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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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篇2

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讨论存在一个中心点，那就是首先承认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或承认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当前资本的流动性很强，这是为了找到最佳增值环境而积累更多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商业体育继续在世界各地寻觅发展机会，而不仅仅局限在当地的某个地区或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就其规模和实力而言，这些跨国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机会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通过把部分体育相关生产从富国转移到相对贫穷的国家，抑或通过企业合并、收购或托管的形式。当代资本主义也在所谓的国际治理制度中得到体现，国际治理的目标是同时照顾到国家利益和跨国资本的需求。

与此同时，经济比政治更占优势，企业对体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优势，私有体育利益比公共体育利益更占优势。很多情况下，体育就是资本主义结合这些优势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关体育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结束，其原因是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市场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驯服以及商品化的惯常做法。即使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把体育当作有用的辅助工具使用的跨国企业，也承认大体上企业的运营理念还是以获利为中心的。跨国公司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体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场崩溃，即使是暂时的，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全球化只代表着加速走向体育界的资本化，而不接受这种类比就是不加辨别地承认推进全球化过程是变异的资本主义，是对公共生活的驯服和商品化的一贯做法。

在某一价值层面上，依据新自由主义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务项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业的身份自行运营，不同体育领域的作用仅仅是争夺消费者而已。在另一层面上，新自由主义还提倡为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经济融合扫清障碍，前提是贫困国家的政府严格遵守自由主义政策。虽然新自由主义是一套理性的复杂知识体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的政治观点是古朴而简单的，这是因为政治在市场制定的条款之外就没什么特殊意义了。接受这种逻辑就是要否认或弱化当代体育呈现出的实现社会改变和变革的诸多机会的重要性，而否认实现社会变革机会的观点仍然存在，这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身处十字路口这一状况缺乏认识，全球政治的新标准和社会经济合作普遍存在。换言之，缓解贫困的政策已经制定并执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间中或得到发展或逐渐消失，这个全球空间一方面体现为生态政治，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体育中或通过体育实现社会改变的机会。

很多情况下，自由被简化为买卖的权利，并减少了和私有化的个人主义团结起来的机会。20国集团峰会也旨在成为新社会秩序建立的标志，一种更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以应对部分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贫困危机。美国曾经的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共识现已过时，现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来调节市场，而不是放任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体育的潜力不能被视为存在于体育提倡的价值中或某种资本主义形式中。

篇3

 

“穷则思变”，变革传统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者们的共识，“思变”是形势所需，也是正确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变”、“向何处变”。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建立真正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急需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困惑面对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困境，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学界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争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提出“中国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21的问题。就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大体上人们提出了两条思路：一是无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无限西化论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已经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证明它已经是过时的“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是“有用之学”，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而要无限西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有限西化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滞后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是因为它是源自前苏联的教条主义，因此，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和着眼于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西方经济学从不同层面融为一体，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中，使之融合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某种新的经济理论，实现有限度的西化，这样，就既能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内容，从而指导好中国的改革与发展¨1。

 

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对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对我国经济运行的有益有用之处，应该正确对待和借鉴。但无限f『ti化论的观点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设前提下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解释，“在南为橘，在北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习惯和相适的成熟制度的情况下，不是借鉴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区分地无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标不治本。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身也存在着危机与变革H]，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客观地评价说：“标准理论已日益数学化，雅致而又精确，同时，也Et益未能正视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现状的忧虑，他不无失望地说：

 

“经济学向何处去并不明朗。”

 

相比较而言，有限西化论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对路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有用之处，但中国不仅需要恢复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巩固、或者更确切说是恢复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以及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管理办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经济学之上，拼凑出某种新的经济理论，主次不分而缺乏内生或内省，缺乏创新与发展，“根基不稳，何以缠藤?”其结果很可能只是拼凑成“四不像”，会因为缺乏底蕴或不兼容而“死机”。

 

可见，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是无限西化的“拿来主义”，也不能是有限两化的“拼凑主义”，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到底在嘤二、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最常见的回答是：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人们常常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J——来证明这一规定的正确性。

 

对政治经济学作这样的规定看似正确，实则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有“谁来研究”的问题，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体问题。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代表的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中的那句话里只提到了研究对象，但《资本论》从头到尾体现的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它就将自己的立场定位于无产阶级；而且从一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着眼点放在劳动上，由此展开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与旧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统治的经济社会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不能不规定“谁来研究”，即研究主体的问题。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本身也暗含着要全面规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就有包括主体性问题的要求，因为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利益关系。由此而言，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特定阶级对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就更为准确、全面。

 

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必须考虑其主体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因为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矛盾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阶级利益和意识的不同，对同一个经济矛盾因立场和主体的差别，会得出不同的理论规定。经济问题又往往涉及诸多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经济问题的看法是不同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对立的，经济矛盾就是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对立统一【9 J。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考虑“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决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出路的先决条件。

 

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主体性?西方经济学总宣扬自己抛弃了阶级性，是“纯技术”、“纯数理”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但他们的研究总是建立在严酷的假设前提下，而这些假设前提的背后，隐藏的就是他们代表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主体性!却不敢像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样，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还要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世界性的社会科学，但其世界性是体现于各国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而且直接制约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部门，经济生活也因此具有国度性，而经济生活的国度性也就规定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初创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时期，乃至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的经济学，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未能超脱国度性。坚持和承认国度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环节【l0】。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其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不仅因为中国有特殊的经济矛盾，更在于我们是中国人，是从中国人的立场、利益、意识来进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应具有主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在借鉴外国经济学成果的同时，形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并由此而专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8l。 ，、由此，可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国的特定阶级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沦规定和特定阶级利益的总体概括。考虑“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考虑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问题，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立足点。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思路变革与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首先就要明确其主体性和国度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而是生活于中国经济矛盾中并要求解决这个矛盾的中国人，是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就应该是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和劳动者利益的总体概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中国人的智慧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的经济矛盾。

 

明确了主体性和国度性时，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思路就不能是无限西化，也不仅是有限西化，而应该是内生外化，内生为主、外化为辅，即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劳动者的立场、利益和意识来揭示与论证中国特殊的经济矛盾。虽然也借鉴外国经济学的成果，但不是简单的“嫁接”或者机械拼凑，而是以主体性的观念与方法，内生成自己对经济矛盾系统的认识，这是它与有限西化论的根本区别。

 

它不是“拼凑主义”，更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内生主义”，即在国度性基础上明确主体性，以劳动社会主义为导引，运用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法规范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系统地揭示与论证中国经济矛盾，进而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的途径哺j。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由于经济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内容和规律的，只有经研究主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自己及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进行概括，形成其主体意识，总结上升为主义，并在一般性的主义引导下，实证抽象，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才能“主观”地对经济矛盾作出理论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也就决定了导引它的主义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即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

 

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基础，深入研究和科学界定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完成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先决条件【11|。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继承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就是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其两个主要环节就是“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

 

抽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形成并运动概念，以概念运动为核心，进行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论证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它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应该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劳动社会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经济学是揭示与论证经济矛盾的科学。经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其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是有意识在交往中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以劳动改造人类自身过程中表现的矛盾状态。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个社会群体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并由此来规定经济矛盾。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揭示与论证，自然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应该是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认知障碍变革的因素和势力，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这也就构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篇4

[关键词]金融改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3-0088-05

当前，中国正在启动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业银行改革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由于中国商业银行所处制度环境及其复杂，甚至会受到社会传统、行政机构等因素影响，基于金融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分析非常必要，这样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一、银行主导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国正式确立了二级银行体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各司其职，适应经济市场化转型。此后，金融市场的建设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国放开了对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银行间同业拆借、票据贴现、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等金融市场逐步建立，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企业股票也开始以市场化模式进行交易和投资。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建立，标志着金融市场的建设已经全面展开。显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很大。与之相比，中国的银行体系改革明显落后。

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市场化的条件，国有企业改革则是商业银行改革的条件。因此，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改革的快与慢，并非仅取决于金融体系本身，而是取决于整体经济改革的进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场化先实现，则金融市场起步就早，而如果企业改革先完成，则商业银行就能较快进行股份制改造。曾经有著名学者这样评价，“作为公认的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价格改革，竟然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把过去认为容易得多的企业改革远远抛在后面，的确出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料”。[1]中国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后，仅仅是商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生产要素市场化仍然显得任重而道远，其中包括土地、资金、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内的诸多市场化运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金融市场建设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进展。

不过，从金融市场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看，尽管金融市场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商业银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认银行在中国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的金融体制面临着发展模式的选择，是选择美国、英国的市场主导型，还是选择德国、日本模式的银行主导型。事实上，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都是作为联结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中，定义了盈余与赤字单位、初级和二级市场、直接和间接融资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术语，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够提供不同的资产，而投资者对不同资产的需求就产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随着交易成本和信息经济学在金融理论中的应用，不同金融中介发展模式得到了更为合理的解释。由于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赤字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每一笔贷款业务的签订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在获取贷款者信息、提供专业化合同、维护借贷信用等方面拥有规模经济效应，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联结储蓄者和贷款者之间的金融中介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无论是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还是银行主导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体系中都是由商业银行主导资金流向。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也不断降低，当其在融通资金方面的优势超过商业银行时，金融市场就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市场才在商业银行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美国经历了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繁荣时代，银行将吸收的储蓄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则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在市场上融资。随着资金逐渐从银行体系转向金融市场，金融模式也从银行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日本和德国之所以一直保持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与其实行的主银行制密切相关，由于商业银行持有企业股票，银企关系非常密切，主银行制显著提高银行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地位，银行主导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延续。

金融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获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经济体制与金融模式之间的是否协调。从全球观点看，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金融领域的制度安排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关于公司企业的金融数据的各种数码信息越来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资银行、基金、市场经济人和证券分析业务中的各种市场导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断升值；另一方面，同样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数码化的信息的潜在价值上升。[3]显然，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进步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模式沿着这种路径发展，很容易从银行主导型逐渐转变为市场主导型。但这仅仅是金融体制选择的技术性基础，从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体制发展历程看，无论是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需要与社会经济体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资金配置功能发挥好。

中国在金融改革启动后，金融体系中的信息技术比较落后，资金规模显然无法与银行体系相比，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没有实行主银行制，但商业银行在获取企业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社会资金也呈现出向商业银行汇集的倾向，政府、企业、居民都在银行开设储蓄帐户，金融市场的筹资功能则显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参与商业银行决策的现象一直存在，与金融市场相比，政府通过干预银行业务来实现既定发展目标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这也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发展模式在中国更受青睐的重要原因。因此，商业银行成为了中国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最初设立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随着金融改革的展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归口行业发放贷款，相互之间业务出现了交叉和竞争。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的主要业务仍然集中在传统领域中，并且各自拥有贷款相对集中的行业，当时的贷款业务仍处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垄断特征。随着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呈现出逐步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此外，中国众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涉足国内储蓄贷款业务，但是由于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吸收了绝大多数的存款，其他商业银行没有实力与其竞争。在这种金融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经营方面缺少竞争压力，也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虽然成为了金融主体，但反而减慢了市场化金融改革的整体步伐。

不仅在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方面缺乏动力，商业银行行政化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在当时的国有体制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依靠财政拨款，尽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储蓄，但储蓄者无法对贷款方向产生任何影响，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预。由于各级政府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业务经营方面，都更像是机关，而非从事金融业务的企业。就连商业银行的机构设置也基本按照总行、省、市、县模式层层设置的，而每级分支行都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当政府财政紧张，无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时，就要求银行给企业发放贷款。这些属于政策性贷款的项目，本应由财政部门予以提供，或者由财政给予银行提供利率补贴，以弥补当时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的亏损。事实上，不仅银行在利息方面无法获得补贴，就连本金都很难收回。由于这些贷款大多没有经过谨慎的论证和评估，有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能够通过政府的指导获得银行贷款，贷款归还的难度极大，特别容易形成不良债权积累在国有银行体系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自然无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却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顺利推行，并且彻底解决积累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为国有商业银行走向市场化减轻负担；其次，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避免银行贷款“财政化”倾向，使银行存款、贷款业务真正做到市场化运作，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合格的金融机构；再次，政府职能需要从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彻底走出来，把银行塑造成金融企业，防止商业银行业务功能“行政化”倾向；最后，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尤其要促进各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一整套解决问题的办法，包括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积极培育包括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提出逐步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此时，中国几乎同时启动了财政、企业和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按照分税制的原则，确保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企业改革则注重所有制关系的调整，目的是厘清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现为建立独立的银行体系，完善金融市场的功能。这说明，财政改革和企业改革共同构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条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摆脱原有的各种束缚和羁绊，中国才能实现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为了减轻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贷款方面的压力，中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需要给予信贷支持的特定行业发放贷款，这样就避免了政策性贷款与商业贷款混杂的局面，既有利于促进特定行业发展，也有利于为商业银行减轻负担，为未来市场化改革提供前期准备。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超乎所有人预料，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直接导致银行资产质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债权形成的源泉。商业银行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取得进展，国家只能不断的为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之路从此开始。

不过，企业改革并非拖累商业银行转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认为中国银行体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说明在微观方面商业银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认为，如果离开对一个转型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层次的总体动态把握，不从国有金融中介产生与]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就很难全面洞察和准确把握转型经济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国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与]进路径。[4]虽然在贷款方面，商业银行大部分贷款都发给了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但在动员储蓄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基本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资金供求状态，从资金的供给角度看，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来源是居民和企业的存款，由于中国民众所特有的高储蓄倾向，居民存款已经超过企业存款，成为中国资金供给最为主要的力量。并且，与企业存款相比较，居民储蓄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商业银行所从事的零售业务是最为稳定的储蓄来源。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看，尽管在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中，居民的储蓄率最高，但中国居民储蓄率却不断呈现出下降的态势。[5]因此，在中国稳定居民储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涉及到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宏观货币形势。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动员国内的储蓄资金，以此来支持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动员储蓄这一宏观视角看，中国商业银行实行渐进式转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国家屡次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信用已经非常接近于国家信用，这对于稳定储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渐进式的商业银行改革并非停滞不前，动员储蓄的优势，与不良债权的劣势，二者之间如何权衡利弊，始终在考验着金融改革的决策者。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银行体系敲响了警钟，虽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已经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风险水平。中国在专门成立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后，仅仅过了几年的时间，不良债权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国有商业银行“大而不倒”的现象，迫使中国商业银行转型开始步入了更加实质性的阶段。将国有商业银行塑造成金融市场的主体，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需要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场竞争。

在产权改革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是压倒一切的首要原则，尤其是要保证存贷款规模，才能在较为宽松的条件下进行股权改革。显然，需要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倾斜，银行业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基本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彻底的非国有化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产权结构非常必要，企业化的银行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自然成为主要目的。

与此同时，众多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却步履维艰，放松行业进入管制，以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效率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从金融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就业、缴纳税收的主力军时，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信贷资金支持，导致信贷资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银行业结构与企业结构之间存在冲突，直接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6]发展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中小金融机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既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又有利于创造更加具有竞争活力的金融体系，城乡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属于这一行列。[7]

产权论和市场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继续给予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上的优势，以此来积累利润，甚至需要国家继续注资消化不良债权，而后者则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外部的竞争压力，分流储蓄和贷款的流量。考虑到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这无疑将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从而恶化产权改革的宽松环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诺五年内国内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开放，对于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竞争又会使股权改革面临极高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了相对折中的方案，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但金融业对外资采取不完全开放。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既处于不断增大的市场压力中，也处于国家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和补贴中，这使得曾经饱受不良债权困扰的国有商业银行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近年来，银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费用，自动柜员机、网络银行、电话银行等模式极大的降低了储蓄贷款业务的经营成本，国有银行最为明显的特征也从高不良债权转变为高利润水平。同时，也暴露出国家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新问题，巨大的市场份额使国有商业银行处于绝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各种收费名目层出不穷，服务效率饱受诟病，反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此时，以市场竞争推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转型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涨。

三、商业银行改革与利率市场化关系

中国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许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无论是中央银行调控货币，还是商业银行的储蓄贷款业务，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变量。利率市场化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商业银行体系转型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利率决定机制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能否继续的决定性环节，利率市场化的任务也开始显得愈发迫切，但改革却始终难以全面展开。

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曾经提出，“中央银行按照自己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规定幅度内自由浮动”；1992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又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的任务已经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复杂的利率种类中只有少数利率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大多数利率仍然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国利率体系非常复杂，在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中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而在商业银行体系中有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存贷款利率等。按照市场化程度进行划分，处于严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则正在逐步尝试市场化运作，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企业债券利率等已经实现市场化运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非市场化特征。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改革，但仍然对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存款准备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国这种独特的做法事实上在为商业银行提供补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业银行缴纳准备金的倾向，中国超额存款准备金长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时期，商业银行甚至出现“惜贷——超存”的现象，即宁愿把资金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发放贷款，因为前者获得的利息收入更为稳定。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存在还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紧缩措施，经常会由于商业银行拥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而失去力度。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经常频繁出现，而在经典的教科书中大多都有谨慎操作的表述。例如，“变动存款准备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准备率变动，所有银行的信用都必须扩张或收缩。因此，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几年才改变一次准备率。”[8]以及，“以改变法定准备金率的方式来使货币供应作小幅度调整是不易的。”[9]还有，“但是，尽管它是有力的，联邦储备系统并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工具。”[10]

再贷款利率与再贴现利率都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二者密切相关，一般再贴现率略低于再贷款利率5～10个百分点。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再贴现率往往被作为基准利率，中央银行以此来作为调控货币的杠杆。美国经常以调整基准利率的方式来提高或降低整体利率水平，而在中国则是直接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这种干预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却无法真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容易造成资金市场扭曲和错位。缺少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是制约货币政策准确性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最能反映资金状况的基准利率参照系仍然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这一利率就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也经常被看作是货币宽松或短缺的风向标，但由于参与者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较小，只能反映短期内金融体系资金供求状况，很难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中长期货币信贷情况，也无法以此准确衡量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从商业银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场化则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银行体系开展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转型继续深入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进展也受商业银行转型的制约，在商业银行没有实现完全转型的条件下，很难全面推行利率市场化。利息是银行利润的源泉，“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11]在中国，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贷款利息之间的差额，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进行市场化运作，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存贷差缩小，这无疑将会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中国一直在尝试存贷款利率的单边浮动，即在基准利率条件下，允许贷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许贷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场竞争将降低银行业盈利能力，不利于商业银行体系的稳定。如果允许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揽储的现象所造成的恶性竞争同样会威胁中国金融安全。显然，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必然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

可见，在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率体系已经成为非常关键的决定因素，未来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场化。当然，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会秉承着中国金融改革的一贯性特征——稳中求进。

[参考文献]

[1] 张卓元. 九十年代需重点推进要素价格改革[J].经济研究，1992（11）：14-16.

[2] Gurley，J. G；Shaw，E. S.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and the Saving-Investment Process[J]. Journal of Finance， 1956（11）：257-276.

[3]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42.

[4] 张杰.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 管理世界，2001（5）：90-100.

[5] 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6）：14-26.

[6] 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1（1）：10-18.

[7] 王志远.关于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的思考[J].求知，2007（3）：22-26.

[8]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608.

[9]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25.

[10] 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伯.货币、银行与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7.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53.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篇5

关键词：支农资金；整合；经济学

一、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支农资金整合可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和利用效率，带来的效率可以分解为：互补效应、集成效应、效益放大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这些效应将为这些支农资金提供协同机会，构建一个全新的支农资金架构，将资金集成的成效转化为最终成果，选择适当的路径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分量总和，将大大提高支农工作效率，并使支农效益同倍数或更大倍数的放大。

追求价值链的整体价值最大化是整合的原动力。在资金增值环节上，部门之间优势互补，可达到“双赢”的协同效应，相互在资金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上展开合作，在整个价值链上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公共产品“多头供给”与“供给缺位”并存的局面要求应把着重点放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上。

二、支农资金整合的障碍（阻力）分析

（一）不同利益主体和部门利益：整合的桎梏

管理体制原因直接造成了支农资金管理的人为分割、部门利益冲突，不利于资金的统筹使用。（1）创造政绩体现机构存在价值。资金是开展工作、创造部门成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是资金在各部门分散管理形成刚性的主要原因。（2）运用资源取得团体或个人福利。为了额外谋取团体或个人福利，就得争取资金控制权。这些本位利益与政府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但是与现行管理体制和机构职能设置相伴生的。（3）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地”性质决定了极易在政府部门之间形成“分赃式”利益共同体，共同瓜分财政支农资金“剩余”。

（二）合成谬误是支农资金整合的理性困境

1.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囚徒困境模型。假设在支农资金整合政策执行中有两个同级的政府A，B，他们都有积极整合和消极应付两种策略选择。当A，B同时选择积极整合策略时，支农资金将得到较好的整合效果和协同效应，管理者存在获得的奖励与升迁等概率。但是，两个部门都将失去各自资金的绝对支配权、支付整合成本和因此而获得租金。因此，总体上A，B获得同样的较高支付（m，m）。当A，B同时选择消极应付策略时，支农资金整合因执行主体措施不得力而效果不佳，而且A，B因为执行中应付需要做面子工程的代价，可能还会因为执行不力受到处分，因此，支付矩阵为（n，n）。当A，B之间一方积极整合而另一方消极应付时，积极整合一方支付为（n-a），消极应付方支付为（n+a）。其中m-n＞a（见表1）：

表1政府部门之间博弈分析矩阵

在表1所示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模型中，存在两个均衡（m，m），（n，n），且（m，m）帕累托意义上优于（n，n）。但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艰巨任务不是靠单一管理主体的积极性为能够完成的，如果只有一方努力，支农资金整合政策难以实现，博弈结果就会和双方都消极应付。这样，博弈的结果是A，B双方都消极应付，（n，n）成为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这就是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政策执行难的原因。

2.基层个体的理性决策与政策目标的偏离。财政支农资金投入过程中，其理性选择的取向是尽量为本单位争取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博弈分析矩阵（见表2）。（1）如果政府选择是集中使用，基层个体选择合理争取财政资金，那么政府的政策目标和个人的效用都可以达到最大，这里假定为（2，2）；如果基层个体只是要争取财政资金，那么其效用就会由于政府的集中投入而受到影响，有些基层单位得到的财政资金达不到个体需求的数量，政府资金的集中投入也由于有些资金投入方向不当使政策目标受到影响相应的结果为（1，1.5）。（2）如果政府的选择是分散使用，政府投入效果由于分散使用而被削弱，个体选择争取尽量多的财政资金，相应的结果为（1.5，2）；如果个体选择合理争取财政资金，相应的结果为（1，1），但这个博弈过程是有次序的。基层单位是申请部门，政府部门是审批部门。基层决策个体为了个人效用最大化，选择争取尽量多的财政资金。当前中国政府的支农职能可能会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中。因此，政府部门选择资金分散使用可能会得到更大的效果。（1.5，2）是纳什均衡结果。

表2 基层个体决策者和主管政府之间博弈分析矩阵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行为分析。根据“囚徒困境”理论，中央政府在支农问题上希望地方政府多承担责任，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高，博弈矩阵同前面的部门之间的分析。地方政府对农业投资动力不足和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积极性不高的原因有：（1）利益机制的导向。（2）农业投资外部性太强。（3）农业投资具有不确定性和效益的滞后性。

三、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动力机制

1.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基于供求定理的分析。财政支农资金相对于三农发展需要来说，是具有稀缺性的。财政支农资金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对三农的关注和投入水平。二是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速度是否能够赶上三农发展速度对资金的需求。三是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国家增加的财政支农资金远远满足不了新时期三农发展的需要。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所带来的资金节约和使用效率提高，是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的。

在总体上，支农资金一方面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另一方面财政支农的供给支持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为了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就需要拓展投入的渠道，加强财政支农能力，目前在金融危机和财力有限的背景下，财政支农资金的数量扩张的外延式发展可能空间有限，内涵式发展成为首要选择的发展模式。实现外延扩大与内涵发展相结合，不失为一种解决支农资金供给和需求之间矛盾的政策选择。

2.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基于规模经济理论的解释。外部规模经济影响着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与否以及可利用程度。外部规模经济的产生并不是依靠单个部门三农投入资金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部门之间或者财政支农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进行联合，通过节约组织成本，提高效益。

3.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交易属于关系型交易，“双边规制”、中间性组织和自组织属性、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息畅通、交易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是降低交易费用的原因。支农部门之间的交易则具有凝聚性和合作性，关系型交易能对支农资金整合进行激励。

从实际经验和理论分析来看，实行分散管理模式往往比实行整合模式成本要高。由于分散管理，相互之间获得信息的成本太高，各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交流和统一协调，导致支农资金的无效支出。从公共经济学来看，中国的这种农业分散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多中心政治体制”是浪费性的或者无效率的。

四、推进支农资金整合的有效途径

1.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需要行政组织结构的变革。根据职能重新整合政府机构，减少政府间沟通的行政成本。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可以在中央层次上实现政府间职能的整合，省级及省级以下的政府部门也需要进行类似的调整，以实现政令畅通；认真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组织化程度。

2.财政支农资金整合需要不断创新。政府需要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的定位，为保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必需的制度保障。根据受益范围和财政能力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明晰各级政府在财政支农方面的事权，实现不同级次政府之间在财政支农方面的有序分工和整合。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情况的效果考核。根据资金的预期效果调整资金投入效果，提高财政资金投人的边际效益。

3.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酵母作用，加强财政支农整合对金融支农资金的引导和整合。将财政支农、农信社改革、政策性金融支农进行三维整合。把财政支农与农村增量金融支农有机整合。具体可考虑把一部分财政支农资金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农绩效标准以奖励形式向其注入，使更多的农村增量金融组织能顺利诞生并健康成长，以增强金融支农力量，同时也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范存会.财政支农资金整合的经济学博弈分析[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8，(8).

[2]胡振虎.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整合、政合与整壑[J].当代财经，2009，(5).

[3]彭克强，陈池波.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整合论[J].中州学刊，2008，(1).

篇6

关键词：证券市场 会计信息 制度

一、制度的功能

制度是人为对人们行为规则的规定，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我国资本市场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如何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合理有效的监管资本市场，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二、创租性政策激发寻租动机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属于一个新兴的市场，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为了规范资本市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在确定上市资格、再融资资格和退市条件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证监会在制定这些法律法规时，较多地使用了反映会计盈余的会计信息作为管制的实质性条件，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股票要求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上市公司要想获得配股资格，要求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到6%；若上市公司最近3年都处于连续亏损状态，且紧接着其后一个会计年度仍未实现盈利，那么上市公司将被迫退市，不能在证券市场上继续筹资。当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管制影响到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时，上市公司的寻租动机便会产生。证监会颁布的融资政策对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让一些不符合融资条件的上市公司，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操纵即可达到融资管制所规定的条件钻了空子。

拟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操纵会计信息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获得上市资格、股权再融资资格以及避免被退市处理。笔者将对获得上市资格、股权再融资资格以及避免被退市处理三个动机展开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1.企业上市资格管制

证券要上市交易，首先得在证券市场上发行上市。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证券发行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1999年《证券法》的颁布和实施为分界线，在此之前我国证券发行带有行政审批性质。审批制下的额度控制使上市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在干预证券发行的实施过程中，带有人为性、主观性色彩，表现为拟上市公司利用会计信息过度包装财务报表以及披露虚假信息等基础性违规，造成一级市场上会计信息寻租活动涌现。

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确立了新的证券发行的审核制度，即以核准制为代表的第二阶段，是介于审批制和注册制两者之间。核准制在具体操作方面又与审批制有些不同，表现在发行推荐制度方面，由政府推荐改为主承销商推荐。核准制与审批制相比，有了很大改进。

2003年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并于2004年2月1日起实施上市保荐制，这是第三阶段。保荐制与核准制相比，更为市场化。《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还规定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不仅在发行上市前，而且在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对发行公司进行持续督导，责任落实更为明确、具体，有利于提高市场发行效率，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2.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管制

取得上市资格是拟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随着上市公司业务的拓展，需要去筹集更多的资金。目前情况下，我国企业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其中配股为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现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明显偏好配股再融资，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配股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从配股成本来看，配股成本较银行利息成本低，两者之间的差额部分就是发行股票的租金。从配股价格来看，一般配股价格较市价低很多，通常只有市价的1/2～2/3，从而，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股价，吸引投资者，另一方面尽管配股价较市价低，但依旧是净资产的2～3倍，这样一来，上市公司就可以较低成本筹得资金并通过配股价格与净资产之间的较大差价获取租金。

证监会从1993年至今，对再融资资格的管制大致经历了由松到紧，再由紧到松的过程。然而，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硬性指标，即以反映企业盈余指标的会计信息——净资产利润率（ROE）作为衡量的依据。尽管历经数次变迁，证监会制定的配股政策始终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即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一项硬性规定。上市公司为扩大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会想尽办法达到证监会的配股要求，甚至可能采用操纵会计信息来平滑收益。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知道，每一次配股政策的变更都会引起上市公司信息操纵目标跟着发生变化，变化的最终结果都是为了迎合政府制定的基于会计信息的融资管制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政府制定的融资管制的理念未发生变化，仍旧以单一的会计信息（ROE）作为管制的主要手段，那么，上市公司通过改变会计盈余操纵会计信息以达到再融资管制的最低要求的寻租行为就不会得到遏制。因此，以会计信息为基础制定的再融资管制是引发上市公司操纵会计信息，进而达到钻政策空子，以期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因之一。

3.退市管制

对上市公司来说，上市资格是一种珍贵的稀缺资源，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得以顺利融资的前提条件。因此，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保留上市资格的强烈愿望。为了避免上市后又被强迫退出资本市场，一些资产质量或盈利能力较差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强烈的动机，进行会计信息篡改。按照我国现行退市制度规定，上市公司股票连续3年亏损，将由证监交易所决定暂停上市，暂停上市后有1年的宽限期，如果宽限期内未消除亏损状况，则该股票将被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针对退市管制的亏损年限相关规定，我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对退市制度实施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市场上存在着这一普遍现象：

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账面上出现连续三年亏损引发的退市等不良后果，具有操纵会计利润的行为，这也导致了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特有的现象，如对不同会计年度之间的会计盈余进行调整，调整的结果包括 “第一年可大亏，但第二年实现扭亏”、“前两年都盈利，但第三年出现巨亏”、“相隔一年或两年出现间断性的亏损”等。不管是哪种结果，其都是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改变会计盈余来实现保有资本市场位置和继续融资的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证监会继续以连续四年出现亏损或者改用其他特定的规定亏损年限作为上市公司是否被退市的判断依据，那么，这种操纵会计信息改变会计盈余的行为就不会得到缓解。可见，避免退市动机也是上市公司进行会计信息篡改的又一个动机。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对资本市场有关上市、再融资以及退市的管制使得我国的上市资格和再融资资格变成一种稀缺的商品，政府干预下的融资政策对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使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篡改行为盛行，降低了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使得那些真正需要融资的企业难以获得有效途径进行融资，对证券市场投资人利益也造成损害，由此可见，过度依赖会计信息是无法保障资本市场良性运行的，只有削弱基于会计信息的融资管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上市、再融资及退市行为，才能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上策。

参考文献：

[1]鲁君谊.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寻租行为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重庆工学院,2008,(06)

[2]吕博.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寻租行为分析.广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3）：38-39

[3]王烨.会计寻组问题探讨.技术经济，2004，（09）

[4]席彦群，赵宏，罗媛媛.论证寻租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管理世界，2003，（05）

[5]林钟高,赵宏.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J].财经研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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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子支付；网络外部性；双边市场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由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起步阶段逐步进人了高速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的经济学特征逐渐显现。

一、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现状

(一)电子支付定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中，将电子支付的定义界定如下：“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电子支付指令发起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历经了传统支付向以网络支付为主的新兴支付的转变，其涵盖范围也从atm取款、pos消费扩大到b2c、b2b、c2c等网络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领域。

(二)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提高，互联网正在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据cnnic最新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最快，平均年增幅达到了68％。其中，网上支付用户年增幅80.9％，在所有应用中排名第一。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500亿，2010年网络购物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电子支付产业模式呈现出网络支付(b2c、b2b等)蓬勃发展，移动支付、电话支付蓄势待发的特点。网络支付按照机构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商业银行支付网关、中国银联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1、商业银行支付网关 　我国最早推出网上支付的机构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网关系统由各家商业银行自行开发，制订统一的接口标准，通过与商户服务器直连，借助网上银行系统满足网上购物和客户商户间的资金结算的需要。银行支付网关的推出，有助于各家商业银行拓展新商户、收取结算手续费、扩大本行银行卡、网上银行的影响面进而绑定客户存款、获得综合收益。银行支付网关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近年来发展的重点及未来市场争夺的焦点。 　2、中国银联支付 　中国银联支付由银联公司与商户服务器联接。商户并不与发卡各商业银行连接，银联通过现有的银联收单系统实现各发卡行与商户间的资金清算。银联支付可以受理各家银行卡且支付方式简单，用户只需输入卡号、密码就可以进行付款，但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3、第三方支付平台 　主要是指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和银联支付网关之外的支付平台。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支付宝、网银在线、上海环迅、腾讯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由非金融机构创建，但已基本实现了与各商业银行的直连，能够受理各家银行卡，而且比普通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功能完善、能够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电子商务服务，因此虽然起步晚，但竞争力强，成为很多中小商户和网上支付消费者的首选。

二、我国电子支付产业经济学特征

电子支付产业中包含着众多的参与者：商业银行、商家、消费者、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监管机构等。各参与者之间关系复杂。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经济学特征逐渐显现。

(一)网络外部性特征 　1、网络外部性定义 　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mality)最早是jetlrey rohlfs在研究电信服务时发现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完善，katz和shapiro对网络外部性是这样进行解释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产品使用者来自消费该产品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该相同产品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加的效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当采取同样行动的人(agents)的人数增加时该行动所产生的净价值的增值。网络外部性实质上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有正负之分，产品使用效用既会随着消费该产品的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大，导致正的网络外部性；同样消费者也会因该消费产品的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大外部成本，从而产生负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根据产生方式不同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与间接网络外部性。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通过消费相同产品的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直接物理效果产生的外部性，例如电话网络、电子邮件、网络游戏等。而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随着某一产品使用数量的增加，该产品互补品数量随之增加，价格逐渐降低，从而间接提高了该产品的价值。间接网络外部性比较典型的例子如电脑操作系统，随着终端使用客户数量的增加，在该操作系统上进行软件开发的公司逐渐增多，新软件产

品不断丰富，从而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该系统的终端，推动操作系统这个平台的价值不断提升。 　2、电子支付产业网络外部性特征分析 　电子支付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同样既有正的网络外部性又有负的网络外部性。随着网上消费群体与商户群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网络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丰富商品而不用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能够享受到电子支付带来的方便快捷的购物新体验；网上商家能够从网络这个巨大的无形市场中吸引到天南地北的客户，同时降低交易、库存等成本，赚取丰厚利润；同时电子支付的发展完善了电子商务产业链，大大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如银行卡、物流等产业)的发展。这些方面无疑都提升了电子支付产业的价值，是电子支付产业正的网络外部性的体现。 　同时，电子支付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商家、金融机构以及物流等电子商户相关产业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网络上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电子支付过程中，客户账户、联系方式、住址等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拥有此类信息的各相关机构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大规模客户隐私泄漏风险。再比如，电子支付实现方便快捷支付的同时，也引发了比如信用卡套现、网络洗钱等新型犯罪问题。这些又体现出电子支付产业负的网络外部性。 　从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划分角度上分析，电子支付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应该属于间接网络外部性。因为单纯电子支付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提升价值，消费者选择是否进行电子支付取决于网上商家的多少及产品种类，网上商家选择是否接受电子支付这种结算方式也取决于另一端消费者的数量。这就体现出了间接网络外部性的特征。

(二)双边市场特征 　1、双边市场定义 　目前常见的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定义有arm- strong2004年提出的：双边市场是指两种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人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更确切的定义是rochet和tirole2004年提出的：平台两端市场的定价总和固定，如果交易平台上成交的交易总量与两端之间的价格结构有关，或者说与两端的相对价格有关，则这样的市场就是双边市场。

2、电子支付产业双边市场特征分析

电子支付产业是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按照双边市场的定义，双边市场是一种类似于“哑铃形”的产业结构。当平台对两端的参与者制定的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时，价格结构或两端的相对价格改变将影响到双方对平台的需求和参与平台的程度，并会进一步影响到平台实现的交易总量。在电子支付产业中，电子支付平台提供机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网上消费者和网上商户提供结算服务的同时也对平台的两端实行收费，收费价格策略的制定既包含对消费者端收费价格策略，也包含对网上商户端的收费价格策略。 　电子支付产业中只有电子支付平台两端的参与者达到一定规模，电子支付平台才能够正常运转，并在一定的规模临界值之后实现盈利。要使平台两端参与者同时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相较于平台两端的价格总水平，两者间的价格结构更为重要。在实际的电子支付平台运营中，常常采用定价平衡法则，平衡法则是指为平衡两边用户的需求，交易平台通常对一方采取低价策略或转移成本的方式，以吸引其来平台注册交易。具体来讲，就是仅收取网上商户的费用而对网上消费者低收费或不收费。这正是双边市场特征的明显体现。

三、我国电子支付产业的发展建议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网络外部性及双边市场等经济学理论特征研究为促进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大力扶持，合理定价，促进电子支付产业发展

电子支付产业在我国仍然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产业，需要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高度重视，大力扶持，提供各方面的政策支持。电子支付产业中各支付企业应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合理制定价格策略，提高竞争力，扩大消费者与商户规模，实现产业规模经济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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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税收征管  制度选择

一、 新制度经济学与税收征管

①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至关重要，制度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核心的地位。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三大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概括得很不全面，应将制度这一要素概括进去。制度是经济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第四大柱石。如果离开了制度，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就难以发挥其功能。

②实施机制则是指制度内部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正式规则有实施机制，非正式规则也有实施机制。检验一个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极高，从而使得任何违约行为都变得不划算。

③税收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法制化的税收征管应该算得上是制度组成部分的正式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因此，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分析税收征管可谓是水到渠成。

二、 我国税收征管的制度分析

依法治税通俗地讲，就是依照国家颁布的税收制度来处理税收工作。因此，税收制度就成了本文的分析对象之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更糟糕。历史上以“人治”为主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制定法律，而是没有建立起与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实施机制。

我国税收征管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有关资料表明，在近年税收的增长中，大约50％的增长与当年经济增长有直接关系。2001年税收增长速度19.8％，大概9％与当年经济增长有关，这个增长速度与同期gdp7.3％的增长速度基本接近。可以这么认为，50％的税收增长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外生变量造成的，即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税源的增加造成的。另外50％的税收增长是税收征管制度的内生变量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征管制度进一步落到实处、征管质量提高所造成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质量也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保障税收征管质量的制度方面仍有一些缺陷。

（一）征管程序较为严格，而执法环境不配合

其表现为税收制度规定不清、行政干预、 税收计划高于税法等给征管带来很大难度。

（二）税收征管质量保障制度失衡

我国现行的征管模式只能算是初步具备了“以纳税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模式。也就是说有了征管的正式规则。但《税收征管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1号）中规定：考核指标有登记率、申报率、申报准确率、入库率、欠税增减率、滞纳金加收率和处罚率7率。其中：

申报准确率 = [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纳税人申报的纳税数额 + 税务机关查补的税额）]×100％。

查补税款入库率 = 实际缴纳入库的查补税款/应缴纳的查补税款×100％。

罚款入库率 = 已入库罚款金额/应入库罚款金额×100％。

欠税增减率 = [（期未欠税余额 ， 期初欠税余额）/期初欠税余额] ×100％。

滞纳金加收率 = 逾期未缴税款已加收滞纳金的户次（金额）/逾期未缴税款应加收滞纳金的户次（金额）×100％。

处罚率 = 实际涉税罚款户次（金额）/查补税款户次（金额）×100％。

由于税务稽查查出问题按税法进行处罚后，不可能保证100％得到执行，因此以上6个公式中分子的增加额往往会小于分母的增加额。查得越深、查得越多，上述6率有可能越低，征管质量越差，出现税务稽查悖论。上述6率与税务稽查力度负相关的关系就会使得税务机关和税务稽查人员产生逆向选择，即为追求征管质量而放弃或减少税务稽查，除非举报等经过立案非查不可。实际上税收征管模式的有效运行机制关键在于税务稽查作保障，以查促征管。因此可以说，税收征管模式的制度与评价税收征管质量的制度发生了冲突，税务稽查只能是顾此失彼。

从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角度看，税收征管内部机制的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征管正式规则较为完善，但实施机制不健全。纳税人偷税成本太低是根本原因。造成这个原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税收征管的因素应该说是主要的。

三、优化我国税收征管的制度选择

④来构建中国特色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各国都有自己的非正式规则，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和公民纳税意识低下。其次，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与之相适应的税制结构也不尽相同。再次，从正式规则来看，国与国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法律制度及其实施过程就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从实施机制看，我国的实施机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明显偏弱。

优化我国税收征管的制度设计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非正式规则大众化

⑤中就有三大成因是与纳税人对税收的评价直接有关的。首当其冲的是偷逃税无所谓。公民纳税意识欠缺，纳税人与税法没有亲近感，是大量税款流失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开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700余位居民的纳税调查结果显示：51.6％的人承认只缴纳了部分个人所得税或完全未缴纳个人所得税。有26.9％的未足额纳税者表示即使缴税也未必能享受应有的权利。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体验自白：“我不曾因纳税多而得到尊重”。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缺陷，一些财产归属不清，也造成了纳税人心理不平衡，不愿纳税。就连2002年1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整顿税收秩序工作，在社会上也响起了不同的声音。有直呼大快人心的，有斥其为新世纪掀起的“荒谬”的“仇富运动”的。此次查税之风引起的众说纷纭再次暴露出转轨时期多重价值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政府也好、纳税人也好；高收入者也好、低收入者也好；国有企业家也好、民营企业家也好，无不有价值失衡之感，认为自身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这实际上反映出社会统一的价值评价和保障体系的空缺。当务之急是要构建我国的税收文化体系，尤其是税收法律主义观应该深入人心。我国加入wto以后，税收至少在透明度上应有长足的进步，人们与税收的距离才能越来越近。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宣传和普及税收知识。另外，要加紧探索公共财政的发展之路，让纳税人能够真切感受到“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正式规则可操作化

1.牢固树立依法治税的思想。税收征管必须而且只能以税法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目标）。否则，税务稽查（实施机制）无所适从。要解决这个问题，重中之重是将税收指令性计划变为税收指导性计划。

2.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使税收征管真正有法可依。税法本身必须协调统一，不能相互打架。税收制度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税收征管的最大潜能，对那些可征可不征、制度规定要征而经过努力后还可能征不到的税收，税收制度应该采取稳健原则坚决规定不征。另外，由于税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率，适时改革现行税收制度，将过高的名义税收负担率降下来势在必行。

（三）实施机制有效化。

1.进一步强化税务稽查。税务稽查是现行税收征管模式有效运行的最主要保障机制。我国纳税人的偷税成本太低，并不是我国税法对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得太轻，而是在于纳税人偷税的被发现率太低。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款滞纳金作了下调（由千分之二下调到万分之五），这是处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与国际上相比原来的规定偏高；二是滞纳金偏高给实际执行带来难度。我国的税务稽查率（面）极高，但偷逃税发现率和处罚率偏低。要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必须树立税务稽查是税收征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观念。同时，在税务稽查的实施上，不能搞普遍稽查，而是要重视案头审计（或稽核评税），对有问题的纳税人进行有针对性的税务稽查。这样，对诚实纳税的纳税人可以说是一种“激励”。在设计纳税人合作的激励机制方面，日本实行蓝、白色申报制，诚信的纳税人实行蓝色申报并可取得税收上的优惠政策。但这样的制度不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不好实行“拿来主义”。相比之下，有重点地选户进行重点稽查应该是较为可行的。为了避免会计信息失真导致案头审计失效，也应该重视现场税务稽查。

2.税收征管制度在全国省际之间应该允许地区差别的存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存在地区差别，主要的税收制度应该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征收方式上允许存在地区差别，其目的是降低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交易成本。

3.增加纳税人的申报资料（主要是会计资料）的数量，提高申报资料的质量。目前的集中征收应该是信息的集中，而不是单纯的征收地点的集中。信息的集中必须有更多的信息源，这方面国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双向申报制，日本则要求法人企业除了要报送会计报表、纳税申报表外，还要报送18种附表，如往来账明细表、银行存款明细表等，大大提升了税务案头审计交叉稽核的质量，从而提高税务机关的行政效率。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中也应该要求纳税人提交往来账明细表、银行存款明细表。如果税务机关掌握了纳税人的往来明细账户余额，通过交叉稽核，在税务机关内部就可以核实纳税人是否有虚构往来达到隐瞒收入的问题。大大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①  参见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版。

③  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 ，王诚等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2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④   杨 斌《选择税收征管模式的原则》，《税务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偷漏税“黑洞”十大成因》，《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9月20日第3版。

⑥ 同 ②

篇9

论文关键词：国外经验：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启示 

 

从主导机构来看，我国的职教集团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职业院校主导型，如：江苏从2004年起成立的20余个行业性职教集团，湖南从2008年起成立的18个行业职教集团：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如：以城带乡、三段培养的“海南模式”，行业为主、城乡联合的“河南模式”，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天津模式”等；三是复合主导型，是一种校、企以及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多元合作组成的职教合作联盟。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政府主导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数量上最多，在模式上也最丰富”。本文以德国、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职教发达国家为例，探讨它们根据本国或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创新职教发展体制机制，通过宏观规划、政策引导、财政扶持等多方位支持，有效推进职业教育的集团化和集约化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建设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一、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的特点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职业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各类职教集团组织模式都离不开政府支持。本文所指的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是指地方政府为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各种职教资源成立的区域性职教联盟，与行业性跨区域的其它类型职教集团有所区别。“政府直接促成各实体间的联盟；各实体间联盟的方式主要是互补性合作联盟：具有对弱势实体的倾斜和保护的作用：生命力和成功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时间”。 

地方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有以下特点：一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为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牵头组织和整合相关职教资源成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联合体。二是区内联盟。集团内各成员实体都是本地区内较有影响的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人才培养互补性很强。三是项目导向。政府通过政策、法令、投资等不同手段，促进各成员实体之间通过项目合作实现共赢。四是保障有力。政府在集团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投资、购买、筹措、协调以及规范职能。 

 

二、职教发达国家政府主导职教集团办学的经验 

 

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教育集团化逐渐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教育领域发展最迅猛的组织形式，教育集团以其网络化、集团化、连锁式、巨型化等特点受到了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和圈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德国“跨企业培训中心” 

德国的“双元制”职教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学校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培养人才全过程的一种办学模式。它为德国培养了大量操作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工人，生产产品以做工精细、品质优异享誉世界，为德国经济发展和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影响深远。上世纪70年代，由于技术越来越细，职业工种之间差别愈来愈大，中小企业因其规模、培训成本、培训能力和培训工种等方面的条件局限，无力提供全面和多样化的职业培训项目，甚至无法完成企业内部的培训，在此背景下，以模拟工厂公司和项目教学法为核心的“跨企业培训中心”在德国纷纷成立。 

跨企业培训中心是由国家拨专款。联邦政府、州政府、社会中介组织、中小型企业通过法律合同联合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整合多方资源以解决企业培训能力不足的问题，它“提供了把各种宽泛的专业集中在一起培训的可能性，很好的解决了众多中小企业的一大难题”。跨企业培训中心的实质是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关心和支持职业教育，形成合力，共担义务，推动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它作为民办非盈利机构，资金分别由联邦科学教育部、经济部、劳动部、各州主管部以及区和地方的行会来承担， 

“跨企业培训中心”模式的特色主要有：“(1)跨企业培训中心是以政府、社会中介组织或企业为办学主体的民办非盈利联合机构。通常由政府拨专款资助，多家企业联合承办或者由社会中介组织主管。(2)以人才培养为目的的互补性合作联盟。(3)跨企业、跨行业、跨区域的职业培训联盟。(4)以法律合同为联盟的契约。(5)企业培训的重要补充”。 

 

(二)澳大利亚“新学徒制培训学院” 

1998年以来，澳大利亚开始执行“新学徒制”。“新学徒制”主要是以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为基础，联合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澳大利亚的新学徒制无论是在对培训提供的经济资助上还是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都体现了市场导向。政府按市场运营机制，采用商业化拨款方式，即根据学徒的人数、开设课程的数量与培训的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拨款。如果某培训机构培训质量下降，政府就将减少或收回投资”，鼓励职教培训机构的良性竞争。 

新学徒制规定，提供学徒培训的雇主与学徒之间应签订培训合同，同时培训合同要在相关的州和地区的培训局注册。为了使新学徒制得到良好的发展。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设立了300多所新学徒制培训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帮助培训机构(企业或公司，职业学校)和学徒双方达成培训协议，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为学员提供拟从事的行业和职业的相关资料；帮助学员寻找适合自己的培训机构；协助学员填写必备的表格：合理安排培训内容、时间和活动；签订培训合同，落实学员学习培训期间的福利待遇和工资等事宜。新学徒制中，学徒在职业学校的学习，主要由澳大利亚各州和地区内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tafe)承担，也可以在其他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学校和场所完成。 

某种程度上，部分tafe具有集团化办学的性质，它是由政府、社会和学校相结合的、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综合的职业技术与培训机构。它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所在州政府共同投资兴建，并精心管理，已成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澳大利亚各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加工厂”。此外，为加强职教资源整合，澳大利亚政府支持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跨区域组建大型职教集团，比如：澳大利亚国际职业教育集团(aitmg)与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多个企业和教育公司有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国际化的职业教育集团。 

 

(三)美国“技术准备计划中的综合教育集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推出了技术准备计划(tech prep)，技术准备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为发展经济而设计的一套宏观的职业教育发展指导方针。美国政府期望通过这一计划，整合政府、学校(各类培训机构)及企业中有利于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生产要素，达成就业、升学、终身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教育效率等多个目标。 

其核心的实施理念：一是在政府统筹指导下，社区学院、地方职业技术学院、综合中学、四年制的学院或大学、各类学徒组织以及私立教育机构相互签订实施技术准备计划的协议：二是实施工作本位学习，它是技术准备计划的关键；三是通过企业的参与合作，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加强职业学校教师与企业的合作与对话，共同开发课程。 

美国作为一个职教发达国家，具有集合体特征的集团化教育组织主要体现在中学后私营教育领域中。这些私营教育集团采用母子公司制的传统企业管理方式，对原有的、加盟的或派生的成员单位以责任制形式实行公司化管理。在技术准备计划的指导下，各类教育集团加强了和产业界的联合办学，包括教学材料、专业设置、项目改进、结果评估等。以著名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公司为例，“其职业与成人教育领域有了三个改变：建设了紧跟市场的课程开发系统；完善了成年人学习的效果评估系统；健全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估系统”，目前阿波罗教育集团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市公司。 

 

(四)荷兰“政府投资引导的区域培训中心” 

1996年1月，荷兰政府颁布了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法，这部法案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涵在内，首次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开，目的在于加强和进一步整合初等及初等后职业教育体系。“法案建议，在许多小规模职业学校之外，开办一些规模较大以集团化运作的区域培训中心。只要符合办学标准遵循教育部的相应法规，均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进行资助”。 

荷兰政府支持职业技术教育的区域化发展，注重考查学校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有那些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学校，政府才给予投资，避免了由于专业设置、办学定位雷同而造成的竞争和重复建设。使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海牙的modiaan职业学校，是个规模化、集团化的大型职业技术学校。它根据海牙的经济发展，设立5个分校。各分校专业之间不重复。荷兰职教集团化办学主要特征是“以连锁投资型集团形式有机整合各种资源，以品牌、师资、管理模式、教育理念为纽带，形成自身的经营运行机制，并以规模优势实现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和利润最大化”。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政府主导型职教集团的启示 

 

(一)运用多元杠杆，发挥统筹组织职能 

职教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共同特点是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动介入，一般不通过行政指令，而是通过多元杠杆加强统筹组织，如通过财政拨款、政府购买服务、资源置换担保、投资股份、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多种手段，在集团成立初期牵线搭桥，在集团运行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搭建合作平台。 

我国地方政府主导职教集团的成员主要是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有着较大的差距，比如：集团内部的中职、高职及培训机构之间，各企业之间也有着各自的利益冲突。以章程、协议或契约为纽带的松散联盟，对各主体难以形成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应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发挥好统筹组织职能。首先，政府应在制度建设层面上给予关注和支持，规范集团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明确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在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其次，政府在管理层面上应设立或调整相关职能部门，赋予其协调、管理、指导职能，通过投资、评估、监控等方法引导集团发展。第三，政府在专项支持层面上应通过税收调节、政策优惠、严格就业准入等措施激励校企开展合作，优势互补，平台互用。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 

(二)对接地方产业，发挥宏观指导职能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与产业发展结合非常紧密。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在宏观分析国家或区域内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技能型人才或技术应用性人才的供求关系作出预测，指导专门人才的培养，并以资金支持、行政引导、政策保障等方式进行宏观调控。 

近年，我国各地都加快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对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在编制地方经济发展规划时。应广泛吸收职教界人士的意见，分析区域内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引导职业教育培养面向地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紧缺的高技能人才：其次，职教行政管理部门要以职教集团为平台，收集产业发展的各类信息、预测技能型人才需求、制订有关人才培养规格与标准、组织校企合作共同编写教材、指导各类职业培训、组织职教评估等：第三，根据产业发展需要灵活调整教育服务内容，开办地方特色专业，争取区域内人力资源与供给结构的动态平衡。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资源整合为重点，加强对地方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和协调，提高职业教育办学综合效益。 

 

(三)整合优质资源，发挥协调服务职能 

职教发达国家通过行使政府行政职能，既是职业教育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又是职业教育的协调者和服务者。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协调职教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创造和提供各种条件保障职教集团的顺利运行。一是充分利用职教集团的资源平台、制度平台、交流平台、共享平台，实现职业教育的集约化管理和开放式发展。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合作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扩大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形成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产业。三是实现师资和专业的优势互补。探索教学改革和学分互认。及时调研分析区域内企业专业人才需求信息，组织对专业设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改革、质量考核标准等有关人才培养培训的事项进行研讨和交流，探索集团内中高职对接的途径，在招生、就业、教学、科研等方面进行有效合作。四是实现实验室、实习基地、图书馆、学报学刊等短缺资源的共享，共同开展职业资格鉴定，建立新型的共享型校企合作实训基地。五是通过政策扶持和发挥集团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和企业资源的共享，通过校企共同进行“订单培养”、科技开发与应用推广合作，培养人才、服务社会。 

 

(四)出台政策法规，发挥激励约束职能 

篇10

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亟需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对象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把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正是适应政治经济学现代定位需要的科学选择。

（一）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时间定位

1.利益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的永恒追求

人类活动是紧紧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的追求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人的交往还是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利益的创造和获取，人类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经济学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利益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

当前，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离开了发展，就失去了尊严和地位。因此，各国都把发展作为本国的第一要务。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将是各个国家追求的必然主题。政治经济学要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王冠地位，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和揭示利益的创造、分配规律，不仅尊重了人类的根本追求，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

（二）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定位

1.从现实国情看，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改革，目的都是通过利益的重新协调，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焦点也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仍然是构建利益协调的社会。

2.从国际背景看，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展经济的制度、方法和政策上，各国相互借鉴，表现出了很强的趋同性。现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如空间开发、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研究，携手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寻找共同发展。

（三）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定位从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逐步发展到了知识经济阶段。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突出，非物质产品在生活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享受闲暇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代经济的主体也随之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知识产品、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等开始替代物质资源要素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决定作用，科学、教育、卫生、生态等一大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门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经济关系、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保持传统经济学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研究阵地，又可以把非物质的利益生产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从而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科学性。

（四）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经济活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人。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研究，而是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关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而能把各个学科联系在一起，能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全面反映政治经济学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对象只有利益。把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适应了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需要。

二、以调整研究对象为契机，重塑现代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

首先，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能够使政治经济学真正变成身边的经济学。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脱离了社会实际，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在科学研究中，由于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许多人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经济学，留下的人则专注于政策、对策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政治经济学被作为单纯的政治课教授，结果教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则可以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窘境，使之真正贴近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身边的经济学。

其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贯彻始终，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或者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或者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几个部分，但始终不能做到同一逻辑线索贯彻全篇，几个组成部分无法实现有机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被简单割裂，大大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用利益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极大的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再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彻底解决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矛盾。长期以来，人们重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却忽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西方经济学侧重资源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理论，无法沟通和协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尊重了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包含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强调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基础上分析其个性，可以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促进，彻底解决困惑研究和教学实践多年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完善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利益关系，研究主线是资源配置（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实现的最佳组织形式和途径，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这样，研究的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的有机联系，便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