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人口经济关系的探讨渊源久远。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人口经济关系。管仲提出避免“土满”和“人满”为患。孔子倡导人多而富的思想。墨翟认为,在“食者众而耕者寡”的情况下,不但要提倡节用,还应减少非生产人口。

    东汉的王符更明确地提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须相称的命题:“土多人少,莫出其财是谓虚土,可袭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匮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宋末元初的马端临论述了国家的贫富、强弱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洪亮吉主张用“水旱疾疫”和“君相调剂”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人口经济学是介于经济学和人口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口经济学和人口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心理学、人口生态学一样,是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

篇2

作为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却有一套“抠门经济学”：该花钱时就要大手笔，该节俭的则要非常节俭。

在华为登顶中国市场成为100亿规模企业的时候，任正非还一直开着一辆二手的广州标致，直到2000年左右，才在大家极力劝说下，出于安全考虑换了一辆白色的宝马，但小气得连司机都不请。由“任老板”充当驾驶员。

虽然任正非并不要求所有高管都自己开车。但有人开玩笑说，老板的习惯至少让其他高管就此失去了“开好车”的机会。

华为内部一直流传这样一个关于“车的故事”。有一年任正非去新疆办事处视察工作，当时华为的新疆办主任，是一位刚刚从业务一线提拔起来的“新官”，对任正非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了解，基于中国传统企业对高级领导“巡视”的重视。特意租用了一辆加长林肯轿车去机场迎接任正非的“光临”。任正非刚下飞机。看到接他的是一辆豪华轿车，当时就非常气愤，上车之后，就把办事处主任给臭骂了一顿。

任正非怒道：“你只要派司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你亲自来迎接?现在你应该待的地方是客户的办公室。而不是陪我坐在车里!”

任正非似乎特抠门，但这只是对自己，实际上，华为也经常买好车。

最近，华为就新买了一辆加长奔驰，当任正非看到这辆豪华轿车时，还有点不满地抱怨了一句，“这么贵的车。原来只长了这么一点!”不过抱怨归抱怨，该花的钱还是要花。华为买这辆车的原因是非洲兄弟喜欢。

其实，华为有支超豪华车队。这支车队的服务对象并不是任正非等华为高管，而是那些来华为考察的合作伙伴。华为总部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华为人士解释说。上面提到的“加长奔驰”就主要是投非洲合作伙伴所好，华为需要时刻做好准备，接受国际目光的检阅。

任正非不仅要求员工节约成本，自己和家人也身体力行。这样的事例很多。

1996年3月，为了和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他亲自率领了一个十几人的团队，入住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为了体面，他开了一间每天将近2000美元总统套房，但是，还是精打细算，他和他的团队把总统套房的几个房间都充分利用起来――晚上打地铺，早上早早起来让服务员打扫卫生，以便白天会见客人。

1997年的一个周末，公千之余，任正非这十几个人去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自费旅游。出发前去当地商店买旅游鞋，发现有三种档次的，价钱分别是每双35雷日尔(巴西货币)、45雷日尔、55雷日尔(当时1雷日尔大约折合1美元)，而他们当时每天的出差补助有75美元。其他同事都选择了名牌耐克。每双55雷日尔，任正非却选择了35雷日尔的不知名的普通旅游鞋。当时其他同事很不理解，任正非就说：“我是来巴西出差的，和你们长驻人员不一样，我的鞋穿一次就扔掉了，不用买名牌的。”然而，旅游结束返回驻地后，大家却发现老板在卫生间里用刷子刷洗那双鞋。并在回国时带回了深圳。这件事对一同出差同事的触动很大。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位节俭的华为老板当年位居“胡润富豪榜”的第二名!

篇3

关键词：任务 口语教学 积极性 交际能力

一、引言

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英语这一国际交流和沟通媒介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重要。在新形势下，《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了新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这就将教学目标从原来的以阅读理解为主转变到以听说为主，全面提高综合应用能力上来。因此，在这个跨越英语口语“瓶颈”的绝佳的时机探讨新型教学模式――任务型口语教学模式及其实现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型教学模式概述

“教学模式”是指为了完成学习目标、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所采用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它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的结构形式，也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理论来组织教学活动进程，它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集中体现。（胡继岳等，2003：12）

英语教学模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变迁，先后形成过数十种教学模式，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是语法翻译法(Grammar Translation Approach)。而在现代影响最大的则有三种：听说法、认知法和交际法。任务型教学法与交际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它是诸多交际教学途径的一种。（王金铨，2007：43）

英语任务型口语教学模式是一种以任务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法，它是师生通过用英语对话、交流和意义创造等方式，让学生完成一系列根据其发展需求而设计的教学任务，使学生通过用英语做事情来达到学习目标，实现跨文化交流和创新的目的。（王剑鸣，2007：169）英语任务型口语教学强调以各种各样的英语学习任务为基础，强调学习过程，强调有目的的交际和意义表达，鼓励学生多开口。（刘润清等，2003：89）通过布置任务，还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在完成任务中获得愉悦和满足，从而进一步激发学习动机和提高学习效益。

三、任务型口语教学设计

由于任务型口语教学法强调互动与合作，可以结合“合作法”，将学生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以团队的形式完成任务并获得评价和成绩。具体分组时，教师需要向学生讲明分组的作用，再根据学生自己的意愿大致4至6人分为一组。这样可以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到口语活动中来，解决了由于班额大，学生练习口语时间少的问题。

任务型口语教学可以拓展课堂时间，让学生在课外充分准备。很多教师都用morning report的方式给学生锻炼口语的机会。但传统的做法是让学生单独发言，学生往往是背熟一段文章后在全班同学面前紧张又自顾自地“念经”。对口语差的学生这是一种痛苦的任务。由于学生语音欠准，又不注意语速，更不知道根据听众的接受情况适当调整内容，听众乏味的情况屡见不鲜。采用分组的任务型方法效果就大不一样。每个学习小组可以选出一名组长负责组织协调，组员们集体开动脑筋，一起决定任务内容。他们或到网络上寻找适宜的口语材料，或者自己编写短剧。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他们还利用课余时间反复排练。在课堂上他们利用教室多媒体设备的音乐和投影画面营造氛围，有的配乐朗诵英语诗歌，有的将电影的精彩片段重演，有的编排英语短剧。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乐在其中，忘掉了羞涩和紧张，充分表现自己的天分和才能。观众也欣赏得津津有味，当看到其他组同学准备充分，表现精彩时，他们也受到鼓舞，积极地去找材料做准备。这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不仅解决了学生口语开口难的问题，也激发了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任务型口语教学可以结合听、读、写，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达到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平衡，使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3.1 与听结合

任务型口语教学可以和听力教学相结合。教师可以让学生在视听了一段录像之后，模仿录像内容，分角色演练该内容。学生演练时不必机械模仿，可以创造性地发挥。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一册第五单元和食物有关，同时要练习询问和提供建议的句型。这里面有段录像是一对情侣在西餐厅点菜时和服务生的对话。师生在观摩录像后，教师可以提示更多的可以替换原句的句型，也可以提示其他的食物名称，还可以要求学生延长对话，不仅点菜还边吃边评价菜的味道。甚至还可以补充西方用餐的礼仪，让学生学会使用刀叉。此时学生分为三人一组，在模拟的情境中交流，在角色的想象中享受大餐。当学生完成演练任务后，可以提供学生向全班同学作报告“演出”的机会，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依据动机理论，人们愿意付出努力的动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他们通过努力希望获得成功；另一种是他们能够看到成功所带来的收益。学生能够在公众面前展示小组成员共同的努力成果，这就是成功，这也必将促进其英语口语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英语口语教学质量。

3.2 与读结合

任务型口语教学可以和阅读教学相结合。教师可以在开学初就根据将要学习的单元的主题设计一些话题，再让学生投票决定哪些话题可以在课堂上讨论。这样由学生选择出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他们将更加积极地准备讨论。学生在课外准备时主动搜集资料，学习课外知识。教师可以在课文导入时让学生分成小组讨论，此时分组可以视具体讨论内容分成二人对话小组，或者四人讨论小组。教师可以依据话题拟几个问题，问题的设计最好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和兴趣性的原则。（王晓东，2007：180）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的第六单元A篇课文“As His Name is，So Is He!”谈的是姓名和有关姓名的歧视。教师可以借题发挥，给学生提出问题准备讨论，比如：Who gave you the name? Do you like it? Any special meaning in your name?由于问题的设计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乐于思考如何将自己这方面情况介绍出来。学生和自己的搭档饶有兴趣地聊天，他们在交流中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然后推举出回答最有意思的同学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的姓名的故事。在学生向全班同学介绍自己的姓名的故事这个环节里，教师可以同他对话，引导他将更多的内容表达出来。

教师还可以将对话或将讨论涉及到的一些句型和词汇投影在屏幕上，让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操练。比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册的第八单元A篇课文“There’s a Lot More to Life than a Job”谈到了教育对人生的意义。教师提问学生选择自己专业的动机时，可以列出一些提示，比如：“promising career prospects、out of your own interest、parents’ pressure/expectation、a hot course”。课文结束后还可用复述、角色表演、讨论等方式加以总结和巩固，加强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

3.3 与写结合

任务型口语教学可以和写作教学相结合。教师可以就作文主题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比如Student Use of Cell Phones这一作文要求分析学生中使用手机的人数越来越多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学生在小组讨论后可以向全班同学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汇总后的观点比个体学生的观点更加全面客观。这时，学生的作文思路已经明确，“动笔难”的问题就解决了。

四、任务型口语教学模式总结

总结任务型口语教学的过程，可以归纳出一般有三个步骤：一是前期任务，在此阶段教师首先应该向学生介绍任务和说明要求，并且给予学生足够的信息输入，包括词汇、句型和一些表达套路，使他们掌握足够的口语表达材料，为下一步的练习奠定基础。

二是执行任务，在此阶段学生分成小组，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完成任务。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主动搜集资料，学习课外知识。比如当学生在介绍自己姓名中代表“辈份”的字时，他就要查字典学习新的词组family tree。这些知识的积累增加了学习者口语语料的储备。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团结合作，互相帮助，自主掌握了学习的方式和步骤，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创造精神。

三是点评任务，在此阶段教师应该总结任务，对学生的完成情况予以评价。点评时，教师应该首先肯定学生任务的完成情况，多加鼓励和表扬。同时也要指出学生口语中的错误，但纠错不应过于细致，而是归纳出某种句型容易犯的错误，但是对于跨文化语境的语用错误一定要及时纠正学生。教师还应总结特定任务的口语表达具体模式，这样学生可以掌握必要的口语表达方式，再遇到类似的话题时，能够做到有话可说，说得正确，说得得体。（孙广平，2006：174）

五、结语

在“任务型”口语教学中，教学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过程，教师是这一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指导者，他们通过设计相应的交际情景指导学生练习口语。教师将口语练习穿插到精读课和听力课中，以平衡语言的输入和输出，可以让课堂活跃起来，真正做到师生交流互动。学生是任务的完成者，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做出决定(decision - making)、交流意见(opinion exchange)、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在这样的过程中，学习者完成了知识的建构。任务型教学法体现了现代教育界倡导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能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让学生在“做事情”中主动学习，循序渐进地取得进步，这必将会给我国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胡继岳，章国英，沈兰萍.英语网络课程发展的教学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3，(1)：12-15.

［2］王金铨.基于网络的任务型英语口语教学模式［J］.现代远距离教育，2007，(1)：43-45.

［3］王剑鸣.浅谈英语教学中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J］.社科纵横，2007，（9）：169-170，176.

［4］刘润清，戴曼纯.中国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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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学背景 西部大学生 创业动机 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陆丹（1973- ），女，湖南娄底人，贵阳学院教育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原理；戴岳（1969- ），男，贵州铜仁人，贵阳学院教育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贵州 贵阳 550005）

［课题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重点项目“大学生创业动机影响因素——以贵州高校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ZD06）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4-0089-02

一、引言

本研究专门针对西部地城市，以贵阳市的两个大学生创业园区的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结合目前西部地区大学生创业的普遍现象，试图从人口学背景来解读西部地区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从贵阳市两个大学生创业园区中随机抽取150名创业者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30份，回收率为86.6%。为了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访谈。最后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结合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技术”简化访谈获得的定性资料，分析西部地区大学生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测度

测度指标中创业者所包含的人口学基本材料包括：性别、专业背景、家庭背景及独生子女四个基本问题项，采用0～1打分法对这些名义变量进行衡量。创业动机测度量表主要根据高日光等关于大学生创业动机一阶因素的量表引用并加工而来，包括为解决个人就业问题，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等共计14个问题项，采用1～5分打分法对变量进行衡量。其中5表示完全同意，4表示同意，3表示不能确定，2表示不同意，1表示完全不同意。

（三）研究假设的确立

陈劲等学者认为：性别、来源地和专业背景等的差异都会对创业态度和倾向产生影响，但来源地差异对其影响不显著。那么，人口学视角下的不同背景差异是否也对创业动机产生影响？这引导本研究提出了系列假设：H1：性别与创业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H2：专业背景与创业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H3：家庭背景与创业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H4：独生子女与创业动机存在显著性差异。考虑到创业动机包含因子较多，因此，为方便数据统计分析，本研究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创业动机进行降维，以便得到更少的因子。本研究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利用方差极大法正交旋转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得到创业动机的四个子因子。项目分布均匀，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0.142%，各个项目在相应的因子上有较大负荷，均处于0.527～0.738之间，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来看，大学生创业动机可分为四个子因子：F1“为环境影响性动机”；F2为“经济需求性动机”；F3为“成就需要性动机”；F4为“价值实现性动机”。我们将把人口学背景的各个变量即性别、专业背景、家庭背景及独生子女与否具体化为与此四个子因子的显著性检验。

三、统计分析

（一）基本情况

调查发现：在回收的130份调查问卷中，其中大学生法人占37.7%；男大学生占66.2%，女大学生占33.8%；农村的占41.5%，城镇的占58.5%；独生子女占31.5%，非独生子女占68.5%；学历结构上中专占6.1%，大专占33.3%，本科占53%，硕士及以上占7.6%。样本结构较为合理。

（二）假设验证

1.H1：性别与创业动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很多研究表明，男女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运用Pearson相关性检验法探讨性别与创业动机的各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具体结果见表2。

“性别”与“成就需要”的相关系数检验的T值为0.037，小于显著性常值0.05，故拒绝零假设，认为“性别”与“成就需要”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通过以性别为分组变量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均值统计结果发现：男大学生的均值赋值明显大于女大学生，这说明男大学生在目标定位和追求自身价值方面明显高于女大学生。

2.H2：专业背景与创业动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根据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见表3）来看：“专业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各子变量之间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都不存在显著性相关，这可能与本次取样有一定的关系，本次因选择大学生创业园区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样本，与学界其他调查研究取样于高校相比规模较小，人数较少，故本调查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通过以专业背景为分组变量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均值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环境影响”“经济需求”“成就需要”还是“价值实现”，理工、经管类上的均值赋值明显高于文艺类，这说明自主创业的主体更多的是理工类或经管类的大学生，文艺类的学生偏少。

3.H3：家庭背景与创业动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根据Pearson相关性检验法检验家庭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四个子变量时发现：“家庭背景”与“ 经济需求”“成就需要”相关系数检验的T值分别为0.009和0.000，小于非常显著值0.01，故拒绝零假设，认为“家庭背景”与“经济需求”“成就需要”存在显著性相关。同时以家庭背景为分组变量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均值统计结果（见表4）也能说明这几个变量之间显著性相关的具体情况。

4.H4：独生子女与否与创业动机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很多研究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法对其与创业动机的四个子因子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5。“独生子女”与“环境影响”“成就需要”的相关系数的T值分别为0.006和0.002，均小于非常显著常值0.01，故拒绝零假设，认为“独生子女”与“环境影响”“成就需要”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因素”“价值实现”对非独生子女有更大的吸引力。

四、结果与讨论

第一，男大学生“成就需要”的创业动机比女大学生强。应加大女大学生“成就需要”创业动机的培养，鼓励更多女大学生树立自我观念，理性实现自我。同时也应倡导男大学生注重“环境影响”，争取多方位多角度的评价创业，高效创业，实现良好的经济收益，最终达到提升自我，超越自我的境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专业背景与创业动机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但通过以专业背景为分组变量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均值统计结果发现：专业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均值得分呈显著性差异。

第三，“家庭背景”与“ 经济需求”“成就需要”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常规常态也非常相符。农村学生相对城镇学生而言，大多数家庭较为贫困，为了改变现有的家庭困难局势，更多的农村大学生选择了自主创业，这很好地印证了“成就需要”的动机理论。

第四，“独生子女”与“环境影响”“成就需要”存在显著性相关，与“经济需求”“价值实现”没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这一结论与独生子女的家庭生活环境存在很大的关联，独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缺少同龄人的陪伴，他们更趋向于从外部寻找并建立关系。

［参考文献］

［1］陈超，万金强.大学生创业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科技广场，2010（4）.

［2］高日光，孙健敏，周备.中国大学生创业动机的模型建构与测量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1）.

篇5

经管类专业有很多，专业不同课程也有所差别。

经管类专业的大学课程有：经济管理、涉外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信息与科技情报、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学、科技经济与决策管理、世界经济学、企业管理、数量经济学、投资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经贸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市场管理、工业企业营销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防经济、网络经济学、体育经济、城市经济管理、经营管理与外贸、经营管理、环境经济、国际投资管理、国际企业管理、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工商管理等。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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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放开“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限制之后，卫计委强调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贡献，以及在当前形势下坚持计划生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并不出人意料，但说服力却很有限。在中国社会，4个因素显著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计划生育这种曾被看作是必要和正确的社会政策，逐渐遭到政治、法律和伦理上的责难。

第一个因素是人们认识到，不可能有温和的生育管制政策。政策的调门越高，执行的标准越严格，针对妇女、胎儿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体伤害就越是严重。和维稳考核体系一样，生育管制是衡量官员施政的硬指标，中止妊娠和绝育手术因此屡见不鲜。贩卖婴儿屡禁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生育管制有关。有些交不起超生罚款的家庭愿意出售婴儿，希望有更多孩子但受困于生育管制的家庭成为潜在的买家。在“邵氏孤儿”这样的案例中，地方政府剥夺父母的抚养权，福利院伪造被遗弃儿童或孤儿的身份，把孩子交给海外家庭收养，从中获利。

计划生育的手段超出了法律边界，但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政策目标——这种悖反说明，不可能通过调整法律来适应层出不穷的暴力，最后人们只能怀疑，计划生育的目标到底能不能为现行法律体系所包容。

实施高强度计生政策的前提是限制人口流动，这个前提如今不复存在。20年前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已经发现了如下现象：人口流动能有效地削弱计生政策的效力。尽管10年前还有内地的乡村干部被派往东部沿海城市，监管本地外出务工人员不要违反计划生育，但这种缘木求鱼的愚蠢做法只是昙花一现。对计划生育进行异地监管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是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级政府能够承受的限度。

与人口流动的效应类似，官员的牟利行为进一步导致政策松弛。管制毫无意外地产生了腐败，为获得生育指标而造假屡见不鲜。管制使行贿泛滥，通过向官员行贿，可以获得政策之外的许可，或是缴纳比规定数额少的罚款。与此同时，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使罚款的震慑力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在生育问题上他们有了更多选择。生育管制的权力性质，从事前审批变成了事后罚款。换句话说，一个人合法生育后代的机会，取决于他支付罚款的能力——至此，生育权利变成了特许经营，管制变成了歧视。这扭曲了政策的出发点，动摇了人口管制政策的意识形态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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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 人口实践 人口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政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政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 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2]吕荣侃主编.人口科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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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孩户；再生育意愿；序次模式；样本选择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

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包括数量（意愿生育孩子数）、性别（意愿生育孩子性别）和时间（意愿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三个维度[1]。尽管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往往并不一致[2]，但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是生育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力源泉[3]，对生育行为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4]，和生育水平的普遍降低有密切关系[5]。在生育行为抉择模式的应用上国内研究大多属于同步模式假设（OneDecision Model），即假定夫妻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前就已经决定要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从序次模式假设（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出发对生育行为或生育意愿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序次模式假定生育意愿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人们往往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才会决定是否生育以及什么时候生育下一个孩子，因为对下一个孩子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婚姻前景、目前孩子质量等因素会对人们再生育下一个孩子的决定产生影响[6]。序次模式对数据的要求较高，一般需要纵向数据来支撑该模式的论证，因而难以在实际操作中使用，但其视角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育意愿的契机。

本文试图通过对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考察，以序次模式的视角对比一男户和一女户再生育意愿的异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已生育孩子的性别对于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一方面，育有一孩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是计划生育工作关注的对象，在“一孩半”政策下，一男户已达到政策边界，一女户则还有再生一孩的生育空间，无论是一男户还是一女户，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和再生育行为同生育政策之间的博弈密切关系着人口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这部分育龄妇女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她们对于生育一个孩子所付出的成本（如分娩的痛苦、经济的付出、抚养的精力、职业发展的滞缓等）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如亲子关系的心理抚慰、家庭与社区的认同、未来的经济和养老保障等）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对于生育下一个孩子的打算有着比生育第一个孩子时更为理性、真实，更少“幻想”成分的考虑。询问一个育有一孩的妇女“是否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和询问一个没有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是否愿意生两个孩子”，从最终结果所代表的生育数量上来看似乎可以等量齐观，但实际上两种设问情境有着相当不一样的分量。

二、文献回顾

1.生育意愿状况研究

我国当前农村居民平均意愿生育孩子数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但是仍与平均政策生育数之间存在差距。“儿女双全”似乎是农村居民在有条件生育二孩基础上的最高理想，而在只能生一孩的条件下农民的男性偏好强度最大[7]。“多子多福”观念已被大大削弱，“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则成为了普遍的想法，而恰恰是养育孩子较少的群体内部有更大的比例认为“只生一个孩子太少”，一孩户的这一比例高达709%[8]。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也不断缩小，普遍的理想子女结构为一儿一女[9]，双峰偏好这一新提法也是对生育意愿的数量形式多样化的一个补充[10]。

在生育底线的探讨方面，“一个男孩”的“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11]试图划出一条农民的生育底线。然而“生男即止”虽然突出，但是“生男不止”现象也值得关注，农村地区的生育意愿可以总结为基于“男孩偏好”和“儿女双全”的理想结构，有学者归纳为“两孩至少有一男”的“生育极限空间”[12]，“男孩偏好”只是生育意愿被生育政策干预和约束后的一种下限表达，实际中国人的“性别偏好”更为复杂[13]。上述的探讨关注生育意愿的底线位置到底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对于底线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的进一步生育行动策略未予涉足。本文将对“农民生育文化边际性”的满足是否抑制再生育意愿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进行检验。

2.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1）人口经济学经典效用分析框架。西方人口经济学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夫妻生育选择时采用“效用最大化”取向，假设夫妻是理性的“经济人”，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运用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莱宾斯坦认为，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如孩子的生活、教育、娱乐等费用，此外还有间接成本，即父母的受教育机会和增收机会的减少，又称“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而孩子的效用在于消费、劳动和保险，因为孩子既可以看作一种能给父母带来精神愉悦的耐用消费品，也能视为进行生产增加收入的劳动力，还能作为一座安全的靠山为年老的父母提供养老保障。通过对第n个孩子带来的效用和成本进行比较和权衡，一对理性的夫妻能做出是否需要这个边际孩子的决定，这就是“边际孩子理性选择模型”[14]。伊斯特林提出夫妻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有对孩子的需求、可能的孩子数和控制生育的成本[15]。其他如贝克尔和舒尔茨的理论在框架上与前所述及的研究有异，然而基本假设皆为“效用最大化”，这一理论取向对国内人口研究影响最大[16]。

（2）社会学-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生育在亲子关系中的社会文化意义而非经典的成本-效用。采取文化视角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世界中，生育不能简单看作一宗可以算计的买卖，而是一个生命逻辑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种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对祖先的“还债”，因而生育除了是一种现实性需求，更是一种价值性需求，一种精神性的满足，经济发展所能消解的只是现实性需求，对于价值性部分没有构成实质性削弱[17～19]。介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农民不是人口经济学经典分析框架所假设的理性的“经济人”[20]，他们的“市场理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充其量只是“市场边缘人”，而且生育决策的决定单位并非“个人本位”，而是“家本位”的。农民所生活的社区是由礼俗传统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由组织制度构成的“系统世界”的双重叠加[21]。农民生育需求二重性和农民所处的社区文化环境的二重性不啻是在中国情境中解读生育愿望的一个重要角度。

（3）其他因素。研究还发现诸如外出、户口、教育、职业、收入、妇女地位等其他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外出这一变量降低生育率[22～23]，对农村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减少有显著作用，但对性别偏好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说外出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的变迁快而意愿生育性别的变迁是滞后的[24～25]。户口、职业的影响一直存在，而教育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大[26～27]。不同经济收入的妇女对子女的数量、性别、质量和动机都存在显著差异[28]。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对生育意愿影响不大，而妇女的家庭地位对其则有显著影响[29]。

三、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

（1）再生育意愿。再生育意愿是人们再生育孩子的意愿和要求，同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相对应，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和意愿再生育孩子时间。由于数据所限且对生育意愿的考察重点在于数量和性别，本文中所指的再生育意愿只包括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问卷设计中在“您现在有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后紧接着提出“您希望再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而非简单地直接询问“您想生几个男孩，几个女孩？”本调查的设问方式有利于提醒被访者其所面临的已有生育环境和生育空间，以更好地切合序次模式的立意。

（2）一孩（男/女）户。一孩户是指到调查时点为止只生育有一个孩子（男孩/女孩）的家庭，在本文中用育龄妇女代表一个家庭，一孩（男/女）户即为育有一孩（男孩/女孩）的育龄妇女。

2.研究假设

一男户已达到“一孩半”政策的边界，一女户则还有一孩的空间，二者面临着不同的政策生育空间。基于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文化边际性”上得到满足情况的不同，一男户在现有的制度约束及“文化边际性”得到了满足的条件下如果再生育将面临违反政策而带来的经济制裁，由此推断一男户不愿承担政策风险继续生育，而一女户仍将努力实现“文化边际性”这一底线诉求，故作如下假设。

假设一：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假设二：一男户和一女户在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一女户生男孩的意愿将明显强于一男户。

假设三：已生育孩子性别是一孩户再生育意愿（数量、性别）的重要影响因素，已生育女孩的家庭将不仅更可能希望再生育孩子，而且更可能希望再生育男孩。

假设四：“成本-效益”经济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假设五：文化因素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发挥影响。

四、数据及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进行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调查对象为浙江（温州、绍兴）、湖北（黄石、洪湖）、河北（保定、廊坊）三省六市的农村已婚有偶育龄妇女（15～49周岁），总样本量为2079，其中一孩户样本量1176，一男户样本量772，一女户样本量404。

2.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先使用列联表分析和卡方检验的方法对一男户和一女户在再生育意愿上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做出检验，然后建立统计模型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农村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因此，非一孩户的样本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关注的因变量中，若直接将非一孩户从样本中排除，单独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将可能会出现“样本选择偏差”（Sample Selection Bias）的问题，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的发生，使得参数的估计更为准确，本文将采用样本选择的Probit模型，分别对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以及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这两个因变量建立模型。

样本选择模型是由计量经济学家Heckman在1979年首次提出的，其模型的基本形式为：E（yi|zi=1，xi，wi）=x′iβ+ρσλ（w′iγ）其中，λ代表逆米尔斯比率。

该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选择模型，通过Probit模型估计w′iγ，得到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其放入回归模型加以“控制”，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求解回归模型的参数，回归模型即为样本选择Heckit模型的第二部分，这样一种参数估计的方法即为海克曼（Heckman）的两步估计法。

上述的样本选择Heckit模型主要是对线性回归的扩展，它要求模型左边的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而如果方程左边的变量为分类变量，建立模型的方法自然也就有所差异，不过基本逻辑类似，样本选择Probit模型是对其进一步的拓展，不仅使用一个Probit选择模型，还有一个Probit结果模型。该模型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

3.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涉及到的主要因变量有以下两个：①一孩户意愿再生育数量：1=再生育一孩；0=不再生育。②一孩户意愿再生育一孩性别：1=男；0=女。

（2）解释变量。①社区压力：农村差序格局中的人际网络会形成一种评价网络，对网络中的个体施加评价压力[30]。选用问卷中的“村里没有儿子的妇女是否会被人瞧不起”作为衡量社区文化的评价对妇女形成压力的指标。②婚育新观念：选用“您是否接受自己的儿子去做上门女婿”作为反映育龄妇女是否具有婚育新观念的指标。③成本-效益比较：使用“您认为现在父母与儿子之间是父母投入多还是儿子/女儿回报多”构造一个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标。④理想孩子结构：理想孩子结构是对家庭孩子数量、性别结构的理想化表述，和“生育极限空间”不同，反映农村妇女的最佳心理预期而非压力下的有限选择。对问卷中“您认为一个家庭中最理想的子女组合是几子几女”进行合并和维度（数量、性别）划分，理想孩子结构反映的结构与模型分析的因变量的维度挂钩。⑤已生育孩子的性别：作为本文待考察的影响因素，在对一孩户的分析模型中采取逐步进入法放入。

（3）控制变量。模型中纳入了年龄、户口、职业、受教育程度、外出、夫妻年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值、省份为控制变量。

五、分析结果

1.变量基本情况描述

分析单位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一孩户多处于15～29岁和30～39岁年龄段。有意愿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则相对年轻，且职业以务农为主，其他工作（包括乡村干部）的从业比例和非农户口比例也较高，没有工作的比例和无外出比例是最低的，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最高。一男户是小学及以下学历比例最高而高等学历和其他工作从业比例最少的，却拥有较高的年收入。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户最反对让儿子当上门女婿。一女户理想孩子数较少，愿意再生育一孩的一孩户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绝大部分是没有性别偏好的。

3.一孩户还想再生吗？——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因素

依研究设计，笔者先设定了一个影响农村一孩户再生育意愿的样本选择Probit模型，包括上述所有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的回归模型与选择模型之间的相关系数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不能拒绝两个模型之间相关系数为0的原假设，因此，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对回归模型进行Wald检验的结果表明，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理想孩子数这三个变量对意愿再生育一孩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受访育龄妇女年龄的增加，想再生育一孩的意愿越来越低。职业为经商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低，务工的其次，职业为务农的受访育龄妇女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最高。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可能性就越高。

为了考察再生育意愿的可能影响因素对于一男户和一女户是否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笔者将已生育孩子性别与上述各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和检验，再逐步剔除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交互项，得到了一个最佳模型（经检验，去掉不显著交互项的模型与加入全部交互项的模型没有显著差别）。结果发现，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与已生育孩子性别变量有着显著的交互效应：说明年龄、户口以及理想孩子数等因素对意愿再生育一孩的影响在一男户与一女户之间有显著差异。

4.谁想生男孩？——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因素

对一孩户的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因素分析（见表4中的模型3）的拟合优度不佳，而加入已生育孩子性别这一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大提高，模型解释力度大大增加（见表4中的模型4），已生育孩子性别对一孩户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施加了显著影响，一男户有极大可能希望再生女孩，假设三得到证实。接受儿子做上门女婿的一孩户更有可能想再生一个女孩。经济上的成本效益比较和社区压力对意愿再生育孩子的性别没有影响。理想孩子性别、已生育孩子性别和省份对意愿再生育孩子性别影响显著，认为性别结构偏女更理想的家庭有更高的再生育女孩意愿，已经生育一男的不倾向于希望再生育男孩。另外，浙江一孩家庭再生育女孩的意愿更强。

六、结论

1.再生育意愿并非简单的“生男即止”，“一儿一女”仍是普遍追求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设一被拒绝，达到“文化边际性”并不是不再希望生育的充分条件，中国农民的生育意愿不仅仅是“生男即止”，很有可能“生男不止”，本文发现超过半数的一男户仍希望再生一个孩子，几乎没有人想生第三个，可见“生两个”仍是大多数农村育龄妇女的心声。

在意愿再生孩子性别方面，假设二得到证实。不但一女户有明确的再生育性别要求，一男户也有同样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再生女孩。由此可知一孩户普遍希望再得到一个与已有孩子性别相异的孩子。从一男户和一女户的交互列联表卡方检验来看，一男户再生女孩和一女户再生男孩的意愿相比几无二致（见表2），而在一孩（男/女）户的理想子女结构中“一儿一女”占主要地位，尤其是在有意愿再生育的妇女中更是如此（见表5）。已生育孩子的性别是解释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假设三得到支持。

2.“成本-效益”还是“文化视角”？

假设五得到模型支持，文化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一孩户的再生育意愿，特别是理想孩子数量和性别结构这一生育文化观念的最直观反映的指标，对再生育意愿影响显著。

成本-效益经济分析框架是在西方工业社会市场机制完善的情境下提出的，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不能指望其完全解释中国农村的情况。成本-效益因素如何找到更好的指标测量，在哪些条件下更有解释力，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是否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相互替代，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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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实现了人口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存在潜在的压力。

一、人口发展的新特点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一）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每年都以7%以上的递增速度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1.2%，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6.1%。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三）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加。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并不能单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必然引起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压力。从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到2008年高达121左右，严重偏离正常范围。2015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性别比长期偏高，将对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势必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二、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过多的人口制约着经济总量的增加。人口基数的庞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14.9亿之间。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GDP每年增长7.2%，到2020年就能够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但如果人口总量达到14.5亿，就会使人均GDP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推迟3～5年。国际人口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人口每增加1%，就需要4%的国民生产总值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二）^大的人口规模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随着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日趋紧缺。我国是一个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短缺和严重的结构性短缺的国家。特别是在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方面的资源更是非常匮乏。就煤炭企业来说，这一问题更是非常突出，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井深的逐步延伸，采场环境不断恶化，矿井生产能力逐年下降。然而，人口的总量正逐年攀升，这些问题制约了矿井的经济发展。

（三）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目前我国16～64岁人口中受高等教育水平者只占15.83%，在所有从业人员中，技术人才只占5.5%。而且教育水平在性别、城乡之间的差异还很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少，且分布不均衡。

（四）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1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3.51，性别比仍然较高，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性别比偏高的压力还将长期存在。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计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1.8%，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l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社会，我国是在不足1000美元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因此，老年健康和保障问题面临严峻挑战。

三、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提高GDP水平。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通过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实现。控制人口增长就可以减少人口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缩小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人均GDP差距。

（二）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优生优育入手，努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要从加大教育入手，强化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的劳动生产技能，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

（三）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完善建立宣传引导、管控考核机制，将出生人口性别比降到正常的范围，确保社会的稳定。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业，改进和强化社区老龄服务功能，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篇10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

过去30年，中国人均GDP从400美元跃升到现在的40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要的增长动力。

一、“人口红利”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在相当早的阶段就开始了人口的转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儿抚养率的下降，导致了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带来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时代。

过去30年，中国有两个阶段经历了少儿抚养率的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为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1年至2008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后一个周期少儿抚养率的下降，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维持高顺差的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总抚养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7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4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25％-30％左右。

国际经验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1／3至1／2。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二、“用工荒”凸显我国“人口红利”时代趋于结束

“用工荒”、“招工难”现在已经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出现的全局性问题。其中有西部制造业的崛起，民工回流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132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据联合国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的少儿抚养率将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抚养率将开始显著上升，总抚养率在2013年到达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以后将进入零增长和下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三、加快城市化和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未来20年，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中国就将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口红利优势带来的增长动力已经难以为继，要想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城市化推进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将导致中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不会因为总劳动数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发展将改善目前2亿多流动劳动力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有能力为下一代的人力资本而投资，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大约是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大部在80％以上，我国城市化进程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近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现象。城市行政区的条块分割，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越来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很多农民工根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人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城市土地城市化，中国需要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过程。当前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增长点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趋于结束，将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生产力，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有效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未雨绸缪迎接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将对我国未来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强国梦想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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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福兵

郭强：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J].桂海论丛，2010，(06)：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