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效力范文
时间：2023-03-16 03:00:0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合同效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有关合同效力的几个案例分析及结论
一、 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首先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进行分析讨论，是因为其对四种效力类型合同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我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因此我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4、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三、 有效合同
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我认为，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
合同如果成立后生效，则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且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本条规定及合同的具体要求对方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所以如果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四、 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概述。
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
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这其中包括了合同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方面。但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及《合同法》第54条等具体规定来看，我认为，无效的请求应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国家不应主动干预。
（二） 合同无效的原因：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以下情形的民事行为无效：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2、当事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3、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4、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合同法》第52条却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把《民事通则》第58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行为分为二种情形来处理：如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属当然无效；如果是损害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相对方可以要求变更或撤销，而不再一律认定无效，这不仅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鼓励了交易行为，而且还减少了因合同无效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认为这一规定是正确的，也符合合同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一条款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条款，就算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内容，如果违反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都应无效。我认为，《合同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合同效力认定的重大贡献就是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亦即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合同或该条款无效，这才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甚至可以看作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从广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等规定都看作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我认为，应把“强制性规范”分为涉及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行政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等类型。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和处理。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和处理。
（三） 无效合同的分类：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将无效合同合为三大类，即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及内容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5）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来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导致必然无效，而且这种分类也很不科学。尽管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由于新的《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成立时生效，其根本性条件在于“依法”也就是“合法性”，所以我认为说：只要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就是合法的合同，也才有可能生效，也就是“不违（非）法即合法”的观点。根据《民事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来看，无效合同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一方的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只能是可变更或撤销的的合同。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至于对此行为作出正确的界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A、当事人出于恶意；B、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由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因此应当确认无效。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合同尽管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其合同的内容上的不法性，所以法律也应予以制裁，作无效合同处理。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各国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也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此类合同依法不能予以保护，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我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三种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形式中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他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所以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合法有效。也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出的“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的观点。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
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6）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7）《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便是上述三种类型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造成合同效力待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体及客体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三类：一是合同的主体不合格，其中分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订立的合同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二是因无权而订立的合同，其中包括四种情形：1、根本无权；2、授权行为无效的；3、超越权限范围进行的
；4、权消灭后的；三是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只有当法定人追认、本人追认或者有处分权人追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8）我认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亦即未“依法”成立），因此在《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中将其归类到无效合同的范畴。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类合同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承认或追认，这就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其他效力类型合同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所以不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权利人进行了追认，而且符合《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及第51条的规定，都应认定合同有效，否则就为无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这一标准来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
六、 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一般认为，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原因是：1、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其中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法》第54条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合同是否撤销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予以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是不能依职权主动来予以撤销的。这一点似乎更有强调的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就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这一请求或主张就直接依职权来撤销了合同，实在是有越权之嫌。而且《合同法》第54条第3款还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此可见，撤销权是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的一项权利，该当事人既可以依法主张，当然也可以依法予以放弃，这也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3、合同在撤销前应为有效。与合同解除不同，《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只要到达了对方即告解除，所以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应属形成权。但合同的撤销却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认定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我不同意把合同撤销权当作一种形成权，而是认为其应属于一种请求权，只有享有撤销请求权的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对此请求作出判断、认定和处理。
七、 有关合同效力的几个案例分析
（一）违反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如何处理？
案例：某机械厂为推销织布机向某棉线厂设备股负责人行贿2万元，设备股负责人则背着厂主管领导与该机械厂签订了购买自动换梭织布机200台，价格54万元的合同。绵线厂主管领导发现后对合同不予承认，未能履行。为此机械厂以棉线厂不履行合同为由起诉到人民法院。
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条、第7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此案中的其机械厂通过行贿手段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原则，且有侵犯国家的利益，合同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合法法》第58、59条规定了违反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的处理办法：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采用协迫手段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甲批发公司是乙商店听某类商品的主要来源，甲、乙订有长期的供货合同。现在某类商品货源紧缺，行情看涨，甲批发公司趁机提出将批发价提高80%，否则停止供货。乙商店被迫无奈接受了这一过高的价格条件。此合同是否有效。
分析：《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是以一般原则性规定要求签订合同同时必须贯彻自愿意思真实的精神。《合同法》第52条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无效。合同是平等协商的产物，其意思表示必须出于自愿。甲批发公司以停止供货为胁迫要提高供货价格，乙商店中迫于无奈，才同意变更合同的，所以这份合同是无效的。
（三）在不知违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案例：鞭汽车改装厂与某贸易公司签订了买卖解放牌汽车20台的合同。合同规定改装厂5月供货并负责办理汽车合格证及临时牌照。改装厂拼装完20辆汽车后，办理汽车合格证及临时牌照时，公安交通部门指出国家规定不准买卖拼装汽车。致使厂方不能按时供货，贸易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终止合同返还货款。
分析：《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的、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凡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行为，不论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出于故意，也就是说，不论当事人是否知晓国家法律和政策，客观上只在违反了这些法律和政策，都应确认为无效。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具体体现。该案所签订合同虽然主观上不是故意违法，但事实上违反了国家法律。因为交通部[64]19号、[84]191号文件明文规定，禁止拼装汽车私自拼装汽车是违法行为。另外，汽车改装厂没有组装汽车的生产任务和经营范围。所以，汽车改装厂与贸易公司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应按无效合同处理，改装厂应把货款返还给贸易公司。
总而言之，我认为，应当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区分开来进行理解。合同的成立是生效的必要前提，但已经成立的合同并非全部有效。只有那些“依法”成立的合同才会有效，那些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这才是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换句话说，就是只要合同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当然有效。同时，我以为，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合同无效，这样即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达到了稳定交易关系和鼓励交易的目的。由于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对合同纠纷的处理至关重要，因此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作出合法、正确的认定和处理。这样才能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详见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
（2） 详见(1)引书第133页。
（3） 详见谢怀栻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第87页。
（4） 详见（1）引书第136页至第139页
（5） 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讲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第106页。
（6） 参见（1）引书第291页。
篇2
关键词：合同效力 效率 外部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1)003-157-02
1、效率理念下合同效力的规范性价值取向
规范法经济学的标准是效率原则。帕累托效率是最基本的效率概念，即不存在另一种可选择的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的处境变坏，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如果资源的再配置至少使一个人的状况改善了，且没有其他人变得更糟，那么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就是帕累托改善。另一个效率概念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即第三者的总成本不超过交易的总收益，或者说从结果中获得的收益完全可以对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
资源配置是效率概念的核心。“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理性人在意志自由的状况下达成的合意，一般是对自己利益最合理的安排，合同的约束符合帕累托改善。合同法要追求效率，就应使这种约束发挥作用，故帕累托改善是合同法的基石。
由此可见，在法经济学视角中，合同效力的立法价值取向应是：鼓励交易，在不妨碍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合同有效，并最终实现交易的有效率。
2、合同效力类型化分析――以效率为视角
2.1 对合同无效的经济分析
“合同法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说话的”。否定合同效力是因为交易双方的行为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难以消除的影响。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同样符合社会利益。然而，在交易双方选择不避免外部成本的情况下，合同法就不得不把合同确定为无效――在逻辑上，这种评价也是理所应当。
该类合同虽会带来外部成本，却有可能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即外部成本可能小于合作剩余。然而，外部成本与合作剩余的比较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进行，考虑到计算的成本，将带来外部成本的合同一律规定为无效符合效率要求。
2.2 对合同效力可变更、可撤销的经济分析
2.2.1 理性外部限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合同订立是个谈判过程。如果交易是自愿的，则只有交易方能从交易中获益(至少不受损)的情况下，才会进行交易，交易的结果一般是资源从评价较低的一方转移到评价较高的一方。但是，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下，交易却很有可能会使资源逆向流转导致无效率，这是合同法否定此类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另外，虽然这些破坏性手段会使社会整体富裕度下降，但人们为了自己福利的增加仍热衷于实施。若交易相对方“以暴制暴”，反而造成资源浪费。根据规范的科斯定理一，即应当构建法律以成本，合同法有必要对其进行否定评价。
不过，凭借上述手段订立的合同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毕竟停留在“可能性”这一层面上，换言之，这些合同的履行在客观上同样可能符合交易规律。基于此，应将其效力规定为可变更、可撤销，交给恢复自由理性的当事人斟酌。
2.2.2 信息不充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交易信息不充分会导致误解，若误解是双方面的，则交易实际非自愿，合同自然无效：若误解是单方面的，就有必要区分信息的性质做出判断。
在经济学中，信息分为生产性信息和再分配性信息。前者能够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后者则只能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且以后者为标的的交易对社会而言是一种浪费。因此，出于效率的考虑，如果单方误解是基于生产性信息的，合同法应该使合同有效：如果单方误解是基于再分配性信息的，合同法应该对其做出否定评价。
2.2.3 对合同效力待定的经济分析
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如果进行交易的主体的理性受到内部因素限制(如限制行为能力)，那么他对价值的判断就可能出现偏差；如果进行交易的主体不具备某种资格，那么他就可能不考虑标的实际价值随意交易。这都导致不能实现帕累托改善，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
但是，该危险可以通过第三人对合同的审查来消除，这样有效率的合同也得以履行。引入第三人需要一定的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合同法应选择同交易联系最为密切者，同时，通过第三人可以对合作剩余的分配进行更准确的判断。所以，将此类合同的效力交由第三人决定符合效率理念。
3、效率视角下对我国合同效力制度的考察
3.1 合同效力制度演变的经济学基础
《合同法》对合同效力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尽一致，对这种变化如果只进行主观的价值判断，则其合理性就可能在人言人殊的状况下被无意识掩盖，然而，运用效率理念却可以为这些变化找到客观支撑点。
(1)《合同法》对《民法通则》中“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这一规定做了更为细致的分解，仅在“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无效，而“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则为可变更、可撤销。这一变化是将交易行为的外部成本和交易主体的理性受限情形纳入立法考虑的结果。
(2)《合同法》对《民法通则》中“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修改为效力待定，这就可以通过第三人来对是否交易以及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进行更有效率的判断。
(3)《合同法》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具有实践理性，减少了对交易的限制。同时，由于强制性规定数量上少于“法律、国家指令”，这就减少了交易双方预先进行违规判断的成本。
综上，我国合同效力制度的立法精神经历了一个由权力扩张型思路向权力限缩型思路演变的过程。现行的合同法遵循了“原则上有效”的基本精神，但仍有待完善。
3.2 以《合同法》为蓝本对合同效力制度的考察
从《合同法》第52条来看，无效原因可归结为合同的履行将产生难以内部化的外部成本。此外，交易双方的合作剩余与外部成本在量上又难以用较低的成本做出准确的比较，故合同法规定该五种情形下的合同无效符合效率理念。同样，《合同法》关于效力待定的规定与应然状态亦保持一致。
《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合同效力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其中，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的情形是否恰当值得商榷。《民通意见》对重大误解的定义未区分信息种类，一概将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规定为无效有违效率理念；至于显失公平，本文认为应有效。首先，价值判断的主观性造成双方对是否“显失公平”争论不休，双方陷入消耗大量时间成本和策略成本的困境之中。其次，由法院对一个缺乏客观标准的合同做出效力判断虽然可以稳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管理成本的存在，这种制度安排恐怕得不偿失，不如径行其规定为有效，这也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理念相契合。
4、结论
要建立或变更法律制度，必须分析在新制度下利益主体博弈的均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法律。‘在效率视角中，合同法对产生外部成本的合同应该认定为无效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理性受限制以及生产性信息的不充分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应认定为效力可变更、可撤销，从而让恢复理性的当事人对交易行为重新审视：对于因先天理性不足及越权订立的合同应认定为效力待定，以便最密切联系的第三人以较低的成本对合同效力做出最有效率的决定。
注释：
①王文字.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
②柯华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J].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9.
③[美]弗里德曼著，杨欣欣译.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法律出版社，2004：16.18.
篇3
人身保险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巴比伦的士兵出外打仗，兵凶战危，大家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所以出征前，每人都放下一些金钱，组成一个基金，那些不幸战死沙场的家属便可在这个赔偿基金中得到保障。时至今日，人身保险早已扩及社会各类人员。参加保险，能使人们在遭遇疾病或意外伤害时获得一定的赔偿，做到损失承担社会化，从而免除个人的后顾之忧。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价值和意外风险的防范，保险意识大为增强，人身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保障。
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保险标的的人寿保险业是国际保险业以至金融业的资产巨子。但在国际寿险业蓬勃发展时期，中国还在计划经济禁锢之中。到1982年，我国才恢复人寿保险业务。1992年，美国友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我国第一家商业性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公司也正式成立。1993年，美国友邦首度将个人寿险营销引入上海市场，199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上海拉开了民族寿险个人营销的序幕。因此，直到1994年，我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寿保险业。经过短短两年多的市场挖掘，我国人寿保险市场呈现高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寿险市场的规范，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人身保险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思考
人身保险的基本形式是由保险人和投保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人身保险的普遍推广和运用，保险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和每一个投保人逐一协商合同内容，因而各国的保险合同基本上都是一种定式合同，即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合同条款，供相对人选择，相对人只有接受与否的权利，而无增删修改的自由。实践中，有的保险人往往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而忽视相对人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规范和不公平的现象，打击了投保人的积极性，不利于新兴的人身保险业的发展。
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投保人交付首期保险费后，在保险人正式承保或签发保险单之前，被保险人出了险，保险人是否应承担赔付保险金额的责任？去年下半年发生在深圳的一起人身保险案纠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投保人购买某保险公司20万人寿保险及20万附加人身意外伤害险，在交付部分保险费及体检合格后、保险人签发保险单之前，不幸遇害身亡，保险人以合同未成立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一审判决原告败诉。该案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表面上看，保险合同的确未成立。因《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问题是：第一，保险合同究竟是要式合同还是非要式合同？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未有其他任何要求。我国过去多数保险法著作中都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要式合同，即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方可成立，其依据是1982年施行的《经济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财产保险合同，采用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的形式签订。”但1993年修改的《经济合同法》已将该条修改为：“财产保险合同，由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可见，保险法第12条与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
保险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其意义在于只要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就保险条款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保险人即应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而无论是否签发了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如果一定要求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后合同才能成立，那么在双方就保险与保险条款达成一致后，而签单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将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样显然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①
第二，保险合同既为非要式合同，那么保险人之承诺表示是否为保险人之承诺？依民法之规定，人在被人授权范围内之活动，其后果由被人承受。保险法第124条也规定：“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现在某保险公司一味强调投保人死亡在前，保险人承保在后，完全否认了人的承诺效力。但是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并不能排除人急于做成保险而大包大揽，向投保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在体检已经合格的情况下。人向投保人出具以保险人名义签发的保费暂收收据，足以使投保人相信其有签约之权。那么在人没有取得授权而又未明确告知投保人的情况下，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应构成表见，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交付保险费究竟是合同成立的条件还是合同生效的条件，抑或合同成立后应履行的义务？《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56条第1款又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于合同成立后，可以向保险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此两条清楚表明交付保险费决非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是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应履行的义务。在人身保险实务中，按照惯例，投保人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起保日之前，履行交付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的义务，否则合同不能生效。②所以，交付保险费应是合同成立后的义务，同时也是人身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但在本案中，却是投保人交费在先，保险人承保在后，在这段时间差中恰好出了险，保险人仅以合同尚未成立而推卸责任，理由尚嫌不足。因为合同成立前，并无交付保险费的义务。理论上讲，投保人可以不交，也可以预交。问题是，多数保险公司包括本案保险人，在实践中一律是要求投保人预交保险费，并称是国际惯例，否则不予承保。这样极易使人感到不解，保险费已经交了，合同怎么还未成立呢？但保险人的这种要求并未体现在有关的合同条款中，显然是操作上的违规。例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平安长寿保险合同条款》第4条规定：“本公司对保险单应负的责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并且投保人交纳第一期保险费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由该条不难看出，投保人交纳第一期保险费的时间应是在保险人同意承保的同时或之后，而非同意承保之前。但保险营销中的操作却并非如此，其目的无非是想藉此防止投保人反悔变卦或选择其他保险人，使到手的生意又泡汤。在保险惯例上，是可以于投保时先收费，同理，人寿保险人在习惯上多以投保的投保申请日为保险合同的开始日期，以弥补投保人在时间上的的损失。③也即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可以溯及保费交付之时。例如，在美国寿险实务上有于收受保险费、出具暂保收据时约明：意外死亡及伤残保险部分，于保险费交付之日即应发生效力；自然死亡部分，须至被保险人接受体检后经判认为“可承保之危险”，始溯及保险费交付之日发生效力。④怎么可以收费讲国际惯例，承担责任却不讲国际惯例呢？
第四，保险人的承诺有无时间限制？投保申请为要约，依据合同原理，保险人对于要约并无作出意思表示的义务。如经过相当期间不为承诺表示者，原要约即失去拘束力。但此仅为原则。在投保人已预付保险费之情形下，保险人如不及时作出承诺，对投保人显然不利。台湾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在保险业发展初期，寿险业于收受投保申请和保险费后常采取一种观望政策，迟迟不签发保险单；在观望期间，如被保险人平安无事，保险人便将保险合同溯及保险费交付时发生效力，得以收受保险费而不负任何风险；若被保险人身故，即坚持在保险单作成前，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将保险费退还，以推卸其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寿险业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影响其自身信誉，也倍受社会各界指责。因而台湾于1975年修正保险法施行细则时规定，“人寿保险于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负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那么保险人究竟应于何时承诺，过去颇多争议。若无限制，保险人就有可能采取如上所述的“观望”政策。因而台湾财政部特发函指示：“人寿保险于同意承保前，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应于预收保险费后五日内为同意承保与否之表示，逾期未为表示者，即视为承诺。”台湾的这些规定和作法不失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之重要举措，值得我们借鉴。
三、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之规范
当事人之订立合同都有一定的目的，合同便是当事人各方的合意，但该合意只有在不违反法律的要求时才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的目的只有在不与法律创设合同制度的目的相抵触时才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人身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定式合同，在外表上仍符合合同自由原则，但实质上已违背合同正义的要求。例如，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迫另一方接受某种不公平的条件。定式合同的使用既无法避免，其效力即应加以规范，因而如何规范人身保险这类定式合同，就成了现代合同法和保险法的一大课题。1995年颁布施行的《保险法》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法制化时期。199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保险人暂行规定》，并从5月1日起实行。这是自1993年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引入寿险营销机制以来，人民银行对保险人的首次全面的规范管理。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保险管理暂行规定》，这一系列规范措施大大促进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但由于《合同法》尚未出台，《保险法》对合同的规定仍显原则，不够具体，操作上有困难，许多保险人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惯例制定各种有利于保险人的保险条款。或者违规操作，导致纠纷不断，也有损保险业的声誉，因此，规范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应从立法、司法及保险实务等多方面入手。
立法上，应尽快制订《保险法实施细则》等配套法规，明确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生效各有何条件及其法律效果如何。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是两个概念，但在人身保险实务中，却非常混乱。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为投保人于投保之时交付首期保险费，收到暂保收据，收据载明一经保险人办妥承保手续并送达保单，合同生效。这种情形下，合同未生效之前，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不符合承保的条件，保险人则中止办理相应手续或收回尚未送达的保单。其实质是把送达保单当成合同成立的条件，这并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除非日后发现投保时被保险人不适于承保，只要完成投保手续，缴付首期保险费取得暂保收据，合同就生效。⑤为避免保险人任意采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作法，《保险法实施细则》应明确规定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特别是在投保人于投保时交付首期保险费情形下，合同效力是否应溯及交付保险费之日。
《保险法实施细则》还应对保险人的承诺时间作必要的限制。虽然按合同的一般原理，受要约人并无承诺要约的义务，但在保险人先收取投保人保险费的情形下，如不对保险人的承诺作限制，无偿占用投保人资金不说，还会使保险人采取“观望”政策，迟迟不予承保，这对投保人极为不利。因此，借鉴国外立法和实务，《保险法实施细则》可规定保险人得于一定期间内为承诺的意思表示，否则投保人对于保险人意思表示之迟延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个一定期间可以是一周或两周，过短，保险人来不及操作；过长，则不利于投保人。
司法上，人民法院或仲载机关应根据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来审查纠纷，比较和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处于弱者地位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就上述例子而言，美国保险实务存在这样的规则：（1）保险人由于其行为或意思表示，使投保人深信保险合同业已生效者，法院通常援引禁止抗辩原则，禁止保险人否认合同的存在。（2）德克萨斯等五州法院认为保险人之收受要保申请书及第一期保险费后，其继续保留保险费及不于相当期间为拒绝表示的行为，即足以构成承诺，使保险契约生效。⑥其共同点是，充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由于保险合同是定式合同，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意思，保险合同所用术语也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而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即在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时，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文字或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予救济。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规定对于保护定式合同条款拟定者的相对人具有重大意义，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赖于裁判者的自身素质、公正立场和对法律内涵的深刻理解。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特别应注意贯彻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传统民法理论上，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限，合同效力也以此内容为限度而发生。法律无规定或当事人无约定的事项，对合同当事人不具约束力。随着各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其在实务上的广泛适用，判例和学说上提出了“附随义务”理论。附随义务，指法律无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也无明确约定，但为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依社会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负担的义务。⑦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并为各国判例及学说接受。它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告知义务、照顾义务、忠实义务、说明义务和保护义务等。这种义务虽不可单独诉请义务人履行，但如其违反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保险人或营销员在收取投保人保险费后，怕其反悔，常谎称不可退保，有的则任意夸大保险责任范围，夸大保险作用，违反了保险人应承担的告知、忠实和说明义务，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这就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当其违反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时，应当向受有损害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篇4
一、房地产权现状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谈农村房屋买卖，首先要分析目前我国的房地产权现状，我国的土地所有权有二种所有制：国有和集体所有.所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取得土地所有权，且土地所有权是不允许买卖的。而对于房屋是指建筑于地上的供人居住和从事营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建筑物，其总是建立在土地之上。土地上一旦建了房屋，对土地的占有、利用在一定时期内已完成，以后主要表现为对房屋的占有、利用，故房屋和土地不可分及其占有的相排斥，事实上在两个所有权不一致时只能表现为一种占有使用。现实中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他人所有的房屋，对房屋享有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人失去占有使用房屋的权利这种情形很少见，这是由于购房、建房的目的所决定的。而拥有房屋的所有权而占有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所有的私有建造（包括农村在宅基上建设的房屋）和商品房屋的所有权人，所以通常情形下，我国目前都是表现为房屋所有权人占有使用土地，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房屋。国家为了发展房地产也建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有关法律法规，在日常中只要土地使用权还在使用期限内，应是地随房走，而当土地使用权使用期限已到，这时才有一个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的问题。而土地使用权的有期限性，这就会发生土地使用权的有期限性和房屋所有权长久性冲突，导致不动产存在天然的缺陷，而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房屋存在，就可永久占有宅基地的使用权，除非房屋倒坍、灭失重新建造，则要审查使用人是否符合条件。
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为我国所特有。它指的是农村居民及少数城镇居民为建造自有房屋对集体土地所享有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一般分为两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城镇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和城镇宅基地的区别在于：农村宅基地是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程度上，宅基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而城镇宅基地则不具有这一特质。本文所讲的即是农村的宅基地及其上的土地。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本质上属于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如下的特点：
1、农村的宅基地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和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农民申请宅基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每一个成员都有权以个人或者户的名义申请宅基地。
2、宅基地使用权是特定主体对于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宅基地作为用益物权，首先表现在权利人可以对宅基地长期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对于宅基地，权利人有权在宅基地上建屋和附属物。由于房屋可以继承所以宅基地使用权实质上也可以继承，因此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无期限限制的权利。
3、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因为土地资源的有效性，不可能给每个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宅基地，而每户申请到一处宅基地，即足以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允许申请多处，则将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从以上定义可知，不仅是农村村民所享有，也有极少数城市居民所享有，在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对于土地的使用权是永久占有的，所有地随房走是必然的，由于建造人对于房屋所有权的长久性，而房屋只要没有倒塌、灭失，即便申请人失去社员的资格，也是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
二、农村房屋买卖现状和法条分析
目前，对于城市房地产买卖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城市房地产的交易。相对于城市来讲，规范农村房地产的买卖的法律法规只有零星的几条，而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农村房屋买卖的纠纷却是时有耳闻，这就给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不便，也不利于交易的双方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同时对于宅基地使用权不得转让而使农村房屋所有权人无法行使所有权中的处分权，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两个案例：
1、1992年某城市居民向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一村民赵某的丈夫购买了一处民房，由于赵某的丈夫是居民，赵某是农民，所以1993年宅基地确权时使用权人登记为赵某。这个民房买卖是赵某的丈夫将夫妻共同民房转让给了城市居民。2002年赵某以未经其本人同意被丈夫私自出售房屋为由这个城市居民，要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要对方返还房屋。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是知道并同意其丈夫出售该房屋，该房屋买卖是意思表示真实，买卖合同有效，驳回赵某的诉讼请求。
2、于某系城郊某村农民，其经有关部门批准在村里建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房，该房屋的宅基地所有权属于村委会。被告诸某系城镇定量户口人员。2001年8月，于某得知诸某欲购房屋的信息后，请黄某作介绍人，向诸某售房，并给付了黄某中介费。同月25日，于某与诸某达成了购房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原告将楼房一幢及两间厨房等卖给被告，价款18万元；房屋的产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由原告负责办理，被告预交房款10万元，余款8万元在两证交付后付清。该协议签订后，原告将房屋交给了被告，被告也实际给付了原告10万元，并住进了该房屋。后因土地管理部门和房地产管理部门拒绝办证，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其与被告诸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并责令各自返还财产，一审判决原告于某与被告诸某的买卖协议无效，同时判令被告将房屋返还给原告，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750元，原告返还被告房款10万元。
同样是城市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纠纷，但法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说明法律在购买农村房屋的纠纷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关法律还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农村房屋转让，主要依据的法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从62条可以看出这是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一种规定，且是针对农村宅基地申请及建房的规定，而此条中对于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没有禁止性规定，只是说农村村民出卖、出租房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是对一户只能申请一次宅基地的限制。从此条可以看出农村村民房屋是可以出卖、出租的。但此处表述是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事实是目前农村申请宅基地时对于你是否有宅基地会进行严格审查，对于目前一户拥有多处宅基地现实中已普遍存在，大多是申请建房后又继承房屋和购入房屋的，如规定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那么使农民在继承权房屋遗产上存在矛盾，还有法院在执行时也对房屋很难拍卖，故在鄞州区法院执行农村的房屋拍卖时只要求是本村村民即可，所以这个规定如严格执行，可以说农村房屋是没有人可买的，如不是自住其价值不能实现的。
第6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
从上可知，这条是针对建设用地来说，除了第二款规定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是为了非农业建设，就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此款笔者认为不能否认农村房屋不能买卖，而宅基地建房屋是经批准的，所有权人依法转让房屋法律应是允许的。
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从上面法条可知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所以集体土地使用权是可以依法转让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碍的。对于使用权是不是同意转让或转让给谁因是由土地所有权人决定，也就是说因由村集体决定，所以对于村民免费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建房后转让房屋时涉及土地使用权移转的，必须附条件是肯定的，如经村集体同意，或免费改收费补交，至于购入房屋者不应有身份的限定。
1982年1月7日《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明确规定：“……社员建房和村镇建设用地，必须履行申请审批手续。集体划转给社员的宅基地，社员可长期使用，所有权仍归集体，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
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是针对宅基地所有权严禁买卖、出租和违法转让。
在1999年5月6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的第二条规定：加强对农民集体土地的转让管理，严禁非法占用农民集体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对符合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乡镇企业，因发生破产、兼并等致使土地使用权必须转移的，应当严格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此条也是针对禁止集体土地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用地。对于已批宅基地农民建房后卖房而引起的宅基地使用权的移转并没有禁止。
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
此条应是明确规定居民不能向农民购买农村的住宅和使用集体土地建造，这同原城市的房屋农村户口不能购买的规定相类似，而以上的规定据合同法规定规定不能用来否定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2001年8月3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严格禁止村民或集体组织以任何名义向本村以外的公民转让、买卖宅基地，擅自转让、买卖的，土地、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并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擅自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依法处理。”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更加明确的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必须经合法批准……未经审查批准，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房转移给买主，房屋买卖、赠与等行为也应认定为无效。”
以上这些规定笔者认为从物权的法理上分析都有其欠缺的一面，既然房屋的产权是村民所有的，建房也是经审批的，而宅基地所有权是村集体所有，一户只能一次申请，也就是说在房屋的自然寿命中法定占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是经审批的，所以宅基地使用权是依附于房屋上表现出来，所有权人不能单独行使占有土地，只能是地随房走，而现房屋赠与、买卖是对所有权的一种处分，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应按法律和国务院的法规，其他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都不能否认合同的效力。
当然从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法规说明，政府是禁止农民的住宅向城市居民出售转让的，所以大多数的法院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判令买卖无效。但从房地产权现状为土地使用权在法定的期限内表现为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房屋所有权人有权处分房屋的所有权及买卖双方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判令买卖合同无效在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不符《合同法》、《民法通则》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
还有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操作中，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转让和出租是不完全合理的。在第一部份笔者分析了在土地使用权有效期内，地随房走是我国现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不能禁止农村私有房屋的转让，对于禁止单独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是合理的，但对于建房后如果禁止宅基地使用权随房一起转让，从而禁止房屋的转让是法律依据是有欠缺的，把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的所有权分离，国家或所有人控制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村民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的完全行使。地方政府严格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转让和出租有其有利的一面，虽然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但笔者认为这里的身份主要是取得时的身份性质，这如城市居民取得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时需审批，而取得一定时间后允许上市交易，交易时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同样对于农村村民申请取得宅基地并建房后，对于房屋的所有应采完全权利的态度，应允许有条件转让。对此人们可能会担心一旦允许农村房屋可以向任何人转让，则宅基地就不再与农村集体的成员权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宅基地使用权的固有属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国家规定了一户一次申请的原则，社员的身份属性主要在申请时体现出来，申请建房后强调房屋所有权完全行使的权利，只是转让时设定一定的条件，如需经村集体同意、征为国有土地、需补交土地费用等。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不允许农村房屋转让，这会使得农村的不动产难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使房屋的交换价值不能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民的融资的手段，甚至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阶段，许多农民已经进城打工，在城里已经购置了房产，在农村的房屋已经闲置，如果不允许农民转让房屋，将会造成农村房屋的长期空闲，不符合物尽其用的原则。
三、目前在对于农村房屋买卖法律欠缺的情况下，农村房屋买卖应采有条件有效原则
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子，一城市老妇购买了农村的民房用以养老，当地集体组织也是知道的，从没有反对过，从集体组织方面考虑认为宅基地使用权已给村民使用建房，村民卖房这是很正常的，但十几年过去了，法院却判令买卖合同无效。这使得老妇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一转眼就不属于自己了，现在无家可归，境况十分可悲。所以，这样的规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会带来某些不安定因素，也违反了所有权人可行使房屋所有权处分原则，在没有改变宅基地所有权现状和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状况下，也违反了合同意思自治的原则，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利，而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也没有实质的影响
而农村房屋也应享有完全的物权，所谓物权，是指公民、法人依法享有的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物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是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对房屋的所有权是属于物权的一种。从法理上分析，村民对其房屋具有绝对的支配权。但是，从实践上，村民对其房屋并没有享有该种权利，这对村民是很不公平的。同时，按照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买卖合同，以双方意思达成一致为准。但是，在农民房屋转让的问题上，并没有采意思自治原则。这些与法理上相悖。
在这里，土地和房屋是两个物，只是因为土地和房屋自然上的不可分，法律才创制了房屋所有权人享有土地使用权，并使两权主体一致，以简化因房屋与土地权利不一致带来的麻烦和不便。这样，虽然房屋和土地是相互独立的物，但土地和房屋使用权的一体性，使我国的房地产权也一体化。由此便创立了土地使用权随房屋的处分而处分，即地随房走和房屋随土地使用权的处分而处分，即房随地走这两个原则。
宅基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其使用权由集体组织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划拨给村民使用。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有权在取得的土地上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可以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以及其他附着物。作为使用权人无权单独转让宅基地，但如果使用权人在宅基地上以建造了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的完整权能属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此时，房屋的所有权与土地的使用权分属不同的权利主体，双方在权利行使方面必然相互牵制。而房屋与土地紧密结合的特点决定了二者必有一方要妥协，或者地随房走或者房随地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私有房屋的宅基地均不得单独转让，故此在这里只存在地随房走的现象。
如果只能允许房随地走，那么村民因不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将影响其房屋的所有权的行使。他只能对其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无从行使最重要的处分的权能。如果宅基地上使用权人欲走出农村，到外面的世界开辟一番事业，其宅基地上的合法建筑只能通过出租来发挥物的效用。无疑，这使其权利的行使很不充分。如果允许地随房走，即村民有权出售住房，村民对房屋所有权的行使将不存在任何障碍，此举并不影响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享有的所有权。宅基地一旦划拨给村民使用，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土地实际上并不能行使更多的权利。当村民出售房屋时，仅仅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换了另外的主体，村民并不能通过出售房屋而从中获得宅基地的收益，他只能获得出售建筑物的利益。因此，对集体经济的经济利益并不存在侵犯的问题。且允许村民房屋自由转让，将使村民的房屋发挥最大的效用。
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最新出台的苏州市农民宅基地转让相关条例，苏州将允许农民住宅有条件转让。报道说，作为全国首创的重要举措，苏州农民进城后，农宅将可以转让、出售。日前，苏州各乡镇正紧锣密鼓，成立农民住宅置换中心。届时，农民宅基地将可通过住宅置换中心自由转让。苏州土地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制订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苏州农村的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农村住宅一般只有宅基地使用证，土地属集体所有。由于农村住宅缺少土地证、房产证，交换一直存在着困难。农民进城后，原先的住宅要么转让给属于同一集体组织的农民，要么就只有空置。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城市居民或外来者根本无权购买农民房，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住宅价格低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进城购房、定居的速度。
因此，苏州的作法是，对城市规划以确定为居住区范围内的农民宅基地，将由政府确权或征为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农民住宅则纳入城市私房管理，只要补交土地出让金，这些农宅就可以进行房产交易。而在各乡镇，则将成立农民住宅置换中心，进城农民的住宅可由中心预付一定住房交易款后收购储备后进入市场。
这样做的好处是城里人有了在农村买房的可能，也将大幅提高苏州农宅价格，让农民也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
因此，笔者也想从法理和目前现有法律法规阐述一下自己的拙见，认为农村房屋产权登记、买卖一是应尽快完善立法，在今年的二会上已有委员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在目前没有法律禁止转让的情况下采有条件有效为妥，具体的设想如下：
1、尽快完善立法，规定农村房屋可自由买卖的办法。对于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修改为在没有宅基地的情况下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不是永久的，为房屋的寿命内（或规定年限如70年），房屋到塌或灭失重建时重新申请批准（目前农村重建房屋也是要批准的），放宽农村房屋买卖时宅基地使用权在房屋自然寿命内（或规定年限70年）随房移转的条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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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1979-），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法债法研究。
>> 违章建筑租赁合同的效力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研究 “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及救济 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论无权处分买卖合同的效力 论小产权房买卖合同的效力 试论商品房预约买卖合同的性质及违规合同效力问题 集体土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其处理 涉外货物买卖合同中固定价格的法律效力探析 农村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浅析棚户区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无权处分之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浅谈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效力 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效力研究 基于无权处分下买卖合同效力分析 关于小产权房买卖合同效力研究 论违章建筑 违章建筑 从《买卖合同法解释》第三条看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义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08-12-08
注解：
① “违章建筑”一词最早出现于1980年国务院《批准中央气象局关于保护气象台站观测环境的通知》上，后来《城市规划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乡规划法》等都使用了这一术语。
② 刘宗胜、乔旭升. 论违章建筑侵害赔偿.学术交流.2006，（ 3）
③ 黄刚. 违法建筑上存在权利吗[J] . 法律适用. 2005，（5）：56
④ 汤树华主编.房地产案件司法实务[M].北京： 新时代出版社.1993，450
⑤ 韩苏冬. 论违法建筑[J]. 广西政法管理十部学院学报.2008，（4）：89-90
⑥ 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册）[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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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私法自治
【中图分类号】 D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080-2
一、有效与否：徘徊在司法实务中的艰难抉择
过去，我国司法实践多认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违法=无效”的运作模式导致大量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严重破坏了私法自治理念，引发了各界进行检讨，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在出台的《合同法解释（二）》和《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试图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指明了方向，但司法实践中要准确地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容易，而由于认识上的差别，不同的法官对于同类案件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判决，因此对于此类问题的认定和处理，实践中法官依然是模棱两可、徘徊不定，以致许多本不应该无效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
二、平衡解读：寻找符合个案情景之妥善判决
（一）对司法解释条文之平衡解读
1.细化强制性规定的类型
现有的法律框架对强制性规定作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对应于不同的规范类型之违反而对合同效力做出不同认定，进一步减少了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风险，当然也存在不足，目前的法律对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尚未有明确的区分标准，细化规范类型本身还有待于法官在个案中进一步的解释和评价。
2.授权法官进行目的解释和个案衡量
在对强制性规范作出缩限性解释后，对强制性规定的识别及效力性判断则需要法官进行个案判断了。《指导意见》规定了法规目的探询、法益衡量等方法，采取了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要求法官应“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但是公法优越论在我国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背景下，法官在进行法益衡量，应更慎重地判断公权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私法效力，以防止国家过分介入私的领域。
3.违反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
对于违反强制性规定与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二分法，即将二者分别作为引发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前者由于存在明确的实体法规定，通过对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就可以径直进行判断，而后者，对于何为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需要进行个案判断。而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却往往有所关联，如法官在探询法规意旨时往往从法规中抽取中一定的公共政策取向，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公益，而在进行法益衡量时往往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进行权衡比较，从而判断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合同效力。
《指导规范》第十六条后半款所规定的对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二者的态度也逐渐由二分法向一元化发展，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效力的依据之一。但是在我国目前对于何为国家利益、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尚未有较为清晰的界定时，还有待于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概念的进一步明晰。
4.区分强制性规定的不同对象
与此同时《指导规范》又提出了另一个识别路径，即区分了强制性规定的对象不同而进行不同的认定：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二）个案妥善判决之寻求
通过对实体法的分析，我们认定违反强制性规范合同效力的路径逐渐明晰起来：
1.强制性规范之初步识别
（1）表征判断。强制性规定是指不问当事人意思而必须予以适用的法律规定，而这种适用命令的表达往往借助于规范中含有强制性的表达术语的使用。因此，从字面上就可以初步认定强制性规定，如“应当”、“必须”、“不得”、“禁止”等词语多为强制性规定的显著性标志。
（2）强制性规定的位阶。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将强制性规定缩限在法律、行政法规的层面。若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如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其效力应如何判定呢？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反面解释和历史解释来看，对低位阶的规范排除在合同效力的认定之外的，因此，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多予以排除，或者寻找其上位法，依照其上位法确认合同效力，而作为上位法的具体化或授权性规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仅作为参考。不过，实践中也并未完全遵守这一限制，特别是在涉外合同纠纷案件，合同效力多取决于是否按照部门规章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如若未办理往往被认定为无效或尚未生效，对于此类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便已经转换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判断思路上。此时，往往需要考量其立法目的，看是否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的维护。
2.司法裁量下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之界定
（1）初步区分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看条文中是否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是否将导致合同无效。
（2）综合运用法规目的探询、法益衡量等方法综合认定。
探询法规意旨，法律明确规定违反该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时，当然毋庸置疑为无效，但通常情况下，法律仅是规定违反者应受处罚，对于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并未提及时，此时则应考察其立法目的，否定合同效力是否与其立法目的及意旨相符。
权衡冲突法益，在评定合同是否对强制性规范造成了“违反”时，需要将强制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与法律行为所体现的法益相权衡。应全面斟酌、考量不同法益本身的轻重、交易安全以及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由等因素。
（3）根据强制性规定的对象进行判断。
如果强制性规定针对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只要这些合同行为对应的交易发生，就会绝对地或继续存在将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则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合同无效；
如果强制性规定针对的并非合同行为，而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如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仍属法律允许，但禁止市场主体在未取得交易资格时从事此类交易行为，则一般是管理性规定，违反此类强制性规定一般不认定为无效。与此类似的交易时间、交易场所等的强制性性规定也是如此；
如果强制性规定只是某类合同的履行行为，如市场主体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的债务履行行为，触犯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般不认定无效。
参考文献：
[1]解亘.论管制规范在侵权行为法上的意义[J].中国法学，2009，（2）.
篇7
关键词：预约合同；本约合同；合意；预约合同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预约合同虽然于房屋买卖、民间借贷、房屋租赁、车辆购买等领域已经颇为常见，但是现行法对预约合同的规定却比较滞后。有关预约合同的立法最早开始于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之后，20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对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没有对预约合同的争议焦点即预约合同的效力进行回应。就预约合同的效力而言，学界和司法实践主要存在“善意磋商说”、“实际履行说”和“内容决定说”三种不同观点。理论上的不统一造成司法实践中对预约合同效力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维护司法公信力，明确预约合同的效力已是刻不容缓。
二、预约合同的概念
所谓预约合同，经典定义认为是指当事人之间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1]（p168）依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第一，预约合同是独立的合同。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属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因此预约合同的成立、效力和违约责任等都应该独立判断。第二，预约合同的标的是订立本约合同的行为。以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为例：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标的是双方当事人将来订立本约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行为，而不是房屋买卖法律关系。
三、预约合同之成立及其法律效力
（一）预约合同之成立
1.预约合同涵盖范围
因为概念本身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不会对事物进行全面描述，所以前述预约合同的经典定义并没有明确指出预约合同所涵盖的范围。就什么样的法律文件能被称为预约合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做法：一是以意大利法为代表，通过限制预约合同之形式及内容，将很多依据经典定义可称之为预约合同的文件，分别为本约合同或者直接认定为无合同拘束力；另外一种做法则是只要存在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思，同时符合一般合同成立要件就可以认为成立预约合同。就是否所有的合同都能成立预约合同这个问题来说，也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预约合同仅存在于要物契约或要式契约，对于诺成契约无从成立预约。”[2]（p45）“要物契约在未交付其标的物前的意思表示和要式契约在合同形式未达到要求之前的合意属于预约合同。”[3]（p33）而对于诺成性合同，“因为诺成契约因为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即使约定内容附有始期或者停止条件，也属于本约合同而不是预约合同。”[2]（p4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凡是合同都可以订立预约。“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当事人间自可有效约定，而且对任何债权契约均得订立预约，不限于要物契约，在诺成契约（尤其是买卖）实务上亦颇常见。”[1]（p168）对于第一个问题，意大利法的做法虽然使预约合同规则在适用时更为清晰，但同时也会使预约合同规则失去活力，而且这样的立法选择一方面违背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另外一方面也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得实践需求脱节，不可取。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预约合同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克服只有标的物的实际交付才能使得合同成立的缺陷，“彼时，其主要存在于要物契约或要式契约，但是，因为预约合同固定交易机会、控制交易成本等优点，实践也推动预约合同适用范围逐渐扩展，”[4]（p104）现代预约合同早已不限于要物契约或者要式契约了。
2.预约合同的成立条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条第1款的规定，合同成立需要包含了当事人、标的和数量。但是对预约合同中“标的”和“数量”的理解，学界还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预约合同应该包含订立本约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内容。”[5]（p312）“预约合同既然是为了签订本约合同而订立，就应当含有未来本约合同的必备条款。否则，如果预约合同内容抽象、空乏，没有可操作性，推测当事人的意思应该是不愿受该协议的约束，仅是希望达成一个松散的、可进可退的临时契约，表达进行交易的意愿或彰显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因此，该协议姑且算是一个合同意向，不构成预约合同。”[6]（p36）并认为，前述预约合同成立标准中的数量是“本约合同标的物的数量。”[6]（p3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起草小组也认为，“预约合同中的商品房预约合同至少应当具备两项明确的内容，即标的物房屋的基本情况（包括坐落位置、层次、大致面积等）以及将来依预约签订本约的意思表示。”[7]（p52）不同观点则认为，预约合同的“标的”“不应该被理解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而是指将来订立本约的作为义务。”[8]（p115）笔者认为，对于预约合同来说，“标的”和“数量”应该指向的是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行为。因为这个成立条件是预约合同的成立条件而不是本约合同的成立条件，将此处的“标的”理解为本约合同的标的，“数量”理解为本约合同标的物的数量，实际上混淆了预约合同与本约合同。事实上，一个只包含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思表示的预约合同，在其他条件符合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成立的。这类预约合同之意义在于，使预约合同之当事人处于受法律保护的诚信磋商阶段。对方当事人不磋商或者恶意磋商，将承担法律责任。而如果没有预约合同存在，对方当事人完全可以拒绝磋商而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此时还不在法律保护的场域内。因此，预约合同“只需要具备标的并包含将来订立合同的意愿即可，而无须包含本约合同的主要条款。”[9]（p59）
（二）预约合同的效力
关于预约合同的效力，是学界主要争议所在。大致梳理学界学说和司法实践，主要存在三种较有影响力的观点：一是“善意磋商说”，该说认为，预约合同之当事人负有善意磋商的义务，只要当事人诚信履行了该义务，就可以认为其适当履行了预约合同之义务。二是“实际履行说”，该说认为，预约合同债务人的义务在于订立本约合同，且“债务人不履行的，权力人可诉请履行，法院命债务人为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思表示，债务人不为意思表示者，自判决时视同已为意思表示。”[1]（p170）三是“内容决定说”，该说认为，预约的效力应区分不同情况：若预约合同中包含本约合同之主要条款，则产生‘实际履行说’的效力；相反，若预约合同的内容不包含本约合同之主要条款，则只产生‘善意磋商说’的效力。[10]（p48）“善意磋商说”和“实际履行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扭曲预约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情况，可能导致不公平的裁判结果出现：（1）“善意磋商说”可能让诚信当事人固定交易机会的愿望付之东流，不诚信的当事人却因此获得利益，这鼓励了不诚信行为，可能导致恶意磋商泛滥。（2）“实际履行说”则忽视了双方当事人主观上都对将来是否订立本约合同存在疑虑的情况，强制要求预约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订立本约，将当事人的意志抛到一边不予考虑，明显违背自愿原则。（3）至于“内容决定说”，其依据预约合同内容是否具有未来本约合同之主要条款作为判断标准,分别赋予其“善意磋商”效力或者“实际履行”效力，从结果上看能解决一部分上述两种学说的弊端。但是它还是停留在表面，只观察预约合同的内容是否具备本约合同的主要条款，而没有更深入的去探察预约合同内容所反映出来的当事人的合意，有时难免会出现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比如预约合同内容虽然表面上具有本约合同之主要条款，但是当事人又特意约定某些主要条款在将来订立本约合同时尚需继续协商，即这些主要条款只有参考意义，则不能认为当事人负有实际履行义务。笔者认为，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下面我们以预约合同涉及的本约合同内容是否具备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为标准，将预约合同划分为以下四类，以更直观的认识这个问题：第一，预约合同的内容只包含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意，而对本约合同的内容不进行约定。第二，预约合同的内容包含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意，还对本约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约定，但是预约合同中关于本约合同的内容不满足能使本约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换句话说，预约合同中对本约合同内容的约定不具备当事人、标的和数量全部三个要素。第三，预约合同的内容包含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意，并包含能使本约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但是又约定尚需对属于必备要素的部分内容在订立本约合同时继续进行磋商。比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材料买卖预约合同，对材料之型号、价格、数量进行了约定，但是又约定将来订立本约合同时需对数量重新磋商。第四，预约合同的内容包含将来订立本约合同的合意，并实质上拥有能使本约合同成立的必备要素。上述四类预约合同反映的当事人对将来是否订立本约合同的态度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种类型的预约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是否使本约合同将来一定成立还存在疑虑，区别只是疑虑程度不同；而第四种情况中预约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本约合同的成立是强烈期待且积极追求的。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接下来，我们对以上四类预约合同的效力进行具体分析。第一种类型的预约合同双方当事人对是否使本约合同将来一定成立还存在较深的疑虑。在此种情形下，预约合同效力是使当事人负有进行善意磋商以订立本约合同的义务。只要当事人进行了善意磋商，就认为其履行了预约合同之义务。第二种类型的预约合同效力与第一章类型的预约合同效力基本相同。不过，此种情况和第一种类型预约合同的区别在于：对在预约合同中确定的部分，不需要再进行磋商。如果磋商成功订立本约，预约合同中明确的内容直接转化成本约合同的内容；如果磋商失败，原因是一方当事人要求修改已经明确的部分内容，那么该方当事人将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比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材料买卖预约合同，对材料之型号、价格进行了确定，但是没有对数量进行约定。如果将来签订本约合同时，甲公司因为对预约合同中确定的价格不满意，要求和乙公司重新磋商，乙公司不同意，最后导致本约合同不能签订，那么甲公司将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而如果是对履行地点、履行方式等材料买卖预约合同中未确定的部分磋商不成，而导致最后本约合同不能订立的，无需承担预约合同之违约责任。第三种类型的预约合同效力参照第二种类型的预约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预约合同涉及本约合同的内容已经能使本约合同成立，但是实质上当事人对将来是否一定成立本约合同还存有疑虑，因此其对属于本约合同成立必备要素的部分特意指出将来还需要进行磋商，此部分内容不能直接转化为本约合同的内容。第四种类型的预约合同效力为：当事人在订立本约合同时，应依据预约合同之内容进行磋商，若能磋商成功，则按照磋商的内容订立本约合同；若磋商不成，则由于依据预约合同之内容已经足以使本约合同成立，“权力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强制履行，法院要求债务人作订立本约合同的意思表示，债务人不作此意思表示者，视为自判决确定时已作了意思表示”，[1]（p170）合同约定不明的地方由法院根据《合同法》第61条、62条等相关法律规定补全。
篇8
关键词：期待性遗产；处分；赠与合同；期待权
众所周知，本人享有某物的所有权，则对该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在并未享有完全所有权的情况下处分财产的现象，比如：张三的父母于1995年立遗嘱，表示死后将其价值60多万的房子交由张三继承，在2000年时张三为了建公司向朋友乙承诺若乙愿意借其150万且无利息使用五年，张三愿意把父母遗嘱中现价80多万的房子赠与他，并且承诺一旦拿到房子就给乙办理过户登记。乙同意后按时将150万交于张三。后乙得知张三父母去世，便向张三主张房子过户。但此时房价已超过180万，张三以与乙达成赠与时自己并非房屋的所有权人，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且张三父母在得知赠与合同后已经向乙表示拒绝为由，因而张三无义务将房子过户给乙。而乙主张虽然张三父母得知赠与合同后表示拒绝，但张三当时告诉自己房子早晚他会继承，而此时张三已经获得房子，其有义务协助自己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在该案例中张三在向乙作出赠与承诺时，其无权处分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合同的效力；张三与乙达成赠与合同时，直接跨过原所有权人即张三的父母，张三父母作为第三人对赠与合同的否认是否适用于《合同法》第51条，以权利人的拒绝追认从而否定赠与合同的效力；而乙是否也能基于《合同法》第51条，认为自己对张三赠与行为具有期待权，且这种赠与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现在张三已经取得房产，所以该合同应该有效。如果完全否认赠与合同的效力，显然对于乙是不公平的。正如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赠与合同应当有效，理由是处分人对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或者完全享有所有权对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赠与合同是负担行为，负担行为的结果是为了产生物权的变动，但并不是所有的负担行为都必然产生物权的变动，如果存在无处分权的情况下，负担行为的履行就可能存在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若出现履行不能，行为人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认为无效，无处分权人就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①此种理论运用在此案例上显然更能保护乙基于遗嘱上家庭关系稳固的信任度所作出的愿意借用五年大额资金且不要求利息的义务。但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若全面适用此理论，又会不利于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的平衡。本文结合期待性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分析期待性遗产提前处分的原因及潜在的风险；并针对法定继承、遗嘱及遗赠继承中的不同情形对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寻求最佳的平衡点，从而正确处理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中的纠纷。
一、期待性遗产的概念
所谓的期待性遗产，主要是结合德国学说中的“期待权”和中国学者对继承权是否为期待权的争议而创设。“所谓期待权者，系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②可见，权利完整取得虽然没有完成，但已经步入完成的过程，当事人对具有法律支撑可获得完整权利的期待性理由。但继承权是否属于“期待权”？有的学者基于稳定性差认为继承权不能作为一种期待权，客观意义上的继承人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可以继承人的名额，而享有一个继承名额并不能必然导致其成为遗产的所有权人；在继承真正发生之前，继承人并不能对于现有的被继承人财产进行任何形式的控制，被继承人享有完全的财产权。③也有学者认为，在法定继承中，继承人为民法所限定，除因一定原因而丧失继承资格外，推定继承人只要无继承权丧失的事由，任何人均不得剥夺其继承地位，故而应该为期待权。④无论继承权是否为期待权，但不可否认继承人对继承权标的。本文中的“期待性遗产”是指继承人根据法律的规定，通过遗嘱及遗赠继承、法定继承方式，极有可能从被继承人处获得的合法遗产。故而期待性遗产在被潜在继承人处分时，其所有权仍属于潜在的被继承人所有。当然继承人的期待性遗产仅仅通过事实取得并不能获得遗产之上的所有权利，还需要通过法律的公示行为获得完整的所有权。
二、期待性遗产的性质
（一）不稳定性
根据《继承法》第20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意见第5条“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扶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抗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故而，对被继承人来说，其可以通过订立新的遗嘱、现有财产的处分来影响法定继承的份额；且为了保护被继承人的利益，《继承法》按照公序良俗原则对于继承人损害被继承人利益的行为也给予了剥夺继承权、减少财产分配份额等惩罚措施。而对于继承人来讲，继承人的死亡、继承资格的消失等也会造成其丧失期待性遗产。故而，期待性遗产具有不稳定性，虽然对于被继承人来讲，是明确具体的；但是对于继承人来讲，其可能会随时丧失期待性遗产。故而继承人在提前处分期待性遗产时，可能事后并不能取得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
（二）所有权的脱离性
继承人取得期待性遗产的同时，其并没真实取得遗产的所有权。确切的说，仅仅取得的是作为继承人的资格，而遗产的所有权仍归继承人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当继承人处分期待性遗产时，其处分的究竟是继承权还是继承的遗产？基于继承权的人身依附性，故而继承人处分的当然只是未来可能会继承的遗产。但是，此时却存在了冲突，继承人处分了期待性遗产，而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人却又并非自己，那么继承人能否处分无所有权的财产，或许可以依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事后的补充形式来弥补所有权脱离时的缺陷。
（三）经济性
若是禁止所有期待性遗产的流动，显然不利于资源的利用，比如根据我国继承法13条和《继承法司法解释》第61条都规定可以明确在一定特殊情形下，会出现期待性遗产获得的可确定性，尤其是法定继承中，继承人甚至在与被继承人相处过程中可以直接提前处分可能为遗产的部分，故而完全否定期待性遗产的经济性是不合适的，且对于期待性遗产在特定情形下的利用能够更好的达到社会资源配置。
三、期待性遗产的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一）动产期待性遗产的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首先，在法定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中，虽然继承人尚未取得所有权，但是可能基于家庭关系，被继承人可能以默示的方式已允许继承人采取处分行为。如年满18岁的甲将父母家收藏的一幅字画，在未经父母的同意私自拿出赠与爱画的女朋友乙。家里的东西基于家庭之间的忠诚度与信任度，对于甲当然属于法定继承中的期待性遗产，若此时没有甲父母的同意或者甲事后未获得所有权，则此时当然适用合同法中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形，则意味着甲或者其父母可以要求乙随时返还，此时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是当存在附条件赠与的情形时，若完全否定赠与合同的效力，将会严重影响受赠人的利益，也会为赠与人利用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分离性从事违法、不道德事提供理论支撑，所以在处理法定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时应该更偏向于保护受赠人的利益，承认赠与合同的有效性，而将赠与人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权利争议划入家庭内部解决，这样不仅有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也防止继承人恶意利用期待性遗产的法律漏洞从事不合规格之事，故而针对法定继承中动产期待性遗产，即使赠与人只是做出赠与的许诺，都应该赋予被赠与人请求赠与人履行承诺或者要求被继承人交付动产的权利，若是存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被继承人利益的情形，应建议被继承人依据物的追及效力直接主张物权。
其次，遗嘱继承中的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若遗嘱继承中双方之间具有家庭关系，可以参照以上法定继承的理论，肯定赠与合同的有效性。若是遗嘱继承中双方不具有家庭关系，如比尔盖茨立遗嘱将部分遗产捐给社会公益机构，此时应该否定合同的有效性，即使其遗嘱已经过公证。若赋予非具有家庭关系的人可以凭借遗嘱提前处分遗赠人的财产，不仅是不道德，而且遗赠人生前对财产的处分可能会影响到期待性遗产的份额，而且这种无偿赠与没有一定的家庭关系作为支撑，故而也应该严格限制遗嘱中受遗赠人的权利。此时若遗嘱中的受遗赠人提前将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他人，应该否认赠与合同的效力，一是因为受遗赠人此时并未控制遗产的所有权；二是未有权利外观的情形下，受赠人仅凭赠与人对自己展示的权利资格而做出了接受赠与的行为，未尽到普通人的注意义务，故而不应该支持非具有家庭关系的赠与人做出的无权利外观的赠与行为。
当然，遗产的获得还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根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56条之规定，遗赠扶养协议是否有效应该直到被扶养人死亡才能正式确定，在获得期待性动产遗产前，受遗赠人应该以照顾被扶养人为首要义务，且基于被抚养人的弱势性，也应该禁止受遗赠人未经被扶养人的同意处分任何期待性遗产。故而，针对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也应该完全否认。
（二）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分析
对于需要以登记为公示要件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作出赠与行为时，当然要另当别论。因为动产的所有权转移要件为交付主义，而在法定继承中提前处理期待性动产遗产时，其外观权利的可信度显然值得依赖，为了保护善意的受赠人权利，应该对于法定继承中期待性动产遗产的赠与合同采取偏重保护受赠人的权利，将赠与人的这种无权处分行为带来的后果交于家庭内部解决。而不动产期待性遗产的赠与行为要以公平地原则来平衡其效力。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的转让需以有效的合同加上登记。故而在对不动产所有权的期待性遗产进行赠与时，根据《合同法》第187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则此时尽管赠与人答应将自己的期待性遗产赠与相对人，但根据《合同法》186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故而赠与合同虽成立但并未生效，此时的赠与合同偏向是一种实践性合同，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则此时受赠人应尽到一个自我注意的义务。故而文首案例中，若张三对乙主张撤销赠与合同，乙可以结合《合同法》第189条“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者意图，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请求法院来进行权利救济，但是显然法律的漏洞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意味着乙获得法律救济的艰难性。故而，我国在《合同法》中赋予赠与人一个没有现在的任意撤销权是不太合适的，不能为了弥补赠与人因无偿赠与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而忽视这种利益不均衡的状态极有可能是赠与人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尤其是赠与人对外订立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中，可能出现赠与人利用此漏洞恶意损害被赠与人的利益，所以应该废除这种无限制的任意撤销权，维护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故而，在法定继承中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和具有家庭关系的遗嘱赠与中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我们仍应该基于受赠人对于赠与人家庭关系的稳固信任度，肯定合同的有效性。而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不动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的效力，更应该加强受赠人的自我注意义务，否认合同的有效性。
（三）特殊性期待性遗产赠与合同效力分析
依据《合同法》186条第二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故而法定继承中的期待性遗产从事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时，若继承人已经获得期待性遗产所有权时，原则上应该主张合同成立且有效；若继承人最后未取得期待性遗产的所有权，应该以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认定赠与合同不能成立，毕竟遗产的可期待性表明继承人可能获得遗产的所有权，也可能没有获得，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为了体现公益自愿的性质，故而在继承人未获得期待性遗产时，对于其事前订立的合同，采取注重保护赠与人权益的倾向。
遗嘱及遗赠中的期待性遗产相对于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其期待主体的范围更加宽泛，甚至超出了亲属关系，故而赠与人获得期待性遗产的可能性更差，当期待性遗产发生纠纷时涉及的应该是被继承人、继承人（赠与人）、受赠人三方之间的权利纠纷。纠纷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继承人（赠与人）过早处分了自己不确定的权利和非完整所有权的财产，故而在纠纷发生时要更加注重保护被继承人与受赠人的权利。
四.结语
凡是权利皆应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期待性遗产的不稳定性、获得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所有权与继承人的脱离性，都意味着当期待性遗产的继承人意欲利用遗产的经济性时，都会给处分行为的相对人造成一定潜在的危险。因此，当期待性遗产的继承人在做出赠与行为时，要结合具体情形来确定赠与合同的效力。（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注解：
① 李义军：《无权处分赠与合同的效力》[N].江苏法制报，2014-09-16.
②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N].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7.
③ 饶晓曜：《简析继承权是否能成为期待权》[C].当代法学论坛（二一年第1辑），2010.
④ 郝燕：《期待权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
参考文献：
[1] 李义军：《无权处分赠与合同的效力》[N].江苏法制报，2014-09-16.
[2]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N].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7.
篇9
【关键词】保险利益;合同效力;财产保险
一、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之定义及成立条件
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日本译称为被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 英国学者约翰t 斯蒂尔认为:"保险利益是产生于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物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为法律所承认,可以投保的一种法定权利。"故保险利益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可保利益,否则违反保险损失补偿原则,法律不予保护。
财产保险利益,则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某种合法的经济利益。美国加利福尼亚《保险法》将其定义为:凡任何一种财产上的利益或责任,或对财产的关系,因特定危险的发生而使保险人蒙受损失的,谓之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成立要件:即合法性、经济性、可确定性和公益性。
合法性是指保险利益必须是被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不法利益以及法律上不予承认或不予保护的利益,不论当事人是何种意图,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经济性是指保险利益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可确定性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已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才能构成保险利益。前者称为现有利益,后者称为期待利益。现有利益比较容易确定,期待利益随着保险技术的发展完善,也可以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来,故现今已为世界各国承认。公益性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的保险利益为社会所要求,不单独为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所要求。如:我国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若涉及到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应当从保险利益的评价作用(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以及强调保险利益的目的(防止不法投机或者赌博,从根本上不给道德危险的诱发提供机会)出发,坚持保险利益的公益性。
二、保险利益原则对财产保险合同效力的意义
无保险利益则合同无效,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从保险利益原则的意义考虑,即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违法行为和赌博的可能性,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以及限制赔偿程度。对此,国内外立法大致相同。例如台湾地区《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契约失其效力。"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保险利益的理解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简单以"无利益则无合同"来评价保险合同的效力,已经不适应保险业的发展。况且财产保险合同具有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的特点,其目的主要是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如果财产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对保险标的都应具有保险利益,则不仅增加实务上的困扰而且不利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所以,在保险利益仍为确定保险合同效力要件不变的情形下,我们应当从财产保险合同中何人、在何时具有保险利益等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以确定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效力。
三、现行法律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界定不明确,逻辑不严谨。
第一,该条仅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是财产保险合同补偿的是被保险人损失,而被保险人既可以与投保人为同一人,也可以与投保人不为一人。由于被保险人受保险保障,是享受保险金赔偿的唯一请求权人。若投保人为他人投保后丧失保险利益,则保险公司可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进行抗辩,可能导致被保险人不能获赔,不符合立法目的。因此法律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实务中也会因法律关系不明而不易操作。
第二,从文义上解释,我国法律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以及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对保险标的都应具有保险利益。但是,现代保险理论认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不十分重要,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例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6条规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对保险标的可以不具有利害关系,但是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利害关系。"这样规定,便于合同的订立,而且只有保险事故发生时有保险利益存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才有实际损失发生,保险人才据以确定补偿的程度,比较合理。
其次,《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三款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第三十三条规定"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内容含混不清,规定过于抽象。
第一,第十二条未将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区分开来,只给出了一个概括性定义,那么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第二,结合第三十三条对财产保险标的界定,仍不能明确在财产保险中,哪些情形可认定为具有保险利益原则。一般说来,以下六个方面可认定具有保险利益:1、享有一般财产权的人对其享有的财产;2、保管人对于其所保管的财产;3、投保人基于对标的物的占有事实对标的物;4、股东对公司的财产;5、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利益;6、期待利益。但法律未明确规定,使得保险人无法设计更新保险产品,进而妨碍保险业的发展,限制了人们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而且发生保险事故后,对保险利益任意解释,使得解决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解决纠纷无明确法律适用依据。
此外,《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此规定明显可见财产保险中标的物发生转让后,保险合同并未当然转让。实践中财产保险标的的转让非常普遍,受让人往往忽视保险合同变更(例如转让机动车),导致合同无效,转让人亦因丧失保险利益而无法获赔。而且转让双方办理相关手续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其间保险标的依此规定处于无保险状态,不够合理。
四、立法建议
我国已加入wto,保险市场正在与国际接轨,保险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人们保险意识增强,保险需求增大。只有提供一个规范的法律环境,进一步健全保险法律制度,才能促进我国保险业长远、健康地发展。通过对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与合同效力的分析,笔者认为,不应过分严格限制保险合同生效效力,应鼓励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以此为立足点,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我国保险法应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分别界定,并明确保险利益的性质。将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可界定为"财产保险利益是与财产保险标的相关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特定标的物所具有的合法的实际经济利益关系。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财产保险合同无效。"
其次,在概括式介绍保险利益概念的同时,用列举式方法确定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范围。即"依据财产保险合同,可投保的财产利益有:1、对财产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人;2、保管人对其所保管的财产;3、占有人对其占有的财产;4、股东对公司的财产;5、基于合同产生的利益;6、经营者对经营事业的期待利益;7、其他与财产保险标的相关的利益。"
此外,对于保险标的转让的条款,可设计为"保险标的的转让,让与人或受让人应当自转让后十五日内书面通知保险人。转让显著增加危险时,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依本法第三十九条退还保费。保险人应当自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将决定告知让与人或受让人,未告知的视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继续履行。保险标的在上述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保险合同除外。"
【参考文献】
[1]朱铭来.保险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m],2006,(1).
[2]李玉泉.保险法[m],法律出版社,2003.
篇10
关键词：劳动合同；劳动者；书面合同；口头合同
一、法律关于劳动合同形式的相关规定
我国于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第 11 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该规定实际上否定了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明确了书面劳动合同是劳动合同唯一合法形式。劳动合同是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我国《民法通则》第53 条规定：“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之间联营，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的，它的权利和义务由合同约定，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合同法》第 2 条对合同的界定是，“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劳动法》第 16 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相比较，有很多一致之处，两者的一致表现在：两者都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关于权利义务内容的一种协议；都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契约；合同主体地位平等；订立或履行合同的其他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劳动合同。
二、采取书面劳动合同的优越性
劳动合同法是社会法，是公法和私法的结合，不能移植民法和合同法的原则，但具有民法和合同法的一般属性，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劳动合同法要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完善立法原则、价值取向，形成完善的法律部门体系。劳动合同的形式，是劳动合同内容赖以确定和存在的方式，是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意思一致的外部表现。各国关于劳动合同可以或应当以什么形式存在，都由立法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有口头劳动合同、书面劳动和默示劳动合同三种形式。默示劳动合同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没有书面或口头明确意思表示，但双方的行为表明已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默示劳动合同的稳定性差，世界各国一般不承认其效力。
现实生活中书面劳动合同有其优越性，一是劳动合同中包含多种诸如劳动合同的期限，工作内容，报酬等当事人之间重要的权利义务，通过文字形式加以确定，便于劳动合同的履行；二是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提高合同的合法性，有利于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三是书面劳动合同不仅能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而且清楚记载劳动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可以作为主要的证据使用，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同时通过法律的规范，可以提高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立法者推行书面劳动合同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目前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一些用人单位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降低劳动用工成本，规避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想方设法逃避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由于我国劳动力过剩，部分劳动者为得到一分工作，而自愿或被迫同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如果仅对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赋予法律效力，则会使大量事实劳动关系处于《劳动合同法》调整之外，使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确认口头劳动合同效力的必要性
根据劳动合同的特殊性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应对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进行分类，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其法律效力，应当确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之所以应当确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认识：首先，订立劳动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不是劳动合同成立或者生效的要件，而应当作为劳动合同的一种证明。我国《劳动合同法》并没有规定违反书面形式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或者不生效，实质上是把书面劳动合同作为劳动合同存在的证据效力。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10 条第 1 款及第 2 款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 11 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规定的，实行同工同酬。”这说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时，没有采用书面的形式，并非当然无效，可以在一个月内补办，书面劳动合同并非是劳动合同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劳动合同法》第 82 条，明确了用人单位违法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同时，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劳动协议”，作为一般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例外。上述说明书面劳动合同具有证据效力。其次，法律是社会化的产物，必须对社会现象做出回应。我国劳动者情况复杂多样，劳动力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大量的劳动者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把欠缺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归于无效，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口头劳动合同将得不到法律承认，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劳动者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者权益将受到严重侵害。第三，劳动合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初的合意不能包含合同的全部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口头的合同内容被充实到劳动合同的内容中来，只以最初的书面的劳动合同为依据来处理劳动合同纠纷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承认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形成的口头劳动合同的效力。第四，不承认口头劳动合同，法律尊严将受到破坏。第五，劳动合同的宗旨得不到很好地实现。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不同，是民事合同的异化，但本质上还是一种合同，一般民事合同成立的要件对其也是适用的，在双方主体合格、订立的内容、手段合法的情况下，双方达成“合意”，应尊重双方当事人选择缔约劳动合同形式。现阶段我国劳动用工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不符合国情。对于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法律可专门做出规定，作为订立劳动合同的例外。
四、应当确认口头劳动合同形式的效力
在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当中有大量的倡导性规范和宣示性规范，违反这些规范并不应导致劳动合同的无效。我国应当确认口头劳动合同形式的效力，书面劳动合同形式作为倡导性规范，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作为例外。（1）采用口头劳动合同当事人之间没有异议的，应当承认口头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劳动合同形式的除外。（2）采用口头劳动合同形式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由当事人对劳动合同的内容负证明责任，能够证明的，劳动合同有效；未能证明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基本的劳动关系存在，按事实劳动关系处理。（3）书面劳动合同对口头劳动合同有对抗的效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