定： “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第50条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也就是货运机动车只能搭载作业人员，而不能搭载非作业人员，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在非载人的机动车或在客货车的载货处搭载乘客的行为，因合同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而无效。故非载货的机动车或工地作业车以及客货车中的载货部分，搭载他人的，不成立客运合同关系，如果造成乘车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根据双方都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处理，而不适用《合同法》第302条的安全保障规定。

    但是，在客运机动车超载的情形下，客运合同还是有效的，不能因为超载而违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认定该客运合同无效。因为客运合同是从承运人同意或许可搭载乘客时成立[25]，从剪票或登上交通工具时生效。一般而言，在合同成立时，如交票或许可搭载，双方当事人特别是乘客，根本不知道超载，亦即合同在成立时，并没有违犯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只是在履行过程中，如登上车（合同生效）以后，才发生了超载情形，这样，在合同已经成立，一方在履地过程中有违法的情形下，只是证明该方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而不能证明合同无效。故即使在超载的情形下，发生乘客人身伤害情形的，也有《合同法》第302条规定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