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与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稀土困境；资源管制；贸易规则；政治经济学分析

稀土是一种不寻常的“稀有”物质，之所以称为稀土，是因为它们最初是从瑞典出产的稀少矿物中所发现，当时人们习惯上以不溶于水的物质称为“土”。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稀土是不可替代的高新技术材料和军事战略元素，具有光、电、磁、超导、催化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军事、冶金、石油化工、玻璃陶瓷及新材料等方面。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稀土资源国，其稀土储量(已探明的稀土资源量约6588万吨)和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美国一份报告统计显示，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占全球的36％，产量则占世界产量的9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2009年的稀土储量占世界13％，俄罗斯储量占世界19％，澳大利亚储量为540万吨，但这些国家的稀土产量均为零。此外，印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埃及、巴西也是世界稀土生产的一些主要国家。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稀土材料被开发出来。当今世界每三项高新技术就有一项与稀土有关。从全球范围分析来看，中美日已成当今稀土消费的主要驱动国，三国的稀土消费占世界稀土消费比例由2002年的53％大幅上升到85％。在世界稀土消费领域，中国曾是储量第一，产量第一，更是出口第一。以制造业和电子工业起家的日本和韩国，自身资源短缺，对稀土的依赖极大，中国稀土出口量的70％都去了这两国。日本多年来稀土进口中的中国份额占到90％。至于稀土储量占世界第二的美国，2005-2008年，稀土金属、化合物等91％来源于对中国的进口。

一、中国稀土出口政策的调整演变

我国的稀土出口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中国外汇短缺，稀土作为创汇的新产业，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降低成本，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日本竞争。随着中国稀土生产的高速发展，加上价格便宜并且无环境成本，发达国家自然乐于让出一部分市场份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以自身低劳动成本、低环保成本换来稀土的出口量、供应量占据世界第一位。中国稀土行业的健康发展问题被提上日程。为此，中国1998年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实施“禁止、鼓励、限制”三个区别对待的原则。并且从2005年起，中国政府采取包括取消稀土出口退税，压缩出口配额的企业名额，停止发放稀土矿产开采许可证，对稀土和硅铁等商品加征出口关税等一系列措施。2007年，中国开始对稀土生产实行指令性规划，减少稀土出口。2010年，商务部下达的稀土产品出口配额为3025 8吨，比2009年骤减19887.1吨，降幅达到40％。2010年9月6日，国务院正式《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稀土被点名纳入重点行业兼并重组的名单，与汽车、钢铁、水泥等一起成为政府重点支持的六大集中度较低的行业。中国商务部表示，2011年中国仍将对稀土出口实行配额管理且配额将有所减少。

尽管中国的稀土政策不断调整，但其中存在的失误并没有彻底解决。在全球稀土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不断向世界稀土市场提供廉价稀土。2005年前后，稀土平均价格最低曾低至每公斤16元，远低于国外开采成本。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政策角度理解，一方面是政府、企业长期对稀土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认识不充分，对稀土资源的世界占有率盲目乐观；另一方面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GDP业绩而不加限制地放任企业过度开采。因此基于保护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需要，中国政府调整一系列加强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管理的政策，把稀土的开发管理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是合理的。孰料，这一为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美日欧等许多稀土进口国声称中国政府制定管理政策属于出口限制行为，违反了WTO规则。加上中日间因事件影响，稀土贸易的政治因素愈加强烈。那么，中国政府是否有权采取国内措施规范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管理?这些措施是否违反了WTO规则?对此，应当从国际政治经济及国际法角度认真分析，以得出公正合理的结论。

二、我国稀土出口调整的政治角度分析

1　稀土的国际战略意义

作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稀土由于其特殊的物理化学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石油化工、轻工农业、电子信息、能源环境、国防军工等十多个领域的40多个行业。在军事领域，钨合金被大量用在机械、武器工业；钛强度最高，耐蚀性好，钛制品被用机的机体和发动机；铟在高科技武器制造中有极重要的位置。日美联合进行的导弹防御项目，需要大量铟来制造高灵敏度的导引头，而日本一直想引进的F-22战机的远程探测雷达和隐形座舱盖，都需要铟作为原料。没有这些稀土资源，美日就无法制造精密的制导武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并未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而解决，军事领域的明争暗斗从未叫停。日韩与中国间的领土纠纷，美国对中国在上的威胁，事实上的某些对抗已经在中国的东海、南海上演，但对抗中那些真正威胁中国的战机、舰艇与导弹，监视中国的雷达上的关键部件，可能就是由中国的稀土制造的。西方国家为保障自己的国防和经济安全，在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问题上一贯推行以最低廉价格利用国外矿产资源为核心的全球资源战略。

以日本为例。日本岛国本身资源匮乏，稀土资源更是少得可怜。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工业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矿产资源，其中铟的消耗量占全球消费量的60％左右，，铂金的消耗量占全球的20％，这些稀土元素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急需品，因为它们具有非常好的磁性能，对制造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极重要。为此日本早已将稀有金属资源储备计划当做国家的长期战略来实行。1983年，日本出台稀有矿产战略储备制度，将镍、钼等七种稀有金属列入国家储备项目。2006年，储备品种增加铂、铟及稀土三种稀有金属。

与以色列国全民皆兵状况类似，在战略资源的储备方面，出于对新兴市场国家消费需求扩大以及经济和政治形势变化可能导致价格大幅上涨的担心，日本的政府与产业界通力合作对稀有金属进行购买储藏。2009年7月，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加强对废弃置品的回收再利用以及对替代材料的开发。据统计，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大部分贮存于海底，足够使用20年。此外，日本政府不但鼓励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矿产资源，还为其提供贷款等优惠政策，并且通过

对南美等国的经济援助换取资源的供应。日本石油天然气

金属矿物机构原来只能够为能源类企业提供支持，而在日本政府的“增长蓝图”计划中规定，如果公司在南美洲和非洲勘探稀土资源，日本政府允许该机构为这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将支持的范围扩展到稀土资源下游深加工的资金密集型企业。与中国以往长期的不力监管相比，日本对稀土资源战略价值的重视度似乎比中国强得多。

2010年8月28日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日本一家著名经济媒体报道“自信的中国对日本的要求躲躲闪闪”。所谓“躲闪”之一就是日方要求中方放宽稀土出口限制。从环境保护和战略资源保护等方面考虑，中国对稀土出口加以限制理所当然。中国稀土因为近二十多年被无序开采和超低价出口，储量已经大大下降甚至面临枯竭危险。而日本及美欧在高端制造业技术、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技术、清洁煤等环保技术方面，一直以来对中国实行不同程度的封锁，是否也应该不再“躲闪”，对中国做出合理解释呢?去年事件和中国控制稀土出口政策的出台，无疑触动了日本敏感脆弱的神经，日本外相前原诚可表示，外务省要与民间企业开展合作以加强对海外矿山开发等信息的收集能力，同时设立专职部门汇总相关信息从而确保稀有金属的稳定供给。

日本政府向来把稀土视为本国的战略资源，对其不曾有丝毫的放松，乃至中国方面稍微不顺其意便“大动肝火”。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与其他矿源国加紧磋商，2010年9月24日，首相菅直人与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就稀有金属、煤炭、铀等矿产资源共同开发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向中国施压，要求取消限制出口。在国际上还同其他西方大国一起散布中国稀土“终极垄断”的不实言论。中国稀土价格的话语权一直操控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之手，其对关乎本国战略意义的他国资源的长期垄断形成了他们“理所应当”的霸权心理。这些霸权主义者不是担心中国把稀土当武器，而是忧虑在全球高科技经济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经济等未来经济制高点方面，他们会失去竞争力。从日本对稀土资源的“紧抓不放”和美国对本国稀土矿的“闭而不采”政策不难理解，稀土作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和国际竞争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以及一国经济、国防建设重要支撑的分量之重。

2　合理利用国家战略资源，维护资源安全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军事作用由侵略、扩张向维护和平、保卫国家领土和、防止外来入侵、国家间相互制衡转换，许多国家及地区间的矛盾与冲突更倾向于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由此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其他非军事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国际社会中，各国对非传统安全更加关注。我们通常认为，非传统安全包括本国的经济安全、信息网络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国际恐怖活动、国际有组织犯罪等有关领域。保护对本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的安全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矿产资源是影响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战略性矿产资源。从《中华人民矿产资源法》对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规定到政府对关于稀土资源开采利用政策的不断调整，直至最近《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意见》的出台，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不断完善，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举措。

一方面，中国在对矿产资源保护的政策上，与美国等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相比尤显不足。这些国家的矿业立法比中国早，生产水平也远超过中国。在现阶段，各大国为了本国的经济、环境利益，或受其资源条件的局限性(如日本资源短缺)，纷纷在全球寻找储量丰富的资源，通过对外投资开发它国矿产为本国服务。这样既解决了本国资源短缺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转嫁了矿产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保护本国的环境。美国1964年的《荒原法》建立了“国家荒原保护体系”，规定在被划入的潜在含矿的土地上，不得从事矿产勘探和开发活动。其《环境保护法》对矿业企业生产有严格的“三废”排放标准。从而使矿业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无形中制约了部分矿产的开发。在中国国内，虽然政策几度调整，但改进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出口减少政策与美国的出口为零政策相比相差甚远。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国家原则受到挑战，受干涉的现象不断出现。但是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是一国不可侵犯的权力。一国对本国资源的调控是国家的正当行使，不应受它国干涉。美欧日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上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是干涉我国的行为。而中国政府立足本国国情，制定政策不受它国威胁和媒体炒作的影响，是其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能的表现，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其独立自主的形象。

当然，国家在保护具有战略性矿产资源方面的力度还需要加强。首先要根据资源利用的市场形势不断完善有关稀土资源保护的法规和细则，针对本国国情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稀土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新机制。吸取稀土资源开采中存在的开采秩序混乱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必须严格针对小型采矿的立法，提高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其次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稀土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稀土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对矿产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监督；加强宣传，提高公民的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为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稀土政策调整的国际法分析

不管是压缩出口配额，还是国家的指令性规划，抑或现今的促进企业兼并，都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对市场的运行进行调节，以弥补单纯市场调节的不足。国际上，中国此举成了美欧日等国的箭靶子。商务部长陈德铭的一句“不得已而为之”

并没有换来美欧口等稀土进口消费大国的理解。尽管日本与南美等中国以外的稀土资源国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小国稀土重新开采战略，但是，当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来管制稀土出口时，欧美日等国立即提出抗议。6月23日，欧盟和美国就中国限制钨、锑和稀土等稀有金属出口问题，向WT0提讼。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10月12日上午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召集美、英、德、法、韩等各主要驻华大使，要求中国缓和对稀土元素的出口规制。10月26日，德国经济部长强硬要求稀土自由贸易，加入美日韩的抗议阵营。

以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稀土政策调整引起的国际反应，体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那么从具体的国际法角度来看，中国加入WTO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遵守WTO规则的同时已经丧失了管理稀土资源的权利?世贸组织的各项协定是由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谈判达成并签署的，包含了国际贸易通行的法律规则，

“一方面保证各成员的重要贸易权利，另一方面对各成员政府起到约束作用，使他们的贸易政策保持在各方议定且符合各方利益的限度之内”。

可见，世贸组织作为一项比较成功的国际法制度，它所具备的管理世界贸易的

各项功能是成员方通过谈判、相互让渡的结果，而WTO成员通过行使贸易追求本国贸易利益的本质不会因WTO规则的成立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WTO规则的法律制度虽是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催生品，但也是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协调成员相互利益的调节器，它的具体协定不但没有明令禁止成员的贸易管制权，反而为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保证各方利益平衡赋予各成员维护国内贸易的权利。所以，根据WTO法律的理论，中国加强稀土管制，是中国的一项权利，这项权利并未因中国加入WTO而丧失。

美欧等国称，中国的稀土出口政策违背了WTO的法律规定，因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缔约方除征收关税或其他税费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方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方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此次稀土之争最直接的导火索，是中国稀土出口的配额减少。各国认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只允许以关税作为其成员保护的手段。中国通过降低配额限制稀土出口，是一种非关税性质的数量限制措施，中国的行为违背了有关数量限制一般禁止的规定。

但若仅此认定中国的稀土政策违反WT0规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GATTl 994第20条可豁免条款同时规定了成员方享有的义务豁免权利。

中国的稀土之争与美国当年的虾制品案极为相似。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诉美国禁止虾及虾制品案中，四国称虾及虾制品物理构成是相同的，不能因为仅依据其捕捞方式的不同就确定对未使用TED的出口国实行差别待遇以及禁止进口，这已违反GATT第一条(最惠国待遇)和第十三条(数量限制不歧视管理)的规定。美国认为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要求所有出口虾及虾制品的国家和地区在捕捞虾时使用TED装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濒临灭绝的海龟被误杀。所以并没有违反GATT的有关规定。最终，上诉机构裁定美国的措施属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允许的措施范围。比较而言，中美两国都为了保护资源采取与GATT第十一条相违背的措施。美国是禁止，中国是减少配额。由于GATT的数量限制条款是各缔约方斗争妥协的产物，因此在规定一般禁止数量限制时，也规定了包括第二十条在内的一般例外。那么，中国的稀土出口政策调整引发的争端能否使用第二十条的例外?通过美国的案例我们知道，在运用数量限制时，最少应注意两方面问题：(1)必须出现WTO协定规定的特殊情况，且完全符合TWO协定规定内容要求；(2)应遵循非歧视原则。首先，在中国，稀土已经成为面临枯竭的自然资源，根据第二十条的(g)条款，为实现保护资源和环境等合理的政策目标、中国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包括出口限制。再者，中国不仅是对稀土出口进行限制，而且是对稀土开采、生产、贸易的整个链条进行限制，它遵循了非歧视原则。与美国的虾制品案不同的是，美国的措施尽管符合GATT第二十条(g)款要求，但与第二十条引言中的非歧视总原则相悖，因而不能根据第二十条的规定而得到豁免。从中国稀土政策的出发点和实施原则来看，中国的措施并未违背WTO的规则。

世贸组织宗旨中明确规定，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各成员应促进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秩序宣言》中也声明，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永久，任何国家都不应遭受经济、政治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胁迫，以致不能自由地和充分地行使这一不容剥夺的权利。中国对其国内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对稀土开采、生产、贸易的整个链条进行管制，符合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是中国政府行使贸易管制的正当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稀土政策具体调整过程中应当注意权利的行使要做到有理、有利、有据，防止可能存在的国际法律风险。中国不仅要吸取美国“海龟案”的教训，保证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滥用权利，还要坚持贯彻WTO的透明度原则和一视同仁等原则。政府在制定稀土开采、生产和贸易的管理政策和措施时，做到先公布后实施，以充分听取和考虑各利益关系方的意见并做出及时反馈；在加强稀土资源管理过程中，不仅要采取措施对稀土出口予以限制，而且还要对国内稀土的开采、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进行限制，做到国内外政策一致。

四、结语

从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法的视角看，中国的稀土资源管制政策是合理合法的，初衷在于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际市场对稀土的需求日益扩大，保障稀土供应逐渐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所有的稀土资源国家都应该积极开发利用本国的稀土资源，共同承担全球稀土供应的责任。在稀土资源贸易中，中国政府应当根据本国资源情况制定恰当的贸易政策，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维护本国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国外矿产资源保护政策比较研究研究报告》2001年2月。

[2]《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号，2010年9月7日。

[3]方建春宋玉华：《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市场势力研究》，《财贸经济》2010年第5期。

[4]邱林：《西方为何惧怕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热点争鸣》2009年总第301期。

[5]蔡恩泽：《中国稀土重塑“精贵”形象》，《公司与产业》，2010年4月。

[6]陈甲斌：《我国稀土行业竞争力分析及其发展策略》，2005年9月。

[7]张忠李振宏：《国家实施稀土资源战略储备的意义及方式建议》，《问题与建议》2010年第5期。

[8]惠小勇刘军：《中国稀土：桂冠下的尴尬》，《嘹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26期。

[9]冯羽生：《谈中国稀土资源定价权》，《中国金融通报》2009年第11期。

篇2

Abstract:At present, “the thought morals training and the legal base” the class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quite low reason is various, the quite important reason has not done well with the middle school political lesson teaching engagement, this article visits in the discussion to do well “the foundation” the class and the middle school political lesson teaching engagement countermeasure.

关键词:政治课 教学 对策

Key words:Political lesson; Teaching; Countermeasure

作者简介:邓演平(1954―),湖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牛凤霞(1982―),山东泰安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53-01

一、增强“基础”课教学的衔接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影响“基础”课教学衔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的衔接意识比较淡薄。因此,要搞好“基础”课教学衔接,首先要增强教师的衔接意识。

(一)专家作专题报告。要增强“基础”课教师的衔接意识,就要让教师认识到教学衔接的必要性。可以邀请专家作专题报告,“基础”课教学专家有更深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在学术界比较有权威,作的报告容易令教师信服。这种报告,主要讲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讲清楚搞好“基础”课教学衔接的意义,以增强“基础”课教师的理论认识,进而提高衔接的自觉性。二是在作报告中要结合衔接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指导,以使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以带动解决“基础”课教学衔接中的具体问题。

(二)实践培养。请专家作衔接问题的报告,这还只是解决“基础”课教师对衔接“知”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基础”课教师如何“行”的问题。因此,要注重《基础》课教师衔接意识的实践培养。

(1)在“基础”课教学实践中体验教学衔接。教师置身的教学情景是形成和增强衔接意识的重要实践基础。衔接意识只有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以研究者的目光来审视教学,用衔接意识来思考和推进教学,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从衔接的角度进行反思,分析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

(2)深入中学课堂去观察、思索。为了增强“基础”课教师的衔接意识可以创造条件,让“基础”课教师到中学任教,这样有利于“基础”课教师了解中学政治课的状况,找到衔接的切入点。对中学政治课的状况了解的越深刻、越全面,越有利于激发“基础”课教师的衔接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二、研究教学内容,搞好教学内容的衔接

要搞好“基础”课教学衔接,需要认真研究“基础”课和中学政治课的内容,克服教学内容简单重复和倒挂等现象。

(一) 教学内容应循序渐进,不能跨度太大。中学的思想政治课的相关内容主要涉及心理健康、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常识与观点的教育,并要联系中学生的现实生活,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事例之中,通过例证来告诉学生应当怎样做。

(二) 教材的编写要科学系统。教材是内容的载体,教学的依据,要搞好《基础》课教学的衔接,首先应搞好教材的衔接。笔者认为教材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教材要明确定位。中学政治课定位为的基本常识,按常识的要求编写,并要使教材简明扼要,生动有趣。《基础》课定位在系统的理论和原理的基础上,并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其次,教材的编写者必须是从事教育教学的一线工作者,既有理论基础,又有教学经验。再次《基础》课和中学政治课教材的编写者要加强交流和沟通,注意前后阶段的衔接。

三、改进教学方法,搞好教学方法的衔接

教学方法是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基础》课的教学实效性,就要搞好教学方法的衔接。

(一)注重教学方法的“过渡期”。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及高考的压力,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基本上采用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主要是接受教师现成的东西。在大学,强调启发式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式的学习。这种转折,对于经受了十多年“填鸭式”教学方式熏陶,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几乎定型的大学新生来说,通常难以适应。因此,《基础》课教师要照顾到中学教学方法的特点,给学生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大学的教学方法。

(二)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基础》课和中学政治课的教学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中学生的年龄比较小,社会阅历浅,以感性认识为主,对知识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所以,中学政治课的学习主要以讲授为主,让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但是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和心理的成熟和社会阅历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并且大学生关心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上课有主动要求发言的意向。

四、建立教学衔接的制度保障

要搞好“基础”课教学衔接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大学和中学教师的相互交流渠道。长期以来,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教师“各自为政”,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少,这很不利于教师衔接意识的培养。因此,建立大学和中学政治课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渠道就显得尤为必要。如,不定期地开展“基础”课教师和中学政治课教师交流座谈会,建立网上交流渠道等,使他们相互了解各自的教学状况,找到存在的问题。

(2)建立教学衔接的评估制度。教学评估具有导向功能。通过评价目标、指标体系的引导,可以为“基础”课教师的教学指明方向,使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与中学政治课教学衔接。因此,要搞好“基础”课教学衔接,就要建立促进教学衔接的评估体系。一是要把教学衔接列为评估的指标体系之一,并赋予比较高的权重。二是要建立由教学副院长为组长的,由教师、学生共同参加的评估团体。三是要采取多样化的评估方法。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贯彻作用；注意事项

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观的融入实质上是连接法律基础教学、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纽带。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并不能单纯分开讲述，只有二者充分结合起来，内容相辅相成，才能充分体现法律和思政的力量。

一、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贯彻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中专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中依然存在较大问题。首先，尽管现阶段普法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大部分中专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受到外界影响较大，对法律基础课程认知度降低。而且，长期以来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时效性偏低，使学生丧失兴趣。究其本质而言，大部分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始终将法律基础和思政教育分割开来，机械地进行思政教育和法律基础教授。而二者的分开使得很多内容无法有机结合，产生一种教学生硬的问题。所以，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贯彻是将法律基础的内容进行思想政治引导，将二者充分融合，构建一个法律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渗透体系。而且，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整体观的贯彻还能充分凸显学校”树德育人“的一种教学理念。贯彻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整体观还促进了法律基础教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另一方面，任何一门课程的教育教学往往都能渗透思想政治，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一种实践体现。在传统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仅仅是将教学当做一种知识传递，进而忽视了教学过程中学生思政教育的内容。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贯彻保障了法律基础和思想政治的相互融合，能够为学生构建正确三观奠定良好基础。而且，将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中贯彻思政教育，也能从根源上为学生德育认知能力培养保驾护航。

二、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贯穿的注意事项

（一）牢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问题

法律基础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贯彻本质上就是将思政教育作为一种主导观念放在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这就要求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树立起牢固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始终保持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的主导作用。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思政教育贯彻其中，切勿出现为了所谓的遵循学生教学主体而放弃思政教育的情况。主导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灌输”意识，而这种“灌输”意识恰恰是教师身负育人重任的体现，更是一种对待教学尊重的体现。长期实践证明，在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最受学生喜爱和欢迎的教师往往是牢固把把握思政教育主导的教师。这是因为思政教育直接影响着法律基础教学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教师应当在教学中以思政为主导，将学生作为主体，将社会作为载体，形成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法律基础教学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贯彻。例如，在法律基础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让学生在社会中感受自身责任感，培养自身良好情操，为法律基础教学解决实际问题做好准备。

（二）加强教材内容的思政教育渗透

教材是法律基础课程开展的堡垒，也是基础内容。由于传统法律教育教学强调了职业态度、专业法律知识教学和社会哲学等内容，忽略了思想政治整体观的实际作用。因此，法律基础教材必须结合起现阶段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发展前沿，融入相应和学生息息相关的网络道德法律法治、生态道德法律法治、经济道德法律法治以及婚姻道德法律法治等内容，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的思政教育的法律基础教学内容。例如，在经济道德法律法治的教材内容中，教师可以将公平竞争意识教育、合同法内容、职业道德内容、诚信教育内容以及劳动法等内容融入。因为这些都与学生未来走上社会有很大联系，学生的接受度也会较高。同时，辅以案例教学法和模拟法庭等，让学生真切体会法律环境，最终达到道德素养培养和法律知识学习的双重目的。

（三）加强法律和道德的融合

法律基础和思想政治教育两门课程应当科学合理地合并为一门课程。法律是最本质上的一种最低道德水平，也是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基础。所以，通过法律基础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融合，可以让法律和道德融合更为顺利，也能真正培养奉公守法、护法知法的合格中专生。说到底，中专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教学就是一种法律意识的培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是需要将条文教育作为法律意识培养的基础。而单纯条文教育又不能让学生彻底明白法律本质。所以，以思想政治教育观贯彻为纽带，帮助法律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明白法律、个人、社会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例如，在法律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以思政教育观为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课程教学成果评估机制，针对学生法律素养进行综合评估。抑或在案例教学中运用法律知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二者相互渗透。

三、结语

法律基础课的教育目的并不只是让学生了解法律知识或者法律条文，其更是展现法律道德思想内涵，培养法律素养的重要课程。因此，在法律基础教学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观一定要抓住思政教育主导观念，充分体现思政教育价值，达到培养合格的，遵纪守法和道德素养较高的中专生的教育目标。

作者:李明伟 单位: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

参考文献

[1]祁志钢.论法律教学的道德与价值引导作用[J].社科纵横，2013（1）：134-135.

[2]刘青.关于法律基础教学中必须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观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3（8）：178.

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

高职院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意识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该教材第六章是关于择业就业、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论述；第七、八章是关于增强法律意识、了解法律制度等方面的论述。这两章课程除了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择业观和就业观、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外，还担负着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和法律意识。加强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教育，这是顺应法治社会发展、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保障法律权益的迫切需要。高职院校应重视好和利用好这门课程，充分发挥这门课教育培养学生法律就业意识的基础性和主渠道作用，培养学生懂法、知法、守法、护法素养，培养学生良好的就业法律意识。

一、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法律意识的薄弱环节

当前，加强学生就业法律意识得到各高职院校普遍重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是一项长远工作，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一）就业法律知识欠缺

没有法律知识，维权、守法就无从谈起。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以规范大学生就业市场秩序。但不少高职院校学生基础相对薄弱，欠缺就业法律知识。

（二）就业维权意识薄弱

在择业时，毕业生关心最多的是如何设计和制作简历、如何调整心态和掌握面试技巧，对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益的法律知之甚少，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一旦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往往不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

（三）就业契约意识薄弱

我们倡导诚信教育，培养学生守约意识、不随意毁约意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在签订契约时应做到平等自愿，在签订契约后应诚实守信、自觉履行。然而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草率签约、随意违约的行为屡见不鲜。

（四）公平就业意识薄弱

公平就业意识，是指求职者享有公平、平等、不受歧视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机会的法律意识。近些年，求职者受到就业歧视的情况时有发生，较为常见诸如性别歧视、户口歧视、年龄歧视和疾病歧视等，严重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利。

（五）就业守法意识薄弱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部分学生求职心切，为了“镀金”而不惜铤而走险，求助不法分子伪造学历证明或专业等级证书等，殊不知其行为已经触犯相关法律法规，这也反映了部分学生守法意识的薄弱。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法律意识欠缺的原因分析

当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知识教学发挥着培养学生就业法律意识的主渠道作用，但实际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

（一）内容多、课时少、班级大

这门课是公共基础课，内容多、课时少、班级大的矛盾突出。另外由于师资等方面原因，这门课程往往采取合班大教室上课的方式，教学效果不理想。

（二）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法律专业教师欠缺

就业法律意识教育是一种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工作，这门课多为思政专业教师任课，教师在法律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水平有限，对培养大学生学习和运用法律缺乏具体对策，实际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三）教学方法、形式单一

这门课是公共基础课，理论性较强。任课教师由于专业学历、教学经验等因素差异，造成教学效果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就是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缺乏理论性与实践性、互动性相结合，影响教学效果。

三、对策建议

新时期对高职院校就业法律意识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就业指导工作的深度和力度，改变以往就业指导工作短期化、表面化、片面化的状况。按照“以就业为导向”的改革精神，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主渠道作用，整合就业指导课程和心理健康教育有关课程，通过系统化、纵深化、长期化、完整化的教育有效提升高职学生就业法律意识。

（一）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结合这门课中就业指导部分和法律基础部分，培养学生的就业法律意识。在教学内容上重点掌握与就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让学生充分了解或掌握就业具体法律权益：平等就业权、知情权、隐私权、财产权、救济权等，以及具体的法律义务。为了提高法律意识教育的实效性，应该注重理论性、实践性与互动性相结合，综合运用讲述法、问答法、讨论法等基本教学方式，采用重点讲授法、实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观摩审判教学法、补充内容教学法等，适时运用多媒体、投影视频等现代信息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二）有针对性地确定重点教学内容

针对多发和突出的法律问题，确定重点教学内容。任课教师应以提高学生就业法律意识为根本，以就业维权为核心，以学生顺利就业为宗旨的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在让学生增加法律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针对薄弱环节，确定重点教学内容，着重培养学生维权意识、契约意识、公平意识和守法意识。

（三）整合相关课程，建设一支专业合理的教师队伍

根据讲授任务，这门课要求任课教师需具备思想政治和法律两方面专业背景。首先，学校可根据具体实际，在同一体系之下将课程进行拆分，划分教学任务和侧重点，并适当增加就业法律部分课时量；其次，建设一支法律专业的师资队伍，增强任课教师法律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另外，整合就业指导课程和心理健康教育有关课程，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和连贯性，任课教师在教学工作中应加强相互的交流、配合与协调。

（四）延伸课堂外教学，对大学生就业提供法律援助

高职院校就业部门可以设立大学生就业法律援助中心，吸引校内专业法律教师或者兼职律师参与对大学生的法律援助，对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帮助，也可以通过建立就业法律指导网站、开通咨询电话、开展讲座等形式宣传就业法律知识，提示就业法律风险，帮助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维护合法权益。还可以把学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多发和突出问题集中归纳，及时援引到课堂教学中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就业法律意识教育实效性。总之，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就业指导工作的重点范畴，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对大学生就业法律意识教育的主渠道和基础性作用，完善课堂教学，使法律意识教育更有针对性、具体性、实效性，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的通知，2005.03.

[2]罗国杰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07.

篇5

【关键词】非正常关系　法官与律师　经济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2-0072-03

一、问题缘起：正常与非正常关系的标准

近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关系因素在法律适用中发生影响的原因为：法官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及社会因素；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为：分配功能、交换功能、表达功能、补充功能；减少或消除关系因素对法律适用的影响的方法为：辩证地认清法律与关系的矛盾关系，法官要做到：独立审判、理性分析关系背后的目的、提高业务能力以及严于律己。

此报告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材料和数据，可惜地是，在解读材料以及分析方面仍然缺乏洞见。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视角，采取适当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深刻地解读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列举几种情况。比如在同一案件中，律师与法官建立了金钱关系，但法官并没有考虑律师提出的特别要求，独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判决。或者在此案中律师的诉请符合事实与法律，法官因而支持了其诉请。或由于法官的认识错误，做出了倾向于该律师的错误判决。再有，就是律师与法官在以往的办案过程中相识，但双方并没有在案件之外有过交际，在此案中，法官只是县有倾向性的支持了律师的诉请。最后，律师利用媒体或者法官的上级领导关系，给法官施压，使法官做出具有倾向性的判决。这五种情况反映了判断是否是正常关系的标准时，需要参考的因素。

法官做出司法判决所参考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所以正常与非正常的标准也不可能一概而论。正常最一般的解释为：符合一般的情况、规律或习惯。所以“正常”只是表明一种合规律性，他与好的、正义的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正常的事物要符合大众的习惯，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在这一前提下，大众最不能接受的实际上不是律师与法官之间确立了什么关系，而是法官运用这个关系影响了司法判决。

综上，非正常关系应定义为：通过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此时的关系就是非正常关系。那么，判断是否是非正常关系的标准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是否影响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

二、分析模型

律师与法官之间通过建立非正常关系，这一过程就构成了司法权力买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律师是买方，法官是卖方，司法权力是交易的商品。下面对模型的各组成部分予以具体分析。

(一)买方市场

律师是买方市场的主体，他们一方面有自己的盈利计划，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当事人的盈利计划，这两种计划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作为当事人而言，他们计算利润的公式比较简单，就是通过诉求地实现，来实现“利润”。有时诉求的实现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而成本还包括机会成本，但无论这个公式呈现何种形式，每一个当事人在投入司法程序之前以及做出每一笔投资之前，对自己将要在本案中产生的收益状况都是很清楚的。作为律师需要在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附加很多自己的利益诉求。一名律师不但要考虑个案收益、还要考虑职业生涯的收益，还必须遵守律师团体以及与法官团体之间的隐秘的行业规则，以免被利益团体所排斥。所以，由于律师的介入，律师与当事人对非正常关系的交易需求就会发生变化。

在买方市场中，经过律师和当事人的利益博弈，方能决定买方市场的需求。另外，在买方市场中，当事人与律师的投资方式也不同。当事人基本都是现货投资，即在自己的案子中投资；律师除了现货投资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做期货投资的，即与法官保持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此时的关系并不是非正常关系，唯有到两方同时进入司法过程进行交易的时候，一直保持的关系才转变为非正常关系。

(二)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的主体只有法官。法官在考虑自己的收益时要比律师、当事人复杂得多，因为法官在成本和收入这两个部分存在许多复杂的因素。在成本方面，法官最重要地是考虑两种类型的成本，其一是“名”，包括社会名声、政治前途等，其二是否能够通过法律实现。由于法条主义决策材料未能得出可接受的答案，所以法律还充满了政治和法官个人因素等其他许多东西，因此，“在司法场景下，‘法律’只是法官借以形成自己决定的最广义的材料。”然而，法官无论如何凭借规则形成自己的决定，司法在形式上还是严格的规则主义的，由此法官就一定要考虑，如果“造法”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以及非正常关系要完成的诉求能否通过现有的法律表达出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非正常关系必须寻找一个通路得以实现，那么现存法律规则就是这个通路。同时，按照波斯纳的说法：“绝大多数法官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法官”，“法官必须遵守行业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那么法官一方面要将买方市场的需求通过规则实现，一方面又要恪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的原则，这种矛盾就给法官带来了风险。当然除了这两个最重要的成本外，还有许多其它的边际成本。比如闲暇、名誉、尊重、同事关系等等，有时还有更复杂的因素，比如“异议厌恶”等。

总地来说，卖方的收支情况不但较买方远为复杂，并且存在极大的风险，法官即使建立了非正常关系，他也不能够确定能否获取利润。因此在针对卖方市场分析解决非正常关系的措施时，一定要将这些复杂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三)商品

篇6

关键词：钓鱼执法；不正当性；规制建议

行政法活动日益组织化、智能化、秘密化，常规的行政执法手段已无法灵活应对，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法方式更加多样化，其中诱惑侦查手段越来越受到行政执法部门的青睐。

一、概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是行政机关隐瞒身份，通过设计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的情景或者为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提供条件或机会，诱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从而得以收集证据或者查获违法行为人的一种调查取证方式。

理论上，由于现有立法关于行政调查的规定不仅数量少、零散不成体系，且内容上大多是对行政主体调查权的授予，对行政主体调查时的义务则鲜有提及，被调查人的权利也多被忽略。实践中，“钓鱼执法”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举足轻重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

二、“钓鱼执法”的不正当性分析

1.“钓鱼执法”蚕食社会信任

某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为谋取部门利益，用尽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是知法犯法、，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它不仅动摇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民众对法治的信仰，而且降低了道德标准，撕裂了社会成员之间基本的和谐与信任。

2.“钓鱼执法”违反了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原则

行政执法要符合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调查取证方式的合法性，要求在法律优先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那些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钓鱼执法”是利用国家公权来侵犯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这种可能严重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只能是在常规取证方式无法取证或者取证极为困难的情形下实施，是行政取证中的最后手段，对其适用范围应加以严格控制。

3.“钓鱼执法”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

依法行政须实体合法，亦须程序合法，程序违反即为违法。“钓鱼执法”的程序违法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违反告知制度。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时，应事先告知该行为的内容，包括行为的时间、地点、主要过程、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及相对人对该行为依法享有权利等。其次，违反情报公开制度。凡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力义务的行政情报资料，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密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和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复制。第三，违反陈述和申辩制度。行政主体实施一定行政行为，在告知相对人后，相对人可能对该行政行为持有异议，认为该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第四，违反表明身份制度。行政机关在调查、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出示证件。最后，处罚主体不合法。涉及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依法只能由法定行政机关行使，不得委托其他机关、组织代为行使。

4.“钓鱼执法”违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是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牺牲案件的真实换取司法的正义，还在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钓鱼执法”属于采取引诱、欺骗的方式诱使公民违法，其取证方式违反了公民的真实意志，其获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理应被排除在法律效力之外。

三、对我国“钓鱼执法”等执法取证行为的规制建议

“钓鱼执法”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和风险，但在实践中确实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取证方法并被广泛采用。与其完全排除这种陷阱证据，不如尽快对“钓鱼执法”等执法取证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明确其可采性标准。

（1）严格限定实施执法取证行为的主体。由于行政执法时，经常会不可避免地对违法者实施强制措施，加之扮演“钓钩”的行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所以应当将取证主体严格限制在法律授权的行政执法人员范围内。

（2）严格限制行政诱惑调查的适用范围。由于这种行政诱惑调查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不得滥用，只能用于具有相当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且极难侦破的，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政违法行为。

（3）必须经有关机关的批准。以德国为例，就必须分别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的书面批准，若延误就有危险且不能及时得到检察院或法院的决定，侦查机关也可先派遣侦查人员，再提请检察院或法院批准。若检察院或法院在3日内未予批准，侦查机关必须取消派遣。笔者建议，在我国进行获取陷阱证据的执法行为时，应提出书面申请、详细陈述理由、实施条件和目的等，再经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的审查和书面批准。

（4）嫌疑对象必须是已经存在违法意图的人，执法人员所设的陷阱也不应超出一定限度。也就是说，行政诱惑调查所设的陷阱不能使一个本没有违法意图的人也去实施违法行为。至于判断此种诱惑性的标准，应以一个普通公民所能承受的条件为限。

参考文献：

[1]柯耀程.变动中的刑法思想[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85.

[2]汤德宗.行政程序法[A].翁岳生，编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3]张少琳.刑事证据的运用[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25.

篇7

随着北极气候变化的加剧，以及世界经济对能源和航道需求的增加，北极地缘政治处于一个活跃期。北极的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议程。北极的治理存在着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北极国家权利主张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国际行为体积极活动与治理机制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为此，本刊与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合作专门组织四篇关于北极治理的文章。这些作者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国际政治、国际法、世界经济和极地科学等相关学术背景，对北极治理机制的建构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评述和设计。可以说，这组文章反映了当代中国学者对北极治理的观点。

编者谨识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消融的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海洋法公约》、北极理事会等相关治理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使得构建与完善北极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上，国际学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地拟制《北极条约》，另一种则是强化现有治理机制在领域性与功能性问题上的治理。对此，中国应立足于实现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从而推动该地区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最终为北极的和平开发和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北极治理 国际机制 国际海洋法 气候变化

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1) 04-0001-08

据科学研究，本世纪末北冰洋也许会变成无冰之洋。这种变化对北极海域而言，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影响。消极的影响体现在有可能给北极海域的海洋环境、当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乃至全球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带来灭顶之灾；积极的影响主要在于北极海域开发利用的商业价值，包括海底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航道的商业化通航，而这正是引发北极国家争端纷起的主要原因。北极气候变化明显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而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性使北极治理问题集聚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引起包括政界和学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完善相关治理机制、使之在北极政治秩序的建构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已经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和挑战。

一、北极治理的动因与内涵

受气候变暖与全球化的影响，北极地区[1] 正经历着大气、海洋、陆地、生态和社会等方面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并将对北半球和全球的气候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北极地区冰川、冰架大面积融化、海冰面积锐减、永久冻土层解冻、温度上升等都强有力地证明，全球变暖对北极海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北极海域导致的冰层融化将会反作用于全球气候系统，使全球气候变暖加速。[2]

就全球气候变化而言，北极是一个类似于“晴雨表”的早期预警系统。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研究资料表明：“全球变暖使北极海冰在过去20年中急剧减少，所记录到的北极海冰覆盖最少的六次记录都是在过去六年。……北冰洋将在2020年至2040年的某个时候完全无冰，如果早的话，在2013年夏天就会无冰了。”[3]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北极气候反应：全球性影响》研究报告则认为，北极地区变暖将造成全球性的不利后果，其程度远远超过之前的预测。北极地区的气温升高速度将是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两倍，这会造成数量惊人的海冰融化，影响到北极及周边地区的大气环流和天气。北极地区的天气变化预计将造成包括欧洲和北美洲地区在内的气温和降水变化，从而严重影响到这些地区的农业、林业和供水系统。该报告结论显示，到2100年，海平面很可能上升1米以上，这一数值超过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结果的两倍，因为后者并没有将大冰原融化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意味着北极“消融”将造成沿海地区的大洪水，直接影响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4]

随北极海冰消融而来的，是在商业航运、油气开发、矿产开采、捕鱼业以及旅游业等经济机会的刺激下，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内的全球行为体对北极的兴趣日渐高涨，这使得北极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联系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各国围绕该地区海上航道归属权、自然资源权利等而产生的新一轮“北极争夺战”则日趋激烈，其中既有岛屿之争，如加拿大与丹麦的汉斯岛之争、挪威与俄罗斯有关斯瓦尔巴德群岛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相关问题的争端；加拿大与美国、欧盟的西北航道、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北方海运航道之争；也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外缘的划界、海洋边界的划界之争，如美加的波弗特海海洋边界及大陆架争端；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围绕着罗蒙诺索夫海岭与门捷列夫海岭的大陆架之争以及挪威俄罗斯之间巴伦支海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问题。在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目前还存在着对北冰洋国际海底区域的分歧。

北极治理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就在于其将人类行为引向对整个人类社会有益而无害的集体性成果，即促进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面对北极治理的挑战，政府间国际组织、原住民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环保组织及一国地方政府等非国家行为体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毋庸讳言，国家在当前北极治理中依然扮演着主导性角色。正如有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当涉及到治理时北极并非白纸一张。[5]现有机制安排既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样的全球性治理框架，还包括诸如建立北极理事会和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的区域协议，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的航运准则等。如要进一步推进北极治理，相关机制安排就必须尊重那些与该地区自然环境保持独特而长久关系的原住民的利益；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必须充分利用传统与主流的科学知识；必须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北极资源并将整体化或系统化的方法（如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空间规划、全面环境影响评估等）作为相关决策的基础。

我们知道，人类设立治理机制与行为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如养护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渔业资源），避免公害物品（如防止危险性的气候变化或大规模海洋生态系统退化），加强外部性的内化（如防止跨界污染物的扩散、避免石油泄漏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保护人权（如强化原住民的自决权）等。人类社会还将根据目标的可实现性、有效性、合法性及追求正义等一系列准则对治理机制进行监测与评估，并定期检讨现行的治理机制，强化那些经过时间检验且切实可行的机制，调整或替换那些不再适应环境变化需要的机制。总体来看，北极相关的治理机制安排为我们应对有关治理的挑战和机遇奠定了基础，但它们在北极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仍能满足新的治理需求吗？

二、北极地区的既有治理机制及其不足

在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国家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也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要想缓解乃至平息新一轮的北极之争，最具可行性的方式就只能是通过构建与完善相关的国际机制，规范、协调各国的行为，通过国际合作以实现利益共享。

（一）既有北极治理机制概览

具体而言，北极地区既有的治理机制又可细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全球层面的安排。如1982年《海洋法公约》，它并不是专门为北极地区而设计的，但是由于其普遍性，北极理所当然也在公约约束的范围之内。除《海洋法公约》外，国际海事组织有关船舶航行和海洋环境污染的一系列国际公约以及“软法”性质的指令同样也适用于北极海域。[6] 此外，与北极气候与环境问题紧密相关的协议及组织机构，如《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也涉及到了北极治理问题。

二是多边层面的安排。如1920年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该条约规定了斯瓦尔巴德群岛的归属于挪威，但保留其他国家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开采权利，并保持群岛的非军事化。该条约被视作解决北极地区争夺问题模式的典范。此外，还有1973年的《保护北极熊协定》，它由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和前苏联五国签署，旨在拯救北极熊、保护其生存环境，规定“除科研目的外，禁止捕杀北极熊”。除有关专门性条约外，北极地区最出名的治理机制当属由北极环境保护战略[7] 发展而来的北极理事会，该理事会为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另外，巴伦支-欧洲北极理事会、北欧部长理事会等次区域组织，也日益在北极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是双边层面的安排。例如1988年美国和加拿大签订的《北极合作协议》、1994年《美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防止北极地区环境污染的协议》、1998年挪威与俄罗斯签订的《环境合作协议》等。

可见，当前北极治理的主要依据是由国家主导的无约束性的软法和有约束性的硬法的混合，北极地区现有的机制安排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缺乏统一、全面、综合的机制。无论是对于资源、航道和安全问题，还是在多边或双边层面，目前的北极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低级政治领域，尤其是环境保护或合作领域，而关于地区整体治理或的安排则非常之少。目前北极地区还缺乏一种具有支配性的政治和法律机制，缺乏能促进区域总体发展的机制，更缺乏一种能够协调各国就北极资源或远洋通道达成共识的机制。[8]

（二）既有北极治理机制的不足不处

鉴于在上述既有北极治理机制中，《海洋法公约》和北极理事会最具代表性，以下部分主要就二者在该地区“治理上的漏洞或空隙”（governance gaps or rifts）进行分析。

1. 《海洋法公约》在北极适用的局限性

作为全球性的“海洋大”，《海洋法公约》有关海域划分和法律地位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北极海域。据此，北冰洋沿海国可以对以下几个区域主张或管辖权：（1）一国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与该国陆地之间的水域构成该国的内水；（2）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可以向外划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3）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沿海国可以划定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4）一国陆地向海洋自然延伸部分构成该国大陆架。其中，内水和领海构成一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不属于沿海国领土。由于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陆架延伸至北极点，北极点周边为冰所覆盖的北冰洋被视为公海和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根据《海洋法公约》，前者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后者则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管理和开发，它们都不能成为国家占有的对象。

但《海洋法公约》对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规定充满了争议，第76条规定：“沿海国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限的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这条包含“或”字的含混规定导致了许多争端，[9] 北冰洋沿海国都试图使本国大陆架外部界限尽可能向外扩张，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战略利益。俄罗斯是第一个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这种申请的国家，但遭到了加拿大、挪威等国的反对。2002年6月，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对俄划界案的建议，认为俄的申请“证据不足”，要求俄重新进行科学考察、补充证据。2005及2007年，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北极科考活动。2008年，俄在北冰洋开展了更深入的勘察活动，进一步搜集相关数据，以加强其北冰洋外大陆架主张的依据。除俄罗斯以外的北极地区国家中，挪威(2006年) 、冰岛(2009年) 、丹麦(2009年) 等都先后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划定北极海域外大陆架的申请。显然，北冰洋沿海国扩大其大陆架范围，就意味着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 的国际海底区域相对缩小。

此外，《海洋法公约》第234条是唯一涉及北极海域“冰封区域”的内容的条款，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北极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制了船舶在冰封区域航行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即“沿海国有权制定和执行非歧视性的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船只在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冰封区域对海洋的污染，这种区域内的特别严寒气候和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冰封的情形对航行造成障碍或特别的危险，而且海洋环境污染可能对生态平衡造成重大的损害或无可挽救的扰乱。这种法律和规章应适当顾及航行和以现有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基础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但对于冰雪正在不断消融的北极地区而言，其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全面的治理机制。北极环境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预示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大面积的北冰洋海域就能实现海面航行、海洋科学研究及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而在现行国际海洋法框架内，上述活动不应受北极国家的完全管控。

因此，尽管丹麦、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挪威等北冰洋沿海五国于2008年5月在格陵兰的伊鲁利萨特达成共识，决定在现行《海洋法公约》框架内、以文明方式与和平磋商来解决北极领土和自然资源归属的纠纷，认为无需构建新的综合性的治理机制。但我们也应看到，《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海洋法的一般性规定并不足以解决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资源开发、航道开辟、渔业捕捞、环境保护与军事化利用等若干特殊问题，《海洋法公约》有关外大陆架的规定更是有可能成为北极争夺加剧的突破口。

2. 北极理事会在地区治理上“先天不足”

作为冷战结束后的一项积极成果，1996年设立的北极理事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包括美、俄在内的环北极八国在该地区进行实质性合作。为实现北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理事会每两年举行一次部长或副部长级的会议。为确保北极原住民有参与理事会议程的机会，北极理事会还接受了四个有资格代表原住民的组织作为“永久性参与者”参与理事会的各项工作。同时，北极理事会还向非北极国家、政府间组织和议会间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实体开放观察员地位。

客观讲，北极理事会在监测与评估北极环境、气候变化，促进原住民参与地区可持续发展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它也存在明显的“先天性”缺陷：（1）没有法律约束性的义务和规定。建立北极理事会的《渥太华宣言》未对参加方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北极理事会也未获得这方面的授权。（2）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国际组织。它是项目驱动的，也无权对其参加方施加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虽然在其框架下也制定了一些无约束力的指导性建议，但其影响力很难确定，因为北极理事会从未系统性的评估过这些建议是否得到遵循。（3）参加方的有限性。北极理事会的独特性在于其对该地区原住民的关注，但非北极国家只能获得观察员资格。（4）没有常设性的独立秘书处。（5）没有机制性的资金来源。因此，北极理事会这种缺少条约约束力的体制是否能够成功协调多方主体在北极事务上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是否会在该区域面临重大问题时丧失功能，是理事会未来需认真面对的问题。[10]

此外，北极理事会在授权方面也仅仅只能探讨环保和发展问题，并不涉及安全合作问题，加之美国在北极事务中只愿扮演“次要角色”（minor power）的暧昧态度，北极理事会自成立以来从未能体现其全面、有效管理北极事务的潜力。

三、构建北极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北极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当前对北极治理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应构建新的多边架构或仅是利用既存的治理机制问题[11]，这实际上涉及到不同国家对北极治理的定性问题。少数几个环北极国家认为北极治理是一个区域性问题，没必要构建新的综合性治理机制。因此，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纷争不断，但它们都力图不让“外人”介入北极，希望通过闭门协商的方式，讨论北极资源开发、航道管理等重大问题，具体领土争端则依据《海洋法公约》解决。而更多的非北极国家则认为北极地区治理也涉及到全球性问题，尤其是气候变暖的影响最大，北极海冰、冰川、冻土正以快于其他地区两倍的速度加速融化，这将会导致全球海平面日益上升，而这对各国沿海地区来说是利益攸关的事情。因此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治理问题已不仅是环北极国家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北极圈外有共同利益的国家。

（一）“顶层设计”：《北极条约》的拟制

有的国际环保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海洋法公约》不足以保证北极问题的解决，因此提议比照南极，[12] 制定一个《北极条约》，以使该条约与南极条约体系相呼应，确保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更有学者就未来《北极条约》可能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阐述: [13]

1. 明确北极地区专用于和平目的。北极地区目前已经建有多个军事基地，北极冰盖之下也是各国潜艇活动频繁的区域。北极地区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仅凭条约就使世界各国放弃北极这个战略要地，特别是美、俄等已有军事力量部署在北极地区的国家放弃其已拥有的军事优势显然不太现实。但是只有非军事化的最终实现才有可能在北极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开发与利用。

2. 在承认北极国家有权根据《海洋法公约》划定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前提下，冻结或者取消《海洋法公约》有关外大陆架划界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基于《南极条约》冻结各国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先例，在目前任何国家都未能依据该条获得科学依据并在产生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取消(或冻结)《海洋法公约》。上述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不仅可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样不仅能暂缓争议，而且也可以避免各国为了寻求科学依据证明其200海里外大陆架主张而进行的对北极地区的不合理考察和开发，进而避免这种科学考察可能引发的进一步争端，甚至是武装冲突。

3. 确立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北极海域(包括根据《海洋法公约》应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外大陆架的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借鉴《南极条约》中的“协商国制度”，由各北极国家和符合一定条件(如在北极设有科考站)的其他国家组成《北极条约》协商国，共同制定在相关海域从事科考、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活动的法律制度并监督其实施。其中，该海域的资源开发可以大体参照《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为国际海底区域规定的“平行开发制度”进行。

4. 以《北极条约》为核心，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就环境保护、资源开发、非军事化等某些具体问题领域进一步缔结相关的议定书，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的“北极条约体系”。

有学者认为，在日趋巩固和完善南极条约体系之后，一旦北极条约得以成功订立并随之以其为核心形成有特色的、有成效的北极条约体系，那么现代国际法的崭新分支极地法，就会逐步形成并得到蓬勃发展。[14] 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美好而理想的愿景，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和立场的分歧，要达成任何一项得到各国广泛接受的北极治理的新机制，以便在该地区“维护最低限度的秩序”和“争取最优的秩序”，在短期内都绝非易事。

（二）“现实选择”：强化既有北极治理机制并使之体系化、网络化

以奥兰•杨为代表的一些北极治理项目的学者则认为，[15] 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北极不太可能出现一个以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体系，但是该地区事实上已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治理安排。应当让现有的各个治理机构和组织齐心协力、相互支持、形成一个更加复杂的治理体系；采取共同管理的态度，使总的治理效果大于各个机构和组织治理效果的总和。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要实现北极的良治，就必须尊重、执行和加强现有的北极各项治理机制，如《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以及其他政府间的条约、协定和政府同原住民之间的安排及相应实践等。上述各种机制应构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以促进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正义，并承认原住民参与决策的权利。

对于因北极地区经济开发活动的开展而带来的航运、环保问题，这些学者认为，应通过适当的国际机构保证这类关键的功能性或领域性的具体问题首先得到解决。如在国际海事组织的主持下，尽快制定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守则，以规制北极地区航运、环保规则。鉴于北极理事会相关工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已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因此可在此基础上，尽快在搜救及危机应对等方面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在其他领域，如渔业和旅游业方面，则需要诸如国际南极旅游从业者协会这类独立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北极理事会的治理性缺陷，则应强化理事会作为审议北极事务首要论坛的地位，并突出理事会首要目标是成为北极治理的管理者；重新界定和扩大理事会的授权范围，使北极理事会的议题包括安全、卫生、教育等事项，并设立一个常设性的秘书处；接纳北极国家之外的核心国家（如中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以及欧盟委员会为理事会永久观察员；为北极理事会建立一个可靠的资助机制，使理事会能够选择和实施相应的项目，而不至于只能逐案实施得到个别成员国自愿捐助的具体项目。

上述两种学术见解都看到了现有机制安排还不能满足北极治理的需要，但在治理方式上，前者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先整体、后领域”模式，后者强调在功能性或领域性机制安排未成熟之前，不应出台新的综合性治理机制。因此，二者只是研究角度不同；实际上，北极治理国际机制的构建大体上可分三步走：第一步将在北极海域全面实施《海洋法公约》作为过渡措施；第二步在北极理事会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一个专门适用于北极海域（甚至适用于包括陆地在内的整个北极地区）的综合性环境保护协定；第三步则在时机成熟时，比照南极，由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努力，订立并逐步完善《北极条约》及相关文件体系。

（三）中国的应对

中国一直以来都支持以《海洋法公约》为首的现行北极地区法律法规，但是同时也认为这一法律秩序并没有解决现在北极地区所面临的争端，在很多方面都还需要根据北极地区的具体问题落实与细化。中国也关注着环北极国家的200海里外大陆架的划界争议问题，有关国家应在《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以科学数据为基础，通过多边谈判早日协商解决争议，否则争议的存在将影响到北极地区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确定200海里外大陆架界限时，不仅要妥善处理与相邻的环北极国家之间的关系，更要充分考虑北极地区对全人类的影响，在环北极国家的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可以在现行国际法基础上，制订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律制度，对北极地区的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做出规制。[16] 截止到2009年，中国已经参加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等主要国际环境公约，并正在认真履行相关条约义务，在控制温室气体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取得了切实成绩。中国的努力对于保护北极乃至全球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在北极治理中拥有重要权益，除科考和环境权益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资源和航道权益。如前所述，由于现有的北极治理机制还不健全，这为伸张我国在北极地区的利益，保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航道等平台留下了参与的可能性。但目前我国的北极参与度还很低，与美国、俄罗斯和挪威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相比，我国在确保北极权益方面在国际法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国内北极社科问题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在众多北极论坛和国际会议上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身影。这既不利于我们了解北极国家的政策趋势，亦无法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的声音。实际上，中国完全可以发挥重要的砝码作用，推动北极治理的国际化，引导构建中的北极治理机制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如要更积极地介入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路径着手：首先，应加强研究，组建研究团队，同时积极开展与重要北极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交流，把握其北极战略或政策的走向。其次，应通过加强与某些环北极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关系，逐步扩大中国在北极的利益，同时也将双边关系中另一方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其中尤其应深化与冰岛、挪威、瑞典等北欧各国的联系与合作。第三，应尽快在国家层面形成整体一致的中长期北极战略发展规划，并将北极权益的维护与拓展纳入到我国的整体发展战略之中。

总之，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和“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者，中国理应立足于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平衡，形成整体一致的中长期北极战略规划，从而推动北极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的完善，为该地区的和平开发和利用做出应有贡献。

注释：

[1]北极地区包括北冰洋及附属岛屿、北美大陆和欧亚大陆的北部边缘地带，主要由北冰洋和环北极国家濒临北冰洋的沿海地区组成。

[2] 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acia.uaf.edu/PDFs/ACIA_Policy_Document.pdf, 2004-04

[3] Walt Meier, Julienne Stroeve, Mark Serreze, and Ted Scambos, “2010 Sea Ice Outlook, June Report”, National Snow and Ice Data Center (NSIDC), 省略/files/search/sea-ice-outlook/2010/07/pdf/pan-arctic/meieretaljulyoutlook.pdf

[4]“ Arctic Climate Feedbacks: Global Implications”，assets.省略/downloads/wwf_arctic_feedbacks_report.pdf

[5] Oran R. Young, “The future of the Arctic: cauldron of conflict or zone of pe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7 Issue 1,2011， pp. 185193.

[6] 如《海上人命安全国际公约》、1973/1978《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国际公约》及附件、1972年《防止因倾倒废物及其他废物污染海洋公约》、1990年的《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国际公约》、2000年的《有害物质引起的污染事故的防备、反应和合作议定书》、有关油污责任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及《极地冰封海域船舶运营指引》等。

[7] 美国、俄罗斯、 加拿大、芬兰、瑞典、冰岛、挪威和丹麦(格陵兰）八个极地国家于1991年签署《北极环境保护宣言》，宣布成立北极环境保护战略（AEPS）。AEPS从未设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是寻求通过集体的政策发展以达到由单个国家的环境法律和政策加以最终实施的目的。

[8] Scott G. Borgerson, “Arctic Meltdown,”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Issue 2, March/April 2008，pp.63-77.

[9] 吴慧： “‘北极争夺战’的国际法分析”，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0] David Vanderzwaag, Rob Huebert, Stacey Ferrara, “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Arctic Council and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Tinkering While the Arctic Marine Environment Totters,”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Spring 2002.

[11] Charles K. Ebinger & Evie Zambetakis, “The geopolitics of Arctic Bel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85 Issue 6, November 2009，pp. 1215-1232.

[12] 1959年12月1日，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苏联、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经过60多次会议，签订《南极条约》，条约自1961年6月23日生效。条约明确了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南极洲永远继续专用于和平的目的，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在南极洲实行科学考察的自由并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而所有针对南极的领土要求都被冻结。在此条约的基础上，南极条约协商国又于1964年签订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72年签订了《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签订了《南极生物资源保护公约》。1991年10月在马德里通过了《南极环境保护议定书》及5个附件等一系列关于南极地区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国际条约，形成“南极条约体系”。

[13] 黄志雄：“北极问题的国际法分析和思考”，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6期。 See Donald Rothwell, “The Arctic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ime for a New Regim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January 2008, pp.248-250.

[14] 周洪钧：“两极地区法律地位与相关制度的构建”，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91-294页。

[15] “Arctic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Transformative Change: Critical Questions, Governance Principles, Ways Forward,” 省略

[16] “中国对北极事务的看法――外交部胡正跃部长助理在‘北极研究之旅’活动上的报告”，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5期。

篇8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自我学习、判断和决策的算法，其在类案类判、智慧检务建设等司法系统的“技术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还将算法模型应用到量刑、保释、假释等决策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例如，康斯威星州State v. Loomis案件中，被告认为州法院使用Compas算法模型量刑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其决策的准确性、透明性都有待检讨，遂向州最高法院上诉。在科技革命扑面而来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检索、风险评估等法治进程中的应用需要认真对待。

一、美丽的误解：算法默认是公平的

建立在算法模型基础上的人工智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便利，如网络约车、区块链、互联网金融等带来了社会进步，但其潜在的弊端不容忽视。2016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分析报告指出，目前针对犯罪倾向性预测的人工智能系统，无论技术人员如何调整机器学习的策略和算法，人种和肤色都成为无法抹去的高优先识别变量。那么看似技术中立的算法为什么会产生歧视？

算法本质是互联网的编程技术，但这种编程技术绝非中立。谷歌公司的数码相册软件将深色皮肤的人标记为大猩猩，展示了科技错误如何转变成伤害，进而导致社会不安与仇恨。正如这里所示，算法歧视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预料的、无意识的副产品，而非编程人员有意识的选择，更增加了识别问题根源或者解决问题的难度。那么算法歧视是如何出现的？首先，算法结果建立在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之上，基础数据的不完善将直接影响算法输出的科学性。数据本应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如果编程数据本身不正确、不完整或过时，输出的结果则会以偏概全。我国的裁判文书上网制度有待完善，各省关于类案类判制度的试点也还存在“数据孤岛”等“先天不足”，这不可避免地会损害算法输出结果的公平性。其次，算法的设计、目的、成功标准、数据使用体现了设计者、开发者的主观选择，他们可能将自己的偏见嵌入算法系统，这导致算法继承了人类决策者的种种偏见。第三，算法决策是在用过去预测未来，而过去的歧视可能会在算法中得到巩固并在未来得到加强，因为错误输入形成的错误输出作为反馈，将进一步加深错误。第四，算法决策不仅会将过去的歧视做法代码化，而且会创造自己的现实，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

二、算法歧视的治理难点

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具有典型的“黑箱”特点，连设计者可能都不知道算法如何决策，要在系统中发现有没有存在歧视和歧视根源，在技术上非常困难。如果按照现有的法律责任规则，由于系统的自主学习、决策能力很强，它的开发者无法预测最终将输出什么结果，那么黑箱的存在难以查找事故原因，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责任鸿沟。除了如何通过设计确保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平性外，算法的治理难点还有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工具主义思维盛行。工具主义是指将各种科技成果视为解决人类问题、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其在法律领域是实用主义法律观的体现。电脑量刑、类案类判输出的结果之所以往往为民众质疑，是因为只讲手段不问目的的工具主义割裂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导致输出结果无法取得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的弊端在现代化早期已经暴露无遗了，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也无法自动形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算法的透明性问题难以公开。算法的输出是“黑箱”过程，即便人工智能最终的应用出现严重后果，算法的过程也无从得知。人们无法判断损害到底如何造成、更不清楚算法本身是如何编写的。对于掌握先进科技的企业而言，算法往往属于企业的“商业秘密”，是受到法律名正言顺保护的“黑箱”。当利用犯罪风险评估软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评估时，决定司法判决结果的就不再是规则，而是代码。而编程人员将既定规则写进代码时，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规则进行调整，但公众、官员以及法官并不知晓，无从审查嵌入到自主决策系统中的规则的透明性、可责性以及准确性。在缺乏必要的问责机制的情况下，无法矫正的算法歧视对刑事司法是一种嘲讽。

第三，运用法律规制算法歧视在操作层面还需考虑以下方面：第一，公平可以量化、形式化吗？如何被翻译成操作性的算法？第二，公平被量化为计算问题会带来风险吗？第三，如果公平是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目标，谁来决定公平的考量因素？第四，如何让算法、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具有公平理念，自主意识到数据挖掘和处理中的歧视问题？

三、通向公正的算法规制

法律只有能够以直观、明确的方式对人工智能的决策进行追踪，才能够保证人工智能在合法轨道上运行。如果算法继续保持神秘并且人工智能公司的重心始终围绕利润而非公正与平等，那么人工智能将很难取得公众对其在司法应用中的信任。发展人工智能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法治公正需要考虑技术革新和权力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2016年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特别强调决策系统透明化对于人工智能安全和管控的作用。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也关于机器人伦理的初步草案报告，提出应当在机器人及机器人技术的伦理与法律监管中确立可追溯性，保证机器人的行为及决策全程处于监管之下。

篇9

一、内容和做法

（一）深入开展廉政教育，着力解决执法不公正问题；开展勤政教育，着力解决执法不作为问题；开展法制教育，着力解决执法行为不规范问题；开展宗旨教育，着力解决执法服务不到位问题。

（二）加强学习教育，提高个人素质。针对执法方式简单、执法不文明、执法不公平公正、执法效能低下等问题，强化学习教育。1.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提高政治素养。2.开展作风建设学习会，撰写了学习心得，学习先进、剖析自己，以身边的榜样教育、鼓励队员，在全局营造了学先赶超的良好氛围。3.开展工作业务培训，提高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能力、常用法律文书的制作水平，有效锻炼办案实战能力；4.推行了先教育、再警告、后处罚的执法模式，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文明和谐的执法形象。

（三）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工作效率。解决突出问题，增强的工作效率。在活动中，开展广泛调查研究，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明确了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难题，狠抓工作落实，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1.认真抓好流动摊贩、马路市场、户外广告等工作，破解城市管理脏乱差难题。2.加强对违法建筑的源头管理，积极推进历史遗留违章处置，破解违法建筑拆除难难题，充分发挥基层的教育引导和日常巡查监管作用，从源头上减少违法建设案件的发生。

二、主要成效

通过开展开展百日作风纪律教育整顿作活动，积极创新创优，工作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创新了工作机制，提高了服务水平，解决了许多难点问题，在全局初步形成了敬业、公平、廉洁、创新的一种执法氛围。

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意识不断增强，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1.和谐执法理念的进一步增强。“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和谐执法”的执法理念牢记心中，始终把和谐执法、文明执法贯穿到工作的始终，执法工作冲突、暴力抗法明显减少。2.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执法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执法行为更加公平公正，更加注重执法方式的转变，注重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3.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个人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大大增强，时时提醒自己的责任所在，时时注意自己履行职责的情况，不敢推诿扯皮，不敢推责搪塞，对所有案件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案件办结率不断提高。4.创先争优的氛围不断浓厚，执法工作方式方法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三、问题和工作思路

篇10

关键词：证券金融公司；法律价值；制度选择

证券金融公司属于新型金融公司，在我国还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定位，作为融资交易当中的主体，其本身的存在有着现实意义，通过对其和其他公司所进行的比较，能够发现去在制度样态上存在一定差异性，应将其界定为非银行类金融企业。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其本身所具有的作用，需要对其存设法律价值进行阐述，而在制度选择上则应当做好身份明确、行为规范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工作。下面笔者就针对于这些内容进行探讨。

一、证券金融公司存设的法律价值

证券金融公司设立是否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其制度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证券金融公司自身的发展与运行情况来看，证券公司在制度运行上拥有非常大的空间。从整体来说，其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能够降低融资融券交易所出现的系统风险。该交易本身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拥有不利的一面，不仅可以让市场具有更好的流动性，提供更加良好的价格发现机制，从而有效规避投资者本身的避险机制，但也非常容易被人们所滥用，以便对股价进行操控，从而引发交易系统或是结算系统出现崩溃现象，产生系统性风险[1]。第二，监控部门能够对此交易形式进行有效监管和调控。针对于证券市场所进行的监控工作主要是通过政府监管来完成，同时采取自律监管形式。政府监管在交易监管上能够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监管模式本身较为滞后，监管工作变得程序化和法律化，使得其所开展的监管工作不能够了解市场发生的变化，再加上市场所发生的变化都是瞬息万变的，十分容易对监管工作造成消极影响，无法产生良好的监管效果[2]。但是，当证券金融公司设立以后便在该交易中设立出一道防火墙，形成完善监管体系。第三，便于证券金融公司进行融资渠道的拓宽。然而，从我国证券公司的融资情况来看，融资渠道相对较窄，所能够利用的工具也相对较少。现阶段，证券公司所能够使用的融资渠道因自身问题或是政府的管制导致其无法满足公司在资金方面的需求。然而，当证券金融公司设立以后，便能够充分解决上述问题，凭借其在制度上的定位，促使利息和资金都拥有良好的安全性，从而使社会对证券金融公司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对于其拓宽融资渠道具有积极意义。

二、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选择

成立证券金融公司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连接在一起，其本身所具有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其在制度构建和选择上应当做好以下工作。(一)明确身份。所谓明确身份是确定其监管主体和自身的性质。由于该类型公司在性质上的定位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将其定性为非金融企业还是金融企业，如果是金融企业，那么其是否银行类的金融企业。根据相关专家研究显示，由于其并不具有放贷和吸收存款等功能，不属于银行类金融企业。因此，在对证券金融公司进行定位时，其属于金融企业但并不属于银行类金融企业，而且和其它普通类型的金融企业相比较还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其并不是为了盈利而经营，并且在经营范围相对较广，不仅包含了资本市场还含有货币市场，所以我们将证券金融公司定位为一种新型的金融企业。(二)规范行为。对证券金融公司的行为进行规范是确保其正常运行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营业方面需要进行限制。对其进行营业规制时主要是加强在证券与资金方面上的监管，以此来确保该公司的证券与资金不论是在放出，还是在收取上都是合法和合理的，从而有效控制因交易所出现的杠杆效应，避免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两者出现风险转移，进而使证券金融公司应当构架出完善治理结构，对从业人员、股东以公司所有人员的所拥有的权利，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构建出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以此来充分发挥出公众监督自身的有效性，并接受公众的质疑与询问[3]。(三)控制风险。证券金融公司在整个融资交易过程中所起到的是防火墙作用，但是这也给该公司埋下了非常严重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证券金融公司本身是否拥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将会对融资交易产生直接影响。从证券金融公司在风险控制上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控制经营过程中的风险。首先，由于证券金融公司只是市场发展过程中只是一个过渡制度，在未来未必能够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转换，因此在交易试点上应当以证券公司券转融通作为核心，伴随着市场环境与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应当逐渐扩展证券金融公司本身的业务范围，不仅能够满足其发展规律，而且还能够获得良好风险控制效果，促使公司的运行更加稳定。其次，加强信息披露。信息的披露不仅包含对公司信用、人员等情况进行披露，而且还包括对资金和证券来源情况进行披露。通过信息披露能够让社会工作对其进行监督，从而达到风险控制的目的。

三、结语

总之，证券金融公司在金融市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想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作用，不仅要对其进行定位，而且还需要了解其所具有的法律价值，并且还要进行制度选择。当该公司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以后，那么其在市场中将会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从而提高我国金融水平，促进金融市场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萌.证券金融公司存设的法律价值与制度选择[J].浙江金融,2011(12):47-50.

[2]冯楚.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价值选择——兼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28(4):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